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一生的榮光與惆悵，竟都與文字聯絡在了一起。
嘉祐六年（西元1061年），二十四歲的蘇軾官居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相當於陝西省鳳翔市的市長助理。這其實是他仕途的起點。作為四川省眉州眉山走出來的一個寒門子弟，蘇軾的人生之所以有這樣的高起點，完全仰仗於他出眾的文字功底。此前，他參加了朝廷的制科考試，雖入第三等，卻是兩宋歷史上的「百年第一」；而再早一些，他在禮部主持的考試中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宏文震驚四座。主考官歐陽修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誤以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大加賞識有餘為避嫌計判了個第二名。但對蘇軾來說名次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脫穎而出了。年僅二十四歲的他做了市長助理，實力自然不容小覷。而在京師權力場，這個以文而名的年輕人被掛上號，隨時都有獲得重用的可能。
正所謂世上事利弊相間。蘇軾因文字在仕途立足，卻也因為其文人出身而顯得個性奇崛、清高，我行我素。這注定了蘇軾在仕途上的波瀾起伏。在鳳翔府判官任上，蘇軾與頂頭上司陳希亮顯得不對付。陳希亮在他寫的公文上塗塗改改，「百年第一」的蘇軾心裡老大不舒服，並且這不舒服很快表現在了臉上；陳希亮為官冷峻，頗有架子，每次接見下屬時總是姍姍來遲，蘇軾作詩諷刺：「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須，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這詩傳到陳希亮的耳朵裡，蘇軾的日子自然就不好過。但是作為文人，蘇軾又不懂得危機公關。他不參加陳希亮主持的宴請，甚至違背官場慣例，中元節也不出席秋季官方儀典，後被罰紅銅八斤。一般人到了這個程度，自然明白官場潛規則，知道官大一級壓死人，跟上司對著幹是沒有好下場的，但蘇軾還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陳希亮在其官舍後面造了一座凌虛臺，很有追望終南山的意味，他覺得蘇軾文筆好，請其作記。本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改善上下級關係的機會，但蘇軾卻在他寫的《凌虛臺記》中冷嘲熱諷，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蘇軾寫道：「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露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凌虛臺剛剛建成，蘇軾就悲觀地預言有朝一日它將成為「荒草野田」。蘇軾不僅嘲弄了凌虛臺這個物，還要由物及人。「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意思是你陳希亮也別老是趾高氣揚的，以為一輩子春風得意。小心，別在將來某一天栽了跟頭……毫無疑問，蘇軾這樣的文人性格是不可能在鳳翔官場再呆下去了。
英宗治平元年(西元1064年)年底，二十九歲的蘇軾被罷免，回朝廷等候差遣。官做不下去了，蘇軾卻看上去沒什麼壓力。這一年，他最重要的收穫是和擅長畫竹的表哥文同深入切磋藝術，還在剩下的一點時間裡「赴長安，遊驪山」，過得很是逍遙自在。第二年正月，蘇軾還朝，判登聞鼓院，直史館，去做一名歷史研究員。這裡有一個背景需要交待一下，那就是仁宗皇帝對蘇軾還是看好的，覺得他剛剛三十歲，正是而立之年做事的時候，應該給他壓壓擔子，但宰相韓琦卻認為蘇軾恃才傲物，稍嫌浮躁，在鳳翔官聲不好，還是冷處理比較好。因此，蘇軾的仕途開始黯淡下去。屋漏偏逢連夜雨，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蘇軾妻子王弗在京師去世。次年四月，父親蘇洵去世。他和弟弟蘇轍護父喪返川。守喪三年後，三十四歲的蘇軾回到京師，繼續任職史館，做他的歷史研究員。曾經寄予厚望的政治明星到了這裡看不到一絲重新光亮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