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在堯舜之後的中國統治者中，只有乾隆一個人真正成功地實行了「禪讓」。自從三代之後，「禪讓」就成了中國專制政治中一個美麗的夢想，成了統治者「成聖成神」的標誌。可惜，所有的效仿者都畫虎不成反類犬。西元前318年，燕王噲效仿堯舜，主動禪位與子之。可是這次禪讓並沒有帶給燕國任何的好處。三年後，「燕國大亂，百姓恫怨」，齊國幾乎滅燕。在此之後出現的「禪讓」，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是老皇帝被逼無奈被小皇帝奪了權的代名詞，比如唐玄宗與唐肅宗；就是權臣篡位的遮羞布，比如曹魏代漢。唯一一次自願的禪位發生在宋高宗時期，不過那是因為宋高宗外惕強敵，內耽逸豫，不足掛齒。
這一時刻，不啻是中國專制政治史上最輝煌、最偉大的一個瞬間。歷代王朝權力交接之際的血腥、緊張、衝突都被乾隆巧妙化解。在中國歷史上，這確實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創舉，是專制時代權力平穩交接的一個完美典範。歷史學家對乾隆的這一舉動一致高度評價，其中以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言最有代表性：
惟我高宗純皇帝當大一統之運，臨御六十年，親傳寶位。猶時勤訓政，享年到八十有九；今上自受禪後，極尊養之。誠無一日不親承色笑，視宋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數焉。然則兩宮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備，真開闢以來所未見，豈不盛哉！
二「千古第一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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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禪讓之舉，乾隆非常看重。他把這一舉動，當作自己生命中最後一件大事，當成了六十年統治的完美壓軸。
乾隆認為，這一舉動，標誌著他成了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人」。
如前所述，乾隆皇帝是史上雄心最熾、最自負的君主，他時時處處，要超越歷史，創造紀錄，把自己大大地寫在歷史上。
因此，越到晚年，他就越看重自己在歷史排行榜上的位置。他樂此不疲地把自己和歷代帝王比較，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自己確實是偉大得無與倫比。開始是比疆域，比人口，後來是比政治安定，比軍事成就。在這些都比無可比之後，他開始和歷代帝王比年齡、比在位時間、比兒孫數目。這項工作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快樂。
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作《古稀說》。之所以對七十這個歲數如此重視，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年齡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重要分水嶺；另一方面，因為乾隆是大清開國以來六位君主中第一個活到了七十歲的人。在他之前，努爾哈赤壽六十八，皇太極五十一，順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太祖和聖祖都接近了古稀的門檻，只有乾隆成功地跨過去了。在功業上，他早已經成為第一，如今在年齡上，他又成了第一。
在《古稀說》中乾隆與史上的六位長壽帝王進行了比較。他確信自己已經超越了其中四位，另兩位元世祖和明太祖，勉強可以和自己比肩，因為他們畢竟是創業之主，而他只是繼承之君。沒能親手開創王朝，這是他無法彌補的遺憾。不過繼承之君也有繼承之君的好處，那就是福大運大，不用櫛風沐雨，九死一生，而是平安順遂登上帝位。中國人對人生境界的嚮往包括三個終極目標——多福，多壽，多子孫。第一條他已經無可挑剔居於歷史最前列了。第二條他的排名也越來越靠前，而第三條他則有可能開創一個歷史紀錄。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年初，皇帝下了一道不同尋常的詔書，封自己的長孫綿德為固山貝子。如前所述，綿德因為私下與官員交往，前些年被革為庶人，如今突然獲得榮封，是因為他立了什麼特殊功勳嗎？其實不是，綿德的晉封只是因為他的府內將要誕生一個嬰兒。雖然得了孫子孫女在早婚的皇室並非什麼大事，但綿德府中將要降生的這個嬰兒可非同尋常。如果出生的是一個男孩，那麼他將是乾隆皇帝的第一個玄孫。也就是說，他的出生，標誌著乾隆將要五代同堂。這在人均壽命不長的古代，是極大的喜事。
閏三月初八，一騎快馬把一個激動人心的訊息傳到了皇帝所巡幸的江寧。皇元孫誕生，五世同堂的願望實現了。群臣額手稱慶，皇帝大擺宴席，款待所有大臣。皇帝的高興可以想見，他立刻寫了一首詩：
飛章報喜達行軒，歡動中朝及外藩。曾以古稀數六帝，何期今復抱元孫……
原來在這一刻，皇帝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上又有了新的紀錄：他成了古往今來第一個五世同堂的皇帝。元世祖和明太祖在這一點上也沒法與他相比，在福氣之大上，他已經被確認為古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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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年（1785年），皇帝又發現了另一個歷史第一：他成了上述六位超過七十歲的皇帝中紀年最長的皇帝之一。他因此作詩一首：「七旬登壽凡六帝，五十紀年惟一人。漢武卻非所景仰，宋宗高孝更非倫。」大意就是，七十多歲的皇帝有六個，但在位五十年的人就我一個，我很得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六十壽辰和在位周甲，乾隆皇帝更是來了個年齡、兒孫和在位年代綜合比較，結果更是證明自己的歷史第一地位不可動搖。他在乾隆五十五年中所作的詩篇中說：
八旬開袤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惟至元稱一代傑，遜乾隆看五世孫。
這首詩的意思也簡單，年過古稀的皇帝有六個，只有三個活到八十歲了，這三個裡，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廢物，不值得一提，元世祖忽必烈雖然武功赫赫，但卻沒有我乾隆那樣五世同堂。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因為廓爾喀求和，乾隆親撰《十全武功記》，將即位以來的十次戰爭拼湊為十全武功，包括兩次平定準噶爾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兩次金川之役，鎮壓臺灣林爽文起義，緬甸之役，安南之役及兩次抗擊廓爾喀之役。
實際上，這十全拼湊得十分勉強。十次戰爭中，有三次是一分為二出來，即把一次戰爭分成兩次。十次中有四次是失敗的，而且對金川之戰勝得尤其不光彩。
因為這個不嚴謹的十全武功，乾隆自稱「十全老人」。並且精選和田玉，鐫「十全老人」之寶。自得自滿之態，不能自掩。並御書「寶說」，全面回顧了自己一生的功勞，說：「十全本以紀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寶，則不啻此也。何言之，武功不過為君之一事」。
如今，這個傳位大典的成功舉行，意義顯然更為重大。因為這是比堯舜都偉大的舉動。在舉行傳位大典之前，乾隆皇帝終於得意揚揚地說出了他的心裡話：秦始皇以後，禪讓都是徒有虛名。三代之時，雖然有過堯舜禹禪讓的盛事，但是授受者都是異姓，充其量可稱為「外禪」。只有他舉行的禪位大典，是空前絕後的「內禪」，「不但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視堯舜，不啻過之」。這正是他超越三代的標誌性行動。他已經成為中國歷史上，不，世界歷史上，最最偉大、最最光榮、最最有福氣的皇帝，是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完人。
三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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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位之前，老皇帝擔心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十五阿哥性格過於老實端方，似乎就缺了那麼一點機智圓滑，或者說缺了一點就通的那麼一點「靈犀」。比如，在當上了「皇帝」之後，是否知道如何處理與他這個「太上皇」的關係，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
雖然已經準備了六十年，但是在禪讓大典舉行之際，乾隆心中還是不免時時浮現出隱憂：「禪讓」之名雖然如此風光盛大，但畢竟不是沒有風險。自古及今，還沒有一個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淵還沒當夠皇帝，就被兒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當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後，悄無聲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兒子的猜忌中膽戰心驚地生活，身邊的大臣和朋友一個個被流放，最終自己被兒子軟禁，鬱鬱而終。中國歷史上的另幾個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無一不是悲劇人物，下場都十分悲慘。
因此，在舉行禪讓大典的同時，乾隆皇帝已經為了保證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無數準備：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確宣佈，自己只將那些接待、開會、祭祀、禮儀之類的日常工作交給皇帝，至於「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他「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聽我訓導，將來知所遵循，不至錯誤，豈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後接待朝鮮使臣的時候，他又明確向各國宣稱：「朕雖然歸政，大事還是我辦。」
他規定，退位之後，他仍稱朕，他的旨意稱「敕旨」，文武大臣進京陛見及高階官員赴任前都要請示他的恩訓……
雖然在退位前花費巨資修建了寧壽宮，可是真正退位之後，他並沒有從象徵著皇權的養心殿搬出來，用他的話說：「予即位以來，居養心殿六十餘載，最為安吉。今既訓政如常，自當仍居養心殿，諸事咸宜也。」
一句話，雖然退了位，他還是處處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國之主。
握了一輩子權柄的老皇帝對權力愛如自己的眼睛，防衛過度，眷戀到了近乎失態的程度。
事實證明，老皇帝過慮了。直到真正禪讓了皇位之後，乾隆才發現他選的這個接班人其實是應該打滿分的。
正當盛年、血氣方剛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聰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謹地做著大清國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懇懇地閱讀所有奏摺，準時上下班，認真出席每一個他應該出席的活動，卻從來不做任何決定，不發任何命令，不判斷任何事情。他十分得體地把自己定位為老皇帝的貼身秘書，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個原則：「聽皇爺處分。」
朝鮮使臣的記述裡，把嘉慶韜光養晦的狀貌描繪得躍然紙上：「（嘉慶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遊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亦笑。於此亦有可知者矣。」賜宴之時，嘉慶「侍坐上皇之側，只視上皇之動靜，而一不轉矚」。《清史稿·仁宗本紀》也記道：「初逢訓政，恭謹無違。」
人們常說，老年意味著智慧和達練，老年其實更意味著身體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轉的退化。不論多麼英明偉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給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帶來的傷害。乾隆皇帝一生剛毅精明，到了晚年，卻像任何一個平庸的老人一樣，分外怕死。或者說，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年輕時的好大喜功，到了暮年演變成了只喜歡聽吉祥話。他尤其畏懼與死亡有關的字眼、器物和訊息，認為這些會帶來晦氣和不吉祥。嘉慶二年（1797年）二月，嘉慶的結髮妻子、皇后喜塔臘氏病故。嘉慶帝十分悲傷。嘉慶和喜塔臘氏結婚二十多年，感情很好，一旦斷絕，那種痛苦是可以想見的。
然而嗣皇帝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即位後，他第一次單獨做了一個決定：他命令禮部，皇后的葬禮按最簡單迅速的方式處理，雖處大喪，皇帝只輟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還特別命令大臣們，因為「朕日侍聖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邊）」，「朝夕承次，諸取吉祥（凡事都儘量營造吉祥氛圍）」，凡在大喪的七日之內，來見太上皇的大臣們，不可著喪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時人記載說，國喪的七天之內，嘉慶皇上從不走乾清宮一路，以防把喪事的晦氣帶到太上皇日常經過的地方。皇帝去皇后靈堂時，俱出入蒼震門，不走花園門。去奠酒時，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換上素服，一回宮，立即換回常服，隨從太監也穿著天清褂子，不帶一點喪氣。「且皇上其能以義制情，並不過於傷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無意間，會把和珅叫過來，問問他皇帝的心情怎麼樣，有沒有因為妻子去世而耽誤國事？聽過和珅的彙報，太上皇閉上眼睛，微微地點點頭。
兒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來。他一如既往地繼續著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整個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謂「嘉慶元年」，不過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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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遺憾是永遠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乾隆最大的遺憾是陷入了一場沒能取勝的戰爭。那就是平定白蓮教起義之戰。
陝西、四川、湖北的交界處，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稱南巴老林。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長林綿亙千數百里，彌望蓊鬱，竟日不見人煙」。（《三省邊防備覽》）本非宜人類所居。但是，乾隆中葉起，大批流民湧入這片森林，伐樹造屋，開荒種地。這些流民來源極廣，不但有四川、陝西、湖北三省，還有廣東、湖南、安徽、江西等地方遷過來的百姓。「攜帶家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對這些移民的估計，保守的是十餘萬，有人說有百餘萬。（《三省邊防備覽》）
大批移民的出現，說明了乾隆中葉人口壓力的嚴重程度。當時尚殘留的山區本不宜耕種，因為這些深山老林地勢險峻，土地貧瘠，且無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損很快，勞動與收穫不成比例。在老林中生活是極為艱難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築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故統謂之棚民。」
雖然艱難如此，人們仍然樂此不疲。這說明大清王朝社會體制內的潛力挖掘到極限，仍然無法解決人口問題。又一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迫在眉睫了。
流民雜居之地，向來是民間宗教的溫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嚴厲打擊的白蓮教迅速在這裡滋生起來。「習教之人，入彼黨夥，不攜貨糧，穿衣吃飯，不分爾我。」這種廉價的烏托邦，對於缺衣乏食的窮苦移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報應，分毫不爽。乾隆剛剛完成禪位大典，宣佈自己成為了「千古完人」，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發了白蓮教起義。起義在陝西、四川、湖北的交界處爆發，迅速蔓延到川、陝、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縣、廳、衛等二百零四個。
當太上皇這幾年，乾隆的全部殘存精力都用在了鎮壓起義上。僅三年時間，動用的軍隊已經有十萬，花掉餉銀已經有七千萬兩。雖然「猶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調兵遣將，起義的烈火卻越燒越旺。
掌握權力六十年來，乾隆還是頭一次這樣一籌莫展。野史記載，一日早朝已罷，嘉慶帝和和珅入見。「珅至，則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慶帝）西向坐一小杌（每日召見臣工皆如此）。珅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語，上（嘉慶帝）極力諦聽，終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啟目曰：‘其人何姓名？’珅應聲對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蓮教首領姓名）。’上皇復閉目誦不輟。移時，始麾之出，不更問訊一語，上大駭愕。他日，密召珅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作何語？汝所對六字，又作何解？’珅對曰：‘上皇所誦者，西域秘密咒也，誦此咒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裡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對也。’」（《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點評說：「一個叱吒風雲的英明君主，晚年對農民起義無可奈何，獨自唸咒，意欲制敵於死地，這種行為典型地反映出一個意志昏瞀的孤獨老翁的心理狀態，別人幾乎不能理解。」
事實上，鎮壓這次起義最後耗費了清王朝白銀二萬萬兩，相當於當時清政府五年的財政收入；使清軍損失一、二品的高階將領二十多人，副將、參將以下的軍官四百多人。可以說，正是這次起義，徹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後一層面紗，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結束。大清王朝在這場戰爭中元氣喪盡，從此一蹶不振，再也沒有了往日的榮光。
正是在戰爭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終點。
進入嘉慶三年（1798年）以來，太上皇的身體並未見有什麼異常。嘉慶三年臘月底，八十九歲的太上皇得了輕微的感冒。新年將至，朝野上下，誰也沒有在意。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諸王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慣例來給太上皇拜年，上皇還能如常御座受禮。不料，初二，病情轉劇，身體各器官出現衰竭徵兆，陷入昏迷。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時，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長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還做了「望捷」一詩，期盼平定白蓮教的捷報早日到來。在遺詔中，他仍然念念不忘這最後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籌筆勤勞，日殷盼捷，已將起事首逆緊要各犯，駢連就獲，其奔竄夥黨，亦可計日成擒，蕆功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