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古代專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權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和防範心理。這就決定了君臣關係，尤其是君相關係的脆弱性和暫時性。俗話說，「伴君如伴虎」。確實，生活在專制政治的高層，處處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機。
一張廷玉的過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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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1748年），入仕已47年的老臣張廷玉在漫長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處分。
這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穎館修成了皇帝的《御製詩集》，進呈御覽。皇帝翻閱一遍，發現了幾處錯別字，勃然大怒，遂命將大學士、文穎館總裁官張廷玉等三人「交部議處」。這是張廷玉有生以來第一次被「議處」，雖然處分不重，已足使他驚心。
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慣例，為去世不久的孝賢皇后寫祭文，文中用了「泉臺」二字。尚未從喪妻之痛中解脫出來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認為這兩個字不夠「尊貴」，用於常人尚可，「豈可加之皇后之尊」，以大學士張廷玉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員以「全不留心檢點，草率塞責，殊失敬理之義」的罪名，罰俸一年。此詔一下，張廷玉更是心膽欲碎。
2
張廷玉本來是中國歷史上最幸運的大臣之一。
雖然高處不勝寒，但張廷玉卻有本事在政治中樞這一高危區域如履平地，步步高昇，走出一波驚人漫長的大牛曲線，成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張廷玉，安徽桐城人。他出身書香門第，29歲高中進士，並被點為翰林。33歲那年，他獲得了一次與康熙交談的機會，給皇帝留下了極為良好的印象，康熙認為他持重得體，遂「奉旨侍值南書房」，成為皇帝貼身低等小秘書。由於服務出色，45歲時升為「副部級」的禮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見他「氣度端凝，應對明晰」，迅速升他為禮部尚書，參與機密。雍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難伺候的皇帝，對科舉出身的漢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對他卻一見如故，欣賞至極。不論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諭旨均由他繕寫。雍正與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離。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張廷玉生了一段時間病，病好後進宮，雍正說：「我前兩天對近侍們說，我連日臂痛，你們知道嗎？他們驚問其故。我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這不就是我臂痛嗎？」此事傳開，成為一時佳話。雍正末年，張廷玉回家省親，皇帝寫信給他說：「朕即位十一年來，朝廷之上近親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沒有分離過。我和你義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餘，未免每每思念。」（《張廷玉年譜》）
雍正累次升遷張廷玉為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兼管吏戶兩部，權傾朝野。為了表達對張廷玉的欣賞，雍正特別立下遺囑，要以最信任的兩位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在身後配享太廟，也就是死後與他一起到陰間做伴。這是一項極高的政治榮譽，整個清朝二百餘年，他是唯一享受到這個待遇的漢人。
乾隆即位後，對這位三朝老臣更是優禮備至，繼續奉為漢臣之首。他平時和張廷玉說話，從來都是和顏悅色。張廷玉上朝時，皇帝從來不忘提醒身邊太監上前攙扶，生怕老人家有什麼閃失。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張廷玉為三等伯爵，開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謂至渥。在此之後，屢有獎勵。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賜詩給他，詩中有云：「喉舌專司歷有年，兩朝望重志逾堅。魏公令德光閭里，山甫柔嘉耀簡編。」另一首詩中更說：「潞國晚年尤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把他比作周宣王時的賢臣仲山甫，後世名臣文彥博與呂端，足見尊重之至意。漢大臣中，張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稱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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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別是位高權重的近臣，絕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
由於中國古代專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權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和防範心理。這就決定了君臣關係，尤其是君相關係的脆弱性和暫時性。俗話說，「伴君如伴虎」。確實，生活在專制政治的高層，處處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機。一個人想始終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難上加難。
中國歷史上那些聲名顯赫的文臣武將，大多數下場不佳。特別是曾經居大位、享大名者，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完滿收場的。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則亡，韓信功成被滅，周亞夫絕食以終，岳飛血灑風波亭，于謙上了斷頭臺，袁崇煥則慘遭凌遲。以魏徵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懷疑有結黨之嫌，死後更是被唐太宗「親僕其碑」。以寇準之功績，一生的結局卻是罷相遭貶，死在謫戍的路上。雖然許多君主為了讓臣下放心，向他們頒賜鐵券，但最終還是沒有幾個人逃得過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論，清代中前期的幾位權傾朝野的權臣，其中除了明珠屬於善終外，其餘都死於非命：鰲拜、年羹堯、和珅都被勒令自盡，索額圖於拘禁地餓死，隆科多死於監獄。事實上，清以前的幾千年歷史中，立有巨大功勳而得到善終的，只有郭子儀一人。後來的名臣曾國藩對此體認極深，他說：「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曾國藩家書》）「立不世之勳而終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陽一人而已」。這就說明，君主與權臣之間這種潛在的緊張是專制制度的本質使然，並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截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張廷玉在政治最高層一直穩如泰山，四十多年從沒有犯過任何錯誤，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不能不說，這個人身上確有過人之處。
首先，張廷玉有過人的才華。張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值南書房，為皇帝起草檔案起，就充分表現了出色的秘書天才。雍正即位之初，屢有詔命，皇帝「口授大意，（張廷玉）或於御前伏地以書，或隔簾授幾，稿就即呈御覽。每日不下十數次，皆稱旨」。每次雍正口述後不過片刻，張廷玉即可擬就，每日十數次從未出過差錯，其文思之敏捷實非常人所及。
其次，張廷玉辦事非常勤勉，為皇帝服務不惜心力。史載他晚上退朝後還要點雙燭治事，即使已經就寢，還經常在枕上思索所擬之文，或覺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縝密，記憶力極強，能將各部院大臣、全國疆吏的出身、經歷，以及各司員府縣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貫絲毫不差地說出來，就像一個活檔案庫。對其辦事能力，雍正帝曾這樣稱讚：「爾一日所辦，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懷園語》卷一）
當然，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則與才華無關。
張廷玉是康熙時期的大學士張英的兒子，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優越之處。張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為「縝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賞，被提拔為一朝「宰輔」，在政治高層數十年如魚得水。為了讓張廷玉繼續光大家門，張英言傳身教，傳授給他大量做官的獨門心法，所以剛剛進入仕途的張廷玉就將成熟老練的風姿展現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別注意，年紀輕輕，卻已深通「為臣之道」與「保身之術」。
熟讀經史而又得到父親獨門秘傳的張廷玉早就認識到，為臣之道不外兩個重點：一方面要能從君主那裡成功地獵取功名富貴，另一方面又要不為皇帝這隻猛虎所傷。
這就好比火中取栗，實在是一個高難度動作。
張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備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為進，以無求為求，以無私來營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他為官數十年，處處事事都從皇帝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和判斷，從不露骨主動地為自己牟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認他為人淡泊寧靜，氣質和平。乾隆皇帝誇獎他「風度如九齡」。他平日生活無聲色之嗜，辦事出於公心，從來沒有貪瀆指控。他做主考官時，有人慾通關節，以微詞試探，他賦詩以辭道：「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幕夜看。」
當然，越是這樣皇帝越不會讓他吃虧。因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後多次對他進行賞賜，賜銀動輒上萬兩，還給了一所當鋪，讓他補貼生活。因為他從不主動為自己的親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對於他的子弟親戚的仕進也多有照顧。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謙退，皇帝每有獎賞，他必盡力遜讓。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長子張若靄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張廷玉聞知「驚懼失措」，立刻面見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舉很盛，請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張廷玉說，「天下人才眾多，三年大比，莫不望為鼎甲，官宦之子不應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為感動，經他懇請，特將張若靄改為二甲一名，並把此事前後情由在諭旨中加以公佈，表揚張氏的公忠體國。（《張廷玉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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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這些原因，張廷玉身上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柔」與「順」。
張廷玉對歷代大臣得禍之由深有研究。他認為，做高階大臣最忌諱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性格過於剛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們不講方式方法地與天子作對，下場當然悲慘。
二是做事過於講原則，比如岳飛。他只從國家民族角度去考慮問題，卻不顧及帝王個人心理隱私以社會正義去挑戰帝王的一己之私，終至非死不可。
三是權力過大，不知謹慎。歷史上倒霉的權臣多是由此。皇帝與大臣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性格氣質思維方式及個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與皇帝意見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積隙成仇。
第四點則比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於大臣們因為「好名」而獲罪。專制主義發展到清代，連儒學的人格追求，也成了專制極度擴張的妨礙。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統治術上大有創新。他們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他說：「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上與皇帝意見不同。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給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雍正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尋故將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衝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
張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錯誤。他的政治信條是絕不要因為政治思路的差異而與君主產生衝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只做執行人。
張廷玉有一句名言，叫「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他一生為人，謹慎小心，緘默持重。這一特點直接遺傳自父親張英。《清史稿》稱「英性和易，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所居無赫赫名」。專制政治是充滿風險的絞肉機，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每天退朝回到家裡，張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細細梳理一遍，看看有沒有說錯的話、做錯的事。他從不留片稿於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為官多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人事決策多向他諮詢，他卻從來不會透漏任何一絲風聲。他以皇帝之心為心，以皇帝之意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張揚。許多人經他推薦而受重用，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在雍正這樣一隻「喜怒不定」的猛虎身邊，張廷玉恰如一個走鋼絲的演員，全神貫注，始終緊張，沒有一分鐘鬆懈過。
他襄贊雍正十三年，幾乎雍正朝的每一項重要決策他都參與過。但是《清史稿》的列傳提及他的功績卻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議對守節十五年婦女加以表彰之類。對此，他的學生汪由敦有這樣的解釋。他說張廷玉主掌樞府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經常與皇帝促膝密談，一商量就是很長時間。至於他所籌劃者，我們卻舉不出一件事可以具體歸到他名下，他為國操勞一生，卻沒有留下什麼明顯的記載」。他又說：「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安樂……張氏從容坐而論道，享極盛之世……那麼張氏的縝密周詳，略可想見也。」（《張廷玉墓誌銘》）那意思就是說，雍正以來的治績，多賴張廷玉的襄助。皇帝的軍功章裡，沒有張廷玉的一半，也有張廷玉的一塊。只不過張氏自己不提而已，這正可見張氏的縝密周詳。
從康熙開始，三代皇帝都對他這點極為讚賞。乾隆描寫他這一特點時說：「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
二被皇帝玩弄於股掌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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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把臣術練得如此爐火純青，進入乾隆時代，張廷玉還是感到了一絲絲涼意。他的第一感覺是，這個年輕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親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前所述，掌握了駕馭清帝國這艘航船的高難技巧的乾隆，開始越來越注意打擊朋黨。而打擊朋黨的要訣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間的組織性和聯絡性，千方百計地造成他們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無援的姿態面對強大的君權。
而所謂「擒賊先擒王」，打擊朋黨就必須從打擊朋黨的核心人物入手。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須從貝殼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樣。只有讓大臣們認識到他們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黨才能不攻自散。
乾隆五年（1740年）開始，皇帝就不斷地打擊性格傲慢、行事張揚的鄂爾泰。同時，皇帝一刻也沒有放鬆對張廷玉的觀察和挑剔。幸虧張廷玉平時對於朋黨嫌疑懍如臨淵。作為官場中人，人際往來誰也無法避免，特別是作為「相國」，他的家是京城人際交往的中心。「薄暮還寓，則賓客門生，車駕雜沓，守候於外舍者如鯽矣。」（《清稗類鈔》）但張廷玉絕不輕易幫人說話，也絕不輕易介入人事糾紛，而是聽從花開花落。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見升遷罷斥，眾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餘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許多緣故。」（《郎潛紀聞》）他從政原則是事不關己，則謹守本分絕不發言。有人因此指責他說：「如張文和（張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畫喏坐嘯，目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語。」（《郎潛紀聞》）連乾隆皇帝都說他過於謙抑，說「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在與鄂爾泰的鬥爭中，他始終處於下風，也始終不爭不怒，打太極拳。正因為如此謹慎，所以在鄂爾泰連連受到指責和處理時，他卻安然無恙。
然而，鄂爾泰死後，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他不想成為朋黨領袖，但是身處如此高位，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主動要投靠他的人如蠅之附，驅而不走。同時，身處官僚政治的利益場中，他再擺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態，也無法完全掩飾自己手中巨大權力的偏向。幾十年間，他私下辦的事，偷偷送出的好處也車載斗量，雖然手腕高明，畢竟不是完全沒有形跡。所以，雖然皇帝的大棒一直沒有落下，張廷玉心中卻無時不處於緊張之中。他知道，統治者是從來不講什麼恩義的。雖然自己給乾隆的父祖賣了幾十年的命，但如果政治需要，皇帝打擊起自己來並不會手軟。
2
張廷玉感覺，自己退出政治舞臺的時間到了。
在乾隆即位之初，張廷玉確實是大清帝國不可或缺的政治元老。他頭腦中裝著大清帝國官僚體系中每一個零件的說明書和使用記錄。那個時候的乾隆一天也離不開他。不過，乾隆七年（1742年）以後，皇帝對他的倚重卻越來越少了，不再事事向他諮詢。皇帝已經不再那麼需要這樣一個活檔案。雄心熾烈的皇帝急於進取，而張氏「穩重和平」「八面玲瓏」的個性已經不太適合一個大刀闊斧、除舊佈新的時代。
乾隆十年（1745年），鄂爾泰去世，皇帝起用三十多歲的訥親為軍機大臣。訥親是青年權貴，初獲任用，就位列於張廷玉之前，成為首席軍機大臣，這讓張廷玉心中有些不舒服。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月，皇帝說：「大學士張廷玉服官數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興赴闕，未免過勞，朕心軫念。嗣後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這實際上是宣佈，張廷玉不再參與核心機密，訥親將獨自面承聖旨。很顯然，張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實際地位大大降低了。
皇帝的這個決定不是沒有理由。自然規律是不能抗拒的，雖然一直以精力充沛著稱，但從乾隆三年（1738年）起，張廷玉已明顯感覺自己有些老了。乾隆三年他在給乾隆請辭兼攝吏部的奏摺中說：「今犬馬之齒六十有七，自覺精神思慮迥不如前，事多遺亡，食漸減少。」不但眼睛花得看檔案越來越吃力，寫字時手也開始打戰。年齡的增長使他在政治鋼絲上走得越來越費力了。乾隆十一年（1746年），他的長子內閣學士張若靄病故，這對他又是一個意外的打擊。白髮人送黑髮人，他備覺傷悼，身體一下子大不如前。各種老年性疾病，慢慢都找上身來。這種身體狀況顯然已經不適於承擔帝國政治中樞的繁重工作了。
在這種情形下，皇帝對朋黨政治的大力打擊，就如同在張廷玉頭上懸起了一把沉重的達摩克利斯劍，隨時有可能落下來，讓一輩子沒有犯過錯誤的他陷於大戾。一是自己門下任何一個官員出了事，都有可能把自己牽扯進去；二是人一老，就容易糊塗，「錯誤耽延，在所不免」，讓皇帝抓到自己的辮子。
凡事過猶不及。張廷玉的官已經做到了極致了：身仕三朝，功名利祿達到極致，張家一門也都安排得妥妥當當。兩個弟弟張廷璐、張廷緣分別官至禮部侍郎和內閣學士，兩個兒子張若靄和張若澄也都入值南書房和軍機處，參與機要。「一門之內，朝紳命服，輝映閭里，天下榮之。」為官如此，夫復何求？
臣術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平安降落。沒有這一條，那麼其他方面再成功，也不過是一場春秋大夢而已。因此，退休的念頭越來越強烈地出現在張廷玉心中。
3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張廷玉進宮出席皇帝為近臣舉行的一次新年宴會，宴會後他得到與皇帝私下談話的機會。乾隆十一年以後，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了。機不可失，他趁皇帝情緒不錯，提出自己「年近八旬，請得榮歸故里」。
張廷玉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皇帝會痛快地批准他的這個請求。
沒想到，皇帝拒絕了他。乾隆從來沒有想到一貫勤勤懇懇的張廷玉會提出退休的要求。雖然張廷玉已經不能承擔繁巨的工作，但畢竟他的政治經驗還是十分豐富的，在朝中作為顧問，對大清政治不無裨益。因此，皇帝回答說：「卿受兩朝厚恩，並且奉了皇考的遺命，將來要配享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就是說，你死後享受配享太廟，和皇帝一起吃冷豬肉的最高榮譽，生前怎麼能貪圖逸樂呢？
只有功高蓋世、純無瑕疵的名臣，才能「配享」太廟。一旦得到「配享」之榮，必然永載史冊。因此，獲得這項殊榮的人就應該死而後已，為國家貢獻出全部力量。
素來縝密的張廷玉對皇帝的這個問題已有所準備。他叩了一個頭，引經據典回答說：「七十懸車，古今通義。」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只有及時退步，才能保此身榮。況且宋明兩朝也有享受配享榮譽的大臣退休回家的，比如明太祖就允許劉基回了老家。
這句話，讓皇帝一下子不高興了。
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對「臣節」要求最嚴的皇帝。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乾隆希望自己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同時，他也認為每個大臣都應該以最高標準來要求自己。
乾隆皇帝與雍正皇帝的性格頗為不同，對張廷玉的觀感也大為不同。
雍正皇帝為人雖然陰鷙多謀，但是性格中卻有天真淋漓的一面，經常有衝動急躁之舉，與周密細緻、耐心極好的張廷玉性格互補，因此君臣相得之感極強。雍正對張廷玉，不僅有才華上的利用，還有性格及人格上的欣賞，在他看來，張廷玉算得上是歷史上少有的忠心赤膽的純臣。所以，他才在遺囑中給了張廷玉以有清一代漢族大臣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殊榮：
大學士張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其功甚巨。大學士鄂爾泰，志秉忠貞，才優經濟……洵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將來二臣，著配享太廟，以昭恩禮。
這是雍正對張廷玉情誼深厚的最好證明。
然而乾隆皇帝對張廷玉的印象與雍正相當不同。俗話說惺惺相惜，但精明人有時最排斥的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精明的人。乾隆和張廷玉一樣，都是極為世故的玲瓏多竅之人。所以對於張廷玉，乾隆一眼就看出了他身上的「巧」和「滑」。
在清代帝王中，乾隆是對滿漢之分看得很重的一個。在他看來，滿族大臣雖然身上會有種種缺點，但是畢竟「淳樸正直」，與皇帝一心一德，對主子死心塌地。而漢族人則心眼太多，居心巧偽，「習尚澆漓」，他們太會做官，太會做人。凡事都從自己出發考慮問題，總是把個人利益置於君主和國家利益之前，因此讓人不能完全放心。張廷玉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張廷玉的應對進退，表面上淡泊大公，背後卻心機極深。他雖然勤勉盡責，功勞不小，但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畢竟是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只不過這種動機被極高的手腕消弭得無形無色而已，因此算不上「純臣」。主動向皇帝請求退休這件事，就再分明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
就像對父親的許多做法都不以為然一樣，對於父親給張廷玉如此高的政治榮譽，乾隆一直有些不舒服。乾隆表面上對父親的每一項遺命都奉之必謹，因此對鄂張二人刻意加以尊重。但是兒子和父親常存在著一種莫名其妙的競爭心理，父親在遺囑中公然為張廷玉背書「可保其始終不渝」。而在下意識裡，乾隆一直在抓張廷玉的小辮子，以向父親的在天之靈證明，您老人家看走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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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認為張廷玉的這句話說明他對自己的忠誠度和個人感情，遠不及對雍正皇帝。正是因為把自己當成不可依靠之主，擔心會在乾隆朝落得「不測之局」，所以才要抽身退步，離皇帝而去。
這讓皇帝很不痛快。天生好辯的乾隆開始拿大道理壓人：「劉基並非主動求退，而是被明太祖罷斥回鄉。為人臣者，當法始終如一的藎臣。比如諸葛亮，就為皇帝效忠一生，這才是大臣的最高境界。」
張廷玉奏對之際，總是思維敏捷。他立刻說：「諸葛亮遇到了戰爭時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是不得已。自己則幸遇到太平明主，不可同日而語。希望在太平時代，能享受到林下之樂。」
張廷玉一貫溫文爾雅，惜言如金，今日這樣堅持己見，引經據典，讓乾隆覺得十分意外，也一下把他的辯興提起來了。乾隆又犀利地說：「真正忠君之大臣，不論什麼境遇，都會一心不變。比如皋夔、稷契得遇盛世賢君，龍逢、比干則遭逢亂世暴君，處境不同，然忠誠之心相同。」
張廷玉立刻聽出了乾隆的弦外之音，這不分明是說自己不夠忠誠嗎？皇帝出言如此之重，他不敢再接話茬兒了，於是「免冠叩首」，「嗚咽不能自勝」。
乾隆看他這個樣子，也不忍心再說什麼了，招呼小太監：「把張先生扶出去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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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廷玉沒想到自己的請求遭到了皇帝如此明確的拒絕。他更沒想到的是，皇帝不僅僅當面拒絕了他，還在第二天，將君臣間的這一番爭論公佈於天下。
乾隆為人極其好勝。張廷玉一哭，讓皇帝準備好的滔滔辯詞卡在喉嚨，不吐不快。第二天，他遂降下長篇諭旨，向全體大臣詳細講述了此事，並將這件事提到了「臣節」的高度。
皇帝說，作為得到了配享榮譽的大臣，自然應該為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應該有任何私心雜念。如果把做官作為獲得個人利益的工具，時勢對自己有利，就全力營求；時勢不利於自己，就主動求去，以保榮避禍，這就是典型的巧宦行為，而不是純臣心術。
乾隆暗指張廷玉對自己感情不深：「日日同堂共處的朋友，一旦遠離，尚有不忍。何況君臣的情誼這麼多年，更應該不忍離去。張廷玉精采不衰，應務周敏，不減少壯。如果一心想以泉石徜徉為樂，怎麼對得起諸葛亮鞠躬盡瘁之訓耶！」
在這篇諭旨的最後，乾隆把這件事提到了君臣大義的高度：
「如果卿恐怕有人議論你戀棧，因有此奏，還可以理解。如果說人臣事君之義，就當如此，則大不可……為人臣者，斷不可存此心。
「如果預以此存心，必將漠視一切。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視，年至則奉身以退耳！誰復出力為國家圖庶務者？此所繫於國體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
這篇上諭，含量非輕。前代君臣，或有師友之誼，而到了清代，只剩主奴之義。作為奴才，只有幹到嚥氣的那一天，怎麼能提前獲得自由權？朱元璋以一篇「寰中士大夫不為所用詔」取消了士人們不做官的權利。而乾隆則通過這篇諭旨取消了大臣的「退休權」。
張廷玉萬萬沒想到，自己為愛新覺羅家族祖孫三代服務五十年，換來的是這樣一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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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如此嚴厲的批評，張廷玉心驚膽戰，只好打點精神，繼續到朝中點卯。不久之後，就遇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政治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