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希特勒決策方面的失誤，會遇到兩個障礙。一個是我們在觀察希特勒的錯誤思想時已經遇到的那個。與將希特勒的所有思想——僅僅因為是希特勒想過的——統統稱為謬論的傾向相對應的是，將所有希特勒幹過的那些事情——僅僅因為是希特勒乾的——全部都稱為錯誤的。這完全可以理解，但這種成見當然不利於獲得正確的認識與判斷。
另一障礙存在於當今歷史研究中佔主導地位的史學潮流。這一潮流試圖將歷史寫作儘量接近準確的科學，也就是要尋找規律，將注意力集中在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上，因為那裡最可能發現規律；而相應地低估本質的政治因素在歷史中的作用，尤其是對決定政治的單個人物的影響幾乎給予否定。希特勒當然不適合這種潮流，誰要是追隨這一潮流，就會覺得，去研究一個前後總共十五年起過政治作用的單個人物什麼做對了、什麼做錯了的問題，其間或許還要研究該人物的個性，而且還是希特勒這樣一個令人厭惡的個性，對於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來說，簡直就是一個無理的要求。這些都是老一套了！
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認為，恰恰希特勒這樣一個現象證明了，上述歷史研究的整個方向是一條歧途，列寧等人的現象也同樣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的影響侷限於他們本國，而希特勒卻把整個世界推向了一個新的方向，不過不是他自己所希望的方向；這是他這個個案複雜而耐人尋味之處。
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不可能會認為，沒有希特勒，20世紀世界歷史的發展也會像已經發生的那樣。沒有希特勒，完全有可能不會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肯定的是，即便發生，過程與結局也會不一樣，或許會有完全不同的聯盟、戰線與結局。不管我們喜不喜歡，當今（1978年）的世界是希特勒的產物。沒有希特勒，便沒有德國與歐洲的分裂；沒有希特勒，美國人與俄國人就不會駐兵柏林；沒有希特勒，就不會有以色列；沒有希特勒，便沒有非殖民化，起碼沒有如此迅速的非殖民化，沒有亞洲、阿拉伯、黑色非洲的解放與歐洲世界地位的下降。更確切地說，沒有希特勒的決策錯誤，就不會有這一切。因為這些都不是他所追求的。
我們必須追溯到很遠的歷史階段（或許一直要追溯到亞歷山大大帝），才能找到一個像希特勒這樣的、在較短促的生命時間內根本地與長遠地改變了世界的先例。但我們在全部世界歷史上，也找不到一個像希特勒這樣的、以獨一無二的暴力成就引發了與其願望恰恰相反的結果的例子。
希特勒所追求的，是德國在歐洲的霸主地位，以及對俄羅斯的直接統治；另外維持歐洲對非洲與亞太大部分地區的統治。他想建立一個權力金字塔，處於這個金字塔底層的是傳統歐洲的海外殖民地與德國的新殖民地俄羅斯，中層是其他歐洲國家，又分層為德國的鄰國、協助民族、衛星國與偽獨立或半獨立的同盟國，而德國則處在金字塔的頂峰。這個龐大的由德國統治的權力結構，應該在未來很有把握地進行與美國和日本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
而希特勒所造成的，卻是美國在西歐的、蘇聯在東歐的霸主地位，是德國的分裂以及所有歐洲殖民帝國的瓦解，是一個擁有兩個權力頂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原來的歐洲殖民地突然獲得了狂歡節式的自由，歐洲（各國又有不同的等級）附屬於兩個超級大國。德國先是完全失去了其國家主權，跌落到了地窖的地位，被分裂與被佔領，用了幾年、幾十年時間，也只是為了向上努力，獲得美國與蘇聯的盟友地位；歐洲的其他部分也停滯在這一地位上。
換句話說，希特勒沒有什麼建樹，而是（b不過如此/b）捅了個大婁子。幾乎沒有一個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上的「大人物」像他那樣以驚人的猛勁打偏了，但他產生的巨大影響是不可否認的。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他曾經兩次——1938年秋與1939年夏——非常接近他的真正目標。所以，找出他所犯的、使勝利在望變為滿盤皆輸的錯誤，並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遊戲，同時對希特勒的個性進行研究，也不是病態的好奇心：因為他所犯的決策錯誤的根源，絕大部分在於他的性格缺陷。
不過，部分的根源在於他的思想錯誤。起碼在他的b一個/b思想錯誤（也是他的第一個思想錯誤，它自1933年起就開始起作用）中，「綱領家」希特勒就勾畫出了政治家希特勒的輪廓。我們已經在前一章看到，在希特勒的世界現象理論中，存在著兩條十分不同的行動線索。
一方面是各民族（更確切地說是白種人之間的，對希特勒來說，有色人種不算）永恆的爭奪生存空間與統治地位的鬥爭，勝利的最高獎勵是由一個民族統治世界；另一方面是所有白種民族針對猶太人的共同鬥爭。與此相應，政治家希特勒從一開始就追隨兩個完全不同的目標：一個是德國在歐洲的統治地位；一個是「去除猶太人」，即消滅猶太人。前一個目的與後一個完全沒有關係；兩個目標甚至相互阻礙。
在政治界，同時追求兩個目標，總是一個失策；當第一個目標如此高遠，以至在集聚所有力量且在很幸運的情況下才能夠實現的時候，更是如此。每一個曾樹立統治歐洲目標的人（查理五世、菲力普二世與路易十四）都失敗了。這或許不是一開始就把每一個嘗試都當作毫無希望而不作出的理由；還是可以設想，德國能夠在20世紀實現西班牙在16世紀、法國在17與19世紀未能實現的目標。不過，鑑於可預見的、事情本身將帶來的巨大阻力，這是一個（如無必要）不再附加上一個與本目標無關的另一目標的理由。誰要征服歐洲，就不應該在歐洲將會製造敵人的基礎上，再附加上分散在全世界的（也在自己國內）影響巨大的敵人。這是一個失策，特別是當這些額外的、自己人為製造的敵人原來是自己最好朋友的情況下，這更是一個失策。在希特勒把他們當作敵人之前，猶太人就是德國的最好的朋友。
關鍵之處不在於人們如何估計猶太人對其所在國的影響。希特勒可能過高估計了這種影響，那他就更應該把他們拉到他的一邊去，而不是毫無道理地推向敵對的一邊。因為直到希特勒上臺，猶太人在世界上的影響，絕大多數完全是一個對德友好的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敵對國對此深有體會。在美國，這種影響長期而明顯地推遲了美國加盟協約國。在俄羅斯，它在由德國成功策動的沙俄革命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希特勒的反猶主義不僅毫無必要地在全世界樹立了額外的敵人，而且使朋友成為了敵人，把本來處在德國一邊的砝碼推到了敵人的一邊，其效應是雙重的。
希特勒的反猶主義，一開始就給他自己在德國設立了巨大的障礙（儘管這種反猶主義先是表現為對猶太人無休止的侮辱、誣衊與歧視，還未讓人看出其恐怖的最後表現方式），這一點直到今天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侮辱，就足以把朋友變為敵人；而直到希特勒上臺以前，德國的大部分猶太人簡直是熱戀著德國。令人感動的是，一小部分猶太人甚至在希特勒之後，儘管有過希特勒給他們帶來的災難，仍然是這樣。
自他們獲得解放以來，所有西方國家的猶太人都成為了優秀的愛國者；但是，沒有一個地方的猶太人的愛國主義像在德國那樣達到了如此灼熱的、深情的程度。我們可以說，在希特勒上臺前的半個世紀內，發生了猶太人對德國人的戀愛事件（約格·烏特曼在其著作《面貌酷似的人，你這個蒼白的夥計》中探討了這種特別的猶太人與德國人親和性的根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猶太人是施愛的一方；而德國人，如果沒有把這種感情當作猶太人的糾纏而加以拒絕的話，他們最多隻是（感到受了恭維，也有點兒不舒服）接受了其同國猶太人的崇拜。不管怎樣，猶太人與德國人的戀愛關係在文化領域引發了燦爛的奇葩：譬如（出版家）薩穆埃爾·費舍爾及其作家群，又如馬克斯·萊茵哈特及其演員。而且，德國猶太人還為德國在20世紀初期在思想與文化、科學與經濟領域第一次明顯地超越英國與法國，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這些在1933年立刻成為了歷史。希特勒使絕大多數猶太人受侮辱而由愛情變成了仇恨；除了德國猶太人以外，他還讓那些繼續忠誠於他們猶太人朋友的德國人（當然不是絕大多數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德國人）變成了敵人。德國消極抵禦希特勒潮流的一大部分，是由他的反猶主義造成的。這種少數（還不能說是完全微乎其微的少數）默默的不參與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希特勒，當然難以計算。譬如儘管德國文學界有地位與名望的作家幾乎都流亡他國的事實希特勒能夠承受，但這還是成為了從一開始就促成希特勒德國在世界上名聲敗壞的不確定因素。比這影響更大的是，希特勒的反猶主義給德國科學界造成了大失血。不僅以愛因斯坦為首的猶太科學家流亡他國；重要的非猶太科學家也跟著他們的猶太人同事與老師出走了，而以前大批聞名而來德國的外國人不再前來。直到希特勒上臺，世界核研究的中心在德國的哥廷根；1933年則移往了美國。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設想：如果沒有希特勒的反猶主義，第一個發明原子彈的大國可能是德國，而不是美國。
希特勒以反猶主義給他的權力追求從一開始就加上了一個難以估計的障礙，這無疑是他的第一個嚴重失策，一個一直被低估的失策。不過，還必須有其他失策，才會達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因為，儘管希特勒的反猶主義從一開始就損害了德國的利益，但希特勒曾有兩次離他的目標很近的事實仍然毋容置疑：先是在1938年，當在英國與法國完全同意賦予他東歐霸權地位的時候；後又在1940年夏天，當對法國的勝利以及對許多其他國家的佔領，幾乎將蘇聯以西的整個大陸放到了他的腳下的時候。這迫使人們提出一個問題：德國對歐洲的統治或在歐洲的霸權，是不是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個烏托邦，希特勒的這一目標也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
在今天（1978年），這一問題只要被提出，一般就不加討論地被肯定了，今天的聯邦德國人也這樣認為，尤其是年輕的一代，他們常常會像看瘋子那樣瞪眼看著他們的父親與爺爺，因為他們竟會樹立如此一個目標。不過，首先可以確定的是，這些父親與爺爺們，也就是兩代德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代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代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一目標是合理的與可實現的，他們曾為此歡欣鼓舞，不少人還為此犧牲了生命。
當然，這並不是說這一目標可以實現或值得追求。今天只會有少數人肯定它。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1938年秋天與1940年夏天的歐洲局面，而且將歐洲在希特勒之後的可憐地位與希特勒以前歐洲的世界地位相比較，那麼我們會陷入沉思。歐洲如果要維護這一世界地位，不是必須統一嗎？如果能在不借助於暴力的前提下實現這一統一，它是否至少在初期階段需要其最強國家的霸權地位？而德國不就是這個最強大的國家嗎？總之，不僅僅德國人（他們的兩代人）是以「是」來回答這些問題的。1938年與1940年所顯現的是，許多非德國的歐洲人儘管或許有所保留，但也隨時準備說出一個猶猶豫豫的「是」。1945年以後的結果表明，他們的態度還不算完全錯誤——或者說，可能還不算完全錯誤——如果他們所面對的德國不是希特勒德國的話。
與一個被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在許多方面（如迫害猶太人、集中營、憲法上的混亂、法制的瓦解與被迫的文化狹隘性）是一個噩夢一樣，一個被希特勒統治的歐洲無疑也會是一個噩夢。但是，我們不應因此忽視另外的東西：19世紀歐洲的均衡體制在20世紀已無法維持。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的和平秩序摧毀了它的核心，而1939年英、法在長期猶豫後半心半意作出的重建嘗試，在1940年就失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實驗證明，歐洲要麼接受德國的霸權，要麼接受美蘇霸權。無疑，就希特勒統治之下的德國霸權的樣子，美國的霸權遠遠比它好，甚至可以說蘇聯的霸權（儘管有人會否定這一點）也比它好些。但是，德國的霸權地位或許能統一歐洲，而一個美蘇霸權則必然分裂歐洲。一個由德國霸權統一的歐洲能保住其在亞洲與非洲的殖民地，而一個被美、蘇分割的歐洲必然倉皇地失去它們。
這一點讓人能夠理解，希特勒1938年在歐洲與1940年在戰勝法國以後，在整個歐洲大陸可以感到一點和解與服從的願望，當然這在當時還不能算是與19世紀中期德國統一期望一樣強烈的對歐洲統一的期望。這在1945年以後才有，而那時孩子已經掉到井裡去了（太晚了）。但是，一種屈從暴力，從對不可抵抗暴力的屈從中獲得最好結果的願望，在1938年與1940年完全是存在的，它至少在某些地方是與認為歐洲或許完全需要較高程度統一的預感有關聯，哪怕是以德國的（或許只是初期的）霸權地位為代價。人們仍然記得，1866年俾斯麥的普魯士是如何通過戰爭統一了被戰勝的德意志諸邦，然後又逐步融入瞭如此統一的德國。一個勝利的德國也將如此逐步融入統一的歐洲，逐漸磨損其可惡的稜角，這難道不可思議嗎？或許甚至可以通過迎合行為加快這一值得追求的程式。這些想法在幾乎所有國家（尤其在法國）都很普遍，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沒有人願意回憶起它們。如果當時德國有一個俾斯麥，而不是希特勒的話……
但我們不能做白日夢。德國有了希特勒，這一格局是發展成為一個統一與強大的、儘管先是被德國統治的歐洲，還是發展成為事實上發生的結果，完全決定於希特勒——不管歷史學的社會學派怎麼說。希特勒1945年2月在波曼筆錄裡說：「我是歐洲的最後機會。」在一定程度上，他說得對。不過，他還應該補充一句：「而我摧毀了這個機會。」他摧毀了這個機會，這是他的第二個重大失策，即讓他的歐洲政策受到他的反猶主義的連累。為了理解他是如何與為什麼將這個機會摧毀的（而且連續兩次），我們必須仔細觀察他1938年秋與1940年夏的政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兩次得到的機會，兩次要麼沒有看到，要麼故意扔掉這種機會，一個兩次重複的疏忽性失策，與他1941年更為明顯的失策（向蘇聯與美國的宣戰）一樣嚴重。
下面我們先簡述一下史實。
1938年3月，希特勒通過兼併奧地利，將德意志帝國擴張為大德意志帝國，同年9月，英、法在《慕尼黑協定》中允許這一大德意志帝國又兼併德意志人居住的波西米亞與摩拉維亞邊境地區。《慕尼黑協定》的意義不僅在於分割捷克斯洛伐克（它寄希望於與法國的聯盟，但未能如願）；它實際上意味著英、法在政治上退出東歐，承認直到蘇聯邊界的東歐是德國的勢力範圍。《慕尼黑協定》遺留下來的殘餘捷克斯洛伐克，便成了希特勒手中的麵糰。他讓波蘭與匈牙利參與了對捷克的搶劫，這樣它們就成為了他的盟友，而且是一個強者的弱小盟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已經與德國經濟建立了緊密聯絡，幾乎可以說是依附關係，也必須尋求在政治上建立最緊密的關係：因為它們與法國的盟友關係在《慕尼黑協定》後已經失去了價值。保加利亞與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德國的盟友，它們現在又在向德國靠攏。
這就是說，希特勒實現了他青年時代的第一個夢想：一個充當原奧地利後繼國家，以及在德奧與俄國之間整個區域的領導國家的大德意志國家，而所有這些是在沒有經過戰爭，在英、法完全同意的前提下實現的，而蘇聯雖然對其西邊的這一巨大的權力集聚滿腹狐疑，但也無可奈何。現在要做的，只是整理這一新建的大德意志—東歐帝國，將它納入正軌，給予其所包含的各個民族適應新形勢的時間。此時已經不需要戰爭，而不通過戰爭達到目標，是英、法同意的潛在條件。它們本來要在慕尼黑「為我們這個時代（購買）和平」。英國首相張伯倫在從慕尼黑回來後（後來證明是過早地）宣佈已經實現目標，這是因為，他認為希特勒從現在開始將有好多年處在和平的忙碌之中。因為組織與鞏固張伯倫與其法國同事達拉第在慕尼黑給德國提供的遼闊與繁雜的東歐勢力範圍，除了禮貌分寸與細緻入微的政治感覺以外，還需要兩個東西：建設性的國家藝術（可以說是國家建設藝術）以及耐心。
但是，希特勒缺少的恰恰是這些素質。我們已經提及他在國家巨匠的建設性天賦方面的缺陷：連自己的已經存在的國家，他都未能或不願意給予一個新的憲法秩序；更別說一個必須新建的國家共同體了！這裡所需要的國家建設方面的想象力，希特勒就是沒有。說起來奇怪，他對這些現在放入他手中的國家與民族的命運也不感興趣。對他來說，它們只是他下一步行動的協助民族、原料提供者與進軍區域。
他也沒有組織其新的大帝國所需要的耐心，這確實應該是一個終生任務。他最遲從1925年起就有了一個更大的目標：佔領與征服蘇聯，作為準備，先打敗法國。而且，我們已經提及，他要把他所設想的一切在他的有生之年實現。他沒有時間了。1939年4月他五十歲了，我們記得他那句話：「我寧願在五十歲的時候打仗，而不願意在五十五歲或六十歲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另一個地方提及，他本來想在1938年就開戰。《慕尼黑協定》被希特勒的朋友與敵人看成是他的一個童話式的勝利，事實確實也是如此，但希特勒自己卻幾乎把它看成是一個失敗：這並不如他的本意，他從英、法手裡接過了他本想以暴力奪取的東西，而且他失去了時間。因此，他1939年強行挑起了1938年未能得到的戰爭：通過完全多餘的對毫無抵抗力與軟弱的殘餘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佔領與再次瓜分，他摧毀了《慕尼黑協定》的交易基礎，而當英、法隨後與波蘭建立或重建同盟關係的時候，他幾乎以一種「正好」的態度強行開戰，由此激發了英、法的宣戰。
宣戰，還不真正意味著戰爭。在物質上與精神上，英國與法國在1939年都沒有做好對德積極作戰的準備；它們讓希特勒對自己開戰。對法國作戰來說，他是有準備的，而對英國作戰，卻沒有。在希特勒的計劃中，法國的「消滅」一直是針對蘇聯的主要戰爭的前奏。1940年的對法戰爭也就成了他的最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