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的計劃中，英國被設計為一個盟友，至少是一個善意的中立國。希特勒沒有作出侵犯英國或一場海上戰爭或封鎖的準備。冒失地登陸他不敢，鑑於英國的海軍與空軍優勢，也不無道理。恐怖轟炸，被證實為一個讓英國放棄戰爭的劣等工具；它造成了適得其反的結果。這樣，自1940年起，希特勒拖上了一場不情願的、無法終結的與英國的戰爭，這是他1938年至1939年決策錯誤的一個徵兆。
但是，他戰勝了法國，這在全歐洲賦予了他不可抵禦的光環，而且他佔領了從挪威的北角到比利牛斯山脈的整個西部大陸。《慕尼黑協定》給予了他一個針對東歐的機會，而現在他又獲得了一個針對全歐洲的機會：賦予歐洲一個「新秩序」與長期鞏固德國在歐洲霸權地位的機會。這個機會不僅出現在他眼前，而且幾乎不可迴避：因為現在已經打了仗，一場勝利的戰爭，如果不是白打的話，就要締結和約。而且，法國不僅願意締結和約，它的有些現在執政的政治家甚至願意建立盟友關係。他們明確提供的是所謂的「合作」，這是一個完全有伸縮性的概念。如果希特勒願意的話，他完全可以在1940年的任何時候與法國締結和約，如果這一和約締結得比較寬容的話，它無疑也會使所有那些被希特勒侵犯的西歐小國渴望和約。先與法國締結和約，然後與法國一起召集歐洲和平會議，或許可以在此會上建立一種歐洲國家聯盟，至少一種防衛與經濟共同體：所有這一切對於一個處在希特勒位置上的德國國家巨匠來說，是舉手之勞。另外，它可能是將英國在心理上解除武裝，終結與英國的戰爭的最有效工具。因為，如果那些讓英國為它們向希特勒宣戰的國家已經與希特勒締結了和約，那麼英國還應為誰而戰呢？它又能拿一個統一的、團結在德國周圍的歐洲怎樣呢？
值得注意的是，有證據證明，這些可能性在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之間的十二個月內，在希特勒的思想中沒有任何位置。他不是先考慮一下，然後否定它們；這種策略的想法完全沒有出現在他的腦海中。他提出和平的物件，不是被戰勝的法國，而是未被戰勝的英國，想起來，這是一個完全自相矛盾的行為。英國剛剛宣戰，正在調動其力量與預備力量，它可以完全悠然而為之。因為它的海軍與空軍可以抵禦入侵，它沒有看到它參戰的原因已被取消；相反，因為希特勒的新的進攻戰爭，以及對挪威與丹麥、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的佔領增加了，為什麼它要締結和約呢？願意締結和約的是戰敗者，而不是未戰敗者。
戰爭的目的，在於通過軍事上的勝利使對手簽訂和約，如果勝方不利用敗方簽訂和約的願望，那麼它就扔掉了其勝利。希特勒扔掉了其對被戰勝的、願意簽訂和約的法國的勝利，反而轉向未被戰勝的、不願簽約的英國，而且也不示意自己會在造成與英作戰的爭議問題上作出任何讓步。這是一個不可理喻的、重大的政治錯誤。他在扔掉對法國勝利的同時，還扔掉了統一歐洲的、使得歐洲願意接受德國霸權地位的機會，這把他的失策擴大到大錯特錯的地步。奇怪的是，這一巨大失策在希特勒的研究中至今沒有被看到。
不過，我們也難以想象希特勒會是一個寬容的勝利者，以及有遠見的、有耐心的和平使者。在1945年1月30日的最後一次廣播講話裡，他稱自己是一個只知道一件事情的人，即只知道打、打、打。這一自我描述，原意本是自我誇耀，但實際上是一種或許有些過分的自我指責。希特勒不僅只會使用暴力，而且也很狡猾。但是，他從未理解克倫威爾關於「一個人並不真正佔有他僅僅通過武力佔有的東西」這一名言中的哲理；他從來不是一個和平締造者，他沒有這方面的才能。這或許是絕大多數有關希特勒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研究中，沒有充分提到他1940年夏天失去的巨大機會的原因。但同時也是將「影片」恰恰停在1940年的一個理由，如果我們要正確判斷希特勒的強點與弱點的話，只有在此時，我們才能同時而完全地看到這些強點與弱點。
希特勒畢竟自己造就了那個被他扔掉的機會。他無疑證實了自己是意志、精力與成就力量的一個化身。他展示了他所擁有的不容忽視的政治才能，尤其是那確實可靠的、對一個對手潛在弱點的嗅覺，以及一種「冰冷地」利用這些弱點並「閃電般地」作出反應的能力（「冰冷地」與「閃電般地」是希特勒最喜歡的詞語）。另外，正如他在這一歷史時刻證明的那樣，他擁有一種完全是罕見的政治才能與軍事才能的結合；但他完全不擁有的是國家巨匠的想象力、建設持久事業的能力。因此，與他在此前不能在國內建立一個憲法秩序一樣，他不能達成一個和平條約（和約對於國家共同體來說的意義，與一部憲法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一樣）。他對於確定狀態的恐懼與他的急躁，也使他不能做到這一點，兩者又與他的自我欣賞有關：因為他認為自己不會犯錯誤，完全信任自己的「感覺」，所以他不能建立束縛他的機構；因為他認為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實現他的綱領，所以他不能培植一種需要時間成長的事業，不能把任何事情留給後任去做，連線班人都不安排（關於接班人的想法一直使他感到不舒服）。
關於他那些造成嚴重疏忽性錯誤的性格缺陷與天賦的不足，就講這些。除此以外，對1940年的嚴重疏忽的原因，也在於「綱領家」希特勒的思想錯誤，我們已經在「錯誤」一章中講過。
對於「政治思想家」希特勒來說，戰爭是正常狀態，而和平是非常狀態。他看到，和平往往可以用於備戰。他沒有看到的是，戰爭總是必須應該用來締結和約。對於希特勒來說，所有政治的最終目的是勝利的戰爭，而不是贏得的和平。他自己曾經在（口頭上一再保證和平的）六年裡準備了戰爭：而現在，他有了戰爭，就不能讓它這麼快地走了。有時他乾脆直接說出來：如果他在對波蘭與對法國戰爭勝利後讓一段間斷性和平狀態出現的話，那麼就不那麼容易讓德國「振作起來」發動一場對蘇聯的新戰爭。
希特勒尤其不願意與法國締結和約，還有另一個原因。我們在前一章已經講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強者的勝利總是意味著「弱者的消滅或無條件地屈從」。恰恰在《我的奮鬥》中涉及到法國的地方，「消滅」一詞似乎理所當然地出現了。他在那裡寫道，「我們與法國之間永久的本身無結果的搏鬥」，只有在「德國只是把消滅法國看成隨後能給予我們民族在另一個地方擴張可能的前提下」才會有意義。在1940年的條件下，當希特勒還希望英國回心轉意的時候，希特勒不能在法國推行已在波蘭推行的、下一年行將在蘇聯開始的消滅政策。但除了消滅以外，希特勒不能想象另一個涉及法國的戰爭目標，因此他的思想更不能允許與法國締結和約，而為了起到有益的作用，它還必須是一個和解的和約，甚至是一個統一的和約。消滅的思想沒有被取消；只是其實現被推遲了，或者至少是未作出決定。至少希特勒不願在這方面給自己製造障礙。
在這裡，希特勒的兩個初看起來相互矛盾的個性，即他對確定的恐懼與他的綱領方面的固執，以奇怪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兩者融合，使他變得有些無視現實。他既看不到不希望得到的、不在計劃內的機會，也看不到與綱領不吻合的危險。在這裡，他有別於與他有許多共同特徵（包括殘酷性，對此我們將在下一章講到）的斯大林：斯大林一直對他周圍的現實保持著警惕的目光；而希特勒則自以為能夠移山倒海。
所有這一切在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之間表現得最為明顯，在這一年裡，希特勒不自覺地決定了自己的命運。對於歐洲大陸和約必然讓英國的戰爭意志癱瘓的可能性，他不感興趣。實際上，他對整個與英國的戰爭都不感興趣：這場戰爭不在計劃之中，它不能被納入希特勒的世界觀。至於在英國的後面，美國正在危險地接近，希特勒不把它當回事。他深信，美國的軍備還落後，內部干涉主義者與孤立主義者之間矛盾重重，在最嚴重的時候，還有日本在牽制美國。在他自己的行動綱領中，沒有美國的位置。這一綱領要求，在針對法國的準備性戰爭以後（這場戰爭已經過去了，儘管沒有一個和約終結它）發動一場主要戰爭，即針對蘇聯的「生存空間戰爭」。在一些反覆以後，希特勒最終決定發動這場戰爭，儘管在他的綱領中，英國本來在這場德蘇戰爭中不是被設計為敵對國，而是作為盟友或者善意與中立的旁觀者；儘管在這場進行著的、違背綱領的對英戰爭中，蘇聯本來作為原料與糧食供應者起著不可或缺的、突破封鎖的作用，而且表現得忠實可靠。對於第二點，希特勒不以為然地認為，一個被佔領的蘇聯，比一個善意與中立的蘇聯，將是一個更為可靠的原料與糧食提供者。至於英國，他自我說服地認為，如果其對蘇聯作為未來盟友的希望落了空，英國將絕望地放棄對德戰爭。他沒有看到，蘇聯沒有給英國的這種希望任何養料，而英國顯然沒有希望蘇聯，而是希望美國成為未來的盟友。
我們不應過於認真地對待希特勒的這些合理化想法。希特勒進攻蘇聯，不是因為對英戰爭仍在進行；也不是因為1940年下半年與蘇聯的矛盾，這些矛盾到1941年夏天已經消除了；而是因為蘇聯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圖上一直被設計為德國的生存空間，是因為在希特勒的時間表中，在戰勝法國以後，現在上演全部征服劇目中主要節目的時刻到來了。早在1940年7月，希特勒就已經向他的將軍們透露了他的意圖，12月18日就此作出了決議，1941年6月22日，決議付諸實施了。
希特勒對蘇聯的（未受挑釁的）進攻是一個失策，而且是一個單獨就決定戰爭結局的失策，這一點今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最多可以提問的是，是否當時也能被看出是一個失策。1941年蘇聯被普遍低估了（英國與美國總參謀部都預期蘇聯會快速戰敗），而蘇聯在其1939年與芬蘭的冬季戰爭中也為此提供了一些依據。1941年令人鼓舞的初期戰果似乎在證實希特勒對蘇聯抵抗力量的低估是正確的。他如果用另一種戰略是否會拿下莫斯科，直到今天還有爭議。總之，他差一點拿下。
但是，鑑於蘇聯巨大的人口與空間潛力——與1812年一樣——1941年攻克莫斯科也未必能夠終結戰爭。鑑於如此巨大的人口與空間潛力，怎麼能結束一場與蘇聯的戰爭呢？很奇怪，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知道，希特勒從來沒有認真地思考過。與以前對待法國一樣，他不想軍事勝利以外的事情。他的戰爭計劃設想的也只是在軍事勝利後，一直進軍到阿爾漢格爾斯克—阿斯特拉罕一線；這意味著，即使在那時，他還將有一個漫長的東方戰線，而與英國的戰爭還在進行，還可能與美國交戰。
現在與英國的戰爭，以及對被佔領但未和平化的歐洲大陸的控制，已經牽制了德國四分之一的陸軍、三分之一的空軍以及全部海軍，包括相關的供應工業。這一沒有結束的西線戰爭，也給了東線戰爭嚴格的時間約束。英國在開戰時，在軍備上落後德國好幾年，但越來越強大，美國就更不用說了；在兩年，最遲在三年之內，這兩國將在歐洲轉向攻勢。所有這一切理由，都足以讓一個負責任的國家領袖再三考慮，是否在1941年的背景下發動一場無人強迫的對蘇戰爭。但希特勒只為自己負責，在《我的奮鬥》中寫下這一判斷後的十五年裡，他那未加核實的直覺一直在告訴他，「東方的巨大帝國」「行將崩潰」。他盲目相信這一直覺，以至於他連一套過冬裝備都不為德國陸軍準備。他深信，6月22日開始的那場戰爭，一定會在冬天到來之前勝利告終。眾所周知，冬天的突然降臨，給兵臨莫斯科城下的德軍帶來的卻是第一場失敗。德軍指揮部的作戰日記中對此寫道：「當1941年與1942年之交的冬天的災難降臨時，元首……明白了，自這一轉折點起……不能再取得任何勝利了。」這天是1941年12月6日。12月11日，希特勒又向美國宣戰。
這是希特勒登峰造極的、恰恰因它是如此顯而易見而一直最難解釋的失策，他以此在1941年自掘了墳墓。他似乎從對蘇閃電戰的失敗中得出了一個希望戰敗的結論，而且要一個儘量全面、儘量災難性的失敗。因為，如果在沒有戰勝英國與蘇聯的前提下，又加上一個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失敗將不可避免，這一點希特勒不可能看不到。
直到今天，對希特勒的這一（我們幾乎要說是）瘋狂行動都沒有一個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釋。試想一下：這一宣戰實際上是邀請美國對德作戰。因為希特勒沒有讓德國對美積極作戰的工具，他連能給美國一點不痛不癢打擊的遠端轟炸機都沒有。而且，希特勒以這一宣戰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做了一件最為舒心的事；因為一年多以來，羅斯福一直試圖以其對英國越來越公開的支援，挑逗希特勒向美國宣戰。羅斯福是希特勒的對手中毫無疑慮地願意打這場戰爭的唯一一個，因為他認為它不可避免，但他因為國內的反對而不能自己開戰。希特勒一年多以來（這也是理智的）盡力不挑釁，相反，他作出一些努力，通過鼓勵與加強日本對美國的威脅勢態，讓美國轉移注意力，不參加歐洲戰爭。恰恰現在這一轉移美國注意力的政策取得了最大的成就：12月7日，日本襲擊美國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開始了它的對美戰爭。如果德國現在保持沉默，羅斯福怎能指揮他那個受到日本嚴重挑戰的國家不向日本作戰，而向沒有幹任何傷害美國事情的德國作戰呢？如果他那樣做，他如何向美國人民解釋呢？希特勒用他的對美宣戰為羅斯福代勞了。
這是出於對日本的「尼伯龍根式的忠誠」嗎？這不大可能。德國沒有責任參加一場日本自己按自己的算盤開始的戰爭，反過來也一樣。1940年9月的德、日、意三國聯盟是一個純防禦性同盟。日本因此也沒有參加德國的對蘇進攻戰爭。相反，當1941年4月德國對蘇聯的進攻昭然若揭的時候，日本與蘇聯卻簽訂了一項中立協定，並且也嚴格恪守；而且，擋住德軍對莫斯科進攻的部隊，恰恰是從滿洲里的蘇日邊界上撤回來的西伯利亞軍隊。希特勒不僅在法律上，而且也在道義上，完全有理由把日本對美國的戰爭當成一個來得正好的、轉移美國注意力與減輕德國負擔的行動，對於德國來說，它完全可以成為這種意義上的行動。希特勒完全可以像日本坐視德國對蘇聯的戰爭那樣，冷笑著觀看日本對美國的戰爭，何況他也不能幹什麼支援日本的事情。他不是一個讓感情依賴影響自己決策的人，何況是針對日本的政策，這就更不用說了。
希特勒自己挑起他一直竭力想往後推遲的使美國參戰，其原因不是日本對珍珠港的進攻，而是蘇聯在莫斯科城前的勝利反攻，有證據證明它給了希特勒「再也不可能打勝仗」的直覺。有把握的，只能說這麼多；但這樣希特勒的決定還沒有得到完全的解釋。哪怕當作絕望的舉動來觀察，對美國的宣戰也難以理解。
這一宣戰隱藏著求救呼籲嗎？1941年12月不僅顯露出了在接下來的戰爭過程中得到證實的事實：擁有兩億多人的蘇聯，就是要比只有八千萬人的德國要強大；而且這一更為強大的國力長遠來看必然要獲勝。12月的事態似乎也預示著一個（先是由於希特勒的意志力而得以避免的）前景，即一場在蘇軍進攻與蘇聯冬天的雙重影響下很快會發生的拿破崙式的災難。鑑於這種可能性可以想象，希特勒幾乎盼望著英、美在西線的進攻，以便於至少可以不輸給蘇聯，而是輸給西方國家，他們可能會較為寬容地對待德國。但是三年以後，希特勒的決定否定了這種解釋法。到了那時，當德國只有選擇是從東方還是從西方得到致命打擊的時候，希特勒作出了相反的選擇，就此我們會在「背叛」一章講到。另外，希特勒很瞭解美國的動員與軍備方面的落後狀況：在1941年與1942年之交的冬天，西方國家無論如何還沒有登陸歐洲大陸的能力，美國人沒有，英國人更沒有。
或者希特勒想通過建立美、英、蘇同盟——它只能是一個很不自然的同盟——來分裂他的敵人？他是否尤其認為，在美國與蘇聯之間會很快發生爭吵，他可以藉此脫身？這在「不能夠再打勝仗」的局面下，儘管是一個幻想性的，但不完全是一個不現實的考慮？蘇、英、美確實在以後的戰爭程式中多次發生十分嚴重的爭吵，在1942年與1943年是因為「歐洲的第二戰線」，1943年與1944年是因為波蘭，最後在1945年是因為德國（不過，其中丘吉爾的英國比羅斯福的美國更會爭吵）。後來的「冷戰」，確實已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在準備之中，1941年的時候，不需要什麼預見能力就能估計到這一發展趨勢。但是，當它們出現的時候，希特勒沒有作出任何利用它們的努力。在1942年或者甚至在1943年局面的前提下，與蘇聯單獨締結和約或許還可以得到（那時，蘇聯可以說是遍體流血，幾乎承擔了戰爭的全部負擔，無效地呼籲「歐洲的第二戰線」），但希特勒一直拒之於千里之外；與西方締結和約的可能性，他卻通過恰恰在1941年以後的巨大罪行給摧毀了。
我們在尋找希特勒不可解釋的對美宣戰的動機時，必須依賴於猜測，因為他自己沒有表露自己的動機。這一宣戰不僅僅是最不可解釋的失策（因為這一失策，他把一個幾乎全面的勝利轉換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失敗），它也是他最為孤獨的決定。他在為此召集的帝國國會會議上宣佈它以前，沒有與任何人商量過：沒有與他身邊的、與在對蘇戰爭開始以來與他度過主要時光的將領們說過，沒有與他的外交部長，更沒有與他的自1938年以來從未召集過的政府內閣說過。
但是，在丹麥外長斯卡維紐斯與克羅埃西亞外長洛爾科維奇兩位外賓面前，他於11月27日，也就是在蘇軍的反攻還沒有進行，只是德國的進攻被頂住的時候，講了一些奇怪的話，這些話被記錄了下來。「我在這裡也是冷酷無情的，」他說，「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夠強大與願意犧牲，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麼它就應該滅亡，讓一個更為強大的力量消滅掉……我不會為德意志民族流淚。」多麼令人毛骨悚然的話。1945年，希特勒確實命令炸掉德國所有還未倒下的建築，去掉德意志民族任何繼續生存的可能性，也就是通過滅絕來懲罰德意志民族，因為它被證實無法征服世界。這種背叛念頭，在碰到第一場失敗的時候，就突然冒出來了。這與我們已經熟悉的他的個性相一致：他喜歡作出最極端的結論，而且是「冰冷地」、「閃電般地」。對美宣戰是希特勒內心已經變了主意的徵兆嗎？他現在是否已經作出了決定，既然他不能作為最偉大的征服者與勝利者被載入史冊，那至少應該作為最巨大災難的製造者？
有一點是肯定的：希特勒對美宣戰，使得德國以莫斯科城前決戰為預兆的戰爭敗局徹底確定了；而且，他從1942年開始就沒有再做任何扭轉敗局的事情。他再沒有提出新的建議，既沒有政治上的，也沒有軍事上的。他在前些年中不可否認的豐富想象力，自1942年起就像被風吹走了一樣無影無蹤了。從失敗的戰爭中想辦法掙脫出來的政治機會，甚至軍事上的或者扭轉戰爭命運的機會，如隆美爾1942年夏天在非洲的意外勝利，都沒有受到重視。似乎希特勒已經不對勝利而是隻對其他事情感興趣。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在這些年裡越來越深居簡出。人們看不到他的身影，也聽不到他的講話。他不與民眾接觸，不訪問前線，不視察遭受空襲的城市，幾乎不作公開的演講。希特勒只生活在他的軍事大本營。不過，他在那裡還掌著權，像以前那樣不可一世，像在流水線上工作那樣撤換著將領，並親自作出所有軍事決定——常常是奇怪的決定，如把第六軍犧牲在斯大林格勒。他在這些年的戰略是固執的、毫無想象力的。他唯一的方案就是「以一切代價守住」。代價付出了，但仍未能守住。自1942年底起在東線，自1944年起在西線，佔領的地區一塊一塊地丟失了。希特勒沒有反應；他打的是一場延長的阻滯戰，很顯然不再是為了獲得勝利，而是為了獲得時間。奇怪，此前他一直沒有時間，現在他為時間而戰。
但是，他還在戰鬥，他還需要時間。為何？希特勒一直有兩個目標：德國對歐洲的統治與猶太人的滅絕。第一個目標他實現不了了；現在他集中實現第二個目標。當德國軍隊進行著長久的、犧牲慘重與徒勞的延緩戰的時候，滿載人員的火車天天開往集中營。1942年1月，「最後解決」的命令下達了。
在1941年以前的歲月裡，希特勒讓世界緊張不安的，是他的政治與軍事行動——這從此結束了；現在他讓世界震驚的，是他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