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生涯曲線一樣，希特勒的成功曲線也是一個謎。我們記得，在生涯曲線那裡需要解釋的，是前三十年完全的無所作為、默默無聞，與後三十年最大規模的公共活動之間的顯而易見的轉折。這裡（在其成功曲線上）甚至存在兩個轉折。希特勒的所有成功是在1930年至1940年之間獲得的。在此之前長達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一事無成。他1923年的暴動失敗了。他1925年新建的政黨直到1929年還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小黨。1941年以後，甚至自1941年秋天起，他再也沒有成功過。他的軍事行動失敗了，而且失敗越來越多，結盟者離去了，而敵對同盟卻堅不可摧。結局是眾所周知的。但讓世界驚訝的是，從1930年至1941年間，不管是在內政，還是在外交與軍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動都是成功的。
請看一下這段編年史：1930年國會大選，納粹黨選票猛增八倍；1932年再翻一番；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總理，7月所有競爭政黨解散；1934年希特勒兼任總統與國防軍最高統帥，獲得全部權力。內政方面，此後對於他來說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贏得了，而外交方面的成功則剛開始：1935年撕毀《凡爾賽和約》，實行普遍兵役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1936年觸犯《洛迦諾公約》，進軍萊茵區——什麼也沒有發生；1938年兼併奧地利——還是什麼也沒有發生；9月兼併蘇臺德地區——甚至受到英法贊同；1939年3月，建立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保護區，佔領梅梅爾地區。至此，其外交成功系列告終，從現在開始希特勒遭到了抵抗。而現在戰爭開始了：1939年9月戰勝波蘭，1940年戰勝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法國，1941年戰勝南斯拉夫、希臘。希特勒控制了歐洲大陸。
總的來說：先是十年的失敗；然後是長達十二年的不間斷的、令人目眩的系列成功；然後又是四年失敗，以滅頂之災而告終；而每段之間都有一個明顯的轉折。
任憑你翻遍史冊，這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先興後衰，歷史上是有的；成果與失敗相互交替，歷史上也是有的；但從來沒有這樣明確區別的三個由純粹失敗、純粹成功，然後又是純粹的失敗組成的階段。從來沒有一個人，在一個長時段內似乎是一個毫無希望的外行，然後在一樣長的時段內似乎是個天才，然後又被證實為（不僅是表面的）外行。這需要解釋。我們會本能地利用常見的例子來解釋，但得不到答案。
當然，沒有政治家在所有階段都幹得一樣好，幾乎所有人都時不時犯錯誤——他們會盡其所能地進行糾正。這些我們都見過。我們也都見過，許多政治家在他們達到頂峰前需要一段學習、起跑時間；在頂峰上一段時間以後，便開始疲倦、衰退，或者相反，狂妄自大，肆無忌憚。但是，所有這些可想而知的解釋嘗試都不適合希特勒。它們不能解釋在長期成功與長期失敗之間的兩次轉折。而且，它們不能通過希特勒性格的變化或他能力的增減來解釋。希特勒一直都沒變。
他不屬於那些多見的、在成功之後就失去其成功性格的歷史人物。也不能說，他貪圖舒適，放鬆或失去了對局面的控制。他的精力與意志力自始至終是驚人的，其統治的力量即使在其總理辦公室的地下室裡（其統治區域最終縮小到那裡）也是絕對的。在1945年4月28日，當地下室的一位居住者、愛娃·布勞恩的妹夫費格萊因試圖逃跑時，希特勒命令將其抓回槍斃，他就被抓回槍斃了。這一命令及其立即執行一樣具有典型意義。戰爭最後四年的希特勒，與以前成功的希特勒，是同一個人。儘管他吃藥、失眠，有時雙手顫抖，但這些對他的堅定意志與魄力毫無影響。將戰爭末年的希特勒描繪成其本人的陰影，成為一個可憐的廢人的說法，都是極度誇張的。希特勒1941年至1945年間的災難性失敗，是不能用其身體或精神的衰弱來解釋的。
也不能（有人嘗試過這種解釋，有時與關於他所謂的身體衰弱的論點一起）用希特勒的狂妄，一個節節勝利者狂妄地挑戰命運的傲慢來解釋。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決定（他的衰落由此開始），不是來自於後來因勝利而激發的靈感——它多年以來就作為希特勒處心積慮的主要目標被確定下來了，早在1926年就在《我的奮鬥》中被寫下與論證過。希特勒1941年的另一後果慘重的決定，即向美國的宣戰，與其說是來源於狂妄，不如說是產生於絕望的時刻（我們將在「錯誤」一章中更詳細地論及這點）。希特勒在失敗中堅持其原有路線的固執，是那種他在1925年至1929年間的失敗中已經表現出來的固執，那時，他的政黨雖然曾多年竭盡全力地努力過，但未能向「合法奪權」靠近一步。
如果說希特勒是狂妄的話（在一定程度上，人們可以這樣說他），那麼他一開始就是狂妄的。有什麼還能比一個無名小卒、早年的失敗者要當政治家的決定「更狂妄」呢？希特勒自己就一再說過，與他早年的勇氣相比，後來的事情都不過一場兒戲而已；我們可以相信他這句話。另外，如果我們可以說他還有過學徒歲月的話，那麼他作為政治家的「學徒歲月」異常地短促。實際上他1923年暴動的失敗，是他唯一吸取教訓的一次。除此以外，他一成不變，簡直讓人毛骨悚然。他的政治決策起碼從1925年到1945年完全一致。在這二十年有變化的，是他碰到的抵抗力量的強度。
這樣，我們手中突然有了解釋希特勒勝利弧線之謎的鑰匙。這把鑰匙不在於希特勒本身的某種變化，而在於希特勒所遇到的對手的變化與更換。
我們將成就與成功區分開，不是沒有考慮的。成就屬於個人；而講到成功，則總有兩方參與。一方的成功則是另一方的失敗。一個人可以同樣的力量取勝於一個較為弱小的對手，但會失敗於一個較強的對手，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恰恰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往往被忽視。如果我們在這裡不忽視它，一切就豁然開朗了。當我們把視線離開希特勒而轉向他各個階段的對手時，希特勒的成功與失敗馬上就變得容易解釋了。
因為希特勒的成功從來都不是來自一個強大的或者哪怕一個僅是堅韌的對手，即使是20年代晚期的魏瑪共和國，以及1940年的英國都表明對他來說太強大了。他更不擁有一個弱者有時可以智勝與戰勝一個強者所具有的豐富想象力與靈活性：在1942年至1945年間與同盟國的作戰中，他沒有哪怕一丁點兒如何利用同盟國之間的矛盾而瓦解這一同盟的想法；恰恰相反，希特勒為這個從許多方面來說都不自然的東西方戰爭同盟的形成做了比任何人都多的事情，而他卻以盲目的固執做出了一切讓這個有時已經接近崩潰的同盟團結一致的事情。
他的所有成功都是來自不能或不願作出真正抵抗的對手。在內政方面，他給魏瑪共和國以致命打擊時，後者已經千瘡百孔，實際上被放棄了。外交方面，他終結了1919年的和平體系，而這一體系那時已經在內部動搖了，已證實為不可維持。對內與對外，希特勒只是把搖搖欲墜的東西推倒了。
在30年代，與20年代和40年代不同，希特勒遇到的都是軟弱的對手。一度與其爭奪魏瑪共和國繼承權的德國保守派，沒有具體的方案，內部矛盾重重，在抵抗或聯合希特勒之間搖擺不定；30年代後期，希特勒從他們那裡獲得外交勝利的英法領導人，也在抵抗或聯合希特勒之間搖擺不定。當我們更仔細地看一看1930年德國的狀態、1935年歐洲的狀態以及1930年法國的狀態時，希特勒的勝利就失去了對於同代人所具有的神奇色彩。我們必須費這點勁，儘管我們的觀察似乎在遠離希特勒。不涉及一點當時的歷史，就無法理解希特勒的成功。
魏瑪共和國在1930年，在希特勒於9月獲得其第一輪選舉大勝利之前，就終結了。3月份組閣的布呂寧政府，已經是第一屆總統內閣。總統內閣應充當通向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與憲法秩序的過渡形式，儘管具體還沒有思考成熟與沒有準確定義。與其兩位後任巴本與施萊歇爾不同，布呂寧還處在憲法的邊緣（他依仗緊急法令執政，還受到國會的「容忍」），但是憲法規定的國會多數，布呂寧已經不再擁有。憑藉一個永久的、允許他無視國會執政的緊急狀態假象，他實際上已經取消了魏瑪憲法。所以，認為是希特勒推翻了魏瑪共和國的觀點是錯誤的，儘管它廣為流傳。當希特勒正式登場的時候，魏瑪共和國已經岌岌可危，1930年至1934年間內政鬥爭中的焦點，實際上已經不是捍衛共和國，而是其繼承權。唯一的問題是，取代這個已經被放棄的共和國的，應該是一個保守的（最終皇朝的）復辟，還是希特勒。
如果要理解這一背景的話，就必須短暫地涉及一下魏瑪共和國這一段從一開始就不幸的歷史。
魏瑪共和國在建立的時候，只由一箇中間偏左的三黨聯盟（社會民主黨、自由主義派左翼與天主教徒）支撐著，這一聯盟在帝國末年已經構成了國會的多數，在帝國的最後一刻實行了帝國的議會化（更確切地說，是別人扔給他們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以後，它們構成了國民大會的「魏瑪聯盟」，建立了基本上模仿議會化帝國制度的魏瑪憲法，並上臺執政。但只在一年後的第一次國會大選中，它便失去了其國會多數，並且沒有再次獲得。
其間發生了不合計劃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它不符合魏瑪共和國的方案，被鎮壓了。這造就了一個失望與激進的持久的左翼反對派，它從未承認這個魏瑪國家，並且決不與其和解。但革命畢竟取得了一個不可取消的成就，它廢除了君主制。除了將由革命建立的共和國變成自己的以外，魏瑪聯盟別無選擇。但這樣它又造就了一個人數更多、力量更強的持久的右翼反對派。它與左翼反對派一樣不接受這個魏瑪國家，它們稱之為「十一月革命的國家」；而且它比左翼反對派更危險，因為仍然掌握著幾乎所有國家機關與軍隊的官位。魏瑪共和國在其國家機關中從一開始就有一大批憲法的敵人！自1920年起，共和國的左翼與右翼的敵人還在國會中擁有多數，直到1925年，共和國猶如一艘剛剛入水的航船就在多年的海難中顛簸。幾乎沒有一年不發生來自左翼或右翼的暴動（1923年希特勒的暴動只是其中的一個）。在這些年裡，沒有一個人認為共和國會長久地存在。
但它還是獲得了一個短期的（表面的）鞏固，即所謂的「金色的20年代」（1925年至1929年的幾年）；這對於希特勒來說是毫無成就的年代。在這些年裡，他那反共和國的叫囂沒有引起一點反響，幾乎成為了笑料。發生了什麼變化了呢？是什麼讓「沒有共和黨人的共和國」突然起死回生呢？
其中有幾個因素。首先出現了一個能幹的外交部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他開始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國的和解，給德國帶來了一些小小的面子上的成就。美國人的貸款促成了一個有限的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是，人數眾多、強大的右翼反對派，一直（或者說，仍然）盤踞在那個它們拒絕的國家的各個部門裡，但暫時嘗試著放棄了它們的反對立場，讓他執政；原來的共和國敵人當了幾年的「理智共和黨人」。
使這個半心半意的思想變成為可能，並給共和國以鞏固機會的關鍵性事件，發生在1925年4月：興登堡當選為總統。許多人把它看成共和國終結的開端。完全錯了。興登堡的當選，是共和國的一大幸事，給予了共和國唯一的鞏固機會。因為對於至此堅決拒絕共和國的右翼來說，一個以世界大戰英雄與帝國陸軍元帥為總統的共和國，忽然看起來可以接受，一種近乎和解的氣氛開始瀰漫開來。只要有天主教徒、自由主義右翼與保守派組成的政府存在（1925年至1929年），這種和解氣氛就持續著。這樣，支撐國家的政黨制度（第一次並且是最後一次）暫時能夠擴充套件到全部左右派別（極端的邊緣黨派，如共產黨與納粹黨除外）；因為現已成為反對派的社會民主黨與自由主義左翼，其對國家的忠誠不必受到懷疑。
但這只是一段短暫的插曲。當1928年政府大選失利，自1920年以來一位社會民主黨人第一次出任總理時，所有這一切都不存在了。保守派在其新領袖胡根貝格的領導下又走上了堅決反共和國的道路，即便已有了一個新領袖（卡斯）的中央黨，也在說什麼需要一個專制的政府，而在國防部裡，一位涉政的將軍（馮·施萊歇爾）開始在策劃政變。像1928年那樣的選舉結果以後永遠不應該發生，政府（一個永久的右翼政府）應當獨立於國會與大選，與在俾斯麥帝國期間一樣；國會的統治應該被取消，應該實行總統內閣制。
到1930年3月時機成熟了。施特雷澤曼已經於1929年10月去世，同月美國股市的暴跌引發了一場世界經濟大危機，並且馬上殃及德國；政府未能作出及時反應，辭職了，而這次它未被一個受國會支援的政府所代替。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不很有名的右翼中央黨人布呂寧（由施萊歇爾推薦），一位沒有國會多數的總理，但擁有近乎獨裁的全權，並擁有秘密的委託：實行向一個保守專制、獨立於國會的政權過渡。他暫時依據緊急狀態條款的緊急法令執政，當國會不順從的時候，他便解散了國會。這是希特勒的機會。在1925至1929年間運轉正常（或看上去運轉正常）的共和國，他沒有插手的機會。在1930年的國家危機中，他的黨一下子就成為了第二大黨。
希特勒就要登堂入室了！從現在開始，甚至社會民主黨也容忍布呂寧的沒有國會多數的緊急狀態政府，視其為小禍，布呂寧可以半合法地繼續執政近兩年。但國難在加劇，希特勒的浪潮也在上漲，而布呂寧未能實行施萊歇爾委託的、從半合法的執政方式向新專制國家的過渡。1932年5月，他因此被推下了臺。施萊歇爾的新一位、國會更不支援的總理候選人巴本出任總理，組成了一個「貴族內閣」，宣稱要實行「一種全新的國家領導制度」。首先，他又解散了國會，在新的選舉中，希特勒黨的議席又猛然翻了一番，成為最大黨。從現在開始，只存在巴本、施萊歇爾與希特勒三者之間的選擇。沒有人再提及議會制共和國，它已被默默地埋葬了，鬥爭的焦點是其繼承權。
一開始就顯而易見，1932年8月至1933年1月間，在巴本、施萊歇爾與希特勒之間的勾心鬥角中，希特勒手中的牌更硬。僅僅出於一個簡單的原因，即他是b一個人/b，而他的對手是b兩個人/b。其次，是因為他身後有著一股群眾運動，而巴本與施萊歇爾只有崩潰的帝國被趕下臺的精英。尤其是因為希特勒知道他要什麼，而巴本與施萊歇爾卻不知道，實際上也無法知道。唯一能夠支撐其專制國家的是復辟帝制，總之，在已經八十五歲的興登堡死後是這樣；但他們不敢把它作為明確的目標。理由很簡單：不存在一個適合的與使人信服的皇位候選人。因此，他們沉迷於不可理喻的設想之中。巴本，身為一個瀟灑的貴族騎士，幻想著禁止所有政黨，建立一個純粹的上等階級獨裁，甚至一個貴族獨裁，只是以國防軍的刺刀為依靠；施萊歇爾認為國防軍不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確實也是如此），他也在做他的美夢——分裂納粹黨，建立一個由「溫和」的納粹分子（除去希特勒），工會、青年社團與國防軍為基礎的等級國家。
二人當然剛開始就失敗了，但後果最嚴重的是，他們因此反目成仇。施萊歇爾把巴本推下臺，自己出任總理。而巴本復仇心切，總是想冒險，事後與希特勒結成同盟，說服興登堡放棄施萊歇爾，並任命希特勒為總理。他一直願意接受希特勒為小夥伴（可以說是再次充當「鼓手」）；現在他願意扮演總理希特勒的小夥伴；他還期待著，能與他的貴族出生的保守部長團隊把希特勒「包圍」起來。
這未能實現。希特勒是如何在以後的幾個月內，最終在下一年戰勝他的保守小夥伴，直至在1934年8月興登堡死後將全部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已經是眾所周知了，不需要再仔細講述。但值得被記住而且並非人所共知的是以下的情節，它或許會使許多人感到驚訝。
1930年至1934年間，希特勒必須認真對付的唯一內政對手或競爭對手，是保守派。自由派、中央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從未給他一點麻煩，共產黨人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