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耐人尋味但很奇怪且很少被注意到的事實：希特勒並未給那些他對它們犯下最大罪行的民族帶來最大的損害。
蘇聯因希特勒喪失了至少一千二百萬人，蘇聯自己說喪失了兩千萬人口；但是希特勒迫使它作出的巨大努力，使它成為了超級大國。在波蘭，希特勒屠殺了六百萬人，如果不包括波蘭猶太人，是三百萬人；但是，希特勒戰爭的結果是一個比戰前在地理上更健康、民族更為團結的波蘭。希特勒企圖消滅猶太人，在他的權力範圍內，他幾乎得逞；但是，希特勒吞噬了四百萬至六百萬猶太人的滅絕政策，賦予了他們建立國家所必需的拼搏力量。希特勒以後，猶太人自近兩千年來第一次又擁有了自己的國家，一個自豪與光榮的國家。沒有希特勒就沒有以色列。
希特勒給英國在客觀上造成了更為巨大的損失，儘管他根本不願意與英國打仗，而一直只是半心半力地與英國作戰。英國因希特勒戰爭失去了其帝國，並且不再是世界大國；由於希特勒的戰爭，法國與其他絕大多數西歐國家與民族的地位都同樣地降低了。
完全客觀地看，希特勒對德國造成了比其他國家更大的、可以說是最大的損失。德國人也因希特勒蒙受了可怕的人口損失，有七百多萬人，比猶太人與波蘭人還多，只有蘇聯人的損失更大；其他參戰國的損失遠遠不能與上述四國相比。但是，蘇聯與波蘭在付出可怕代價以後更為強大，以色列因猶太人的犧牲才得以存在，而德意志帝國則從地圖上消失了。
德國的地位不僅與所有其他西歐大國一樣降低了，它還失去了以前國土（它的「生存空間」）的四分之一，其餘部分分裂了，兩個分裂的國家因被納入兩個對立的權力陣營而被迫處於不自然的敵對關係。至於至少在其中較大國家中的人們今天又可以舒心生活的事實，不是希特勒的功勞。1945年希特勒在德國留下了一片焦土，不僅是一片物質上的，而且（這很容易被忘記）也是一片政治的焦土：他不僅留下了死屍、廢墟與殘垣斷壁，以及千百萬飢餓的、流離失所的人們，而且留下了一個崩潰的管理機構與一個被消滅的國家。而且這兩點——人們的慘狀與國家的滅亡——是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內有意造成的。他甚至試圖作出更為嚴重的事情：他針對德國的最後計劃是民族的滅亡。最遲在他的最後階段，希特勒成為了一個自覺的德國的叛國者。
這一點，對於年輕一代來說，不能像親身經歷的那代人那樣容易感受得到。希特勒的最後幾個月恰恰形成了一個傳說——儘管不是一個光彩的傳說，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希特勒開脫，不必對1945年德國的垂死狀態負責任。按照這一傳說，戰爭末期的希特勒只是其本人的一個影子，已經病入膏肓，一個廢人，失去了決策力，只能癱瘓似的坐視周圍發生的災難。按照關於1945年1月至4月所流行的敘述，他失去了對事態的任何控制，在他的地堡裡指揮著已經不存在的軍隊，一會兒暴跳如雷，一會兒萬念俱灰，直到最後一刻還在幻想在柏林的廢墟中獲得最後的勝利，簡言之，他對現實如同一個盲人，可以說已經不正常了。
這一影像無關宏旨。當然，希特勒1945年的身體已經不是最佳狀態；當然他老了，而且在五年的戰爭以後，他的神經大受創傷（丘吉爾與羅斯福也一樣）。當然，他越來越陰沉，越來越經常地大發雷霆，讓身邊的人感到恐懼。但這種把一切描畫得黑上加黑，在末日的場景中陶醉的誘惑，常常使人們忽視了一點：恰恰在最後幾個月的希特勒，就果斷與意志而言，再次達到了他的頂峰。意志的相對癱瘓，固守無想象力的常規，可以在此之前的一個階段裡看到。如在1943年，戈培爾在其日記中擔憂地確認了一個「元首危機」，又如在1944年上半年也是如此。但是，面對戰敗，希特勒又回來了，就像被電擊了一樣。他的手現在雖然在顫抖，但是它抓起來仍然（或者說又是）迅猛且致命。1944年8月至1945年4月間，身體上衰落的希特勒，表現出來的咬牙切齒的堅忍不拔與急促行動是驚人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令人佩服的；但是，這些行動越來越清楚地（直到最後毫無疑問地）指向今天聽起來對某些人難以置信的目標：全面摧毀德國。
這一目標開始還不能被清楚地看出，但到了最後清楚無疑。希特勒在最後時期的政策可分為三個明顯不同的階段。在第一階段（1944年8月至10月），他成功地阻礙了中止輸掉的戰爭，讓最後決戰成為可能。在第二階段（1944年11月至1945年1月），他作出了出乎意料的最後出擊——向西方的出擊。在第三階段（1945年2月至4月），他以在1941年以前用來征服、自1942年至1944年用來消滅猶太人的精力來全面摧毀德國。為了看到希特勒這一最後目標是如何逐漸顯現的，我們必須更仔細地觀察希特勒在戰爭最後九個月的行為。
1944年8月的戰局，在軍事上與1918年9月頗為相似，當年的德國軍事獨裁者魯登道夫撒手不幹了。這就是說，戰敗按正常人的估計已經不可避免，結局可以預見到。但是結局還沒有到來，敗局還沒有被確定，前後兩次都沒有。敵軍還沒有踏上德國的領土；與1944年與1945年所發生的一樣，1918年也同樣可以把戰爭拖到下一年。
眾所周知，魯登道夫在這一局勢中得出瞭如下結論：「戰爭該結束了。」他促成了停戰請求，而且把他的政敵推進了政府，讓德國的停戰要求顯得更為可信，給予了德國一個負擔較少的、有談判能力的代表。他後來控告這些他自己委任的破產管理者（「讓他們來收拾殘局」），從後面給了未被打敗的軍隊背後一刀，這使他1918年9月的行為失去了原有的光澤。但就其本身而言，這一行為方式是一個負責任的愛國者的行為，他在戰敗的情況下確立了一個目標，即為自己的國家避免最嚴重的損失，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東西。
希特勒在1944年8月22日，做了與魯登道夫1918年9月29日的行為截然相反的事情：在一次「雷雨行動」中，他命令立刻逮捕與監禁約五千名魏瑪共和國的前部長、市長、議員、政黨骨幹以及政治官員，其中包括後來聯邦德國建國時期的領導人康拉德·阿登納與庫爾特·舒馬赫。這正是當年魯登道夫在相應的局勢下，把政府交接給他們，讓他們結束戰爭的那群人，可以說是德國的政治後備力量。魯登道夫在戰敗不可避免的情況下讓他們來掌舵；而希特勒在相同的處境下卻把他們監禁了。這一行動，在當時沒有公開，很奇怪，在以後的歷史書籍中也沒有被提到；一般情況下，它被與對1944年7月20日密謀者的迫害聯絡在一起，實際上它與後者沒有關係。它是希特勒要預防任何可能再次發生1918年那樣的在他們看來過早中斷戰爭的第一個徵兆：他決意在沒有可預見機會的前提下也要繼續戰鬥到底，用他的話來說：「直到十二點零五分」，而且不受任何人的干擾。
關於這一時刻的這一決定，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在所有歷史上，在戰敗時有兩個思維方向與行為方式，我們可以稱之為務實的與英勇的。第一種的目標是，儘可能多地拯救老本；另一行為的目標是，在歷史上留下一個激動人心的傳奇。關於這兩個目標在一定條件下都可以有個說法，對於第二種行為方式甚至還可以說，未來從來不能完全預見到，似乎不可逆轉的事情有時還可以得到逆轉。在德國曆史上有腓特烈大帝的著名例子，1760年他的處境，與1918年魯登道夫以及1944年希特勒的處境一樣，但是通過「勃蘭登堡奇蹟」（即出乎意料的俄國皇位更迭與同盟的改變）得救了。如果他放棄的話，那個挽救他的偶然機會就來得太晚了。但是，奇蹟在歷史上是例外，而不是常規，有誰把希望寄託在奇蹟之上，那就等於在玩中獎率極低的彩票。
腓特烈大帝的先例，在戰爭最後一年的德國宣傳中被大肆渲染，但這是否在希特勒的動機中真的扮演著重要角色，還值得懷疑。一場現代的民族戰爭，在根本上與18世紀的內閣戰爭有所不同。把希特勒動機中決定性的角色歸根於1918年的反面例子，則更為確切。我們還記得，1918年是希特勒的覺醒經歷，對於（那場在他看來過早結束的）戰爭失敗的激憤，是他不可遺忘的青年時代的經歷，而他的決心——決不允許一個「1918年11月（革命）」再次發生——是他決定當政治家的主要動機。而現在這一時刻就要到了，現在希特勒可以說已經到達目標了：一個類似1918年11月的局勢又在眼前，希特勒這一次能夠阻止它，就此他下定了決心。
不可以被完全忽視的是，他在1918年強烈的，而此時又復活的對德國「十一月罪犯」及其同胞的仇恨。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以十分讚賞的語氣引用了據說是一位英國記者1918年以後所說的話：「每三個德國人中就有一個叛徒。」現在，如果有個德國人說出那個可想到的與正確的想法，即認為戰爭失敗了，而且透露出他想活下來的話，他就會把那個德國人絞死或斬首。希特勒從來就是一個大仇恨者，對於殺人，他內心充滿樂趣。希特勒的仇恨力，他那多年來發洩在猶太人、波蘭人與蘇聯人身上的屠殺欲，現在公開轉向了德國人。
不管怎樣，希特勒在1944年夏末秋初，又煥發出一種讓人回憶起他最佳時期的精力與能力。在8月末，在西線幾乎沒有一道防線，在東線也沒有，用希特勒的話來說，「與其說是一條防線不如說是一個破洞」。10月底，兩條防線被再次建立，同盟國的進攻被頂住了，在後方希特勒發動了「人民風暴」，所有十六歲到六十歲的男子都被動員參加人民戰爭。希特勒通過竭力傳播關於一種他後備的神奇武器的謠言來維持鬥志。實際上，當時不是德國而是美國，擁有了原子彈這一1945年的神奇武器。想起來很使人感到詫異，如果那場希特勒所希望的、慘重與血腥的、為此在1944年再次把德國振奮起來的防衛戰成為現實的話，那麼第一枚原子彈將會落在德國，而不是落在日本。
但是，希特勒本人使得局勢未能發展到那一步，他把為這場防衛戰所積蓄的、剛剛集聚起來的力量很快就浪費了。在1944年11月，他決定再一次進入攻勢，而且是在西線。1944年12月16日，德國人在阿登最後一次發動進攻。
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其他所有軍事細節不同，我們現在必須較為仔細地敘述阿登攻勢。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插曲，他決定了戰後德國的佔領區且最後成為分裂的界線；而且希特勒隨之開始將其矛頭轉向自己的國家。
阿登進攻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任何行動相比，是希特勒最個人化的行動。從軍事上看，它是一個瘋狂的行動。要想獲得成功，一場進攻戰，在當時的技術作戰條件下，進攻一方至少需要具有三比一的優勢。而1944年12月在西線，德國陸軍與同盟國陸軍的對比還不到一比一，更不用說同盟國還有空中的壓倒性優勢。為了在具體的進攻前線建立微弱的暫時優勢，希特勒還把東方的防線抽調一空，儘管他當時的參謀總長古德里安絕望地警告他，蘇軍正在組織一場巨大的進攻。這就是說，希特勒在玩雙重的孤注一擲：如果在西線的進攻失敗（這就力量對比而言可以預見到），它消耗了為後來保衛德國西部所需要的力量；同時這一進攻使得（如果蘇聯人進攻，而這也可以預見）東方的防衛毫無希望。
兩種情況也都出現了。阿登進攻失敗了，而蘇聯人發動了進攻。儘管起初得到了霧天的幫助，它使得同盟國的空軍不能起飛，聖誕節前幾天的進攻只取得了不很理想的戰果。然後，天空就晴朗了，在聖誕節的幾天裡，充當進攻主力的兩路德國坦克軍團被同盟國空軍摧毀，1月的第一週內，他們的殘餘被推回到出發地點；1月12日，俄國人衝破了德國東線所剩餘下來的單薄防線，一鼓作氣地從維克薩河一直衝到奧德河邊。所有這些都是可以預見的，古德里安一而再、再而三地絕望而急迫地給希特勒推算過，但是希特勒什麼也不想聽。阿登進攻是他最個人化的主意，是他的最後第二個主意（最後一個我們還將認識）；他頑固地將其付諸實施。
為什麼？直到今天人們都在猜測。軍事方面的原因可以排除。希特勒不像今天常被描述的那樣，是一個軍事上的絕對外行。就他的軍事知識水準，他不能就其行動的成功希望抱有幻想。他向參戰的軍官們吹噓這些幻想，這不能證明他自己也相信這些幻想。
相反，我們有理由猜測他有外交方面的動機。在西線的進攻，哪怕是失敗的，儘管（恰恰因為這一點）希特勒為此削弱了他的東線，把德國的東部向蘇聯的進攻開放，可以作為對西方國家的一個訊號，希特勒現在已經把它們而不是把蘇聯看成主要敵人；他願意將他的全部剩餘力量投向西線，哪怕整個德國因此成為蘇聯佔領區。或許可以說，希特勒要西方國家在一個納粹主義的德國與布林什維克化的德國之間選擇，向他們提問：「你們願意誰站在萊茵河邊——斯大林還是我？」他可能還在相信，他們寧願選擇他。b如果/b他相信這一點的話，那麼他當然錯了。羅斯福在1945年深信可以與斯大林順利合作。丘吉爾不這麼看；但是如果讓他選擇的話，他也一定會選擇斯大林，不會選擇希特勒。希特勒因他的大屠殺在西方成為了一個完全不可接受的人物。但可以設想的是，他自己不這樣看，就像希姆萊不這樣想一樣，後者在4月份還向西方國家提出了單純的建議：德國在西線投降，在東線與西方國家一起（向蘇聯）繼續戰爭。b即便/b他這樣看，有證據證明，如果他必須選擇的話，他寧願在東線而不在西線戰敗。這與他的德國人相反，他們十分恐懼俄國人的進攻，許多人已經開始像盼望解脫那樣盼望著美軍與英軍的佔領。在戰爭中，希特勒對斯大林的尊重增長了，而他對羅斯福與丘吉爾則產生了深深的仇恨。可以設想希特勒有著以下的雙重思路：或許在西線出乎意料的極高昂鬥志的表現，同時坐視東線的失敗會震驚西方國家，使它們願意作出妥協；如果不能，那也很好，就在東線真正失敗，西方國家自己看會有什麼好結果。當然，這是一個複雜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