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是短暫的，國家與民族的生命是漫長的；等級、階級、機構與政黨的生命，也遠遠長於服務於它們的個人的生命。結果是，絕大多數政治家（而且有意思的是，右翼居多）會務實地行動；他們不可能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在其中短暫登臺的劇目的全部內容，而只是乾眼下該乾的事情；他們這樣比那些追求遠大目標而試圖（絕大多數是徒勞地）看透「整體」意義的人們更成功。甚至還有政治不可知論者（而他們往往是最成功的政治家），他們完全不相信所謂「整體」的意義。譬如俾斯麥就說過，「在上帝面前，我們的國家、權力與尊嚴，與一隻公牛一腳就踩爛的螞蟻窩，或者一個遭遇一個蜂農的蜂窩有什麼區別呢？」
另一種政治家型別，試圖將某種理論付諸實施，以服務於其國家或政黨，同時為天命、歷史或進步服務，絕大多數屬於左翼，而一般更少成功；失敗的政治理想主義者與烏托邦分子，多如海邊的沙粒。不過，一些偉人也以此類政治獲得了成功，尤其是那些偉大的革命家，例如克倫威爾、傑斐遜，20世紀有列寧等人。儘管他們現實中的成功總是比所期待的要醜陋，但這並不影響其成功本身。
希特勒很顯然屬於第二種型別，這也是我們不能隨便把他歸類為右翼的一個主要原因。他不僅想當一個政治實幹家，而且想成為一位政治思想家與目標樹立者，（正如他以獨特的語言表達方式所說的那樣）一個「綱領家」；可以說，他不僅要當一個「希特勒主義」的「列寧」，而且要當一個該主義的「馬克思」；他特別自豪地認為，自己既是「綱領家」又是政治家，這在「人類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中」才會出現一次。不過，他很正確地認識到，一個按照某種理論、一個「綱領」行事的政治家，一般要比純實幹家碰到更多的困難：「因為一個人的未來事業越偉大，為此的鬥爭也越艱鉅，其成功也越罕見。但如果在幾百年中有人獲得成功，那麼他或許可以在晚年得到即將到來的榮譽的一絲光輝之照耀。」
眾所周知，希特勒沒有得到它。「照耀」其末日的可不是未來榮譽的光輝。但完全正確的是，他是按照自己設計的綱領從政的，而且給自己的政治行動增加了困難。我們甚至可以更進一步地說，他幾乎是設計了他的失敗。因為他自造的世界觀，他的綱領的基礎，是錯誤的；就像一個使用一張錯誤地圖的旅行者無法達到其目標一樣，以此世界觀為嚮導的政治不可能實現其目標。
所以，值得更近距離地看一看希特勒的政治世界觀，把其中錯誤的與正確的，至少說得過去的部分割槽分開來。奇怪的是，這一工作幾乎到現在還沒有人做過。在1969年艾伯哈特·耶克爾把希特勒分散在書籍與演說中的思想梳理出「希特勒的世界觀」之前，有關希特勒的研究甚至都不願意承認曾經存在過這樣一種世界觀；相反，可以用英國的希特勒傳記作家的話來總結在此以前的主流觀點：「納粹主義的唯一原則只是為權力而權力，為統治而統治。」這一點與羅伯斯庇爾和列寧是截然相反的，在他們那裡，「奪取權力的意志……是與主義的勝利一致的」。甚至直到今天，對於許多沒有仔細研究過的人來說，希特勒還是一個純粹的機會主義者和一個本能政治家。
但希特勒恰恰不是機會主義者或本能政治家。儘管希特勒在策略與時機問題上很相信他的本能（他的「直覺」），但是在政治戰略問題上他卻是以固定的甚至固執的基本思想為指導的。而且，他把其基本思想編織成了一個邊緣鬆散但差不多能夠自圓其說的體系，一套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理論」。耶克爾可以說是從希特勒政治著作中的許多支離破碎、東拉西扯的段落中重新合成了這套理論，但是，耶克爾也就此止步了。他認為，對此進行批判是多餘的：「對於文明的人們來說，不言而喻，這一實現世界觀的途徑，從一開始而且毫不遮掩地就是戰爭，在野蠻性與殘忍性上大概從未被另外一種世界觀超越。」太對了。批判性研究需要進入到希特勒政治思想的深處，而這確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這仍是必要的，出於以下相互對立的理由。
一方面是因為，只要不對希特勒思想進行批評，那麼希特勒的思想（比我們估計的還要多），不僅只在德國人中，而且在自覺的希特勒追隨者中，將繼續陰魂不散。另一方面是因為，只要這些思想中的錯誤部分不與或多或少是正確的部分割槽分開來，正確的部分就有被禁止的危險，只是因為希特勒也曾經這樣想過；但二加二仍然是四，希特勒無疑也會贊同。
第二種危險更大，因為希特勒思想的出發點幾乎全是非原創性的。其原創部分（幾乎全部可以被證實為錯誤的）是他演繹的，與他的建築設計一樣，傳統的古典建築風格是其設計的基礎，這本身無可非議，但被他誇張、炫耀與挑釁式的比例糟蹋了。他的基本設想，他的出發點，與其絕大多數同代人相同；有些甚至是屬於「二加二等於四」這類人所共知的道理。
譬如一個人所共知的道理，世界上存在著不同的民族，而且（這一點自希特勒以後幾乎無人再敢說）也存在著各種種族。一個在他的時代幾乎被普遍接受的、今天仍然佔主導地位的思想是，國家與民族應該儘量相互吻合，即國家應該是民族國家；認為在國家生活中戰爭不可避免的觀點，也只是在希特勒之後才變得值得懷疑；而如何消滅戰爭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找到答案。這只是個例子，它警告我們，不要把希特勒所想過、說過的一切，只是因為希特勒如此想過、說過就都一概否定；不要對每一個把民族與種族當作現實的人，或者為民族國家說話並且正視戰爭可能性的人，用致命的惡名「希特勒」讓他閉嘴。我們總不能因為希特勒算錯了賬就廢除數目字吧。
現在我們嘗試著簡述一下希特勒的歷史政治世界觀，即「希特勒主義」的理論。它的基本內容大致如下：
所有歷史事件的載體，既不是階級也不是宗教，嚴格地講也不是國家，而是民族或者種族。歷史「是一個關於一個民族生存鬥爭過程的敘述」；或者換另一種說法，「b所有世界歷史事件只是種族自我生存本能的表現/b」。國家「原則上只是實現目標的一個工具，它把人們的種族生存視為其目的」；或者，不那麼防守性的，「它的目的在於b維護與促進/b」一個物質上與心靈上同類人的共同體，「內政的目的在於保障一個民族對外自衛的內在力量」。
這一對外自衛的內容就是戰鬥：「b誰要生存，就該戰鬥，誰在這個永恆搏鬥的世界裡不願意鬥爭，那就沒有生存的資格/b」，而民族（或種族）之間鬥爭的方式，是而且當然是戰爭。如果觀察正確，「戰爭就失去了其單個的或多或少暴力的非常特徵，而是可以列入一個民族徹底的、有良好基礎的、長久發展的自然甚至理所當然的體制。」政治是一個民族為其塵世生存進行生存鬥爭的藝術。b外交是維護一個民族所必需的生存空間的大小與質量的藝術。內政是維持一個民族為鬥爭所必需的、以其種族價值與人數為方式的力量投入的藝術/b。簡言之，政治是戰爭與戰爭準備，這種戰爭的目標首先是生存空間。這具有普遍意義，對於所有民族，甚至所有生物都有效，因為「它們的自我生存本能及其繁衍的慾望（是）……無限的，而整個生命程式展開的空間是有限的。生存空間的這種侷限造成了生存鬥爭的必然性」。對於德意志民族來說尤其如此，它「（必須）為其在那條從今天侷限的生存空間通向新領土的道路上進軍積聚力量」。它的主要目的必須是，「消除……我們的人口與我們的領土面積——既作為糧食來源地，又作為權力政治的根據地——之間的不相稱」。
戰爭的第二個目的在於統治與征服。「自然的貴族主義式基本思想所希望的，是強者的勝利與弱者的滅絕或者其無條件的服從。」這就是「力量的自由遊戲」的內涵，「它必然導致持續的互動進化」。
而民族之間持久戰爭的第三個目的，即最根本的目的，是統治世界。這一點，在希特勒1930年11月13日的演講中得到了最簡要、最明確的表達：「每一個生命都在努力擴張，每一個民族都在向世界霸權努力。」而且這也本應該如此，因為「我們都預感到，在遙遠的未來人類將遇到問題，只有一個最高種族的、擁有全球財產與可能性的統治民族才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與資格」。在《我的奮鬥》的最後寫道，它（無疑是指德國）「必須贏得這個地球上屬於它的地位」：「一個在種族毒化的時代保護其最佳種族成分的國家，必然有一天會成為地球之主。」
直到這裡，所有這一切想得儘管有些狹隘、突兀與冒失，但還能自圓其說。看到希特勒如何玩弄「種族」概念的時候，我們才感到有些不舒服了。這個概念是希特勒思想世界的一個關鍵概念（「種族問題是世界歷史的鑰匙」），但希特勒從未作出定義，它常被視為與「民族」概念相同。按希特勒的思想，「一個最高階的種族作為主宰民族」應該在某一天統治世界，但到底是一個種族還是一個民族？是德國人還是「雅利安人」？這點在希特勒那裡從未得到澄清，誰在他眼裡是雅利安人，也不清楚。只包括那些多多少少屬於日耳曼民族群的民族嗎？或許還包括除了猶太人以外的白種人？就此，我們在希特勒那裡找不到任何答案。
「種族」概念在一般的語言使用中，同時在希特勒那裡，有著兩種完全相反的意義，一種是質量性的，一種是中性的區別意義。「良好種族（品種）」、「改善種族（品種）」，這些是家畜培育者使用的質量性概念，他們在培育某個品種的時候將價值低劣的排除在外，想通過培育突出某個品種的某些特徵。當希特勒提及可以通過弱智者的絕育與精神不正常者的處死提高一個民族的「種族價值」的時候，就經常這樣使用這個概念。但除此以外，在一般的語言使用中還存在著價值中性的、用來區別統一類別的各種不同群體的概念，當然這種概念也存在於人類、馬與狗。人們把各種不同膚色的人群，完全不加褒貶地稱之為各種不同種族。如果在希特勒之後人們不願再使用這一概念的話，就必須發明另一個相同意義的概念。除此以外，在希特勒時代也通常把白色種族的各種分支（如日耳曼人、羅曼人、斯拉夫人）或者各種體形與頭型（北方的、東方的、西方的，或者「迪納拉式的」）稱之為「種族」，這製造了混亂，其中夾雜著偏見與專斷的評價；對於某些人來說，「日耳曼的」或「北方的」要比「斯拉夫的」或「東方的」好聽點。
在希特勒那裡，這一切都亂了套。耶克爾（直到這裡，我們基本上跟隨他那本貢獻卓越的關於希特勒世界觀的敘述）還試圖把希特勒的種族學說指定在總畫面中的一個固定的、邏輯上無可挑剔的位置，這或許有點牽強了。只有去掉一些東西，而且對於希特勒來說主要的東西，才可以做到這一點。當然，只要人們使用家畜養殖者的「種族」概念（希特勒有時如此使用這個概念），也就是隻講能夠與應該通過「培育」改善一個民族的「種族價值」，這樣的解釋可以說得通。按照這種解釋，歷史的主體是民族，歷史的內容是他們為生存空間與世界霸權所進行的戰爭與競爭，為了這場戰鬥，它們當然必須不斷加強武裝，不僅在軍事上與思想意識上，而且在生物學意義上，也就是通過「種族價值」的提高，即消滅弱者，以及有意識地培育他們有利於作戰的特徵。這一切雖然不正確——我們還會講到這點——但能夠自圓其說。但這不是希特勒世界觀的全部，而只是其一半。其另一半是反猶主義，而為了它的論證與合理化，他需要另一個「種族」概念。我們甚至可以說，為了它，他需要一個全新的、與第一種解釋在許多方面矛盾的理論。
到現在為止，就希特勒的反猶主義，我們只是短暫地涉及過一次：這是在觀察希特勒的生涯的時候，我們發現，這是第一個在他那裡紮根的思想意識，比他的民族和大德意志民族主義思想還要早。但在以後的每一章裡——儘管很噁心——我們都必須講到他的反猶主義，因為他對猶太人的看法不僅僅是他所犯錯誤中後果最為慘重的一個，而且是他實際政治中最早的一個錯誤；在猶太人身上他犯下了最嚴重的罪行，在他對德國的背叛行為中，其瘋狂的反猶心理也扮演著一個不小的角色。這裡我們要講的是，希特勒的反猶理論中有哪些錯誤。
希特勒的反猶主義又是一個獨立的理論，與第一個剛剛簡述過的理論，我們可以說是民族理論，只能十分牽強地被歸為一類。在那邊，全部歷史的內容只是各民族為爭奪生存空間而進行的永恆戰爭。這裡，我們突然獲悉，這還不是歷史的全部內容。除了民族之間的戰爭以外，按照希特勒的說法，歷史還有另一個永久的內容，即種族之間的鬥爭，它並不是白種人、黑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鬥爭（對白種人、黑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確切的種族區別，希特勒完全不感興趣），而是白種人內部的鬥爭，是在「雅利安人」與猶太人之間的鬥爭，即猶太人與其他所有雖然也相互鬥爭但針對猶太人屬於同一戰壕的人們的鬥爭。這場鬥爭的目標不是生存空間，而的的確確是生命，這是一場滅絕性鬥爭。「猶太人」是所有人的敵人：「他的最終目的是非民族化，降低最高種族的種族質量，通過消滅其他民族的知識階層並以本民族的人取而代之，來統治這個種族大雜燴。」還有，「如果猶太人藉助其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戰勝了這個世界的民族，那麼他的皇冠就是人類的死亡花環，那麼這個星球就會像幾百萬年前那樣空無一人地在太空中執行。」這就是說，猶太人不僅要消滅「各民族的知識階層」，而且顯然要消滅全人類。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全人類當然應該團結起來，消滅猶太人，而希特勒的確不僅把自己作為猶太人的滅絕者，不僅僅具體定義為一個德國政治家，而是定義為全人類的先鋒：「b我抵抗猶太人，就是在為主的事業而戰/b。」在他的政治遺言中，他把「國際猶太人」稱之為「所有民族的世界毒害者」，而在他於1945年4月2日給波曼的最後一次口授的結語是：「b人們將永久感謝納粹主義，因為我滅絕了德國與中歐的猶太人/b。」在這裡，他簡直把自己當作一位國際主義者與人類的造福者。
眼下我們對此還不作批判（儘管很難不加批判地重述這些殺氣騰騰的胡言），我們只是敘述；但一個單純的敘述也需要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在希特勒的眼裡，猶太人到底是什麼？是一個宗教、一個民族，還是一個種族？
第二個問題：按希特勒的說法，猶太人在幹什麼，因而對於所有其他民族來說如此危險，並且必須得到那樣一種可怕的命運？
第三個問題：如何將希特勒關於猶太人與其他人的鬥爭的學說，與他關於同樣是永恆的（同樣是上帝所欲的）其他人之間的鬥爭的學說融為一體？
希特勒曾試圖給這三個問題一個答覆；但他的所有這些答覆，都有些含糊不清與牽強附會；這裡是希特勒思想世界散脫的邊緣。
對於第一個問題，希特勒只能確定一點：猶太人不是一個宗教共同體。這一點他不知疲倦地重複著，不作論證，儘管本需要一個論證。因為，眾所周知的是，有一個猶太教，而且是這一宗教在長達近一千九百年的猶太人散居期間使其作為猶太人團結在一起。不用多說了，總之，對於希特勒來說，他們不是一個宗教共同體。但至於猶太人是一個種族還是一個民族，希特勒顯然從未完全拿定主意。儘管他經常有過猶太種族的說法，而且是在「劣等種族」與「另類種族」的雙重意義上；但是在他的第二本書（那裡有他反猶主義理論的極為詳細的闡述）中，他（應該說更為準確地）稱他們為一個民族，而且他甚至還承認猶太人享有他承認所有其他民族所享有的權利：「與每一個民族的全部世俗行為的基本傾向是擁有作為動力的自我生存的慾望一樣，猶太人也同樣擁有它。」但他馬上又補充道：「只是因為雅利安人和猶太人有根本上不同的天性，它們生存鬥爭的方式也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