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浮沉有定數。定數來自預見和鋪墊，來自尋常生活裡的態度和處理事情的方和方法。在這方面晁錯和竇嬰很相似。不錯，他們都是極有個性之人，也都會說些不合時宜的話，但相比之下晁錯更激進一些。御史大夫晁錯曾多次上書言削藩，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晁錯說這番話的背景是吳王稱病不朝，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召集天下亡命之徒，蠢蠢欲動。所謂反相已顯。公卿、列侯和宗室將這些都看在眼裡，卻沒人敢上言削藩。就像晁錯父親所預料到的那樣，晁錯「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多方樹怨」，實在是不聰明。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齊、楚和吳三個封國佔有天下之半，一旦削藩，勝負之局難料。關於這一點，文帝當年也是投鼠忌器，不敢有所作為。當吳王稱病不朝，晁錯上書論法當誅時，文帝卻下不了這個狠手，只是打几杖了事。吳王后來之所以敢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召集天下亡命之徒，蠢蠢欲動，其實正是看透了天子的虛弱心態。從文帝時代到景帝時代，儘管藩王們反跡已顯，朝廷卻一直拿不出一個有效的對策，只有晁錯一個人上言削藩，試圖一勞永逸。
那麼，竇嬰的反應是什麼呢？當公卿、列侯和宗室在景帝面前默不作聲時，竇嬰公開站出來表示反對。在這裡竇嬰恰恰再一次表現出了他的個性。公卿、列侯和宗室之所以在景帝面前保持沉默，是因為他們不好表態。如果支援削藩，一旦事敗，他們將處境堪憂；如果反對削藩，卻又擔了坐視藩王們欲反卻默許縱容的罪名，而景帝自己還是想有所作為的。正所謂事無絕對，表態就要負責，不表態便是最好的表態了。
在這一點上，竇嬰的個性呼之欲出。反對削藩是因為他覺得時機還不夠成熟，並非投機之舉。至此，他和晁錯的命運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所謂仕途浮沉便在這一言一念間。接下來，晁錯的命運就像他的父親所預見的那樣，先是「疏人骨肉」，景帝採納晁錯的建議，削去楚王的東海和薛郡、趙王的常山以及膠西王的六縣。隨後吳楚七國發動叛亂，打出「誅晁錯、清君側」的名號。由此，晁錯的命運被逼到一個死角——這場戰爭的勝負直接關係他的生死存亡，而景帝當時並無必勝把握，同時還揣了投機心理。當有人向他建議誅晁錯可使吳楚罷兵時，景帝很快就默許了。他的第一個舉動是羅織罪名，密令丞相陶青、中尉嘉和和廷尉張歐彈劾晁錯，稱其「不稱主上德信，離間群臣百姓，欲以城邑予吳，大逆不道，罪當腰斬」，建議「（晁錯）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而景帝接下來順水推舟，批覆同意。至此，御史大夫晁錯的性命進入倒計時。幾天後，一箇中尉奉旨召晁錯，不明就裡的他著朝服便被斬於東市，成為這場與他有關聯的帝國戰爭危機的第一個買單者。所謂仕途浮沉很多時候意味著生死攸關，竇嬰目睹於此，應該深有感觸。
所以他下意識採取的一個舉動是「避」。逃避的「避」。景帝前三年（西元前154年）冬十月的家庭宴飲上，竇嬰以為自己的仕途劃上了句號，但沒想到世上事避無可避。晁錯被犧牲後，吳王劉濞自稱東帝，依舊不肯罷兵。至此，歷史將竇嬰推向前臺，意欲讓他成為一齣重大事件的主要人物，而當初的伏筆此刻也彰顯了出來——景帝想到了竇嬰當初的反對削藩，如是，收拾帝國殘局的人物非他莫屬了，「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可竇嬰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此處應該是竇嬰仕途的關鍵節點，被拜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從一個被除門籍、不得入朝請的局外人轉瞬間走向權力的中心，竇嬰的仕途可用一個詞來形容——鹹魚翻身。這與平定七國之亂後他被封為魏其侯一脈相承。做了魏其侯的竇嬰其實是很風光的。「諸遊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但竇嬰真的就此一帆風順了？事實並非如此。竇嬰「任俠、自喜」的性格為其仕途反覆奠定邏輯基礎，當然也就不被景帝所看好。還在七國反叛、局面危急時，竇嬰藉口有病，不能勝任平叛工作而招致景帝不滿。景帝為此曾說這樣的話，「天下正有急難，你怎麼可以推辭呢？」可以說竇嬰後來即使被封為魏其侯，靠的是戰功而不是他耿介的性格。這樣一種人生態度在景帝看來當然是危險或者說不討喜的——很快，竇嬰在仕途上的另一場風波就降臨了。他不能再上一層樓，終景帝時代，魏其侯竇嬰都不能拜相，無疑他遭棄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