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認為，希特勒的主要動機已經不再是外交方面而是內政方面的，他實際上是在針對著自己的民族，那麼希特勒的想法就不那麼複雜了。因為在1944年秋季，德國民眾與希特勒之間已經發生了分裂。德國民眾不願意進行希特勒所要的絕望的最後戰鬥；他們希望有一個結局，而且是一個損失儘量小的結局，也就是在西線結束戰爭。把俄國人擋在國門之外，而把西方國家放進來；這已經成為1944年底絕大多數德國人心中的戰爭目標。而對於這個目標，希特勒用他的阿登進攻摧毀了。他不能把所有持這種想法的人砍頭，因為人太多了，絕大多數人三緘其口，不說出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可以做到，他們如果不願意與他一起赴湯蹈火，那麼就把他們交給復仇心切的蘇聯人。他還可以消滅他們希望得到解脫般的美國人與英國人佔領的願望，他就此下定了決心。如此看來，阿登進攻戰——在軍事上是純粹的瘋狂，外交上最多是一個異想天開的空想——突然獲得了一個明確的意義；因此這樣看應該是正確的。但這就意味著，希特勒已經開始對德國與德國人動手了。
希特勒的阿登進攻戰明顯偏離了他1944年8月的防衛方案，這也說明了上述觀點。原有防衛方案的目標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恐怖：在所有戰線上僵硬地、招架性地抵抗，而在軍隊必須後退的即將失去的地區，實行全面的人民戰爭。而阿登進攻戰的目標則是一個恐怖的結局，在一場毫無希望的進攻戰役中消耗最後的軍事力量。如果我們提問，為什麼希特勒突然改變了主意，那麼答案便會撲面而來；因為他看到，全面的人民戰爭沒有可能了，德國民眾不願進行人民戰爭。他們不再像希特勒那樣思想與感受。好吧，那麼他們就應該因此受到懲罰，而且是判以死刑：這是希特勒的最後決策。
我們可以爭論，這一決定是否在阿登進攻戰中已經默默地表現出來了。在1945年3月18日與19日的元首命令中，它反正得到了明確而不可否定的形式，希特勒以此判處了德意志民族的死刑。
此時，蘇聯人站在奧德河的東岸，美國人已經跨過了萊茵河。想要頂住已經不再可能，西方與東方同盟國在德國中部的會師只是幾個星期的事情。但是，民眾在東線與西線的戰鬥與後退地區的行為卻截然不同：在東線，他們大批逃逸，在西線他們卻原地不動，把桌布與床單作為投降的標誌掛在視窗，並且哀求德國軍官不要再保衛他們的村莊或城市，以避免在最後一刻遭到毀滅。
對西線民眾的這種行為，希特勒在其第一個3月18日的元首命令中給予了答覆。他命令，德國西部的被進犯區，「從主要戰場後面開始，立刻撤出全部居民」。這一命令是在當天的局勢會議作出的，有人一反常態地提出異議。阿爾伯特·施佩爾，希特勒以前的建築師和當時的軍火部長，今天是（1978年）希特勒最後階段的最後一個證人，就此報道：
在場將領中的一位對希特勒說，無法實行幾十萬人的轉移。已經沒有火車可供使用，交通早已完全癱瘓了。希特勒無動於衷。他回答道：「那麼他們就應該徒步行軍！」這也無法辦到，那位將軍插話道，為了行軍必須有供養，人群必須經過人煙稀少的地區，人們也沒有必要的鞋具。他未能說完。希特勒不為所動地轉過身去。
如果說，那個讓德國西部的全部居民在沒有供養的前提下進行無目標的行軍（我們只能稱之為死亡行軍），近乎於一個試圖進行的針對德國人的大屠殺的話，那麼第二個3月19日的元首命令，即所謂的「尼祿命令」，就完全暴露了要剝奪德國人的、而且現在是所有德國人的任何生存可能性。其關鍵的段落是：
所有帝國區域內的軍事交通、通訊、工業與供給設施，以及敵人可以立刻或在可預見的時段內用來繼續其戰鬥的物資，都必須被摧毀。
按施佩爾的證詞，希特勒對提出抗議的施佩爾用「冷冰冰的語調」解釋道：
如果戰爭失敗了，那麼民族也就完了，不必顧及德意志民族為最基本的繼續生存所需的基礎。相反，最好自己摧毀這些東西。因為民族證明自己是弱小的，未來將完全屬於更為強大的東方民族。這場戰鬥遺留下來的，已經是低劣的，因為優秀的已經陣亡了。
我們會想起前面已經引用的，希特勒於1941年11月27日當失敗的可能性第一次出現時所說的那句話。讓我們再次回憶這句話。希特勒當時說：「我在這裡也是冷酷無情的。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夠強大與願意犧牲，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麼它就應該滅亡，讓一個更為強大的力量消滅掉……我不會為德意志民族流淚。」現在是時候了，現在他將其付諸實施了。
希特勒1945年3月18日與19日的兩個命令沒有被完全執行。否則，德國人就會像戈培爾兩年前就猶太人所說的那樣，確實不會遺留多少了。施佩爾盡其可能地阻礙了摧毀命令的執行。還有一些納粹黨幹部，不敢作出最極端的事情；經常也有直接相關的人員（他們或多或少達到了目的），拒絕摧毀他們的生存基礎；最後，同盟國快速的、很少被認真抵抗阻礙的進軍，也使德國人免於落入希特勒為他們設計的悲慘命運。
但是，我們不能以為希特勒的最後命令毫無影響。1945年3月中旬，德國還有部分領土未被佔領。在那裡，元首命令仍是最高法律，而在納粹黨與黨衛隊幹部中仍有狂熱分子，他們與其領袖一樣思考與感受。在長達六個星期的時段內，他們與敵對的空軍與炮兵在競賽進行對德國的最終摧毀。許多報道表明，在戰爭的最後幾周，德國絕大部分城市與鄉村的民眾陷入了敵我雙方的炮火之中，他們更害怕自己的摧毀突擊隊與黨衛軍巡邏隊。
他們執行的希特勒的計劃，實際上比敵方的計劃更為殘酷。敵方軍隊的目的不在於「摧毀德意志民族賴以繼續最原始生存的基礎」，起碼西方國家的軍隊不是這樣。結果是，快速向前挺進的敵軍的佔領，至少在西部被當作一種解脫而受到歡迎，美國人、英國人與法國人本以為會遇到一個全是納粹分子的民族，但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完全失去幻想的、不願與希特勒有什麼關係的民族。他們當時常認為這是一種假裝的屈從，但這只是極少數。人們真的感到被他們的元首出賣了，而且他們的感覺是正確的。在其最後的幾個星期內，希特勒自己以極端方式進行了同盟國打算進行的「再教育」。在這幾周裡，德國人的經歷猶如一個女人，其情人突然變為其謀殺者，她不得不向她的鄰居呼救，來對付那個與她交往的男人。
讓我們徹底明確事實：希特勒1945年3月18日至19日的命令的目的，已經不再是像在1944年秋天，是為了進行一場英勇的決戰。要進行一場英勇的決戰，就不能讓幾十萬德國人向內地進行死亡行軍，而又在那裡摧毀他們繼續最基本生存所需的一切。相反，希特勒的這些最後的針對德國的大屠殺行為的目的，只可能是懲罰德國人，因為他們沒有全身心地投入一場英勇的決戰，也就是拒絕了希特勒為他們決定的角色。這在希特勒眼裡是一個應該判以死刑的罪行（以前也一直是如此）。不願意接受命令的角色，它的人民就必須死去：希特勒一直是這樣想的，由此看來，希特勒在戰爭末期針對德國的屠殺行動，與其在戰爭初期針對波蘭的屠殺行為形成了耐人尋味的對應。
希特勒本來並不打算像對猶太人與蘇聯人那樣，對波蘭人進行大屠殺。他對他們設想的角色與羅馬尼亞相似，即在一場早已計劃好的針對蘇聯的征服戰爭中充當一個服從的盟友與協助民族。他們對這一角色的拒絕，而不是但澤問題，才是希特勒發動侵波戰爭的真正原因。多年來，但澤已經在波蘭的完全同意下，由一個納粹市政府按照希特勒的願望執政；但澤只是一個藉口。耐人尋味的是，希特勒在取得侵波戰爭的軍事勝利後，並沒有用它來實現他原先的目的，即把被波蘭人拒絕的盟友關係強加給他們。這樣做在政治上符合邏輯，就當時的局面而言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相反，他現在把波蘭人當作了一場毫無意義的、憤怒的、長達五年的瘋狂懲罰與報復行動的物件。在這場行動中，他的滅絕慾望第一次在放棄其政治理智的前提下得到了發洩。希特勒既是一位天賦很高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大屠殺者。儘管他的屠殺慾望最初只是把猶太人與蘇聯人當作犧牲品，但當他的意志被拒絕的時候，他的屠殺慾望就佔了政治謀略的上風。戰爭初期在波蘭是這樣，戰爭末期在德國也是這樣。
不過，希特勒賦予德國人的角色，要比當年給波蘭人的角色更為重要：先是一個征服世界的「主子民族」的角色；然後至少是一個與整個世界相對抗的英雄民族的角色。但是，不管是出於軟弱，還是出於（該受到懲罰的）抵抗，到最後德國人也不服從了。這樣他們也得到希特勒的死亡判決：再引用他的話來說，他們應該「滅亡與被消滅」。
希特勒與德國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有些奇怪。在戰爭期間，一些英國曆史學家試圖證明，希特勒可以說是整個德國曆史的必然產物：有一條從路德，經過腓特烈大帝與俾斯麥，直通希特勒的線索。相反的結論才是正確的。希特勒沒有繼承什麼德意志傳統，更不用說新教與普魯士傳統，後者是一種（包括腓特烈大帝與俾斯麥在內的）理智而無私的、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傳統。理智而無私地為國家服務，這是最難以承認給希特勒（哪怕是戰前那個碩果累累的希特勒）的品德。為了實現其對民族力量的全面動員——而且不該忘記的是他的不可罷免性與不可替代性，他一開始就犧牲了德意志國家，不僅是其法制國家的部分，而且是其秩序國家的部分。這一點我們在前幾章裡早就講到了。他有計劃地用大眾瘋狂取代了理智；可以說，他在六年裡把自己當作一種毒品灌輸給了德國人（但在戰爭期間突然又中斷了灌輸）。至於無私精神，希特勒是一個政治家的極端例子，他把自己個人的使命意識凌駕於一切之上，他按照其個人生涯的標準來安排其政策；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對這些一一重複。如果我們回憶起關於他的政治世界觀的敘述，我們就可以發現，他完全不以國家的範疇，而是以民族與種族的範疇來思考，這附帶解釋了其政治行動的粗魯性，也解釋了他為什麼不能將軍事勝利轉變為政治成就的原因：自民族大遷徙以來，歐洲的、當然也包括德國的政治文明的基礎是，把戰爭與戰爭後果限制在國際制度之內，對民族與種族不加傷害。
希特勒不是一個國家巨匠，僅此一點他就是德國曆史的一個例外。我們實際上也不能把他稱為一個類似於路德的人民領袖。他與路德只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都是空前絕後的，既沒有先驅，也沒有後繼。但是，路德在其許多方面幾乎是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化身，而希特勒的個性與德意志民族特性的關係，與他的紐倫堡黨代會會場建築與紐倫堡市容的關係一樣，幾乎是格格不入的。即便在他們對領袖最崇拜的時候，德國人也就此保留了這種感覺。在他們的崇拜中，總還有一點驚訝，驚訝於他們得到了希特勒這樣一個意外的、另類的人物。對於他們來說，希特勒是一個「奇蹟」，是「上帝的特使」，用富有詩意的話來說，這也意味著，他是一位外邊漂來的不速之客。在這裡，從外邊來的不僅是指來自奧地利。對於德國人來說，希特勒來自更遠的地方；先是從天上來的，後來是——上帝保佑——來自地獄的最底處。
他愛德國人嗎？在不瞭解德國的前提下，他選擇了德國；實際上，他從沒有認識德國。德國人是他所選擇的民族，因為他天生的權力本能就像一根磁針一樣指向了他們，指向了當時歐洲最大的權力潛能民族。他們只是作為權力工具使他真正感興趣。他為德國抱有巨大的雄心，在這一點上，他與同代的德國人達成了一致；當時的德國人是一個雄心勃勃的民族，雄心勃勃但同時政治上無所適從；這兩點給予了希特勒機會。但是，德國人的雄心與希特勒為德國抱有的雄心並不一致（哪個德國人想定居蘇聯？），希特勒缺乏辨別細微差別的聽覺器官。總之，他一上臺就不再聽了。他為德國所抱的雄心，越來越像一個養馬人與一個賽馬場主對其馬匹的雄心。最後，希特勒猶如一個惱羞成怒的、失望的賽馬場主，他要打死他的最好的一匹馬，因為它未能贏得比賽。
消滅德國，是希特勒的最後目標。與他的其他滅絕目標一樣，他未能完全實現。他所達到的，只是德國最終向他告別了，這比他想象得更快，也更徹底。在拿破崙最後下臺三十三年後的法國，又一位拿破崙被選為共和國的總統。在希特勒自殺三十三年後的德國，如果有人想以希特勒為先驅，繼承希特勒的衣缽的話，那麼他連哪怕是最小的邊緣者機會都別想得到。也應該是這樣。不應該的是，對希特勒的記憶在年長的德國人那裡被壓抑，而絕大多數年輕的德國人則對希特勒一無所知。更不應該的是，自希特勒以後，許多德國人不再敢當愛國者。因為，德國的歷史沒有隨希特勒而終結。如果有誰相信相反的觀點，而且或許因此感到高興的話，那麼他還不知道，他這樣做，正好圓了希特勒的最後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