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專制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麼操作秘訣就是控制與壓迫。皇帝控制著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系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一尹壯圖的奏摺
1
文字獄的消失和它的興起一樣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國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體陷入了亢奮乃至瘋狂狀態。他們放下日常工作，晝夜不息地審查著帝國內所有的漢字，而皇帝卻在這個時候不動聲色地轉向了。
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萬青被人舉報。舉報者稱他家祠堂所懸的匾額對聯有嚴重問題。其匾額曰「豆登常新」。其對聯是「吾祖吾宗，貽厥孫謀；若裔若子，增其式廓」，這類氣勢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來才合適，平民百姓怎麼可以妄用？
指控當然十分可笑。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卻絕不會令人意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後，類似的荒唐冤獄數不勝數。地方官不敢怠慢，將此案列為大案火速上報，等待著皇帝對他們辦事勤敏的嘉獎。
沒想到，等來的卻是一頓劈頭蓋臉的訓斥。皇帝說，閉著眼睛都能看出這是一起誣告案件：「此等扁對雜湊字句，謂之文理不通則可，指為語句違礙則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節，看來竟屬險詐誣罔，斷不可因此拖累無辜，致長刁風！」
既然皇帝不為已甚，地方官當然也就樂得不再傷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後（1783年），文字獄稀稀落落，顯著減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餘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撫大員鄭重重申，文字獄不可擴大化：「外間著有詩文，果有如錢謙益、呂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孫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應搜查嚴辦；若並非有心違悖，不過字句微疵，朕從不肯有意吹求。」這道諭旨之後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獄的絕響。腥風血雨終於停息，讀書人提了幾十年的心終於放了下來，全國上下都長長地出了一口氣。（《清代文字獄檔》）
皇帝為什麼停下了殺戮之手？
因為文字獄運動已經成功地達到了目的。
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獄的目的是以超級恐怖為手段，消滅一切可能危及統治的思想萌芽。三十餘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裡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裡的全面清潔。一切有膽量、有頭腦、有野心和他較量的人，都已經從肉體上消失；一切稍涉異端的書籍字紙，都已經被燒光；連綿不斷的慘痛絕倫的大案，已經嚇破所有活下來的人的膽。
一張一弛，寬嚴相濟，是乾隆的一貫統治原則。嚴了三十年，終於可以寬一寬了。不但高壓鍋內臣民們的神經已經緊張到了崩潰的邊緣，就連他這個給高壓鍋加火的人，也實在太疲倦了。
更何況，文字獄運動的勝利結束，就如同一幢超級雄偉壯麗的建築封了頂，標誌著乾隆盛世構想的全面完成。物質的盛世很容易曇花一現，只有掃滅了一切精神敵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恆。而文字獄運動的成功標誌著乾隆物質精神的雙重勝利：物質上，他已經把傳統社會的物質生產潛力發揮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創造了消滅一切異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貞觀、開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頂峰，他的子孫後代將要繼承的會是一個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歲的皇帝御製了一篇《古稀說》，對全國的形勢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論矣，三代以下，為天子而壽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見之近作矣。至乎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雖非大當，可謂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彷彿者。即所謂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為創業之君，禮樂政刑有未遑焉。其餘四帝，予所不足為法，而其時其政，亦豈有若今日哉，是誠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賜乎。
意思是說，中國開闢以來，夏商周三代年代古遠，事不可稽，暫且不論。就拿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後來說，兩千年間，活到了七十歲的皇帝不過才六人。然而這六個人中，漢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終，唐明皇倉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偉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稱得上真偉人，不過他們當開國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之盛大。大清王朝，政權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領土達史上最廣，周圍國家普遍賓服，民眾安居樂業。社會雖然沒有達到大同，但是已經進入小康。而且歷代專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強大的地方分裂勢力、敵國外患、權臣、外戚、後宮、太監、奸臣和小人等，都已經消滅。國家之安，前所未有。這種富庶和平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誠可謂「古來稀」了。自己確實是古往今來最有福氣的大皇帝。
七十歲的乾隆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從七十歲到八十歲這十年間，老皇帝仍然是那麼精神矍鑠，仍然是那麼勤政不懈，不過他沒有再興起大的政治運動，而是事事以安定團結為重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五十五年（1790年）的十年間，大清王朝所發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的皇帝七十大壽，乾隆五十年的七十五歲大壽，以及五十五年的八十大壽。
2
清代皇室對過生日特別重視。乾隆的重孫媳慈禧把這個傳統發揮到了極致，戰爭可以不管，生日不能不過。乾隆對生日的在乎雖然沒有這麼誇張，但皇帝的整生日卻仍然是帝國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之一。雖然生日只有一天，但是八十大壽的慶典實際上連綿不斷進行了三個月。全國各地都舉行了盛大熱烈、花樣百出的慶祝活動。
不料，就在各種慶祝活動都消歇了之後，內閣學士尹壯圖上了一道摺子，破壞了皇帝的好心情。
這道摺子說，目前實行的「議罪銀製度」弊端甚大，應該廢止。
所謂「議罪銀製度」，是乾隆朝的一項政治發明。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順手，卻不慎犯了過錯，皇帝以為人才難得，不願換人，便罰些銀子了事。尹壯圖卻說，這個制度問題極大。因為它實際上助長了官員們違法亂紀之風，縱容了貪汙腐敗的蔓延。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現的鉅額財政虧空，也就是財政赤字，就與議罪銀製度的實行有關。他說：「總督巡撫們自蹈愆尤之罪，皇上聖恩，不行立即罷斥，而令其罰銀若干萬充公，亦有督撫自請認罰若干萬者。」這樣做的結果，素來貪汙之人更可以膽大妄為，盜用公款，反正日後查出來，罰點銀子賠上就完了。而清廉之員因為財政緊張，難保任內不出現虧空，因此不得不曲意結好屬下，以求身後出現虧空時得到他們的幫助。「在桀驁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屬員之做助。日後遇有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為庇護。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
尹壯圖請求皇帝「永停此例」。
皇帝的第一反應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氣，不要存拒諫之成見，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樣，見了批評就暴跳如雷。為了表明這個姿態，在尹氏摺子的第一段後，他提筆批道「不為無見」，也就是說，挺有見地。
皇帝很清楚議罪銀製度確實易生弊端。特別是和珅當政後，將議罪銀製度化了，大臣們所犯只要不是重罪，大抵可以在交納罰銀後，從輕發落。這其中難保沒有一個兩個原本應該重處的漏網之魚。
不過皇帝自有其苦衷。和珅將議罪銀製度化，是為了給皇帝弄些零花錢。數量巨大的罰銀由此滾滾流入皇帝的小金庫，用於皇帝的額外開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時的賞賜。如果沒有這筆銀子，皇帝的手頭馬上會困窘起來。更何況，一項制度的好壞，關鍵是看執行得怎麼樣。皇帝認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夠把這個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筆鋒一轉，他又說，人才難得，「朕以督撫一時不能得人，棄瑕錄用，酌示薄懲」。事出有因，人我兩便，似乎並無大的不妥。
在自我辯解完之後，皇帝又提出一個問題。皇帝說，凡言一事，要有據才能有理。尹氏所言「各省督撫借罰銀為名，派累屬員，至倉庫多有虧缺」，這是尹氏的主觀臆測呢，還是有實在證據？皇帝認為，大清正當全盛之日，怎麼會出現「倉庫多有虧缺」的敗政？「壯圖即為此奏，自必確有見聞，令指實覆奏。」
也就是說，請尹壯圖為自己的建言提供一兩條事實證據。
皇帝熟知官員們往往既圖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議論讀起來慷慨激昂義憤填膺，細究起來，卻不牽連具體的人和事。對這種「巧偽之習」，皇帝一直十分討厭。如果你尹壯圖果然有理有據，那麼對不起，請你別怕得罪人，交代出一兩個來。
讓無職無權的京官去抓地方官們的犯罪實據，是多麼不現實。如果是稍微乖巧點的官員，揣測皇帝批覆之口風，自然能領會到皇帝的不悅。皇帝的拒諫之心已顯露在字裡行間，最聰明的應對無過於及時轉舵，回覆說自己並無證據，建議也確實荒唐，經聖主教育已經恍然大悟，等等。雖然丟了面子，卻可以安全保身。
然而尹壯圖卻與眾不同。他在復奏中說，自己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事出有因。三年前，他老父去世，他丁憂回了老家雲南，今年守孝期滿，又從雲南回京任職，這一往一返數千裡，穿越了大半個中國。這次旅行使他發現，如今的大清王朝，已經快腐爛透了：他一路上接觸到的人，無不在訴說當地官員如何貪汙腐敗；一路上所見的民生，遠不如他想象的那麼富庶繁榮，而是貧民遍地，財政匱乏，幾乎各省都有財政虧空。「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疆臣中惟李世傑、書麟獨善其身」。
尹壯圖說，如今天下普通百姓對大清政局無不痛心疾首。「臣經過直隸、山東、河南、湖廣、江浙、廣西、貴州、雲南等省，但見商民半皆蹙額興嘆，而各省風氣大抵皆然。」那些官員們貪汙腐敗的花樣，幾乎聞所未聞，想都想不出來。不過作為一個丁憂官員，他沒有時間，也沒有權力和職責一一調查取證。「若問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屬員昏夜授受時，外人豈能得見？臣自難於一一指實。」
最後，尹壯圖說，如果皇帝不相信他的話，那麼請皇帝「簡派滿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虧空」，派一個信得過的滿洲大臣，和他一起去各地密查，一定可以迅速取得證據。
3
尹氏的頭一道奏摺只是讓皇帝略有不悅，這道復奏卻讓皇帝深受刺激。皇帝讀到「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商民半皆蹙額興嘆，而各省風氣大抵皆然」一段，手劇烈地抖起來，臉也漲得通紅。旁邊伺候的老太監看情形不對，連忙上前遞過一杯茶。老皇帝喝了幾口，閉目片刻，才慢慢平靜下來，提筆顫抖著在一旁批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
也就是說，竟然好像在我領導下的當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然後把筆擲到一旁，靠在椅子背上，大口大口地喘氣。
也不怪皇帝如此怒火中燒。
皇帝萬萬沒有想到，在大清處於他千辛萬苦打拼來的盛世之際，居然有人進行如此顛倒黑白、匪夷所思的攻擊。如果說當今天下一兩個省有虧空，一兩名官員存在腐敗行為，這本在意料之中。天下沒有完美的事物，再輝煌的盛世，也會有陰暗面，不過這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支流和主流，現象和本質的關係。但尹壯圖幾乎將全國各省的總督、巡撫一網打盡，說所有的封疆大吏都「聲名狼藉」，說所有地方都「吏治廢弛」。這豈不是用一個指頭取代了九個指頭，將大清政局描繪得一團漆黑不見光亮嗎？
更讓皇帝無法忍受的是，尹壯圖說全國商民皆「蹙額興嘆」，這豈不是說人民對他的統治強烈不滿？豈不是說他的統治應該推翻？
對於這個尹壯圖，皇帝的印象原本是不錯的。此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實人，雖然才幹不算特別優長，但勤勤懇懇，從不取巧。因為為人不夠圓滑，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高中進士後，始終在禮部主事、郎中、御史、學士這些閒職上晃來晃去，一直解決不了級別問題。還是皇帝開恩，幾年前特意把他提拔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讓他享受「副部級」待遇，於他可謂恩深誼厚。按理說，這個人對皇帝、對大清，只會感激涕零，不應該有任何敵意。何以在這個時候，對大清政局進行如此荒唐而猛烈的攻擊？皇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情緒激動的皇帝當天就下達了長篇諭旨，公開了他和尹壯圖的來往文字。
皇帝說他絕不相信尹壯圖的話，因為自己「自御極以來，迄今已五十五年」，「自謂勤政愛民，可告無愧於天下，而天下萬民亦斷無泯良怨朕者」。「若如尹壯圖所奏，則大小臣工等皆系虛詞貢諛，面為欺罔，而朕五十餘年以來，竟系被人矇蔽，於外間一切情形，全無覺察，終於不知者。」
皇帝嚴厲質問尹壯圖，你的這個看法「聞自何人？見於何處？」必須「指實覆奏」！
皇帝決定，如尹壯圖所請，命令戶部侍郎慶成，帶著尹壯圖前往直隸、山西、山東、江蘇等省，盤查倉庫。皇帝要公開和尹氏打一個賭，那就是大清的官員隊伍到底基本上是好的，還是基本上是壞的；大清天下的倉庫基本上是滿的，還是到處都是虧空。如果果然像尹氏所說，那麼我就承認我這五十年都白乾了，所有的大臣都是在欺騙、敷衍我。如果尹氏所說不實，皇帝隱藏殺機地說，他也必然「自蹈欺罔之咎也」！
沉寂已久的大清政壇精神了起來，人們都睜大眼睛看看皇帝和尹氏的這個賭怎麼打下去。
4
皇帝和大臣公開打賭，並不是人老糊塗，自降身份，而實在是因為尹氏所言涉及瞭如何看待大清帝國政治形勢，如何評價皇帝五十五年的統治成績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對於共同生活的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時代，乾隆與尹壯圖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那麼，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尹壯圖並沒有說謊。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大清王朝確實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斷那樣，處於盛世頂峰。乾隆中前期，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系效率極高。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時的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不復當年模樣。
讓我們先看一下當時經常出入中國的朝鮮使臣的見聞。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國進貢的朝鮮使臣回國後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朝鮮李朝實錄》）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朝鮮李朝實錄》）
朝鮮人對中國的瞭解也許僅止於皮相，但中國官員表達得比朝鮮人還要激切。乾隆崩逝後，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所言最為痛烈：「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學誠批評更為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加蠶食，漸至鯨吞……貪墨大吏胸臆習為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簞饋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蒐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敗的普遍程度時說，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汙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場中混得並不好。「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於七八人之所為不止。」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基本爛到了底的官僚體系。
事實上，尹壯圖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愛國之心。居京為官的二十年間，他一直聽信官方的宣傳，認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處於歷史最好的時期，如皇帝在詔書中反覆講的那樣：「雖非大當，可謂小康」，「紀綱整肅……吏治肅清」，「萬民歡悅，四海昇平」。雖然京城官場上偶有些灰色現象，比如和珅招權納賄的傳聞不時鑽入耳中，他也認為這不過是區域性現象，無關宏旨。然而，丁憂往返一路的見聞粉碎了他頭腦中的盛世幻象。他原本以為恩澤普及，天下當人人稱頌朝廷。不料無論是與鄉紳故舊在酒桌上閒聊，還是與販夫走卒們在路上交談，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咒罵官場，嘆息時事。更為嚴重的是他發現地方財政大多處於虧損執行狀態之中，倉庫虧空現象遍地都是。各級政府上報給皇帝的倉庫存糧存銀數量，十有八九是虛報。一旦發生全國性的突發事件，後果不堪設想。
在第一道奏摺中，尹壯圖並沒有談及他的這些具體感受。一是因為都是風聞，沒有實據。二是他也意識到這些風聞交織出的圖景實在過於黑暗，與政府平日描繪反差太大，公佈出來會造成不良影響。他是一個忠樸之人，認為羅列現象，發發怨氣，並不能有補，只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務。所以他的奏摺只提及議罪銀製度，而未及其他。只是被皇帝緊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盤托出。這樣也好，他希望自己揭開這個黑暗的蓋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動和猛醒，力挽狂瀾於既倒。
那麼，何以在短短十多年裡，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現瞭如此翻天覆地之變化？
二大規模動盪的前奏
1
第一個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雖然貴為天子，可以決定天下一切人的生死，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卻一分鐘也不能推遲晚年的來臨。
在中國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說是身體最好的一個。他生來身體強壯，精力充沛，這主要是得自母親的優良遺傳。乾隆八年（1743年）東巡之時，他途中打獵，用弓達九力之多（弓的型號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為硬弓）。年逾六旬以後，「雖弓力漸減而不下三四力」。他一生雖然始終處於操勞之中，卻從未得過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稱健康。
然而，遺傳基因再好，也無法抵抗衰老。雖然一再自稱「精神純固」，事實上，中年之後，他的身體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種種老化的徵兆。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一首詩裡，皇帝自注道，從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45歲以後，他的左耳聽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1775年），65歲以後，左眼視力也明顯下降。（「左耳重聽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者，作《戲語》。」）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後，他身體衰退之象就更加明顯。
蒙田說：「老年有這麼多缺陷和愚蠢，又這麼容易受人恥笑。一個老人能夠得到的最好收穫不過是家人的仁慈和愛，統領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雖然沒有人敢於恥笑皇帝，乾隆自己卻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可笑。年過七十之後，「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還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皇帝早膳已供，而不過霎時，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進，而皇帝亦不覺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清制禮帽分涼帽、暖帽兩種，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換。一次皇帝從熱河回京，天氣稍冷，皇帝就換上了暖帽，群臣紛紛效仿。過幾天，天氣又暖，皇帝又戴涼帽，大臣們也忙著換帽子。皇帝奇怪大臣們為什麼這麼換來換去，仔細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著說：「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精力也顯然不濟了。原來軍務緊急之時，從早上五點鐘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點看剛剛送到的情報，大腦高速運轉，從不疲倦。而此際，只有早上一兩個小時頭腦可稱清楚，能夠處理複雜的政事。過了這段時間，生命就已經進入半睡半醒狀態，不論怎麼以意志去強催強喚，都調動不起精神。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後，皇帝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懶睡，寅正無不醒。」（《清高宗御製詩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當醜寅之際，即垂衣待旦，是以為常。」
越是曾那麼酣暢淋漓地品嚐過青年快樂的人，越是難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輕時的大腦，如同鏡子一樣清晰，讀書過目不忘，理事絲絲入扣。舉凡一政，乾隆能從頭腦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遺訓直到大臣奏議裡勾調出全部資料，加以迅速整合、對比、加工、提煉，在第一時間得出準確而高明的結論。到了晚年，這面鏡子已經霧濛濛一片，照什麼東西只能顯出個似是而非的輪廓。過去頭腦中堆積如山的資料，如今已經丟失了索引，如同一個散亂的倉庫，想尋找點什麼，只能深一腳淺一腳地艱難跋涉，偶爾巧合，瞎貓碰到死耗子一樣找到一兩件東西，更多的時候，則是費盡力氣，耗盡時間，把這個倉庫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精神之光，原來可以燭照上下古今，縱橫萬里，如今只能記得三五天之內的奏摺和一些特別重大的事件，大腦如同一臺用得太久的機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經過度磨損，相互只能勉強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錯誤接二連三，因而處理政事的準確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沒有退休制度的。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輕時的幾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務和職責卻一分沒少。如同一頭衰病殘疾的老牛，仍然要拉著沉重的大車，老皇帝有些力不從心了。
2
隨著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心理學家說，人到老年，由於身體機能越來越退化，性格往往由外傾轉於內向，主動轉於被動。壯歲之時，心雄萬夫，通常以主動進取之態面對世界。進入老年之後，力不從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禦心態應對外物，求穩怕亂，易變得被動、隨和。
皇帝雖然從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批閱章奏，閱覽書籍，仍然不願戴老花鏡。大臣們進獻了許多花鏡，他都「屏而弗用」。並且因此寫了一首《戲語》：「半見還當半不見，半聽亦可半不聽，此雖俗語合至理，執兩用中法舜經。」意思是說，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視力不佳，他正樂得因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正符合「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這首詩固然是一時玩笑之作，其實正深刻地反映了乾隆從中早期的察察為明到晚年難得糊塗的心態變化。
面對如小山一樣的奏摺，皇帝越來越感覺不堪重負。他開始一再強調地方官員彙報情況時，要語言簡明，並時以奏事瑣細「徒滋煩擾」而對有關官員嚴行申斥。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壯年時的皇帝經常呵斥的是官員們奏事的不細不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後，為了適應自己的身體狀況，皇帝處理政務的時間大大縮短。當年九月，他以「優眷老臣」為名，準三品以上官員年過七十者日出後進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以後，這一規定又擴大到全體在京官員，「俱著於卯正到齊，亦不為遲」。
早年峻烈無情的皇帝，晚年心態變得越來越寬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樣，疾惡如仇，除惡務盡。相反，他樂於施恩，樂於原諒別人，樂於聽到別人的感恩頌揚之聲。乾隆中前期，對臣下的獎賞比較謹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為士兵擊賊有功，各賞銀牌一面。這樣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訓斥。乾隆說，此獎過當，「可恨之極」。然而到了晚年，他卻經常進行無原則的濫賞。即所謂「賞宜從厚，從不肯使勤勞者稍有屈抑」。（《乾隆帝起居注》）嘉慶後來說：「近年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以寬厚，凡軍中奏報，小有勝仗，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中飭，一有微勞，旋經賞復。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者，亦未懲辦一人。」（《清仁宗實錄》）
老年皇帝處理政務力圖簡明，但求清靜。避免「煩擾」，減少麻煩，成為皇帝處理政務的一大原則，這在他壯年時代是不可想象的。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動挑起矛盾，大處著眼，小處放過，以不擾民、不生事為要。在糾正官員辦理文字獄擴大化的傾向時，皇帝說，對文字過於推求，「滋擾閭閻」，「於吏治民生大有關係」。對民間宗教的高壓也有所減輕。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撫郝碩奏報，他破獲一起民間宗教案件，案中諸人，聚眾吃齋唸經，案情嚴重，建議皇帝嚴懲。郝碩本以為這篇彙報能得到皇帝的嘉獎，沒想到卻被皇帝批評了一頓：「該撫既經查出，應將經懺等件燒燬，無令仍前吃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過事追求，致滋煩擾。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實系邪教傳齋徒眾及有違礙字句者，自應嚴行查辦，滅絕根株；若止系愚民吃齋求福，誦習經卷，與邪教一律辦理，則又失之太過。所有案內人證即著概予省釋，經卷等全行銷毀。」從此之後，普通民間宗教案不再被當成重案，那些吃齋念佛的善男信女們又可以自由活動了，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從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准死刑犯時一直都從嚴把關，硃筆掃過之處，顆顆人頭落地。從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恢復了以前的寬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將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來的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發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來的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鬆法網的同時，皇帝施恩的手筆則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財政並不十分寬裕，皇帝減免起稅收來卻並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錢糧摺合白銀二千七百餘萬兩；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普免八省錢糧；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各省當年地耗正糧摺合白銀一千七百萬兩。真所謂「皇恩浩蕩」，舉國稱慶。
當然，對百姓溫和的太陽，照在官員身上也一樣和煦。對於晚年出現的一些貪汙官員，乾隆經常拖著不懲，或者以「不為已甚」為辭，加以寬縱。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內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連續被革職、革任十餘次而後卻仍然留任原職者。（《清高宗實錄》）
朝鮮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風的變化時說：
皇帝近年頗倦，為政多涉於柔巽，處事每患於優遊；恩或多濫，罰必從輕；多濫故啟倖進之門，罰輕故成冒犯之習。文武恬戲，法綱解弛，有識者頗以為憂。（《朝鮮李朝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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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來過中國，黑格爾對中國式專制政治卻有著深刻的理解。他說，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麼，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
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專制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最後抵達到社會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鬆懈懶惰，卻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抵達到基層，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後，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摺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乾隆朝東華錄》）
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千方百計推託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准，不審，終年延擱。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屢催不復。」也就是說，老百姓告狀，他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就上告，上司詢問，他也懶得答覆。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方設法打擊上告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責，而案件仍不為審。」（《乾隆吏科題本》）
清代官員考核制度中，對許多政事列有處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員辦事逾期之事越來越普遍，因此而受處分居然成為官員受處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清代檔案《乾隆吏科題本》可以看到這樣幾個例子：甘肅皋蘭知縣徐浩任內受處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為辦事遲延。湖南瀏陽知縣張宏燧受處分11次，遲延佔4次。廣東長安知縣丁亭詳受處分9次中，遲延佔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縣發生了一件搶劫案。一群農村流氓搶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婦家，寡婦認出了搶劫者，事後當即報官。此案證據確鑿，事實清楚，很容易處理。可是當時的縣令湯廷芳雖然派人抓到了兩個嫌犯，卻懶得審理，將嫌犯取保了事。後面相繼接任的4任縣令在10年內「均不嚴究」，「經事主控告，臬司嚴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擱，置地方盜案於不辦，實出情理之外」。這樣一個小小案件，換了5任地方官，居然還沒有結案。乾隆聽說後，也不禁大為惱火，說：「足見湖北吏治廢弛已極。」
湖北事件並非個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土匪馬十等人搶劫一案，事發後整整兩年，地方官還是沒有結案，說是頭緒複雜，一時審不明白。皇帝聞聽後大為惱火，命將犯人押到山東行在（皇帝巡行所到之地），親自審理，不到一個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師風氣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風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數月經年處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御史匯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諉，行查不以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屢月，並不勒限嚴催。」（《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
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願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於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乾隆聖訓》）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兇頑不知懲創」。（《乾隆上諭檔》）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們「既畏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實錄》）
如果說專制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麼操作秘訣就是控制與壓迫。皇帝控制著官僚體系，官僚體系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系的廢弛，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乾隆晚年，人口壓力越來越重，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而官僚體系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恰恰給矛盾危機提供了迅速發育的機會，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遊民的大量出現和形成組織。
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壓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現了名為「嘓嚕」的遊民組織。他們多是無籍遊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這些遊民團伙的形成時說：「乃有一種強壯遊惰之人，不務生業，三五成群，數十為黨，呼朋引類，有師有徒，有首有從，各佔地方，聚居古廟荒亭，沿村逐鄉勒索錢米，遇有婚喪之家，勁討酒食，不滿其欲，輒肆咆哮，動以放火劫竊，出言恐嚇。鄉民畏之如虎。甚至恃眾搶奪姦淫，謀故殺人，無惡不作，種種貽害，不可列舉。」（乾隆朝中硃批奏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後，因為地方官員「一味因循畏葸，於地方全無振作」，「嘓嚕」的活動進入高潮。據《剿捕檔》記載：「川省嘓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餘人，常川騷擾，並有棚頭名號，戴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淫兇，如入無人之境。通省官吏罔聞，兵民不問，甚至州縣吏役，身充嘓嚕，如大竹縣役之號稱一隻虎等語。」
湖北武昌，則在乾隆晚年出現了盤踞山區、專門靠搶劫為生的家族，「屢經懲創，怙惡不悛」。（《乾隆上諭檔》）
山西的社會治安也相當不穩，「民情尚氣好鬥，嗜酒佩刀，因事相爭，動輒揮刃，積習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盜越來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盜在距廈門十餘里的地方，「縱橫無忌，行劫兵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島國縱火搶劫。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總結南方海盜形成原因時說：「閩省近年以來，吏治廢弛已極……各海口地方，盜匪仍復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疊劫，毫無忌憚，以致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省督撫等平日漫無整理所致。」
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前奏已經緩緩奏響。
三帝王私慾
1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年初，六十六歲的皇帝第四次東巡山東。對於「孔孟之鄉」，皇帝似乎有著特殊的興趣，一生十一次光臨。其中六次是南巡經過，五次是專門來訪。
與前幾次東巡明顯不同，這一次，沿途前來接駕的王公大臣特別多：以前只是河北、山東的地方大員全數到來，而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幾處鹽政織造，甚至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封疆大吏也麇集於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儀仗塞路，鬧得小小的山東翻天覆地。
並不是皇帝在途中要開什麼「擴大會議」，也不是地方政府舉行什麼重大活動邀請大家參加。大員們爭先恐後來到山東，只是為了滿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個喜好：收受貢品。皇帝的此次山東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們的賽寶大會。每位大員的車隊都是珠光隱隱，寶氣四射。這些大臣老早就瞄準這個機會，上窮碧落下黃泉，開始蒐羅皇帝喜歡的「玩意兒」。讓我們抄錄一點歷史資料，看看皇帝這次短途旅行過程中，都收了些什麼樣的禮物：
二月十六日，在黃新莊駐蹕時，蒙古阿爾善親王羅卜藏多爾濟進了「金六十錠」，淨重五百九十二兩。親王說，這是預備皇帝一路上賞賜他人之用。
六天後，還是在黃新莊，河南巡撫徐績給皇帝進了數車衣料：
貢緞袍五十端、貢緞套五十端、寧袍五十端、寧褂五十端、杭綾一百端、汴綾一百端、貂皮一百張、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
貢緞、寧價值幾何，今天的讀者可能不太清楚。不過「烏雲豹一千張，銀鼠一千張」的分量應該可以想象。「烏雲豹」者，《清稗類鈔》雲：「狐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者」，指生於沙漠地帶的野生沙狐頜下的那一小塊皮。銀鼠即白貂，毛色銀白而富於光澤，歷來價值極其昂貴。
五天後，皇帝行至寶家營，湖北巡撫陳輝祖等候在此，進了一批小玩意兒：「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龍帽簷五十付、象牙火鐮包三十六個。」
總之，由北京到山東，一路之上，幾乎每個驛站都有大量的貢品在等著皇上。內務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員，源源不斷地將這些貢品裝車運回大內。檔案裡的貢品單實在太多太長，無法全抄，以下擇有特點的再抄幾個：
三月初八，在德州，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恭進「曹扇一百柄、鼻菸壺一百個」。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關監督全德恭進「三十喜鼻菸壺二十個、套藍表式鼻菸壺二十個、玉堂春富貴鼻菸壺二十個、錦地洋花鼻菸壺二十個、套藍福壽帶鉤二十個、礬紅描金福祿壽帶鉤二十個、掐絲琺琅帶鉤二十個、松綠拱花帶鉤二十個、掐絲琺琅扳指二十個、口甚達爾漢扳指二十個、洋彩竹黃扳指二十個、花斑石扳指二十個」。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廣東總督李侍堯恭進「象牙朝珠五十盤、蜜蠟齋戒牌五十面、子兒皮釘花扳指套五十個、象牙扳指五十個」。
四月初九，在德州，廣東巡撫熊學鵬恭進「黃羽紗馬褂三十件、大紅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鄉繭三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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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這一趟出行，可謂是滿載而歸。想必回京路上，御輦之內，細細把玩品鑑這些鼻菸壺、帶鉤、扳指、曹扇之時，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進貢」是古代朝廷的一項定製。《尚書·禹貢》孔安國序雲：「任土作貢。」也就是說，各地官員以及各藩屬國以土特產貢獻給天子，既滿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國之用」，又溝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樂此不疲。
從一定程度上說，清代皇帝的生活質量與貢品直接相關。
和我們的想象不同，皇帝雖然富有四海，卻並不能任意支配國庫來滿足個人消費。原來，清代皇帝的私人財政和國庫是截然分開的。國庫由戶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財政由內務府掌管。皇帝的個人財富主要來源於以下幾部分：一個是內務府管理的皇家莊園的收入；二是內務府通過經商、放貸等方式，為皇帝創一點收；另外，則就靠各地給皇帝的進貢和「報效」了。
因此，大清帝國財政的蒸蒸日上並不能直接保證皇帝日常消費水平的水漲船高。一般來說，由於皇家莊園的規模有定製，內務府經營水平也有限，不管國家稅收如何迅速增長，皇帝個人的收入卻是基本固定的。皇帝要滿足其日益高漲的物質慾望，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就是收受貢品。奢侈品的消費更是如此。一是皇帝沒有錢大量購買，二是體制所限，皇帝直接派人到市場上與商人討價還價購買奢侈品，顯然不妥。更何況，喜愛奢侈品，一直是帝王守則中的頭一條禁忌，不可為民眾所周知。所以官員們進貢與否，進貢多少，貢品質量如何，直接決定著皇帝的生活質量。
實際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絕進貢而聞名的。
剛剛登上皇位之時，乾隆曾下達詔書，說自己身在喪中，無心享樂，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內停止進獻各種貢品。
如果說守孝期間不接受貢品，尚可理解的話，那麼三年之後守孝期滿，皇帝仍然不收貢品，就分明體現出皇帝對物質享受的峻拒態度。皇帝還下了一道諭旨，說明他不收貢品的理由。他說，地方大臣們給我進貢，不過是想借此與我聯絡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溝通。「殊不知君臣之間，惟在誠意相孚，不以虛文相尚。如為督撫者，果能以國計民生為務，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則一德一心，朕必加以獎賞，若不知務此而徒以貢獻方物為聯上下之情，則早已見輕於朕矣。」（《乾隆帝起居注》）勵精圖治之態灼然可見。
那麼何以到了晚年，皇帝會一反初衷呢？
一是晚境順遂，高枕無憂。
二是乾隆本身從來不是禁慾主義者。他從來都對物質享受情有獨鍾。天潢貴胄的生活使他從小被培養起了超級精細的欣賞口味。作為盛世之巔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有更富於享受的資本和條件。
一個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長期抑制的，雖然登基之後皇帝強自隱忍了十餘年，但步入中年之後，皇帝對自己的要求不再那麼嚴格了。十幾年皇帝當下來，乾隆一路順風順水，成績超乎預期，自信心也直線增長。事業與生活，他自認為有能力兼顧，沒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苦著自己。乾隆十六年（1751年），進貢的大門第一次被開啟。那一年他首次南巡，同時當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壽，皇帝下旨說，因兩逢盛典，許多大臣一再要求進獻貢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絕，似乎不近人情。因為進貢者「分屬大僚，上下聯情，勢難概斥，伊即奏進，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享樂之門一旦開啟，就註定只能越開越大。
專制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大臣，絕大多數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實上，他們用在工作上的心思遠遠沒有用在琢磨皇帝好惡上的精力多。全帝國內所有的高階官員都從這道諭旨裡讀懂了皇帝的心聲。從此，為皇帝準備貢品，就成了他們分內一個重要的，甚至是最為重要的工作。時間不長，他們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鐘錶、字畫和古玉，最討皇帝喜歡。另外，扳指、鼻菸壺、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粵海關提督李永標、廣州將軍李侍堯進獻了一批貢品，主要有紫檀鑲楠木寶座、紫檀鑲柄木御案等數種。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鑲玻璃洋自鳴樂鍾一座」和「鍍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來說，進貢既然是大臣給皇帝送禮，內容當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發表意見。然而這次貢品送上之後不久，皇帝很罕見地就貢品問題釋出了指示：「此次所進鍍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後似此樣好得多覓幾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如覓得時於端陽貢進幾樣來，欽此。」
從此，皇帝喜歡西洋鐘錶一事立刻被官場所周知，廣州西洋八音匣等售價因而猛漲。「這些東西雖然沒有什麼實際用處，但中國官吏們卻醉心追求，示意他們的下屬不惜任何代價收買。」（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至於書畫，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庫中最重要的內容。眾所周知，乾隆文化修養極佳。他九歲開始練習書法，十九歲開始學畫。對於珍品字畫，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樣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後快。不過，其他收藏家收集書畫，東奔西走，歷盡辛苦。而皇帝收藏，卻全然沒有這些麻煩。這些光彩奪目的無上精品，大部分來自臣僕的貢獻。只要他的喜好一被偵知，那麼全帝國之內最好的藏品，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紫禁城。
皇帝對古玉的興趣也十分濃厚，他一生御製詩文共四萬餘首，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達八百餘。目前故宮收藏的上萬件古玉，多數是在乾隆時期由各直省督撫一級官員進貢的。他的御製詩文顯示出，他經常一個人蹲在玉庫裡擺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後，親自評出甲乙丙級。
事實上，乾隆皇帝的諸多歷史第一中，還可以加上一條——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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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時期，乾隆物質生活的品位之高，排場之大，要求之細緻全面，均遠過於前代帝王。不過此時他進取心尚熾，對物慾仍有節制，所以他的日常享受可稱講究，尚不能說奢侈。
人到晚年，優點往往前進一步，突破分寸，轉化成缺點。而缺點則往往變本加厲，從抑制收斂狀態變成肆無忌憚。步入晚年之後，皇帝無心進取，講究和奢侈之間的界限迅速突破。歷代進貢在資格和時間上都有嚴格的規定。清代成例，僅督撫們有進貢之權，進貢的時間也只限於三節：冬至、中秋，還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這些規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內廷翰林也開始進貢。為了收羅民間珍藏，一些普通百姓也可以將家中珍藏通過大臣，轉貢給皇帝。進貢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間珍寶的最主要途徑。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節的時間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節，端午節、上元節、重陽節，大臣們也都可以踴躍進貢。除此之外，大臣們開動腦筋，集中智慧，創造出了無數進貢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經過地方，大臣迎駕進貢，稱「迎鑾貢」；皇帝每年去熱河避暑，大臣們進貢，稱「木蘭貢」；大臣們進京覲見皇帝，所獻貢品稱「陛見貢」；皇帝提拔加恩，所獻貢品，稱「謝恩貢」……有時，皇帝想要某種東西，又實在沒有藉口，就乾脆稱「傳辦貢」。
所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這次東巡所收貢品，應該歸為「迎鑾貢」。不過，即使是「迎鑾貢」，也應該僅限於所經過地方的官員。而這一次，遠在湖廣、四川、廣東的巡撫官員們也都放下工作，不辭辛苦，千里迢迢來進獻大批財物，從體制上講可以說並無先例，也毫無道理。這一事件唯一可以說明的，就是皇帝對貢品的需索已經達到了失態的程度。
隨著老皇帝越來越失態，越來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務推到一邊，集中精力為皇帝購買製造奢侈品。越到後期，官員們進貢的次數越多，物品越豐。檔案記載，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這一年，長蘆鹽政徵瑞進貢十五次，閩浙總督伍拉納進貢十一次，福建巡撫浦霖進貢九次。其中伍拉納十一次進貢日期分別是：三月初八、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初七、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初七、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幾乎無月不貢，成為中國進貢史上的奇觀。
而到了皇帝的生日，進貢浪潮更是席捲全國。每到此時，整個帝國變成了大小官員們呈獻貢品的萬國博覽會。據朝鮮使臣記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大壽時，他在中國一路所見的進貢景象實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進貢的大車據不完全統計多達三萬輛。除大車外，那些珍貴怕碎的貢品以人擔、駝負、轎駕，更是多不勝數。「其槓而擔者，物之尤精軟雲」。「每車引馬騾六七頭，轎或者聯槓駕四騾，上插小黃旗，皆書進貢字」。為了搶運貢品，車輛互相爭道，「簧火相望，鈴鐸動地，鞭聲震野」，好不氣派。（樸趾源《萬國進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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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說，進貢之風的興起，是開啟乾隆朝政治腐敗大門的鑰匙。
皇帝過度收受貢品，本身就是一種嚴重腐敗行為。
官場上，送點小禮物，是人之常情。如果禮品價值過限，就是腐敗。同樣，按定製收受貢品，自是帝王維持正常生活的必須，但像晚年乾隆這樣毫無節制地收受禮物，當然就是犯罪了。
皇帝的理論是，送給皇帝的禮物是由官員們「自行制辦」，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聯上下之情」。既不會增加百姓負擔，又溝通了君臣間的私人感情，何樂而不為呢？
事實上，並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可以判斷出「自行制辦」之不可能。送給皇帝的「土特產」，幾乎件件超出官員們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歡那種鑲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紛紛進獻。當時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銀四千兩。而當時廣東珍珠價格，重四分的珠子約值銀四五千兩，重五分的則需六七千金，如像龍眼果那樣重三錢的大珠竟值兩萬兩銀。一柄如意的價值如此，其他禮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精美絕倫的禮品，每一件都是民眾的膏血凝成。
因為進貢之風的盛行，乾隆年間的官場上出現了「幫貢」一詞，即有權進貢之大臣令下屬幫助其「購買物件」，以「孝敬皇上」。這一新詞彙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榮，頗有凝聚全體官員對皇帝的無比熱愛之義，實際上卻成了貪汙腐敗的新方式。因為送給皇帝的禮物，從採購置辦到送進大內，往往過程不公開，賬目不清楚，雲霧重重，機關多多。事實上，送到皇帝手裡的一萬兩，可能意味著督撫們從州縣官員那裡剝削了十萬兩，而州縣們則完全有可能從民間剝削了百萬兩。
事實上，乾隆晚年的數起貪腐大案，都牽出過背後的進貢問題。那些進貢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賞識的大臣，後來多數都成了貪汙犯。比如那個一年進貢十多次的閩浙總督伍拉納勾結串通屬下官員，貪汙庫存銀八萬五千餘兩進行私分。案發後，朝廷抄了伍拉納的家，抄出白銀四十多萬兩。被抓之後，伍拉納自供其鉅額財產中就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勒令下屬「幫貢」所得：「我們並不自己出資買辦物件，乃婪索多銀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寵臣李侍堯是當時「優於辦貢」的代表之一。時人認為他是乾隆朝進貢之風興起的帶頭人：「（李侍堯）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變，從風而靡。」這並非虛言。現存史料中有一張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時任兩廣總督的李侍堯所進貢物品名單，我們可以從中窺得李氏進貢手筆之大：
鑲洋表金萬年如意一柄金無量壽佛一尊珊瑚朝珠一盤蜜蠟朝珠一盤脂玉萬年有慶一件白玉祥祿壽三星一件白玉長春壺一件白玉蟠桃九熟一件白玉保合太和一件白玉長春花洗一件白玉壽星一件白玉如意仙一件白玉香盤一件漢玉佛手一件漢玉花囊一件漢玉拱璧一件白玉雲紋鐸一件白玉元洗一件漢玉爐瓶一事一分漢玉飛熊葉瑞一件白玉印池一件宋磁霽紅花囊一件定窯洗一件喜窯一統尊一件成窯五彩瓶一件定窯福祿尊一件宣窯梅瓶一件宋磁霽紅瓶一件定窯寶月瓶一件哥窯筆洗一件青綠三代尊一件青綠提樑一件青綠鳧尊一件明黃刻絲萬福萬壽龍袍一件天青刻絲八團立水龍褂一件明黃緞繡萬福萬壽龍袍一件天青緞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真紫緞繡三色金諸仙祝壽龍袍一件天青緞繡三色金八團立水龍褂一件綠緞繡萬壽長春龍袍一件香色寧綢繡六合同春龍袍一件醬色寧綢繡江山萬代龍袍一件天青寧綢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綠實地紗繡四季呈祥龍袍一件香色實地紗繡八仙慶壽龍袍一件醬色實地紗繡吉祥九如龍袍一件天青實地紗繡八團立水龍褂一件洋錦緞二十匹洋花絨二十匹大紅鴛鴦絨十版大紅羽緞十版洋繡帕一百方洋繡小帕一百方紫檀雕花寶座一尊紫檀雕花御案一張紫檀鑲玻璃三屏風一座紫檀雕花天香幾一對紫檀雕花炕幾一對紫核鑲玻璃衣鏡一對紫四雕花書隔一對紫檀雕花方凳八張紫檀鑲面玻璃橫披一對琺琅鑲玻璃五屏鳳妝鏡九座琺琅鑲玻璃手鏡九對紫檀鑲玻璃福祿式小掛鏡九對東洋漆炕桌一對東洋漆香盒五件鸞翎宮扇一對孔雀宮扇一對洋鑲鑽石自行人物風琴樂鍾一對紅瑪瑙鑽石珠花瓶式樂鍾一對洋鑲鑽石蟠桃推鍾一對洋鑲鑽石蟠桃表一對洋玻璃金魚缸一對仿景泰琺琅瓶一對琺琅福祿瓶一對鑲玻璃小佩鏡二十七面蜜蠟鼻菸壺二匣洋金銀線二百文琺琅手盆九對琺琅唾盂九對翠頂花三十匣翠花五十匣天然沉香瓶一件洋油畫小掛屏一對
李侍堯之所以如此熱衷「辦貢」，討皇帝喜歡固然是一個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進貢過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屬攤派。而且，進貢後退回的寶物，他居然也納入自己的私囊。當時來中國的朝鮮使節風聞，「大抵侍堯貪贓中，五之三入於進貢」。原來，為了表示風度，臣下所進貢品，皇帝一般不會全收，只能擇收部分，其他要退回。這張貢單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來樣，其他玉器、宋元古瓷、紫檀寶座、琺琅等74項數百件都歸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堯緣事治罪籍家，結果抄出「黃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樹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堯進貢物件而還給者也」。
山東巡撫國泰也是「進貢能臣」演變成貪汙案犯的典型一例。國泰進貢成績之突出，連乾隆都曾誇其「進貢為優」，「優於辦貢」。他進貢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點煩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皇帝在山東巡撫國泰的貢折上批道：「何必獻勤至是？今所貢才器都閒置圓明園庫，亦無用處，數年後爛壞而已。」真成大笑話。
就在此批發出僅三個月後，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國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對下屬強行攤派，聚斂個人財富，致使山東通省虧空。七天之後，國泰即被賜自盡。
乾隆年間侵貪大案而與進貢有關者，除李侍堯、國泰、伍拉納外，還有浦霖、阿思哈、盧焯、恆文、良卿、方世俊、高樸、彰寶、王亶望、勒爾錦、陳輝祖、郝碩等無數大案，而這類敗露的大案充其量不過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個官僚體系通過進貢這個藉口直接汲取的財富，不知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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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貢過程中的貪腐行為，不過是進貢諸多後果中最輕的一種。更為嚴重的是，皇帝對物慾不加節制的追求，給天下傳達了許多不良的資訊。
第一個不良後果是官場奢侈之風的颳起。
乾隆晚年，社會風氣日趨奢靡。官場之上，官員們整日比的是誰家的廚子好，誰請的戲子高明，誰收藏的古玩稀奇。據說當時在江南一帶的仕宦社會中，人們有「三好」，即「窮烹飪，押優伶，談骨（古）董」。這也可以說是整個乾隆時代官宦、士人階層平日愛好的一個縮影。
乾隆晚年，許多官衙終日歌舞昇平、花天酒地。河道總督衙門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總督興辦治河工程，「每於工次搭蓋館舍，並開廛列肆，玉器鐘錶綢緞皮衣無物不備，市儈人等趨之若鶩，且有娼妓優伶爭投覓利，其所取給者，悉皆工員揮霍之貲，而工員財賄，無非由侵漁帑項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時，「工次奢侈揮霍，開廛列肆，玩好生色，無所不有」。
進貢熱的另一個影響是官場上送禮之風的興起。
乾隆早年，對進貢送禮之弊察之甚詳。即位之初，他就規定，官場之上，不得以送「土特產」之類的名義給上級送禮。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禮，對自己早年這個規定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官場之上請客送禮之風迅速升溫。章學誠說：「印官上任，書役饋送輒數萬餘，督撫過境，州縣迎送必數千金。」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撫浦霖貪汙案發，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鑲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驚歎：「此與唐元載查籍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何異。」其實皇帝大可不必如此驚詫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數十柄如意卻是稍有頭臉的臣子必須常備的，除了給皇帝的貢品以及皇太后聖壽、阿哥成親、公主下嫁的需要，進京陛見，處處打通關節，哪一項應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場上無錢不辦事。王亶望就官甘肅時，全省流傳的一句順口溜：一千見面，二千便飯，三千射箭。意思是說，送一千兩銀子給王亶望不過能見上一面；送兩千兩銀子，王大人賞臉的話，有望留吃一頓便飯；送三千兩銀子，王大人高興，會和送禮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練練騎射，以示關係更近一層。從見面到吃飯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錢財物大權的布政使的關係一步步拉近，而主導這種關係遠近的砝碼就是白銀。
當代官場上有兩個怪現象——辦事處現象和司機現象。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布政使王亶望冒賑案發，就揭露出一個新的職業：「坐省長隨」，就是把「貼身長隨」派去做駐省城的聯絡員。據後來接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瓚說，王亶望在任時，令各下屬州縣專派出自己的貼身「長隨」守候在省城，建立「辦事處」。這些人在省城，就專門負責與王的家人交朋友，拉關係，探聽資訊。凡有屬員饋送王亶望金銀時，就裝入酒罈內，用泥封好，由這些「坐省長隨」送進。王亶望交代說：「我遇有需索時就令人通知坐省長隨，以便送信給各州縣，所以各州縣有饋送我的東西全由坐省長隨經手。」王亶望在短短數年間聚斂了三百萬家財，其中大部分是通過「坐省長隨」來完成這些「交易」。
四和珅與議罪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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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靠貢品，並不能保證皇帝的日子過得足夠舒坦。因為皇帝家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俗話說，禮尚往來。通過收受貢品的方式收藏民間珍寶，其過程雖然比一般收藏家輕鬆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價，更何況乾隆是一個面子上特別「講究」的人，絕不會一味仗勢豪奪。他的回賜除了一些虛銜外，主要是銀兩。因為體恤收藏者的不易，也為了顯示皇帝的氣派，他回賜的數目，不但相當公道，有時甚至是過於豐厚，這就需要大量的錢財。除此之外，大至宮廷造辦處造辦各種玩意兒，內務府採辦各種物資，小到過年過節給妃子孩子們壓歲，無處不所需甚巨。金山銀海中長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筆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極，日常支出比康雍兩朝成倍增長。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規定，皇帝的個人開支不得加重百姓負擔，所以這些費用的來源並非國庫，必須由內務府自籌，而內務府的財源實在有限。事實上，為了開闢財源，乾隆曾經動過很多腦筋。他曾派內務府官員到恰克圖採買俄羅斯皮貨，販到內地轉賣，想大賺一筆。但由於內務府官員無能，獲利無多，部分皮毛無法高價變賣，只能攤派到各處織造，使皇帝大為生氣。（《清乾隆朝內務府的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除此之外，皇帝還允許內務府對商人發放高利貸，出售部分特許商品的經營權，以牟取暴利。但是由於缺乏理財高手，雖然擁有權錢交易的最大便利，內務府的收入還是增加得很慢。晚年皇帝對財富的渴求越來越熾，也越來越感缺錢之苦。
議罪銀製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由和珅策劃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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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歷史上這個最大的貪汙者，人們的研究實在已經夠多夠細了。不過，人們往往過多渲染了和珅火箭般躥升中體現出的鑽營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獨特心態。事實上，和珅現象不過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產物。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時期，和珅絕無機會爬得這麼高，當然，後來也不可能跌得這樣重。
晚年的乾隆被兩個矛盾所困擾：一個是大權獨攬的政治信條和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一個是不斷氾濫的物慾和「不增加百姓負擔」的承諾。
儘管健康狀況已經越來越難以支撐日常政務，但乾隆從來沒想過把大權分擔給朝中重臣。他深知這些重臣在朝中經營多年，根深葉茂，一旦分享最高決策權，很容易引來大批依附者，形成朋黨，導致混亂。為了保證大權獨攬，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應手的柺杖，或者說，一個有能力的貼身秘書，幫他處理日常政務，執行具體決策。這個人第一應該在朝中沒根沒底，沒幫沒派，沒有什麼資歷。這樣，才會俯首帖耳，絕對忠於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須機敏果決，才華出眾，能夠實際代替皇帝處理一些複雜事務，否則難入以挑剔聞名的乾隆的法眼。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皇帝出巡。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藹地和身邊一位騎馬隨行的新任侍衛聊起天來。先是問他多大了，姓什麼叫什麼，接著又問他什麼時候進的宮，在哪兒當過差。這位風度翩翩的侍衛回答說，他26歲了，鈕祜祿氏，叫和珅，剛被選為乾清門侍衛。年輕人語言流利而得體，態度恭敬又從容。皇帝開始對他感興趣了，便問起他的功名出身。和珅說自己18歲那年曾參加鄉試，沒能中舉。乾隆問道：「當年的卷子，還能記得幾句嗎？」和珅說能，於是邊走邊背，一會兒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從頭到尾全背了下來。
皇帝大為驚異，那心情，恰似王熙鳳之初見小紅。人到老年往往更加欣賞年輕人的幹練和活力，皇帝試著派和珅辦了幾件事，和珅的機敏達練、善解人意表現得淋漓盡致，皇帝大喜過望。乾隆原是眼裡揉不得沙子的英主，卻挑不出和珅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