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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整個平準戰爭中，「殘酷」一直是主旋律。頭兩次平準戰爭雖然沒有出現有計劃的大屠殺，但是「因糧於敵」的策略本身就是一場屠殺。在進軍過程中，清軍一直是以搶劫作為補充軍糧的唯一手段。那些被搶走了所有牲畜的準噶爾蒙古人後來大多死於飢餓。準噶爾人一開始以為清軍是自己的救星，及至發現他們其實是強盜後，越來越多的人自發地反抗清軍，對他們展開襲擊。因此，在第二次出兵時，清軍已經開始大肆屠殺平民。他們「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凡遇到可疑的蒙古民眾，一律殺掉了事，以維護自身的安全。而這一策略也得到乾隆的首肯甚至鼓勵。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一日，清軍參贊大臣哈達哈等向皇帝奏報：清軍來到濟爾瑪臺地方時，遇到厄魯特的一位部落首領敦多克帶領幾名親信前來投降。清軍認為他們形跡可疑，不敢斷定是否真降，遂將敦多克等人「俱行誅戮」，隨後又帶領大軍來到這個部落的游牧地，把毫無準備的1700戶牧民「悉行剿滅」。乾隆皇帝收到這個奏報之後，認為哈達哈「奮勇可嘉」，授為領侍衛內大臣。
在展開大屠殺前，乾隆已經多次導演過整部落的滅絕事件。
阿睦爾撒納反叛後，乾隆分別任命了新的準噶爾四部汗王。其中任命巴雅爾為輝特部的汗王，沙克都爾曼吉為和碩特部的汗王。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乾隆獲悉巴雅爾追隨阿睦爾撒納復叛的訊息後，大為震怒，他命人全力剿滅輝特部，對和碩特部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密諭清朝將軍「倘稍有可疑，亦當乘其不備，先行剿滅」。
沙克都爾曼吉在平準戰爭中率先投降了清朝，所以才被封為「和碩特汗」。他是堅定效忠清政府的。叛亂四起時，他拒絕附從叛軍，不顧個人安危，毅然率本部四千餘戶離開故土投奔內地，來到清軍駐地附近，「依巴里坤（清西路大軍軍營）近城以居」。清朝將軍雅爾哈善見皇帝猜疑心重，遂抱定寧左勿右的宗旨。儘管沙克都爾曼吉毫無叛意，仍然設計剿殺。
對於這次屠殺，雅爾哈善很動了一番腦筋。他從自己的軍隊中精選了五百人，假裝出兵他處，路過和碩特部的住地借宿。沙克都爾曼吉見是天朝大軍來到，極表歡迎，騰出了最好的幾十頂帳篷給這些清兵住。儘管自己部落乏食，仍然「屠羊以待」，把僅存的幾十只羊都殺掉了，拿出積存的所有美酒，盛情款待。心地拙實的蒙古首領們在宴席上都喝得大醉。等到半夜時分，清軍「以笳為令，襲其臥廬」，一聲令下，對沉睡中的蒙古人發起突襲，一個蒙古包一個蒙古包地殺戮，殺光了七百座蒙古包中的蒙古人，「盡殲全部四千餘人」。而汗王沙克都爾曼吉也死得很慘。據《嘯亭雜錄》載，沙克都爾曼吉喝醉之後，脫光衣服，呼呼大睡，對於闖進來的清軍毫不知覺。他的妻子從睡夢中驚起，見清軍持刀砍向她的丈夫，遂奮不顧身赤身裸體撲到丈夫身上，為他擋刀，結果兩人被亂刀砍死，死後仍然緊緊抱在一起，「裸而抱持之，如兩白蛇蜿蜒穹廬中」。
情況彙報上來，乾隆帝誇獎雅爾哈善「辦理甚屬奮往」，著交部「照軍功議敘」。雅爾哈善於第二年被授為參贊大臣，擢兵部尚書，後來又被封為一等伯。
如果說這些屠殺尚屬帶有偶然性的區域性事件的話，在第三次平準戰爭中，屠殺則演變成了一場周密的部署。在第三次平準戰爭中，皇帝明確諭示：「厄魯特人等反覆無常，實為覆載所不容」，「此等賊人斷不宜稍示姑息，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酌量存留，另籌安插。前此兩次進兵，皆不免過於姑容，今若仍照前辦理，則大兵撤回，伊等復滋生事端，前事可為明鑑」。
在皇帝的導演下，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在西部草原拉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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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附近的賽里木湖是新疆最大、最美的高山湖泊之一，它像一塊巨大的翡翠，靜靜地鑲嵌在天山腹地。遠岸雪峰高聳，湖邊牛羊如雲，恍若世外桃源。
250多年前，這座美麗的湖泊附近卻上演了人類歷史上最野蠻的一幕。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天，正是草場返青、野花怒放的季節。數千名大清兵丁在這個季節裡進行著一場盛大的圍獵。他們圍獵的物件不是動物，而是人類，是新疆準噶爾部落的蒙古族平民。他們進入一條條山谷，沿河而上，細細搜尋，遇到蒙古包，就衝進去，把裡面的人統統砍死。大部分世代生活在這裡的蒙古牧民根本沒有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就一家家被消滅了。
一支擁有二百頂帳篷的蒙古小部落提前下了山，在賽里木湖畔支起了一頂頂帳篷。這支部落已經在這裡平靜地生活了數百年，他們根本想不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自己同類的獵物。部落中的男人騎著駿馬，慢悠悠地驅趕著牛羊，女人在帳篷裡趕製一天的食物，孩子們淌著鼻涕，扯著剛返青的枝條玩著打仗的遊戲。一切都與其他春季沒有區別。
中午的時候，急促而紛繁的馬蹄聲響起。數千名全副武裝的清朝騎兵形成一個半圓形，由遠及近，圍住了這片湖畔的二百多頂帳篷。男人們驚訝得不知所措，張大著嘴呆呆地看著這些陌生人。女人們躲進帳篷由氈縫偷偷向外窺視。只見這些身材矮小的滿族軍人從一座座蒙古包裡把蒙古人驅趕出來。個別人想反抗，立刻被軍人砍翻在地。
不到半個時辰，這個小部落的一千多人全部被趕到了湖邊。在清軍的指揮下，他們中的四百多名男人被挑了出來，每十人為一隊，被拉到一個低窪處，挨個兒斬首。一些蒙古男人激烈地抗爭質問，這些從天而降的陌生人憑什麼如此大開殺戒，得到的回答只是提前的一刀。鮮血流進賽里木湖，近岸的湖水被染得赤紅。大部分蒙古漢子知道任何掙扎都無濟於事，習慣於聽從首領和命運的他們一個個一言不發，聽話地走向指定的地點。一個多小時後，這個小小蒙古部落的男人們被徹底消滅。史書對這種情景的記載是「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駢首就死」。
在處理男丁的同時，在另一側，分配女人和孩子的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清軍從隊伍中挑選那些年輕有姿色的女人，以及看起來伶俐聰明的孩子，準備運回內地，作為奴隸。大約三百名婦女兒童被挑走了，史書記載說這些人後來「多死於途」，因為飢餓死於路上。還剩下二百多名老醜病殘的女人以及七歲以下的孩子，清軍將領一聲令下，數百匹戰馬衝入人群當中，這些沒人要的戰利品被作為樁靶，為清軍的軍事訓練貢獻了最後一點作用。
這是清朝平定準噶爾大軍的將軍兆惠親自指揮的搜剿準噶爾蒙古部落的大屠殺中的一個小小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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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十八日，大清將軍成袞扎布、兆惠等率兵七千名，從巴里坤起程。此次出兵進剿的目的，並不是追捕阿睦爾撒納，而是專為剿滅厄魯特蒙古人。因為蒙古游牧都沿河而居，所以他們的捕殺也沿河進行。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成袞扎布在奏報中，彙報了自己帶人捕殺蒙古人的情形，他提到：「在圖爾根河，剿殺一百餘人，收其妻子器械」，「剿殺塔裡雅圖河口賊百餘人，察克瑪河口賊四十餘人」，「於濟爾哈朗河剿殺厄魯特七戶四十人，於博多美和囉剿殺克魯特一百五十餘人」，「搜取綽和爾所種地畝，剿殺瑪哈沁三百餘人」。從這些彙報可知，清軍剿殺的是散居在各條河流邊的厄魯特牧民和農民，根本不是有組織的叛亂部隊。
直至第二年，即乾隆二十三年，厄魯特部餘眾都逃入了山谷叢林中，乾隆還命人搜捕，以求斬盡殺絕。《嘯亭雜錄》載，清軍將領二人分別從博羅布林、賽裡木兩地，如同打獵一般，由兩地向中間的伊犁地區合圍，這中間數百里地方，不管是山谷還是林區，只要有人住的地方，「悉搜剔無遺」。當時散居的厄魯特蒙古人無法抵抗，「雖一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清軍「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駢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內地賞軍，多死於途，於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嘯亭雜錄》）
甚至喇嘛僧人和種田的農民都沒能逃脫剿殺。乾隆命令將軍到伊犁時，「將彼處喇嘛等剿辦」。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初四，史書記載清軍把在烏梁海種地的五十餘戶蒙古農民「全行剿殺」。
除了像打獵一樣屠殺散居的蒙古人之外，清軍進行的另一項重要軍事活動，就是把大舉投降的準噶爾蒙古部落一批批移送到內地，然後再「辦理」。
在清軍第三次平準戰爭中，大部分窮困的準噶爾蒙古人仍然把清軍當作把自己從戰亂中解救出來的「恩人」。更有許多蒙古人聽說清軍到了，成群結隊地，一個部落一個部落地趕赴清軍所在地，向他們歸順投降。對於這些人如何處理，心思縝密的乾隆早有指示。早在第三次平準出發之時，他就指示清軍將領，在地廣人稀之處，見到蒙古人，當時就可殺掉。但是如果遇到大批人戶來投降，不要立刻剿殺，因為人數太多，一時殺不過來，「難保無一二逃竄之人，洩漏其事」，令其他部落的人聞訊逃跑。所以他命令，把那些大批投降的蒙古人，要一批批地押送到甘肅內地之後，再全部處死。
乾隆指示的原文是這樣說的：「大兵此次進剿，厄魯特蒙古人必然會大批投誠。如有到巴里坤投降者，可以把他們的頭目先行送到京師，其他部眾，可向內地遷移，等到過了巴里坤之後，對那些男人，都盡行剿戮。所餘的妻子，酌量分別賞給官兵為奴，不得稍存姑息。」（《清高宗實錄》乾隆二十二年二月）
清軍攻克伊犁之後，乾隆再次下旨說：「現在，兩路大軍接納的投降蒙古人甚多。他們外表歸順，內心未可全信。可將他們先遷至巴里坤，然後再遷到肅州，然後進行誅戮。」
數萬名投降了清軍的蒙古人就這樣被長途驅趕到內地，在一些不知名的山谷裡，被全部殺掉。
大屠殺的結果是蒙古民族一個重要支系的消失。準噶爾四部，除杜爾伯特部汗策凌始終未叛，對清朝極表忠誠，得以耕牧如常，以及達什達瓦之妻一小部早降後被遷至他地未滅外，幾乎全部被殺掉。《草原帝國》有這樣的描述：「準噶爾人民，主要是綽羅斯部民和輝特部民幾乎全部被根除。」據清軍將領明瑞奏稱，經過他們屠殺之後，自巴爾呼特嶺到造哈嶺，直到納林廓勒、烏蘭烏蘇這些地方，已經「不見一人」。
俄羅斯西伯利亞當局則向彼得堡報告說：有一個部落「幾千頂帳幕，只剩下三頂」。
這次種族大屠殺的死亡數字，歷史上無準確記載。《準噶爾滅亡紀略》中說，屠殺了超過一百萬。魏源《聖武記》說，計準部數十萬戶，「先痘死者十之四」，即因傳染病死者十分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最後「殲於大兵者十之三」。除了婦女、小孩被掠走當了奴隸之外，準噶爾蒙古所剩無幾，作為一個大部落已經不復存在。「數千裡間無一瓦剌帳篷」。
噶班沙拉勃在《四衛拉特史》中這樣記載屠殺過後的場面：「準噶爾地區幾經兵火，殘破不堪。耕地、牧場荒廢，城鎮、村莊被毀，人口更是急驟減少。」很多年以後，龔自珍途經準噶爾，看見「準噶爾故壤，故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噶臺，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臺（即額魯特，指準噶爾——筆者注）故種者。」（龔自珍《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為了填補準部留下的土地，乾隆從各地遷移人口。其中有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有蒙古部落的喀爾喀人、察哈爾人，有穆斯林東干人，甚至還有來自滿洲的錫伯人和高麗人。十多年之後，土爾扈特部落迴歸中國，也被安置在這片由於自己的兄弟部落被滅絕而空出來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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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採取過許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陰鷙的手腕。
有清一代，喇嘛教是國教，但乾隆並不信黃教。他在評論活佛轉世時說：「蒙古呼圖克圖活佛轉世，其實是一種取巧方便的辦法……佛本無生死，哪有轉世？但是不允許轉世，那麼數萬番僧就無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罷了。」（《御製喇嘛說》）
從這段諭旨看，乾隆對喇嘛教是不屑一顧的。但是，終乾隆一朝，皇帝對黃教領袖，一直極盡尊崇之能事。他把父親的故府雍和宮改成喇嘛廟，以示對喇嘛教的尊崇。他對達賴和班禪提高了禮遇規格。為了迎接班禪遠來，他專門在承德為班禪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廟宇——普陀宗乘之廟。這座廟耗資巨大，僅為其中的一座殿宇頂部鍍金，就花去黃金一萬五千多兩。他親派皇六子遠赴內蒙古迎接，在承德的接待更是不計成本，優隆備至。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對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說過「興黃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萬悅」。他高屋建瓴，進一步樹立達賴喇嘛的權威，由此擁有了確認轉世活佛和任命高階教長的權力，從而牢牢地把西藏社會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是，對於伊斯蘭教，乾隆採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深知這一宗教的進取性，因此在回教地區大力推行政教分離，不允許宗教領袖取得世俗權力。他知道，伊斯蘭教一旦實現政教合一，必然爆發強大的擴張力量，給帝國安全帶來巨大威脅。平定新疆之後，他大力扶植伊斯蘭世界世俗貴族伯克的力量，禁止阿訇干涉政治，高明地抑制了伊斯蘭教的活力。他還十分高明地將東干穆斯林從中國西北部遷入新疆，利用他們對抗突厥語族的穆斯林，從而實現以回制回，成功地獲得了新疆的穩定。即使以現代政治家的標準來衡量，乾隆對邊疆問題的處理也是十分高明的。
乾隆的性格中並不缺乏善良、溫和的一面，但他的本質畢竟是政治動物。對準噶爾蒙古人的屠殺，固然有洩憤的因素，更主要的卻是出於長遠考慮。乾隆喜歡做一勞永逸、斬草除根的事。他認為他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責任，為後世子孫消除所有威脅。
種族滅絕，在他看來無疑是消除西部邊疆威脅的最徹底、最有效的辦法。為了大清王朝萬世永固這個最終目標，他可以做出任何決定，也可以把自己變成一頭野獸。確實，通過滅絕政策，乾隆皇帝實現了對西部中國前所未有的牢固控制。
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這是幾千年來中國努力控制西域的一個完美結果。從漢代張騫通西域開始，天山南北以及巴爾喀什湖一帶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經營的目標。漢、唐、元這三個強大帝國都實現了對西域的管轄，在這個地方設定過都護府，但是由於距離遙遠，風土不同，中央政權一直很難在這裡建立直接、持久、穩定的管轄，因此，西域一直是中華帝國版圖中最不穩定的部分，與內地的聯絡時斷時續，對內地的臣屬也時叛時服。直到乾隆消滅了這片草原上最強悍的民族，把這片土地命名為新疆後，中央政府才真正在這裡建立了徹底、有力的統治。這一統治建立得相當牢固，在此之後的晚清時期，雖然列國對清朝瓜分蠶食，但新疆一直沒有再次分裂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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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武功，自成吉思汗以來，還沒有誰如此一舉蕩平二萬餘里，深入不毛之地。元代之後，中國的疆域，從來沒有如此巨大，國家的統一，從來沒有如此鞏固。朝野上下，一致讚歎「國家如天之福」。文人學士紛紛進表上賦，歡呼慶祝。紀昀撰寫了《平定準噶爾賦》，稱「三十六國，鹹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極盛，而三五之遐躅也」。趙翼在《平定回部鐃歌》則唱道：「一統車書大覆函，持盈睿慮倍寅嚴；從知兵甲全消日，文德逾敷萬國鹹。」後世史家也高度評價這一戰爭。王先謙說：「高宗皇帝……成兩朝未竟之志，準回平而北無漢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無唐代吐蕃之擾，保世恢基，其極於無外。」（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二，《東華錄序》）
除了驅敵拓土之外，平定新疆的另一個意義是它標誌著乾隆盛世達到了「全盛」。中國古代歷史上這最後一個盛世，人們通常稱為「康乾盛世」。事實上，康熙和雍正的統治還稱不上完美。直到平準戰爭之後，清王朝在各個方面都實現了對歷史的超越，進入無可挑剔的「全盛」。
平定準噶爾之後，「盛世」、「全盛」等詞彙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清朝臣民口中。人們不約而同地把這場戰爭與「全盛」聯絡在一起。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戶部右侍郎于敏中賦詩稱頌乾隆皇帝統一新疆的功績說：「覲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轢古凌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素餘堂集》卷二四）意思明確地說，新疆戰爭使乾隆超越了祖宗。乾隆自己也宣稱，「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王先謙《東華錄》）「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乾隆《聖訓》卷一零六）西域戰爭和府庫充盈是乾隆宣佈「全盛」到來的兩大理由。從此之後，「盛世」就成了清帝國檔案中不斷提及的詞彙，其頻率之大甚至達到令人厭煩的程度。及至乾隆晚年所編的《八旬萬壽盛典》，「盛世」二字居然出現了七十餘次。
確實，以統一新疆為標誌，大清帝國的統治攀上了歷史的高峰。這一高峰，懸絕於歷代的治績之上。
第一，乾隆朝幾乎消滅了對最高權力的所有威脅，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穩定。
歷史上威脅皇權的勢力有以下幾種：一是敵國威脅，二是農民起義，三是權臣專政，四是太監擅權，五是后妃干政，六是外戚亂政，七是朋黨之爭，八是地方割據勢力。這八種勢力在歷代都此起彼伏，興風作浪，從來沒有被徹底平息過。甚至在雄才大略的康熙和雍正時期，也仍然存在敵國、權臣和朋黨的陰影。康熙朝前期，索額圖和明珠一度權傾朝野，「是時索額圖、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黨，貪侈傾朝右」。（《清史稿·索額圖傳》）康熙朝後期，各皇子紛紛與大臣勾結，朝政一片混亂，以致康熙甚至擔心死後可能會出現全國性內戰。雍正朝初期，由於雍正喜怒不定、大起大落的個性，先後培養出年羹堯、隆科多兩大權臣。年羹堯應召回京，「公卿跪接於廣寧門外，年策馬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頷之而已。至御前，箕坐無人臣禮」。胤禛不得不羅織九十二條大罪將其除掉。雍正晚年，又形成鄂爾泰、張廷玉兩大朋黨。只有乾隆總結吸取歷代統治經驗，以極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對內縝密陰柔地化解了鄂、張朋黨，對外積極主動地消除了敵國力量，把這八種威脅化解到近乎無影無形的程度，確保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和政治紀律的高度嚴明。沒有一個大臣，敢於在皇帝面前造次；皇帝一聲令下，舉國戰慄。歷史上真正做到了「乾綱獨攬」的帝王，唯乾隆一人而已。
第二，經濟總量巨大，國家財力雄厚。
一直到乾隆辭世之際，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據統計，當時中國的gdp佔世界的三分之一，超過美國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中國在世界製造業中所佔的份額，是英國的八倍，俄國的六倍，日本的九倍，比剛剛建國的美國更不知要多多少倍。（《大國的興衰》）雖然大清王朝不重視對外貿易，但僅憑其龐大的經濟總量，它仍然是世界貿易的重要力量。《白銀資本》中說：「中國不僅是東亞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即使不是中心，也佔據支配地位。」
由於經濟總量巨大，乾隆時代雄厚的國家財政儲備與以往各朝代比是空前的，就有清一代268年而言，也堪稱達到了頂峰。康熙朝庫存銀最高額是五十八年（1719年）的4900餘萬兩，通常存銀為3000萬到4000萬兩。雍正年間庫存銀最高額是6000多萬兩，最後幾年為3000萬兩。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通常存銀也是此數，二十年後達到4000萬兩，以後持續增長，三十年（1765年）達到6000萬兩，三十三年（1768年）超過7000萬兩，此後一直維持在7000萬兩以上，四十五年（1780年）存銀7800萬兩，五十五年（1790年）竟至8000萬兩。乾隆朝財政收入達到最高峰，是「盛世」的標誌之一，也是減免錢糧的經濟基礎。
第三，軍事力量強大，國際地位高高在上。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統一新疆後，中國疆域極盛，北起薩彥嶺、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東至庫頁島，領土面積1453多萬平方公里。（《中外通史》）環顧四周，近郊諸邦，皆為屬國，「通譯四方，舉踵來王」，不但傳統屬邦更加恭順，蔥嶺以西，巴達克山、浩罕、安集延、左右哈薩克、布魯特等，都紛紛遣使來朝。「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事」。（《清高宗實錄》）就是漢唐時期，也沒有如此氣派恢宏，威震遐邇。《洪業——清朝開國史》說：「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在此後的近兩個世紀中，中國的版圖幾乎比明朝的領土擴大了一倍。因而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清代對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控制力前所未有。漢唐元明盛時，中國版圖也曾經十分龐大，不過那其中許多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都只是對中央政府名義上的服從，王朝對它們缺乏實際控制，比如萬曆皇帝之控制努爾哈赤部落。只有乾隆盛世，所有王化所不及的地方都被專制權力牢牢控制。一些「頑梗不化」的地區，比如大小金川，雖然不過彈丸，但也被皇帝視如眼中釘、肉中刺，必舉全國之力粉碎消化為止。直到乾隆時期，中國才真正對版圖內所有土地都做到了強有力的控制和管理，使邊疆地區和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真正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四，乾隆朝養育的人口達到空前的數目。
中國是一個人口崇拜的國家。在農業作為決定國家命脈的支柱產業的古代，人口數量歷來被視為國家興旺富庶的最重要標誌。孟子說「廣土眾民」。「人丁興旺」是每個家族的祈盼，養活儘可能多的人，被認為是一個政府最重要的政績。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只有少數幾個歷史時段突破過1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人口統計數字5959.6萬人，是西漢末平帝元始二年（西元2年）的記錄。從那時起到南宋紹熙年間實現第一次翻番，達到1億人，歷時近1200年。從南宋的1億人口到17世紀中葉的1.5億人，則用了450年的時間。
乾隆六年（1741年），第1次全國規模的人口普查結果是共有人口1億4341萬，由於經濟繁榮，農業發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億9696萬。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第3次人口翻番，只用了54年時間。而且其直線上升趨勢，也與此前波浪式增長迥然有別。人們在論及乾隆年間的人口發展時，幾乎較為一致地稱為「人口爆炸」、「人口奇蹟」。以10億畝上下的耕地養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能長期保持國家安定和社會穩定，談何容易。這不能不說是康乾盛世又一個超越千古的成就。
戴逸先生說：「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從物質財富角度看，這確實是不易之論。
三「盛世」的四個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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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盛世的誕生，是多方面因素綜合的結果。除了以大權獨攬形成穩定的政治局面，除了重視農業和農民，除了徹底平定了準噶爾，乾隆順利攀上盛世之巔還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父祖兩代奠定的基業。
人治之下的中國之所以多災多難，主要原因就是統治者素質大多平庸低下，偶爾出現幾個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難以持續，前代積累的統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個輕率的錯誤葬送殆盡。所以，中國歷史上很難出現長期連續的和平穩定時期。漢代的文景之治，不過四十多年，其間還夾雜著規模龐大的七國之亂。大唐盛世中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中間也隔了一段相當長的政治動盪時期。
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於清王朝的擇優立儲原則，一半是由於歷史的偶然性，素質一流的三位皇帝實現了政治接力，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多年。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乾隆登基之時，繼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羨慕的基業。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實現了攤丁入畝、養廉銀、密摺制度、軍機處等一系列寶貴的創新，為乾隆鋪設了駛往全盛的軌道。乾隆本身是實幹家而並非思想家，事實上，乾隆一朝的內政外交大方針，一秉父祖遺軌，並沒有大的制度創新。只不過他出色的實踐能力使這些大政方針落實得恰到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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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乾隆的勤政。
優秀的遺傳、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礪，乾隆皇帝在學生時期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寶貴的品質：諸事有恆。他一生生活起居，都如鐘錶般有規律。清代史學家趙翼以他的親身感受記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時（六點鐘）出宮……從寢宮出來，每過一道門，就放一聲爆竹。我們在直舍值日，聽到爆竹從遠到近，就知道聖駕到了乾清宮。冬天的這個時候，蠟燭還要再燒一寸多，天才大亮。我們十多個人值班，五六天輪一個早班，已經覺得很累了。誰知道皇帝天天如此。這還是平時。當西陲用兵之時，如果有軍報到了，雖然是夜半時分也必然親自覽閱，然後召集軍機大臣到前面指示機宜，動輒千百餘言。我那時負責撰擬檔案，從起草到作成楷書進呈，有時需要一兩個小時，皇上仍然披著衣服在等。（《簷曝雜記》卷一）
一個朝鮮人也記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時而起，進早膳，然後看檔案，召見公卿大臣們討論如何處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後還要繼續處理沒看完的公文，或者讀書寫字作詩，一直到睡覺時分。
從登基到離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這個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沒有變化。
歷代皇帝臨朝，都是大臣們齊集之後，皇帝大駕才姍姍而來。可是在乾隆朝，卻屢屢出現皇帝枯坐宮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們特別傲慢或者懶惰，而是因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際，皇帝就已經穿戴整齊，做好準備，靜坐宮中。經常是太監們出去看了好幾次，大臣們「始雲齊集」。皇帝等得不耐煩，只好「流連經史，坐以俟之」，看書來打發時間。以至於皇帝經常發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御門聽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詢問諸臣會齊集否。數次之後，始雲齊集。即今日亦復如是。諸臣於御門奏事，尚且遲遲後期，則每日入署辦事，更可想見。」又說：「近見各部奏事，率過辰而至巳（相當於今日晨七時至九時之間），朕昧爽而興，惟流連經史，坐以俟之而已。此豈君臣交儆、勤於為治之義耶？」
即使生病，乾隆也照常工作。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連日宴請外藩蒙古，召見大臣，身體疲憊，又患傷風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朱續晫趁機上奏摺，請皇帝注意休息，這幾天要減少工作量，「寡慾以養身，握要以圖政，謹持大綱，保養精神」。不料乾隆並不領情，反而批評這名御史說，暑去寒來，氣候變化，人身體不適應而生病乃經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於節一身之勞，遂將國家政務，不事躬親，尚執要之名，而開叢脞之漸，則錯繆已甚」。（《清高宗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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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乾隆所打造的高效率官僚隊伍。
乾隆政治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以過人的眼光和手腕，恩威並施，寬嚴相濟，打造了一支能打勝仗的幹部隊伍。乾隆不像傳統帝王那樣，重德不重才。他對大臣的要求是：「務得有猷有為」。對那些高分低能、只知謹守官箴、缺乏實際操作能力的書呆子，他一直厭惡有加。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後，他鑑於朋黨之憂，開始大力起用與官場中幫派沒有關係的新人，以對鄂、張朋黨釜底抽薪。在乾隆十三年前，他唯一破格提拔的是訥親。此人年紀雖輕，卻在雍正末年即已進入軍機處，辦事幹練，頗為雍正所賞識。乾隆曾經說：「訥親向蒙皇考嘉獎，以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乾隆即位後，相繼任命他為授鑲白旗滿洲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協辦總理事務、進封一等公爵，一時權傾朝野。不料訥親遇到了倒霉的乾隆十三年，因金川之役不力而一命嗚呼了。雖然殺了訥親，乾隆卻從任用訥親的經驗中，發現使用年輕大臣的好處。那就是這些人思維敏捷、精力充沛、辦事幹練，滿足了乾隆皇帝用人的高標準。而且，這些人沒有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們圓滑世故，做事幹脆利落。他們與朝中朋黨沒有什麼關係，皇帝用起來十分放心。繼訥親之後，皇帝提拔最力的是自己的小舅子傅恆。乾隆五年（1740年），這個人還不過是一個藍翎侍衛，乾隆七年（1742年），他被任命為內務府大臣，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訥親被殺後，他一躍成為首席軍機大臣，其時年齡不過才二十五歲，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年輕的「宰相」。除此之外，乾隆還以火箭速度提拔了舒赫德、兆惠等滿族才俊，並且陸續任命汪由敦、劉統勳、梁詩正、于敏中等漢族官員入主中樞，從而真正建立起了自己的班底。
一個三十多歲的皇帝，居然任用比自己還小十多歲的年輕人做首席軍機大臣。這一任命，可以說完全出人意料。好在乾隆皇帝識人眼光獨到，所用諸人，頗能服眾。小舅子傅恆被重用，絕不僅僅是為了安慰死去的孝賢皇后，而是因為他確有過人之處。他見識遠大，忠誠勤勞，辦事幹練，並且禮賢下士，待人寬厚，頗有他姐姐的遺風。史載他「款待下屬，每多謙沖，與其同幾共榻，毫無驕汰之狀」。他前後領袖軍機二十三年，始終得到皇帝的信任。兆惠從軍機章京起家，乾隆「知其才可用，屢擢至侍郎」。在後來平定新疆的戰爭中，他功勳卓著，黑水營之圍，他率三千人抗敵萬人，堅守三個月，成為清代軍事史上的名將。歷任湖廣、雲貴總督的李侍堯「短小精敏，過目成誦。見屬僚，數語即辨其才否，擁幾高坐，語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陰事，若親見」。至於劉統勳、梁詩正等大臣，也都以幹練著稱，成為一代名臣。咸豐時期的大臣張集馨評價乾隆的用人說，乾隆年間，國家繁盛，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系大開大闔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
乾隆晚年，到訪中國的馬戛爾尼使團成員們對大清帝國的許多事務都不以為然，唯對他們遇到的許多官員的素質評價很高。在他們眼中，乾隆駕下的官員們絕大多數都風度不錯，能力很強。比如約翰·巴羅評價說：「北直隸的老總督是個滿人。他那輕鬆自然、禮貌恭敬而又尊貴自重的態度，是現代歐洲最有風度的侍臣都無法比肩的。他對使團事務周切關注，在天津款待我們時趨勢自然，給下級官員和家僕指示時平易慈祥，贏得了眾口一致的愛戴。他是一個七十八歲高齡，非常可愛的老人。個矮，眼小而亮，神態慈祥，長鬚銀白，整個形象沉著鎮靜，不怒而威。」對於和珅，斯當東的評價是：「和中堂的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馬戛爾尼也認為：「和珅相貌白皙而英俊，舉止瀟灑，談笑風生，樽俎之間，交接從容自若，事無鉅細，一言而辦，真具有大國宰相風度。」
中國歷史上最常見的政治疾病是「腸梗阻」，也就是最高決策無法有效通過官員階層貫徹到社會底層。乾隆朝中前期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乾隆朝中前期官僚隊伍效率頗高，執政能力極強，皇帝的重大決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貫徹。這就為乾隆盛世的到來提供了堅實有力的幹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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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乾隆前期懲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懲貪態度最堅決、手段最嚴密、手腕最強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心思細密，萬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頓吏治，是從抓請客送禮之類的小事開始。腐敗如同細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腳點，就會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禮物如果不加防範，必然發展成大額賄賂。所以他明確規定，各級官員之間，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產」之類的名義贈送禮物。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於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貲。」（《清會典事例》）
針對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實，皇帝還規定，督撫大員們的酬酢宴會一切費用，「應出資自辦」，派委屬員負擔筵席費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縣等「藉端要結，甚且賠累」，（《清會典事例》）擾亂民間。
官場上，收受門包一直是一個小小的痼疾。說起來似乎為害不大，但實際上卻極損政體之尊嚴，啟腐敗之先聲。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規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員，凡到州縣地方，有敢借機收受門包的，「與者照鑽營請託例治罪，受者照婪贓納賄例治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又通諭各省，從督撫到道府，要嚴格管理家人，「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稟話，交中軍巡捕等官傳稟，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史上第一回，皇帝的懲貪規定細化到了大臣們的家人。（《清會典事例》）
人們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實際上，乾隆朝對貪官的懲處遠嚴厲於雍正朝。乾隆以前，懲貪實行《完贓減等條例》。該條例規定，凡貪汙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內將所貪的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減罪發落。如果一年之內沒有全部補上，還可以再寬限一年，讓官員自己在監外繼續籌款賠補。第二年還沒能全部補賠的，犯官進監，而其妻子仍可幫他補賠。直到家產盡絕，才被處死。這樣拖來拖去，貪官汙吏沒有幾個被明正典刑的。
經過長時期的醞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廢除了《完贓減等條例》，代之以《完贓不準減等》的新例。不管你家裡多有錢，貪汙白銀只要滿了1000兩（相當於今天的20萬元人民幣）即判處斬首，決不寬貸。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懲貪力度上了一個極大的臺階，使無數貪官人頭落地，家破人亡。凡貪汙或受賄案件，承辦大員一旦查有實據，立即請旨將犯官革職、查抄。籍沒家產異常迅速，嚴密而徹底。貪官汙吏的下場不僅身首異處，而且家產無論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在中國歷史上，懲貪嚴厲者，在朱元璋之後，乾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嚴，執法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乾隆懲貪舉措，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防範嚴密，明察秋毫。乾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摺制度，廣佈耳目，充分監察大臣們的一舉一動。而且對同一個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聽偏信。這樣就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撫開泰秘密考察湖廣總督鄂彌達的官品操守。開泰回稟說，鄂氏年老體衰，不過尚能正常辦公。其家人聞有收受門包之事，不過數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後批示，鄂氏的問題不僅如此，你反映的並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彌達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屬員，亦間有收受禮物者，操兵全不閱看……」通過這種方式，所有高階官員時刻感覺自己處於四周同僚的監察之中，時時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謹慎。
二是執法從嚴，決不姑息。高階官員如果事涉腐敗，即使情節輕微，數量不多，也決不輕恕。
雲南總督恆文是乾隆喜歡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頭腦靈活，能力突出，善於處理各種複雜關係。乾隆說他「歷任封疆，受恩最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恆文按各地慣例為皇帝準備「土貢」。他因雲南產金，擬購買黃金製作幾個金手爐獻給皇帝。當時黃金市價為每兩金子換14兩銀子，而恆文為了佔便宜，只給10兩銀子。這當然是以購買為名，行勒索之實，確實相當卑鄙，不過佔這麼點小小便宜，情節也確實談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發後，乾隆頗感意外，立即派尚書劉統勳為欽差大臣前往嚴查。雖然案情輕微，皇帝卻決定立刻賜恆文自盡。後來因查出此事之緣起是經下屬慫恿，情有可原之處，遂改為終身監禁。給恆文買金子幫過忙的雲南巡撫、雲南布政使、雲南按察使一併被革職，其他56名州縣官員都受到了相應的處罰。皇帝對涉及貪腐之案毫不寬假的堅決態度於此可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楊灝借工作之便，侵佔3000多兩白銀案發，楊灝被處以斬監候，伺二十二年秋後處決。乾隆二十二年秋審，也就是複核死刑犯時，繼任湖南巡撫蔣炳認為楊灝已經在一年內把贓銀全部彌補，建議判他死緩，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對此都無異議。案卷進呈，乾隆皇帝「閱之不勝駭然」，氣得手直打戰，「不勝手戰憤栗」，當天之內連下四道上諭，連篇累牘，痛斥這一建議之荒唐。他說，楊灝身為三品大員，乃剋扣至3000餘兩，本應立行斬首，「監候已係朕格外之恩」。對如此惡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為大臣們自然會建議處死，不料居然大臣們一致認為應改判死緩。狼藉至此，猶得寬免一死，「則凡督撫大吏，皆可視婪贓虧帑為尋常事，侵漁剋扣，肆無忌憚」。「其何以飭官方而肅法紀耶！」
楊灝被立即處死，提出改判動議之湖南巡撫蔣炳被罷官抄家，發往軍臺效力贖罪。附和此議之尚書、侍郎、給事中，御史趙弘恩、鄂彌達、蔣溥、李元亮、王際華、李清芳、王和、勒爾森、舒明、董邦達、金德瑛、劉綸等68人，分別處以革職留任、降級留任、銷級、銷紀錄、降級、註冊等處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氣不能平，又下達長諭，痛斥官官相護之風。乾隆說：
夫明刑弼教，乃國家刑政之大綱……近日內外問刑衙門習氣，不求其情罪之允當，惟事婦寺之仁……至儼然服官從政，自當知凜遵憲典，而猶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寬，則誰不蔑法營私，小民將必深受其害……豈有方岳大員，婪贓累累，而尚藉口完贓，俾得偷生視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於秋審棚內嘵嘵致辯，不過求寬一命，或為自己積福地，而於此等要案，則無一人見及，雷同附和，公為矯誣，此而不加懲儆，紀綱安在……
在諭旨的最後，皇帝堅定地表示：
為官相護之痼習，朕必力革而後已！
三是不避皇親國戚。
慧賢皇貴妃是大學士高斌的女兒，雍正年間即成為寶親王的側福晉。乾隆登基後冊立為貴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後追晉為皇貴妃。她生前受寵程度僅在孝賢皇后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宮的后妃之一。
慧賢皇貴妃的親弟弟高恆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頗為順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任兩淮鹽政這個肥缺。然而此人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繳銀兩至十三萬之多」。案發之後，皇帝毫不寬貸，以其「辜負聖恩，罪無可逭」，將這位小舅子立即處死。
不過畢竟是自己的至親，殺掉高恆之後，皇帝對高恆的後人相當照顧。十年之後，高恆之子高樸得以出任葉爾羌辦事大臣。不料此人頗紹祖風，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開採玉石，轉往內地私賣，把錢裝入自己的腰包。事發之後，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樸「貪婪無忌，罔顧法紀，較其父高恆尤甚，不能念為慧賢皇貴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將高樸即於當地正法。
後世評論乾隆，幾乎一致肯定其前期執法之嚴。晚清薛福成說過：「高宗遣諸貪吏，身大辟，家籍沒，僇及子孫。凡所連染，窮治不稍貸，可謂嚴矣！」總結乾隆年間，封疆大吏以侵貪立案查處者多達三十幾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賜令自盡的有二十餘名，平均一兩年即有一名省級軍政大員因侵貪或徇庇侵貪而正法，這是前代所罕見的，也是有清一代所僅見的。
因為乾隆前期抓緊了吏治或者說反腐敗這個關鍵，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了盛世之巔。這一點是朝野公論。章學誠認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珅當政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稱為清明盛世。趙翼後來也說乾隆中前期，秉中樞者俱潔身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