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驅敵拓土之外，平定新疆戰爭的另一個意義是它的標誌性。它標誌著乾隆盛世達到了「全盛」，也就是基本完美無缺的階段。中國古代歷史上這最後一個盛世，人們通常稱為「康乾盛世」。事實上，康熙和雍正的統治還稱不上完美。直到乾隆新疆戰爭之後，清王朝在各個方面全面實現了對歷史的超越，進入無可挑剔的「全盛」。
一「以民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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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對官員嚴酷苛刻，但乾隆對平民百姓卻十分仁慈。這一點與朱元璋非常相似。
乾隆的天性中，有繼承自母親的善良。小時候宮中小動物死亡，他經常會淚流不止。雍正在遺詔中稱乾隆「秉性仁慈」，並非虛譽。雍正甚至因此一度擔心乾隆是否過於仁柔，以至於不能勝任皇帝這個職務。
從小接受的帝王教育，把「重農」、「憫農」思想牢牢地刻進了乾隆的腦海裡。雖然生長於深宮之中，他卻對農民生計之艱辛有頗多瞭解。學生時代，他寫過許多首以「愛民」為主題的詩歌。嚴冬之夜，他倚坐在紫禁城暖閣的爐火邊，聽著窗外北風呼嘯，驀然想起城外茅屋裡的窮人會怎麼熬過這個寒夜：「地爐燃炭暖氣徐，俯仰丈室慚溫飽。此時緬想飢寒人，茅屋唏噓愁未了。」
隨父親外出謁陵打獵時，他看到農民正在地裡秋收，揮汗如雨，遂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吾聞四民中，惟農苦莫若。有年穀價低，歉年委溝壑。即今豐稔收，租重主人索。益信為政者，仁民最先著。」
這些詩歌中的拳拳之意，較以寫憫農詩著名的李紳等並不多讓。雖然在學生期間形成的許多政治理念，在後來漫長的政治實踐中被大幅修正，但憫農重農思想，卻始終如一。直到乾隆五十三（1788年）年，年逾古稀的皇帝還親筆臨摹了南宋畫家李迪的《雞雛待飼圖》，然後命刻印多份，發給各地官員，讓他們「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因為對民生的關切，所以乾隆對水旱災荒特別關注。各地的天氣和收成時時牽繫著乾隆的心。史料表明，乾隆一生多次因為災情而流淚。
有一年，安徽太湖縣受災，災民在野外掘野菜時掘得一種「黑米」，數量甚大，摻在其他糧食中，可以用來充飢。乾隆得知後，命地方官把這種「黑米」呈上一些，自己親口嘗試後，不禁潸然淚下：
挖蕨聊餬口，得米出不意。……並呈其米樣，煮食親嘗試。嗟我民食茲，我食先墜淚。……郵寄諸皇子，令皆知此味。
他把這些「黑米」分別寄給幾位皇子，讓他們瞭解民間疾苦。
乾隆多次說，救災是「國家第一要務」，「賑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務」，告誡地方官員「第一應戒諱災之念」。他當政幾十年間，始終堅持這樣的原則：「向來督撫中失察掛誤處分，朕常加寬免。或有諱災之事，朕必重治其罪。」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乾隆元年（1736年），他即位不久就因隱匿災情不報，而罷了甘肅巡撫許容的官。乾隆七年（1742年），兩江總督那蘇圖也因彙報災情不實而受到皇帝的嚴厲申飭。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東德州發生大水。大雨一連下了七晝夜，德州居民扶老攜幼，紛紛攀登城樓，在城牆上生活多日。由於城中乏糧，百姓飢困，哭聲震天。
其時德州城中的最高官員山東督糧道顏希深出差到省城辦事，城中沒有主事之人。雖然官倉中有糧，也無人敢決定放賑。顏希深七十多歲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聽到饑民的啼哭之聲，詢問署中人員為什麼不放糧。署員說，放糧乃是國家大政，必須等顏道員回來後奏請上級批准才行。否則擅動倉谷，處罰極嚴。不但要丟官，還需要補賠。
何老太太聞聽，勃然大怒，說：「此何時也！猶拘泥於常法乎？況德州距離省城甚遠，如果等我兒子回來，再經詳奏核覆，那麼數十萬災民都將成餓殍矣！你們無須憂慮，馬上開倉放賑，以解倒懸。如果將來朝廷怪罪下來，一切由我兒子承擔。如果要賠償，我願盡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償。」
在老太太的力爭下，倉庫管理人員終於開啟了糧倉，數十萬饑民得以全活。
訊息傳到省府，山東巡撫非常震驚。他們以擅動倉谷，蔑視國家體制，加以舉報。皇帝得知此事憤然批道：「有這樣的賢良母親和好官，為國為民，權宜通變，巡撫不但不舉薦，還要彈劾，怎麼能鼓勵那些為國考慮者！」皇帝降旨，已動用的倉谷，准許作為正項開銷，無須賠補，並且特別賜給顏母三品封誥。從此，皇帝對顏希深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顏氏也因此仕途通暢，一路飛黃騰達，很快高升到督撫之高位。（謝驥《論「顏氏文化」的三大亮點》）
正如同對顏氏母子的特殊處理一樣，凡事斤斤計較、察察為明的皇帝，獨獨對賑災中的跑冒滴漏「難得糊塗」。發生災害時，他寧肯地方官報得嚴重一點、誇張一點，因而發生冒賑、濫賑之弊也不追究。他最怕的就是他們賑災不力，因此他多次說「辦賑理宜寧濫勿遺」。對於那些捨不得花錢救災的地方官，乾隆深惡痛絕。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部分地區受災，巡撫阿思哈捨不得動用國庫銀兩，就勸富戶出錢救災。皇帝十分生氣，說：「此奏實在卑鄙錯謬之至，朕實駭聞。」不久就罷了他的官。
考察乾隆歷年救災，確實是認真從事，不惜鉅款。乾隆七年（1742年）皖北大水，災民達二百二十萬。乾隆特批當時國家全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即白銀二百九十萬兩、糧食二百二十萬石救濟。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戶部把乾隆即位以來用於救災的錢和前兩任皇帝做了對比。報告說：「雍正十三年之間，江南賑災款項，共用了一百四十三萬兩，已經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經用了二千四百八十餘萬兩，糧食也是二千多萬石。」負責漕運的官員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間共截過漕糧二百四十萬石用來救災，雍正年間也不過二百九十萬石。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經高達一千三百二十多萬石。」事事號稱法祖的乾隆看到這個數字也很吃驚，說：「朕遇到偏災，即有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懷，不能自已。也想不到竟然動用了這麼多漕糧。」（《清高宗實錄》）吃驚雖然吃驚，但是慷慨仍然慷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全國性災荒，乾隆手忙腳亂，晝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開放穀倉，或令發給銀兩，或令減價平糶，或令興工代賑。皇帝說：「朕廑念民依，如傷在報。」這一年用來賑災的銀兩，高達一千四百萬兩，佔國家全年財政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還多。
雖然乾隆年間的救災也無法避免人治社會中常見的侵吞乾沒，層層盤剝，但是縱向比較中國歷史，仍然可以肯定地說，乾隆是傳統社會中採取救災措施最為得力的統治者。
2
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為他們的前車之鑑，而明王朝給他們的最大教訓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誰都知道，清朝得以入關，是撿了個大便宜，明王朝實際上是被飢餓的農民顛覆的。而顛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對農民剝削過重。萬曆年間加派三餉，每年從農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萬兩白銀，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代皇帝經常講，明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
熟讀歷史的乾隆知道，飢餓的農民是國家最危險的敵人，而溫飽了的農民則是皇權最堅定的支援者。為了江山萬代，乾隆必須減輕對農民的剝削，使絕大多數老百姓有飯吃。這是國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統治者的自我剋制，在乾隆身上表現得比較明顯。乾隆一朝鼓勵農民開墾荒地不遺餘力，但是出發點卻僅僅是為了百姓生計，而不是為國家增加稅收。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在《大清律例》中增加了新的一條：「各省官員不得再重新丈量農民土地，也不得強令農民向官府彙報自己開墾的荒地。」這其實就是宣佈，農民新開墾出來的土地，永遠不用給國家交稅。乾隆年間，由於皇帝鼓勵墾荒，全國耕地已經超過了十億畝。但是乾隆年間的國家稅收，始終只按七億多畝徵收。誠如乾隆所言：「民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於正供之外，留一分盈餘，即多一分蓄積，所謂‘藏富於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此也。」
乾隆登上皇位後所做的第一個重大決定，就是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免除拖欠多年的農業稅。在即位詔書中，乾隆宣佈，凡是拖欠了十年以上，也就是雍正三年以前所欠的農業稅全部免交。僅僅過了20天，皇帝再次頒旨，宣佈去年以前，即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有未交的農業稅，一律免除。大清帝國的子民們，特別是眾多貧困人口，是擺脫了多年沉重的欠稅負擔進入乾隆時代的。這在以農業稅為主要財政收入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影響非常巨大的決定。
在此後漫長的60多年統治中，乾隆多次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農民的農業稅，從而使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減免農民稅款最多的皇帝。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以及嘉慶元年（1796年），先後五次，普免全國錢糧，共少收農民白銀1.4億兩，糧食1200萬石。這白花花的銀子和沉甸甸的糧食，原本都是他愛新覺羅家的法定收入，是可以歸他任意支配的。如此手筆，不可謂不闊綽。據《清代國家與社會》一書提供的數字，乾隆一朝所減免的農業稅總數為2.0275億兩白銀，是中國曆朝之冠。如果粗略地以一兩白銀折人民幣150元計算，可合今天幣值304億元人民幣。
乾隆深深懂得貧富差距過大是社會動亂的源頭，所以他採取了許多照顧最底層民眾的措施。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繼位為君三月餘的弘曆，下達了「勸減佃租」的諭旨。他在諭中講道：「我減免農業稅，地主所得到的好處居多，那些無業的貧民，租種別人土地，終歲勤勞，但是卻得不到我的恩澤，還是要按原來的比例交納地租。這無疑不合適。如果這些受朕恩惠的地主，把所受的恩惠讓一半給佃戶，那就最好了。」
因此，乾隆一朝經常命令各地官員勸諭地主減輕田租，對那些讓租者，加以鼓勵。他認為，這樣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盛世。「朕視天下業戶、佃戶，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業戶沾朕之恩，使佃戶又得拜業戶之惠，則君民一心，彼此體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見風雨以時，屢豐可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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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免稅救災、鼓勵墾荒等措施之外，乾隆皇帝在興修水利工程，推廣紅薯、玉米等高產作物，鼓勵人口流動方面都採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每項工作的成果都超越中國歷史上其他帝王。
有人說，乾隆年間的人口增長並不是中國出現的個別現象，而是全世界的共同規律。整個18世紀，全世界的人口從6.41億增長到了9.19億，增幅高達43%，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是得力於紅薯、玉米這兩種「18世紀的食物革命」。
確實，紅薯、玉米是推動乾隆「全盛」的兩支有力的助推火箭。乾隆皇帝在這兩種作物的推廣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北方大力推廣紅薯種植，並鼓勵人們研究紅薯種植法。最先到山東、河南推廣甘薯種植技術的福建監生陳世元，得到皇帝恩賞的國子監學正之追封。而地方官陸耀因為編寫《甘薯錄》而被晉升為湖南巡撫。在皇帝的勸諭下，川、楚、陝、皖、桂等省「延山漫谷，皆種玉米」。經乾隆一朝的倡導，紅薯、玉米已經成為中國貧苦農民的基本口糧。
當然，我們不能說乾隆全盛主要是這兩種植物的功勞。在乾隆60年的統治生涯中，中國的人口增長了一倍，確切地說，增長了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個百分點。18世紀初，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為23.4%，到這個世紀末則達到了34.06%。除了食物革命，另一功勞歸於水利。由於乾隆年間特別是中前期政治紀律清明，國家執政能力強大，黃、淮、永定河、浙江海塘都得到了空前有效的治理，各省主要河道也都得到了疏浚，在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發展農業生產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乾隆朝農業發展的標誌性成績是全國糧食產量的增加。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中國曆代口糧總量發展呈總的上升趨勢。其中秦漢為417億斤，唐代為626億斤，宋代為835億斤，明代為1392億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躍而達2088億斤，並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正是農業的成績，使乾隆朝的人口發生爆炸，支撐各項社會經濟發展指標達到中國歷史的極峰。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人左右，只有少數幾個歷史時段突破過一億。經過康熙、雍正兩個承平時代，中國人口已經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進行的第一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4341萬，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萬，50年裡翻了一番。
二「盛世」的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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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一匹高大消瘦的驛馬穿過西便門，風馳電掣般直奔大清門。
驛馬送來的是萬里之外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的捷報。他向皇帝彙報說，天山南北所有叛亂都已經徹底平定。這片不馴服的土地經過連續四次大軍踐踏，終於服服帖帖，不再心存異志。
這場勝利，是從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開始，三代皇帝七十多年努力的一個漂亮結局。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從此盡入大清版圖。兩朝遺志終於被圓滿實現，清王朝最大一塊心病被徹底根除。訊息傳來，四十九歲的乾隆悲喜交集。他立刻連續拜謁了景陵和泰陵，向康熙和雍正皇帝彙報這一喜訊。望著雍正皇帝留下來的寶劍，他不禁悲從中來，痛哭出聲，因賦詩道：「質明峰樹辨陵園，趨謁松宮冠劍存。敢曰志成蕩鹽澤，亦云功定靖花門。凡茲萬里遐宣武，總荷九天默佑恩。二十五年如一瞬，鼎湖回憶痛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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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勝利確實來之不易。
事情起於乾隆十八年（1753年）。
這年十月，一封六百里加急的文書從蒙古烏里雅蘇臺（今蒙古人民共和國扎布汗省省會）送到了清廷。將軍成袞扎布在奏摺中彙報，準噶爾汗國的三個小首領，臺吉車凌、車凌烏巴什和車凌蒙克（史稱三車凌）率領三千戶蒙古人，一萬多人口，宣佈脫離準噶爾汗國，投奔大清國尋求庇護。他們離開了世代居住的額爾齊斯河牧場，頂著凜冽的寒風，趕著牛羊，攜帶著老小，經過十餘天長途跋涉，才到達烏里雅蘇臺地區。
將軍在彙報中說，準噶爾汗國長期與大清為敵，這些人聲稱投奔大清，不知是真心依附，還是準噶爾人的詭計？他請示皇上，對這些人採取什麼態度？
收到這封奏報，乾隆的嘴角浮起一絲微笑。對於三車凌的投奔，他並不感覺意外。從乾隆十年（1745年）以來，他已經多次收到過情報，說準噶爾汗國正處於內亂之中。這次一萬多人的內附，更加證明了這些訊息的準確。
數代以來，準噶爾汗國一直是大清王國最大的威脅。
準噶爾蒙古是一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長期以來生活在今天的新疆、青海一帶。漢人對他們曾經有過多種稱呼，比如「西蒙古」、「厄魯特」、「衛拉特」和「瓦剌」。明代，就是這部分蒙古人在也先的帶領下，製造了著名的「土木堡之變」，俘虜了明英宗。
在清朝入關後不久，準噶爾部蒙古人又一次崛起於天山南北，建立了強大的準噶爾汗國，首領是蒙古族的傳奇人物噶爾丹。他堅毅、剛強、多謀善斷，通過十年征戰，統一了西蒙古四部。隨後，他信心暴漲，制定了先統一天山南北，再統一整個蒙古民族，最後與中國的滿族統治者較量手腕，恢復大元舊業的宏偉藍圖。
雄心勃勃的噶爾丹頗有手段，他改革了草原法典，第一個開始在蒙古製造銅幣，穩定了草原經濟，壯大了蒙古騎兵，很快征服了大半個新疆。中亞一帶的民族，已經把他和西面的俄羅斯彼得大帝及東方的康熙皇帝相提並論，稱他為「博碩克圖汗」，認為他們是歐亞大陸上鼎足而三的三位大帝。如果不是遇到了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他很可能會問鼎北京，成為中國歷史上又一個蒙古族統治者。不幸的是，他生不逢時。精明的康熙成功地加強了對喀爾喀蒙古部的籠絡和控制，使噶爾丹統一蒙古的夢想無法實現。接著康熙又兩度率兵親征，舉全國之力與準噶爾蒙古較量，終於於烏蘭布通和昭莫多兩次大敗噶爾丹。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噶爾丹在沙漠中懷抱未能實現的夢想，鬱鬱而終。
雖然擊敗噶爾丹一直被列為康熙最重要的軍事成就之一，但事實上，準噶爾汗國僅僅遭遇了挫折，遠遠沒有被打垮。在噶爾丹之後，他的繼承者們很快又使汗國強盛起來。他們重拾噶爾丹的舊夢。雍正九年（1731年），清準兩方再起戰端，兩軍大戰於和通泊。清軍大敗，副將軍以下皆戰死，西路軍三萬人，逃回科布多者僅兩千人。這是清王朝建立以來內外戰爭中最慘痛的一次失敗。雍正十年（1732年），準噶爾部再度內侵，幸虧歸附清朝的喀爾喀蒙古拼命抵抗，才擊敗了準部。在雍正年間這兩次戰爭打了個平手之後，清帝國和準噶爾握手言和，雙方劃定了邊疆，開始了貿易，中國西部出現了二十年的和平。但是，和通泊之戰永遠是大清帝國的噩夢，準噶爾部一直窺伺著內地。一旦清朝腹地出現什麼風吹草動，它就有可能像兇猛的狼群一樣迅速出擊，在大清帝國的咽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
因此，自即位以來，雖然天下太平，乾隆卻一直警惕地關注著大清的西部版圖，凡有準噶爾的訊息，他都不放過。
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準噶爾汗國已經有一千多戶東遷到察哈爾，歸附了清朝。乾隆毫不猶豫地接納了他們，命賞給他們牲畜，妥善安置。從這些人嘴裡，他獲取了大量的情報資訊。
原來，乾隆十年（1745年），準噶爾汗國原首領噶爾丹策凌病逝，他的三個兒子為爭汗位大打出手，自相殘殺，導致汗國四分五裂，力量大衰。乾隆十八年（1753年），新首領達瓦齊討伐不聽指揮的杜爾伯特部，杜爾伯特部的三車凌為了尋求活路，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園，投靠清朝政府尋求保護。
因此，接到彙報後，乾隆在第一時間即斷定三車凌是真降。他命令守邊將軍妥善安插三車凌人口，賞賜給他們大量的銀兩、米麵和牛羊，還專門設了「賽因濟雅哈圖盟」，任命車凌為盟長，車凌烏巴什為副盟長。
投降的三千戶西蒙古人獲得如此優厚的待遇，已經出乎他們的意料。不僅如此，為了表彰杜爾伯特三車凌「率萬餘眾，傾心來歸」的功績，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皇帝還特別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了三車凌。皇帝分別冊封車凌為親王，車凌烏巴什為郡王，車凌蒙克為貝勒，其餘頭目也都分別封為貝子、公、臺、吉等。他連續八次在避暑山莊萬樹園中舉行盛大的宴會。自山莊建立以來，還從來沒有如此熱鬧過。
乾隆之所以如此隆重對待三車凌，不僅僅是為了表彰他們「萬里遠歸」，更主要的，是為了瞭解準噶爾汗國的虛實。他與三車凌數次長談，深入掌握了準噶爾汗國的情況。他發現，今天的準噶爾正處於歷史上最虛弱的時期。
皇帝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迅速出兵，掃滅準噶爾汗國。他下詔說明自己想大舉興兵作戰的想法：
（準部）數年以來，內亂相尋……此正可乘之機。若失去這個機會，再過幾年，等其局勢平定，必然還會與我為敵作戰。那時我軍再與之戰爭，耗費必然更為巨大……朕以為機不可失，準備於明年分兩路進兵。這是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我今天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清高宗實錄》）
此詔一下，大清舉國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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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有福氣的皇帝，乾隆本來是一個「太平天子」。他在和平中接了班，在他統治的前20年裡，大清天下也風平浪靜，邊疆無警。除了那場本沒有必要的金川戰爭之外，大清不聞兵戈之聲。
發動平準之戰，在所有人看來完全是自找苦吃。如果不發動這場戰爭，歷史絕不會因此而指責他。主動出擊成功，固然榮耀無比，一旦失敗，那麼他20年統治的成果會毀於一旦，自己也身敗名裂。
因此，乾隆二十年（1755年）皇帝決定出兵時，遇到的幾乎是一致的反對之聲。
理由之一是所謂「兵者不祥之器」。20多年前的和通泊之敗在大清官員心中留下的陰影太深了，一提起準噶爾，他們就心驚膽戰。在他們看來，蒙古人不來進攻大清已經是謝天謝地了，大清怎麼可以主動挑起戰端呢？確實，農業文明並非尚武型的進取文明。一般情況下，漢族與周圍民族的戰爭，都是少數民族主動挑起的。幾千年來，中原王朝對邊疆民族一直缺乏必要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幾乎從來沒有政治家和學者認真研究過這些蠻夷的內部政治結構和軍事行動規律。歷史上漢人王朝對待邊疆少數民族，通常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羈縻」。也就是說，被動應付，委曲求全，用金錢和布匹收買。他們認為，這些蠻夷是「犬羊之性」，思維方式不同於人類，完全不可理喻。他們來如急雨，去如飄風，無法抵抗也不可預測。漢人對他們的莫名恐懼積累了幾千年，已經凝聚成了中原民族的集體潛意識。
理由之二是清王朝和準噶爾汗國已經共享了20年的和平，雙方都從這種和平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雍正末期的兩次大戰打了個平手之後，雙方清楚地劃定了邊界，謹慎地控制著自己的力量，在邊界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大的摩擦。雙方的貿易也迅速興起，每次交易，牛羊上萬頭，給雙方都帶來了實惠。實現和平之後，清朝10多萬大軍撤回內地，20年間節省了數千萬兩軍費，陝西、寧夏、甘肅等地民眾也不用負擔沉重的糧食供應任務，生活大大改善。正是邊疆的穩定，為乾隆盛世的到來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條件。幾乎所有的大臣都認為應該繼續這種和平狀態。他們甚至認為如果出兵就是「師出無名」，雙方和平條約既已簽訂，大清乘準噶爾內訌之機破壞條約大舉入侵，於理不合，不是天朝上國應該有的做法。
理由之三是20多年沒有大規模戰爭，全國上下已經習慣了和平，「人心狃於久安」。如今突然要大規模對外作戰，人們毫無精神準備。況且戰爭是天底下最花錢的事。特別是遠赴西域，必須往西部運送大量的軍糧和軍事物資，這些在幾個月之內根本不可能完成。而且一旦戰爭失敗，那麼這些草原狼很有可能乘勝追擊，一舉深入內地，給大清帝國帶來難以承受的災難。這個後果，誰也承受不起。
雖然在乾隆二十年前後，乾隆皇帝已經在大清帝國建立起牢不可摧的權威，把大清官僚機器收拾得服服帖帖，可是他的決定一發出，還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這些奴才懷抱著為主子考慮的耿耿忠心，雪片一樣飛來反對的奏摺。他們一致認為，皇帝登基以來，萬事都英明偉大，只有這次的決定，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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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對這些「忠心耿耿」的奏摺不屑一顧。因為他站的高度和角度與眾人不同。
乾隆皇帝的雄心、自信心和責任心在清代帝王中首屈一指。他身上承擔的，是祖父與父親兩代的重託。每逢皇父忌日，乾隆都要盥手焚香，將載有「寶親王弘曆（乾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聖祖仁皇帝（康熙）於諸子孫中最為鍾愛，撫養宮中，恩逾常格」一段文字的皇父傳位遺詔恭讀一遍，「以志思慕之誠，以凜繼繩之重」。在乾隆政治生涯過半時，他曾說過：「自古帝王所以稟承付託者，不過其父而已，而我則身受皇祖、皇父兩代的重託。言念及此，我還敢有一絲一毫的怠惰嗎？」
他對自己的能力極端自信，絕不會僅僅滿足於自己統治的這一代平安無事。他對每件事的考慮，都是從「大清朝億萬斯年」這一大局出發，著眼於大清江山的永遠鞏固。因此，他要從內外兩方面，儘可能徹底地消除威脅大清國家安全的任何因素。消除皇室、親貴、朋黨、權臣、太監對皇權的威脅，不過只是他國家安全戰略的一半，另一半，則是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外部環境。
對外部環境的關注，是滿族帝王與漢族帝王的最大不同。
歷代漢族帝王對於周圍的「四夷」，一貫抱存而不論的蔑視心態。清代帝王卻從來不這樣想。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自身的邊疆少數民族身份，使得他們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角度對待和處理邊疆民族問題。他們知道，只有深入瞭解每個民族的歷史、現狀、內部關係，才能恰到好處地進行統馭。
為了成功地處理邊疆問題，清代前期帝王對少數民族歷史、語言、風俗習慣都很感興趣，乾隆皇帝則是其中的傑出代表。為了處理帝國周邊事務，他有意識地下大功夫，學習少數民族語言。他回顧自己學習語言的經歷時說：「朕即位之初，以為諸外藩歲來朝，不可不通其語，遂習之，不數年而畢能之，至今則曲盡其道矣。」「侵尋而至於唐古特語，又侵尋而至於回語，亦既習之，亦既能之。」也就是說，他在即位之初，也就是二十五歲之時，因為蒙古族首領歲歲來朝，遂開始學習蒙古語，不過數年已經基本掌握，如今更可以說登堂入室，深有研究。學會蒙古語，他又開始學習藏語，後來又開始學習回語，達到了「能之」的水平。
乾隆的維語和藏語學到了什麼水平現在無法具體考證，但蒙古語他確實是達到了可以熟練運用的程度，正如乾隆本人所說的「對語不須資象譯，通情洽會系深思」。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避暑山莊接見阿睦爾撒納時，乾隆即「以蒙古語詢其始末」，進行了長時間深入交流。
早在乾隆二十年之前，乾隆皇帝已經利用語言優勢，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深入瞭解了西蒙古的歷史，在平準之後他親自撰寫過論述準噶爾蒙古世系源流和部落現狀的《準噶爾全部紀略》。這篇文章綜合了蒙古和漢文資料，對準噶爾的歷史源流和部落結構進行了詳細深入的考證及描述，可以看作是一篇相當出色的學術作品。
基於這種知識積累，他對準噶爾問題看得很深很透。準噶爾表面上只是大清邊疆上的一處癬疾，實際上卻是關係到整個陸地邊疆穩定的核心。準噶爾地勢險要，向南可以控制西藏，向東可以統一蒙古。這個國家的存在關係到西藏和東蒙古的穩定。如果不消滅這個汗國，西藏和蒙古就永無寧日。這一點，雍正皇帝早就已經指出：「準噶爾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協，眾蒙古心懷疑貳。此實為國家隱憂、社稷生民憂戚系焉。」現在雖然雙方訂立了和平條約，但東方式的條約並不可靠。一旦準噶爾強大起來，必然會撕毀條約，重燃恢復大元之夢。
因此，即位以來，「西師」一直是一個盤桓在他腦際的重要問題。
站在今天的時間點回望，乾隆二十年確實是中原王朝掃平西部、徹底統一中國的千載難逢的良機。準部處於有史以來最衰弱的時期，兵無鬥志。而清朝經過三代經營，國力強盛。此時興師，十拿九穩。人生的機會往往稍縱即逝，國家和民族的機會更是如此。這一形勢，今天看來十分清楚，可是當局者迷，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人們，往往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清王朝所有的官員幾乎都沒有看到這個形勢，皇帝與大臣們意見針鋒相對，除了對戰爭的觀念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雙方知識儲備、國家視野、掌握的資訊量不同。乾隆站得高、看得遠。而朝中大臣們則對這些「蠻夷」素少關注，對乾隆的這一決定難以理解。滿朝大臣，只有小舅子傅恆贊成皇帝的決定。戰爭結束后皇帝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人心狃於久安。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恆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餘無不意存畏葸。」
領導人的能力體現在做出高人一籌的決斷，並且有力地實施這個決斷。因此，這場戰爭最重要的不是戰鬥本身，而是如何推動大清帝國抓住這個轉瞬即逝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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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後來回憶說：「斯時，力排眾議，竭盡心力。」（《御製詩五集》）做官僚集團的思想工作，動員、組織文武官員投入這場戰爭，讓他幾乎精疲力竭。他連篇累牘地釋出諭旨，分析清準力量對比，再三論證出兵討伐的必要性，並表示自己決心已下，不可動搖。他說：「此正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空，必將故智復萌，然後倉猝備禦，其勞費必且更倍於今。」「此際達瓦齊力窮失據，且內難相尋，眾心不服，失此不圖，數年之後，伊事務稍定，仍來與我為難，必致愈費周章。」
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太和殿召見諸王和滿族大臣，對他們說：「朕總理天下諸務，惟據理獨斷，應辦之事，斷不為眾所阻撓。如其不可，眾人強為奏請，朕亦斷不允行。是皆爾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務，朕籌之已審，豈以眾人怯懦，即失機宜，半途而廢。」（《清高宗實錄》）
經過反覆思想動員，終於，人們表面上不再反對了。大清帝國勉強開上了戰爭軌道。
然而乾隆卻物色不到一位堪當大任的主帥。在所有的大臣中，只有傅恆真心誠意支援出兵，可是此人素不知兵，難以承擔如此大任。平安無事數十年的滿族將領們也「惟守妻孥以求安逸，聞戰陣而甘退縮」。成兗扎布、策楞、舒赫德等老將素稱勇敢幹練，可是對這場戰爭卻都心懷退縮，「萎靡懦怯」，無奮勇爭先之態。左右權衡，乾隆勉強選定了班第和永常，分任北路和西路主帥。
接下來是糧草問題。如果按照「兵出糧隨」的用兵常理，這場戰爭根本沒法打。因為平定準噶爾的時機是突然到來的，清王朝毫無準備。前線並無糧草，準備也已來不及。一是從內地運糧到西部，每石米價值不過3兩銀子，可是運費要高達20兩。二是即使清廷財力充裕，負擔得起運費，徵購和運送時間上也萬萬來不及。
乾隆悍然決定，拋棄行軍常規，「因糧於敵」。也就是說，每名士兵自背可吃兩個月的口糧，其餘口糧，沿途取之於蒙古牧民。乾隆的上諭說得冠冕堂皇：「官兵前進，沿途可以打牲，宰殺疲乏牲畜。現在投誠的厄魯特蒙古人所有的牲畜，雖然不應奪取，但是暫時取用，將來再給補償，也無不可。」
這實際上允許官員沿路搶掠。所謂將來補償，只是無法兌現的空話而已。這一大膽的舉動後來被證明埋下了嚴重後患，在當時卻被乾隆認為是唯一的辦法。
此諭一齣，不少大臣都目瞪口呆，紛紛反對。陝甘總督劉統勳上奏說此舉太過冒險，仍當先籌糧運餉，然後再進兵。乾隆批評他說：「劉統勳此奏……全不合此次機宜。」
定西將軍永常也反對因糧於敵。乾隆皇帝說得口乾舌燥，禁不住罵起人來：「永常全不知事理之輕重，顛倒舛謬，至於此極！」
一頓痛罵，終於壓住了所有反對者的聲音。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軍北路和西路兩路出師，共計五萬人，加上負責運輸的夫子共近八萬人。每位士兵配備戰馬三匹，共計十五萬匹。配備駱駝一萬峰。乾隆以從準噶爾叛逃的重要將領阿睦爾撒納為前鋒，以收招降之效。果如乾隆所料，準部連年內戰，人心厭亂，清軍一到，紛紛歸降，「各部落聞風崩湧……所至臺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酮酪，獻羊馬，絡繹道左，師行數千裡無一人抗顏行者。」大軍剛剛出動，就有札哈泌部一千三百戶來降，稱「我等為達瓦齊殘虐，願率屬效力」。緊接著準噶爾頗有權勢的大臺吉也率部屬投降。五月，兩路大軍會師於新疆博樂縣（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禾市），向伊犁進軍。伊犁民眾也紛紛迎降。「大兵至伊犁，部眾持羊酒迎犒者絡繹載道，婦孺歡呼，如出水火，自出師以來，無血刃遺鏃之勞，敉邊掃穴，實古所未有」。充分證明了這次出師時機選擇的重要性。
在這種情況下，準部新首領達瓦齊無心抵抗，率一萬人逃亡至伊犁西南的格登山。清軍窮追不捨，將其擒獲，送往京師。平準戰爭初獲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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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迅速的成功往往包含著問題。清軍攻克伊犁後，原以為可以繳獲一部分牲畜、糧食。不料準部屢經戰禍，伊犁並無積存物資。因為軍糧不繼，平定準部之後，清朝大軍只能迅速撤離，只留下五百名士兵做清朝將軍的護衛，準部由率先降清的阿睦爾撒納與清朝將軍共同管理。阿睦爾撒納本不是一個安分之人，雖然平定伊犁之後，乾隆以其戰功最多，封他為雙親王，食親王雙俸，他仍然不滿足。他見清朝兵力已退，萌生了做準部新汗、獨據準噶爾汗國原來版圖的野心。平定準部之後，乾隆秉「分而治之」之策，準備把準部一分為四，使其互不統屬，阿睦爾撒納卻要求成為四部的統一首領，凌駕眾人之上。乾隆當然不同意他的請求，於是他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殺死清軍將領，起兵叛亂，自立為汗。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乾隆不得不又再次派兵，擒拿阿睦爾撒納。
平叛戰爭進展得很不順利。由於事發倉促，清軍仍然沒有攜帶充足糧草就出發了，一路上對喀爾喀蒙古大肆榨取。到了新疆之後，又大肆搶奪準部故地的牲畜糧食。準部本來就已經陷入饑荒之中，清軍一來，雪上加霜，大批民眾餓死，剩下的都紛紛起來反抗清軍。而前線將領又很不得力，屢屢錯失戰機，使阿睦爾撒納一再逃脫。乾隆皇帝一籌莫展。恰在此時，一直全力支援乾隆平準的喀爾喀部蒙古居然也起兵反叛了。
反叛的原因是清王朝對喀爾喀蒙古的榨取超過了極限。「因糧於敵」的策略在戰爭中實際上演變成了因糧於友。在開往新疆的途中，缺乏物資準備的清軍一再掠奪喀爾喀蒙古人，「氈子、毛皮和其他畜產品都被清朝當局以動員和徵用的方式奪走了。除了這些，喀爾喀勞動者越來越頻繁地被招去服兵役，而且他們必須自備武器彈藥……大部分男人脫離生產，被打發去打仗」。（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因此，在部落領袖青袞雜卜的帶領下，一萬多喀爾喀蒙古人起兵反清。二十三個札薩克王公聚集在克魯倫河畔，醞釀要舉行全蒙古的反清戰爭。
乾隆醒悟到了自己的失誤，迅速轉了彎子。「北京理解到了這一危局。博格德汗（乾隆）知道了蒙古人的不滿，於1756年9月寫信給庫倫呼圖克圖和土謝圖汗，說他不知道蒙古人的貧困，對蒙古人他將因功賞賜。」（瓦西里耶夫《外貝加爾的哥薩克》）
乾隆知道僅僅一封信是遠遠不夠的。他又通過小時候一起讀書的密友章嘉三世活佛做哲布尊丹巴的工作，許諾將對喀爾喀蒙古人大大施恩，終於安撫住了喀爾喀蒙古，鎮壓了青袞雜卜起義，掃除了後顧之憂。
吸取了這次教訓，乾隆終於不再「因糧於敵」了。他痛定思痛，改變了作戰方式，首先調集大批糧食，運至前線，巴里坤、哈密貯糧十一萬石，足夠大軍三四年之用，然後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第三次進兵。這一次，他終於順利摘取了勝利果實。經過連年戰爭和饑荒，準部蒙古人已經窮困交加，疾病流行，死亡甚多，毫無戰鬥力，清軍所到之處，都能迅速取勝。阿睦爾撒納日暮途窮，逃入俄羅斯境內，後來病死異國。
這場戰爭意義非同一般。自大清開國以來，準噶爾汗國這個敵對勢力就如同一片黑色的魅影徘徊在西部，窺視著內地，讓連續幾代清朝最高統治者席不安寢。如今，大清最強大的敵對勢力被徹底消滅，乾隆終於可以長長地出一口氣了。
但乾隆仍然放不下心來。這場戰爭形勢幾起幾落，讓他從大喜到大悲，經歷了數度煎熬。本來，在他的計劃中，這場戰爭只需要數月時間，數百萬兩軍費。沒想到，戰爭最終拖了三年，一次戰爭變成了三次，中間出現了平定喀爾喀蒙古叛亂這個插曲。向臣民許諾的迅速成功演變成一場慘勝，軍費最終高達數千萬兩，多名大將折損，乾隆有些惱羞成怒。
而戰爭過程中準噶爾部蒙古人表現出的強悍倔強，也令乾隆心生後怕。在準噶爾四部中，只有杜爾伯特部第一次投降之後，一直忠心耿耿地服從大清，其他三部，都是屢降屢叛，讓乾隆吃盡苦頭。這支歷史上一再演出驚人之作的蒙古部落確實有著一般民族沒有的硬骨頭。如何對付這個民族，乾隆費盡心思。僅僅分而治之似乎難以徹底削弱這支蒙古人的力量。他十分擔心數十年後，準噶爾部蒙古人春風吹又生，重新成為大清的敵人。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對準噶爾部蒙古人，除了杜爾伯特部外，「總以嚴行剿殺為要」。
這實際上是一道種族滅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