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令仍然大惑不解：「這有何悖逆？」
王瀧南急急地說：「《康熙字典》乃是聖祖皇帝御製，王錫侯膽敢指斥聖祖皇帝所編字典不如他的好，這不是大逆是什麼？」
縣令啞然失笑：「哦，原來如此！這不是雞蛋裡挑骨頭嗎？」
剛說完，縣令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話不妥。他眼睛一轉，臉色突然變得陰沉起來：「不過既然你這麼說，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給你報到巡撫大人處。」
2
乾隆中期的官員們，對文字之案，一律寧枉勿縱。他們素知皇帝對文字問題看得極重，「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江西巡撫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文字之案」向來十分積極。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在全國開始推行「查辦禁書運動」，大多數省份表現不力，查出的禁書數量寥寥。江西卻成績突出，在海成的緊抓之下，兩年間查出「不法」禁書八千餘部，列全國之首。
雖然對文字習慣於雞蛋裡挑骨頭，海成也覺得《字貫》算不上什麼大案。王錫侯說的這句話，頂多算得上「狂妄」，怎麼能稱「悖逆」？不過事關文字，最為細小也要直接上達天聽。他把案子的原委寫成一道詳細的彙報，說這句序言畢竟語氣狂妄，建議將王錫侯的舉人頭銜革去，以便審擬定罪，當否，請皇帝批示。
海成覺得自己夠小心謹慎的了，他哪裡能料到，這道奏摺居然威脅到了他的性命。
奏摺加上樣書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書房。這兩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戰爭進行多年，去年才勉強慘勝，大丟朝廷的面子。今年年初，皇太后去世，孝心極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別是推進「禁書運動」兩年多，各地督撫毫不用心，進展十分緩慢，令皇帝一籌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這本字典，讀了讀序文，感覺所謂「悖逆之處」確實也沒什麼了不起。漫不經心地讀到第十頁，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鬚眉皆立，滿面漲紅，提筆在海成的奏摺上批道：「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應照大逆律問擬！」
究竟什麼事，讓皇帝如此動怒呢？原來在第十頁上，作者王錫侯為了讓讀者明白什麼叫「避諱」，把康熙、雍正、乾隆三個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燁」「胤禛」和「弘曆」六個字寫了出來，提醒讀者，寫文章時遇到這六個字，一定不能寫全，或者少寫一個筆畫，或者改用其他字，否則便犯了「諱」。
這本是一片好心，心緒不佳的皇帝讀起來卻十分觸目。在傳統社會，尊長的名字是不許直接叫的。美國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親湯姆或者彼德，而在過去的中國，兒子直呼老子的名字，卻是滔天之罪。皇帝因此跳起腳來大罵海成，說《字貫》的「大逆」開卷即見，海成竟然說「無悖逆之詞」，可見工作是多麼不認真，對皇帝是多麼不忠愛。皇帝傳諭給海成，罵他「雙眼無珠」，罵他「天良盡昧」，又命他將逆犯王錫侯迅速押解進京，交刑部嚴審。就這樣，王錫侯《字貫》案一下子升級為欽辦的特大逆案。
其實皇帝的反應實在是過度了。在傳統社會犯「諱」其實是難免的事，因為林林總總的忌諱太多了。乾隆皇帝在這個問題上本來是十分寬容的，雍正年間，許多人因為犯諱受罰，他大不以為然，剛即位就一再降旨宣告：「避名之說，乃文字末節，朕向來不以為然。」因此，王瀧南雖然千方百計陷害王錫侯，卻沒有想到做他犯「廟諱」、「御諱」的文章，海成讓「悖逆」、「開卷即見」的《字貫》漏掉，也並不是他「雙眼無珠」，而是因為這本來不是什麼「問題」。
那麼，皇帝這次為什麼偏偏要自食其言，大動肝火，抓住這個小小的問題上綱上線呢？事情還要從乾隆三十九年禁書說起。
3
歷經父祖兩代奠定的良好基礎，繼以乾隆初年的勵精圖治，大清帝國躍上了盛世的頂峰。國勢如烈火烹油，鮮花著錦，各項指標都遠邁前古。
雖然治績如此輝煌，乾隆並沒有絲毫飄飄然。易經說「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又說「處泰慮否」。中國古老的辯證法早就提醒人們，凡事達到極盛的那一刻，往往就是轉向衰敗的開始。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後，皇帝越來越多地提醒自己，絕不能出現任何鬆懈思想。越是順利之時，越要振作精神，否則就會翻車。「保泰持盈」四個字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皇帝的檔案當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他在諭旨中對全國臣民說，當此全盛之日，自己「惟當益加兢兢業業，保泰持盈，用以上承靈休，以與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清高宗實錄》）平準不久，他寫詩自勵道：「日勵自心強不息，敬天勤政又從頭。」
皇帝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沒有改變自己勤政的習慣，反而更加兢兢業業，謹小慎微，奮發勤政。乾隆確實是雄心太熾，這個政治超人還有無窮的精力。他認為保持盛世難於創造盛世，只有用「爭」的心態來「保」，才能真正「保」住勝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經取得的成績推在一邊，希望從頭開始，尋找自己統治中的漏洞，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隱患，為後世子孫提前解決一切難以解決的問題，以保證大清江山億萬斯年永不變色。
那麼，大清天下還有什麼漏洞呢？
經過「夙夜倍切」，細心梳理，皇帝發現，那就剩思想文化領域了。經過康熙、雍正兩代文字獄，清王朝思想專制已經大大加強。但是，全社會特別是社會中下層的反清意識並沒有徹底根除，「不法文字」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案反映出，民間社會許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還有吳三桂的反清檄文。秀才們視如奇寶，爭相傳抄，還在上面批批點點，大表贊同。這個案子說明，一些人特別是中下層知識分子心中仍然執著於「華夷之辨」，不認同大清的統治。與此同時，幾起零星的民間暴動，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馬朝柱反清案，都打著「反清復明」的旗幟。這說明國家承平百年之後，漢人頭腦中的「反清意識」仍然是社會動亂的最佳火種，是大清社會存在的最大隱患。
韓非子說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統治者不僅需要有「硬實力」，還需要有「軟實力」。列祖列宗成功地馴服了老百姓的身，卻沒能徹底地「馴心」。而只有達到「馴心」的統治深度，大清江山才能億萬斯年。然而，「馴心」又是最難的，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細活。如今，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問題都已經解決了，皇帝正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好整以暇，集中精神對百姓「訓心」。
4
因此，宣佈國家進入「極盛」以後，皇帝提出了「大興文治」的口號。皇帝說，聖明之治，「始之以武，終之以文」。
「文治」的核心是為全國臣民確立一套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在日理萬機處理無數繁雜政務的同時，皇帝還親力親為，在意識形態領域重點抓瞭如下幾件大事：
一是為天下臣民「御製」了一部標準的歷史。編寫歷史教科書是構建意識形態最強有力的武器。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構建和修改一個民族的記憶，歷來是最高明的統治技術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皇帝指導大臣編成《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書，系統講述了從黃帝到明末共計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歷史。
清代統治者入關後遇到的最大意識形態困難就是建立在「華夷之辨」基礎之上的「正統觀」。按照傳統的說法，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不論怎麼解釋，都是一種無法容忍的「本末倒置」。乾隆在這部書中最著力的，是確立新的「正統觀」。乾隆從「天下一家」和「大一統」的角度重建「正統觀」，重新論證了歷代少數民族政權的合法性。乾隆從《春秋》等傳統經典中為自己尋找依據說：「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他強調「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誰建立了「大一統」的政權，誰的政策措施有利於百姓的生活，誰就是自然的「正統」。通過這部書的廣泛傳播，外族統治者首次佔據了「道統」的制高點，有效地宣傳了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二是根據時勢需要，大幅修正一些當代歷史人物的評價。
乾隆為人，極端自負。他一舉一動，都想著要為後世萬代樹榜樣。所以他一貫瞄準那些事關全域性的最艱鉅、最棘手的問題，不給後代子孫留麻煩。調整對明末清初人物評價就屬此類。
眾所周知，沒有一大批有傑出才華的漢人幫助，滿族人入主中原是不可能的。因此，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中稱讚投順清朝的明臣「皆應天順時，通達大義，輔佐本朝成一統太平之業，而其人亦標名竹帛，勒勳鼎彝」。這代表了清初統治者對漢族功臣的一貫態度。
可是，到乾隆時期，國家已經安定百年，攻守之勢已變。創業之時，提倡「識時務者為俊傑」，而守業之時，最需要的是提倡臣民的「愚忠」。為了「砥礪臣節」，乾隆決定把這些「事二君」者打成反面教員，以防止後來者在清王朝遇到危機時同樣「應天順時，通達大義」。
乾隆知道，這樣直接違反祖宗定評的大事，後世子孫沒有魄力、沒有能力去辦，承擔此責任非他莫屬。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特命國史館實現寫法創新，特立《貳臣傳》，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仕本朝」的「大節有虧」的人物統統收入此類。他說，不但錢謙益等後來的降臣「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就連那些為清帝國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元勳也不能逃過今天的道德審判。開國元勳范文程，雖然未在明朝任職，但因為原是明朝的生員，被乾隆評價為「與純儒品節不無遺議」。李永芳是明朝在職官員中降清的第一人，對後金忠心耿耿，功勳卓著，乾隆卻認為「律有死無貳之義，不能為之諱」。洪承疇隨多爾袞入關，入內閣總理軍務，功勞最多，乾隆卻認為他曾是明朝重臣，叛明降清實在可恥。以上諸人皆被編入《貳臣傳》甲編，供後世永遠批判。乾隆說，這樣做「即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此實朕大中至正之心，為萬世臣子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
三是大規模整理中國歷史文獻，營造博大恢宏的文治氣象，以證盛世「文治之極隆」。財力的充足支援乾隆大修官書，裝點昇平，乾隆一朝官修各種大型叢書達一百二十種之多，為中國曆代王朝之冠。其中《續通典》《大清會典》等都成果斐然，而最有名的當然數《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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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皇帝說，為了大興文治，他立意在自己任內再創一項前無古人的紀錄，修撰一部人類史上最大的叢書。皇帝下詔，鼓勵藏書家們奉獻自己的珍藏圖書給國家以為修書之用，誰獻得多，皇帝就給誰獎賞。
為了防止人們怕「犯忌諱」而不獻書，皇帝特意在諭旨中說：
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互異，或記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幷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譭，此乃前人偏見，與近人無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
這段話，說得心平氣和，通情達理，比照起康熙和雍正對忌諱文字的狹隘態度，真是天淵之別。大意是文人學士寫書，豈能本本政治正確，有點失實之處，在所難免。即使有些書觸及民族問題，比如南北史中南方民族與北方民族互相咒罵，也不過是前代人的偏見，與藏書者無涉，你們何必過於畏首畏尾，不敢進獻呢！
皇帝一聲令下，各地積極執行，五花八門的圖書源源不斷地從民間輸送到皇帝的書房，短短一年半時間，各地送來珍本圖書一萬三千五百多種，「遺文秘冊，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鈔於館閣者」。
酷愛讀書的皇帝十分興奮。然而讀了幾日，皇帝卻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為什麼這一萬多種書中，居然沒有一本稍稍「反動」點的書呢？
原來，在編輯一部前無古人的大書計劃背後，還隱藏著皇帝一個隱秘的想法。編撰圖書，弘揚「正氣」，是文治中「陽」的一手。然而任何一個重大舉措，只有「陽」的一手是絕對不夠的。皇帝修此大書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想借這個機會，調查一下「反動書籍」或者說「違礙書籍」在民間的收藏、流傳情況，也想看看民間所藏的「悖逆書籍」，到底「悖逆」成什麼樣。他需要一個通盤的瞭解，以便採取措施為後世徹底掃除那些「異端邪說」。
可是這一萬多本書中，居然沒有一字違礙，很顯然，各地送書時，是經過精心篩選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皇帝下詔指責各地官員：「乃各省進到遺書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
既然這個辦法沒有達到目的，皇帝也就不再隱諱了。他直接在全國發動起了一場「禁書運動」。皇帝命令各地大員，「再令誠妥之員前往（藏書之家）明白傳諭，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即速交出」。並且要求各地官員嚴格搜繳，否則「並於該督撫是問」。
然而，禁書工作進展得十分緩慢。對於這種容易給自己惹麻煩的事，各地官員習慣於用老辦法，對付拖延，拖過去再說。特別是江浙等文化大省，所報上來的禁書數量寥寥，讓他鬱悶不已。對這些榆木腦袋的老油條官僚，皇帝真是無話可說。他們完全不瞭解他的良苦用心。皇帝知道，語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事實能讓人開竅。所以他一直尋找機會，製造一起震動全國的大案，殺一儆百，在地方大吏的背上擊一猛掌，使這些顢頇的傢伙驚醒。王錫侯案，正撞在了這個槍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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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皇帝蓄意製造的這起大案完全是一起冤案。《字貫》的作者王錫侯這一年已經是六十五歲的皤然老者，他自三十八歲考中舉人後，連續九次會試都落第了。奮鬥一生，騰達無望，生計不繼，只好寫了這本《字貫》，出版賣錢。沒想到沒賺到幾個錢，卻惹來殺身大禍。
皇帝的話永遠是正確的，雖然他的下一句話比上一句話拐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以「文字忌諱」罪「村野之人」，卻沒有遇到絲毫抵抗，那些已經被他馴服成繞指柔的官僚體系雷厲風行地執行了皇帝的意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錫侯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刑部判決照「大逆」律將王錫侯凌遲處死。乾隆皇帝大開宏恩，從寬改為斬立決。他的子孫王霖等七人從寬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妻媳及年齡未及十六歲之兒孫都賞給功臣之家為奴。據抄家的地方官彙報，王錫侯的全部家產，把鍋碗瓢盆、小豬母雞統統計算在內，不過六十幾兩銀子。王氏被押上刑場之時，「被誅時情狀甚慘」，（《鹽乘》）全家痛哭震天，見者無不掉淚。一個清貧的小知識分子家庭就這樣被徹底碾碎了。
比王錫侯更冤枉的其實是江西巡撫海成。雖然他在禁書運動中首當其衝，成績一度居全國之首，卻因為這一次疏忽，被皇帝指責為「可見海成從前查辦應毀書籍原不過空言塞責並未切實檢查」，全面抹殺了他以前的工作成績。在短短兩個月間，海成先是被「傳旨嚴行申斥」，隨即「交部嚴加議處」，繼而「革職交刑部治罪」，步步升級，直至刑部擬為斬決。皇帝這才覺得火力夠了，下令從寬改為斬監候。兩江總督高晉也受到牽連，受到降一級留任的處分。
冤枉是一目瞭然的，然而也正是因為冤枉，這起大案才震動全國，令全國官員戰慄。皇帝幾乎是蓄意地通過這種方式喚醒他的奴才們，像海成這樣查辦禁書的「模範」尚且「空言塞責」，你們該吸取什麼教訓？皇帝並不諱言他拿海成開刀就是為了給大家一個教訓，「使封疆大臣喪良負恩者戒」。皇帝在上諭中說：「各省地方官當共加感惕，務須時刻留心查察，倘所屬內或有不法書籍刊佈流傳，即行稟報督撫，嚴拿重治。」倘若仍然「漫不知儆」，「嗣後別經發覺，必當從重辦理」。（《清高宗實錄》）
製造恐怖，殺一儆百，是皇帝的慣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經常可以見到出其不意、輕罪重罰的事例。
除了情緒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寬忽嚴，更主要是策略的考慮。
幾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深懂恐怖的妙用。恐怖使官僚機構更有效率，使底層民眾更有紀律，使統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讓人們記住，因而也使統治者更安全。馬基雅弗利說：「令人畏懼比受人愛戴更安全。」一個不懂得「殺人立威」的君主，早晚會受到被統治者的輕視。而仁慈和寬容，只有在恐怖和嚴厲的背景下才更為人們所珍惜和頌揚。所以成功的統治者必須具有兩面：一面是聖人一樣的仁慈，另一面是獅子一樣的殘暴。
對於極端珍視權力的乾隆來說，不讓人掌握他的統治定勢，是極為重要的事。使人們永遠處於戰戰兢兢不知斧頭何時落下的心理狀態，是他既定的統治目標。乾隆一貫認為，適時製造一兩起出奇的、出格的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懾、恐嚇的作用。這是破除阻力，推進某項政策的事半功倍之策。他非常喜歡司馬遷的這段話：「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意思是說，商鞅對在道路上扔垃圾者施以重刑，是治國的好辦法。把灰倒在道路上，這是小小的過錯。對此小錯而施以重罰，可以起到更好的宣傳效果。乾隆認為，為了達到這種效果，冤枉幾個小民，甚至幾個官僚，都是無足計較的成本。因為他胸懷的，是整個國家，整個社稷。
7
皇帝果然達到了目的。「字貫案」有力地推動了禁書運動。在此案之後，各省的禁書工作都雷厲風行地開展起來，各地先後設立「書局」，專門負責查繳「不法違礙」書籍。各地官員放下手頭其他工作，把禁書當作當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來抓。他們在地方廣貼告示，恫嚇藏書之人，如果再不交出違礙之書，將「貽累及身，更累及於子孫」。許多地方官員充分發揮創造性，想出了種種陰毒的辦法。比如浙江巡撫三寶，他將全省的教職人員都分派回老家，讓他們深入各自的親戚家裡，「因親及友，細加訪詢檢查」，並且把繳書的成績作為將來升官的依據：「將來即以繳書之多寡為補用名次先後。」在三寶的啟發下，各地官員也命令工作人員深入居民家中，甚至窮鄉僻壤的農民家中，逐戶搜查。整個大清王朝幾乎被掀了個底朝天。
隨著禁書運動轟轟烈烈地進行，越來越多的違禁圖書被送到北京。成果是如此豐碩，以致朝廷原來暫時存放不法書籍的方略館居然書滿為患，無法容納，甚至院子裡也堆積如山。
那麼，這些如山如海的書籍中到底都有些什麼內容，讓皇帝如此興師動眾去搜羅並消滅呢？
康雍兩代，禁書大約有以下兩類：
一是有反清思想的書籍。漢人歷來有狹隘的民族觀。黃宗羲說：「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不可雜之於獸，獸不可雜之於人也。」那些宣傳「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倫」的傳統歷史觀，以及宣傳「夷狄異類，近於禽獸」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圖書當然是犯忌諱的。
二是記錄了滿族人征服中國過程中種種暴行的野史。明末清初的書籍中，記載滿人暴行，咒罵詆譭者，為數頗多，這都是清代統治者十分在意的禁書。
而到了乾隆朝，文字獄的範圍在這個基礎上又大大擴充套件。乾隆皇帝做事的特點是通盤考慮，斬草除根。康熙、雍正所針對的，主要是已故作者的作品，而乾隆卻把矛頭擴大到了所有活人的「違礙文字」。他要修正的，不僅是反滿情緒，還包括漢族人對所有少數民族政權的「錯誤看法」。所以，他要禁絕的，不只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還包括宋元明時代所有指斥少數民族的字句。
因此，在乾隆的標準下，文字禁忌可謂多如牛毛：要忌虜、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偽、忌賊、忌犯闕……對於事涉「女真」、「滿洲」字樣的書當然要求更嚴。女真在中國歷史上活動很長時間，從宋至清，凡書中有涉「女真」、「女直」、「滿洲」，甚至「遼東」字樣的書籍，哪怕只提一個地名，都有違礙的可能。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忌諱」文字當然比比皆是，不法圖書當然也就處處都有了。在寧左勿右心態的支配下，各地官員凡遇涉嫌「忌諱」的圖書，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繳，請示「一體送毀」、「概毀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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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為什麼對民族情緒視如大敵呢？原因是清王朝與歷代漢人王朝的建立過程不同。
清代帝王最愛說的一句話是「我大清得天下之正」，也就是說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來最光明正大、順理成章的。
清代君臣這樣解釋這個「正」。他們說，曹魏、西晉、唐、宋諸朝，都是原來的臣子趁著混亂從孤兒寡母手中搶得了政權，有偷和騙之嫌，實在稱不上光明正大。至於漢朝和元朝，則是赤裸裸憑頭顱和鮮血建立的，比前述諸朝實在硬氣得多。「然漢自滅秦，元自滅宋，雖未嘗不正，而與鼎革相接。」（章學誠《丙辰劄記》）比如宋朝本來沒有過錯，元朝強搶，是不是有點不好意思？再比如明太祖雖然是一介平民，但畢竟是元朝的子民，「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大義覺迷錄》）
只有清代皇帝不存在這個心理負擔，因為他們的天下是得之於「流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他們與明朝本是「鄰國」，見鄰國奴才起來造反殺了主子，出於義憤出兵鎮壓了奴才，替這家主人報了仇，「明朝天下亡於流賊李自成之手，是強盜劫去家財，趕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驅逐流寇，應天順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強盜，明罰敕法之天吏也」。（《大義覺迷錄》）「於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無鼎革之嫌」。所以說起來，別人得天下都是靠搶和騙，而「我大清」則是因為「見義勇為」而順理成章地得了這麼大一片家業，實在是「正」得沒法再「正」了。
槍桿子在手，什麼謊話都可以說得理直氣壯，甚至能把說謊者自己感動得一塌糊塗，這本是古代政治的一個通例。不過清王朝統治者的巧言佞辯還是出人意料。
其實，歷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背後的心理動力都是對財富的掠奪。而清王朝建立過程中的血腥、野蠻和殘暴在許多方面都創造了少數民族征服過程中的歷史紀錄。
滿洲人入關，並非像他們自己所說，是看到天下無主，才來「為內地人民服務」。明代滿族本來處於奴隸社會時期，經濟落後。從明朝初年開始，他們就經常從漢地和朝鮮掠奪人口，充當奴隸。明宣德八年（1433年），錦衣衛指揮吳良出使海西，親見當時的「女真野人家，多中國人，驅使耕作」。到了明末，女真人更是不事生產，全民皆兵。對外搶劫，成了後金國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朝鮮使者在他訪問東北後寫作的《建州見聞錄》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說，滿洲人最高興的事是出兵搶劫。戰爭是滿洲人的節日，一聽說有仗可打，每個滿洲人臉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奮。全城的滿洲人都興高采烈地穿上自家準備的原始盔甲，相互傳告說：「搶西邊兒去！」
「出征之時，滿洲人無不歡躍。連軍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顏開，惟以多得財物為願。如軍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爭先恐後要求出徵，專為財物故也。」
在實力壯大到可以征服整個中國之前，滿族人的最大志向不過是掠奪內地的金帛子女而已。明崇禎二年（1629年）至十六年（1643年）的十五年間，滿洲皇帝皇太極組織了五次聲勢浩大的搶劫。他們繞過山海關，從北長城的缺口襲入漢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北京、河北、山東、山西數省。每一次都是積屍如山，血流成海。1639年那次，滿洲士兵屠城濟南，留下了十三萬具屍體和被洗劫得空無一物的城池揚長而去。
滿洲人那個時候還不知道什麼叫「重義輕利」，還不懂得裝出一副「弔民伐罪」的大義凜然狀。他們絲毫不為自己的物質慾望臉紅，不為自己的兇殘野蠻可恥。每次回來，都得意揚揚地大肆顯擺自己搶來的東西。比如第五次搶劫凱旋後，領兵的阿巴泰等奏報如下：
臣等蒙天眷佑，皇上德威，率大軍直抵明境，至兗州府，莫能拒守。將明國魯王及樂陵、陽信、東原、安邱、滋陽諸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官數千人，盡皆誅戮。計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八十八城。擊敗敵兵三十九處。所獲財貨金萬有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各色緞共五萬二千二百三十匹；緞衣裘衣萬有三千八百四十領，貂、狐、豹、虎等皮五百有奇；整角及角面千有六十副；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駝、馬、騾、牛、驢、羊共三十二萬一千有奇……
漢地之人，在他們眼裡，則不過是一群類似牛羊的獵物，他們在揮刀砍殺驅逐時，心中並沒有絲毫的憐憫。甚至，在他們搶掠回來的報告中，多數時候是把漢人和牲畜混報的，比如天聰七年（1633年）九月，「往略明山海關貝勒阿巴泰……奏報俘獲人口及馬牛驢四千二百一十有三」。第三次搶掠回來後的報告是：「共俘獲人口牲畜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元年（1636年）九月「往徵明國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奏言……遂直入長城，過保定府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戰皆捷，共俘獲人口牲畜十七萬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八年（1643年）七月，徵明克捷，「共俘獲人畜九十二萬三百」。以至於後世的史學家為區分開人與牲畜的數字頭痛不已。
據歷史學家估算，入關之前，滿洲人至少掠奪了二百萬漢人做奴隸，這些人相當一部分死在被驅趕入關的路上，倖存者則給滿族人作牛作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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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成功入關之後，滿洲人「盡族西遷」，爭先恐後到內地去直接吸吮漢人的膏脂。史書屢言清人「罄國入關」，據說整個民族的西遷「幾經三十五六日，男女相繼，不絕於邊」。到了北京，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圈地」。名義上說是把「無主荒田」，「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實際上卻是不分有主無主，大量強佔漢人的產業。史書記載，最強橫的圈地過程中，「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內所有皆其有也。妻孥醜者攜去，欲留者不敢攜。其佃戶無生者，反依之以耕種焉」。（史惇《慟餘雜記》）他們掠奪北京附近漢人土地的數量十分驚人。如遵化州由於圈佔和投充，剩下的納稅民地不到原額的百分之一；薊州不到原額的百分之二；東安縣更是徹底，「盡行圈丈訖，並無餘剩」。清初詩人方文有詩云：「一自投充與圈佔，漢人田地剩無多」，（《北遊草》）真切地描繪了當時的狀況。大量事實無可爭辯地說明，此時的滿洲人對內地人民所懷有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搶劫心態。
隨著漢化程度的加深，清政權的民族政策有所調整。康熙皇帝親政之後，斷然命令永遠停止圈地，並且大力推動滿洲人放棄奴隸制。康、雍、乾三代的高效統治，使中國人安享了一百多年的太平。
但是，歷史畢竟是抹不去的。漢人內心的仇恨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徹底泯滅。一旦想起往事，任何一個漢人不免都會心緒難平。
而滿族皇帝也因為那一段血腥的歷史而心虛不已。他們知道自己祖先的血債太深。這些血債在任何時候，都是點燃漢人反抗情緒的火種。
所以他們急於毀滅證據。
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開始，武英殿前的字紙爐就經常不分晝夜地日夜燃燒。在軍機要員的嚴密監視之下，巨量珍貴圖書在這些字紙爐中灰飛煙滅，隨同消滅的是一個民族的大量記憶。
乾隆對銷燬工作的認真執著幾乎達到了變態的程度。那些不法書籍，今日在我們看來，許多其實都被禁得莫名其妙，毫無道理。大部分有「反清內容」的書，今天讀來，也沒有多大「毒性」。可是乾隆卻視如大敵。他唯恐這樣的精神汙染物「擴散」，汙染任何一個其他人。他規定，所有有違礙的書籍，為了防止擴散，都要「封固進呈」。也就是說，發現之後，立刻密封，不得使其他人看到，迅速送往北京。
許多官員頭腦中的這根弦沒有乾隆繃得緊，暫護貴州巡撫韋謙恆就是其中一個。他認為這些圖書數量太大，何必費人費力千里迢迢送至北京，不如在本地直接銷燬。他請示皇帝說：「將原書封固，發還書局，俟奉到聖諭，即率同司道等官傳集紳士焚銷。」意思是說，等皇帝批覆一到，就把全省官員和紳士傳來，一起觀看焚書，可以起到很好的現場警示教育作用。不料乾隆接到這份請示後大為光火，硃筆連批帶抹，痛罵他「何不解事，糊塗至此」！「所辦實屬乖謬」！
皇帝為此事專門發了一道上諭，再次強調：
貴州等地文化不發達，百姓心思幼稚粗魯，這些不法書籍也許不會出現私下傳播的情況。至於江浙等省，人們一聽到有禁書，一定激起他們的好奇心，千方百計會弄來偷看，甚至私下廣為傳播。韋謙恆你本身是江南人，居然沒有想到這一點？不知輕重，至於如此，看來你是一個糊塗不曉事的人，難堪大任！
韋氏竟因此區區小事丟了官。
皇帝因此重申：
各省查辦違禁之書，屢經傳諭，令各督撫檢出解京，並經朕親行檢閱，分別查銷。
乾隆朝「消滅記憶」運動，進行得十分周密和徹底，以致今天已經完全無法估量所承受的文化損失。史載乾隆銷燬的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晗也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據近代學者推算，全國禁燬圖書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達十五萬冊。銷燬版片總數一百七十餘種、八萬餘塊。除了焚燬書籍，乾隆還系統地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燬。目前明代檔案僅三千餘件，其餘估計不少於一千萬份明代檔案，已經被銷燬了。
乾隆朝「文治」的本質，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文化浩劫。
10
乾隆修改直至銷燬記憶，以比祖先更殘忍的方式來掩蓋祖先的殘忍，這無論如何不可原諒。
我們永遠不要低估封建專制統治者的自私和陰狠。乾隆心裡十分清楚，不論工作多麼細緻，僅靠官員們的搜查，是不可能禁絕所有不法文字的。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製造空前的恐怖，使臣民們自己主動悄悄地銷燬家中的不法文字。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乾隆帝蓄意製造冤案、酷案，把一些語義含混的文字打成大案，借無辜者的腦袋來恐嚇天下之人，所作所為，令人髮指。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蘇人蔡嘉樹指控徐述夔所著《一柱樓詩》「大逆」。
蔡嘉樹與王瀧南一樣，是江蘇揚州的鄉間無賴，原租了徐家的十幾畝田地。乾隆十三年（1748年），徐述夔之孫徐食田向蔡家提出要贖回這十幾畝田地。而蔡嘉樹佔著不放，兩家因此產生糾紛。蔡因此以徐氏祖父徐述夔刊印散發的書裡有「忌諱之詞」，向官府控告。
蔡嘉樹的證據是徐書中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一句，說這是「非常悖逆之詞」。這顯然是胡說八道，江蘇布政使陶易一見案卷，也認為這「顯系挾嫌傾陷」。然而，案件上報到皇帝那裡，皇帝卻批覆道，蔡氏所說有理。皇帝說，此句乃「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顯寓欲復興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極」。此案的結局是十分嚴酷的：陶易擬斬立決，皇帝降旨「加恩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後瘐死獄中。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徐食田兄弟等五人參與出版校對者擬斬立決，俱奉旨加恩改斬監候。徐述夔的兩個曾孫及三個孫媳等，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全部家產造冊入官。為他作序的毛澄杖一百，流三千里。連皇帝已故去多年的詩友沈德潛也未予放過，革去名號，撲毀碑文。
皇帝在文字獄的製造過程中表現出了一種難以理解的偏執和完美主義。在皇帝的蓄意吹求之下，全國各地誣告之風大行。幾乎大清帝國每個人都生活在不安全中：如果你識文斷字，那麼你隨手塗抹的幾個字難免有被人蓄意曲解的可能；即使你一字不識，你家的那個破筐爛櫃裡也保不齊有一兩本祖上傳下來的舊書，成為惹禍的源頭。
戴昆是康雍時人，早已身故，地方官查辦禁書時，發現他的書中有「長明寧易得」、「短髮支長恨」這樣的句子，上報之後，被刨墳戮屍。他的孫子戴世道六十多歲了，因刊刻了這本書，「奉旨斬決」。湖北黃梅人石卓槐書中有「大道日已沒，誰與相維持」、「廝養功名何足異，衣冠都作金銀氣」之句，不過發了點牢騷，被凌遲處死，親屬緣坐。
「明」、「清」二字是詩詞習用之語，若要避禍，只好不去吟誦清風明月。但也不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個劣監告發卓長齡（康熙時人）著有《憶鳴集》，「憶鳴」二字，實寓「追憶前明」之意，結果卓長齡之孫卓天柱因私藏禁書，「從寬」改斬監候，秋後處決。
這些惡例一開，禁忌如毛。墓誌銘上常用「皇考」作為亡父的尊稱，結果被地方官指為「悖逆」；為亡父刊刻的「行述」中有「赦不加息」之語，被人告發竟敢用「赦」字，實屈「狂妄不法」；為人代作的壽文聯語中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創大業」被定為「語言悖逆」。
乾隆的文化恐怖政策收效是非常明顯的。
在風聲鶴唳之下，每個家庭都進行自我檢查，刨地三尺，消滅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學士再也不敢吟風詠月，甚至不敢再寫日記。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訊。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內外臣工驚駭不已，乾隆擔心下面或有非議，於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渾陛辭（官員離京前上殿向皇帝辭別）時，交代他一項特殊任務：到任後留心體察賦閒在錢塘（今杭州市）老家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的反應。梁詩正一見富勒渾，就大談自己為官多年的訣竅：「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後患。」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說：「一切字跡最關緊要，我在內廷時惟與劉統勳二人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燬。」梁詩正的話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壓政策下臣民的心態。
歷史學家可以大致推算出通過修撰《四庫全書》，清朝的官僚機構銷燬了多少圖書，而民間百姓自發銷燬的文字數量卻無法計算。我們只能說，其數量絕對多於武英殿前字紙爐中焚燬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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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乾隆用心的險惡深鷙，大清王朝的某些子民讀得十分透徹。乾隆四十四年（1770年），安徽天長縣的秀才程樹榴對乾隆的做法極為氣憤，在為朋友的詩集所寫序言中借題發揮，隱約其詞地說，「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術乃愈出而愈巧」。應該說，這兩句評語是對乾隆製造文字獄的動機及手段的極佳點評。在近於沒有死角的普天文網籠罩之下說這樣激憤的話，當然逃不脫乾隆的如來佛手心。很快，這篇序言就被程樹榴的內弟王廷贊告到官府，指明這兩句是影射當今皇帝，並且解釋說，「我皇帝上春秋愈高，仁恩愈普」，怎麼能說愈老而愈辣？「彼王錫侯、徐述夔等皆其自取，予以顯戮，普天稱快」，如何能說手段愈出而愈巧？
案情被彙報到乾隆那裡。居心已經被揭穿，並且評點得如此精當到位，皇帝在他的一生中瀟灑地表現出了驚人的一次坦率。這一年他已經七十歲了，回顧一生製造文字獄的過程，他在諭旨中鄭重承認王廷贊對程樹榴詩序的解釋點中了要害，「愈老愈辣」云云罵的正是自己，程樹榴之所以含沙射影就是為王錫侯、徐述夔這些被冤殺者一吐不平之氣。
按照慣例，程樹榴必然被千刀萬剮，滿門被抄。然而，皇帝這一次卻表現了出人意料的寬容。程氏「從寬改為斬決」，家人並不牽連。這一「驚人料理」的背後，反映了皇帝的某種複雜心理。也許，對於自己的殘忍陰險，他自己也有清夜捫心，恍然如有所失之時吧。
四戲曲的冬天與春天
1
清代最有威力的娛樂方式，非戲曲莫屬了。
清代戲迷的痴狂，絕不下於今天的追星族。有人因為迷戀看戲而荒廢生計，也有妙齡少女隨戲班子私奔，甚至還有人因此犯了殺人罪。康熙年間，浙江嘉善縣楓涇鎮賽神，請了戲班子演出。演的是秦檜殺岳飛父子事，演員十分投入，「曲盡其態」，一位臺下看戲的皮匠老兄更投入，「從眾中躍出，登臺，挾利刃直前刺秦檜，流血滿地」。（《三岡續識略》卷下）扮演秦檜的演員當即死於楓涇舞臺之上。
大家把這皮匠「執縛送官」，此人供說他實在是太入戲了，「實恨秦檜耳」，當時一股怒火直衝頭頂，「不計其真假也」。好在審理此案的官員也是個戲迷，居然「憐其義憤，竟以誤殺薄其罪」，以誤殺罪將其從輕發落了。太陽底下無新事，原來陳強因飾演黃世仁差點被臺下解放軍士兵槍殺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並非頭一回。
乾隆皇帝也是戲迷之一，並且戲癮特大。每逢節慶，宮中必然鑼鼓喧天，皇帝必然場場不落。不但愛聽，有時還參與創作。《清稗類鈔》載：「高宗精音律，《拾金》一齣，御製曲也。」《拾金》是一齣小串戲，演一乞丐因偶拾一金，大喜過望，連續演唱多種曲牌，亦莊亦諧，以示歡快。能為這樣一齣小戲設計唱腔，可見皇帝功力之深。
皇帝愛戲並且懂戲，當然是戲曲事業的一大榮幸。當然，皇帝畢竟是皇帝，看問題的眼光和角度與普通百姓不同。乾隆皇帝對戲曲工作的認識，遠比一般人深刻。蓋戲曲者，形式喜聞樂見，在不同階層中都有大量粉絲，特別是對底層民眾的精神世界，影響更無與倫比。在通過「文字獄」淨化「上層文化」的同時，皇帝並沒有忘記對底層百姓精神健康的關注。而戲曲，正是搞愚民精神文明建設的最好「抓手」。
中國歷史上有禁戲傳統。對於戲曲的威力，歷代統治者均如臨大敵。其原因，一是一演起戲來，觀者如堵，容易「聚眾鬧事，通宵達旦，興訟生盜」，影響社會治安，甚至醞釀社會動亂；二是戲曲這東西太容易打動人心，「近誘男女，遠招匪類，長奸誨盜，敗壞風俗」，影響「道德風化」。
大清王朝是禁戲最為嚴格的一代。為了防止戲班子對某些正面歷史人物進行惡搞，影響他們在觀眾心中的高大形象，朝廷規定，戲臺上不許出現歷代帝王、孔孟聖賢及忠臣烈士。因為「歷代帝王后妃及先聖先賢、忠臣烈士之神像，皆官民所當敬奉瞻仰者，皆搬做雜劇用以為戲，則不敬甚矣……」（《清世宗實錄》）《大清律例》明確規定：「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妝扮者與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
為了防止出現動亂，清王朝規定，在迎神賽會、廟會之類的群眾聚集場所，不許演戲。為了貫徹孔聖人提倡的喪禮必須竭盡哀情的精神，清政府規定，葬禮上不得演戲。為了防止八旗滿洲和職業軍人因為看戲而意志薄弱，又規定旗人和軍人不許看戲。為了防止男女混雜，出現道德敗壞事件，規定婦女不許看戲……種種禁止措施的目的，都是把這種新興娛樂方式的影響力限制在最小範圍。
2
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對戲曲工作的思路與前代有很大不同。
作為資深戲迷，皇帝很清楚，不分青紅皂白地禁戲是極不明智的作法。「禁」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有的時候，會導致「逆向消費」。你越禁，老百姓就越想看。元、明兩代及順、康、雍三朝的禁戲最後基本都流於形式，戲曲越禁越火，越禁越普及，越禁越深入人心。
皇帝認為，任何事情都有兩面。一種娛樂方式，既然可以「汙染思想」，同樣也能「淨化思想」。歷代統治者都有一個極大的誤區，那就是隻看到戲曲「傷風敗俗」的一面，而看不到它在「正面教育」方面的威力。戲曲其實是教育底層民眾的最好方式。很多時候，你組織群眾學習聖諭，換來的往往是逆反情緒，而看戲比枯燥的學習和說教效率要高萬千倍。「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那些宣傳忠君孝親的戲劇，對帝國的意識形態建設，功莫大焉。
因此，乾隆朝戲曲工作思路較歷代都高明。乾隆把禁戲的重點，從禁地點、禁規模、禁時間轉移到審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內容。寓禁於演，化不利為有利，化有形為無形。
乾隆皇帝抓戲曲，有三方面內容，一是禁，二是改，三是創。
禁書工作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會涉及數量眾多的劇本。在審查禁書的過程中，乾隆注意到了一系列有「違礙」內容的戲本。有的涉及政治問題、民族問題，「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有的劇本充斥「胡」、「虜」字樣，存在醜化少數民族情節。有的劇本黃色下流，不利風化。有的劇本宣傳兇殺暴力，格調不高。「摟草打兔子」，結合禁書工作，皇帝要求各地官員嚴格審查民間劇本。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在審查各地報送到京的禁書時，發現了一齣叫《喜逢春傳奇》的劇本，「有不法字句」。至於如何「不法」，史籍沒有明確記載，估計有斥罵「夷狄」之類的內容。皇帝非常重視，特別下旨說：「朕昨檢閱各省呈繳應毀書籍內……查出《喜逢春傳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傳諭高晉、薩載，於江寧、蘇州兩處，查明所有紙本及板片，概行呈繳。」一聲令下，這個劇本的所有版本均被銷燬。這是乾隆禁燬戲曲之開端。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正式宣佈在全國範圍內開始清理不良劇本的活動。同年十一月十一日，皇帝釋出上諭，要求各省把禁書工作的階段性重點轉移到劇本上來：「前令各省將違礙字句之書籍實力查繳，解京銷燬。現據各省督撫等陸續解到者甚多。因思演戲曲本內，亦未必無違礙之處，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自當一體飭查。」
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再次強調審查劇本的重要性，上諭要求非常細緻，「再查崑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項，江、廣、閩、浙、四川、雲貴等省皆所盛行，請敕各督撫查辦」。
乾隆一朝禁了大約三百出戲，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類：一是有民族情緒、政治上有違礙的戲，二是才子佳人愛情戲，三是大量水滸戲，四是某些反映宮廷政治鬥爭的戲，五是有兇殺暴力內容的戲。所禁戲中，最著名者有王世貞的《鳴鳳記》，李漁的《笠翁傳奇》，洪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實甫的《西廂記》，還有湯顯祖的《牡丹亭》。
清人餘治《得一錄》中記載了一部《翼化堂條約》，是當時戲曲界的一部行約，其中一些條文解釋了為什麼要禁這些戲：
為什麼要禁《西廂記》等戲呢？這些劇，近人每以為不過是才子佳人風流韻事，並非黃色下流。但是裡面充滿了男女調情的情節，其眉來眼去之狀，足以讓未成年觀眾萌動不良想法，毒害他們的心靈，所以當禁：「《西廂記》《玉簪記》《紅樓夢》等戲，近人每以為才子佳人風流韻事，與淫戲有別，不知調情博趣，是何意態；跡其眉來眼去之狀已足使少年人蕩魂失魄，暗動春心，是誨淫之最甚者。」
禁水滸戲的理由則更為充分。《水滸》本是一部宣揚造反有理的「邪書」，宋江等人是以搶劫起家的黑社會組織，而祝家莊等民團則是維護社會秩序的義民，而《水滸》卻判斷顛倒：「《水滸》一書……如祝家莊、蔡家莊等處地方，皆屬團練義民，欲集眾起義剿除盜藪以伸天討者，卒之均為若輩所敗，而觀戲者反籍籍稱宋江等神勇，且並不聞為祝、蔡等莊一聲惋惜，噫，世道至此，綱淪法斁，而當事者皆相視漠然，千百年來無人過問，為可嘆也。」
那麼，為什麼不許演宮廷政治戲呢？這個彎彎繞也需要好好解釋解釋。因為這些戲裡，往往把皇帝演得十分弱智。這些皇帝個個都是荒淫無道，寵愛西宮，聽信讒言，冤殺忠臣。這些戲曲，如果是在宮廷之內演給皇帝看，可以起到給統治者打預防針的正面警示作用。但是給鄉野的泥腿子看，有什麼用呢？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為把皇帝演得這樣無能，只能讓平民百姓蔑視皇朝尊嚴。特別是其中有一些忠臣起兵「戕戮吏、劫監、劫法場」的場面，更容易引發他們以下犯上的衝動。「漢、唐故事中各有稱兵劫君等劇，人主偶信讒言，屈殺臣下，動輒招集草寇，圍困皇城，倒戈內向，必欲逼脅其君，戮其仇怨之人以洩其忿者，此等戲文，以之演於宮闈進獻之地，藉以諷人主，亦無不可，草野間演之，則君威替而亂端從此起矣。又戕官戮吏，如劫監、劫法場諸劇，皆亂民不逞之徒、目無法紀者之所為，乃竟敢堂堂扮演，啟小人藐法之端，開奸侫謀逆之漸，雖觀之者無不人人稱快，而近世奸民肆志，動輒拜盟結黨，恃眾滋事，其原多由於此。」
而一些窮形盡相描寫奸臣如何禍政亂國的戲也不許演。這些戲劇，往往把奸臣們演得太醜太惡太沒底線，讓今人看了，認為我和他一比，還好過他十倍，因而放鬆了自我改造的緊迫感：「奸臣逆子，舊劇中往往形容太過，出於情理之外，世即有奸臣逆子，而觀至此則反以自寬，謂此輩罪惡本來太過，我固不甚好，然比他尚勝過十倍。是雖欲儆世而無可儆之人，又何異自詡奇方而無恰好對症之人，服千百劑亦無效也。」
乾隆朝禁戲的另一個重點是武打、涉案內容。乾隆三年（1738年），福建水師提督王郡在彙報中說，有些地方戲，以武打、兇殺等刺激性場面穿插其間，藉以吸引觀眾。結果造成一些人爭相模仿，「引類呼朋闖入戲館，取樂爭鋒、逞兇打架者不一而足」的「不良後果」，特別是青少年接受能力強而辨別能力差，很容易因此舞刀弄棒，走上邪路，因此請朝廷下令，禁戲以端風俗、寧地方。朝廷同意王郡的意見，認為這些戲劇容易起釁成歹，誘民為惡，壞人心術。而那些熱衷於觀看這些劇的人，想來也不是什麼善良之輩。「若夫兇戲關目，如開腸破肚、肢解流血等事，凡在循謹良懦之流，必回首他顧，不欲卒視，其視之而毫無怖畏、手足舞蹈、躍躍如欲試者，此人非流氓即匪類，否則失教之子弟習於鬥狠，將入下流者也，是兇戲關目之壞人心術如此。」
因此，朝廷下令，禁止搬演此類暴力兇殺內容。《殺子報》中母殺子的血腥，《伐子都》之嘔血，羅通殉難的盤腸大戰，張順跳波的舞刀弄叉，這些血腥場面都被禁止出現在觀眾面前。
3
乾隆皇帝並不是禁戲的第一人，卻是「戲改」工作的首創者。
在審查劇本的工作中，皇帝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老祖宗給我們留傳下來許多膾炙人口的經典好戲。可惜，用乾隆朝嚴格的審查尺度衡量，幾乎部部都有「違礙之處」。如果一律禁演，那盛世舞臺上也就沒有什麼戲好演了。
皇帝認為，對於那些內容基本積極向上的戲，不宜簡單粗暴禁燬，而應該通過區域性修改，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更好地為盛世文藝舞臺服務。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在禁戲的聖諭中第一次提到了這個問題：「至南宋與金朝關涉詞曲，外間劇本，往往有扮演過當，以致失實者。流傳久遠，無識之徒或致轉以劇本為真，殊有關係，亦當一體飭查。此等劇本，大約聚於蘇、揚等處，著傳諭伊齡阿、全德留心查察，有應刪改及抽掣者，務為斟酌妥辦，並將查出原本暨刪改抽掣之篇，一併粘籤解京呈覽。」
意思是說，許多涉及南宋與金朝內容的戲，雖然主旨是為了表彰忠義，但是對金人等少數民族醜化過甚，因此需要加以修改。皇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制定了劇本審查制度，要求各地方官詳細審查收繳到的劇本有無需要改動之處，並彙報到皇帝處，由皇帝親自把關定奪。皇帝組織了一批專家學者，對這些戲曲中的違礙及不當之處一一修改。
戲改工作按三個對頭原則進行：一、思想感情對頭，即對清王朝要懷擁護忠愛之情，對少數民族不得存歧視汙衊之處；二、基本情節對頭，人物身份和關係應有倫次，扮演應使人信服、不可過分誇張；三、時代氣息對頭，不可亂用本朝服色，堅決糾正演員在著裝、語言以及整體風格方面低俗媚俗現象，「務須詳慎抉擇，使群言悉歸雅正」，從唱詞、幫腔、武打龍套、身段扮相、唸白臺詞，到鑼鼓、道具，都在皇帝的親自指導下，進行了反覆推敲修正，去掉了其中「反動」、「低俗」、「荒誕」、「不合理」部分，拔高提純，脫胎換骨。
野史中的一個小故事傳神地表現了皇帝對改造工作的要求和態度。《清稗類鈔》載：「南巡時，昆伶某淨，名重江浙間，以供奉承值。甫開場，命演《訓子》劇，時院本《粉蝶兒》一曲，首句俱作‘那其間天下荒荒’，淨知不可邀宸聽也，乃改唱‘那其間楚漢爭強’，實較原本為勝。高宗大嘉嘆，厚賞之。」
4
除了禁和改外，乾隆朝還創作了許多新的曲目。
皇帝按照「推陳出新」的原則，積極扶持重點創作，大力鼓勵新劇本的出現。
皇帝親自組織了層次極高的戲曲創作班子。這個班子由莊親王親自掛名，由刑部尚書張照擔綱，諸多有文藝才能的朝臣親自投入創作。《嘯亭雜錄》載：「純皇帝以海內昇平命，張文敏制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令皆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他們在皇帝的親自指導下，主撰了一系列「大戲」，比如莊親王親自創作的《鼎峙春秋》（內容是三國故事）、張照創作的《昇平寶筏》（內容是西遊記故事）、御用文人周祥玉創作的《忠義璇圖》（水滸故事）等。劇本的題材，既有歷史故事，又有魔幻傳說，「以忠孝節義為主，次之儒雅之典，奇巧之事，又次之以山海之荒唐，鬼怪之變幻，而要以顯應果報為之本。又凡忠臣義士之遇害捐軀者，須結之以受賜卹，成神仙；亂臣賊子之犯上無道者，須結之以被冥誅，正國法」。
皇帝在劇本的內容、唱腔、演技、曲牌、服裝、臉譜、道具等方面，都提出了極為重要的意見。乾隆朝宮廷戲劇的特點是規模宏大，氣派非凡。多數為十本二百四十出，人物眾多，氣勢恢宏，有的戲要是從頭到尾全部演完，居然需要十天時間，確實是「大戲」。這有詩為證，朝鮮使臣在看完宮廷大戲後寫道：「一旬演出《西遊記》，完了《昇平寶筏》筵。」（《灤陽集》）
戲本的主題當然是弘揚中華民族忠君、孝親等偉大民族傳統。《鼎峙春秋》是三國故事，歸結到三國統一，天下太平，宣傳離久必合，合久必分，隱喻當時統治是中國天命之意。《忠義璇圖》的內容很特別，是水滸戲。水滸戲在民間當然是禁目，但是皇族似乎不怕汙染。不過皇宮內的水滸戲內容當然已經提純發生了質變。這出大戲強調的是接受招安，為國盡忠。
5
如上所述，乾隆朝戲曲工作中的思想控制更為精緻化、隱蔽化，皇帝煞費苦心，進行了許多「創新」。然而乾隆朝的戲曲發展卻呈現出一種怪異的走勢：既繁榮，又荒蕪；既熱鬧，又單調；既豪華排場，又內容空洞。
乾隆年間的宮廷大戲，規模驚人，排場無比。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太后六十大壽，皇帝為了表孝心，給太后組織了一場空前的大堂會：「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梁橋，十餘里中，各有分地，張設燈綵，結撰樓閣……每數十步間一戲臺，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遊者如入蓬萊仙島」。十餘里的路程上，每隔幾十步就有一座戲臺，算來至少上百座，皇家氣派，就是與眾不同。等到乾隆南巡時，各地大吏給他獻忠心，演出場面更是驚人：「御舟將至鎮江，相距還有十餘里時，遙望揚子江岸上，著一大壽桃，碩大無比，顏色嬌嫩，紅翠可愛。待御舟將近，忽煙火大發，光焰四射，蛇掣霞騰，幾眩人目。正在人晃忽間，巨桃忽裂，現一劇臺，上有人數百，正在表演壽山福海摺子戲。此景令人驚異，若在仙境一般。」
皇帝非常善於利用戲曲手段來裝點時代。政府投入巨資，對宮廷戲曲事業進行扶植，修建了中國歷史上最大、最豪華的宮廷大戲院，製造了空前的大型切末。「特聲容之美盛，器服之繁麗，則鈞天廣樂，固非人世所得見。」從戲臺建築到服裝、切末，都呈現了一種特殊的、空前的豪華傾向，凡重大活動，必有大戲助興，充分展示國家的實力和盛世的風光。
乾隆時的一個文臣名叫趙翼者，有幸在避暑山莊看了這次大規模的演出。他回憶說，這次演出規模，完全出乎凡人的想象。戲臺高達三層，寬九間，參加的演員多達數千人。最為特殊的是，演出的舞臺是可活動的，內有高精尖的機械裝置，可以完成多種三維動作，演出效果十分驚人：「戲臺闊九筵，凡三層。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兩廂樓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庭中亦滿焉……至唐玄奘僧雷音寺取經之日，如來上殿，迦葉、羅漢、闢支、聲聞，高下分九層，列坐幾千人，而臺仍綽有餘地。」（《簷曝雜記》）
所謂「自上而下、自下突出」，是指下層舞臺（稱「壽臺」）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是活動的，並安裝了機械，可以升降演員和切末。所謂「兩廂樓亦作化人居」，即指壽臺的後部是雙層臺面，上層叫「仙樓」。仙樓設有木梯多座，向下可到壽臺前部表演區，向上可通中層舞臺（稱「祿臺」）和上層舞臺（稱「福臺」）。演出場面之繁複、規模之宏大，可謂登峰造極，觀者無疑會被演出的氣勢和氣氛所震驚和感染。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個皇帝主持上演過乾隆時代那樣規模驚人的大戲。
皇族的喜歡、推動，鉅額的金錢投入，極大地促進了宮廷戲曲的繁榮，也促進了民間戲曲的發展。乾隆年間，中國戲曲史上發生了許多大事，比如徽班進京，高腔異軍突起，崑曲繁盛一時。終乾隆一朝，崑曲空前繁榮，其他戲劇猶如繁花似錦，乾隆皇帝對我國戲劇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
然而，另一方面，乾隆朝戲曲的另一個特點也十分突出，那就是內容異常貧乏。宮中演出，有著無數忌諱。二百餘出的連臺宮廷大戲，迴避現實矛盾，思想觀念陳腐，藝術千篇一律，有人總結說不過是「虛張太平聲勢，點綴聖朝恩德，偽造天命天意，宣揚道學迷信」。
民間進宮演出，劇本內容受到更嚴重的鉗制。因此，演出主題永遠不過是喜慶、歡樂、祥和、太平；場面永遠是華服豔舞、仙樂飄飄、歡聲笑語、恍若天界；內容永遠是祝皇帝和太后身體健康、國家萬年無疆。雖然太后和皇帝都喜歡看「插科打諢」的丑角戲，但是在嚴格的限制下，這些戲的內容不能諷刺社會，反映現實，只能靠生硬做作的包袱逗笑，缺乏內容和深度。
在皇帝的文藝政策下，乾隆朝戲曲內容呈現兩個特點：第一，戲曲作品內容的道德化，專門以闡揚忠孝節烈之事為職事；第二，戲曲文學樣式的詩文化。戲曲詞句越來越雅，「缺乏激情深意，又大都是脫離舞臺的案頭之作」。除了朝中大臣外，草野百姓也全力在作品中展示願為天子助教化的熱情。乾隆時劇作家夏綸所作《新曲六種》，各題之下就分別表明「褒忠、闡孝、表節、勸義、式好、補恨」等主旨，劇本中大量充斥直白的口號和無味的說教，劇情簡直就是這些觀念的圖解。唐英《古柏堂傳奇》十七種，雖然在當時算突出的成就，其實都沒有觸及深刻的社會問題，很多內容是宣傳忠孝節義和因果報應的思想，但他的劇作語言通俗，情節生動，曲詞不受舊格律的束縛，還算有點可取之處。除此之外，乾隆朝的戲曲創作幾乎一無可觀。
因此，乾隆時代既是一個戲曲空前興盛的時代，又是戲曲衰落的開端。近代戲曲理論家吳梅說：「餘嘗謂乾隆以上有戲無曲，嘉道之際，有曲無戲，鹹同以後實無戲無曲矣。」專制統治者刻意製造的春天，最終無不會演變成嚴酷的冬天。
五由馴身到馴心
1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十八日晚上，乾隆皇帝在保定行宮的燈下開啟了一份奏摺，呈遞者是退休官員、原任大理寺卿（相當於今天最高法院院長）尹嘉銓。
尹嘉銓的字很漂亮，淡墨小楷，精細絕倫。他上這份摺子，是想為他已故的父親、原河南巡撫尹會一「請諡」。
尹嘉銓說，他的父親尹會一是一代理學名臣，品德出眾，孝行感人，皇帝當年曾親自賜了首詩予以褒獎。如今老父已經去世三十年，未蒙朝廷賜予諡號，他做兒子的感到日夜不安。因此請皇帝從那首御製詩裡挑兩個字，作為「諡號」。老父地下有知，一定感激不盡。
厭惡的表情籠罩了皇帝的面龐。這個尹嘉銓他早就領教過。此人是「道學家」，也就是一心一意要做「大聖大賢」的那種人。既然以聖賢為志，自然是不貪財，不過卻非常熱衷虛譽。在做山東布政使時，有一次借覲見皇帝的機會，曾當面向皇帝討賞孔雀花翎，還和皇帝開玩笑說討不到翎子沒臉回家見老婆。乾隆當時就感覺十分不舒服，到底沒賞給他。
沒想到幾十年後，他又來向皇帝討賞了。這回討的是「諡號」。「諡者，行之跡也。」賜諡，就是朝廷對大臣一生做出「官方評價」，乃是國家政治生活中十分重大的事情，通常由禮部主持，內閣議定，皇帝親批。如果大臣後代都像他這樣擅自請諡，成何體統？尹嘉銓的心術乾隆一看即知。他不過是借這個「非常之舉」為自己博「孝子」之名。如果請諡成功，那麼他孝子之名益彰。如果不成，皇帝也不好拿這樣出於孝心的請求來怪罪他。因為傳統政治歷來的口號都是「以孝治天下」。
雖然不治他的罪，但重重敲打他一下是十分必要的。乾隆提起硃筆，在摺子後面批道：
與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不祥的氣氛籠罩在字裡行間。
皇帝把摺子拋到一邊，開啟了下一道。字跡還是那麼淡而有力，不屈不撓，居然又是尹嘉銓的。內容是說，「我朝」出了好幾位名揚天下的理學名臣，比如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他們一言一行都實踐了孔夫子的教導，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因此他建議皇帝讓這些人都「從祀孔廟」，也就是把他們的牌位都供到孔廟裡，陪孔夫子一起吃冷豬肉，以示「光大聖道」之意。在摺子結尾，他還說了這麼一句：「至於臣之父親尹會一，既然曾蒙皇上御製詩章褒嘉其孝行，則已在德行之科，自然亦可從祀，不過此事究非臣所敢請也。」
皇帝的臉一下子變得刷白，薄薄的嘴唇微微發抖。這是他盛怒之極的表情。皇帝拿起硃筆，奮筆疾書：「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每個字都異常迅疾有力。
據說，「天子一怒，伏屍百萬」。雖然沒那麼誇張，也去之不遠。尹嘉銓完全沒有料想到自己這兩個摺子的後果：
朝廷立刻派出要員，將尹嘉銓鎖拿入京。皇帝批發六百里加急急件，命北京和山東兩處官員，抄了尹氏在北京和山東博野兩處的家。
2
和雍正皇帝一樣，乾隆也十分喜歡抄大臣的家。乾隆抄家與雍正抄家有一條不同，那就是格外注意「違礙文字」。乾隆對臣下的日記、書信、私人筆記特別感興趣，每次抄家都會嚴命抄家官員細心搜檢，看其中有沒有「悖逆之詞」。這次抄尹嘉銓的家時，皇帝特別指示，尹氏之「喪心病狂，實出尋常意料之外」，所以「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因此「如有枉妄字跡詩冊及書信等件，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因此，三月二十日天還沒亮，前天夜裡接到六百里加急上諭的大學士英廉就親自帶領大批兵丁，來到尹嘉銓在北京的住所，掘地三尺，細細蒐羅。
不出皇帝意料，收穫果然頗豐。作為一個「理學大家」，尹嘉銓不但藏書豐富，而且著作頗多。從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英廉共找到書籍310套，散書1539本，未裝訂的書籍一櫃，書板1200塊，以及書信一包共113封。乾隆組織一批翰林學士，組成「審讀小組」，幫助他逐字審查。
在乾隆朝，只要想打倒一個人，最穩妥的辦法就是審查他的文字。作為庸凡之人，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每一句話都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如有偏離「準星」之處，那麼對不起，你就有可能犯罪了。經過細緻篩選，乾隆在尹嘉銓所有文字中發現了數十處「悖逆」之處。
在後來公佈的罪狀中，皇帝說，最錯誤的一處，是這樣一句：「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於上？」
尹嘉銓認為，因為打擊朋黨而禁止士人拜師收徒是錯誤的。儒家性理之學十分精微，其中最微妙的部分，只能通過拜師授徒方式傳授。如果把大儒講學授徒一律定為「朋黨」，把官場上門生與座師的關係也視為「朋黨」，勢必削弱「父師之教」，造成聖人之學的衰微，反而不利於皇權獨尊。
乾隆認為，這句話是公開與雍正帝唱反調。
打擊「朋黨」是清代政治的主線之一。宋代以降，大臣們結成朋黨的重要途徑就是通過「師生關係」。由於科舉時代錄取率極低，考中者對於閱卷錄取自己的主考官無不感激涕零，視為伯樂知音，一旦錄取，就投拜這個主考官門下，成為他的門生。主考官往往通過這種方式結納羽翼，門生也希望通過攀附座師而在官場迅速升遷，因此極易在朝廷形成一個個山頭，黨同伐異，造成朋黨之禍。宋朝和明朝，敗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此。因此，雍正和乾隆使盡了種種手段，打擊大臣們的「科甲」積習，也就是科舉出身的官員們以師生關係結黨的習慣。雍正皇帝曾御製《朋黨論》，反對大臣們拜老師收門生。
乾隆說：
朋黨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朋黨論》，為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諭，乃尹嘉銓竟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安能獨尊於上」之話……不知是何肺腸？
尹嘉銓的第二大錯誤，是著了一本書，叫《名臣言行錄》。書中記錄了清初以來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乃至本朝的鄂爾泰、張廷玉的嘉言懿行。乾隆將此書定為大逆之作，認為它會助長人們的朋黨思維。因為只有朝廷才有品評大臣的權利，臣民無權把誰定為「名臣」，又把誰定為「非名臣」。如果個人可以樹立品評標準，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孫的意見紛爭。被列入名臣錄的，其子孫門生自然會感激攀附，與其人結好。沒有被列入的，其後代和同黨必然起而攻之。這就很容易造成朝廷及士林的分裂。皇帝說：「乃尹嘉銓竟敢標列本朝名臣言行錄，妄為臚列，謬致品評，若不明闢其拌，將來流而為標榜，甚而為門戶，為朋黨，豈不為國家之害，清流之禍乎？」這種做法，和尹氏在奏摺中建議把一些理學名臣入祀孔廟一樣，斷非人臣所應為。
3
雖然前期打擊朋黨的成績卓著，乾隆卻從來沒有掉以輕心。他深知這一政治頑疾雖然匿跡於一時，卻絕不會就此壽終正寢。政治高壓稍一放鬆，它就會死灰復燃。對朋黨的警惕，無時無刻不存於皇帝心中。尹嘉銓自投羅網，一下子啟用了皇帝心中的過度防禦機制。
尹嘉銓的出現，讓日夜不停搜尋自己統治漏洞的乾隆又發現了專制政治的一個薄弱環節：民間講學之風。
在中國歷史上，民間講學現象非常普遍。孔子收徒三千，就首開民間講學之先河，也正式創立了儒家學派。到了宋代，書院大量出現，名儒大家各自以書院為據點，傳授自己體悟到的聖人心法，講學之風空前繁盛，理學由此興起併成為儒學的主流。及至明朝，講學之風達於極盛。大儒王陽明極重講學，認為這是開啟智慧、傳播學術的最佳方式，故一生講學不休，甚至軍旅之中也日夜不輟。王陽明的後學們光大乃師之風，或依託於書院，或約期于山水，甚至廟堂林野，寺觀名勝，招朋引眾，講學辯論，宗風所及，幾乎無處不講學，無人不講學。
民間講學具有高度的自發性和強大的生命力。它的目的是探討發展學術真諦，陶鑄學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學那樣以科舉入仕為唯一目標。民間講學一秉學術自由的原則，尤其重視辯駁爭論對學術發展的推動作用。各書院之間經常舉行大規模的辯論會，各派學者雲集薈萃，彼此攻伐，極大地促進了儒學學理的深入發展。日常師生之間，也注重質疑問難，宋代之後所流行的各家語錄，一般就是書院師徒間的問答紀錄。
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講學之風卻戛然而止。蕭一山說：「清人以異族入主，時不免存疑忌之心，對於智識階級為尤甚。聚眾講學，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所以，順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頒佈命令，嚴禁士子會盟結社。各地民間私人書院也被政府轉變為官辦，原來自由學術研究的場所淪為科舉考試的預備機關，講學內容與規模受到嚴格限制。自由講學之風由是漸息，清代之學術，「乃漸由學術團體，一變而為私人研究」。
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講學之習在乾隆朝又有所抬頭。特別是尹嘉銓這樣以道學自命的「道學家」，更認為自己獲得了聖人的「獨傳心法」，不傳授給他人實在是一種損失。因此，私下裡仍然大肆收徒聚眾，退休之後，更是奔走於各書院之間，宣揚自己的獨特見解。乾隆認為，這是「盛世」的一大威脅。
清初統治者反對講學，主要是怕漢人藉此進行陰謀集會。及至乾隆時期，這種威脅幾乎已經不存在了。乾隆認為，講學的最大威脅在於容易滋生朋黨傾向。對於提倡綱常名教的道學本身，乾隆是堅定支援的。但是對於大小臣工學程、朱、陸、王諸大儒的樣子，要求學術自由，百花齊放，自由辯論，他則絕不允許。正如魯迅所說，「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蓋黨內有黨，派內有派，是宗教和學術的共同規律。儒學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儒學思想的生長點也是多源的，許多儒學大家往往把自己視為儒家正統，而把他人視為異端或非正統。自由講學、自由辯論很容易導致一些不同學術派別的爭執甚至衝突，而科舉出身的朝中官員無不是儒學信徒，學術上的分門別類極容易引發政治上的矛盾鬥爭。比如宋代朱熹與陸象山就曾經勢如水火，彼此辯論不休，在朝大臣也捲入其中，分成派別門戶，門戶之爭又發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發了朋黨之爭，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如此，「小則紊亂朝政，大則顛覆宗社」。
所以，乾隆在斥責尹氏的聖旨中說：「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為鑑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為是，顛倒是非，顯悖聖制。」
乾隆朝的專制政治發展到了極致，它打破一切民間自發組織的可能，把一切社會能量納入政治控制之下。讀書人因講學而聚會，因聚會而議論，正是一種人主無法完全駕馭的力量，是必須禁止的。他訓誡大小臣工、讀書士子，對道學只要埋頭潛修、躬行實踐就行了，不可以道統所在自居，大講其仁義道德。尹嘉銓自己講學還罷了，又不知深淺地奏請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學名臣，企圖重新挑起「正統」之爭，煽動講學之風，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興起這場大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擊有所抬頭的民間自由講學之風，把一切不利於專制統治的民間力量消滅於萌芽之中。
4
掌握了尹嘉銓的「罪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欽命以大學士三寶為首組成專案組，對尹嘉銓進行審訊。
審訊進行得極有特點。在皇帝的授意下，審案大臣並不拷問尹嘉銓的「大逆」實跡。他們知道，這個「道學家」、書呆子，一輩子只知道讀書做文，想成為大聖大賢，「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麼實質性的「反動問題」。他們審問的重點，是尹氏的家庭隱私。
會審尹嘉銓時，審案大臣絲毫不顧這位前「三品大員」的面子，為了「洩公憤而快人心」，將其「嚴加夾訊，多受刑法」，以拷問「其究屬何心」。在夾棍之下，這位聖人之徒沒有挺住，採取了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請看以下幾段審訊紀錄：
當年尹氏當面討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承審官首先追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誇耀。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裡，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自打嘴巴，承認自己「怕老婆」、「假道學」，承審官並不滿足，又追問起他要娶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處女為妾未果的事。
承審官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既立志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她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正經人乾的麼？
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她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並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她，實在我並沒有見過她的面。但她年過五十，我還將要她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已經承認自己廉恥喪盡，承審官卻還有更尖刻的問題。
承審官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麼？
據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藉此要得不妒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鑑。
承審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沒有皇帝的授意，他們是不敢把審理「國家要犯」的嚴肅之地變成嬉笑怒罵的娛樂場所的。
那麼，乾隆皇帝為什麼對「道學家」尹嘉銓如此刻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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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三朝政治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反對「假道學」。三代皇帝表面上對「道學」尊崇備至，但用人行政中，卻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對於那些以繼承孔孟「道統」為職志，成天致力於「為賢作聖」的書呆子其實不屑一顧。
應該說，「道學」確實有真假之分。「道學」一名流行之後，「假道學」這三個字就應運而生，如影隨形。儒家理想主義所懸標準過高，為庸常人性所難堪，而學做聖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標，因此有的人不免虛偽迂闊，最下者甚至流於欺世盜名，為世人所詬病。有些道學家，不注意力行實踐，而致力於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聖人」模樣，峨冠，闊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飯，菜羹，在家靜坐不語，出門則平步闊視，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學」先生。還有的道學家，表面上滿口天理流行，行動中卻處處人慾為先。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這種人的作風有精彩的描寫：「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餘人。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忽微風颯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札也。」
假道學的特點就是言行不一，沒有修到大聖境界，卻妄圖進入歷史。尹嘉銓為人行事，就頗多假道學的嫌疑。他的倒霉，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並不止於打擊假道學這麼簡單。在打擊假道學的背後，隱藏著的是清代帝王對「真道學」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說，「道學」或者說「理學」，要求人們踐行聖人的教導，做正人君子，忠君孝親，對專制統治是有利的，歷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專制主義的歷史發展到清代，就連這種「道學」本身，也成了專制制度擴張的妨礙。
原因很簡單。理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家學說為士人們設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祿，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為頂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學都對人的自由意志極為推崇。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則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學要求其信徒能在權力面前挺起腰桿，而不做隨聲附和的應聲蟲。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在世俗層面，儒學信徒對皇帝和權力秩序服從盡禮；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希望自己能夠通過道德砥煉，成為達到人類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遠遠超越帝王和其他權力者。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嚴光，曾出山幫助劉秀取得天下，劉秀登基後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隱居富春山耕釣自娛。及至唐代，雖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盡入他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師夢，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逃離權力的控制。
但是，君權像惡性腫瘤一樣，是世界上最具擴張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許任何獨立的事物存在。專制權力的獨佔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衝破一切限制，掙脫所有束縛，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最後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專制達到極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權的障礙。
清代的建立，與以前諸朝不同。在入關以前，滿族社會中帶有大量的奴隸制因素。雍正皇帝說：「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僕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說：「主僕之分，滿洲尤嚴。」「我朝君臣之分極嚴，尤非前朝可比。」傳統儒家君臣關係是完整的互動關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雙方各有各的尊嚴底線。然而入關之後的清代皇帝卻以滿洲「主奴名分」偷換了，或者說改造了數千年以來的君臣關係，使之變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關係。他們要求，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他的心靈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需求，特別是個人尊嚴。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大臣要無時無刻不與皇帝統一思想，不許有自己的獨立意志。他在《朋黨論》中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麼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那麼一切是與非的標準都必須唯我是從。」「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劃一，則不敢結黨矣。」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從雍正開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設法挫辱、打擊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頭的大臣。在乾隆以文字獄打擊「假道學」尹嘉銓之前，雍正就以冤獄打擊過「真道學」楊名時。
楊名時，號凝齋，江陰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進士，從大儒李光地受經學，造詣益深。歷任直隸巡道、貴州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年）擢兵部尚書，總督雲貴。
楊名時性格強毅端方，是一個有根底的理學家。程朱理學給了他牢固的價值基礎，使他在居官過程中，清正廉潔，一心為公。他提督順天學政時，廢寢忘食，「雖流金之暑，見其閱卷，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臥，群笑其自取苦也」；做直隸巡道，細大必親，無留獄，無隱情，鄉民頌為「包公在世」。（《碑傳集·楊凝齋先生名時傳》）他以誠為本，對宇宙、社會和人生做了嚴肅的哲學思考，著作頗多。按理說，這樣的臣子，應該深受皇帝歡迎才對。然而事實卻相反，由於他對很多事有自己的見解，不能事事與皇帝劃一，屢屢招致皇帝反感。
雍正皇帝說楊名時「性喜沽名釣譽」，不能做完全馴服的奴才，就是因為有所「自恃」，所恃是什麼，就是自己的理學人格。「自以為記載數篇腐文，唸誦幾句史冊」，就敢和皇帝辯論。雍正斥責他「只圖沽一己之虛名，而不知綱常之大義，其心實願父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為桀紂，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顧，豈尚計及於吏治民生乎？夫以盜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則為逆子，在國則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
為了打擊楊名時的「道學氣」，雍正刻意製造大案，借楊名時的政敵舉報楊貪汙受賄之機，將楊逮捕。以楊名時「得過鹽規銀、稅規銀和平餘銀約計八萬兩」及收受了下屬範溥的幾樣禮品為罪名，定為貪汙罪。其實，收受陋規一事，律無明文，事在定養廉銀之前，其時各省皆然，這項陋規收入，也大部分是補貼了公眾支出。而收受下屬幾樣禮，也是當時官場的常事，以此定罪，顯然是故意周納。
把楊名時打為貪汙犯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雍正是想通過辦案，搞臭楊名時的名聲，把他從「真道學」打成「假道學」，以殺一儆百，打擊大臣們的「自為之心」。所以他秘密授意審案官，在審問時，對楊名時極盡挖苦打擊之能事，力求使楊名時出「洋相」。
雍正認為，一殺掉楊名時，有可能使楊名時成為「比干」，遂了他「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心願。所以對付楊名時此等「種類」，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譽」，不擇手段地噁心他、作踐他，讓他「假道學，真光棍」的「醜惡面目」大暴露，讓周圍的人都以為他確實虛偽可鄙，也讓他本人都自慚形穢，精神頹喪。承審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僅讓當堂觀審的「聞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而且整得楊名時啞口無言，低頭認罪。
乾隆之審問尹嘉銓，其靈感完全來自此案。乃父乃子，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6
雍正對待大臣之嚴酷苛刻，本已經登峰造極。乾隆又青出於藍，後來居上。為了保證大權獨攬，乾隆皇帝上任之後一再拉大君臣距離，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於下的政治局面，以確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暢通無阻。乾隆朝大臣的地位，比雍正朝，又有大幅降低。
歷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現。比如雍正就屢屢稱他的臣子李衛、田文鏡、隆科多等為「國家偉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聖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卻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乾隆認為，臣權的上升就必然意味著君權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現在國家出現危機，君主大權不獨攬之際。許多名臣做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扶國家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但同時，名臣的出現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君主的無能和朝綱的混亂。對張居正這位明代的名臣，史評大抵功大於過，他卻大不以為然，說：「大臣強辭立威，逆行罔忌，實為弁國紀。神宗竟爾任其施為，雖童昏不應若是。」
為了消除尹嘉銓所做《名臣言行錄》的影響，乾隆特下長詔斥責尹嘉銓的「名臣論」。他說，「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為的皇帝統治下，不應該有為患作亂的奸臣，同時，也不應該有彪炳史冊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陰鷙，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來一塊冰，熱起來一團火。嚴肅起來，誰也不敢喘氣；高興起來，有時又沒大沒小。他在李衛的奏摺上批過這樣的話：「好事好事！此等事覽而不嘉悅者除非呆皇帝也！」給年羹堯的硃批有這樣的話：「從來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他對大臣固然以苛刻聞名，但對某些投脾氣的人也有熱情如火、視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對鄂爾泰和張廷玉。
但乾隆卻極重君臣之別，總是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從來沒有與大臣們建立起什麼私交。也許晚年的和珅算是唯一的例外。
對於大臣的「好名」之習，乾隆和父親一樣向來痛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訓斥陝西巡撫陳宏謀：「嗣後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飾，仍蹈沽名釣譽之惡習，必不能逃朕洞鑑，恩再邀寬典也。」
在打擊限制大臣「好名之習」方面，乾隆不但學習了父親製造冤獄的辦法，還有所創新。
傳統社會有一個不成文的政治習慣，就是那些政績卓著的地方官離任後，當地官民往往會通過送萬民傘、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紀念。然而乾隆皇帝卻通令各省，將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撲毀」，並嚴禁為官員建造生祠。在他的嚴令下，全國各地紛紛將康、雍以來所建祠堂、石碑摧毀，僅雲南、山西兩省，就近六百座。乾隆認為應該由皇帝壟斷所有的偉大、光榮、正確，不給其他人留一點榮譽空間。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著的大寫的人，而僅僅是工具和奴才。
7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銓案審結。在「妄比大賢，託名講學，謬多著述，以圖欺世盜名，又復妄列名臣，顛倒是非，隱啟朋黨之漸」的罪名之外，乾隆還審得尹嘉銓犯有許多其他不可饒恕的「大罪」：
尹嘉銓在書中寫有「為帝者師」四個字。乾隆嘲笑他學習淺陋，讓大臣們評論，他「能為朕師傅否」？
尹嘉銓自號「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壽，自稱「古稀天子」，又寫了《古稀說》頒示天下，把「古稀」壟斷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號，被認為是「僭妄」。
乾隆十分欣賞明太祖廢除相權之舉，認為這一劃時代的創舉，大大提高了君權的穩定性，實在是造福百世萬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們把清代的大學士習慣性地稱為相國。尹嘉銓在自己的著作中屢稱大學士為「相國」，乾隆批評說，宰相之名久已廢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權柄不移。在朝大學士，作用不過是承旨記錄，有哪件事曾藉助大學士的襄贊？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學士、九卿等在反覆審訊後，奏請將尹照大逆律凌遲處死，親屬照律緣坐，也就是說，16歲以上的子孫都要殺頭，家中的女人們以及16歲以下的子孫要發配為奴。不過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凌遲，改為絞立決，親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
同時命各省查繳銷燬尹著述或編輯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鏟削磨毀。對此，魯迅說：「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燬’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毀’者有書籍六種，都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燬’之列的。」這項工作牽涉各省，一直進行了半年之久。
8
不論尹嘉銓是「真道學」還是「假道學」，本來都不幹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其他時代，他會安享天年，壽終正寢。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極力擴張君權，雖一時收到穩定之效，卻造成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那就是清代後期士大夫道德與精神的迅速墮落。
儒學既有強調等級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標社會正義的一面。社會正義是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歷代以來，士人都以守護社會良心為己任，能夠在傳統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卻以虎視之態，粗暴剝奪了儒學賦予讀書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護良心之責，只給他們為稻粱謀這一個生存任務。從那時候起，士人群體便被抽空了靈魂，無法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本來，進入清朝之後，士節士氣較之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已經大為降低，乾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更為鬆弛。乾隆朝的大臣，雖然不乏能臣，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才華而無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汙，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
乾隆之後的中國，一蹶不振，人心淪喪，在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說與乾隆打斷了官員和士人的脊骨表裡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