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條長河，永遠向前流動。在歷史的潮流裡，轉型期是個瓶頸，是個三峽。近一個半世紀中國變亂的性質，就是兩千年一遇的「社會文化大轉型」現象，其間死人如麻，痛苦至極。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從此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
論帝國主義與晚清外患
在談「帝國與民國之蛻變」的拙著裡，筆者曾不揣淺薄、斗膽地說過，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我們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史，幾乎是千年未變；而鴉片戰後，則幾乎十年一變。何以在社會經濟方面，我們的傳統歷史是「靜如處子」，現代又「動如脫兔」呢？恕我要言不煩，這個兩千年未有之變局，實是西方東來的「帝國主義」推動的結果。
「帝國主義」（imperialism）又是個什麼東西呢？這一問題對我們這一輩20世紀上半紀出生的華裔男女，還需要解釋嗎？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國主義侵華史」，便是我們一輩子實際生活經驗的主要部分。不提也罷，提起來，我們會血脈賁張、咬牙切齒。
以上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這是我們親身體驗出來的，有什麼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國一般史家和國共兩黨的官方，都會肯定「帝國主義」是近代中國的萬惡之源。馬列派的史學家，更會把它概念化一番說：帝國主義何以是萬惡之源呢？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萬惡之源的上面，還有一個總源「資本主義」。
可是這些說法，卻不為很多西方漢學權威所接受。他們之間有許多極有火候的歷史家，甚至是最有權威的泰山北斗，如當今劍橋學派的開山宗師費正清教授等，他們卻認為「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於革命黨人（包括國共兩黨）不斷的宣傳，而嵌於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種幻覺。——雖然他們也並不否認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卻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
日本人呢？在他們戰敗之初，倒頗有些懺悔心態。可是近年來，他們就逐漸地把他們在中國大陸赤裸裸的奸擄焚殺說成「進出中國」了。只是日本這批「進出論者」引經據典的功力，無法與西方的「幻覺論者」相提並論罷了。
朋友，時間是可怕的。以感情寫歷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見20世紀後半紀（尤其是近30年）才出生的中青年華裔男女，他們對「南京大屠殺」、對「佳木斯細菌試驗所」等的情感反應，就不會像他們父執輩那樣椎心泣血了。君不見，抗戰期間站在不同陣地的一些華裔同胞，他們對日本戰犯不也有頗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過些年，縱是華裔大學生恐怕也要靠歷史百科全書，才能粗知「帝國主義」的定義了。
寫歷史的目的是儲存某一段歷史的真相，傳之後世，警惕將來。歷史家應該實事求是、心平氣和。他不應為某一時代的喜怒哀樂所侷限而筆端常帶感情。所以像「帝國主義」這樣的議論未定之辭（debatablesubject），就應該言簡義賅地去搜搜它的根，再做論斷。
若談「帝國主義」的根源，我們就不能不上溯到歷史上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擴張主義是個洋名詞。我們文化中的同義字大致是「強凌弱、眾暴寡」。它是「人性」（humannature）中絕對存在的一面，也是最醜惡的一面。它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darwinism）所揭露的「人類社會行為」（humansocialbehavior），甚至「動物社會行為」（animalsocialbehavior）中經科學家證實的「客觀實在」。
在人類歷史上，「擴張主義」之動機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經濟、政治、宗教、文化、虛榮、色慾、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慾。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類向外擴張的社會行為。
所以現代西方的「帝國主義」，蓋亦起源於近代歐洲的「擴張主義」。這一點，任何國家、任何派別的歷史學者，大致都可完全同意。
歐洲民族何以於近代忽然大肆「擴張」起來呢？而近代歐洲擴張主義又是個什麼性質呢？為著一般中文讀者的方便起見，我們最好還是把中西史籍對比著看，將這樁史實簡單地從頭敘述一遍，再及其他。
封建末期的解放運動
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潰，時間上雖相去1700餘年，在性質與形式上則頗為相似。中國在封建末季的「戰國時代」，王綱解紐、五霸爭雄，結果導致百家爭鳴、諸子蜂起，終於孕育出一個學術思想、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生活等徹頭徹尾的「解放運動」——它也是我東方文明最光輝燦爛的一段史實。可惜這個光輝燦爛的運動，最後竟以最慘痛的「焚書坑儒」的方式結束了。自此以後，我民族的智慧，就被帝王將相和儒教聖賢牽著鼻子，一牽兩千年。所以湯恩比大師說，中國文明自此便一蹶不振了。
且看西方呢？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原也是輝煌燦爛的。不幸它們於四至五世紀之間，為「民族大遷徙」所腰擊，竟被諸蠻族入侵（亦如我國史上的「五胡亂華」），弄得四分五裂。可是這些西方蠻族，一面雖毀壞了羅馬文明，另一面卻又自身「羅馬化」——其情亦如我國的五胡漢化。值此擾攘期間，那原為羅馬時代「旁門左道」的基督教會乃乘虛而入。其情況亦如佛教大盛於我國南北朝之間也。經過數百年之混亂，整個歐洲終於被基督教所征服而形成一個龐大的「基督世界」（christendom）。（在東方，佛教便沒有這個福氣了。）
在這個基督世界裡，那些流竄的蠻族（今日歐洲白人的祖先）逐漸定居。其羅馬化、基督化了的酋長們，也就逐漸地落實他們部落的統治而變為（與我國春秋戰國時代類似的）封建諸侯了。他們各自霸佔土地、豢養農奴、組織莊園，不斷地增進生產以自肥。而與他們平行發展的「基督教會」除霸佔土地之外，還興辦教育、建築教堂、規範文化、包辦上帝以自尊。這樣便形成了他們「政」（state）、「教」（church）兩頭大的「中世紀文明」（medievalcivilization）了。
因此，就中世紀文明的本質而言，無封建諸侯與封建生產製，則蠻族社會便無法安定，原始農業便無法增產。無教會與上帝，則諸蠻族各「拜」其「拜」，小拜拜拜大拜拜，亦不成其為宗教，不成其為文化。所以，封建諸侯與教會司鐸在中世紀亦各有其文化任務與歷史功勳。雙方配合適度，亦可使庶民樂歲終身飽，凶年得免於死亡。安居樂業、絃歌處處，煦煦然，固亦有三代之遺風焉。已故吾師中古史權威之艾文斯（austinvans）教授，總以中古社會生活為人類社會生活之理想境界，良非虛獎。君不見馬丁·路德乎？路氏對教會腐敗，雖恨不得與之偕亡，而對封建諸侯則頗能曲諒，亦自有其卓見也。
但是歷史畢竟是隨時間移動的。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封建制、莊園制、基爾特製，雖俱有其歷史任務，然任務完成、時移勢異，時勢變而制度不變，它們就成為進化的絆腳石，歷史的反革命了。
中世紀封建文明，以善自培植而達於飽和狀態，一個「解放運動」（如中國古代之「百家爭鳴、諸子蜂起」）就應運而生了。可是中西封建社會之崩潰卻同源而殊途。我國的「諸子蜂起」，終以諸子同坑而結束。歐洲則因為出不了一個秦始皇，收束不了這個「處士橫議」的局面，因此現代歐洲為反抗「政」「教」兩大桎梏的「解放運動」就像一窠蜂子，向四處爆炸了。其出現方式如「宗教改革」「商業革命」「方言文學」、違反教義的科技探討、規復原本為基督徒所不悅的「羅馬法」之研究與施行等等，總之一個廣義的「文藝復興運動」，乃如野火之燎原，一發而不可收。歐洲的天地太小了，它們火花四射，很快地就燒遍五大洲。它們結束了歐洲的「大黑暗時代」，便把人類的文明自「中古」推入「現代」。因此一部300年的「現代世界通史」，就變成一部「歐洲的擴張主義」的歷史了。
「擴張主義」的「兩面性」
所以現代歐洲的向外擴張有善惡的兩面性。其「善」的一面，則涵蓋由西歐開始的「現代文明」各方面（variousaspects）的向外傳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之為「德先生」（民主和相關的觀念），其形而下者便是「賽先生」（科學）了。
而「擴張主義」的「惡」的一面，則是歐西白種民族國家利用其先進科技成果，向落後地區奸擄焚殺，做赤裸裸的掠奪、侵略和侮辱。
因此，這一現代的歐西擴張主義，其「善」的一面的傳播，雖非其原來的「動機」，然其「結果」則不無可取。舉個有關我們日常生活的小例子「刷牙」，無「西風東漸」，讓我們「洋化」一番，我們早起不刷牙，豈不難過乎哉？這一點我們就要拜侵略者之賜了。
可是這一類「原本無心」的「牙刷主義」的傳播，終抵不掉他們那「存心作惡」的炮打火燒、走私販毒、「華人與狗」等罪惡行為。這「惡」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colonialism）了。
所以，我們如果要討論那些來自西方，本質上大同小異的什麼「擴張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那我們就得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們。我們如只為感情所驅使，而把「帝國主義」看成近代中國的「萬惡之源」，這多少也有乖史實。因為它在槍桿、鴉片之外也還有些好東西。君不見，我們今天搞得轟轟烈烈的什麼民主、人權、婦女解放等，不都是與「帝國主義」同船光臨的嗎？否則我們還不是在搞那個倒楣的「三從四德」？！
可是，我們如果只看見人權、民主、科學、技術，而忘記了那殺人放火、販毒走私，血淋淋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本質，而胡吹或變相地胡吹，說什麼「白種人的負擔」（whiteman'sburden）；把販毒走私，說成只是提供一般商品；殺人放火，是為幫助落後地區開化，不得已而為之；武裝侵略，是幫助愚昧帝國加入「世界社團」（worldcommunity），納入「條約體制」（treatysystem），那豈不變成「魔鬼的辯護士」、殺人犯和毒梟的律師了？！因此我們讀歷史、寫歷史，都應觀其多面。窺豹之一斑、摸象之一塊，便說教終生，強人從己，那就無啥學術之可言了。
黃粱夢醒，天翻地覆
再者，「帝國主義」也不是任何一個單純的國家或民族所可包辦的。它種類繁多，因國而異。葡、西、荷、英、法、俄、德、義、日等國擴張的方式，有其相同之處，也有其相異之處。
縱是同一個國家，向同一地區侵略，其發展也不是平面的——它是因時而異，各有其縱深蛻變的程式的。此一時可作其大惡，彼一時為其本身利害之需要，或亦有若干善果，凡此都不可一概而論，或以偏概全也。
現代西方帝國主義之通性為何呢？簡單地說來，則是：濫用暴力，追求暴利，不擇手段，絕情寡義。這條通例可以說是自1493年西、葡兩國經教皇敕令（papaledict）中分地球開始，到1945年二次大戰後日本投降為止，通用於450餘年之間所有的帝國主義而不會有太大的偏差。
在15、16世紀之間，西葡兩國開始向海外擴張時，就是濫用暴力、追求暴利的。當時的受害者便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沿海的黑人。西班牙人為掠奪土人，尋找金銀，曾有「吃人肉」的可怕記錄，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綁架土生黑人，販賣為奴。其行為又豈止「絕情寡義」而已哉？迨達·伽馬（vascodagama）於1497年繞過好望角，直航印度兩年後歸來，獲暴利60倍，真是羨煞西歐朝野。
西、葡兩國是西歐擴張主義的始作俑者。但是地球畢竟太大，兩邦實在太小。兩國向相反方向發展，主宰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終於1521年由麥哲倫之繞地球航行而會師於東南亞時，已負荷太重。其後當地土著及東南亞華僑，雖受禍彌深——1602年西班牙人曾於菲律賓之大侖山（sanpablodelmonte）一舉屠殺華僑兩萬四千餘人；1639年於加拉巴（calamba）再殺我華裔兩萬有奇——然其對中國大陸本土則始終未敢過分覬覦。葡萄牙人雖於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潛入澳門建小貨棧，並於臺澎外海瞻望寶島而驚其「福爾摩沙」（formosa，葡語「秀美」也）。然限於國力，亦無法強佔。
迨荷蘭人於1602年（明萬曆三十年）組織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eastindiacompany）向「東印度群島」（今之印尼）發展時，曾一度乘機佔領臺灣之一角，然終於1662年（清康熙元年）為鄭成功所逐。
所以上述三個海權小邦，雖曾於16至18世紀之間，把整個東南亞（亦多為中國之舊藩屬）弄得天翻地覆、海嘯山崩，但是他們卻始終未敢侵掠中國大陸，因此我大陸上明清兩朝自鄭和七航（1405—1433）收帆之後，便龜縮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覺。對大門之外的西洋海盜，毫無所知，亦未加聞問。如對西班牙所操縱，以華裔海員為基礎，獨佔亞美兩洲的太平洋直達航運250年之「馬尼拉郵船」（manilagalleon，1565—1815），我國官書竟無片紙記錄，酣睡之沉，亦可驚矣！
我國明清兩代朝野，黃粱一夢400年（1433—1839），迨鴉片成患，西來毒販欺人，一覺醒來，已景物全非矣！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毒梟」
若論歐西各國東向擴張之先後，英國實在出道甚晚。但是英國卻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全面、最耐久，最能因時制宜、隨機應變、不拘一格、花樣繁多而後來居上的帝國主義。事實上，一部晚清中國外交史，便是一部「中英外交史」。俄、法、日附庸而已，美國則英之尾閭也。
英人做有計劃之東侵蓋始於16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indiacompany,england）之創立。該公司為一私營之商業組織。然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所特有的和衷合作、窩裡不反的民族精神，竟能使該公司擁有政治權力與英國之國家武力相配合，全面向外擴張。其第一目標蓋為印度之「蒙古王朝」（mogulempire，或譯蒙兀兒王朝、莫臥兒王朝）也。蒙古王朝斯時已弱點畢露，治下諸侯林立，內訌不已，乃予英國之東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機。其時入侵印度除已式微之葡萄牙人之外，原有英法二強。然兩雄相爭，法人終非敵手。筆者今猶憶及數十年前在大陸上初中時，老師教世界歷史課，曾大談「英國小將克乃武（robertclive）大敗法國老帥杜普雷（dupleix）」之歷史故事，有聲有色，至今不忘。杜普雷於1757年被克乃武逐出印度。印度乃為英國所獨吞，一吞200年，至二次大戰後始恢復獨立。
英人東侵之第二主要目標厥為中國。然其時正值我國乾隆盛世。中央權力方濃，沿海諸省亦無懈可擊。中英交往乃限於國際之貿易。唯英國此時尚處於工業革命前期，鐘錶、呢絨等少數製造品之外，無太多商品足資供應，而我國之絲、茶、瓷器則可無限外銷。因此中英貿易初期，英方「逆差」殊甚，全憑金銀硬幣以為挹注。
不幸我國之「順差」貿易，不數稔便迅速逆轉。至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東印度公司取得鴉片專賣權（monopoly）之後，我國順差瞬即變為逆差，以致一瀉如注，不可收拾。
鴉片原產於南洋、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地，而以印度為最佳最夥。明季列為藩屬「貢品」。蓋鴉片原為極有效之藥物也。清初南方沿海始見「竹管啖煙」之陋習，蓋亦傳自海外，鴉片遂成為毒品矣。
順康之間（1644—1722）滿族入主未久，朝氣蓬勃；而中土於大亂之後，人口大減，物阜民殷。政府亦能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北京，朝廷政令頗能一竿到底。煙毒初現，政府即申嚴禁之令，故亦不足為大患。不期嘉道之際（1796—1850），清朝之盛世已邈，衰竭之週期將屆。朝政不綱，地方官吏之貪汙腐化尤不可遏，鴉片禁令乃漸成具文。
其尤不可抗拒者，則為大英帝國挾其吞噬印度之餘威，官商一體，揚帆東來，載其印度之高階鴉片，在我沿海做武裝走私。其囤集走私鴉片之躉船，有時竟泊於廣州城郊之黃埔！「濫用暴力，追求暴利」莫此為甚。年前筆者遊黃埔，導遊者告訴我：「此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黃埔軍官學校’之故址也。」我也告訴他：「比軍校更早一百年，此亦英國人走私販毒，鴉片堆疊之故址也。」導遊愕然。
近年來曾有中西曆史學家，堅持「鴉片戰爭非為鴉片而戰」之學說。他們認為「鴉片」只是一種商品，由英商運抵南中國外海伶仃洋中之小島。其銷行中國內地則全由中國本身極有效率之走私商人接運之，非英人之責任也。此一學說，真是歷史學界的奇談怪論。
筆者定居紐約市40餘年，對本市販毒掌故可說了如指掌。所知個體毒販，大至億萬富翁之毒梟，小至當街兜售「白麵」之八九歲兒童，可說「閱人多矣」。以美國今日緝毒機關之有效，科學方法之新穎——偶讀其官方緝毒報告，直如科幻小說，然終不能禁。馴至每況愈下，全世界之最大都市，今竟為毒犯所征服。目前聯邦政府於國內束手無策之情況下，只有乞助於友邦，冀圖直搗「金三角」之老巢，亦未見有若何效果。噫嘻呼，緝毒之難，豈踞坐皮椅，於象牙之塔內放言高論的教授先生，所能知其萬一？！
區區讀史之餘，每做遐想：設有超級帝國主義，以雷射炮、原子彈諸武器為後盾，強運千噸今日最精純之「中國白粉」（chinawhite），泊舟於紐約港內之「艾麗絲小島」（ellisisland）以供應市內之大小毒販，則偉大之紐約市將成何世界？美國又成何國家？華府白宮對此超級毒梟之反應又何如哉？此不正是當年道光爺陛下的中國嗎？！
明乎此，吾人當知19世紀之英國便是人類歷史上，若是之空前絕後的最大毒梟也！明乎此，則鴉片商品論者，也就很難自圓其說了。
「鴉片戰爭」與「茶葉戰爭」
有的學者可能還要辯論說：鴉片之為害一事也。鴉片之淪為中英戰爭之導火線，則又另一事也。以遜清政府當年之顢頇愚昧（ignorance）、閉關自守（seclusion）、反商（anti-commercialism）、排外（anti-foreignism），縱無鴉片，則其他任何一「片」——麥片、米片、溺片（尿片）——亦均可為「麥片戰爭」……「溺片戰爭」之導火線，豈獨鴉片已也？中英之戰勢在必發，非鴉片之過也。
此言實昧於歷史事實之又一胡說。
有關「鴉片戰爭」（1839—1842）之中西史籍無慮數百種。今日史家對戰爭之經過，蓋均已耳熟能詳，不須爭辯。拙作限於篇幅，亦無法重敘史實。然該次戰爭之基本性質，有待研討之處則正多也。
須知「鴉片」為當年中英戰爭中，英方無可代替之「商品」也——其獲利之豐（讀者試看今日之毒販便知），天下無雙；其有助於當年英國國庫之收入（nationalrevenue），亦不可或缺；其有助於英倫之繁榮、「國民所得」之增長，與夫紳士淑女生活水準之提高，也出乎想象——試看倫敦、香港等地19世紀所建，今日仍巍然兀立之高樓大廈，有幾座與鴉片無關？（君知否？這類建築，紐約與波斯頓，間亦有之。英人壟斷了印度高等鴉片；波斯、土耳其產之次等貨，美商營之也。）
總之，「鴉片貿易」（opiumtrade）為當年英倫朝野，國脈民命，生計攸關，不可或缺之國際貿易。女皇與國會，均不惜為之一戰。可是英國國會檔案不昭示乎，英國議員之反對戰爭者，豈非所在多有？此則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小史之見也。英國與美國一樣，畢竟是個有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國會之內還不是有人反對對日宣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