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浮沉不以一波一浪為起伏。竇嬰沒想到，幾重波浪之後，他竟然在武帝時代位居其人生的權力頂峰。建元元年（西元前140年），武帝拜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組建了新的權力格局。這其中其實不是竇嬰再立新功，也不是他改了臭脾氣，更不是武帝對他格外青睞，靠他來治國平天下，而是田蚡在其中加以斡旋和佈局的緣故。
這武安侯田蚡說起來也不是等閒之輩，他是漢景帝皇后的同母弟弟，算是國舅了。漢景帝去世，王太后攝政，田蚡和他的弟弟田勝，被分別封為武安侯和周陽侯。所謂新外戚上位，一直未得重用的老外戚竇嬰更沒戲了。在仕途理想上，誰都看得出來田蚡瞄準的就是相位，但沒想到田蚡竟然推薦竇嬰出相，自己只做一個太尉。這樣的舉措貌似很不符合歷史邏輯。《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交代說：「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是武安侯田蚡的門客，他出謀劃策說，「魏其侯顯貴已經很久了，天下有才能的人一向歸附他。現在您剛剛發跡，不能和魏其侯相比，就是皇上任命您做丞相，也一定要讓給魏其侯。魏其侯當丞相，您一定會當太尉。太尉和丞相的尊貴地位是相等的，您還有讓相位給賢者的好名聲」。這當然是一種佈局，其真實意圖是謀劃於長遠，徐而圖之。之所以如是佈局田蚡也是迫不得已的。其一，因為和魏其侯竇嬰相比，田蚡的資歷實在是太淺了。當竇嬰已是大將軍之時，田蚡還只是個郎官，來往於魏其侯家中陪侍宴飲，跪拜起立像子孫輩一樣。其二，田蚡是靠王太后上位的，但竇嬰依傍的竇老太后還健在，並且資歷更高。田蚡想一步到位，實在是困難了些。與其如此，還不如做個順水人情，佈局將來。
就此，竇嬰再成權力場上的寵兒，抵達其人生的輝煌點。但世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速焉。竇嬰的個性再次顯現出來，這一次，他得罪的人還是竇老太后，以致於自己在仕途上一發不可收拾，迅速下位，結束了其短暫的相國生涯——起因便是倡導儒術、議立明堂，直接觸犯了竇老太后的權威和利益。
觀念之爭便是利益之爭。世上事就怕聯絡和聯想。竇嬰做丞相後，推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同時倡導儒術。這也是武帝所需要的治國理念，但毫無疑問，喜好黃老之學的竇老太后是反對這樣做的。只是新帝剛上位，要搞搞新意思和新動作，她不便過涉過多。恰恰在這個博弈點上，竇嬰居於敏感地帶，動輒得咎。而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接下來的舉措就像一股推力，將竇嬰推至矛盾衝突點，欲進不能也欲罷不得——竇嬰仕途上的折返點不期而至了。
趙王二人採取的第一個舉措是議立明堂。在古代，明堂是帝王宣明政教的場所，凡朝會、祭祀、慶賞、選士、教學和養老諸典均在此舉行。趙王二人把他們的恩師申培請出山。這個在當時頗有名聲的儒學鉅子精通古制且極富說服力。在他的影響下，武帝下令「列侯皆就國，以禮為服制」，這是廓清天下的意思，希望列侯們各就各位，各司其職，不要都留在京城無事生非。而矛盾衝突也由此產生了。因為作為一個歷史背景需要交代的是，當時的列侯多為外戚，外戚多娶公主，所謂貪戀長安城的繁華富貴，沒幾個人願意去封國找苦吃。他們便不約而同地在武帝祖母竇太后面前去訴苦。這樣一來，竇太后對竇嬰的印象大變，趙王二人尤被她所厭惡。衝突已是不可避免，需要的只是一個藉口或理由罷了。在衝突發生之前，趙王二人做的兩件事進一步激怒了竇太后，以致於情勢一發不可收拾。其一是趙綰等人著手製定巡狩、封禪、改歷和改服色諸事，完全走以儒代道路線；其二是趙王二人聯名上了一個奏章，說按照古代的規矩，婦女不得干預朝政。現在皇上親自治理天下，什麼事都應當自己作主，為何還要去向東宮請示呢？不妥。建議皇上今後不要把政事稟奏給太后。由此，竇太后勃然大怒，以孝道問罪漢武帝，迫其廢立明堂，下趙綰、王臧於獄，將竇嬰、田蚡罷官——竇嬰的國相生涯就此結束，他和倒霉蛋武安侯田蚡一起只能以列侯身份閒居家中，再一次充當了權力場上的看客。
從此以後，竇嬰一蹶不振，未能東山再起。就像辦公室政治中的悲劇角色一樣，在派系勢力消長之間，權力的翻雲覆雨手將他時而推向頂峰，時而打入谷底。這裡面當然有個人能力、機遇乃至性格所起到的綜合作用，但仕途曲線圖就是這樣，先揚後抑，再無向上攀升的可能與空間。而命運的殘酷性還在於，它不僅可以剝奪你最重要的東西，甚至還要剝奪你的全部，包括生命。這其中，一個叫灌夫的人物開始浮出水面，並且與竇嬰的命運生死糾結，可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真是令人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