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底反彈」這四個字貌似輕易，卻著實不容易做到。因為它既需要一股強大的外力，也需要機緣巧合，是綜合實力的體現。察京于靖國元年（西元1101年）提舉洞宵宮，同年十二月就復出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次年也就是崇寧元年（西元1102年）三月，蔡京離開定州，官任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六月，封尚書左丞。七月，官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成為貨真價實的宰相。短短一年多時間，察京不僅觸底反彈，而且彈的高度超過既往。那麼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
細細總結下來，有這麼三點：
一是利用自身優勢滿足徽宗的特殊需求。徽宗喜歡書畫工藝品，派了宦官童貫去蘇杭搜訪。蔡京的書法繪畫在當時堪稱一絕，他主動進獻，通過童貫將其書畫作品斷斷續續送往宮中。一方面促使徽宗產生惺惺相惜之意，另一方面也是表達自己的忠心。
二是抓住政局的微妙變化，以圖為我所用，並且有所作為。徽宗剛上位，於國策取中庸之道，停止了對元祐舊臣的打擊，為文彥博、王珪和司馬光等三十三名元祐大臣平反，恢復官職；與此同時，放逐章惇，將新黨安惇、蹇序辰等重要官員除名。在人事問題上左右並用，拜韓忠彥為左相，拜擁戴自己繼位的曾布為右相，而改元「建中靖國」意欲調和熙豐與元祐黨爭。只是政局的微妙變化不以徽宗的調停而停止，相反，新的黨爭局面很快形成。曾布與韓忠彥政見不合，「向左走」還是「向右走」事關當事各方的切身利益。相持不下之際，蔡京就成了一個重要棋子——曾布試圖用他來打擊韓忠彥，而這正是蔡京快速觸底反彈的原因之一。
三是蔡京啟動「綠色通道」，全方位對徽宗進行公關。曾布試圖用蔡京來打擊韓忠彥沒錯，不過用不用他卻是皇帝的問題。書畫作品雖然源源不斷地送往宮中，但這未必就能換來錦繡前程。蔡京覺得還是要加大力度。於是一個叫徐知常的著名道士被安插進宮中，專司在徽宗面前美言蔡京，稱非拜蔡京為相不可。徽宗崇奉道教，對著名道士的話相當重視。蔡京全方位對徽宗進行公關的效果可謂立竿見影。
正是以上三個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才使得蔡京的觸底反彈。但其實，蔡京的觸底反彈不是一步到位的。他甚至都沒能馬上回京。靖國元年（西元1101年）十二月，蔡京雖復出為龍圖閣直學士，卻是知定州——任定州（今河北省定縣）知州，隨後他又改任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縣）知府。仕途的撲朔迷離之處也正在於此。蔡京雖然已全方位對徽宗進行公關，徽宗卻還在要不要大用他上猶豫不決。這其實事關國策大計。宋哲宗趙煦先元祐後紹聖再元符，國策有來回搖擺之嫌，宋徽宗上位走中庸之道，改元「建中靖國」，其實是出於時勢的需要。就是要兩手都抓，不可偏頗。如果蔡京回京為相，勢必要趕走韓忠彥，如此一來，曾布和蔡京政見相同，都屬改革派，若兩人聯手組閣的話，「建中靖國」就又要改元了——「改」還是「不改」，這對十九歲的小夥子徽宗來說是個誘惑，也是個疑惑。因為組閣者政見相同的話，從領導藝術來說未必是好事——所謂有博弈才有平衡，又說平衡總是動態的，這個道理徽宗肯定明白。
關鍵時刻，起居舍人鄧洵武站出來打破僵局。他對徽宗說了如下具有激將效果的一番話：「陛下乃先帝（神宗）子，今相（韓）綺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綺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不能也。（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與此同時，他畫了一幅畫呈給徽宗，名曰《愛莫能助之畫》。這張畫以左右分列的形式展示了朝廷官員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場，又在左下角註明：「若欲紹述先烈，非相斯人不可。」這個「斯人」指的就是蔡京。鄧洵武之所以如此賣力地推出蔡京，其實也是蔡京左右逢源之道的一個體現。鄧洵武是神宗時國史院編修官、中書舍人鄧綰之子，鄧綰因為人品有問題被神宗斥貶，而鄧洵武子承父業後也存在類似問題而被哲宗斥罷，但蔡京任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時卻力保鄧洵武復職。雖然在當時他們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但蔡京的為官之道是幫一個人就要以待將來用得上——現在，這個人終於在他失意之時伸出了援手。所言所行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在上述三方面綜合因素的基礎上，成功幫助蔡京完成觸底反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