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權像惡性腫瘤一樣，是世界上最具擴張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許任何獨立的事物存在。專制權力的獨佔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衝破一切限制，掙脫所有束縛，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最後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專制達到極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權的障礙。
一打擊「越級上訪」
1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月初七，皇帝的大駕行走到了江蘇與山東交界的澗頭集。剛剛結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開啟轎簾的大轎裡，乾隆心情不錯。初春季節往往是他詩興大發的時候，遙望綠色籠罩的原野，他在心中醞釀著詩稿。
大駕突然停了下來，前面傳來了喧譁聲。
新修好的御路旁邊的散水溝裡，跪著兩個鳩形鵠面的人，一望而知是兩個災民。他們高舉著兩張紙，顯然是告御狀的。
皇帝命人把他們帶到轎前。
兩個人哆哆嗦嗦地跪在皇帝面前，一嘴濃重的豫西話因為緊張更加難以聽懂。費了老大勁，皇帝才聽明白，原來他們是河南西部夏邑縣人，分別叫張欽和艾鶴年。他們說，河南西部遭遇了嚴重水災，百姓流離失所。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等官員串通起來，隱瞞災情。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們才壯著膽來告御狀。
乾隆的眉頭鎖了起來。怎麼又是夏邑？
2
關於河南夏邑縣的水災，在這兩個災民告御狀之前，皇帝就已經知道一二了。他這次南巡到山東時，前江蘇布政使、退休官員彭家屏在山東迎駕，就已經向他加以舉報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說河南西部已經多年遭遇災害，今年尤其嚴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卻無動於衷。因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罪無可逭。
對於彭家屏的舉報，乾隆並不很相信。因為第一，圖勒炳阿因為精明而聽話，一直頗為乾隆賞識。第二，按照朝廷綱紀，退休在家的官員，應該安分守己，不得倚仗自己做過高官而干預地方公務。彭家屏的行為有違反這條規定的嫌疑。第三，皇帝一直很討厭彭家屏其人。乾隆最痛恨的是官員拉幫結夥搞朋黨，而彭家屏卻很喜歡搞這一套。在雍正年間，他有過投靠雍正的寵臣李衛，攻擊李衛政敵鄂爾泰的不光彩歷史，所以乾隆對他印象一直不佳。乾隆後來說：「且彭家屏乃李衛門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陰鷙，恩怨最為分明。從前每當奏對時，於鄂爾泰、鄂容安無不極力詆譭，朕因此深薄其為人。」（《乾隆朝東華錄》）
皇帝的第一反應是用懷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會兒。他首先判斷這是圖勒炳阿與彭家屏二人有矛盾，彭藉機誇大其詞，進行傾陷。作為皇帝，乾隆每一分鐘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進官員們設下的圈套，成為他們鬥爭的工具。
彭家屏表情鎮定，似乎心裡十分有底。那麼首先要查明事情真相，再做處理。所以，乾隆命令同到山東迎駕的圖勒炳阿會同彭家屏一起，實地查勘災情，然後共同向他彙報。
與此同時，皇帝還採取了一個極為秘密的措施。他派自己身邊的一個隨侍，精明強幹的員外郎觀音保化裝成一個商人，深入河南夏邑，實地考察災情到底如何。
這個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風格。
就在觀音保出發後第三天，發生了開頭所述告御狀的一幕。
3
雖然「愛民如子」，但乾隆並不鼓勵他的子民們告御狀。
乾隆皇帝與明太祖朱元璋在對民寬、對官嚴一點上十分相似。但是，他們的政治理念卻有明顯差異。
因為出身貧寒，朱元璋身上有一種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洪武年間，有些民望極好的官員獲罪罷職，但地方百姓攔道苦留。朱元璋知道後，不但不怪罪百姓，反而因此判定這個官員必然是好官，不但釋放，甚至還得到提升。
不僅如此，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層百姓的政治熱情來監察官員。他說，如果好官被人陷害，實情不能上達，允許本處城市鄉村「有德老人們赴京面奏，以憑保全」。
乾隆卻不欣賞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義。他認為，小民們的話並不都可信，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如果百姓表揚會促使官員步步高昇，那麼假造民意，對於中國官員來說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如果老百姓可以隨便入京控告官員，那麼，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為官場鬥爭的工具嗎？所以他說：「小過本不至逮繫，但既以司吏，則罪宥宜出朝廷。若因部民伏關乞留，遽為縱遣，是黜陟之柄編氓轉得而操之，成何政體？明祖於此俱加以賞賚超擢，不啻導之作奸。倘猾吏民窺見意指，交通惑聽，流弊伊於何底？國法吏治不因之俱壞乎？」（《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作為一個力圖以權力籠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熱愛的是秩序和穩定，最恐懼的是民眾的自發性，但有時他也主動深入群眾。比如這次南巡途中，他望見衣衫襤褸的百姓，會叫到駕前，細細盤問何以窮困，並命加以賞賜。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詢問則可，底層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動向他揭發地方官的錯誤，卻使他十分不快。國家政治的運轉一定要在嚴格的政治紀律基礎之上，百姓有了冤屈，應該按規定層層上訪，不應該直接找到皇帝這裡。「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協，督撫司道，昭布森列，自當據實陳訴，靜聽審理，何至無所控籲」？
對於這些告御狀的人，他一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也許他們所說都是實話，但他們的眼神里透露的卻都是執拗和不馴服。敢於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於和皇帝的眼睛對視，可見他們平日就並非安分守己之輩。如果天下滄海橫流，正是這些人會鋌而走險。對他們進行鼓勵，無疑是給國家政治埋下不穩定因素。因此，歷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歡搞一些御前判案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卻從不這樣做。
這兩個災民的出現，讓他相信了彭家屏的話有所根據，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說謊的。但古往今來，上訪的處理原則不變。他一紙批文，把這兩個人轉交河南巡撫圖勒炳阿，命他認真審理。
就在第一起告御狀事件發生兩天之後，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東鄒縣，突然路邊又冒出一名告御狀的人，同樣是衣衫襤褸，同樣是一口豫西口音。一問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劉元德，也來投訴自己的父母官辦賑不實。
乾隆皇帝臉色一下子變得十分冷峻。
連續兩起夏邑人告狀，觸動了他的敏感神經。聯想到彭家屏同樣也是夏邑人，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在乾隆的政治生涯裡，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連續兩起同一目的的告御狀事件。習慣於危機思維和陰謀思維的皇帝第一時間判定，這很可能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活動。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員彭家屏在背後策劃，讓這些普通百姓不斷出面，利用這次旱災，來扳倒他們不喜歡的夏邑縣令孫默和河南巡撫圖勒炳阿。
如果是這樣，那麼事情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狀演變成了地方縉紳利用和勾結普通百姓，企圖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陰謀。如果真的這樣，那就是帝國政治生活中一個極為不祥的新苗頭。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顛覆帝國政治秩序的行為。任其發展，必然成為一種政治惡疾。
向來注意防微杜漸的皇帝決定要斬釘截鐵地剷除這個苗頭。
皇帝命人把這個劉元德鎖起來，細細審問。他決心把那個他素來不喜歡的彭家屏從這起案件背後挖出來，最好釀成一樁震動天下的大獄，殺一儆百，因為大清天下此刻特別需要一記有力的警告。
4
在欣賞自己盛世治績的同時，皇帝也分明預感到，大清王朝危機四伏。
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壓力。
人口增長本來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證據。但與歷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卻是一個貧困的盛世。大唐開元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而據說文景之治時，中國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戶戶都騎馬，而且全騎雄馬，誰要是騎雌馬或者小馬都會遭到眾人嘲笑。《史記·平準書》載：
至今上（指漢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都城）鄙（邊遠地方）廩（糧倉）庾（露天穀倉）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穿錢的繩子）朽而不可校。太倉（京師的大倉庫）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雄馬）字牝（母馬）者儐（排斥）而不得聚會（當時人皆乘雄馬，有雌馬雜處其間，便互相踢咬，故被斥於外而不與同行）。
乾隆盛世中卻絕沒有類似的記載。《興國縣誌》載，乾隆年間，陝西許多農民「每歲必賣食買衣，因衣之費，而食已減其半，其艱於食者固自不少，而缺於衣者抑已良多」。洪亮吉也說，乾隆晚年和嘉慶年間，農民「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
為什麼如此呢？原因其實很簡單。乾隆年間的糧食總產量雖然創了歷史最高，但人均下來，卻處於歷史落後水平。
傳統農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是儘可能多地養育人口。即使增加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為代價換取，中國人也心甘情願。中國傳統社會人口增長的速度往往高於糧食生產水平的提升速度，乾隆年間這一特徵表現得更為明顯。
正是這樣的人口奇蹟造成了乾隆朝的尷尬。一方面，人口繁庶歷來是統治成績和國家實力的最有力證明，另一方面，人口增長也帶來了方方面面的問題。雖然清代糧食總產量居歷史之冠，人均卻是最低。據吳賓《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歷代糧食人均佔有量，秦漢為985斤，隋唐為988斤，宋代為1457斤，明代為1192斤，而乾隆年間，僅為780斤。
人口壓力導致了空前的生存競爭。
由於人口的增長，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地主不斷提高要價，增長地租，貧民越來越無法承受。有案例記載，乾隆初年，四川瀘州的一塊土地，每年向地主交租8石5鬥。僅僅過了4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24石。另一個案例顯示，湖北黃岡的一塊土地，原本收租3石，2年後，租價就上升到了6石。地租如此直線上升，使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佃戶忍無可忍，不得不起來抗爭。
乾隆六年（1741年），江蘇崇明等地因風災減產，佃戶老施二帶頭不交地主的田租，還組織周圍的佃戶，驅逐前來收租的地主。地主在保正的幫助下，逮捕了幾名動手的佃戶關在私牢中，老施二又組織民眾，「將業主寓所、保正房屋肆行燒燬」，救出被捕之人。
不久，靖江縣也發生要求減租、抗租的風潮。乾隆六年八月，靖江縣貧民沙九成等人「糾集多人，私立合同，喝令罷市，希圖挾官報災，免糧賴租」。
除了抗租之外，抗稅鬥爭也越來越普遍。由於農民普遍貧困化，越來越多的人種不起地。乾隆十二年（1747年），河南羅山縣農民集體抗稅，「刁徒七八百人各執木棍鐵鍁等物，並挾有草束，又復前來，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錢糧，不許差役催追舊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江蘇江陰縣也出現大規模的抗稅鬥爭，「是年秋，邑大旱，有司不以上聞，徵稅如故，西鄉民相率哄縣堂，人挾苗一束委棄庭中，頃刻山積。閽者以大言嚇之，幾至激變」。
5
雖然在經濟上對農民、特別是貧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權利上，乾隆卻是有史以來最為吝嗇嚴苛的皇帝。他全力維護農民的生存權乃至溫飽權，但是絕不允許農民有政治表達權。
因為統治者最熱愛的是穩定，而維護穩定的最核心手段則是維護綱常。一旦綱常紊亂，則統治者必然受到威脅。
所以，乾隆對於老百姓，有著對比鮮明的兩副面孔：
對於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視如赤子」。
對於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則視如仇敵，必欲除之而後快。
應該說，民眾鬥爭的風起雲湧是清王朝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表現。經濟總量的擴大，經濟結構的變化，必然造成經濟衝突和經濟糾紛日益增多。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民眾的政治意識、權利意識也同步覺醒，社會上出現一些自發的維權組織，這本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現象，也是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個難得契機。
乾隆年間，在地主與佃戶的經濟衝突中，佃戶們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組織性。他們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相互聯絡，用演戲、賽會、歃血、結盟的方式團聚起來，有組織地和地主進行鬥爭。有的地方出現了鐵尺會、烏龍會、長關會等組織。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邵武佃農杜正祈等「結無賴子數十人，屢與田主搆難。恃拳勇，入市強橫，久之黨漸眾，遂陰蓄異謀，人給一鐵尺，號鐵尺會」。有的地方還設立會館，推舉佃長，甚至組織武裝，與地主們公開對抗。中國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性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面對這種形勢，乾隆的第一反應是恐懼。
在乾隆看來，「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萌芽不剪，將尋斧柯」。在乾隆時代，一切民眾聚集事件都被視為敵對事件。為了防微杜漸，他必須在「群情洶湧之初」，「擒首惡以儆餘兇」。乾隆規定，嚴禁民間結盟、罷市、聚眾毆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麼「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乾隆六年（1741年），戶部寶泉局，也就是相當於今天財政部印鈔廠的兩千多名工人，因反對工頭剋扣工資，停爐罷工。步軍統領衙門出兵彈壓，工人們「俱登廠內土堆，拋磚擲瓦喊叫」，官兵竟向手無寸鐵的工匠施放鳥槍。事後，乾隆帝還因為沒有殺幾個人而嫌官兵鎮壓不力，硃批道：「辦理殊怯矣！此等刁民，即槍傷一二何妨。」「此等刁風，甚屬可惡……著舒赫德等嚴訪為首之人，務必重處，以警其餘。」
對於「刁民」自發組織起來的抗稅抗租行為，他更是嚴厲打擊，決不手軟。
江蘇崇明老施二抗稅事件報聞之後，乾隆皇帝批示道：「此等刁風，不可長也，務獲實犯奏聞。」此案的最終處理結果是，「老施二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
乾隆十三年（1748年），蘇州米商囤糧抬價，一介布衣顧堯年和平到官府請願，請求官員控制糧價，保證貧民能活下去。為了表示自己對大清政府的恭順，他特意「自縛雙臂」，跪在地方官面前。然而秉承乾隆不許對主動提出權利要求的百姓後退寸步這一原則的官府，竟然把顧堯年逮捕入獄。蘇州百姓群情激憤，一起來到官府要求釋放顧氏，官府卻大加鎮壓，連續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報乾隆，奏摺中的「聚眾」二字令乾隆大為警惕。他說：「因近日聚眾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議，照陝甘刁民聚眾之例，立即正法。」顧堯年等人因此被蘇州官員杖斃於大堂之上。
6
在這樣的背景下，河南夏邑縣多起災民控告上司的事件，在乾隆眼中就成了無比重大的政治事件。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嚴刑拷打之下，災民劉元德交代，他來告御狀，路費不是自己拿的，自己也拿不出，是夏邑縣的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兩個人共同資助的。這兩個人鼓勵他扳倒縣太爺，說這是造福全縣的大好事。
對這個審理結果，乾隆並不滿意，因為沒有把彭家屏挖出來。皇帝直覺彭家屏與此事逃不脫干係，而且只有把彭家屏牽繫進來，這個案子才有可能做大，才能製造震動全國的效果。
就在皇帝下達了繼續熬審劉元德，同時逮捕段昌緒和劉東震的命令後，到河南暗訪的觀音保回來了。
觀音保是皇帝最信任的親信之一。他事上忠誠，為人敏捷，辦事周密。聽到他回來，皇帝連忙召見。
幾天不見，觀音保模樣大變。微服出行時新換上的湖綢長衫已經蒙上一層塵土，臉龐也比出行時消瘦了許多。
他搶步上前，請了個安，回道：「皇上，夏邑之災，並非尋常水災，而是百年不遇的大災！」
觀音保彙報說，夏邑和附近的永城縣遭災已經兩年了，由於連歲未登，積水未涸，今年仍無法下種，百姓對於縣令和巡撫極度不滿，咒罵之聲充滿城鄉。由於多年重災，窮民景況不堪入目。縣城裡乞丐遍地，鄉間則餓殍滿眼。全縣物價奇高，只有人價極低，滿大街都是賣兒賣女的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調查結果，他還特意在災區買了兩個孩子。
「哦？花了多少錢？」皇帝問道。
「四百八十文。」
那時的四百八十文約合現在九十六元錢，大約是一隻烤鴨的價格。
「什麼？兩個孩子加在一起？」
「對。」觀音保說著，從身上掏出一張紙，呈給乾隆。乾隆接過來一看，是一張賣身契，價目清清楚楚。
皇帝默然不語，良久，一揮手：「你先出去吧。」
觀音保悄無聲息地退步，轉身，退出殿外。
皇帝陷入了尷尬。看來，地方官確實罪不可逭。他原來以為，夏邑所遭的是尋常災害，沒想到會重到如此程度。圖勒炳阿和孫默欺君罔上、漠視民命達到如此程度，實堪髮指。必須嚴肅處理，才能平民憤而肅官箴。
可是，如果因為老百姓告御狀而摘了巡撫和縣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國內開創一個極為不好的先例。這一傳奇性的「平民扳倒巡撫」事件必然會成為爆炸新聞，迅速傳遍全國。本來，大清帝國如今的政治形勢就不穩，各地抗稅抗租鬥爭此起彼伏。如果這事再傳開，那麼無異於火上澆油，豈不極大地助長民眾的自發鬥爭？
深思熟慮之後，皇帝做出了這樣的決斷：
第一，嚴肅處理地方官。圖勒炳阿被革職，發往烏里雅蘇臺充軍。夏邑縣、永城縣兩縣知縣也被革職，等待進一步審訊處理，以警戒其他諱災官員。
第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後不得以縉紳干預公務。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三人，交山東巡撫審辦，一定要查出背後有沒有其他主使。
看來是各打五十大板。
皇帝還下了一道意味深長的諭旨給河南老百姓：
並傳諭各百姓等，俾曉然於朕惠愛黎元，一體之意，各安本分，靜候給賑。至巡撫、知縣之罷斥，乃朕遣人密加訪察，自為整飭官方起見，初不因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呈訴也。若因此遂增致長刁風，挾制官長，擾及賑務，則是自幹罪戾，不能承受國家惠養之恩矣。（《清高宗實錄》）
意思是說，這起案子的處理，是因為我洞察一切，主動發現，並不是因為彭家屏的奏報，也不是因為「一二刁民」告御狀。如果以後誰效仿這幾個「刁民」，以下犯上，那麼必然要受到國家的嚴懲。
這一道上諭，體現了皇帝在面對民間政治參與熱情性時的進退兩難。
7
面對洶洶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築壩壘，將其約束在「綱紀」的河道內。
那麼，底層民眾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嗎？
乾隆認為，這種情況下，群眾有權利上訪。但是，必須在國家政策規定內，一級一級來，不能「越級上訪」，更不能採取「聚集」、「鬧事」等危險手段。皇帝的理論是，「至該處百姓，如果追比負屈難伸，應赴上司衙門控告，乃敢聚眾赴署，紛紛毆鬧，此風斷不可長」。
「應赴上司衙門控告」，這便是皇帝所開具的普通百姓對付貪官汙吏的唯一辦法。就是說，你必須在體制內反映申訴，尋求解決的辦法。
問題是，傳統社會體制內的申訴機制常常是失效的。底層百姓的上訪，最常見的處理方法是被上級發回基層處理。如果「赴上司衙門控告」遭到拒絕，被髮還原縣鎖系，又怎麼辦？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湖南新寧縣百姓劉周佑到知府處控告新寧縣縣令營私舞弊，代理知府不問青紅皂白，將案子發回新寧縣處理。新寧知縣利用職權，挾私報復，把劉周佑關押在監。縣民忍無可忍，紛紛罷市以示抗議，事情被彙報給了皇帝。
這種情況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雖事涉有司，應行參處，亦必首懲糾眾之人。而於官員應得處分，不即汲汲究治，誠慮匪徒因此長奸，不可不防其漸也。
就是說，對於百姓對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嚴懲。而對官員的處理，不可過重。因為如果嚴處官員，那麼百姓必然得到鼓勵，以後會變本加厲，益發助長了「以下抗上」的「歪風邪氣」。用乾隆自己的話說就是「刁民鬧事而即參知縣，將使刁風益熾矣」，「將來愚頑之徒，必且以此挾制官長，殊非整飭刁風之道」。
乾隆的這個邏輯，在處理夏邑縣事件時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釋。乾隆在給夏邑人的另一篇諭旨中，如此告誡百姓：
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
官員是民之父母，那麼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當然是疼愛孫子的，但是遇到孫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對，明智的祖父會怎麼做呢？顯然，他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因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會反抗祖父。這不是顯然之理嗎？
因此，作為孫子，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只能含冤忍受，等著祖父有一天發現父母的錯誤加以懲治，而不應該主動跑到祖父面前，來說父母的不是。如果主動報告，就是孫子不守孝道，不能「子為父隱」。本來祖父要申斥父母，一聽孫子公然陳告，也會先壓下來不辦，不能讓孫子長臉。
同時，他還要把孫子交給自己的兒子，讓他好好處理處理。他知道，自己的兒子十分明白怎麼處理孫子，才能使他記住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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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兒子」賑災不行，但是處理「孫子」造反事件，卻極富政治天分。
乾隆命令把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交給山東巡撫審辦。山東巡撫當即發文給夏邑知縣，也就是那個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孫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抓起來，押遞到山東。
革職的命令還沒有從省裡傳下來，但孫默已經知道自己的烏紗馬上就要丟掉，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辦理這個案子。他沒有像往常一樣，派衙役抓人，而是親自帶領人馬，前往秀才段昌緒家，命令對段家徹底搜查。特別是對書籍文章，要片紙不留，一律搜出讓他檢查。
他知道，皇帝對文字之獄特別有興趣。這些秀才們積習難改，平時一定會寫些日記文章之類，而這些文章之內保不齊會有一兩句牢騷怨望之語。如果找到一兩句他們咒罵朝廷的證據，那麼這個案子就會升級，自己很可能就會脫身，起碼也會減罪。
果不其然，衙役們在段昌緒的臥室之中搜出了幾頁文書，居然是吳三桂起兵反清時的檄文抄本。這篇檄文，八十年前廣為流傳。八十年後，段昌緒仍然保留，這不是大逆是什麼？
孫默如獲至寶，他飛馬把這一「成果」彙報給圖勒炳阿。圖勒炳阿又添油加醋一番，以八百里加急的檔案報給皇帝。
乾隆對此非常重視。一方面，他對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頭都視如大敵，另一方面，在前兩天對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後，他感覺十分不妥。因為各地密報已經傳上來，說雖然皇帝各打了五十大板，但是「平民百姓扳倒巡撫」的訊息仍然像長了翅膀一樣，立刻傳遍了大清各省，那幾個敢於告御狀的平民已經成了全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不少地方的人聞聽此訊息，準備要進京告狀。
皇帝於是斷然採取瞭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縣知縣孫默以及圖勒炳阿能偵破這樣的反清大案，「尚屬能辦事之員」。偵破反清政治大案之功與諱災這樣的小過不可同日而語，「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因此不必革職，仍留原任。
第二，命直隸總督方觀承前往河南，與圖勒炳阿一起徹查此大案，特別是要查清這個檄文到底從哪裡抄來，背後有沒有其他組織或者情由。
皇帝在上諭中還莫名其妙地著重說了這麼一句：「命方觀承會同圖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檢查彭家是否也有這道偽檄。」並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聽候皇帝親自問訊。
顯然，皇帝一定要將退休二品大員彭家屏牽連進案子中，才算罷休。
四月二十六日，皇帝回到圓明園，結束了此次風波迭起的南巡。他召來彭家屏。在嚴審之下，彭家屏交代出自己家中確實存有幾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紀聞》《日本乞師記》《豫變紀略》《酌中志》《南遷錄》等數種。
然而，方觀承與圖勒炳阿抄家的結果卻與彭氏交代大相徑庭，原來彭家屏之子彭傳笏聞聽抄家之信後，已經把家中所有這些「禁書」一把火燒了。
但方觀承也有成果。他說，經過審訊，劉元德交代他的御狀狀子曾經給彭家屏的侄子彭型看過，這從側面證明，彭家屏與這個告御狀事件確實有關，皇帝的判斷是正確的。
皇帝對這個結果基本滿意，他知道，一個大案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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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會商之後，大臣們認為，這個案子性質嚴重，必須嚴肅處理。「河南夏邑縣地方士民，習尚囂凌，素健訟為能，任意壽張，罔知名義乖戾取禍，遂有段昌緒等惡徒，居心狂悖，上幹天和，災祲之來實由自召」，所以段昌緒應該按照大逆罪，凌遲處死。因為段昌緒並沒有孩子，只能把他的妻子司氏、妾陳氏，發給功臣之家為奴。
皇帝畢竟仁慈，宣佈對段氏「從寬」斬立決，妻子免於入官。
對於彭家屏，皇帝以其私藏逆書，「從寬賜令自盡」。彭氏之子彭傳笏斬監候，秋後處決。沒收家產中的房屋、衣服、器物等入官。據河南布政使彙報，彭家屏的家產有古玩玉器等一百九十餘件，綢緞、氈褐衣服等七百餘件，字畫手卷八十餘件，俱解送進京。「至於箱內止存銀一千餘兩，殊難憑信。隨喚伊管事家人範祥等逐加研訊。雖據堅供實止此數，但有無隱匿寄頓，仍飭該府縣再加確查嚴審」。
至於彭家的幾千畝土地，皇帝的處理手法十分出奇：既然你願為貧民強出頭，那麼就把你的土地分給「該地貧民」，代你了了你的美好心願吧！
皇帝通過這種方式，表達了對退休官員以及地方秀才不安分守己、替百姓強出頭的態度。他相信，這樣的處理結果足以消除「百姓扳倒撫巡」事件的不良影響。
皇帝還特別命地方官員，深入民間，瞭解百姓對此處理的反應。據河南布政使彙報，在聽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賞給貧民後，老百姓一致認為，彭家屏死有餘辜，皇帝無比正確。「跪聽宣揚，踴躍叩頭，歡聲動地，稱此千古未有之鴻仁，天高地厚，無有倫比，惟有頂祝國祚億萬斯年，還祈代為轉奏。等語。」
直隸總督方觀承等則彙報說，這個案子處理之後，老百姓都十分佩服皇帝的聖明，感激皇帝的大恩，對彭家屏等人無比痛恨，並紛紛表示，以後一定遵紀守法，絕不再「越級上訪」。「據士民人等同稱，我等自祖父以來，享聖朝太平之福，養長之恩。安居樂業，百有餘年。恭逢皇上愛民如子，凡關民間疾苦，無不加恩矜憫。我等就雖屬愚昧，亦有知覺，若尚不知尊君親上，更何以生世為人？實不意竟有段昌緒、司氏、陳氏如此逆徒敗類，我等無不同切憤恨，深懷愧恥。今蒙開諭。我等草野小人有何報答皇恩，從此惟有益加洗心滌慮，共相勉善良，祝願歲歲豐登，人人守法，庶不致再費皇上天心。」
方觀承說：「臣等觀其情詞懇切，老民等皆叩頭嗚咽，災系出於衷誠，並無偽飾。」
看到這裡，乾隆的嘴角浮起一絲微笑。
在強硬地展示自己武的一手後，皇帝又使出了他的另一手。他命令，夏邑縣等豫西四縣歷年所欠的農業稅一律免除，本年所有稅收也一併免除。皇帝還派出能員，深入豫西，調查此地連續多年受災嚴重的原因，準備通過興修水利等方式加以根治。
同時，立刻調圖勒炳阿入京，體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撫之職。夏邑、永城兩個縣令仍然被革職按問，以為其他官員之戒。
二儒家治國理想的破滅
1
傳統社會中，永遠有那麼一類讀書人，身無分文，心憂天下。雖然終生不仕，他們卻總不甘心放棄「獻身政治」、「致君堯舜」的宏大理想，因為聖人告訴他們，這是士人活著的唯一目的。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五日早晨，廣西布政使朱椿出門想去桂林城外一遊。官轎剛剛出衚衕，路邊搶出一位老者，顫巍巍跪在路邊，手中高舉一冊文書。朱椿心中膩煩，看來又遇到一位告狀的，真是官身不自由！
及至隨從把文書遞到他手裡，才發現並非如此。文書封面上題著兩個字「策書」，原來是一份政策建言書。開啟一看，端楷正書，字跡娟秀，內容有五條：一、請朝廷進一步減免錢糧，減輕底層人民負擔；二、建議各地添設社義倉，以救濟貧民；三、革除鹽商盜案連坐；四、禁止種煙，以利人民健康；五、裁減寺僧，減輕社會負擔。
文章層次清楚，文字明晰，是一份有資料、有分析、有辦法的政策建議書。與一般的書生建言不同，這份報告還有許多定量分析。比如在論述廣西的種煙之害時，書中寫道：「今種煙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種植一二萬株，小家亦不減二三千。每萬株費工人十或七八、灰糞二三百擔，麩料、糞水在外……總種植煙苗始末之工費以圖耕稼，種植雜糧，實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
一個老知識分子關心家國的拳拳之意躍然紙上。
看完了策書，朱椿臉紅頭漲，神色大變。他命身邊的幾個隨從：「立刻把老頭拿住捆上，絕對不許逃脫！」
遊興已經一掃而光，朱椿立刻轉轎回府，把老人帶過來細細審問。老人一看方伯（地方長官）大人沒有如期待的那樣把他延為上賓，熱情款待，反而疾言厲色，如對大敵，一時不知所措，跪在地上原原本本從頭道來。原來這個老頭名叫吳英，是廣西平南縣人，讀了一輩子書，只考上了一個秀才。如今六十歲了，身體多病，眼看著朝不保夕，不甘心就這樣死去，便想把自己對國家和皇帝的忠愛之情化為這一紙策書，若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也算不負到人世來了一趟吧。
朱椿連夜給廣西巡撫寫了一個彙報，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案件。其罪有二：一是普通讀書人膽敢批評國家的政策；二是行文中犯了聖諱。原來，這篇策書中「聖上遵太后之遺命，免各省稅糧，其德非不弘也……聖上有萬斛之弘恩，而貧民不能盡沾其升斗」一段，兩次用了皇帝名字中的「弘」字，沒有避諱。
第二天，這樁案子就轉給了廣西巡撫姚成烈。姚成烈放下手中所有事情，全力處理此案。他命人兵分兩路，一路趕往吳英在省城的投宿地鼓樓街的塗鼎茂客店，逮捕客店老闆和小二，搜查吳英的隨身行李，看有沒有其他字紙文書。另一路趕赴吳英老家平南縣，抄家捕人，把吳家搜了個底朝天，把吳英所有直系親屬二十多人都捆綁來省城，連夜進行審訊，對所有人都動了大刑，當場打殘廢了兩個人。審訊的重點是這份策書後面還有沒有同謀。
審訊的結果非常簡單：這確是吳英「實思獻策，冀得功名，並非怨望詆譭」，自己一個人閉門所寫，與其他任何人沒有關係。
確信已經審得了實情，姚成烈立刻寫了一份奏摺，向皇帝彙報了此案。他提出如下處理方案：
一、秀才吳英生逢聖世……不知安分，妄遞策書……其中竟然冒犯皇帝的聖諱，並且有批評指責朝政之處，殊屬喪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寬。應以「大逆」罪，凌遲處死。
二、吳英的兩個兒子吳簡才、吳經才，親弟弟吳超，親侄子吳達才、吳棟才，均已經年滿十六歲，請按照「緣坐」律，斬立決，先行刺字。
三、吳英的繼妻全氏，妾蒙氏，兒媳婦彭氏、馬氏以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張才，還有幼孫亞宣、亞二、亞兒，幼侄偉才、觀奇、亞三，都發配給功臣之家為奴。
這道奏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萬里迢迢到了北京，已經是九月份了。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大學士九卿等人反覆多次認真研究了這樁大案後，做出瞭如下決定：
第一、第三條如廣西巡撫所擬，即吳英凌遲，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發配為奴。但皇帝仁慈，改第二條吳英弟弟及子侄之斬立決為斬監候，秋後處決。（《清代文字獄檔》）
2
在傳統社會，底層知識分子上書當道乃是常事。中國早期歷史上出現過許多「片言可致卿相」的傳奇。蘇秦、張儀僅憑一張利嘴，博得相國之印；東方朔以三千簡上書漢武帝，入仕為郎官。事實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獻策，乃至獻歌功頌德的文藝作品（比如杜甫所獻《三大禮賦》），是知識分子進身的一個主要途徑。因此，歷朝歷代，都有無數進身無路而自認有奇才異能的讀書人懷抱「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的夢想，紛紛毛遂自薦，滿懷熱情地向朝廷獻書、獻策、獻詩、獻賦。其目的無非兩種，一種是出於社會責任心，揭露疾苦，為民請命；另一種是賣弄文筆，逞露才華，希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乾隆皇帝在登基之初，也曾經「廣開言路」，每年都會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獻策報送到皇帝御前。這些出自底層知識分子的作品多數粗陋無文，皇帝不過一笑置之，從未因此而開罪於人。但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皇帝卻一反常態，突然大開殺戒。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個精神有點不正常的人，名叫王肇基，到官府投獻了一副詩聯，以祝賀皇太后壽誕。用王肇基自己的話說，「恭祝皇太后萬壽，不過盡我小民之心，欲討皇上喜歡……」「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將心裡想著的事寫成一篇」。詩聯後面還附有一小段議論，雖然詞句顛三倒四，大致可以看出是評論時政之意。地方官將此案彙報給皇帝，乾隆命將他「立斃杖下，俾愚眾知其所炯戒」。這是有清一代將獻文獻策者處以死刑之首例。
從這起事件之後，因獻策而得罪的文字獄就連綿不絕。在這些獻文獻策案中，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樣一起：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出京恭謁泰陵。護衛巡視御道的時候，發現一個年輕人鬼頭鬼腦地逡巡在御道邊，身上還揣著什麼東西。護衛拿住此人，送官審問。
此人姓馮名起炎，山西臨汾人，三十一歲，是個秀才。原來他是想獻給皇帝一本自己所寫的書。書的內容是以《易》解《詩》，水平不高，但獻書的動機卻出人意料：居然是為了愛情。
原來馮起炎家境貧困，難以娶妻，卻暗暗相中了自己張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兩位分別叫「小女」和「小鳳」的表妹，暗戀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兩位佳人都娶到家中為妻。在案卷中，他是這樣交代的：「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嚐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自己家庭貧窮，科舉又不順，此願當然難遂。此人平日酷愛佳人才子之書，乃是一名文學青年，頭腦中充滿羅曼蒂克的幻想。在種種辦法都行不通後，他腦筋急轉彎，想逞露才華，獻書皇帝。說不定皇帝一見，就驚呼他為奇才。然後他趁機把心中夙願向皇帝傾訴，皇帝一高興，就會賜他銀冠玉帶，命他奉旨成婚。
在捱了許多板子要被送進大牢之前，馮起炎還期待著皇帝會可憐他的一片痴情，償了他的夙願，請審案官員轉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剋日長驅到臨邑」，去為他說媒，「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來，還沒有遇到過如此可笑之事。在開懷大笑並且把這個笑話轉告給後宮寵妃之後，皇帝表現出了難得的慈祥和善良。當然，說慈祥，不是說皇帝真的派人去給馮秀才娶小女和小鳳，而是少見地沒有取他的腦袋。起炎先生幸運地保留了性命，以「痴心迷妄」、「欲瀆聖聰」之罪，「刺字發遣」，發配到黑龍江的冰天雪地裡，「給披甲人為奴」，在北大荒終老此生。
3
除了這類「逞才獲咎」型文字獄案外，乾隆朝還有一種文字獄，更為令人難解，那就是「瘋子文字獄」。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個面黃肌瘦、衣衫破舊的人來到山東孔府，叩門投書，自稱是孔家的親戚。此人自稱浙江人，叫丁文彬，說前日上帝臨凡託夢，把孔府衍聖公的兩個女兒許配給了他，他今天來做上門女婿。他自稱不是平凡人，別看窮，可是學富五車，寫了許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學」，請衍聖公過目。孔府將此事報官，審得此人實系一精神病患者，從小父母雙亡，年紀老大還沒有成親，因此精神越來越不正常，時常聽到一個小人，自稱上帝，在他耳邊說話，指點他改寫《洪範》和《春秋》，並且說已經命他當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年號為「天元」，並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為夏文公，族叔封為太宰。
山東巡撫楊應琚在奏摺中對丁的得病原因進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貧極賤之人，一旦識了幾個字，就自認為身懷奇才異能，無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貴美色，痴心目識，結為幻影，審不可破」，他說，「聽其所言，不論何人俱知其妄」。
楊應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現代心理學的補償原理。當然，他進行深入分析，是為了證明丁氏並沒有其他黨羽，不是真正的逆案，而不是為了寬恕丁文彬本人。這位深知乾隆心理的大臣建議皇帝把丁文彬殺掉。
乾隆皇帝也認為此人是個瘋子無疑。楊的奏摺中提到丁氏身體不好，經過大刑，已經奄奄一息。皇帝對此非常重視。他掐指一算，這個案子按正常程式，經三法司會審，再行文到山東，先後要近一個月時間，即使再加急，也要旬餘。如果丁文彬這期間死在獄中，可就太便宜他了。於是他立刻傳諭楊應琚，根據丁的身體情況，自行決定丁的行刑日期，如果丁氏確實病危，即可將丁文彬提前凌遲處死。
楊應琚受命之下，當即親赴大獄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況。他發現丁氏說話時氣短，精神極度萎靡，恐怕支撐不了幾天，於是立刻命令濟南知府等當天佈置法場。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時，丁文彬被架上囚車，押赴法場，在萬頭攢動中被綁上木樁，接受千刀萬剮，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來之時，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詞，唸叨上帝的恩諭。
據不完全統計，乾隆一朝，類似丁文彬這樣的瘋子文字獄多達21起。前面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個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獻詩聯詞句不通，思維混亂，連乾隆都認為「竟是瘋人而已」。然而這些瘋人沒有一個逃過了皇帝的法網。其中7起案件，瘋子被凌遲處死，瘋子的親屬也被連坐，或者處以斬監候，或者被賞給功臣人家為奴隸。另外14起被從輕處理，不過即使從輕，也基本都是「斬立決」或者「立斃杖下」。
4
乾隆朝另一類超出了普通讀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獄是「圖碑類」文字獄。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個小販李浩，來到浙江省販賣圖文碑記，被浙江瑞安「城管」也就是差役搜查，繳獲了他所販賣的《結盟圖》《懲匪安良圖》和《孔明碑記》，報給縣令。其實販賣這些東西，就像販賣財神像一樣普遍，並不存在什麼風險，因為這些東西無非是民間勸人向善的宣傳品。《結盟圖》是勸世人遵聖守法的，《懲匪安良圖》勸壞人棄惡向善，那《孔明碑記》中除了一句「兩兩相爭不見天」略覺刺耳之外，也不過是一些荒誕不經的預言，並沒有什麼犯上作亂之意。據李浩稱，這《孔明碑記》的來頭可不小。據說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風大作，暴雨傾盆。風雨過後，廣東東山寺院裡出現了一塊石碑，碑文是諸葛亮所題，內容是預測未來吉凶之事。百姓都說是諸葛亮顯靈，因而紛紛傳抄。
按理，販賣勸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問，然而官員們都知道在乾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寧左勿右，否則皇帝怪罪下來吃不消，於是經巡撫、總督，直報到皇帝那裡。皇帝果然對這件事十分重視，批示「知道了，從重定擬，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意圖，地方官立刻興起大案，追查數省，牽連多人。在辦案過程中，皇帝還特意囑咐，「絕不能叫一個罪犯漏網或者自殺」，可見其草木皆兵之心態。
這個案子的最後處理結果，在檔案中並沒有記載。但是以乾隆處理文字獄的一貫手法，我們不難想象又有許多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5
乾隆朝的這些文字獄乍一看來實在無法理解。乾隆的處理方式，似乎只能用「喪心病狂」四個字來形容。閱讀這些文字獄檔案，讓人不禁懷疑瘋了的到底是乾隆還是「案犯」。
對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個人本身並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堅毅，處事精明細緻，智商情商都很高。這樣一個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來？
其實在文字獄問題上，乾隆曾經非常通達理性，甚至還稱得上寬容大度。
眾所周知，乾隆的父親雍正在位期間曾經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對父親的許多其他做法不以為然一樣，對這些文字大獄乾隆也一直腹誹不已，即位後立刻撥亂反正。雍正誅殺汪景祺，一直把汪的頭顱懸於菜市口示眾。乾隆以京師首善之區，懸掛人頭「有礙觀瞻」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著，他又赦免了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許多被牽連之人，放還了查嗣庭、汪景祺的親屬，一時天下讀書人如沐春風，感激涕零。
為了剎住文字獄，乾隆還採取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規定以後凡舉報文字之罪者，如果舉報失實，一律按誣告罪反坐。
這一下，文字獄風潮一下子被剎住了。從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領域風平浪靜，波瀾不驚。唯一可以稱得上文字獄的就是謝濟世私注經書案，而這個案子恰恰凸顯了乾隆的寬容。原來，謝濟世才華出眾，卻性格倔強，雍正年間，他認為朱熹所注四書有許多錯誤之處，遂自注《大學》《中庸》，「自逞臆見，肆詆程朱」，因此被罷官治罪，發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學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獻給乾隆。乾隆雖然寬大，但程朱理學是清王朝的意識形態正統，他怎麼能允許這樣離經叛道的行為，於是「擲還原書，傳旨申斥」。謝濟世一氣之下，要求辭官回家養母。乾隆對他相當遷就，沒有讓他辭官，而是改任他為湖南糧儲道，以便他就近養母。
不料，經歷這麼多風波，謝濟世的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開印行了《大學注》《中庸疏》。乾隆皇帝雖然生氣，但也只是命令把書版銷燬，還特意在命令中說謝濟世其人「識見迂左則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無他也。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湖廣總督回覆說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燒燬了謝的書版，並未打擊謝濟世個人，乾隆滿意地批覆說：「所辦甚妥，止可如此而已。」從「止可如此而已」幾個字來看，乾隆非常明白處理此類文字獄的界限，也就是說，出於維護意識形態正統的需要，一個王朝應該對異端思想進行必要的壓制，但不可以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為統治者的心態如此難得地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為數不多的文化生態寬鬆時期。那些已經放下了筆的文人學士們又開始吟詩弄月，評古論今，一時間，大清文藝界呈現一派百花齊放的繁榮之貌。據推測，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就是在這個寬鬆時期開始寫作的。
可以說，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對讀書人最理解包容的統治者之一。但是，從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態驟變。
6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雲貴總督碩色向皇帝密報，他在貴州安順府普定縣民間偶然發現了一件廣為傳抄的「奏稿」，託名為乾隆朝以敢言聞名的大臣孫嘉淦所做，不過語言鄙俗，內容不經，一看而知就是偽託。其內容是攻擊當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過」。
這「五不解、十大過」的具體文字已經無存，根據現存資料推測，一是說乾隆舉辦南巡，浪費民脂民膏，二是指責他前一段因為金川之役濫殺官員。此外，還有可能誇大其詞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的荒淫無度，說他到江南巡遊的根本目的是尋求美色。最後，「它甚至對滿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難」。
我們可以想象乾隆在讀到這個報告時的心情。這對他完全是當頭一棒，沒有絲毫精神準備。
即位之初，乾隆曾經一心一意想做一箇中國人理想中的明君：開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愛民如子。
父親是他的前車之鑑。他親眼看著父親為了治理天下、飽暖黎民而絞盡腦汁。然而，普天之下騰於眾口的卻全是關於父親的種種匪夷所思的謠言，說他什麼謀父、逼母、殺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好諛、奸佞。
乾隆很清楚，父親之所以被輿論如此苛待，主要是因為他過於察察為明，許多政策風霜嚴肅，傷人太多。他不想把皇帝做得像父親那樣笨，而是希望能像祖父康熙那樣以一個寬大仁厚的形象永垂史冊。
應該說乾隆十六年以前，他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這十六年間，他減輕刑法，普免稅糧，平反冤獄，恩待群臣，他像太陽一樣源源不斷地釋放自己對臣民的善意和關懷。他所聽到的，幾乎都是臣民們的感激歌頌之詞。所謂「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有‘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這段時間是他與臣民的蜜月期。
因此，「偽孫嘉淦奏稿案」的出現完全出乎他的預料。
他立命碩色追查此稿的來源，這一查之下，結果更令他震驚。
碩色最初彙報此案時，乾隆以為這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所傳，很快就能查明來源並且銷燬，把這件事的不良影響消弭於區域性。不料，一開始追查，乾隆就發現這不是貴州一省的事情，全國各地都相繼發現了這份偽稿，甚至連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都爭相傳說其中的內容。至於傳抄閱讀過的人，更是數不勝數，查不勝查，從各級官員、秀才書生到平民百姓，甚至拉腳的、磨菜刀的、要飯的、遊方和尚，都聞知稿中內容。僅四川一省幾天時間就抓獲了二百八十多個傳抄過的人，更何況全國。這樣一份明顯是荒誕無稽，對皇帝大肆汙衊的偽稿，卻居然引起全國民眾如此巨大的興趣，他們爭相傳說，如痴如狂。而他即位以來，施行的無數善政，卻已經被人們忘在了腦後。
他突然發現，自己居然面臨著淪為父親同一下場的危險。
乾隆並不瞭解大眾傳播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小道訊息是民間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眾對於那些由官方傳播的、正面的陳詞濫調往往毫不關心，相反對於那些負面的，特別是刺激性、轟動性的傳聞，卻最為熱衷。傳播這些爆炸新聞時給人們帶來的超娛樂快感，是什麼評書戲曲都無法比擬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從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兩年間，皇帝的全部注意重心都放到了這個偽稿上。他感到無比的冤枉、憤怒和委屈。他像瘋了一樣日夜關注此案，釋出了無數諭旨，度過了無數不眠之夜，命令各地官員，窮追不捨，務必要查出幕後真兇，千刀萬剮，以解此恨。全國各級官員都被動員起來，數千人被捕入獄，全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然而追查了一年多，網越撒越大，牽涉的人越來越多，仍然是一團亂麻，了無頭緒。眼看著這樣下去，除了把偽稿內容更廣泛傳播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結果，乾隆只好匆匆結案，把兩名傳抄過這個稿子的低階武官定為主謀，殺掉了事。
這一事件給了乾隆極為嚴重的心理刺激。抓不到真兇，皇帝就把仇恨轉移到風傳此稿的百姓身上。皇帝想起了韓非子的話，對老百姓來說，最需要的是如畜生一樣不斷地加以鞭策，而不能「養恩愛之心」，因為老百姓是沒有頭腦的。
7
就在偽稿案沒有偵破之時，又發生了馬朝柱反清案，這是對皇帝信心的另一次重擊。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兩江總督尹繼善向皇帝密奏，地方官在追查偽稿案時，在湖北東北的大別山區發現了一起聚眾謀反事件。據偵查，有個叫馬朝柱的中年人，自稱有法術，在深山中以燒炭為名，糾集眾人，意圖不法。他還刻了一個大印，內有「統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祿永昌」字樣，不軌之心灼然可見。
案件上報之後，乾隆十分重視。整個心思都沉浸在偽稿案中的皇帝第一個反應是懷疑馬朝柱就是製造偽稿之人，因此嚴命地方官迅速進剿。馬朝柱隻身逃往四川，只拿獲了馬的母親、妻子和侄子。審訊之下，發現馬朝柱與偽稿案無關，不過此人的威脅並不在偽稿之下。
馬朝柱，安徽霍山人，自幼胸懷大志。自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他就與霍山白雲庵的正修和尚商量「起大事」、當皇帝。他效仿歷代起義首領，對眾人宣稱自己十六歲時，曾夢到神仙降臨，指點他到某處拜了名師，學得了一身法術，可以撒豆成兵，剪紙為馬。他還宣傳說，「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錦，系明後裔，有大學士張錫玉，大將吳乘雲，系吳三桂子孫，李榮爵即李開化等，統兵三萬七千為輔」，說自己已經被任命為軍師，如果大家跟隨自己造反，將來都有高官可做。
這些說法讓許多人半信半疑。為了吸引徒眾，馬朝柱想出了許多計策。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他製造了一柄造型奇特的銅劍，悄悄把它藏到樓子石的一個山洞裡，然後對眾宣稱自己夢到神仙賜了自己神劍，並且帶眾人在山洞裡找到了這把劍。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又對大家宣稱，從上天處獲得了一把神奇的撐天扇，用此扇「能行雲霧中，三時可抵西洋。並稱西洋不日起事，興復明朝」。這些裝神弄鬼的把戲十分成功，眾人紛紛相信，交給他銀錢，記名入夥。
當然，戲法也有玩露的時候。為了獎勵手下的骨幹，馬朝柱派人到外地製造了許多「蟒袍」和「冠帶」，分賜自己手下的「官員」，說是西洋之主從空中降下來的。這些「官員」興沖沖領了「蟒袍」回去仔細一看，發現分明是戲班裡唱戲用的，有的上面還寫著裁縫和戲班的名字。這一失誤讓馬朝柱的努力幾乎破產。為了挽回影響，馬朝柱又宣稱西洋主從雲霧中傳來詔書，下降到武漢黃鶴樓。他派人去武漢，果然從黃鶴樓裡取出了百餘道詔書，大講起義後的光輝前景，再次封了大批「官員」，穩住了人心。
經過苦心經營，馬朝柱在各地發展了大量信徒。他又在各地「散札招軍、囤糧制械」，操練刀槍。並且已經派員聯絡安徽霍山、太湖、桐城、亳州（今亳州市），河南商城、開封、南陽，四川峨眉山等地的信徒，互為呼應，並設立四將軍職位，分統各部，約期舉義。地方官率兵入山搜捕時，查抄出軍械三百餘件，硝磺（製造火藥的原料）數百斤；捕獲起義骨幹共二百餘人。
馬朝柱案使乾隆十分震驚。從乾隆十七年四月至十二月的九個月間，他神經一直緊繃，批閱了馬案奏章五十一份，傳下諭旨五十八道，洋洋灑灑數萬言。如果不是因為偽稿案牽出這起反清大案，很可能一場規模巨大席捲數省的反清起義一兩年後就要掀起。思想至此，乾隆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8
兩起大案接連發生後，乾隆驀然發現，他治下的江山，原來遠不是自己看到的那麼四海昇平，陽光燦爛。在自己看不到的角落，居然伏莽處處，隨時存在農民起義大規模爆發的可能。
對於偽稿案和馬朝柱案，乾隆百思不得其解。他回想自己即位以來，對黎民百姓一直全力施恩，並無失德之處。他說：
臨御以來，愛民之心常如一日，遇有災浸，不下數百萬帑金多方賑恤。至於蠲貸展緩者，更難數計。正供而外，並無私粟加徵，又非若前朝縱容貪殘之吏剝民脂膏也。即間或有不肖官員，略有派累百姓之事，無不立以重典，此實從來未有。
人民當感戴國家休養生息之恩，共安樂利，實不解此等亂民，因何喪膽昧良，甘蹈法網？（《清高宗實錄》）
現實政治使乾隆頭腦中以儒治國的理想主義破滅了。原來「愚民們」只記得住鞭子帶來的痛苦，而記不住主上的仁慈。他們多是愚昧而輕信的，沒有頭腦，沒有判斷，只熱衷於享受傳播小道訊息的快感，極易受不實之詞的矇騙，寄希望於他們給統治者一個公正的評價幾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以為，只要全力關注民生，不使黎民流離失所，就不存在農民造反的威脅。馬朝柱案推翻了他這個假定。乾隆十二年到乾隆十七年，正是大清帝國蒸蒸日上，接近盛世巔峰的「幸福時光」，已經基本解決了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傳統社會的治理水平已經達到極致，而湖北省馬朝柱盤踞之處大部分人也都是安居樂業。在這種情況下，仍然發生了馬朝柱起義案，這讓乾隆認為，心存不軌的「刁民」是任何時候都會存在的，不論吃不吃得飽，總有人痴迷於皇帝夢而無法自拔。
乾隆越來越痴迷於閱讀《韓非子》。他發現，原來他極為反感的這個政治理論家的話，今天讀起來卻字字珠璣。韓非子明確指出，人世間一切關係都是虎狼型的利慾關係，「人之急利，甚也」。人們心中充滿的是「自為心」、「自利之心」，不論是君臣、父子還是朋友，其實都是「用計算之心以相待」。老百姓心中只有利益，沒有感恩，「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而大臣們之所以在仕途上你爭我奪，並不是急於效忠皇帝，「人臣之情未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
韓非子因此說，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憑道德教化，更無須「養恩愛之心」，而是應該手握「法」、「術」、「勢」三種韁繩和鞭子，通過嚴刑峻法來強化權力的威懾力量，使臣民不敢亂說亂動。「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韓非子·心度》）
如果承認人性本惡，那麼儒家那套建立在人性善基礎上的理想主義治國方案當然就是一廂情願，只有韓非子的建議才是切實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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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馬朝柱案偵破後不久，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江西又查獲了何亞四謀反案，緊接著十八年（1753年）正月，福建又爆發了蔡榮祖謀反案。江西上饒人何亞四，本以「耕種燒炭為生」。有一天，他挖地得藏銀三百七十兩，算命先生李德先因此說他命中要大貴，唆使他出資鑄印信，制旗幟，造刀杖，說有天兵暗助，飛刀殺人，於是他也借托馬朝柱案中的「李開化」之名，聚集當地鄉民，欲圖造反。福建漳州的秀才蔡榮祖與道士馮珩一起做皇帝夢，共謀起兵，立「大寧國」，因事機不密而被破獲。這兩起案件雖然都被及時偵破，但習慣於危機思維的皇帝卻再也不能安枕。如何防範農民起義，成了他政治思維的新重心。
確實如乾隆自己所說，他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視民生的皇帝。但是乾隆中期的社會問題卻已經不是幾條民生措施所能解決的。人口壓力導致社會動盪逐漸加劇，底層社會風聲鶴唳，除了抗租抗稅鬥爭之外，民間宗教和結社活動也大興起來。據《清代八卦教》一書統計，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史料僅記載了16個秘密宗教與結社的活動，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後則多達199種。乾隆二十年以後，民間宗教和結社組織活動頻繁，新教派組織不斷湧現，秘密宗教和會黨，可謂五花八門，名目之多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什麼聞香教、無為教、弘封教、大乘教、善友會、弘陽教、清淨門、白陽教、白羊教、歸一教、金幢教、黃天教……林林總總，數不勝數。各省關於教案的彙報不斷傳來，讓皇帝頭痛不已。
因此，進入中期之後的乾隆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高壓化。對民間宗教和結社，乾隆打擊起來更是不遺餘力。乾隆說：「左道惑人，最為風俗人心之害，必當嚴絕根株。」（《宮中檔乾隆朝奏摺》）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說：「務須加意查辦，杜絕根株。嗣後凡有干涉燒香聚匪之處，俱當留心查察，一有訪聞，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乾隆朝以前，清代統治者對於民間宗教首領和幫會首領也採取嚴厲打擊政策，不過僅限於處以監禁之刑。乾隆卻一改前例，查出即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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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的文字獄就是在乾隆對社會底層控制由松轉緊，對底層民眾態度由寬轉嚴的背景下發生的。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獄多數看起來荒誕不經，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文字獄放到一起進行分析，背後的脈絡隱然可見。
乾隆朝文字獄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打擊重心在社會底層。中國曆代文字獄，都以士大夫階層為打擊物件。據郭成康、林鐵鈞之《清朝文字獄》一書統計，康熙、雍正兩朝文字獄大約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紳、名士者至少二十起，佔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間觸犯文網者，則多數是下層知識分子及稍解文義的平民。在約一百三十起文字獄中，低階知識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監生、武生等，佔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計，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這些人的職業五花八門，其中有裱背老闆、酒店老闆、當鋪老闆三人，童生四人，教書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農一人，幫工兩人，轎伕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縫一人，無業遊民一人，和尚五人，職業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種職業的瘋漢十八人。這一現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個朝代的文字獄從未發生過的，這就打破了士大夫階層「壟斷」文字獄「專利」的局面。
這些鄉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識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獄，大抵有三個原因。一是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議國家大政；二是涉嫌傳播有民間宗教內容的「邪書」、「圖譜」，被懷疑有秘密傳教和結社的背景；三是自稱「託夢」、「天命」、「下凡」等，舉止荒唐，「妖言惑眾」。
乾隆對歷朝農民起義的規律深有研究。通過總結中國歷史，他得出一個結論，社會底層最危險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亂。
乾隆認為，讀書人大多功名心極盛，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榮華富貴。一旦科舉不順，騰達無望，也不會甘於埋頭做農民，而一定要想方設法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他們最容易起不軌之心。而這些人又粗識文字，頭腦靈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險的潛在敵人之一。事實上，在乾隆朝前期幾起起義中，「失意文人」的身影確乎不時隱顯其間。馬朝柱本人就識文斷字，似乎算得上是「失意文人」。福建蔡榮祖反清案中，蔡榮祖本身是一名秀才，與他共同起事的馮珩則是道士。王倫起義中的軍師範偉也是個底層文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割辮案」。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員，追查案源時最可注意的是「士子內屢試不第自負才高學廣而不得志者」。
乾隆蓄意痛懲這些「滿懷好心」的獻策獻詞者，無疑是為了「以昭炯戒」，殺一儆百，消滅他們的「不安分」之心。皇帝治國的理想是「總一海內，整齊萬民」，使全國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紀律化之下。他認為，政治是肉食者謀的事。作為民間知識分子，他們唯一的晉升途徑就是老老實實讀書進學，此外任何一種鑽營都是不正當的。
對於沒有任何政治企圖的獻詞者，比如為了愛情而獻書的馮起炎，他可以放一條生路。而對「妄議國政」，事幹政治者，他絕不放過，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通過這些慘案，皇帝嚴肅提醒底層民眾，國家不需要任何底層社會的自發政治熱情，只需要他們的馴服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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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另外許多文字獄，其實是與打擊民間宗教密切聯絡在一起的。
民間宗教和秘密會社歷來是農民起義的溫床。自漢代以後，幾乎所有大的農民起義，都有著民間宗教的背景。東漢末年的黃巾軍，以「五斗米教」聚斂人心。方臘起義，借的是明教的招牌。元末彭瑩玉起兵，以「白蓮教」為旗幟。而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備民間秘密結社的特徵。
自馬案以後，乾隆對於那些有任何民間宗教及結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寧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書」一本，名叫《古聖遺書》，內中不過是劉伯溫推背圖，預測天下運數等，原是民間常見之物。乾隆得知後，神經緊張，小題大做，批示道：「甚可惡！非尋常勸人吃齋之可比，當盡法窮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個算命的遊民席守業在外地遊蕩時，被搜出身攜一紙，所寫內容據說是湖北武當山上，一場大雨之後，衝出的一塊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預測未來吉凶，說將有刀兵臨世。皇帝對此事的批覆是：「此等荒誕不經之事，流播民間，惑人聽聞，自當嚴切查拿，務得造作為首之人，重加懲治。」
這些案件，歷來被歸為「文字獄」檔，實際上這只是乾隆為防範民間宗教及結社而採取的恐怖手段，與傳統文字獄性質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類「文字獄」，大多是無中生有，小題大做，除了反映統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沒有什麼意義。但是瞎貓有時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過大撒文字之網，居然還真偵破過一起貨真價實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東小長治村李孟炳等人攜帶「邪書」，到河南臨潁縣一帶傳八卦教，為地方差役查獲。地方官隨即展開調查，又在臨潁縣一個教徒家中搜得《訓書》一部，內容荒誕不經。河南巡撫將「經書」上呈御覽。這些地方大吏的「階級鬥爭」弦遠沒有乾隆繃得緊，審查數遍，也沒看出書中有什麼「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極為精細，「經書」報送上來後，他細細閱讀一遍，「敏銳」地發現了問題。他發現，書中有一字經過了塗改，把「胡」改成了「明」：逆書中有「平明不出周劉戶，進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閱「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補改痕跡，細查筆法，系「胡」字遷就改易而成，其為大逆顯然。
乾隆皇帝平時深文周納，而這一次他確實抓到了一點真東西。地方官員又查獲其他經書，證明乾隆的推測正確，原文確是「胡」字。也就是說這些字句中確實含有反清思想。這就堅定了乾隆把此案辦到底的決心。嚴查之下，終於揭開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紗。
原來，早在康熙初年，一個叫劉佐臣的人在山東創立了八卦教。這個宗教的特點是「儒教專制化」。八卦教教主劉佐臣被教徒尊為「太陽神」，號「聖帝老爺」。徒眾每次進餐之前都要向聖帝老爺獻飯，口稱「求聖帝老爺慈悲」，每日磕頭三次，每年上供五次。它宣傳，宇宙三世分別由李老君、釋迦如來佛和孔夫子掌管。孔夫子是掌管最後一世的「收元祖師」，是宇宙的最後主宰。他說劉家是孔子轉世，所以教內強調分尊卑，明長幼，用儒學綱常為教內紀律服務，要求他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愚忠於教首。這個教派的最引人注目之處是它實際上就是一個龐大的斂錢系統，各地卦長像地主收租一樣，定期收取教徒費用，並將所斂錢財送到山東劉家。教主之下，設八個卦長，每個卦長之下設六個爻長，再下是真人、流水、點火、全仕、傳仕、麥仕、秋仕等職。誰收的徒多，斂的錢多，封的教職就高，「管的人多，如同當官一樣」，其原理與傳銷異曲同工。他們斂錢名目繁多，手段多樣。收徒弟要斂錢，作會要斂錢，封某人的教職更要斂錢，教主過生日還要斂錢。他們「以出錢多寡定來生福澤厚薄」，斂錢名目大同小異，如根基錢、紮根錢、跟賬錢、種福錢、四季錢、香火錢、進身孝敬錢等等，不一而足。
由於創立了世襲家長制的繼承方式，把宗教當成了家族事業，教徒當成自己的「吃飯本兒」，這一教派成了劉家興旺發達的基礎。經過劉佐臣、劉儒漢父子兩代慘淡經營，劉家通過傳教已經獲得巨大的現實利益。
從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幾年，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劉家後代始終充當八卦教教首，傳承五代，幾如一個王朝。教徒眾多，組織嚴密，極為興盛。「輾轉煽惑」，已「蔓延數省」，「從其教者動輒千百人」，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國。教內組織盤根錯節，已成不可解之勢。他們在掌握巨大資源的基礎上，產生野心，要「火焚幽燕」、「平胡」也是自然的事。當然，還沒有等他們真正有所動作，就被「英明」的皇帝通過「文字大網」網了出來。乾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網終於功效大顯。這件事更鼓勵皇帝對這類「文字之獄」不能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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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民間宗教教首中，都有一些人，通過「裝神弄鬼」的方式，來宣揚自己的神異，以獲眾人擁戴。他們或者說自己夢到了天神託言，或者說自己突然獲得了異能。也有些教首，本身是癔症患者，通過民間巫術來吸引信眾。
「農民屬於低度文化、淺層思維的社會群體。」（《晚清鄉土意識》）他們的生活方向，主要靠習俗、直覺、群體無意識、群體情緒為主導，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他們可以輕易相信他們的領袖具有神通，「刀槍不入」、「撒豆成兵」，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藥」，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啞」，相信種種奇奇怪怪的偏方。因此，他們很容易被那些「心懷不軌」的人所利用，充當炮灰，成為社會動亂的主力。
基於對歷代農民起義的研究，以及精細求全的個性，乾隆對那些「瘋人造反案」，一律寧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瘋。即使審訊證明確實是瘋子，他也認為這樣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穩定因素，保不定什麼時候會為心懷不軌者所用。乾隆為了給自己的殘忍找藉口，還解釋自己的動機說：「此為瘋人之言。然此等無知妄作，病廢之時尚復如此作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豈可復容於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說，這些瘋人好的時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時才暴露內心的罪惡。因此，殺掉他們並沒有什麼不妥。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劉三元自稱漢朝後裔，「要天下官員扶持」，並將這些話寫在紙上，被官府查獲。據其親屬和鄉鄰招供，劉三元一向患瘋病。經過反覆研訊，湖北巡撫宋邦綏等雖認為「其瘋癲似非盡由捏飾」，但「恭逢聖世，膽敢假借夢語，肆行狂吠，不法已極」，奏請依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奉旨準行。
同年八月，又有瘋人王宗訓以書寫「我有天神扶助」、「可為天下之主」等「逆詞」而被盤獲。經查王宗訓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審官廣西巡撫馮鈐等仍以其膽敢妄造逆詞，不法已極，奏請照大逆律凌遲處死，親屬緣坐。
以上諸案，經過審實，與宗教和起義無關，乾隆仍然不放過。這固然是統治者的過度防禦，背後仍然有其他策略考慮。對乾隆來說，這是一種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處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個別心懷不軌者裝瘋賣傻，逃過法網。同時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製造恐怖，恫嚇「愚民」，「務必重處，以儆其餘」，使那些正常人越發不敢犯法。底層民眾的幾條性命，在他的統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錢的。
我們不能不承認乾隆皇帝對農民起義規律的認識頗為深刻，防範的手段也確實老辣陰狠，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清代後期風起雲湧的一次次大起義。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擊民間宗教的過程中，白蓮教起義的怒潮差一點掀翻了他的統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後，正是四次科舉沒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擊了大清朝。
三消滅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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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縣衙門口，一個目露兇光的中年人，挾著一本厚厚的大書來告狀。
告狀人叫王瀧南，是當地著名的「光棍」，平時橫行鄉里，惡名遠揚。他所挾的書叫《字貫》，是鄉間舉人王錫侯新編的一本字典。他稟告縣令說，這本書「狂妄悖逆」，十分反動，應該嚴厲法辦。
縣令和王瀧南沒少打交道，知道他和王錫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縣令接過書，粗粗翻了一遍，皺著眉頭問：「這不過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罷了，有什麼悖逆之處？」
王瀧南跪行幾步，上前指著這本書的序：「請看這幾句。」
縣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錫侯在自序中寫道，《康熙字典》的檢索方式有問題：「《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字遺彼字，每每苦於找遍全書，掩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說，《康熙字典》排序，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絡，查起來很不方便。他的這部《字貫》，則解決了這個問題，把同義之字，貫穿一處，便於查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