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後，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27歲的和珅被任命為戶部右侍郎，成為二品大員。三月，又成為軍機大臣，四月，兼內務府總理大臣，賞戴一品朝冠。
從此之後，他一直穩穩地高居政治最高層，從男爵到公爵，從戶部右侍郎到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保，其拔擢之快，任事之繁，總攬之巨，有清一代絕無僅有。一生高己卑人、明察過甚、恩威不測的乾隆帝，從來沒有懷疑過和珅的才幹與忠誠。
和珅得罪身死前的三天，回顧平生，曾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星辰環冷月，縲紲泣孤臣。對景傷前世，懷才誤此身。
「懷才誤此身」這五個字並非完全是開脫。他確實當得起「才華橫溢」四個字。和珅年輕時曾就讀於咸安宮學。這個學校以招生條件嚴格和教育質量出眾而聞名。能考進這裡，從某個側面證明他的天姿出眾。咸安宮學的課程包括經史、少數民族語言、書畫、武功騎射和火器。從課程的全面正規來看，其目的很明確，就是為帝國培養高階政治人才。和珅大部分功課都相當出色。他精通滿、漢、蒙、藏四種語言，經史典籍無不涉獵，文字功夫出眾，並且武功騎射基礎也相當不錯。
除了學業出色外，和珅可謂全面發展，業餘興趣也十分廣泛，琴棋書畫無所不通，特別以詩而聞名。清人錢泳產稱和珅詩頗有「佳句可尋」，而當時的大詩人袁枚則這樣誇讚和珅：「少小聞詩禮，通侯即冠軍；彎弓朱雁落，健筆李摩雲。」
更讓老皇帝感覺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於智商，與人相處總能使對方感覺愉快。史書載這位美男子「行止輕儇，不矜鹹儀，言語便給，喜歡詼諧，然性機敏，過目輒能記誦」。他毫無士大夫的方巾氣。據《嘯亭雜錄》載：「和相雖位極人臣，然殊乏大臣體度，好言市井謔語，以為嬉笑。嘗於乾清宮演禮，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孫武子教演女兒兵矣！’」能在乾隆面前這樣說話的，滿朝只有和珅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從不用皇帝廢話。他辦事幹練，嘉慶也不得不承認他「精明敏捷」，他能夠遊刃有餘地應付各種突發事件。凡遇繁難政務，乾隆常常派和珅去處理，和珅以其機敏果斷屢獲褒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欽差大臣赴雲南查辦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汙案，因辦理得體，未及回京，便升任戶部尚書兼議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陳雲南鹽務、錢法、邊事，多稱上意，並允行」，表現了自己全面的政治才華。這是和珅從政生涯的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現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認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鎮壓林爽文起義過程中，和珅作為機要秘書，為皇帝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政策建議。起義平定後，皇帝特意賜詩和珅：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珅：承訓書諭，兼通清漢。旁午軍書，惟明且斷。平薩拉爾，爾曾督戰。賜爵勵忠，竟成國翰！
「兼通清漢」是和珅的一項重要政治資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書，都是用滿文寫成的，這實際上就把許多漢大臣排斥在了最高決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參與最高機要的漢大臣張廷玉，也精通滿文，因為他中進士後曾經專門學習滿語。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滿漢且又有眼光又有見解的，唯有和珅一人了。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平定廓爾喀後，乾隆又說：「去歲用兵之際，所有指示機宜，每兼用清、漢文。此分頒給達賴喇嘛及傳諭廓爾喀敕書，併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難其人，惟和珅承旨書諭，俱能辦理秩如。」
歷代被處死的貪汙犯中，和珅的死是最從容、最雅緻的一個。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來一條白練。和珅見到白練之後，索筆題詩一首：
五十年來夢幻真，今朝撒手謝紅塵。他時水泛含龍日，認取香菸是後身。
一個在臨死前能寫出這樣充滿禪意詩句的人，應該是個有一點深度，有一點悟性，有一點定力的人。目光銳利的乾隆本也不會讓一個平庸之輩處於離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事實上，對和珅的全面定位應該是政治家、經濟官僚、詩人、學者、藝術鑑賞家和政治鬥爭的失敗者。在乾隆後期，他在整頓國家財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務，特別是外交事務方面，都做出了相當傑出的貢獻。他主編了《四庫全書》《大清一統志》《三通》等大型叢書，《紅樓夢》能流行於世，據說他的功勞尤大；因為精通多種語言，所以和珅實際上充任了當時的外交部長，曾多次負責接待朝鮮、英國等國的使臣。英使馬戛爾尼曾評論和珅說，和珅在談判中「保持了他尊嚴的身份」，「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僅這些才能，已經足以使乾隆離不開他。更何況和珅還有另一項為皇帝所急需的天賦，那就是理財。
除了不死讀書、興趣廣泛、注重人際溝通技巧外，和珅身上還有許多其他的「現代氣質」，比如財富觀念。
傳統士大夫往往拙於理財，而和珅卻有著天生的商業頭腦。傳統社會中的財富觀念是靜態的，人們有了錢，第一選擇永遠是買地，把流動資產化為固定資產，「入土為安」。而和珅卻深通現金流動起來後的巨大威力。在不動產與現金面前，他顯然對現金更感興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莊頭許五德與他人發生矛盾，託和珅幫忙打官司，並答應「事後或送地六十頃，或銀一萬兩」。和珅聽後明確表示，「不要地畝，要銀一萬兩」。他的貪汙受賄所得，一小部分用於擴大不動產，更多的部分，則用於各種工商業投資，其範圍涵蓋了金融、地產、礦山、物流、醫藥、商業等許多行業。他在北京城內擁有當鋪12座，其中永慶當、慶餘當、恆興當、恆聚當等，都是典當業巨頭。他還經營印鋪、賬局、瓷器鋪、藥鋪、古玩鋪、弓箭鋪、櫃箱鋪、鞍氈鋪、糧食店、酒店、槓房、石灰窯等。此外，他家還專門備了80輛大馬車，從事運輸業。這些行業的收益率，當然遠遠高於地租。就是那些不動產，他也儘可能選擇用來出租。據後來抄家官員統計，和珅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處，「一千零一間半」，「每年共取租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三錢，取租錢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故宮博物院《史料旬刊》）可以說，只要是賺錢快的行業，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採礦業由於風險巨大，管理複雜，投資多，見效慢，一般人不敢經營，和珅卻敢於嘗試。他看中煤礦業是朝陽產業，曾投巨資在門頭溝和香山兩地開了煤礦。和珅巨大家業的積累，貪腐所得當然是大頭，但是他自己的投資收益也並非無足輕重。
傳統士人往往恥於談錢，和珅卻有著強烈的契約意識，在金錢面前親兄弟明算賬，即使至親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彌泰官至大學士，向他借過2000兩銀子，他擔心外祖父不能及時還賬，逼著老頭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卷歸償」。（《郎潛紀聞》）他嶽祖父英廉的孫子向他借錢，也是拿地契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檔案《內務府來文》）他親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000兩白銀，他規定每月一分起息，連本帶利滾到21450兩。他貼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銀1000兩，答應如到期不能還清，便從其「每月工食內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珅並不念其效勞一生而免除債務，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還債。並且每月規定按7釐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銀200兩，共計1200兩。因為對金錢的熱愛，和珅甚至親自擔任家裡的會計和出納：「和相……出入金銀，無不持籌握算，親為稱兌。」（《嘯亭雜錄》）
成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後，他的經營天才迅速得到了體現，並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內務府大臣。在此之前，這個負責皇室財政的機構經常是入不敷出。「本府進項不敷用時，檄取戶部庫銀以為接濟。」而他就任之後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彌補了以前的赤字，還出現了盈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門稅務監督，在他的經營下，這個稅關收入一下子躍居全國30多個稅關的前幾位。這兩炮打響，乾隆對和珅的理財本領愈加刮目，所謂「晚年依毗益篤」。所有與財政有關的部門漸漸都劃歸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後任戶部侍郎、戶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內務府大臣。「伊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
在乾隆眼裡，和珅簡直就像一個魔術師，總是能出人意料地製造出新的財源。「議罪銀」的制度化，就是和珅的一個天才發明。
3
議罪銀是由「罰俸」演化而來。罰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員幾個月至幾年的「基本工資」，是懲罰輕微過錯的常用手段。隨著乾隆中期施政愈苛執法趨嚴，皇帝覺得罰俸數額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罰，所罰動輒上萬，改稱「議罪銀」。皇帝的初衷，不過是想讓官員「肉痛」一下，並沒有想把它制度化為一項財源。
和珅當政後，馬上發現了「議罪銀」的妙處。罰俸的決定權在吏部，款項由戶部承追，銀兩也交給國庫，過程公開透明。而議罪銀並非國家定製，故可以繞開吏部戶部，由軍機處負責，不納入國家財政，而是歸入皇帝的小金庫，並且過程及數額都可以不公開。因此，在和珅的建議下，皇帝批准將議罪銀製度化，並且將罰銀的範圍大大擴充套件，從財政虧空之類的重大錯誤到在奏摺中寫錯幾個字，都可以一罰了之。
此舉一齣，那些聰明的大臣們馬上就發現了妙處。不少大臣主動要求交納議罪銀。比如河南巡撫畢沅以「未能迅速搜獲要犯」，自請罰銀兩萬兩；陝甘總督勒爾謹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議罪繳銀四萬兩。以小過而甘重罰，既說明大臣們對自己要求的嚴格，又為皇帝小金庫的充實不聲不響地立了功，可謂一舉兩得。因此，通過這種渠道踴躍「捐輸」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數。比如河南巡撫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硃批奏摺上，因此「惶惶不可終日」，積極要求自請罰銀三萬兩。手筆之大連皇帝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遂降旨說：沒有那麼嚴重，加恩寬免銀兩萬兩，交一萬兩上來就可以了。
被動交納議罪銀的大臣當然就更多了。自從議罪銀製度化之後，大員們發現，他們的錢包隨時有被和珅以各種藉口打劫的危險。居官任上，難保不犯錯誤。犯了錯誤就有可能被罰銀。至於罰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珅掂量這個官員家產的多寡而定。比如巴延三因為轄內百姓譚老貴自縊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納議罪銀八萬兩。而特成額同樣因為轄內老百姓餘方得自縊，交兩萬兩就可以過關。李天培則因為管理監獄不善，導致「遣犯脫逃，重囚監斃」而交納四萬兩，而明興因「歷城縣監犯越獄」交納三萬兩。
當然，也有更多的官員感激這個制度。比如前內務府總管西寧，因為替皇帝做生意時「辦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頭。還是和珅幫忙，從中說和，對皇帝曉以人頭賣不了錢的道理，議定西寧交八萬兩罰款了事。這八萬兩定得很準確，正好把西寧家颳得精光。西寧不得不出賣家中不動產來交納此項銀兩，事後還要因為保住了腦袋而給和珅寄信表示感謝：「天高地厚，深恩於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代奏，寧不勝悚激切之至。」
在和珅的操作下，議罪銀製度為晚年皇帝的錢包裡注入了大量現金。僅從現存的《密記檔》統計，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的議罪銀案件即有六十八件，平均每年五件。其中，督撫認議罪銀為三十七人次，即全國平均不到三個督撫中就有一個人認議罪銀。此外，布政使、鹽政、織造與關差等認議罪銀的有二十六人次。罰議罪銀少則萬兩，通常三萬兩上下，見於記載的最多一次高達三十八萬四千兩，下面是《密記檔》裡的幾筆記載：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二月，全德奏交蘇州織造任內應賠罰料銀並關稅短少銀二萬八千七百七十二兩。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寶奏交自行議罪銀十一萬兩。
乾隆四十六年，文綬名下共奏交自行議罪銀八萬兩。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三月，巴延三因「民人譚老貴自縊身亡一案」交自行議罪銀八萬兩。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和珅代奏原任巡撫楊魁之子楊超錚交議罪銀五萬兩，分五年代其父交納。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徵瑞奏交國棟名下入官銀五萬兩。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鹽政使西寧因鹽課事「辦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奏交自行議罪銀八萬兩。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福康安代奏巴延三「因鹽務事」交自行議罪銀十萬兩。
乾隆四十九年，徵瑞奏交範清濟「因拖欠額銅數十萬斤，除查封產業外」，罰銀八萬兩，故自議交銀八萬兩。
乾隆五十年（1785年），李質穎奏交自行議罪銀十四萬兩、關稅短少銀三萬餘兩，共十七萬餘兩。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富勒渾代奏運司張萬選因「船隻缺少不能籌劃添補」事，交自行議罪銀三萬兩。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和珅、福長安代奏雅德因「浙江稅務缺少」事，交自行議罪銀六萬兩。
4
按乾隆的說法，議罪銀製度是「以督撫等祿入豐腴，而所獲之咎，尚非法所難宥，是以酌量議罪，用示薄懲」。看起來似乎於國體無損，既沒有增加百姓的負擔，又寬綽了皇帝的手頭，還警戒了不法的官員，真是一舉多得。而事實上，這卻是一項後果極為嚴重的惡政。
貪腐政治一個不變的規律是，個人從貪腐中所得的，與給國家造成的損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乾隆晚年從議罪銀製度中得到的幾百萬兩零花錢，給大清王朝造成的損失要以億萬計。
所謂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錢快樂的同時，老皇帝對於那些踴躍交納議罪銀的官員不可能不高抬一點貴手。許多所謂「法所難宥」的大罪，只要交納的銀兩足夠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議罪銀實際上起不到懲戒作用，反而變相地使貪汙侵佔合法化，為犯罪提供了保護傘、「免死牌」，為貪官們壯了膽，讓他們貪汙腐敗為非作歹起來心裡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珅通融通融，罰錢了事。正如尹壯圖所說：「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其玩易之念。」
這一制度讓官員們貪腐起來更有動力。積累多年的家業被罰光後，官員們的第一選擇往往是更加瘋狂的搜刮。有的時候，因為議罪銀數量過多，無法交納，官員們的第一選擇也是通過「犯罪」來獲取「議罪銀」。閩浙總督陳輝祖的弟弟要交三萬兩議罪銀，向他求助。他於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兩銀子，交給弟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東巡撫國泰向屬員們勒索了白銀八萬兩，而一年前國泰的父親文綬交納的議罪銀恰是八萬兩。
五腐敗集團化
1
在專制社會，想根除貪汙就如同讓大海停止波動一樣不可能。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是默許官員在一定程度下貪汙的，因為「低薪制」的設計使官員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來生活。事實上，傳統財政制度中可鑽的空子太多，貪汙對任何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都不是難事。在大部分時候，貪汙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學價值觀有效運轉下人格操守的約束；再一個是從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也就是說，最高統治者的反腐決心和虎視眈眈的監視。
在乾隆晚年，約束腐敗的兩個條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斷打擊挫辱下，官員們漸漸放棄了人格操守，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有一個不變的指標，那就是現實利益。晚年乾隆精力不濟、「多從寬厚」，更帶頭腐敗，為貪官們樹立了榜樣。同時，乾隆盛世的經濟發展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空間。在乾隆前期，大清經濟一直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迅速增加。人口從一億增長到近三億。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長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斂錢財的基數比以前擴大了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腐敗如同細菌遇到了適合的溫溼度和酸鹼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僅僅十餘年間，乾隆朝就完成了從前期政治紀律嚴明到後期貪腐無孔不入的轉變。在繁榮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經千瘡百孔了。
乾隆中後期，腐敗呈現以下幾大特點：
一是涉案數額從小到大，腐敗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繼雍正肅殺之後，貪汙案件極少發生。偶有發生，貪汙額亦不大。乾隆前期處理的幾個案子，少者數千兩，多者也不過數萬兩，極少有上十萬者。像提督鄂善收賄銀千兩，即被處死。到了中後期，腐敗案接連爆發，涉案金額成倍、成十倍增長，官員貪汙動輒數萬，十萬，數十萬。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一個小小的貴州知州劉標就侵蝕公帑二十四萬兩。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個小小的松崗站站員居然一次侵佔公款近九萬兩。
二是腐敗官員由底層向高層發展，涉案高官越來越多。一般來說，高階領導幹部經過組織程式千挑萬選，人格操守和政治素質均應大大高於官僚隊伍的平均水平。確實，在乾隆前期，因為腐敗而被處理的高階官員，不過三五人而已。到了中期之後，形勢為之一變。從州府到省級大員，最後到首席軍機大臣，都陷入腐敗的泥潭。乾隆中後期二十多年間，省部級高官被處理者達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乾隆帝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賄賂公行，窩案串案迅速增多，腐敗呈集團化公開化趨勢。
康雍兩朝，舉朝視貪腐如仇敵。到了乾隆朝，大家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在權力已經充分市場化的背景下，辦一件事，安排一項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錢，都有心照不宣的規定。不懂這些潛規則，在官場是無法立足的。如果不貪汙，一個人就無法操縱自己的關係網；如果不貪汙，他也沒辦法建功立業。在一定範圍內的貪瀆，不但是社會所默許的，而且是必須的。「腐而不敗」，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為了自保，腐敗者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即「窩案」、「串案」。其主要特徵是涉案人員眾多，形成了具有緊密人身依附性質的關係網。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汙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係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會導致一省官僚體系癱瘓。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貪汙大案——甘肅冒賑案，就同時具有以上三個特點。
2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人蘇四十三率回族起義，乾隆皇帝派兵進剿。由於事發突然，甘肅一時難以籌集大量兵餉。時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為了表現自己，主動向皇帝表示，願意捐出四萬兩，以解燃眉：「臣甘願將歷年積存廉俸銀四萬兩，繳貯甘肅藩庫，以資兵餉。」
聰明反被聰明誤。讀到這個奏摺，乾隆的第一反應不是大加讚賞，而是心中一愣。眾所周知，甘肅是個窮省，官員收入很低，一個布政使怎麼能一下子拿出這麼多錢？
在佈置戰爭的同時，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贊家產來源。一查之下，甘肅冒賑案迅速敗露。
原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讚的前任山西人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他對皇帝說，甘肅這些年連年大旱，百姓餓死不少。因此他請示朝廷，在當地開展捐糧運動，捐得多的富戶可以取得「監生」資格。對救災一向大力支援的皇帝批准了王亶望的建議。不過在實際操作中，王氏卻只收銀子，不收糧食。數年之間，就籌集了上百萬兩白銀。這筆錢他一分也沒有用來救災，而是在命令各級政府編造假賬報銷後，與各級官員私分掉了。
在貪汙大量銀兩的同時，王亶望不斷上奏朝廷，說他辦理捐糧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災民，災民如何如何流著淚感謝皇帝、感謝朝廷，紛紛稱讚大清王朝好。這樣的奏摺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乾隆因王亶望辦理捐糧「有功」，一道諭旨將其調往浙江升任巡撫。王廷贊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繼續貪汙。據事後統計，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年初，甘肅省共有二十七萬多人捐了監生，收銀一千五百多萬兩，通省官員合計侵貪賑銀二百九十餘萬兩。
這樣嚴重的貪汙案件，在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它反映出大清政治體制的許多致命問題。
首先是監察機制形同虛設。有清一代，放賑過程有著嚴格而細緻的規定。發放糧米時，官員必須親自到場，每日發放後，官員要親自簽字畫押，以為憑證。全部發放完畢之日，還要在發放冊首尾簽上總名，通冊加騎縫印記，以備上司檢查。同時，還要將發放數目、具體領取人名字、數額張榜公佈，讓百姓監督。然而王亶望命令全省官員自行捏報災情，所有報災、勘災、監放規定均視為一紙虛文，無一執行。數年之間，不但從來沒有人檢查核實，也並沒有人舉報揭發過。
對於甘肅捐糧這樣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視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皇帝曾經派人到甘肅開倉查糧，以防捐糧過程有弊。可是甘肅各州縣官員串通作假，在糧倉的下面鋪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穀物，給監察官員以「糧倉滿囤」的假象，輕易欺騙了朝廷。
更為嚴重的是，這一案件反映出大清王朝的貪腐已經由區域性發展到全部，由變態發展成為常態。這個案子涉及甘肅省官員二百餘人，其中布政使以下縣令以上官員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說將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一網打盡。這些讀「四書五經」出身的朝廷命官，無一例外廉恥喪盡。面對這樣明目張膽的罪行，居然無一拒絕，反而爭先恐後。他們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貪腐集團，案前有預謀、有計劃，案中有分工、有組織、有步驟，案後有攻守同盟。
這樣一個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肅是公開的秘密，在全國，也為許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內居然無一人舉報告發，最終還是貪汙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風也大抵可以想見。乾隆皇帝也不禁嘆息：「甘肅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
其次是地方腐敗與中央高層直接關聯，腐爛已經蔓延到政治中樞。
王亶望當初向朝廷建議開捐之時，皇帝本來有過猶豫。正是朝中管理戶部的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于敏中在旁邊不斷慫恿，不斷說王亶望的好話，才最終獲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派人查糧，被甘肅官員所騙，也顯然是朝中有人為之通風報信。
于敏中其人早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故去，生前號稱廉潔，死後家人卻為分財產而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傳到了皇帝耳朵裡。皇帝以幫助分家為名，調查於氏財產，居然達二百萬兩之多。合成今天的幣值，有3億元之多。皇帝一直沒弄明白這樣大的家產是從哪裡來的。直到甘肅冒賑案發，皇帝才恍然大悟。腐敗蔓延到首席軍機大臣級別，這個國家水有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如果嚴格按大清律查處，甘肅全省處級以上官員幾乎全部要掉腦袋，那麼甘肅省政府運作會立刻癱瘓。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皇帝降旨：總督勒爾謹、兩任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贊等五十六名貪官正法。免死發遣四十六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數十人。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賢良祠。
3
在所謂盛世之中，發生如此巨案，已經丟盡了朝廷的臉，沒想到此案又引發了另一場更加不堪的笑話。
處理完王亶望案，皇帝一方面心情鬱悶、氣憤難平，另一方面心裡也有一個隱秘的期待。原來，在一年前皇帝七十大壽之時，王亶望曾經向皇帝進貢了一份厚禮，幾乎件件精美絕倫，其中一對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極佳，造型別致，皇帝喜歡不已。只不過，皇帝收受禮品，有進九回三之成例，百般掂量之後，皇帝才忍痛割愛，將這兩樣東西退還給了王氏。退回之後，皇帝卻有些後悔，這兩樣東西的樣子日日浮現在眼前，讓他牽掛不已。
這回好了，起碼通過抄家，這兩樣東西又可以進宮了。而且以王亶望之貪婪，家中指不定還有什麼更好的奇珍異寶。
抄家的結果彙報上來，王氏原籍山西陽曲、臨汾二縣共查出房屋七十五所，鋪面房三十三間。地一千零九十五畝，當鋪一座，共估值銀九萬八千五百四十八兩五錢。此外還有金器近四百兩，珍珠五千餘顆，玉器四十三件，銅器十七件，瓷器二十五件。
浙江任所的好東西更多。乾隆皇帝特意命閩浙總督陳輝祖細細查抄，報上來的結果是抄出銀九萬餘兩，金葉、金器、金錠、金條近五千兩，金珠寶玉衣物等共五百六十五箱。
皇帝迅速下旨，將這些金銀珠玉以最快速度送交內務府。
一個月之後，數十輛大車抵達京城，幾百個箱子在皇宮內堆積如山。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期待和喜悅，親自開箱驗看。然而，一個又一個箱子開啟，卻始終沒有發現那對玉瓶和那座玉山子。就是其他珠寶，也大多是設計老套，做工一般，「大率不堪入目」，令皇帝大失所望。
大惑不解的皇帝命人把浙江省抄家官員記錄的第一手檔案呈上，一樣一樣細細查對。不對不要緊，一對之下，皇帝大驚失色。原來，抄家冊上一百多件上等珍寶根本沒有運進京裡，而上面沒有的東西，在皇帝面前卻多出了八十九樣。
很顯然，是有人把王家的財寶調了包！
這簡直是有史以來從沒聽說過的奇聞！誰人這麼大膽，敢當面偷騙皇帝的寶物？
氣急敗壞的皇帝命自己最信任的兩名大臣阿桂和福長安，放下手頭的河工重務，星夜兼程趕往浙江，會同閩浙總督陳輝祖查辦此事，嚴令他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皇帝推測，大抵是經手的小吏甚至僕從們無知者無畏，一時利慾薰心，做了這驚天大事。
查出來的結果又讓皇帝大跌眼鏡：見財起意的，不是別人，竟然是堂堂閩浙總督陳輝祖！原來王亶望所蒐羅的寶物令陳輝祖垂涎不已。此人平日貪贓枉法之事做得太多，膽子越來越大，對欺騙皇上這樣的大罪也視如平常。調包時大大咧咧，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冊，以致不幸敗露。
陳輝祖當然難逃一死。不過皇帝和大臣為了爭奪一個犯官的財產，一個急赤白臉，一個形同鼠竊，在中國政治史上留下了難得的荒唐鏡頭。
六君臣賭局
1
按理說，王亶望案這樣嚴重的案子發生在眼前，應該足以驚醒皇帝的盛世迷夢。事實是皇帝仍然渾然不覺。越到老年，皇帝越形成一個心理定勢：雖然連續爆發多起貪汙大案，但這些不過是一個指頭的問題，並且經過發現和處理，就已經解決了。
那麼，為什麼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視而不見呢？是他老到昏聵了嗎？不盡然。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徹頭徹尾的「洞穴人」。
「長期執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種‘權力幻覺’……權力成為一個洞穴，而這個權勢人物就成為穴居人。他是自己權力的俘虜。他看到的、聽到的，都是支撐權力的正面資訊，負面的資訊都作為錯誤的資訊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機制，它自動地過濾掉錯誤的資訊，輸入正確的資訊。在此情況下，這個領袖往往無法正確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無法對自己的力量形成恰當的符合實際的判斷。」（《「倒薩戰爭」與薩達姆的結局》）
乾隆早年對臣下的欺騙伎倆十分警惕，「難眩以偽」。而到了晚年，他的自信心越來越膨脹，喜諛惡直之弱點逐漸暴露。大臣們自然也就窺測風向，報喜不報憂。對專制者來說，從「精明太過」到「顢頇糊塗」，中間並沒有什麼鴻溝，只需要心態稍作轉變。在大量的「正面報道」的包圍下，他對尹壯圖這一激烈的「負面報道」產生無比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公佈尹壯圖奏摺的同時，乾隆連篇累牘，從頭加以反駁：
尹壯圖說天下吏民，多蹙額興嘆。這絕無可能。因為我即位五十五年來，對天下百姓天恩高厚，史無前例。六次普免錢糧，無數次賑濟災民。不惜巨資，修築海塘河工保衛百姓生命安全。「偏災賑恤，蠲貸頻施，以及修築河工海塘，捍衛民生，所費何止萬萬。而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漕糧二次，為數又不啻數千萬萬，孚惠閭閻，有加無已。朕歷觀史冊，自勝國以溯漢初，僅有漢文帝賜農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為美談，從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愛養黎元，如傷在抱，惟恐一夫不獲，施惠猶以為不足，是以宵旰憂勞，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猶日孜孜，無事無時不以愛民為念，雖底小康，猶懷大惕，從不肯矜言示惠。」大清天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已經達到小康。因此，廣大人民對朝廷是感恩戴德的，絕不會有「蹙額興嘆」之事。
至於尹壯圖所說的官場腐敗、各地虧空，皇帝認為這也是一葉障目，以偏概全。事實上，如果歷史地、全面地、本質地看，當今這個時代，是歷史上最清廉的時期。不但超越歷代，而且也遠優於皇祖皇父時期：「康熙、雍正年間，雖法度嚴明，吏治整飭，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學、索額圖、噶禮、隆科多、年羹堯諸臣竊權交結，鄂爾泰、田文鏡、李衛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說。」而乾隆年間，懲貪之嚴厲前所未有，各地官員凜如冰淵，絕大多數不敢犯法。即使有一二膽大之徒，也馬上遇到嚴懲：「自朕臨御以來……其有貪婪不法如王亶望、陳輝祖、國泰、郝碩諸人，一經敗露，無不立寘典刑，天下各督撫當此吏治肅清之際，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潛移，豈敢以身試法！夫各督撫……倘謂藉端賠項派累屬員，則斷斷不敢為此……」
因此，目前大清的形勢是史上最好，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而且還會越來越好，好得不能再好。
那麼，尹壯圖為什麼還要閉著眼睛瞎說呢？
在上諭中，皇帝公開分析說，尹壯圖此舉出自如下卑鄙動機：他自揣學問才幹均屬平庸，在朝廷不能升為侍郎，外放派不到學政，至於尚書、督撫的職位更難夢想，所以想借此奏摺顯示才能，或許能僥倖錄用，又可借盤查為名，沿途進行恐嚇訛詐，希望得到賄賂好處，可以名利兼收，此等居心，豈能逃得了朕的洞察？
打賭還沒有見出分曉，皇帝先進行一通人身攻擊，其氣急敗壞之心態袒露無遺。
2
皇帝更趨氣壯地與尹壯圖擺下了擂臺，要公開較量一場。然而遊戲規則卻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戳穿「乾隆盛世」的紙糊外衣，辦法很簡單。暗訪一下，形勢立判。
尹壯圖也是這樣想的。
然而皇帝卻不給他這個機會。皇帝明確拒絕了尹氏「密往查訪」的要求，理由是「無此政體」。
其實，老皇帝雖然不願意聽到任何批評之聲，但是他心裡也很清楚，當今天下並非沒有可議之處。尹壯圖所說的吏治廢弛，倉庫虧空，在某些區域性也確實存在。此前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他就曾經派阿桂、曹文植等到浙省查辦過府庫虧空案。而云南一省現在虧空100萬兩，這也是乾隆明確掌握的。如果真的派尹壯圖進行暗訪，那麼難保不查出幾處虧空，他的面子往哪裡放！
皇帝和尹氏的分歧點並不在於虧空的有無，而在於，皇帝認為，這些現象是區域性的、可控的，並不影響大清政治的光榮和偉大。皇帝和尹氏打這個賭，就是為了反擊那些惡意唱空大清政局的不和諧聲音。因此，採取點小小手腕，也是必須的。所謂「行大事不拘小節」。
因此，皇帝從大局出發，高屋建瓴地做出了一系列相關決策：
第一，拒絕尹氏「密往查訪」。非但不允許密查，還規定尹壯圖每到一處，朝廷先五百里通知地方官。
第二，在尹氏出發前，發出通諭，給全國官員打一劑預防針，以防大家思維混亂。皇帝在上諭中點明打這個賭的目的，是以尹氏為反面教員，對全國臣民上一次形勢教育課，以為無識之徒戒。皇帝說，令尹氏盤查盤查的結果必然是用事實「服其心」。「若所盤查倉庫毫無虧缺，則是尹壯圖以捕風捉影之談為沽名釣譽之舉，不但誣地方官以貪汙之罪，並將天下億兆民人感戴真誠全為泯沒。而朕五十五年以來子惠元元之實政實心，幾等於暴斂橫徵之世。」尹氏的罪惡，因此會大白於天下。
瞭解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如此盤查，當然什麼東西也查不出來。在「大是大非」面前，地方官絕不會有半點含糊。因此，尹壯圖還沒有出發，這個賭局事實上勝負已定。
但是，形式還不得不走。皇帝諭旨一下，戶部侍郎慶成就帶著尹壯圖上路了。老皇帝因為生氣而特別刻薄，在諭旨中還特別說明，慶成是因公出差，一切費用國家報銷。尹壯圖是自願前去盤查，自找多事，所以不能給他提供差旅費，一路花費由他自己負責，以示國家大公。
慶成官轎儀仗在前，尹壯圖騎著匹騾子孤零零地跟在後面，第一站來到了山西大同。
「檢查」的結果當然毫無懸念。地方官員領著兩位檢查官，一個個開啟糧倉銀庫，一本本開啟賬目，果然倉庫銀兩「絲毫並不短少」，所儲糧食「石數亦屆相符」。檢查完畢，地方官領著慶成去看石窟，留下尹壯圖一個人在旅館裡寫彙報材料。
再不知趣的人也知道現在應該怎麼辦。老實倔強的尹壯圖終於學會說謊了。他用極為認真的語氣，詳細彙報了檢查過程以及結果。然後，他無比沉痛地總結說，自己以道聽途說的材料來「冒瀆聖聽」，實在是喪心病狂，「戇愚」之至。經過皇帝的玉音和事實的雙重教育，他深刻認識到自己對大清天下的認識是徹底錯誤的。山西大同一處如此，自然證明全國處處皆然。當今天下府庫充實，自不待言。現在形勢已經明朗，因此就不打算耽誤皇帝的寶貴時間了，「懇即回京治罪」，讓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來辦別的大事。
按理說，事情到此，皇帝已經達到了目的，此事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皇帝並不滿意。比賽剛剛開始，尹壯圖就應聲倒地，顯然是用假死來逃避打擊。皇帝一定要把尹壯圖拉起來，迫使他繼續打下去，直到打得他真正心服口服，整得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算解氣。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二月初三，皇帝釋出上諭，說尹壯圖要求事情就此結束，這是面服心不服，想以「半途而返」的姿態，造成「抗疏錚諫，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他罵尹壯圖此舉「居心巧詐，殆不可問」！皇帝說，尹氏要回京，我偏不讓他回來。因為「一省查無虧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當前赴山東及直隸正定、保定等處」。一定要讓他心服口服後，再定他的罪。
「居心巧詐」這句詈罵一齣口，老皇帝積累了多日的邪火噴薄而出，接下來又把尹氏從頭到腳細細罵了一頓。皇帝也真有閒心，他把尹氏幾次的奏摺又讀了一遍，挑出了兩個用詞不當之處，然後說，尹壯圖因為升不了官外放不了學政而怨恨朝廷。其實不是朝廷不想重用他，而是因為他才學實在有限，這樣白字連篇的人，豈能外放學政擔當教育士子的重任？
皇帝還推測說，尹壯圖當初提出要密查，其實主要是想到淮揚一帶敲詐鹽商們。因為那一帶鹽商都是鉅富，如果尹氏以欽差大臣的聲威一恫嚇，他們必定會大加賄賂，尹氏就能名利雙收了。
連諷帶刺痛快淋漓地挖苦譏笑尹氏一通後，皇帝大罵道，這類伎倆就是庸主也不會受騙，還想拿來騙他？真是沒長眼睛，活該倒霉！「若朕燭照所及，情偽周知，小人心術，早已洞見肺肝！」
罵夠了的皇帝突然又想到了一個問題：他怕嚴責之下，尹壯圖畏罪尋死，不能完整地起到反面教員的作用。所以他在上諭中要慶成轉告尹氏，不會殺他的頭，叫他好好活著，配合朝廷：「謬妄之處，固難辭咎，然究系愚昧無知，其罪斷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皇帝大開宏恩，上一次說不能給尹氏報銷出差費，但現在考慮到他是窮書生，帶的盤費大概不會多，如果不夠用，讓慶成在出差費中酌情分一些給他，讓他健健康康地回來，好接受最後的處理。
沒有辦法，尹壯圖只好硬著頭皮，跟著慶成繼續這哭笑不得的「全國大檢查」。
他一邊檢查，皇帝還一邊不停地給他寫信，問他「途中見商民蹙額興嘆狀否？」全國人民的精神狀態到底怎麼樣？大家對大清政權支不支援？
尹壯圖知道，自己接下來的任務就是用自己的嘴徹底否定自己那道惹事的奏摺。因此，接下來這一路，尹壯圖都忙於絞盡腦汁，撰寫大量考察報告彙報給皇上。
在報告中，他一再奏稱：「目見商民樂業，絕無蹙額興嘆情事。」「經過州縣地方，百姓俱極安帖。隨處體察，毫無興嘆情事。」
在報告中，他用大量篇幅，一次次「如實」報告沿途見聞，熱情歌頌大清王朝的富庶安定，人民的安居樂業：
目擊各省庫項豐，他儲充足，並無絲毫短缺，而往來數千裡內復見商賈士民安居樂業，共享昇平，實無地方官滋擾之事。
所過淮、揚、常、鎮，以及蘇州省會，正當新年慶賀之時，溢巷摩肩，攜豚沽酒，童叟怡然自樂，未聞有官吏滋擾之事。
3
「全國大檢查」結束之後，尹壯圖再次上書，表示徹底認罪，「自承虛誑，奏請治罪」。說自己「業已傾心帖服，可否懇恩，即令回京待罪」？
這些彙報符合皇帝的期望。皇帝帶著大獲全勝的滿足總結處理此案。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初十，乾隆發表長篇上諭，「令慶成帶同赴山西、直隸、山東、江南等省，盤查倉庫，俱無虧短，是尹壯圖逞臆妄言，其罪已無可逭……」
皇帝總結此案，從頭道來，說尹壯圖原為內閣學士，只是因為雲南沒有大員，皇帝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說他的才幹學問，當閣學已屬僥倖，還想往上爬，「其希榮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見其肺肝」。因此而汙衊國家政治，其罪甚大。
不知為什麼，皇帝總覺得這樁罪過雖然「甚大」，卻還是不足以服眾。他百般羅織，力圖把尹氏徹底搞臭。
反覆推求之下，皇帝又提出了新的問題：尹壯圖當初由北京丁憂回籍雲南，只應該經過直隸、河南、湖廣、貴州等省，怎麼會經過江、浙、廣西各省？
皇帝自問自答：自然故意繞道各處，與地方官交往，以便打秋風，必須老實交代。
這個指責皇帝也知道不十分有力，因為畢竟只是推測，沒有人證物證。不過他還有更有力的武器。經過調查，皇帝發現尹壯圖年過70歲的老母仍在故鄉雲南生活。皇帝說，孝道乃人倫之首。作為孔孟之徒，既然你不能將老母接來北京，就應辭職回鄉供養。而尹氏二者都不選擇，一個人在京做官，「乃竟戀職忘親，棄之不顧，尚得謂之人類乎？尹壯圖不但無君，而無親，人倫喪失，豈可忝居朝列，玷辱縉紳？尹壯圖著革職，交與慶成押帶來京，交刑部治罪」。
無君無親，罪過還有比這更大的嗎？
這麼大的罪，應該如何處理呢？大臣們經過多次商議，按照「挾詐欺公，妄生異議律」（製造假象欺騙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議的罪名），提出應該將尹壯圖判處死刑。
二月初四，乾隆對此案做了終審判決。皇帝做事，向來注意既要達到目的，又要籠絡人心。出人意料地，皇帝採取了打擊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原則。皇帝說，大家對尹壯圖的量刑是十分正確的，尹氏所犯大罪，即便不殺頭，也應該充軍。
但是皇帝特別仁慈，他尹壯圖雖然卑鄙無恥，心懷惡意，但皇帝肚量如海，風格太高，「不妨以謗為規」，無則加勉而已。因此「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內閣侍讀用，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準開復」。
那意思是說，原本是「敵我矛盾」，不過按「內部矛盾」處理。降級使用，從副部級降為司局級。因內閣侍讀並無缺額，尹壯圖被安排為禮部主事。
說來有趣，皇帝此時忘了他把尹壯圖「戀職忘親」列為定罪的重要理由，處理起來居然讓他繼續在京任職，與母親分離。
倒是尹壯圖知趣，一通感激涕零之後，他以侍奉老母為由，申請辭職。辭呈一上，皇帝無法拒絕，只好放他回家。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尹氏領了聖恩，捲了鋪蓋回老家養母去了。
七中國人的盛世情結
1
盛世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夢。生逢盛世，是每一箇中國人對時代的最大期望。
所謂盛世，就是內無嚴重的政治腐敗，外無迫在眉睫的敵國外患，社會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飽飯的時代。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這樣大規模的盛世出現過三次，即漢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開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這三大盛世，還有過幾個小規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東漢的「光武中興」、隋代的「開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裡的小王朝也取得過不錯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國時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堅，南北朝的劉宋文帝時代，以及五代十國的後周南唐統治下的某個時段。
然而也就僅此而已了。雖然歷代中國人夢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現就是這樣屈指可數，而且持續的時間也不長。
文景之治持續了近40年。事實上，文帝剛剛即位時，天下還相當殘破，真正的盛世出現在景帝時期，並由漢武帝推向高峰。算上武帝前期，漢代治世持續近70年，其中盛世大約30年。
唐代盛世史稱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這兩個階段並不接續。貞觀之治從627年到649年，持續22年，這一階段是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階段，成就並沒有超越前代。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續大約30年。
只有康雍乾盛世持續時間最久，然而從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為止，持續也不到100年。即使從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不過130多年。
有人統計過，數千年中國古代歷史，盛世和治世累計加在一起，不過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著災荒、動亂和腐敗的平世和衰世。
2
「盛世」這個詞是中國獨有的。漢文化圈以外的史書中，找不出這兩個字。然而，「盛」「衰」相對，沒有衰世作為背景，就沒有盛世的美麗和燦爛。
第一，中國歷史上的每個盛世，都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禍亂之世作為前奏。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是文景之治。在這個盛世出現前20年，中國剛結束了秦末戰亂。十餘年的戰亂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漢書》中多處提及改朝換代之際各地驚人的人口變化。《漢書·陳平傳》記載，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萬戶，而劉邦在秦末戰爭中路過這個城市時，發現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戶。《漢書》還說，在劉邦即位十二年之後，全國統計上來的人口數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考慮到逃亡等因素，歷史學家一般的推斷是秦漢更替過程中的戰亂使中國人口損失了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至於經濟損失，更是慘重。大漢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個王朝都要狼狽。《漢書·食貨志》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就是說，老百姓沒有一點存糧，連皇帝的馬車都配不齊馬匹，宰相出門都得坐牛車。
中國歷史上最為人豔稱的盛世當然是「貞觀之治」加「開元盛世」。這個盛世的背景一樣是空前慘烈的人口損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規模戰亂方才平息。《隋唐演義》中章章都是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貞觀六年（632年），魏徵描繪戰亂的後遺症時仍說：「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貞觀政要集校》卷2《直言諫爭附》）貞觀十一年（637年），馬週上書時仍然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續數十年的大屠殺和大破壞。明清易代之際，人口損失至少四千萬，其中直接死於清軍屠城的就高達七百萬。據《揚州十日記》所載，僅揚州一地，焚屍「約計八十萬餘」。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變化。《清史稿·王騭傳》裡記載的王騭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里，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瘡痍。自蕩平後，休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趙文林、謝淑君所著《中國人口史》認為真實的數字並沒有這樣極端，有大量逃亡隱匿人口沒有被王騭統計出來。他估計說1626年，四川人口為三百五十六萬。到了三十多年後的1661年，人口還剩下九十五萬。也就是說，損失了四分之三。
極衰之世的大破壞，正是盛世出現的必要條件。中國傳統王朝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壓力，而大戰亂則為新王朝解脫了人口壓力，提供了興起的寬闊舞臺。正是隋末戰爭導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拋荒，唐王朝才能實行均田制，給每個男丁發放一頃田地。戰亂導致的自然「土改」，同樣是漢初「招附流亡」、清初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在大動盪過去之後，新王朝只要能保證幾十年內不發生大的政治動亂，那麼並不需要它提出多麼高明的發展策略，只需無為而治，順勢而行，自然就會收穫一個豐盈的經濟自動恢復期。所以說，每一次盛世，都是對前一階段大災難大破壞的一種反彈、一種彌補。
第二，盛世的出現，得益於衰世提供的經驗教訓。
前代統治者倒行逆施的嚴重後果，給看夠了人間悲劇的後代統治集團以極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們，都非常善於從前人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
漢王朝建立之後，整個政治高層都在思考強秦何以暴亡。貞觀之治的出現，更要感謝隋煬帝這個「反面教員」。與此相似，清初的幾代帝王，也無不以晚明弊政作為自己施政之鏡鑑。明代後期帝王以好貨貪利聞名。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百姓剝削過甚。而清人入關之初，立即廢除明末「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鑑於明代教訓，清代統治者所定的賦稅水平為歷代最低，從康熙到乾隆，皇帝們都恪守「永不加賦」原則，怕重蹈晚明覆轍，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後期帝王的懶惰登峰造極，萬曆更是創下二十年不上朝的歷史紀錄。而清代皇帝則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勤政的一個帝王群體，個個未明而起，勤奮不懈。有明一代朋黨之禍最烈，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而從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續不懈地大力打擊朋黨，使清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朋黨之禍最輕的時代。
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盛世，都是極衰之世付出高昂學費後考出的高分。
3
當然，付出了極衰之世的代價，並不見得肯定收穫盛世。事實上，盛世出現的條件遠比這個要苛刻。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所有的災難都能由進步來補償，更多的時候，災難換來的只是更大的災難。
司馬炎篡位不久，攻滅吳國，結束三國混戰歷史，晉武帝也成為繼秦始皇、漢高祖、漢光武帝之後，第四個一統全國的帝王。在統一之初，他積極進取，順應民意，減免徭役，一時「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隱隱然出現了「盛世」徵兆。如果他再加一把勁，一個大規模的盛世就會水到渠成。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備漢文帝和唐太宗那樣出眾的素質。晉武帝迅速陷入物質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晉貴族文恬武嬉，大肆揮霍，興起了一股中國歷史上聞名的「比富風」。因此，不出人們意料，武帝死後不久，西晉便陷入了混亂之中。
因此，盛世出現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都是由素質超強的君主締造。盛世君主，一是要政治才能出眾，二是要自制力超群。深宮之中，婦人之手，培養出這樣的人才並不容易。除去唐太宗算是半個開國之君外，漢文帝、漢景帝以及康雍乾三帝，實在是中國帝王中的異數。
事實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強幹還不夠。盛世的出現，都是幾代人的接力努力達到的結果。中國盛世出現的規律是，一個英明強悍的開國帝王為新王朝立定規模，打下基礎。開國帝王去世後，往往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磨合動盪調整期，再由另一個精明強幹的子孫開啟王朝發展的瓶頸期，將王朝推上盛世。漢代劉邦開國，確立了清靜無為的治國思路，但也留下了諸侯分裂的政治隱患。劉邦去世後，出現了呂后、惠帝時期的動盪。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面將「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打擊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勢力，消除了政治體制上的重大隱患，從而催生出武帝時代的極盛。唐代的盛世，經高祖、太宗開基立業，奠定基礎，再有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短期動盪調整，直到玄宗時才達到高峰。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爾袞和順治打下基礎。而康熙繼位，解決了權臣和三藩這兩個發展的瓶頸問題，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出現一個英明的帝王，在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是小機率事件，而連續幾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獎一樣難得，因此中國歷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難解釋了。
4
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結局也是衰世。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漢武帝前期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後，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致了衰敗。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峰，達5200萬。但八年之後的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萬。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從宜陽到武牢500裡，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1000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面腐敗更是隻隔了瞬間。乾隆死前3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中國歷史上的幾大盛世，只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即有治法」。中國古代的幾千年間，專制制度的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的突破和進步。統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於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沒有內外條件的嚴厲制約，個人的英明與自制無法抵制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縱觀中國歷史，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與昏聵集於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他們既是輝煌成績的創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