1918年的覺醒經歷，還沒有給他帶來一套外交方面的綱領。這套綱領是他在以後的六七年內得出的。不過，我們可以在這裡順便交代一下。首先是無論如何要再次發動那場（在希特勒看來過早中斷的）戰爭的決定。其次的想法是，不把這場新戰爭僅僅當作舊戰爭的重複，而是要在新的、更好的結盟格局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之後使敵對聯盟破裂的矛盾來進行設計。這一想法形成的各個階段，以及1920年至1925年間希特勒考慮的各種可能性，我們這裡省略不談——讀者可以在其他書籍中看到。最終的結論（寫在《我的奮鬥》中）是一個計劃。在這一計劃中，希特勒把英國與義大利當作同盟國或者善意的中立國，奧匈帝國的後繼國家與波蘭被視為協助民族，法國是首先應該被打敗的次要敵國，俄羅斯是一個應被佔領而且長期被征服的主要敵人，應該被改造成德意志生活空間，一個「德意志印度」。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本計劃。但它從一開始就不能奏效，因為英國與波蘭不接受希特勒為它們設想的角色。我們在下文還要多次涉及這一點。這裡，我們要講的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因而不能過長時間地停留在這一點上。
我們現在講到的是希特勒進入政界與公眾視野的時刻，即1919年秋冬與1920年初。這是在1918年11月之後他的突破性經歷。而且，這一突破不是指他在德意志工人黨（他不久之後將它改名為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很快成為了領袖人物——這不需要多大本事。這個黨，當他加入的時候，還是一個亂糟糟的無名小黨，有幾百個無足輕重的黨員。他的突破性經歷是他發現了自己的演說魅力。這發生在1920年2月24日，那天希特勒在一個大眾集會上做了第一次演講，他獲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眾所周知，希特勒能夠將各種不同人群（人越多越雜越好）組成的集會轉化為一個同質的可塑群體，先把這一群體引入一種近乎夢幻的狀態，然後給予其一種近乎集體性高潮的感受。這一能力的基礎並不是演說藝術（希特勒的演說進展緩慢而疙疙瘩瘩，沒有多少邏輯結構，而且有時幾乎沒有明確的內容，而且希特勒的聲音沙啞，喉音很重），而是一種催眠能力，一種能隨時控制所存在的集體潛意識的能力。這一對大眾的催眠能力是希特勒第一項政治資本，在很長時間內是他唯一的政治資本。至於這一影響如何強大，親身經歷者能提供無數的證據。
比對大眾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對希特勒自己的影響。只要想象一下，一個有理由認為自己是陽痿的男人突然發現自己能夠創造效能力奇蹟時會是何等感受，我們就能理解這對於希特勒來說是何等巨大的影響。在此之前，當他與他的戰友們在一起的時候，當講到讓他激動的話題，即涉及到政治與猶太人的時候，有時他會從對他來說正常的沉默狀態中覺醒，突然開始胡言亂語、慷慨激昂。當年他只是使人感到詫異，被看成是個「瘋子」。現在這個「瘋子」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大眾控制者，一個「鼓手」，「慕尼黑之王」。一位被低估者的寂寞而苦澀的高傲，轉變為一個成功者的陶醉的自豪。
他現在知道，他能做一件無人能做的事情。他也已經知道，至少在內政方面，他十分清楚自己想要幹什麼；而且他不能不注意到，在他很快成為名人的右翼圈子中，暫時比他要有名得多的政治家中沒有人真正知道他們要達到什麼目的。兩者加起來應該賦予他一種獨一無二的感覺，作為一個失敗者與被低估者，他本來就有著此類感覺的基礎。由此逐漸醞釀出了大概是他政治生活中真正最重大的與革命性的決定，即當領袖的決定。
我們無法確定他何時作出了這一決定，它也不是由一個具體的事件激發產生的。我們可以肯定，這一決定在希特勒政治生涯的最初幾年中還不存在。那時，希特勒對成為一位宣傳演講者，一位民族覺醒運動的「鼓手」，已經心滿意足了。他還尊敬那些當時集中在慕尼黑策劃各種政變的帝國遺老，特別是那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兩年擔任德國作戰首腦的、現在被公認為所有進行顛覆活動的右翼運動中心人物的魯登道夫將軍。
進一步認識魯登道夫以後，希特勒對他的尊敬消失了。除了他獨有的能控制大眾的感覺以外，希特勒又逐漸感到自己能在政治上與思維上戰勝所有可能的競爭對手。在某一個時刻，希特勒可能又認識到（而這不是理所當然的），這一競爭的目標不僅僅是未來政府中職位的分配與地位的高低，而實際上是史無前例的東西，即一個集權的、不受憲法或分許可權制的、不受集體領導限制的長期獨裁。
這裡顯現出了君主政體及其復辟可能性在德國消失以後所遺留下來的空缺。魏瑪共和國不能填補這一空缺，因為它既不被1918年11月的革命者所接受，也不被其反對者所接受，這個空缺是（按當時的口號）一個「b沒有共和黨人的共和國/b」。在20年代初期，產生了一種氛圍，用雅科布·布克哈特的話說，即「對於一個與以前的政權相似的東西的渴望」，這種渴望已不可阻擋，而且在「為那唯一的人準備著」。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人都在期待著「那唯一的人」，不僅僅是為了找到遜位的德皇的替代，而且是出於另一個原因，即出於對戰敗的不滿，以及對被感受為侮辱的、強加的和約的無助與憤慨。詩人斯特凡·格奧爾格表達了一種普遍的心聲，他預言一個時代即將到來，在那個時代將會
誕生那個唯一拯救的人
並且已經為他設計好應該做些什麼：
他砸毀鎖鏈，把秩序掃進垃圾堆，
把迷路的趕回永恆法理，
偉大的再次成為偉大
主人再次成為主人，
規矩再次成為規矩，
他把真正的象徵別在民族的旗幟上，
他領導其忠誠的群眾
經過晨曦的風暴與危險的訊號
於日出之後辛苦建立嶄新的帝國。
這似乎是針對希特勒說的！甚至「那個真正的象徵」——勾形十字架，幾十年來就裝潢著斯特凡·格奧爾格的書籍（不過沒有反猶的含義）。格奧爾格1907年的一首舊詩聽起來似乎是對希特勒的預見：
那個人！那個壯舉！人民與高階委員會在渴望
不要指望與你們同桌吃飯的某個人！
或許是那個長年坐在你們的兇手中的，
睡在你們的監獄裡的人：他站起來，採取了行動。
希特勒不大可能知道格奧爾格的這首詩，但是他感受到了這首詩所表達的心聲，這種心聲影響了他。儘管如此，作出自己當「那個人」，當那個所有人都期待的、希望他帶來奇蹟的人的決定，無疑還是需要一定勇氣的，這種勇氣在當時及後來除了希特勒沒人有。在1924年口述的《我的奮鬥》的第一冊，記錄了這一完全成熟的決定，在1925年新建政黨時，它第一次被正式付諸實施了。在新建的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中，自始至終只存在b一個/b意志，即領袖的意志。後來充當領袖的決定，在更大的範圍內實現了，但這與其起初的決定相比，在希特勒內心的政治成長過程中只是一個較小的飛躍。
按照不同的演算法，到達那一步希特勒還要度過六年、九年，甚至十年，因為希特勒獲得不必向任何人負責的全面權力的時間不是1933年，而是興登堡去世的1934年，當他成為「元首」時，希特勒已經四十五歲了。然後他面臨的問題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內政與外交綱領能夠實現多少。他以其政治生涯中——至今仍然不是人所皆知的——第一個完全保密的不尋常的決定回答了這一問題。他的答覆是：全部！這一回答包含著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決定：他讓其政治與政治時間計劃服從於他自我估計的壽命長度。
這的的確確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決定。試想一下：個人的生命是短暫的，國家與民族的生命是漫長的。對此，不僅是所有的國家制度——不管是共和制還是君主制，就是那些要「創造歷史」的「偉人」（或出於理智，或出於本能），都理所當然地基於此種認識來作出相應的安排。我們在前面與希特勒比較過的幾個人中，沒有一個認為自己是不可取代且將這一觀點付諸實施的。俾斯麥在一個長遠規劃的憲法制度內，為自己打造了一個權力巨大但許可權清楚的職位，而當他必須離開這一職位時，他離開了，儘管很不情願，但還是服從了。拿破崙試圖建立一個王朝。列寧建立了黨，同時也把黨作為接班人的培養基地，而且這個黨確實產生了有能力的接班人，並排除了無能的接班人，儘管有時要渡過流血的危機。
所有這些在希特勒那裡都不存在。他故意把一切建立在其個人的不可替代性上，建立在永久的「要麼我，要麼混亂」的基礎之上，幾乎可以說，是建立在「我以後可以是洪水滔天」的基礎之上。沒有憲法，沒有王朝（撇開希特勒對婚姻的恐懼以及沒有子女不談，這也不合時宜），也沒有一個真正能擔負國家重任的、推出領袖的、長久的政黨。納粹黨只是希特勒個人奪權的工具；它從來沒有一個政治局，他不讓接班人在黨內出現。他拒絕考慮其死後的事情，並作出生前的安排。一切都必須通過他本人實現。
這樣，他給自己施加了必然帶來過急且不現實的政治決策的時間壓力。因為任何政策，如果它不從具體環境條件與可能性出發，而是取決於一個人的壽命長短，都是不現實的。但希特勒的決策就是這個意思。它尤其意味著，他的生存空間大戰必須在他活著的時候由他自己進行。當然，他沒有就此公開講話；否則，德國人會感到有點不對。但是，在1945年2月波曼的筆記中，他都坦白地承認了。在抱怨自己開戰晚了一年，也就是沒有在1938年而是在1939年開了戰（「但是我沒有辦法，因為英國人與法國人在慕尼黑答應了我的所有要求」）以後，他繼續說道：「b糟糕的是，我必須在一個人的短暫一生中完成一切……其他人擁有無限的時間，而我卻只有可憐的幾年時間。其他人知道他們有接班人……/b」不過，他沒有接班人，是他自己的安排。
在1939年戰爭爆發前後，他也曾幾次（儘管不是在公開場合）隱約表示過，他決心將德國曆史納入並服從其個人生命。1939年初，他對到柏林訪問的羅馬尼亞外長伽芬庫說：「我現在五十歲，我寧願現在，而不願意在我五十五歲或六十歲時開戰。」同年的8月22日，在他的將軍們面前，他以其「個人的地位與獨一無二的權威」來論證「他不可動搖的開戰決定」，這種權威或許以後不再存在，因為「誰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幾個月以後，在11月23日，在同一群人面前，他在督促他們加快實現西線進攻計劃時說：「b作為最後一個因素，我必須提及我本人不可替代。既沒有一位軍人也沒有一個文職官員能夠替代我。刺殺行動可能再次發生……帝國的命運完全取決於我。我將就此行動/b。」
歸根結底，是讓歷史服從於自己的一生，讓國家與民族的命運服從於自己的生涯：一個真正令人吃驚的、本末倒置的、誇張的思想。希特勒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思想，難以確定。在其20年代已經形成的領袖概念中，它已經萌芽了：從領袖的絕對不向他人負責，到領袖的不可替代，沒有多大距離。但有跡象表明，希特勒在30年代晚期才邁出了意味著走向戰爭的一步。可供佐證的第一文獻，是在所謂的《霍斯巴赫備忘錄》中記錄的1937年11月5日的秘密談話。在這次談話中，他讓其最高階部長與將領第一次但相當模糊地瞭解了他的戰爭計劃，當時還讓他們嚇了一跳。可能還需要他自己沒有預想到的其執政初年的驚人成就，他的自信才能發展到迷信的地步，發展到受到上帝特別委任的感覺，不僅讓他有理由把自己與德國視為同一，而且（「帝國的命運完全取決於我」）讓德國的興亡服從於自己的生與死，這一點反正他最後是這樣做了。
對於他來說，生與死總是離得很近。眾所周知，他以自殺告終，而他的自殺不是憑空而來。他以前在失敗的時候也傾向於自殺，作為最後的一步，他隨時準備拋棄生命，儘管他將德國的命運交給了它。在1923年慕尼黑暴動失敗以後，他先躲藏在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那裡，他對後者說，他將自我了結，開槍自殺。漢夫施丹格爾費了好大勁才讓他打消了這個念頭。據戈培爾說，在以後的一個危機中，當1932年12月納粹黨行將分裂的時候，希特勒對戈培爾說：「b如果黨分裂，我會在五分鐘之內用手槍了結/b。」
1945年4月30日，他真的自殺了。因此，我們不能把他以前的自殺言論看成是空話。在對戈培爾的話中的「在五分鐘之內」幾個字很耐人尋味。在以後的同類言語中，就成了幾秒鐘，最後甚至是「一剎那」。可見，希特勒一生都在考慮如何迅速自殺，因此自殺如何輕而易舉。斯大林格勒戰役後，他對陸軍元帥保盧斯沒有自殺而是投降了俄國人很失望，他發洩道：「這個人應該開槍自殺，就像以前的將領面臨失敗時衝向寶劍一樣……如果沒有責任讓他留在這個痛苦的深淵，一個人怎麼能夠害怕這能夠把他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的一秒鐘呢？咳！」在遭遇1944年7月20日的刺殺以後，他又說道：「b我可以說，如果我的生命告終了，這對我個人來說，只意味著從憂愁、失眠的夜晚以及嚴重的神經煎熬中解脫出來。這只是一剎那，然後我就解脫了一切，有了安寧與永遠的安息/b。」
當希特勒的自殺真正發生時，幾乎沒有引起驚奇，它被看成幾乎是理所當然的，這並不是因為擔當責任者在戰敗後自殺普遍被視為理所當然，相反它恰恰非常罕見。希特勒的自殺顯得理所當然，是因為他的一生幾乎就孕育著這樣的結局。希特勒的個人生活太空虛，以至於在不幸中對他沒有保留的價值；而他的政治生活從一開始就是「要麼一切，要麼什麼也沒有」。在結論是「什麼也沒有」時，自殺似乎是順理成章的。自殺所需要的勇氣，希特勒一直有，如果人們自問一下的話，也一直相信他會有。值得注意的是，人們也沒有責怪他自殺，這顯得太自然了。
顯得不自然且似乎與自我風格背離的是，他把其生前不大在乎的情婦帶走了，以一種特別感人的、小市民式的、煞風景的方式，在共同終結前的二十四小時與她結了婚。他很幸運，很久以後才公開的（因為人們當然會對他很不滿）是：他還想把德國，被戰爭殘留下來的那部分，一起帶向死亡。關於這一點以及他與德國的關係，我們將在本書最後一章「背叛」中詳述。
首先，我們要仔細看看希特勒獲得的傑出成就，以及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更為驚人的成功，因為兩者無疑都曾有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