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那個叫嚴嵩的名人留給世人的面孔是清新可人的，恰似一個書生。這個江西分宜人五歲啟蒙讀書，九歲讀縣學，十歲時縣試成績已經出類拔萃。十九歲他鄉試中舉，二十六歲廷試二甲二名，賜進士出身。正德二年（西元1507年），嚴嵩授翰林院編修，官居七品。這一年他才27歲，輕而易舉地就成了「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
但即便如此，嚴嵩得以名世的依舊是他的才華。嚴嵩的才華可以說是橫著溢位來的，哪怕在他少年之時，也已露出鶴立雞群之相。嚴嵩十歲時縣試成績了得，當地父母官有心考他，出上聯曰：「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絲絲。」嚴嵩是怎麼應對的？他隨口答道：「帝闕九重，聖壽萬年，天蕩蕩。」此中氣勢，確實不同凡響。
《明史·嚴嵩傳》說嚴嵩「長身戍削，疏眉目」，很是一副鬱鬱寡歡的書生形象。有時憂鬱，有時憤世嫉俗，「大音聲」，嗓門會突然間變大，為國計民生討說法。事實上，嚴嵩並非官二代，亦非富二代。他家境貧寒。分宜已是偏僻之所在，嚴嵩出生在分宜介橋村裡，更是窮山惡水之地，父親嚴準是個窮秀才，在鄉里做孩童們的啟蒙老師，狀況很像當下的民辦代課教師，收入很沒有保障。嚴嵩要在這樣的背景下出人頭地，所倚靠的只能是知識。所謂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古今同理。
但命運似乎變幻莫測，並在正德二年對嚴嵩發出隱隱的冷光。這一年宦官劉瑾矯詔開列劉健、謝遷等五十三名高官大名單，稱之為奸黨，並張榜公佈在朝堂之上，搞得百官們很沒有安全感。而正德皇帝朱厚照性喜遊樂，將內宮改造成集市。他和太監們在這個封閉式的集市著商人服裝，熙熙攘攘高聲叫賣討價還價，沉溺在角色錯位中不能自拔。後又在八月十五這天下令於西華門中開建「豹房」，以作尋歡作樂之場所。書生嚴嵩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對政壇醜陋現象自然不能容忍。可世上事大多無第三條道路走，或阿附，或決裂，而決裂者的下場卻是慘不忍睹的。這一年，南京御史蔣欽就為他的決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三月，蔣欽上疏說：「劉瑾是一小人，陛下視為腹心股肱，不知其為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一賊弄權，萬人失望。陛下懵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乞聽臣言，亟誅劉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劉瑾。」這是蔣欽在以命和劉瑾相搏，但朱厚照看了此疏，無動於衷。三天後，蔣欽又上疏說：「臣與賊劉瑾，勢不兩立。劉瑾畜惡已非一朝……陛下不殺劉瑾，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蔣欽這份奏疏因言辭過激，結果被杖三十，投入獄中而亡。
毫無疑問，蔣欽之死給了仕途新人嚴嵩一個警告，那就是雞蛋碰石頭，結果會很慘。他這個翰林院編修人微言輕，自是不可能改變官場生態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公知（公共知識分子）嚴嵩剛踏入仕途，心情是很鬱悶的。第二年也就是正德三年，嚴嵩祖父及母親相繼去世，按制他應該回家服喪守孝三年。這似乎給了嚴嵩一個躲避暗黑官場的理由。既然從皇帝到宦官都是胡作非為式的人物，自己也沒必要陪他們玩了。憤青嚴嵩自此欣欣然地回到江西分宜介橋村裡，開始做他的孝子兼隱士去了。之所以稱嚴嵩為隱士，是因為他借守孝為由，在那個山溝溝裡呆了八年之久。從正德三年到正德十一年，嚴嵩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遠離政壇，像極了一個憤世嫉俗、不願意同流合汙的書生。
嚴嵩在家鄉的所作所為，也的確是一個書生「窮則獨善其身」的狀態。起碼正德三年到正德十一年的嚴嵩留給世人的，還是一張「頗著清譽」的面孔。「頗著清譽」是當時鬱郁不得志的閣臣李夢陽給他的評價。嚴嵩入翰林院時，包括閣臣李東陽在內的不少士大夫就「鹹偉其才」，對他很是賞識的。甚至嚴嵩在歸隱期間，屢遭劉瑾排斥的李夢陽還曾屈尊拜訪過他，贈詩曰「問奇頗類揚雄宅，醒酒真輕李相莊。」嚴嵩則和詩道「地僻柴門堪繫馬，家貧蕉葉可供書。鶯花對酒三春暮，風雅聞音百代餘。」嚴嵩此時的心態，或許還是陶淵明式的，是歸園田居的狀態。他在自己家鄉鈐山之麓建鈐山堂隱居讀書，著《鈐山堂集》，稱自己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數口攜家食舊貧」。「近知理俗事，學種南山田」，這「學種南山田」之語，暗示了二三十歲時的嚴嵩在精神層面上，還是志存雅趣的，不以仕途浮沉為意。
嚴嵩在鈐山的另外一個收穫是他三十三歲時喜得貴子——嚴世蕃，這個後來為他帶來無盡煩惱的兒子對當時的嚴嵩來說，卻是上蒼賜給他的珍貴禮物。他為此欣然作詩道：「三十年過方有子，卻論情事集悲欣。總叨先德宜昌後，每為身愁欲廢官。琴書他日期堪付，堂構茲丘幸苟完。庭中翠竹紅葵色，乘醉邀賓秉燭看。（見《有喜致醉》）」嚴嵩歸隱期間共做詩七百餘首，同時，應袁州太守之請，修撰《袁州府志》。嚴氏如此這般的生活，的確是一個書生或者說淡泊名利的書生才具備的。
從正德三年歸隱到正德十一年復出，帝國政壇依舊風起雲湧。正德三年（西元1508年）正月，戊辰大計，考察外官。那些不肯阿附行賄劉瑾的官員紛紛被貶。六月，因有人將寫有劉瑾罪狀的匿名信投放於御道上，劉瑾下令徹查。矯旨召百官跪於奉天門下；又在當夜將三百多官員收入錦衣衛獄。由於正值酷暑，被關押的刑部主事何軾、順天推官周臣、禮部進士陸伸竟中暑而死。八月，劉瑾又設立內行廠（簡稱內廠），凌駕於東廠、西廠之上。自己親自統領，一時間帝國官員人人自危。正德五年（西元1510年），太監張永因與劉瑾有隙，向皇帝密奏劉瑾謀反情狀十七事。劉瑾下獄，隨後帝國大治劉瑾奸黨，「一時朝署為清」。原以為吏治會從此向好，卻未料武夫江彬入京，禍亂又起。正德皇帝施行京營邊軍兌調操練，江彬得他寵信，在宮內操練營軍，「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號聲達九門」。而正德經常做總司令狀不時加以檢閱，又每每微服夜行至教坊司觀樂，不理朝政已成常態。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三十七歲的嚴嵩結束了歸園田居的生活狀態，選擇復出了。
但其實，就內心操守而言，嚴嵩還是個書生。因為他很快發現，復出後的自己依舊是個憤世嫉俗、不合時宜的小官員。嚴嵩復出這一年元旦，紫禁城很有詭異和兇險的氣氛。正德十一年（西元1516年）正月初一是元旦（舊時元旦按陰曆計，取一元復始，萬物更新之意），百官們早早地入朝向皇帝祝賀元旦，但正德卻久未露面，因為除夕之夜在豹房玩了個通宵，他還在龍床上呼呼大睡，直至元旦酉刻（17：00到19：00）才匆匆趕到奉天殿，接受百官們的朝賀。當然嚴格來說，這已經不是朝賀而是晚賀了。晚賀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是當賀禮結束時，已至深夜。百官們急於回家，竟然爭先恐後，互相踩踏，以致於情形狼狽不堪。有丟了官帽的，也有官服被擠破而大打出手的，更有右將軍趙郎因為擁擠被活活擠死在禁門處，釀成悲劇事件。初六，官員正式上班。浙江道御史程啟充上疏請皇帝「勤於視朝，屏絕遊宴。」但正德依舊我行我素，對此置之不理。
嚴嵩復出後，還是做翰林院編修。這個職務相當於現在中央辦公廳和政策研究室的秘書，並無多大實權。不過即便如此，嚴嵩還是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他批評「正德間，天下所疾苦莫如逆豎妖僧」。又對皇帝運楠木北上的做法提出批評，直言不諱地說：「今湖南運殿材巨楠數千株，聯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圍丈餘，長可五十尺，誠天地間奇聲。然此木一株，山伐陸挽水運至此，費數百金矣。」這個就為他進一步樹立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與他交遊的人物李夢陽、何良俊、王陽明、何景明和王廷相等也都是一時名士。前文所說的閣臣李夢陽是明代中期文學家，復古派前七子的領袖人物。他公開表揚嚴嵩說：「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惟中（嚴嵩）為最。」何良俊是當時的戲曲理論家，自稱與莊周、王維、白居易為友，題書房名曰「四友齋」。這樣一個自視甚高的人物對嚴嵩也是頗有好評。他評價嚴嵩的詩是「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另外在當時，哲學家王陽明、「前七子」之一，與李夢陽並稱文壇領袖的何景明，著名文學家、哲學家王廷相都樂於和嚴嵩交遊。一個毫無背景的翰林院編修，能與如此多的名家大儒相互唱和，說明嚴嵩作為一個書生官員，其文字功底應當是很不錯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嚴嵩的青詞之所以寫得好，跟他的文章好是一脈相承的。另外，嚴嵩還寫得一手好字，據說北京老字號醬菜店牌匾「六必居」三個字就是他的墨寶。這一點，確實看出其功夫不一般。
作為公知，嚴嵩復出後書生本性不改。批評朝政、舞文弄墨，在正德皇帝喜好遊玩作樂，不理政事的背景下，嚴嵩的那些慷慨陳詞除了為他博得更多的清譽之外，並沒有實質性的好處或者說壞處。因為皇帝直接將他無視了，直到正德十六年（西元1521年）三月十四，正德皇帝死於京城豹房，年僅三十一歲。隨後，嘉靖皇帝統治帝國，嚴嵩的仕途有了一個小小的轉機。他先是到南京做翰林院侍讀,署掌院事。嘉靖四年(西元1525年),四十五歲的嚴嵩升為國子監祭酒,從南京回到北京。國子監祭酒是從四品,相當於現在的國立大學校長，主掌大學之法與教學考試。嚴嵩雖然在職務上有所提升，卻依然是權力核心之外的人物。嘉靖皇帝甚至沒有正眼看他一下，而此時的嚴嵩仍舊書生意氣，不以仕途浮沉為意。
卻是沒有人知道，他性格深處也在悄悄發生改變。三年之後的嘉靖七年(西元1528年),嚴嵩開始變臉，他不再是那個清純的書生，而變身為遵循中庸之道的仕途中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