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猶太人（這是希特勒對第二問題的答覆）本質上是國際性的，不能形成國家。對於希特勒來說，「猶太的」與「國際的」幾乎是同義詞。一切事物，凡是國際的，也是猶太的，在這種背景下，希特勒甚至提及了一個猶太國家：「猶太國家從來不是確切的空間，而是空間上漫無邊際的但侷限於一個種族的結合。」因此，（現在來了）這個「猶太國家」、「國際猶太人」，是所有其他國家的敵人，它利用一切手段毫不留情地攻擊它們，在外交上通過和平主義與國際主義、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內政方面通過議會主義與民主。所有這些都是削弱與摧毀國家的工具，是猶太人的發明，因為他們只想通過這一切達到一個目的：干擾與削弱「雅利安」民族為生存空間所進行的英勇鬥爭（而狡猾的猶太人不參加這種鬥爭），以建立它自己的、有害的世界統治地位。
這樣，我們就有了希特勒對第三個問題的答覆。為什麼必須所有民族團結起來一起對付猶太人呢？它們不是都忙著相互爭奪生存空間嗎？答覆是它們必須，恰恰因為它們必須為生存空間而鬥爭，因此它們可以不受干擾地投入生存空間的爭奪。猶太人是這場漂亮遊戲的破壞者；他們用其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國際性的）資本主義與（同樣是國際性的）共產主義，讓其他民族放鬆了它們的主要任務與主要事務，因此他們必須消失，不僅僅從德國，而且從世界上完全消失。他們必須被「除掉」，但不是像一件傢俱那樣被搬到別處去，而是像一個汙點那樣被除掉。人們也不應該給他們任何出路。如果他們放棄他們的信仰，那不算什麼，因為他們不是一個宗教共同體，而是一個種族。如果他們試圖通過與「雅利安人」通婚逃脫他們的種族，這就更危險了，因為他們會劣化「雅利安人」的種族，致使那個民族失去必須進行的生存空間鬥爭的能力。如果他們願意融入這一民族，想成為德國的、法國的、英國的或其他國家的愛國者的話，那這是最糟糕的：因為那樣的話，他們會試圖「將各民族推入相互的戰爭（但按希特勒的觀點，這不正是各民族存在的意義嗎？），而如此漸漸地藉助於金錢與鼓動的力量成為它們的統治者。」我們看到，猶太人不管幹什麼，他們總是處於無理的地位，必須被消滅。
這就是希特勒的第二個理論，即他的反猶理論，它完全可以獨立於第一個理論，也就是其民族理論，甚至很難與它融為一體。二者一起構成了所謂的「希特勒主義」、「綱領家」希特勒的思想建築，可以說是他針對馬克思主義的對稱物。
「希特勒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至少有一個共同點：它們認為，可以從一個角度解釋全部世界歷史：《共產黨宣言》如是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在希特勒那裡有著完全對應的說法，「所有世界事件都只是種族自我維護本能的表現」。此類的語句有著巨大的感染力。誰讀了，都會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錯綜複雜的事物變得簡單，艱難的變得容易。它們會給予願意接受的人們一種舒服的啟蒙與知曉的感覺，而且會讓那些不接受它們的人們產生一定的憤怒和不耐煩，因為這些斬釘截鐵的語句帶著一種伴音：「其他說法都是欺騙」。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堅定的希特勒主義者那裡，我們都可以遇到這種優越感與不容置疑性。
但是，認為「所有歷史」是這個或是那個的觀點當然是錯誤的。歷史是一個原始森林，而不是一個人們開闢的可以藉此開發全部森林的林間通道。在歷史上發生過階級鬥爭與種族鬥爭，另外還（更多地）發生過國家、民族、宗教、思想意識、王朝、政黨等等之間的鬥爭。在一個可以想象到的在一定條件下，完全不存在不與另一個人類集體發生衝突（在歷史上的某時與某地也確實發生過沖突）的人類集體。
但歷史（這是這些斬釘截鐵式的語句的第二個錯誤）的內容不僅僅是鬥爭。僅以民族和階級為例，它們在一起相互度過的和平時代，要比戰爭時代要多得多，而它們做到這一點的工具與途徑，至少與它們經常發生戰爭衝突的原因一樣有意思，作為歷史值得研究。
工具之一是國家，而值得關注的是，國家在希特勒的政治思想體系中只佔有一個十分次要的地位。我們已經在另一個關聯中，即我們考察希特勒成就的時候，碰到了一個出乎意料的事實，即他不是一位國家巨匠；他甚至將他上臺前的國家體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盡力摧毀了，並代之以一種「國中有國」的混亂狀況。這裡，我們在希特勒的思想世界中找到了這一錯誤行為的理論論證。希特勒對國家不感興趣，對國家一無所知，不把國家當回事。對於他來說，關鍵在於民族與種族，而不是國家。國家對於他來說只是「實現目的的工具」，而且，簡言之，是為了戰爭的目的。在1933年至1939年間，希特勒不遺餘力地進行戰爭準備，但他所建立的是一部戰爭機器，而不是一個國家。他將因此得到報應。
因為一個國家不僅僅是一部戰爭機器，至多是一個國家b擁有/b一部戰爭機器，而且它也不一定是一個民族的政治組織。民族國家的思想的歷史不超過二百年。絕大多數國家過去與現在都包含著許多民族，如古代的大帝國，但也包括今天（1978年）的蘇聯；或者只包括一個民族的一部分，如古代的城市國家與現在的德意志國家。它們並不因此不成為國家。國家的思想比民族的思想要早得多。而且，國家首要的目的不是打仗，恰恰相反是為了保護其居民外部與內部的和平，不管他們是不是屬於同一個民族，國家都是維持秩序的制度。（對外）戰爭與內戰一樣，是一種非常狀態與國家緊急狀態；為了應付此類非常與緊急狀態，國家擁有其壟斷暴力的軍隊與警察。為此，國家也是為了解決各式各樣的矛盾，但不是用這些工具為一個民族在以其他民族為代價的基礎上征服生存空間，或是為了改善種族而發動戰爭，或為了獲得世界霸權。
對於所有這些，希特勒一無所知；或者更應該說，他不想知道。因為希特勒世界觀的唯意志論特徵顯而易見：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他所想看到的世界。世界不是完美的，充滿了鬥爭、貧困、痛苦，國家的世界，也充滿了仇恨、敵對關係、恐懼與戰爭——可不是嗎，那些不願自我矇蔽的人們太對了！只要希特勒所說的不超過這些，他還處在真理的範圍之內。但他不是像路德那樣悲傷、勇敢而認真地說出原罪，像俾斯麥那樣鎮定地正視他所說的人世的不完美事物，而是用那尖利的像尼采常常用來歡呼值得哀嘆的事物的聲調來叫囂。對於希特勒來說，非常狀態是標準，國家是為戰爭而存在的。但這一點他錯了。世界不是這樣，國家的世界也不是這樣。在現實的國家世界裡，戰爭都是為了一個和平狀態進行的；自衛戰爭不用說，即使是進攻性戰爭，如果它想有某種意義的話，也是如此，每一場戰爭都以一個和平條約或國家條約，以及一個一般長於前一場戰爭的和平狀態而告終。當戰爭定局的時候，就必須簽訂和約，否則戰爭沒有意義。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希特勒沒有看到這一點或不願看到這一點，這導致了他的最為嚴重的一個失策。
在希特勒的世界觀中，戰爭都是佔領戰爭，目的是為開戰的民族獲得生存空間，長久地征服（或消滅）戰敗的民族，最終獲得世界霸權。這又是一個錯誤。自民族大遷徙以來，至少直到希特勒，也就是一千五百年以來，在歐洲沒有進行過為獲得生存空間的戰爭，歐洲已經是定居區域，這裡的民族都有固定的地域；儘管在簽訂和約時某一個省會改變其國籍，或者整個國家（如波蘭）會被鄰國瓜分，但其居民還是生活在原地；生存空間既未獲得，也未失去。在歐洲，生存空間不是戰爭的目的。這一點，希特勒在長達一千五百年的間斷後才又推行，並給德國帶來了慘重的後果。例如德國人從他們原來居住的東方地區被驅逐，而這正是希特勒一直所宣揚的戰爭的意義，並且在被佔領的波蘭也推行過。
出於另一個原因，「生存空間」也是一個錯誤的設想。因為在20世紀已經不值得為生存空間而進行戰爭。如果希特勒在宣揚與實行「土地政策」時，用被居住與耕種的土地面積來衡量一個民族的富裕與強大的話，那麼他忘記或無視了工業革命。工業化以來，財富與強大不依賴於土地佔有的大小，而在於技術水平。對此來說，生存空間的大小無足輕重。
對於一個國家的技術與工業的發展來說，過大的「生存空間」，即幅員遼闊而人口稀少反倒會成為一種障礙，對此蘇聯就深有體會。任憑它如何努力，也未能開發與發展那一望無際、資源豐富但人口太少的西伯利亞。總之，十分明顯的是，今天世界上幾個最貧困與最弱的國家面積遼闊，而幾個最富裕與最安全的國家只擁有彈丸之地。希特勒在某些領域，如軍事技術或者大眾機械化方面，思維很現代，但他的生存空間理論完全還屬於前工業時代。
但恰恰是希特勒的這一錯誤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因為對前工業時代的懷念，與對這個「非人性的」、人造的（兩百年來，我們越來越快地進入）世界充滿恐懼的厭倦，不僅在希特勒時代，而且恰恰在今天又重新興盛起來。這些情緒讓許多希特勒的同代人覺得他的生存空間思想很有道理——地圖上的德國與其強大和人口相比不是太小了嗎？但如果德國要重新成為一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家——在此，希特勒的想法奇怪地與小亨利·摩根索一樣——那麼它確實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間，不過也只有在這個前提下它才需要。
至於「20世紀戰爭的最終目的是統治世界」的想法，出現得比希特勒早，並且在希特勒之後還存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帝國總理貝特曼—霍爾維格的幕僚庫特·利茲勒就寫道：「從理論上來說……每個民族都要無休止地生長、擴張、統治與征服，願意越來越團結並且納入越來越大的範圍，成為越來越高階的整體，直到整個太空在他的統治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這是百分之百的希特勒，不過表達得更為婉轉典雅而已。但它仍然是錯誤的：不是每個民族都有這些目標。難道瑞士人與瑞典人不是民族嗎？即便就殖民帝國主義時代的歐洲大國而言，我們也不能說它們真正在（每個國家為自己）謀求世界統治地位：幾百年來深深紮根於它們心中的經驗告訴它們，它們不能消滅對方，每一次對霸權的企圖，必然在歐洲招來一個其他受威脅的大國的聯盟來挫敗它。
威廉二世時期的泛德意志者也認為，當他們憧憬德意志世界權力的時候，一般只是指德國應該成為與其他大國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國」；他們想到的是一個巨大的在亞洲與非洲的德意志殖民帝國（以德國在歐洲大陸的霸權為基礎），而不是對世界的征服與真正的世界霸權。
當希特勒說到世界霸權的時候，很顯然是當真的，儘管他基本上不期待在他的有生之年實現比建立德國在歐洲特別是包括蘇聯在內（他對殖民地的興趣不大）的統治更大的目標。但這個他試圖從被征服的歐洲改造而成的、在其中各民族應該按照一個新的民族等級融合的「大日耳曼帝國」，應該成為真正的世界統治的跳板。
不錯，我們這個通過科技縮小的、受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的世界需要統一，有關世界統治（世界統一、世界政府、世界統治，這些設想都很相近）的想法，由此在20世紀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希特勒的錯誤不在於他把它變成了自己的思想。希特勒的錯誤在於，他把德意志帝國看成了一個真有希望的世界統治的候選國。當時的德國無疑是一個大國，在歐洲是最強大的，但還是幾個大國中的一個，在試圖同時成為歐洲霸主與世界霸主的時候，已經失敗過一次。只有當歐洲的統一實現了（而這是不能通過佔領與征服實現的），如此統一的歐洲（而德國必須融入它）才或許會在競爭世界統治地位時不落後。但是歐洲的統一意味著「猶太國際主義」！希特勒相信可以僅僅通過一個大德意志帝國，通過種族政治與反猶主義而實現之；這是一個極端低階的錯誤。通過在養畜意義上的種族素質的改善，使德國得到生物學意義上的武裝，且不說這方面會遇到的所有問題就需要幾代人的時間，而希特勒卻要在他的有生之年實現他所設想的一切。至於反猶主義，不僅希特勒關於猶太人的看法是錯誤的，而且他的反猶主義觀點也是錯誤的。
希特勒真的以為（不僅被引用的書面與公開的，而且戰時的口頭與私下的言論證明了這一點），以他的反猶主義能夠獲得在全世界對德國事業的好感，可以把德國人的事業做成人類的事業。他深信，世界上到處都是反猶主義者。但是，希特勒的滅絕性反猶主義只在東歐有，他是從那裡得到的；而且，為了維護烏克蘭人、波蘭人、立陶宛人的名譽，我們必須指出，那裡的反猶主義不是以希特勒式的關於猶太人奴役與消滅「雅利安」人的狂想為基礎的，而僅僅是因為猶太人在那裡完全作為一個完整的外來民族定居。在其他地方，他們都不採用這種定居方式，因此其他地方的反猶主義都不以滅絕或「趕走」猶太人為目標。
其他地方的反猶主義絕大多數是宗教性質的，尤其是天主教會在第二次梵蒂岡宗教會議以前公開攻擊猶太人與其他信仰者。這種宗教的、最常見的反猶主義的目的，不是滅絕猶太人，而是讓他們皈依基督教。如果他們接受了洗禮，那就沒事了。
其次，還存在著——特別是在農村——一種社會反猶主義：在那裡，人們憎恨那些以貸款為業的猶太人，而在猶太人獲得解放（即平等權利）以前，這是唯一允許他們從事的職業。儘管聽起來很矛盾，這種社會反猶主義的目標是猶太人的解放。當猶太人以另一種功能身份出現的時候，這種反猶主義就消失了，譬如某個地方偶爾有個猶太人醫生，那他總是很受人尊重，很受歡迎。
最後，還有一種新的、在猶太人解放後出現的反猶主義，我們可以稱之為「競爭性反猶主義」。自猶太人解放以來，即大約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天賦，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也承認這一點）猶太人之間的團結，很明顯地在許多國家的許多領域取得了領導位置，尤其是在所有文化領域，但也在醫學、律師、新聞、工業、金融、科學與政治領域。他們成為了許多國家的精英，如在魏瑪共和國，至少在魏瑪共和國的柏林，甚至可以說是第二批貴族；而他們因此不僅獲得了應該得到的欽佩，而且也遭到了嫉妒與反感。誰要是出於這些原因成為一個反猶主義者，他希望一些猶太人得到一些譴責。但是要滅絕猶太人？不可思議！當希特勒只是口頭上發洩其對猶太人的殺氣騰騰的瘋狂憎恨時，其他所有國家的反猶主義者的反應是搖頭；而後來當他採取行動的時候，人們的反應是大為震驚。因為甚至常見的反猶主義者也只同意希特勒所散佈的、關於猶太人的錯誤與荒謬言論的極小部分。這裡我們要對此作一簡短批判；簡言之，實際上它們已經在我們敘述以後就不攻自破了。
希特勒可以無數次地重複說猶太人不是一個宗教共同體，而每個人都可以看到，事實恰恰相反。猶太教像一塊無法忽視的巨大岩石屹立在世人眼前：它是第一個而且是最純粹的一神主義宗教，是唯一一個敢於設想唯一的、無名的、無影像的、不可觸控的、不可理解的上帝理念的且堅持這一非凡理念的宗教；也許是唯一一個能夠在長達一千九百年的散居與反覆的迫害中將其信徒作為信仰集團團結在一起的宗教。希特勒看不到這一點，可能確確實實沒有看到。因為他本人不信教，儘管他習慣在口頭上呼籲「天意」與「強大無比者」，而且也沒有感覺宗教對他人有意義的功能。這一點明顯地表現在他對基督教會的態度上。
很顯然，猶太人不是一個種族，即使把「種族」概念用於白種人的各種部落與類別，他們也不是種族。譬如今天的以色列就完全是一個多種族的國家，每個來訪者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驗證這一點，我們也知道為什麼猶太教從來都是一個傳播性、竭力勸誘他人改變信仰的宗教。在羅馬帝國晚期，羅馬帝國的所有民族、部落的成員及各種類別的白種人都是猶太人，但猶太教與基督教幾百年來是傳教競爭對手。甚至還存在一些猶太人，儘管為數不多，甚至屬於黑種人與黃種人。阿圖爾·科斯特勒最近令人信服地說明，恰恰那些受希特勒迫害的東方猶太人大部分可能不是閃米特人，而是卡薩爾人的（原來在伏爾加與高加索之間居住的土耳其民族）後代，他們在中世紀接受了猶太教，後來向西方與西北方遷徙了。如此看來，甚至「反猶主義」（「反閃米特主義」）一詞也不準確，但我們出於約定俗成的原因使用它。
我們能把猶太人稱為一個民族嗎？這倒是可以說的。儘管他們無疑缺少那個最標準的確認民族的標誌，即共同的語言。英國猶太人說英語，法國猶太人說法語，德國猶太人說德語，等等。另外正確的是，許多猶太人（大約是絕大多數）自獲得公民平等權利以來，都成為了其家鄉的愛國者，在有的地方，如在德國，他們成為了超級愛國者。儘管如此，還可以看到一種猶太人的超越國界的歸屬感與團結感，一種猶太人的民族感受，今天特別表現為普遍的猶太人與以色列的團結。而且不難解釋，對於長期沒有形成自己國家的民族來說，宗教在其他情況下也充當民族凝聚的工具。譬如波蘭人與愛爾蘭人的天主教，也有一個明確的民族的組成部分。在比波蘭人與愛爾蘭人在沒有國家的情況下生活時間更長的猶太人那裡，宗教起到的團結與造就民族的力量可能更為強大。經常的迫害也讓猶太人更為團結。儘管一些人自己放棄了該宗教，宗教以及因迫害產生的團結力量，在他們那裡還會繼續起到作用。這一點也可以在其他宗教那裡觀察到。一個前新教教徒與一個前天主教教徒的思想方式的區別，並不比一個新教教徒與一個天主教教徒之間小。他們的精神習俗受著他們父輩與祖輩好幾代人的影響。對於一個像猶太教這樣強大的宗教來說，要對放棄這一宗教的人失去其影響，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但所有這些都不是成為一個反猶主義者的理由，更不用說是懷著像希特勒一開始就帶有的對猶太人殺氣騰騰的仇恨與滅絕決心去迫害他們的理由。我們只能把這種希特勒特有的對猶太人的憎恨，當作一種病理現象來看待，因為希特勒試圖用來證實憎恨的理由，即猶太人有著滅絕所有「雅利安人」的世界陰謀不僅顯然是個錯誤，而且還是妄想型精神錯亂。或許連這個也不是，只是一個用幻想作出的謀殺意圖的合理化。總之，它完全是錯誤的。「世界猶太人」不僅沒有希特勒所捏造的那些陰暗的目標，他們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共同目標。相反，恰恰在希特勒時代，猶太人處在其三千年歷史上最為分裂的階段，在傳統的宗教性與現代的世俗化之間、在同化與猶太復國主義之間、在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出現了多方面的分裂趨勢，更不用說，世界上所有大規模的政黨分裂也離間了自其市民解放以來（與以前完全不一樣地）融入了世界的猶太人。一百年或五十年以來，大部分人通過同化、皈依與通婚完全自覺地放棄其獨特性，甚至完全融入了各自的國家；而任何地方的猶太人沒有像在德國的猶太人那樣，充滿信心與激情地融入了當地的國家。當然，也存在一些頑強抵抗的猶太人。簡言之，在猶太人遭遇希特勒可怕打擊的時候，被希特勒視為強大的與魔鬼般的陰謀集團的猶太人，其共同體實際上正處在全面危機之中，它從來沒有如此虛弱過，正開始四分五裂。眾所周知，他們像綿羊走向屠宰場那樣走向了集中營。希特勒屠殺的不是什麼可怕的怪物，而是手無寸鐵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