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仕途中人最在乎的一點無非是官場排名。隆慶元年時，內閣有六名成員，排名按順序如下：徐階、李春芳、郭樸、高拱、陳以勤、張居正。這其中徐階是首輔，高拱按資歷來講是排名第四的閣臣，張居正則是排在最後一名的閣臣。高拱在較量張居正之前，事實上存在著與其他排名較前的同僚較量的一個過程。這樣的較量驚心動魄，很能體現仕途的殘酷性。我們細看高拱的挑戰史，正是應驗了那句老話：與人鬥，其樂無窮。高拱無疑是樂在其中的。
應該這麼說，徐階去後，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自居，開始了在內閣中上位為首輔的舉動。但在當時，高拱並不佔很大的優勢。因為他雖然自以為是隆慶皇帝的肺腑之臣，可在徐階去後，隆慶皇帝（穆宗）還是任命資深閣臣李春芳為首輔。並且除李春芳外，其他閣臣的實力也不容小覷。比如郭樸，早在嘉靖四十年（西元1561年）就任吏部尚書了。四十五年（西元1566年）三月，郭樸兼任武英殿大學士，與高拱同時入閣。另外，在閣臣中像張居正也不是等閒之輩。張居正十六歲中舉人，二十三歲中進士，初為編修官後升至侍講學士令翰林事。隆慶元年（西元1567年），他以裕王舊臣的身份，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在組織派系中，張居正是親徐階派的。上文所述，當嘉靖皇帝去世時，時為內閣首輔的徐階和張居正一起商量共同寫就嘉靖遺詔，並未通知高拱，這是高張之所以走向不和的原因。高拱要想問鼎首輔，按正常官場資歷或者說程式而言，實在是希望不大。但作為一個自負之人，他又想快速達成自己的目標。由此，高拱開始了驅逐行動，藉助他和隆慶皇帝的特殊關係，將對他有威脅的閣臣們排擠出去，以求儘快上位。
高拱的排擠行動遵循由易及難的原則，先從新晉閣臣趙貞吉開始。趙貞吉是嘉靖十四年的進士，隆慶初在宮中擔任直講，和高拱一樣都是帝師。隆慶三年（西元1569年），趙貞吉在徐階去位後進入內閣，也稱得上是老資格的閣臣了。趙貞吉在內閣掌管都察院，相當於現在檢察院院長職務，而高拱在內閣兼任吏部尚書，相當於現在的組織部部長，兩人權力高度集中，趙貞吉對高拱又不以為然，稱高拱「久專大權，廣樹眾黨」，高拱自然是要除之而後快。他指使自己的門生、吏科都給事中韓楫上疏彈劾趙貞吉，逼迫後者上乞休疏。而隆慶皇帝在權衡利弊後，選擇棄趙保高——趙貞吉終於被趕走了。
其實在趙貞吉去位之前，另一個閣臣陳以勤目睹同僚間爾虞我詐，自己卻無法作為，便在隆慶四年（西元1570年）向皇帝連上四疏請求告老歸鄉。這樣，在隆慶朝的閣臣中，高拱最有分量的對手只剩下首輔李春芳了。李春芳原為次輔。隆慶二年（西元1568年）徐階去後，五十八歲的李春芳繼徐階升任為首輔，「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改中極殿」（見《明史》列傳第八十一），由此成為高拱的重點攻擊物件。實際上，齊康當年彈劾徐階之時，也曾攻擊次輔李春芳和首輔徐階在內閣中狼狽為奸弄亂朝政。只是李春芳性格恭謹，穆宗下旨慰留，李春芳才遞進為首輔。《明史·列傳第八十一李春芳傳》記載，「始（徐）階以人言罷，春芳嘆曰：‘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這表明在高拱的逼迫下，李春芳的處境也是很艱難。隆慶五年，給事中王禎在高拱的暗示下，上疏指責李春芳「親已老而求去不力，弟改職而非分希恩」，意思是說李春芳高居相位之後，就罔顧親人，是為「不忠不孝」。李春芳在高拱的道德壓制下，不得不五上乞休奏疏求去。由此，高拱的又一重量級對手從內閣中消失。
李春芳之後是大學士殷士儋。此人比較猛，不似李春芳等人委曲求全，富有鬥爭精神。他雖然和高拱一樣，曾做過裕王的老師，卻並不因此討好高拱，故而長期得不到提拔。隆慶四年，直到李春芳去職後，他才任文淵閣大學士。所以當高拱將目標對準他，指使門生韓楫彈劾他時，殷士儋終不能忍，和高拱在內閣當場爆發了。他怒罵高拱說：「若先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此座耶？」說罷還當眾揮拳擊打高拱。只是殷士儋的魯莽行為適得其反，隆慶五年十一月，他被逐出內閣，成為高拱大棒之下的又一犧牲品。
由此，內閣中除了高拱，只剩郭樸和張居正了。其實，郭張二人若聯手的話，高拱要達成目的殊非易事。但此前徐階在草詔事件中未和同列閣臣的高拱、郭樸一起商量，有意無意間將郭樸和高拱綁在了一起。《明史·郭樸列傳》記載「及世宗崩，（徐）階草遺詔，盡反時政之不便者。（高）拱與（郭）樸不得與聞，大恚，兩人遂與階有隙。言路劾拱者多及樸。」當時言官彈劾高拱時多波及到郭樸，郭樸作為一個「受害者」，自然不會和張居正結成戰略聯盟。而高拱也樂得區別對待，只將矛頭指向張居正。隆慶五年，高拱的手下人傳言張居正接受已經下野的徐階三萬金的賄賂，以為其犯事的三子進言。兩人關係愈加緊張。次年，給事中曹大野上書言及高拱不忠十事。高拱則懷疑他是受張居正所指使，愈發產生要逐張居正出內閣、自己獨掌大權的念頭。高拱較量張居正，至此正式拉開序幕。
應該說在較量的最初階段，高拱是佔優勢的。因為在當時的內閣裡，張居正其實再可無結盟的物件。另外，作為親徐階派，在徐階退隱的背景下，他也沒有外力可以援助。同時，就和皇帝的私人關係而言，張居正也不如高拱來得深厚。高拱在嘉靖三十一年（西元1552年），裕王出閣講讀時，就任首席講讀官。隨後講讀九年，「府中事無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問」，裕王還先後手書「啟發弘多」「懷賢」「忠貞」等字贈賜給他，可謂深得裕王的賞識和倚重。高拱後來之所以敢在閣中與時任內閣首輔的徐階公開舌戰，倚仗的就是當年裕王、現今隆慶皇帝對他的私人感情。而張居正是在嘉靖三十九年後才去裕王府講讀的，只不過只是當時數位講讀官中的一員，和高拱的首席講讀官身份及其與裕王的私人關係無法比。所以在高拱發動這場的首輔爭奪戰中，張居正是處於不利地位的。
那麼，高拱又為何最終落敗呢？這是因為張居正採取了這樣一個策略——聯手敵人的敵人，各取所需，同時增加自己的勝算。張居正觀察到，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與高拱結怨頗深,是謂可以聯手的敵人的敵人。而隆慶皇帝病入膏肓，高拱可以倚重的力量正在逐漸消失。如何在仕途危局中破局、做局進而構築一個有利於自己的局面，高拱做得不如張居正老到。
或許我們在這裡還要重點介紹一下馮保。因為高拱不僅是敗在張居正手裡，其實也是敗在馮保手裡。在他和馮保的前史中，其實已經隱含著將此人往張居正那方力推的因素。這是高拱為人、為官最終失敗之所在。和張居正的處境一樣，隆慶時代的馮保也是個鬱郁不得志者。他雖然早在嘉靖時期就混上了司禮監秉筆太監的職位，卻在隆慶年間受到高拱的彈壓，始終得不到升遷。隆慶元年(西元1567年),高拱推薦御用監的陳洪為司禮監掌印太監——這是內府之中的最高職位，按道理原本應該由秉筆太監馮保來遞補的，高拱卻打破常規，有意打壓他。甚至在陳洪被罷免後,高拱仍不讓馮保去掌司禮監印,而是推薦了另一個叫孟衝的人上位。由此馮保和高拱結怨。張居正聯手馮保，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敵人高拱以及各自的利益追求。馮保想上位為司禮監掌印太監，張居正也想成為內閣首輔，如此而已。
但高拱卻不明白這些。他高高在上，麻痺大意，聽任張居正和馮保結盟。在隆慶皇帝病危的時候，張居正瞞著高拱，和馮保一起秘密準備了隆慶「遺詔」。史料記載，在這個過程中，「兩人交益固」。這份遺詔其實是張居正起草的，中心意思是讓司禮監輔佐太子,並讓司禮監太監和高拱、張居正等閣臣同受顧命。遺詔隻字不提當時司禮監掌印太監孟衝的名字，只以「司禮監」三字一筆帶過，以麻痺高拱可能會產生的疑心。但遺詔公佈後第二天，兩宮（指萬曆皇帝生母李太后和穆宗正宮娘娘陳皇后）親傳懿旨稱:「孟衝不識字,事體料理不開,馮保掌司禮監印。」（見《中官考》卷一○○)高拱悔之晚矣。
馮保升任司禮監掌印太監後，高拱立刻展開反擊。他一方面指使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及廣西道試御史胡孝等人彈劾馮保,指責他「四逆六罪」「三大奸」,另一方面上名曰《特陳緊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請求今後「一應章奏俱發內閣看詳擬票上進」,試圖罷黜司禮監的權力,將權力完全歸之於內閣。這是高拱從人身和制度兩方面入手對馮保發起攻擊。但高拱糊塗就糊塗在事已至此，他居然還看不清張居正的真面目，甚至派心腹韓楫將此事密報張居正說:「行且建不世功，與公共之。」意思是他要和張居正共同驅逐馮保,罷黜司禮監的權力,以做到集權於內閣，共建不世之功。
那麼，張居正怎麼反應呢？他將計就計，一方面和韓楫虛與委蛇，稱:「去此閹(指馮保)，若腐鼠耳。即功，胡百世也!」另一方面緊急聯絡馮保，要他採取對策。張居正的高明之處在於接下來，他和馮保設計了一個引蛇出洞的橋段，藉以激怒高拱，使得他禍從口出，釀成大錯，以為其所利用。當高拱上疏被以內批的形式退回後，他看到的是在上面，馮保以萬曆皇帝名義寫下的四個字：照舊制行。意思是司禮監的權力不得罷黜，一切按照老的規章制度去執行。高拱由此激憤，脫口而出這樣一句話：「安有十歲天子而能自裁乎？」馮保立刻纂改這句話裡的意思，向萬曆小皇帝進讒言道：「高先生（高拱）說，十歲兒安能決事！」表面上看，「自裁」和「決事」意思差不多，但在不同的語境下，「十歲兒安能決事」性質要嚴重得多，很有犯下「欺君之罪」的嫌疑。十歲的萬曆小皇帝由此大怒，史料記載他入告皇太后，「高拱因此釀禍不可解。」
應該這麼說，高拱毫無顧忌的言行在為自己減分的同時事實上也是在為張居正加分。高拱自恃是首席顧命大臣,不把李太后和萬曆小皇帝放在眼裡,清人谷應泰寫的《明史紀事本末》記載：「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旨出何人?上衝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其囂張氣焰，由此可見一斑。而「十歲兒安能決事」一語傳開後，高拱的仕途已然走到盡頭。隆慶六年六月十六，在神宗即位六天後，兩宮太后與萬曆小皇帝聯名頒旨罷黜內閣首輔高拱曰：「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不許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
高拱就這樣黯然離去。不過仕途雖已結束，高拱卻還有話說。他歸家後，發憤著書立說，寫了《病榻遺言》等書。《病榻遺言》其實是一部政治回憶錄,是高拱對自己與張居正較量經過的一次總結。在這本書裡，高拱是己而非張,認為張居正「附保逐拱」「矯詔顧命」「招權納財」「謀害元輔」等,很有事後諸葛亮的感覺，當然高也藉此抒發了自己失意之後濃濃的仕途惆悵。
萬曆六年七月初二（西元1578年8月4日），高拱病卒，享年六十六歲。他的一生，可謂與人鬥，其樂無窮，其哀亦無窮。其人生況味，一言難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