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弔詭之處，其實難以一言以蔽之。
西元1861年農曆七月十七，咸豐皇帝去世。但接下來，在權力分配上，八大臣同兩宮太后發生了矛盾。兩宮太后準備染指最高權力。而八大臣則認為兩宮太后看折也是多餘之事。雙方劍拔弩張，一個王朝的政權交割出現了耐人尋味的變化。由此，奕訢的機會來了。同年農曆八月初一，他獲准趕赴承德避暑山莊去參加咸豐皇帝的追悼會。追悼會後，他又獲准同兩宮太后會面約兩個小時。這是影響歷史程式的兩個小時，正是在這次會面中，恭親王奕訢同兩宮太后密商了發動政變的細節與步驟。此時距咸豐皇帝駕崩僅僅過去十三天。同年農曆八月初六，御史董元醇上奏請太后暫理朝政、並選擇一兩個親王加以輔弼，從而為兩宮太后未來的垂簾聽政打下輿論基礎；同年八月初七，親太后派的準兵部侍郎勝保趕到避暑山莊，請旨不許各地統兵大臣赴承德祭奠，隨後自己率兵經河間、雄縣一帶兼程北上，為兩宮太后未來的垂簾聽政保駕護航；同年農曆九月二十三避暑山莊起靈駕。兩宮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靈駕一天，就從小道趕回北京，於七天后發動政變。奕訢先是暗地裡策動其親信、手握重兵的勝保上《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並另簡近親王輔政折》，以為政變成功后皇太后聽政與近支親王輔政做好輿論準備。所謂「另簡近親王輔政」，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讓恭親王奕訢上位。隨後贊襄政務八大臣中的載垣、瑞華在宗人府被自殺，肅順處斬，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被奪職，穆蔭被髮往軍臺效力。
西元1861年農曆十月，當一切塵埃落定後，兩宮太后詔改「祺祥」年號為「同治」年號。這實在是一次含義豐富的詔改，因為「同治」含義可做四層理解：一是兩宮同治，二是兩宮與親貴同治，三是兩宮與載淳同治，四是兩宮、載淳與親貴同治。當然對奕訢來說，他也獲得了某種「同治」的可能性。咸豐十一年（西元1861年）農曆十月初一，辛酉政變後第二天，奕訢發現自己成了議政王、宗人府宗令，並被任命在軍機處行走。「宗人府宗令」是地位的象徵，雖然只掌管皇族事務，卻位居內閣六部之上。但他的恩寵並沒有到此結束。第三天，兩道上諭下來，奕訢被補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同時管理宗人府銀庫。在此之前，奕訢的身份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如今多重顯要身份集於一身，奕訢的人生可謂功德圓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