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六年七月初六，吏部京察，隆慶年間進行的第六次組織考察。按年頭算，剛好是一年一次。組織部部長——吏部尚書楊博在總結前五次考察情況時如是言：「隆慶元年吏部奉命考察京官，二年朝覲考察外官，三年遵例考察京官，四年奉命考察言官，五年又朝覲考察外官。」這其中真正考察京官的年頭是在隆慶元年和三年，加上隆慶六年，為三次。其他三次為考察外官和言官，但實際上，吏部京察的頻率還是很密的。這一年，吏部員外郎穆文照、都給事中宋之韓、程文等三十二名官員都被免去公職；吏部主事許孚遠，御史李純等五十三名官員降調外任；光祿寺寺丞張齊等二人以及司丞陳懿德閒住，這是帶薪免職的意思；尚寶司卿成鐘聲調外任，不得再留京城。
如果孤立地看待這次組織考察事件，似乎看不出什麼名堂來。但聯絡二十天前，內閣首輔高拱被罷官閒住一事，那又「別有深意」了——此次組織考察中落馬的官員，多為高拱在職時提拔的。
就拿都給事中宋之韓來說，他是在高拱手上從西安府府丞（佐吏）先升為中央諫官，再任戶部吏科給事中，最後成為都給事中（六科的長官，掌管侍從、規諫、稽察、補闕、拾遺等事）的。仕途進步不可謂不神速。但宋之韓在此次組織考察中被突然拿下，不僅僅因為他是「火箭式幹部」，還因為他上了一道奏疏——《劾馮保四逆六罪疏》。時值兩個月前，穆宗駕崩，神宗即位。宦官馮保上位為掌司禮監兼提督東廠（明朝特務機構），並親自宣佈遺詔，內有穆宗囑託「三閣臣並司禮監輔導」神宗皇帝云云。宋之韓由此指責馮保專擅朝政，有假傳聖旨之嫌。因為有明一代，向無司禮監干政甚至輔導皇帝之先例，宋之韓因此請求神宗「敕下三法司，亟將馮保拿問，明正典刑。」而宋之韓和高拱之間的曖昧關係，有理由讓政爭的勝利方馮保和張居正懷疑其是受內閣首輔高拱所指——在高拱去後，宋之韓被堅決拿下。
其實，其他在這次組織考察後的去位者，理由大多類似。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首輔其實也是一朝臣。年過六旬的仕途失意者高拱在河南新鄭老家居家閒住，遙觀京城人事變遷，心情大概是很惆悵的……
在高拱的仕途履歷表上，「出身」一欄向來填得很驕傲的。祖父高魁，成化年間舉人，官至工部虞衡司郎中。這郎中屬員外級，分掌各司事務，其職位僅次於尚書、侍郎和丞相等高階官員。而工部虞衡司掌管帝國山澤的採捕、陶冶器物等事。雖非要職，但也不是虛職。要細究起來，高拱祖父差不多是個副部級官員了。而高拱父親高尚賢，正德十二年（西元1517年）進士，歷任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陝西按察司僉事等，最後也官至光祿寺少卿。光祿寺專管祭祀、朝會、宴鄉酒醴膳羞之事，光祿寺少卿是從四品，算起來也是個司局級以上幹部。所以就出身來說，高拱可以說生在官宦人家。倘若要考公務員的話，背景還是有的。高拱為人也很聰明，「五歲善對偶，八歲誦千言」。一看就是讀書的料。高拱17歲鄉試奪魁，前景一片看好。但不知為何，此後過了十三年，他才考中進士，授任翰林編修。又過九年，升翰林侍讀。歲月蹉跎下來，一轉眼竟是奔四的人了。翰林侍讀是陪太子或皇子讀書的角色。嘉靖三十一年（西元1552年），高拱剛好40歲的時候，裕王（後來的穆宗）開邸受經，高拱被選進府入講，當了一名講師。但是當時的裕王並沒有被選定為太子。原因是嘉靖皇帝生有八子。長子朱載基，生二月即死。雖然追封哀衝太子，但很顯然，真正的太子不可能由他來當。嘉靖皇帝矚意的太子是二子朱載塥，嘉靖十八年（西元1539年）他被立為太子。只是天不假年，這個法定太子在十七歲也就是嘉靖二十九年時夭折。雖然三子也就是被封裕王的朱載垕勝出希望很大，但嘉靖卻矚目四子朱載圳，他當時被封景王，與裕王朱載垕同歲，僅小一個月出世而已，是其異母兄弟。此二人當時都居京城，這說明嘉靖皇帝心裡還是看好四子的。因為若封三子為太子，那麼四子就應該出藩，也就是到封地居住，以免對太子的人身和權力安全構成威脅。此番原皇太子朱載塥已歿二年而新儲未建，很顯然嘉靖皇帝在三子和四子之間舉棋不定，或者更直截了當一點，他是在為四子上位尋找一個恰當的理由。
如果我們在這樣的背景下看高拱仕途的話，似乎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裕王被立為太子，他貴為太子老師，可堪大任；二是景王被立為太子，裕王被廢，高拱作為裕王這一脈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所以高拱在裕王府侍講期間，包括嚴嵩和徐階等政壇大佬對其始終持謹慎觀察態度，未敢輕易擢升。嘉靖三十九年（西元1560年），已經做了九年侍講師的高拱才悄然發現，自己的職位有了變化，成為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國子監祭酒是掌管宗廟祭祀之事的長官，正三品。也就是說從這一刻開始，高拱步入了高階幹部的序列。但在高階幹部序列中，正三品的品級也不是很高，掌管宗廟祭祀之事也非要害職位。所以說到底，這還是嚴嵩和徐階等對高拱謹慎觀察態度的繼續。畢竟侍講九年了，那個關於太子由誰來做的謎底也快揭曉了。此時給高拱一個合適的安排，就是向未來的太子人選裕王一個致敬。政壇大佬會做人就體現在這裡。人家是殺雞給猴看，嚴嵩和徐階等是借花獻佛，拿國家公器來獻私媚。一步不落，也一步不敢超前。可謂恰到好處。當然聰明如高拱者，對這其中的機心是看得很明白的。他期待著局勢進一步明朗。
第二年，也就是嘉靖四十年，局勢果然明朗起來。嘉靖皇帝令景王離開京城前往封地居住。這樣裕王立為太子的可能性大大增強。高拱也明白自己的價值將與日俱增，因此在百官面前甚至在嚴嵩和徐階等面前也不再謹小慎微，刻意委屈自己了。當時嚴嵩是內閣首輔，徐階是次輔，兩人勾心鬥角，形成兩大門派。一般底下的官員，都為如何站隊而苦惱。因為非此即彼，討好了其中一個，也就得罪了另一個。高拱的態度是誰都不討好，也誰都不得罪，以平視甚至漠視的態度對待他們。比如他敢和權傾天下的嚴嵩開玩笑，稱其和下屬在一起的情態是「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這個很有些調侃的意味，調侃嚴嵩為人傲慢、目空一切。一般人等若這樣說，嚴嵩早就勃然大怒了，但高拱如是言，他也只得自嘲了事。這讓高拱進一步明白自己在仕途上的分量了。
景王出藩後，高拱快速提升。嘉靖四十一年（西元1562年），高拱升禮部左侍郎（相當於中央文明委副主任），後兼學士。次年（西元1563年）轉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相當於組織部副部長），掌詹事府事，參與重錄《永樂大典》的工作。嘉靖四十四年（西元1565年），主持乙丑會試，升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相當於中央文明委主任）。從禮部左侍郎到禮部尚書，高拱升任正部級幹部只用了短短三年時間。其實，在高拱的快速提升過程中也差點出了事。他有一次在進題中「以字嫌忤上意」——出考題時一不留神出現了敏感詞，導致龍顏大怒，嘉靖皇帝準備將他降級外調，以示處罰。這個時候徐階站出來保他，事情才得以轉圜。高拱最終有驚無險。當然徐階之所以出面保高拱，還是因為高已然是太子之師。因為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在藩地突然去世，這樣裕王為太子的地位完全確立。高拱在仕途上的更上層樓，已是呼之欲出了。
高拱升禮部尚書後，被特召進入直廬，服侍在裡面修道的嘉靖皇帝。高拱自己也努力，「以青詞見寵，得賜飛魚服」——這個待遇已經直追嚴嵩、徐階等閣臣了。嘉靖四十五年（西元1566年），因為徐階推薦，高拱拜文淵閣大學士，正式入閣參政。這一年他五十四歲，以一個不大不小的年紀躋身帝國權力核心層。
高拱明白，他的巔峰時刻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