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落天涯客，傷哉志未伸；
獨醒空感世，直道不容身。
忠藎遺騷雅，高風問楚濱；
懷沙數行淚，飲恨汨羅津。
這是跌入谷底的奕訢寫的一首聊以自慰的詩。但是在咸豐十年八月初七（西元1860年9月21日），奕訢的命運再一次靜悄悄地發生改變。這一天八里橋（今北京市通州區）大戰爆發。僧格林沁所部在京郊張家灣、八里橋一帶慘敗，英法聯軍趁勢進抵北京。咸豐皇帝嚇得從圓明園逃往熱河，而當時二十八歲的奕訢被他授權為全權大臣，負責與聯軍的議和。
的確，對奕訢來說，這是他的命運發生改變的開始。不過是變好還是變得更壞，卻沒有人可以預知。因為議和工作並不好做，議得不好，和平未來，戰事再起，他就是不折不扣的替罪羊。而要議妥當了，接受英法聯軍的城下之盟，又免不了有喪權辱國之嫌。這一點誠如他寫給皇帝的一份奏摺中所言：
「臣等自受命以來，與夷酋周旋數日，謹遵聖諭，與夷議和，草簽和約，雖暫退夷兵，然危情未解，種種錯誤，雖由顧全大局，而捫心自問，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後之貽害無已，實屬辦理未臻完善，臣請皇上議處。」
毫無疑問，奕訢奏摺中所表達的心情是戰戰兢兢的。因為在議和過程中，聯軍和他草簽的和約條件是異常苛刻的，不僅要清廷承認《天津條約》繼續有效；增開天津為商埠；還要對「大沽事件」表示「謝罪」；改賠款數額為800萬兩（《天津條約》規定為400萬兩）；最要命的一點還在於，清政府必須割讓九龍司半島南部給英國。
奕訢沒想到，皇帝不但不對他嚴加處置，反而好言寬慰。他在熱河下旨說：「恭親王辦理撫局，本屬不易，朕亦深諒苦衷。自請處分之處，著無庸議。」這似乎是奕訢命運向好的徵兆。那句老話是怎麼說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但奕訢卻沒想到，從咸豐皇帝逃到熱河之後，到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西元1861年8月22日）駕崩於熱河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西暖閣，他再也沒能見到這位哥哥一面，哪怕是最後一面。這裡頭細說起來原因很複雜。一是奕訢北京議和成功，實力或者說政治資本大增。身邊圍了一批留守京師的王公貴族，稱其「擅社稷之功，聲望壓端華、肅順之上。」與此同時，洋人也認可奕訢的表現，甚至放出風來，要讓他來取代奕詝做大清國的皇帝。
洋人不懂中國式政治，奕訢卻嚇得要死。他這是功高震主啊，也犯了君臣名分之大忌。為了挽回影響，奕訢請求到熱河請安，皇帝不許。很顯然，咸豐這是生氣了。奕訢為補救計，聯合在京的王公貴族及諸大臣上奏請求皇帝「擇佳期迴鑾」，咸豐依然不肯。其實，奕訢把功課做到這裡，皇帝雖然這不許那不肯的，心卻在慢慢軟化。換句話說，他對奕訢的戒備心理開始消減。不過誰都沒想到，奕訢接下來竟走了步臭棋：建議咸豐皇帝離開熱河，定都西安。他給出的理由是西安有四塞之固，曾為千年古都，命脈風水都是上佳的。如果回京有後顧之憂的話，定都西安洋人就鞭長莫及了。
奕訢在此時犯下的錯誤可以說是致命的。雖然他給出的遷都理由表面上看冠冕堂皇，找不出漏洞來，但在請求皇帝「擇佳期迴鑾」後不久，就緊接著建議遷都，不能不讓皇帝再起疑心。由此咸豐對奕訢產生防犯心理，這一點可以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定上一見端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奕訢在北京議和期間為方便與洋人打交道提議設立的，目的是專辦洋務。但咸豐皇帝在1861年1月20日頒佈實施時將此衙門的功能限定在「通商」上，咸豐皇帝甚至給各省有關機構打招呼，稱「至各省機密事件……如事關總理衙門者，即由軍機處隨時錄送知照，亦甚便捷，著無庸由各口先行諮報總理衙門，以歸劃一。」很顯然，皇帝是想將總理衙門的權力架空，以便掌控奕訢。
事實上奕訢的權力被架空還體現在皇帝的臨終交待上。咸豐皇帝在臨終前宣佈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杜翰、焦佑瀛為顧命大臣，同時，授予皇后鈕祜祿氏「御賞」印章，授予皇子載淳「同道堂」印章(後由慈禧太后掌管)，皇帝規定顧命大臣擬旨後要蓋「御賞」和「同道堂」印章。這是一種權力的分配和制衡。但是，在後咸豐時代的權力格局中，奕訢沒有被安排什麼角色。換句話說，他是這個權力場的局外人，不再有博弈的資格。
事實果真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