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晚清，改朝換代的週期已屆，政府的統治大機器徹底鏽爛，社會也百病叢生。廣東洪秀全，一個典型「三家村」的土塾師，科場失意，轉以「拜上帝會」之名於廣西聚眾起義，企圖建立一個夢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熱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為政治力量，終致釀成死人無數的「太平天國」大悲劇……
一、論晚清週期性內亂與洪楊悲劇
從中國傳統史學（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鑑》）的觀點來看，清朝268年實在是中國史上最值得稱頌的一個朝代。
論武功，它開疆拓土、四向擴張，幅員之廣闊在中華民族史上是沒有前例的。乾隆時代東南亞「香料群島」一帶（今印尼東端）有些小國如蘇祿（sulu）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等海盜嚇慘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內附」做藩屬，乾隆爺還下詔以「險遠不許」呢！這與西方和日本的帝國主義作風，如何能比？
論文治，則清初康雍乾三朝130餘年（1662—1795）的國泰民安，制度上軌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無斯盛」！——清朝也是我國曆史上（包括國共兩黨的政府在內），唯一沒有全國性「徭役制」（corvée或forcedlabor）的一個朝代（見《皇清通考》）。若論政府對人民的剝削，清朝實在是最少的啊！
論經濟，康雍乾三朝，人丁劇增、民豐物阜也不在同時的歐洲之下。縱遲至鴉片戰爭（1839—1842）前夕，我們的一個資本家浩官伍敦元（1769—1843，廣州十三行主東之一），他個人的財富，據美商估計也比與他同時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壟斷貿易的美國財閥約翰·亞斯特（johnjacobastor，1763—1848），可能還要富上好幾倍。
[附註]亞斯特財團也是紐約市最早、最大、最豪華的「華爾道夫大飯店」（hotelastorwalldorf）的擁有者。李鴻章於1896年訪問紐約時，即下榻該飯店。亞斯特本人也是靠對華皮貨貿易（furtrade）起家的。
再說說學術文化吧！中國那時更是獨步全球。乾隆皇帝於美國革命時期在北京開館修《四庫全書》。這一部被他陛下一「毀」再「毀」的叢書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還大於當時全世界其他各國現存書籍之總和！舉一反三，其他的成就，就不用多說了。
所以我國帝制時代最後一朝的清朝，實在是不可小視的。可是近百年來它卻為中外史學家糟蹋得不成個樣子，實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時至晚清，改朝換代的週期已屆。國之將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癱瘓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內憂外患，一時俱來。大風吹倒前朝樹，我們歷史上的最後一朝也就逐漸沉入歷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屍了。
前文曾略敘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談談晚清帶有濃厚週期性的內憂。
玉石俱焚的週期性內亂
在我國冗長的歷史裡，「外患」往往都是偶發的；而「內亂」則多為歷史的「必然」。蓋我國傳統的外患多半來自邊疆少數民族。邊疆少數民族之能否問鼎中原，則決定於兩種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無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國有否給它問鼎的機會。二者的湊合是難得的，也是偶然的。這一難得與偶然事實上也適用於現代西方帝國主義之入侵。
至於內亂呢？那它就往往有其週而復始的必然性了，而這個必然性，也往往是有遠見的政治家、歷史家，甚至陰陽家、術數家，都可以預測的、逆料的。
[附註]陰陽學、術數學不是中國和印度所專有的「迷信」。它在猶太、古希臘和伊斯蘭等文明裡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它在當今世界上的信徒顯然包括絕大多數臺港的資本家和大陸上的高低幹部。我國近代史上所有的軍閥、政客，幾可說無人不信。美國前總統雷根和他的夫人南茜篤信之誠，尤其是世界聞名的。今日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居然也可以「通靈」。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象。
「術數學」在西方文明裡叫作numerology。這項學術在中國始自《易經》，在西方則為古希臘哲人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約前580—前507）所倡導，是一種「非科學的科學」。其實「科學」（science），從亞里斯多德到楊振寧、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類智慧中發掘出來的知識之一環。它如今已變成一種「超發展」（overdeveloped）的學問，在「現代文明」（moderncivilization）中簡直是罷黜百家、獨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將來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現代階段」（thepost-modernera）裡，那些「低發展的知識」（underdevelopedlearnings）和「非科學的科學」（unscientific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過搞學問不應太自我設限就是了。
其實我們對清末國勢的解釋，還是以陰陽家的「氣數已盡」四字最為切當。「氣」者，朝氣也、暮氣也、死氣也……中醫所謂「精、氣、神」是也。清朝末年，可說三者皆死。
「數」者，資料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學」的甲子、乙丑不談，其他的「科學資料」如人口過剩、民窮財盡、民不畏死等各項統計，都註定清王朝非滅亡不可。
甚至就以當朝統治者找「接班人」的獨家資料來說吧！康熙皇帝統治了61年，死後還有18名皇子——18個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卻連一個兒子也生不出來了。咸豐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個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個兒子，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們或許要問：皇帝生不生兒子，還要麻煩「現代」史學家們叨叨不休嗎？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兒子太重要了嘛！我國春秋戰國時代，列強之間訂立國際條約都要把「毋易樹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兒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兒子來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兒子做接班人），「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等家庭小事寫入「國際公法」，以維持「世界和平」。
因為在那個「一家統治一國」「國家強於社會」的時代中，在一個具有關鍵性的家族裡，大小老婆打架是會影響「國際和平」，引起「世界大戰」的。其實當代中國還不是如此？！
筆者走筆至此，不免想起我國近代大思想家梁啟超先生來。梁氏在他的《新民叢報》上詆譭我們舉世無雙的「二十四史」說，我國諸史非史也，「帝王家譜」也。梁氏著書於「西學」初來之時，日譯西書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點西學皮毛便罵起祖宗來了。殊不知在那個時代，「帝王家譜」的重要性遠大於「歷史」啊！所謂「正史」者，其內容原是以「帝王家譜」一門最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先聖先賢不是早有明訓？！
做皇帝、大獨裁者，要日理萬機，明察秋毫。那項繁重工作，豈是一個精氣神皆孱，連個兒子也生不出的像溥儀先生那樣的人，所能勝任的？
總而言之，時至晚清，我國改朝換代的週期已屆，大清氣數已盡，不是出幾個像李鴻章一類的人物，搞兩下什麼「中興」就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在我國曆史上這個週期一到，就要出現黃巢、張獻忠一類的煞星。結果赤地萬里，屍骨堆山，血流成河，中華文化遺產，玉石俱焚……最後才能海晏河清，再產生一個新的朝代來。
這種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痛苦，已經是夠大的了。到20世紀，我們要把中古的中國改變成西式的現代國家，那就要克服這種週期性的變亂。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說來，清朝沒落的週期，蓋始於乾隆之末、嘉慶之初。在我國古代，這個週期開始時的徵候便是地方不靖、盜匪橫行——用個現代化的名詞，那便叫作「農民起義」。
農民起義之初，類多為零星土匪，在鄉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時，他們就漸漸地彼此併吞裹脅，變為股匪了。發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識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劉邦、張角、黃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都是農民暴動領袖中的佼佼者。他們利用農民的方式雖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則基本相同。——這也是我們中華農業大帝國傳統之內，政治上新陳代謝過程的特有現象，其他文明中是沒有的。
筆者這一輩在農村中生長的中國人，有許多便有目擊甚或參與這種傳統農民暴動的親身經驗。這種經驗在今後的中國是不會再有了，因為那是中央集權的「農業大帝國」的特有現象。農業大帝國在中國歷史上不會再出現了，這一農民暴動的現象也就不會再有了。
晚清農村發生嚴重的造反現象，蓋始於乾嘉之際的白蓮教之亂。這種清史上所謂的「教匪」，便是失意知識分子利用宗教迷信，煽動貧苦絕望的農民聯合造反的，很標準的「農民大起義」。
廣東洪秀全何以在廣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個時代，便是傳統中國歷史上產生陳勝、吳廣、張角、黃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的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裡，上面政府的統治大機器已徹底鏽爛，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會也百病叢生——黑死病等都一時俱來。病入膏肓，醫藥罔效，人死病斷根，那就要改朝換代了。
在傳統中國農業經濟體制下，8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而農民中之絕大多數又是些終年難得一飽的貧下中農。當他們在這種「上下交徵」的殘酷環境裡，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時，他們就要鋌而走險，集體暴動了。在農民暴動蓄勢待發之時，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兒子下凡「除妖」，這位小上帝——「天兄耶穌之弟」的「洪先生」，和這些農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
洪秀全本是廣東花縣人，他為什麼要捨近求遠，跑到鄰省廣西去造反呢？這就是因為在那個造反有理的前提之下，廣西的造反條件實遠優於廣東。
廣西在今日行政區劃中已經不是個「省」，它被劃為「壯族自治區」。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最大的一族，有1000萬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瑤、彝、黎等，種族繁多。其實這些少數民族事實上只是「中華民族大熔爐」（thechinesemelting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據熔化的程度，他們且有「生」「熟」之分。筆者在抗戰期間讀中學，曾隨校遷入這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那時我們所接觸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別。最熟的「熟苗」那就與我們所謂「漢族」毫無分別。他們的子女也就進入我校讀書。可是我們如與「生苗」往還，那就要帶「通事」（翻譯）了。
清末的廣西當然比抗戰期間的大西南更為複雜。全省漢番雜處，生熟兼備。而漢人之間亦有土居漢人（早年南遷者）與「客家」（後來的北方移民）之別。其情形蓋亦如臺灣今日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吧！這大概也是我們民族劣根性在作祟，這兩幫「漢人」之間的摩擦，原是沒止沒盡的，至於漢番之爭，乃至少數民族本身之間的鬥爭那就更不用說了，再加上地理條件——全省地瘠民貧、謀生不易，因此落草為寇，實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終南捷徑。縱遲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將軍的時代，他所熟悉的廣西，還是「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的。
廣西在人文和自然環境上還有一個有趣的特點。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於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說「粵語」（廣東話），而住於桂江兩岸的則說「桂林官話」。說這兩種不同語言的也難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觀念。
上述種種也都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了條件，使他們能因時、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組織群眾，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場失意、能說粵語的客家人。他在花縣是一位被歧視的漢族中的少數民族。所以在花縣他是不會有太多的群眾的。加以花縣地鄰廣州，居民的文化和經濟水平都相當高。所以洪先生想搞點「妖言惑眾」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貧、客家聚居的廣西西江兩岸的貴縣、桂平紫荊山、金田村一帶，那洪先生就可稱聖稱賢、稱王稱霸，如魚得水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經緯
洪秀全造反還有一個那時代所特有的經濟背景。
洪氏起義金田是在鴉片戰爭結束的八年之後。在結束鴉片戰爭的《南京條約》締結之前，中國所搞的「外貿」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國貨物——如蘇杭寧的絲綢，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紅茶、漆器，安徽的綠茶，長江下游的棉紡織品等——銷行歐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嶺，通過廣州「一口」去漂洋過海的。歐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銀，英國的呢絨、鐘錶（且看北京故宮的「鐘錶館」）和後來的鴉片，美商所運入的檀香、人參（所謂「西洋參」，有別於東北產的「朝鮮參」）、皮貨等，乃至南洋產的珍禽異獸、犀角象牙……也都是通過廣州逆流而行暢銷於內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貿」都要到廣州一口去參加變相的「廣交會」。中方出口貿易則由專搞出口的「公行」（有十二三個獨立商號，如上述浩官）加以壟斷，《廣州竹枝詞》所謂「銀錢堆滿十三行」是也。
來華貿易的外商則各有「夷館」，長期劃界居留，各營其利。中國管制外貿的關卡，則有所謂「粵海關」，年人正稅在80萬兩上下（稅收略次於長江中游的「九江關」）。粵海關不屬於「戶部」（類今之財政部），而直轄於「內務府」，是皇帝的私產。關稅收入作為北京禁城的「維修費」。
[附註]清朝皇帝是不能亂花錢的。他是個「制度」（institution）。國家為維持這個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預算的。中國的皇帝是「中央集權文官制」中最高階的「官僚」。他不是個「寡頭獨裁者」。清末女主當權，葉赫那拉氏破壞了這個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報了孃家的世仇，才成為亡國之後的。
我國當年「廣交會」的貿易額是可驚的。在倫敦、紐約等現代港口興起之前，廣州可能是獨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紀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紀歐洲和伊斯蘭史上號稱「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餘年前訪古四桐，瞻拜鄭和行香遺蹟，登臨唐代古塔，覓四桐而不見，然其海天形勢迫人，固古今無殊也。嗣趨番禺，偕內子投宿於白天鵝賓館之最高層，俯視香江，見粵海之勝，想中國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則徐、伍敦元、孫逸仙、蔣介石、李宗仁……均逝於足下。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於上一世紀40年代之破產衰敗，即關乎本文闡述之主旨。蓋《南京條約》（1842）簽訂之後，通商擴及五口，上海乃扶搖直上，頓成五口之王。全國外貿進出口中心移往長江下游。廣州十三行壟斷結束，生意一瀉如注，改業乏術，便淪於破產。
十三行破產不打緊，要緊的是廣州的衰落；廣州衰落不打緊，要緊的是靠它生意吃飯養家的千千萬萬翻山越嶺、擺渡撐船的搬夫船伕。他們因廣州之衰落而失業，則妻兒嘵嘵，如何是好？
廣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嶺深山的客家同胞和東西江的船民，由於廣州衰落而失業的嚴重情況，我國近代經濟史家和專攻太平天國的專業史家，至今還沒有統計出精確資料（data）。但是也沒有史家可以否認其時失業問題之嚴重，蓋失業問題可於相關都市貿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試想：今日熙熙攘攘之臺北，股市如一旦崩潰，泡沫瞬息消失，則本市靠計程之車、左舉之手（餐廳服務員）為生者，將如何得了？類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廣州當年那宗「泡沫經濟」（bubbleeconomy），就是這樣衰敗下去了。一旦衰敗下去，則眾口嘵嘵，怨氣沖天，就替我們「洪先生」製造造反的基本隊伍了。事實上洪氏於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在金田起義時的六位開國元勳——洪氏之外，有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雖出身各有不同，其為失業農民領袖則一。
他們都是一批「苟富貴、毋相忘」的陳勝、吳廣。有的（如洪如楊）或許更是具有「特異功能」，能與「上帝」通話的土宗教組織家如張角者流。一旦信徒蟻附，法號嚴明，面對著一個癱瘓無能的政府，惡貫滿盈的社會，他們就密謀造反了。這就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具體背景。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於他們的「蓄髮易服」號稱「長毛」，也不過是一種傳統形式而已。蓋清朝入關之初，頒剃髮易服之令，曾遭到漢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髮不留頭」的嚴令之下鎮反肅反搞了兩百年，我們也就阿q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頭不留髮也；「女不降」者，管你滿虜大腳，我仍愛其「三寸金蓮」也。
可是中國畢竟太大。儘管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嚇不倒我們那躲在南嶺深山裡的客家同胞。他們反其道而行，偏要搞個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婦女與滿洲姐妹認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腳）；男不降者，男子保留了明代衣冠——蓄髮道袍。蒙上帝恩召時，亦無須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漢族弟兄去「翹辮子」也。
這便是我們「太平天國」君臣的「長毛」佳名之所以然，也是太平宮廷「滿朝朱紫」服式的來源。
曾國藩兄弟打垮了「長毛」，他們也毀棄了「上國衣冠」。馬君武詩人說：「百看不厭古時裝。」「太平」之後，這種「古時裝」就只有讓一些京戲伶人和票友仕女，穿著到舞臺上去過癮了。
「太平天國」興亡年表
「太平天國」是個大題目，剪裁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復生今日，洪傳亦應以「本紀」出之。拙著只擬略述之。在評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個簡單的年表，以志其興亡歲月如後：
1814年1月1日（清嘉慶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於廣東花縣，屬雞，家境貧寒。
1829年：秀全16歲，赴廣州應試落第。
1836年：秀全23歲，廣州再落第。在街頭收到宣傳基督教小冊子梁發著《勸世良言》，未讀、藏之。
1837年：秀全24歲。洪老童生在廣州三度落第。返家沮喪。臥病、「昇天」、見「上帝」和「耶穌」。始讀《勸世良言》。
1844年：秀全31歲。與馮雲山往廣西貴縣傳教。
1847年：秀全34歲，赴廣州投美教士羅孝全（i.j.roberts）受教義，為同門教徒排擠，未受洗而歸。再往廣西桂平、紫荊山一帶傳教。組織「拜上帝會」，有信徒3000人。開始與清軍衝突。
1851年：秀全38歲。1月11日糾合夥伴起義於桂平縣之金田村。3月建「太平天國」，秀全自稱天王。9月克永安州。12月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東王總其成。
1852年：太平軍克全州。南王戰死。入湖南克郴州，攻長沙不利，西王戰死。克岳陽練水師。
1853年：1月克武昌。2月棄武昌，順流克安慶、蕪湖。3月20日陷南京，改名天京。遣林鳳祥、李開芳北伐不利。清軍建江南大營、江北大營與太平軍對峙。
1854年：曾國藩始練「湘軍」有成。頒《討粵匪檄》。全軍出擊，與太平軍形成拉鋸戰。
1856年：秋，太平諸王腐化、內訌。北王殺東王，天王誅北王，株連甚眾。
1857年：翼王避禍出走，後死於蜀。太平開國元勳一時俱盡，朝政淪入洪氏家族「四人幫」之手，危亡立見，距建國不過六年耳。
1858—1864年：太平朝政窳劣不堪，封「王」2000餘人。由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領與清室湘軍、新建淮軍及英美僱傭兵（常勝軍）作殊死戰，終不敵。
1864年：6月1日，秀全自殺，年始50。7月19日天京為清軍攻破。太平天國亡，前後14年。如何短命若此？下篇再詳論之。
【1990年8月24日脫稿於臺北「中央」新村】
二、太平開國故事再檢討
「改朝換代」與「改朝換制」
首先吾人如用現代社會科學的法則，來分析太平天國的歷史，便知洪、楊革命實絕無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時代設限」，非人力所可強求也。
怎樣叫作「時代設限」呢？蓋我國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亂之時逐鹿中原，他們所追求的最高目標，都只是個簡單的「改朝換代」——他們要打倒一個腐敗的朝廷，摧毀一個腐爛的社會。然後在一片玉石俱焚的廢墟上，改朝而不換制，依樣畫葫蘆，再畫它兩三百年，然後再讓別人去打倒。
不幸自鴉片戰後（1842年），西風東漸，人類的歷史已經由「中古」進入「現代」。我國原有那一套政治、經濟、社會、倫理等的「傳統制度」，在西洋的「現代制度」挑戰之下，都無法原封不動地延續下去了。因此，「時代」和「歷史」對我們這新一輩逐鹿中原的豪傑的要求，就不止於「改朝換代」，他們還得有點「改朝換制」的見識和能力——「換制」，不是隻在名稱上把「皇帝」換成「主席」或「總統」，把「司令官」換成「司令員」，它們還需要有點「質變」。搞「質變」，不特洪、楊無此知識和能力，比他們晚了數十年的「總統」和「主席」們，還照樣變不了呢！
再者，搞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質變」——尤其是像咱們中國這個有兩三千年未變的古老大帝國——也非一人一代，便可「畢其功於一役」的「突變」。它是「緩慢」的，經驗「累積」的，分「階段」前進的「漸變」。窮則變，變則通。其程式是迂迴曲折的，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後才能摸索出一個長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後才能在世界政壇上和「先進國家」輪流坐莊，創造出一個「超西方」（post-western）、「超現代」（post-modern）的局面來。
所以在19世紀中期來替天行道的洪楊諸賢，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換制」之識。恕我再重複一句，縱使他們具有（如後來孫中山先生那樣的換制之識），他們也沒有搞「換制」的機運。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與機運之聯合產兒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無「機運」，則哲學家之幻想也，紙上談兵也。「機運」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變成「先知先覺」的烈士。我國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萬千。臺灣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應該有的「機運」，時間差距，不過二十年耳。
再從另一方向看：如有「機運」而無「智慧」，身在其位，而識見不能謀其政，則誤國誤民，問題就大了。
以今鑑古，言歸正傳，我們再去看看洪楊之變：
我們讀史者，如把太平天國14年中所已經發現的史料和史書，攤開來心平氣和地去審查審查，我們便覺得他們在「智慧」與「機運」兩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對他們所起的只是些負作用，而「機運」對他們也只有半個是正面的——洪、楊那個時代，他們只具有個極大的「改朝」的機運，而無「換制」的機運。洪秀全搞了14年，所靠的就是這半個「機運」。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個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決中國近代史上的「換制」問題的。「換制」的問題如果解決不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長久。後來的孫、袁、蔣諸公，對這個「換制」的問題都無法解決，況洪、楊乎？此筆者所謂之「時代設限」也。
但是話說回頭，洪、楊如真是英雄，他們應能掌握那半個「改朝」的機會，學學闖王李自成，一鼓作氣把北京打下，登基太和殿，號令全國，過幾天幾月甚至幾年幾十年的皇帝癮。並此而不能，終至屍填溝壑，及身而敗，那就太窩囊了。
筆者於此短篇拙作中，無意效顰賈生，來寫篇《過洪論》，只想就其犖犖大者，略舉數端，以見太平興亡之由而已耳。
洪天王就是愷撒瓊斯
據筆者的一家之見，太平天國運動最大的致命傷，實在是他們那一知半解，卻十分自信，而萬般狂熱的宗教。興也由它，敗也由它。
洪秀全本人實在不是一個如一般史家所稱頌的，什麼領導農民起義，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領袖。相反，他從頭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個狂熱教派（afanaticalchristiansect）的「教父」（cultleader）。巧合的是：當他這個狂熱教門形成之時，卻正趕上發自廣西的清末改朝換代的機運。洪氏及其一些狂熱信徒乃被捲入了這個有時代性的政治旋渦裡去，從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來，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地變成「逐鹿中原」豪傑中之一股了。終致釀成死人數千萬的太平天國大悲劇。
宗教原是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由於許多特殊原因，雖然它在我國曆史上還沒闖過太多的禍亂，但是在所有其他民族的歷史裡，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謂「宗教戰爭」，已不知發生過幾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蘭教之興起、十字軍之東征、聖女貞德之奇蹟，固不必提。且舉一兩樁近在目前的小例子，來比較一下，便可概其餘。
近在1978年，美國三藩市有一名叫吉姆·瓊斯（jimjones，1931—1978）的基督教牧師。他在不知不覺中忽然發生了神靈感應，使他變成了一位有奇異療效的醫生。他能為病人醫治一些奇病雜症，包括肺癌，因此一時聲名大噪，信徒四集。群眾增多了，瓊斯竟自稱是「耶穌轉世」（reincarnationofjesus）；甚至說他自己便是「上帝」（god），並自封為「愷撒大帝」（caesar）。號稱是苦難人民的救世主、社會主義之大護法。他組織了一個人民公社，叫作「人民廟」（people’stemple）。廟內廢除私產。全體信徒同吃、同住、同勞動。瓊斯視其全體信徒為上帝的兒女，全體「兒女」亦齊呼瓊斯為「爸爸」（dad）。大家毀家紓難，捐獻相從。三藩市附近一時被這群活上帝的信徒弄得河翻魚亂。居民與政府吃它不消，乃群起加以驅逐。瓊斯終於在美國無地存身，乃率其信徒流竄至南美洲之蓋亞那（guyana）南部，人跡罕至之熱帶叢林中，自建其「瓊斯堂」（jonestown），劃地稱王，不受美國之法律約束。然瓊斯本人及其絕大多數之信徒究系美國公民，美政府不能任其胡來，不加聞問。美國三大電視臺之一的「國家廣播公司」（nbc）亦想搶此奇特新聞，前去一探虛實。1978年11月中旬，乃由國會議員里奧·阮（leoj.ryan）氏率隊乘小飛機前往視察。孰知打草驚蛇，「人民廟」中的狂熱叛逆分子竟認為阮氏一行四人為政府特務，乃一舉將其槍殺。
人民廟徒既闖下大禍，瓊斯深知政府圍剿之不可免。同時他也認為他和他的全體信徒的大限已至，乃決定集體殉道——全廟成員自「爸爸」而下凡911人（亦說913人），竟於11月18日一夕之間，全體服毒自殺。一時訊息傳來，舉世震驚。電視上男女老幼，屍體橫陳——有舉家相擁而亡者，有少婦懷抱嬰兒而死者……情況之慘絕人寰，真令人不忍卒睹。
筆者親眼目擊之餘，關掉電視，唏噓太息，不禁試問：胡為乎而然歟？
親愛的讀者，這就是「宗教」嘛！我民族何幸，有了個「不語怪力亂神」的文化傳統。因此這種在世界各地史不絕書的「宗教狂」，在我國曆史上卻並不多見。偶亦有之，它也不能為我們知識分子（包括古今的歷史家）所能瞭解、接受。而有些野心家、宗教家、革命家要想利用宗教力量來登大寶、奪政權，在中國歷史上也從來沒有成功過。
因此我國傳統歷史家，對這一類史籍秉筆直書之時，不是咒罵他們「妖言惑眾」（如赤眉、黃巾、白蓮教和天地會），就歌頌他們只是單純的「農民大起義」「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如今日大陸上對太平天國的研究）。搞宗教只是「偽裝」或「假託」而已。
我國傳統和現代兩派執筆人都把這極其重要的「宗教狂」的一面，給完全忽略了，因為這宗史實在其他民族史中（包括奉行猶太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各民族的全部）雖然司空見慣，而在我們中華民族史中卻發生得太少了——我國史家沒有對這項史實執筆的經驗，所以一碰到宗教難題，往往就王顧左右而言他了。
不幸的是，我們「洪天王」所搞的卻正是「愷撒瓊斯」那一套宗教狂。高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洪秀全也是我國史上最成功的一位了。
再舉個小例子：目前在美國還存在，並且活動頻繁而怨恨蝟集的另一個狂熱的基督教支派，「統一教會」（unificationchurch）的教主文鮮明牧師（rev.sunmyungmoon），不也是說他見過摩西、耶穌、釋迦牟尼和穆罕默德，並且分別和他們談過話嗎？
您說他在胡扯？而文牧師這位朝鮮佬卻能指定數以萬計的美國男女青年，在紐約市的「麥迪遜廣場花園」（madisonsquaregarden），集體「盲婚」。他後來又去韓國的漢城搞集體盲婚，規模更大。這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國和韓國啊！這個時代的青年人，可以說是人類萬年曆史上，最桀驁不馴，最不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代啊！文牧師有啥魔術，能把他們數萬人，指定盲婚？據最近訊息，文鮮明已打入蘇聯，看樣子他又要在莫斯科搞其盲婚了。
這就是「宗教」啊！希特勒、史達林也鬥它不過的「宗教」啊！
明乎此，我們對100多年以前，洪秀全、楊秀清這兩位所搞的那一套，就可思過半矣。
文才不足，宗教層次也不高
洪秀全天王是有他一套的。但其人畢竟只是個專制時代「三家村」的土塾師，沒學問，更沒有文采，所以他在廣州屢試不第，考不了秀才。
廣州一向是我國華南人文薈萃之區，在那兒考個秀才舉人是極度困難的。那位才氣縱橫的文士，後來做了漢奸的汪精衛，便是當年廣州科考、院考出身的秀才。我們要讀讀那些膾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等《雙照樓詩詞稿》中的詩詞，再去看看洪秀全的什麼「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為家共飲和」（《吟劍詩》），什麼「龍潛海角恐驚天，暫且偷閒躍在淵」（《龍潛》）等鄙俗的詩句，就可以知道洪秀全為什麼可以做「天王」而不能做「秀才」了。
洪秀全雖沒文才，但顯然具有極深厚的「宗教感」，甚或具有如今日甚囂塵上的所謂「特異功能」。因此當他25歲那一年，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他在廣州應試又一次落第之後，受了過度的刺激，他那隱伏的宗教感和潛存的特異功能便被激發了。
我國帝制時代的貧家子弟想僥倖科名，原是全家乃至闔族的投資事業。往往闔家把微薄的資產和集體的希望都投在一個聰明男孩的身上。一旦他榜上有名，連科及第，則闔家也就雞犬升天。可是相反地，如在科場上一再失意，名落孫山，則其打擊之沉重，也是出人想象的。因此秀全在又一次落第之後，回到花縣家中，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病40餘日，在昏迷中便產生了神靈感應（vision）。——他拜見那黑袍、金須、莊嚴肅穆的「上帝」。上帝說秀全是他的「次子」，並把他介紹給其「胞兄」耶穌，並囑咐秀全仗劍「下凡除妖」。
洪秀全這種病中經驗，在我們不語怪力亂神的傳統士大夫筆下，簡直是胡言亂語、荒謬絕倫。同樣的，在現代派的革命史家書裡，也被認為是不可相信的。在他們看來，秀全只是「假託」迷信，來爭取工農群眾參加革命罷了。其實，這殊途同歸的新舊兩派史家對洪秀全的解釋，都是因為浸染於一個無神的文化傳統，而無治宗教史和神學之經驗的結果——把一個有神的宗教史，當成無神的思想史處理了。
其實秀全這項vision，在任何有宗教傳統的社會里，都是司空見慣的。治宗教史或神學的作家，並把這靈異分成數種。一般於昏迷中受神靈之「詔」，清醒後記憶猶新，能遵「詔」辦事或傳言者，往往都被列入「先知」（prophet）的一類。至於一些於昏迷狀態中，能為神鬼傳語（多用韻文、詩歌），而醒後自己本人卻一無所知者，西人叫作「巫師」（shaman）。其實「先知」與「巫師」之別，只是替鬼神傳語的方式之不同罷了。當然先知與巫師亦各有真假之別。貨真價實的亦確有其「靈異」（miracle）之處；假的則是一些「魔術師」（magician）了。
根據上述分類，洪秀全（如所言屬實）則應屬於「先知」之列。先知之鉅子如摩西、耶穌、穆罕默德皆是也。
至於摩西的「十誡」和耶穌的《聖經》（theholyscriptures）當然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學上替上帝傳言的超級「彌賽亞」（messiah）。等而下之，則有各教的「聖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leaders）了。我們這位自稱是「上帝之子」「耶穌之弟」，銜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彌賽亞」「天王洪秀全」和最近的「自稱上帝」「耶穌化身」，下凡打倒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彌賽亞」「愷撒瓊斯」，實在是屬於同一型別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都屬於走火入魔的那個低等級。
楊秀清和蕭朝貴二人，可能是屬於後一形態的shaman（巫師、乩童）。他二人都在「昏迷狀態」（ecstatictrance）中，失去本性（ego）。楊則有「天父（上帝）附體」，蕭則由「天兄（耶穌）附體」，各自替上帝和耶穌「下凡」傳語，發號施令。如此一來，他二人託天父、天兄傳旨，則位居父兄之下第三把交椅的「天王」，也得俯首聽詔了。
楊和蕭原都是洪秀全的弟子，在那種宗教狂熱的氣氛下，可能都變成了「乩童」。此事都發生在1848年春天和秋季，也就是都在他們聯合造反之前。洪秀全既然相信他自己的「靈異」，他對楊、蕭二位「神靈附體」，也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而「神靈附體」這一套，在中國農村原極盛行，其情況之神秘，往往使人不得不信。楊蕭兩位的神蹟，可能在早期也不是魔術表演。可是在他們打到南京之後，「天父」還要借秀清之口，向天王為東王「逼封萬歲」，並借辭笞撻天王，打天王屁股，那一大段故事是否是「假託」，那就是另一問題了。
「邪術惑眾」和「聚眾滋事」
洪秀全之具有若干「特異功能」，似乎也是事實。他和能治怪病的瓊斯牧師，甚或《聖經·新約全書》裡的耶穌醫師，都確有其相似之處。據太平天國方面的資料，則秀全確實有「能令啞者開口，瘋癱怪疾，信而即愈」（見《洪仁玕自述》）的本領。清方的資料也有記載說「韋[昌輝]妻病危，醫藥罔效，洪逆治之立愈」（見半窩居士著《粵寇起事紀實》）。
洪氏這些法術，證之以今日風行海峽兩岸的「氣功師」「針灸師」，以及一度風行美國的印度「瑜伽師」的治病表演，可能都是事實。前些年有位瑜伽師在紐約表演喝硝鏹水、嚼玻璃瓶等絕招時，觀眾之中竟有諾貝爾物理獎金得主承認他是「對科學的公開挑戰」（anopenchallengetoscience）。20世紀第一流的世界科學家尚且如此，何況19世紀僻居鄉曲的大清帝國農村中之貧下中農乎。
既有此絕技隨身，因此秀全於30歲（1843）於廣州第四次落第之後，就捨棄功名而專心地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場失意，卻在教場得意。他和馮雲山在廣西桂平紫荊山組織「拜上帝會」之後，不期年便從者如雲，遠近來歸了。
本來在農村中搞群眾組織，在中國任何朝代裡都是官家所不許的，因為「聚眾」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則不免集體械鬥、打家劫舍、鏟富濟貧、吃大戶、搶倉庫、殺官紳……乃至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官家為防患於未然，也就對聚眾滋事嚴申禁令。文禁不了，便用武力鎮壓，殺他一條血路，則滋事者便作鳥獸散，俟機再聚。沒武力鎮壓，又招安無方，那群眾組織就揭竿而起，殺官吏、占城池，稱王稱霸了。
洪秀全的「老三篇」
再者洪秀全在1837年「昇天」時所看到的那一位穿黑色長袍、留齊胸金須的大王爺和他的兒子，可能是我國小說《烏盆記》裡的包公，或《三國演義》裡的關雲長和他的兒子關平或關興，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當時也不知道他是老幾。等到他再度翻閱一年前所收藏的梁發著的《勸世良言》時，才豁然大悟，原來這位大神便是梁發書裡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兒子原來就是耶穌。可憐我們這位洪塾師那時還未讀過《聖經》，不知道上帝是「無形無體」的，也不知道耶穌是上帝的「獨子」。可是洪氏顯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過「天堂」、見過「上帝」，上帝並且介紹他見過自己的「長子」耶穌。因此洪氏在讀過新舊《遺詔書》（新舊約）之後，認為《聖經》記載有誤，乃以上帝次子的身分，把《聖經》竄改了70餘條。當歐美在華傳教士，聞風大譁之時，洪二太子還下詔親征，和他們舌戰筆戰一通。他認為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過天堂，焉知天堂內之事乎？真應閉起鳥嘴……此是後話，下篇再詳敘之。
總之，洪氏在「昇天」悟道之後，就變成一位虔誠而狂熱的基督徒，殆無疑問。等到他與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馮雲山組織了「拜上帝會」之後，乃決心做個終身的職業傳教士，應該也是順理成章的。
不過洪、馮二人傳教之初，他們在廣西所傳的大致也只是個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當洪氏於1844年底東歸花縣繼續其塾師生涯時，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論乃日趨精密。據說在其後兩年（1845—1846），他居然寫了「五十餘帙」的勸世詩歌。其三篇精品，我們也或可稱之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們是：《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
雖然寫了這許多，秀全顯然還認為自己悟道不深。因此他於1847年再去廣州，向美國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處又學習了三個月。不幸的是羅氏是位頭腦僵硬的莽夫，他所僱用的華裔教徒對洪又大為嫉視，致使秀全未能如願「受洗」便重返廣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繼續傳教。
筆者細讀秀全此時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頗覺其不可小視。相反，我倒覺得它們是中國宗教史上一個大大的里程碑。——三篇振聾發聵之作。理由是這樣的：
我們這已有3000餘年歷史的中華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和「敬鬼神而遠之」的倡導之後，我們是個號稱無宗教的民族。其實不然，我們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漢武好「方士」，到後來在社會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們世俗的宗教信仰沉入一個很低階的「泛神論」（pantheism）中；也可以說，低階的迷信卻實際主宰了我們的社會生活，尤其是中下級的社會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學，自當別論。但佛學與我們的社會生活實在沒有太大的關係。）
沒有一個高階的一神論的宗教做主宰，我們的社會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計程車大夫「敬鬼神而遠之」，可是鬼神既不放過他們，他們也「遠」不了鬼神。原本是個「無神」的佛教，在社會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樣，弄得遍地皆鬼，分身不得。
可是現在好了，作為世界萬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做個東方的彌賽亞。他要禁絕一切「邪神」，獨崇「上帝」——把中華民族自一個泛神論的迷信火坑裡「救」出來。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義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國老百姓只許拜一個「真神」上帝，其他的什麼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釋迦牟尼、驪山老母、城隍土地、嶽王關王、灶神門神、龍王閻羅、牛頭馬面、送子觀音、財神菩薩、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輿風水、陰陽五行……總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絕之列！
洪氏這個「老三篇」雖未跳出摩西「十誡」（見《舊約·出埃及記》）的範疇，但是它是「十誡」的「中國化」。他這個「天條」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但它所具有的豐富的「宗教感」，也是擲地有聲的。
我國傳統的儒宗史家（如去世的錢穆教授）對它嗤之以鼻（見錢著《國史大綱》第634頁），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認為它是「假託宗教」以鼓動群眾，都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見。——洪氏的「老三篇」，事實上是中國宗教史中，從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既是一種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種道德規範，因為它把菸酒嫖賭，也都一體禁絕。
「有割與無割，誰非上帝生」
有些太平史家認為秀全在1847年向美國傳教士羅孝全學道之前，未讀過「新舊約」。此點筆者亦難苟同。不用說上述老三篇（秀全1845、1846年的作品），非有新舊約根底不能寫出。猶憶筆者於五十年代之初，參與哥倫比亞大學所編之「中國文化史精義」計劃翻譯太平天國史料。在太平《幼學詩》中便碰到「有割與無割，誰非上帝生」的詩句，不知何解。再查另版《幼學詩》（載於《太平天國詩文鈔》，該書有《蔣中正序》），書中則改為「有知與無知」。我當時翻譯，本可舍難就易，但自覺「割」字是原文，「知」字是擅改。幾經周折，才把「割」字譯成「circumcies」。circumcise者，割男性生殖器之包皮也。
蓋在古猶太民族之社會習俗中，男性在「幼兒期」或「婚前」，割除生殖器官尖端之包皮，實在是一樁極其隆重的宗教大典。因此在猶太教（judaism）裡，「有割」與「無割」，蓋為兩種不同之人類，未經「摩西十五律」所規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難成為「上帝之選民」也。
《幼學詩》是太平天國早期的文獻。詩中呈現著濃厚的儒家道德觀。如所詠「妻道」一節說：「妻道在三從、無違爾夫主，牝雞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它所強調的還是儒家的「三從四德」和大男人主義。但是《幼學詩》對於基督教的教義，卻已相當深入了——基督教教義對「無割之民」並不歧視。所以秀全在晤羅孝全之前，便早已學到了西方宗教中很多古怪的教義了。
「太平天國」是宗教名詞
所以筆者不揣淺薄，認為太平諸領導，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個發宗教狂的狂熱教主，和吉姆·瓊斯是同一類的人物。瓊斯所追求的也是一個「天國」——一個不受世俗權威干擾的，任由他和信徒們去過那自由自在的「共產主義」的宗教生活即「瓊斯堂」生活的「天國」。
洪秀全、馮雲山早期所追求的顯然也只是個「瓊斯堂」或「秀全堂」。所以他兩人一到紫荊山便寫了「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選擇險固所在棲身焉」（見《太平天日》）。他們並沒有與滿洲皇帝爭天下的大志。
後來楊秀清等一夥加入拜上帝會，想建立一個「小天堂」，可能還是這個意思。不過古語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提到在人間建一個「最小最卑盡綢緞、男著龍袍女插花」的「小天堂」，他們可能就開始羨慕蘇杭寧這個金三角了。——「小天堂」究非「大帝國」。他們所想象的只是一個「瓊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國」罷了。
所以「太平天國」這國號，原來實在只是夢想中的「小天堂」，一個宗教名詞而已。這一名詞可能在天王登基之前早就出現了。
金田「團營」是怎麼回事？
且看在我國近代史書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義」。據忠王李秀成就義前的親筆「供狀」：太平軍舉事之初，在洪秀全之外，只有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秦日昌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幹部與一般會眾均絲毫不知也。
既然數千會眾奉教主之命齊集金田村來「團營」，而又不知團營的目的何在，則團營在會眾心目中，實在只是一種宗教活動罷了。其實李秀成的話是事後說的。在「金田團營」的當時，縱使他們七位開國元勳，也未必就有此乘勢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團營原是一種宗教活動，團營以後的發展是順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但是團營以後，他們又是怎樣一步步造起反來的呢？
原來廣西省在19世紀40年代的末季，貧農、教門（如「天地會」「三合會」）聚眾滋事，械鬥成習，早已弄得全省騷然。清代廣西省的政治區劃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廳」。在洪、楊金田起義之前，據清方官書報道，這種打家劫舍、殺官紳、占城池的暴亂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見《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地方官吏如巡撫鄭祖琛等無力應付，只得隱瞞「賊情」，設法招撫。孰知愈招愈熾——這時武裝暴動的群眾，也早已目無官府。
清廷得報，不得已乃起用幹吏林則徐，並自各省調兵。筆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調去了1000名。精兵四集，官方乃決心用武力鎮壓。林則徐不幸道死之後，清廷乃另檢大員接替，始有李星沅，繼有賽尚阿，以「欽差大臣」頭銜赴桂。其後並提升布政使勞崇光，以替鄭祖琛為廣西巡撫，協同提督向榮，認真督剿。他們最初的目標原是「三合會」「天地會」一類更嚴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經佔領縣城的天地會首領陳亞潰（貴）、楊撈家、徐亞明諸大股。據王定安著《湘軍記》所載，「時粵匪二十餘股，多為勞崇光所殄，惟秀全等獨存」云云，也確是當時的實際情況——當時的官方，原沒有把洪秀全這位落第秀才的「聚眾滋事」看得太嚴重。可是等到其他各股一一散滅，四方「零星散匪」無枝可棲，乃紛紛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帶的天地會領袖羅大綱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傑來歸，秀全坐大，官軍對洪乃開始彈壓，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帶數度接戰，官軍一再挫敗之後，才知道他們有眼不識泰山——秀全這一股之兇狠，實遠非陳亞貴等所能望其項背。官軍之畏葸無用和會黨臨陣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勵了秀全的黨羽，他們益發不把官軍看在眼裡，而企圖大舉了。
[附註]陳亞潰的原名是「亞貴」，官書故意寫成「亞潰」。正如孫中山原名孫文，清廷官書多寫成「孫汶」，以示貶斥。
因此所謂「金田起義」者，事實上只是由於客觀形勢積漸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貧苦人民在搞一種狂熱的宗教活動。人多勢大了，難免就有些鏟富濟貧、吃大戶、抗官軍的激烈行為。另一面則是一個腐化專制的政府。它認為這群人民，誤信邪教，聚眾滋事，目無官府，需調軍警彈壓。雙方衝突已久。只是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12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彈壓行動中，革命群眾打死了清軍副將伊克坦布，並傷斃官軍300人。這一下革命群眾信心大增，乃借教主38歲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元1851年1月11日），來個「恭祝萬壽起義」（洪仁玕語），慶祝一番。——所謂「萬壽起義」，事實上也是事後追封的。
作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興寫了「五條紀律」，什麼遵條令、別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儺（粵語和睦）、同心合力，作為與官軍再度接戰的準備，如此而已。
洪秀全是位多產作家，也是位歡喜寫「詔諭」的教主。但在這段所謂「金田起義」時期，卻沒有留下任何像《北伐誓師辭》或《討武曌檄》《討粵匪檄》一類的文字。所以所謂「金田起義」這個榮銜實在是洪、楊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後才回頭追封的。其情況蓋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軍節」。——1927年8月1日賀龍、葉挺在南昌「暴動」，叛離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誰又想到20餘年之後，那一天竟被定為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呢？
「金田起義」既沒個確切地點，也沒個確切日期，更沒一張正式文告，因此它不像是個有計劃的革命發難的行動。洪仁玕事後追述說：「本不欲反，無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我想這句話，大致是可信的。
總之，金田團營，乃至後來的男女分行、財產歸公的「聖庫」制，都與在美洲發生的吉姆·瓊斯型的宗教狂有極其類似之處。只是客觀環境不同，使他們各走各路罷了。
「永安封王」也是宗教性的
1851年春，洪、楊在金田起義之後，和清室官軍在桂平、武宣、象縣一帶，糾纏了幾個月。這一時期官軍的表現實在太窩囊，而此時又民心思亂，太平軍的裹挾則愈來愈大，也越戰越勇。宗教熱愈沸騰，「越寒天、越退衣」，簡直到了瘋狂的境界。3月23日（陰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縣東鄉鎮，與天兄耶穌同時「登基」，自封為「天王」，自稱為「朕」，群下對天王則稱「主」。
同年9月25日，天王乃率眾竄佔永安州城（蒙山縣治），一佔數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動。朝廷在痛懲疆吏失職之餘，更增調大軍圍剿。
洪、楊既佔永安，也自知「騎虎難下」（楊秀清語）。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漸化宗教為政治，改組軍隊，重編會眾，以應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舉。
太平軍於1851年9月（本文均用陽曆）竄入永安至翌年4月突圍，在永安共駐了八個月。這八個月中最大的舉動便是1851年12月17日的分封諸王了。史學界朋友們總把這「永安封王」視為洪、楊軍政組織的起步，筆者卻不以為然。「永安封王」還是一群狂熱教門的宗教行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詔》。他說天父上主皇上帝權威大於一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一切但聽命上帝可也（這是洪氏自稱）。分封五王者實只是「姑從凡間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楊秀清）為東王，管治東方各國；褒封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為西王，管治西方各國；褒封前導副軍師（馮雲山）為南王，管治南方各國；褒封后護又副軍師（韋昌輝）為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褒封達胞（石達開）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另詔（天王）後宮稱娘娘；（諸王）貴妃稱王娘。
其實太平軍竄入永安州時，男女老幼不過兩三千人（筆者另有考據），史傳三四萬人皆非也。在兩三千的烏合之眾中，封出五位二十來歲的王爺（達胞那時可能還不足20），來管治四方「各國」，豈非形同兒戲！但是我輩生長於傳統中國農村之中，看慣佛道二教的什麼「設壇」、什麼「打醮」等，就知道沒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裝異服的道士和尚，扛著招展的旌旗，什麼「十方大菩薩」「十殿閻王」等，就知道這些狂熱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這一套。
不幸的是在19世紀的50年代，清朝的氣數將盡，全國，尤其是廣西，那些久經「土、客」械鬥磨練的客家農民，正蠢蠢欲動。經過洪、楊這一有組織的狂熱的宗教活動，聚眾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來了。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軍」
太平軍盤據永安八個月之後，廣西官軍約14000人在北京的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軍團團圍住。面對「數倍之敵」，洪楊之眾便不得不突圍以自保了。據參加此次突圍的老長毛事後回憶，他們二三千人，置婦孺於全軍中段（客家婦女皆天足），青壯前後簇擁，一舉衝出重圍。既出重圍，他們前逃，清軍尾追，其情勢就變成我國曆史上所屢見不鮮的「流寇」了。
傳統流寇的作戰方式，多為裹脅農民，鑽隙流竄，飄忽如疾風暴雨，其鋒不可當。攖其鋒者，無不粉身碎骨。因此官軍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們照例是以鄰為壑，只追不堵。堵則自取滅亡，有百害無一利；追則可以趁火打劫，隨地報功請賞，有百利無一弊。正面官軍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險要或旁敲側擊，絕不正面堵截。在這一公式之下，則流寇一起，便滾起雪球，如入無人之境。尾追官軍也就養寇自重，呼嘯相從，絕不放鬆。好在中國太大，大家都可無限制地玩其走馬燈。所以黃巢、張獻忠等起義時，都有「拖死官軍」之名言，官軍亦樂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榮的不斷升遷就是個好例子。
我們歷史公式裡的「洪楊發賊」，在永安突圍之後，無人敢堵。他們乃沿途裹脅（李秀成便是被裹脅者之一），直迫省會桂林。圍城一月不克，乃竄入全州，長驅入湘。湘人本好武，見新朝崛起，貧農、礦工、船伕、會黨赴義如雲，一時聲威大振。
太平軍8月克郴州，9月迫長沙。圍城80餘日不克，乃舍長沙，渡洞庭北上。12月克漢陽，翌年（1853）1月乃攻克武昌。2月舍武昌、擄民船、挾眾75000人（號稱50萬），順流而下，克九江、安慶、蕪湖，然均不守，3月19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軍佔領南京，改名天京，凡11年零3個月，乃形成太平天國在長江下游的割據之局。更在下游的鎮江、揚州則變成時得時失的外圍據點。
在「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洪、楊自「永安突圍」至「定都天京」為時尚不足一年，其行動之快、發展之速，不在70年後國民黨北伐之下。然國民黨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據地」的兩廣，然後才「誓師北伐」進行有計劃的政治擴張。洪、楊北竄則是佔一城丟一城的流寇行為。所以，國民黨於1927年奠都南京時已佔有半壁河山；而洪、楊奠都南京時，只有南京、鎮江、揚州三座孤城而已。
洪、楊如真是英雄人物，則應並此三城而舍之，傾巢北上。以他們那時的氣勢，要一鼓作氣打下北京是絕無問題的。因為此時北京已風聲鶴唳，貴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豐皇帝亦已準備遷都熱河，而太平義師，朝氣正盛，弱點未露。全國人民與各路英雄均仰望旌麾以解倒懸，神州正可傳檄而定。誰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個「瓊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諳「世事」，而太平軍實際總指揮楊秀清，則是一隻狗熊。富貴對他來得太快了。四年前一個赤貧的燒炭工，如今叱吒風雲，錦衣玉食，做了「東王九千歲」，一頭栽入「六朝金粉」裡去，就不能自拔了。
對這群來自落後地區的貧下中農來說，那個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離開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隸」是「罪隸之省」（這都是天王詔書上的話），北上爭雄的勁頭也就完全消失了。
太平流寇既然不想傾巢而出，尾追而來的欽差大臣向榮的官軍，也就於南京東郊的孝陵衛，自建其江南大營；另一欽差琦善，也於揚州郊外建其江北大營。兩兩對峙，彼此慢慢扯皮，就勝負難分了。
【1990年11月25日脫稿於紐約】
三、預言書中的洪、楊
兩百年轉型的最後關頭
前已言之，在社會科學家的電腦裡，歷時14年的太平天國只是近兩千年來，「中國社會第二次大轉型」中的「第一階段」。
吾人今日在這個走著瞧的程式中，回看這個轉型運動，自鴉片戰後發軔以來，大致需時180年至200年，始能竟其全功。顯然它現在已進入其最後階段。如無重大意外，下一個「定型」社會，在21世紀初季應可醞釀成熟矣。——國事在社會科學家的電腦裡，似乎也是可以預言的呢！
再者這一記「階段分明」的轉型運動，不是勇往直前、有進無退的。它是走三步退兩步，甚或是走兩步退三步地緩緩地向前移動而至於今日的。這也是辯證論者所強調的「對立——統一」的公式吧！迂迴是難免的，前進則是必然的。明乎此，我們對「頭有發，衣怕白；太平時，王殺王」的「知其然」，就可以提出社會科學也能夠加以詮釋的「所以然」了。
「流竄」「割據」「圍剿與反圍剿」
須知我「漢族中心主義」的武力和文明的向外擴張，自古以來是自北而南的。從「吳越」的歸宗，到「南粵（越）」的同化，到「越南」之加盟，是程式分明的。可是洪、楊諸公這次卻領導了大批「粵匪」，逆流而行，打出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個「北伐」！（其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和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只是竟其未竟之功。）
洪、楊這次北伐，其來勢之猛，真是世界史上所寡有。吾人如把那14年的歷史分段而論之，大致也可分成三大階段：曰流竄時期（1851—1853），曰割據時期（1853—1856），曰圍剿與反圍剿時期（1856—1864）。1864以後的捻軍和華南一些會黨的繼續活動，只能算是圍剿與反圍剿的餘波了。
所謂「流竄」者，簡言之便是傳統的黃巢、張獻忠的鬥爭方式。農民在揭竿而起之後，由小股化大股，與官軍你追我趕，不守一城一池，在國內四處流竄。鑽隙前進，拖死官軍。
洪、楊起義的最初三年，便是這樣的，他們是一群沒有根據地、沒有後勤、沒有固定兵源的中國傳統歷史上所記載的「流寇」——近人所謂農民大起義。這種農民起義所以能愈戰愈強、愈滾愈大者，是有其特殊的社會條件的。那就是政治腐化、官逼民反，社會癱瘓、民不聊生。在這個人心思亂的國度裡，一般饑民和他們的有政治野心的領袖們，是唯恐天下不亂的。一旦有人揭竿而起，則星星之火，很快地便可以燎原（《毛選》中以此為題）。
「永安突圍」時的人數問題
洪、楊於1852年春自永安州突圍北竄時，連婦孺在一起不過兩三千人。——讀者中的洪楊專家們，且慢……先讓在下談點個人的小考據：
關於永安突圍的人數，我的業師郭廷以先生（中國近代治太平史的第一位權威）和後來的簡又文、羅爾綱諸先生都說有數萬人之眾。筆者於50多年前在沙坪壩的大學課堂裡，便向郭師質疑。我認為這個數目太大。我的理由有兩點：第一是個人經驗。那時我也是個形同流寇的流亡青年，與數千流亡夥伴自陷區「突圍」到西南山（苗）區去。親身經驗告訴我們，像永安那樣的西南小山城是很難容納像我們自己那樣從天而降的「三千小兒女」的。慢說吃喝住，連大小便都無法容納呢！
第二是歷史檔案。當時向永安合圍的官軍總數不過14000人，而被圍者其後總說是「被圍於數倍之敵」。如此則突圍者不過兩三千人，實是個合理的數目了。
後來筆者在美國大學裡教書，自己和學生一道讀洋書，不意竟豁然開朗，原來當時參加永安突圍的重要領袖之一的「國舅」賴漢英，便是如此說的。漢英是洪秀全原配賴「娘娘」的弟弟，也是後來捻軍傑出領袖賴文光的堂兄弟。他自金田起義、永安突圍、進軍長江、奠都天京（南京）、到略地江西……可說無役不與。後來進封「夏官丞相」，位至極品，實是太平開國元勳中，僅次於八王的重要首領。歷來官書私籍對他的記載都是觸手皆是的。晚至1975年，他花縣故鄉還有他受傷還鄉的傳說。可是漢英在外交方面的經歷，卻鮮為人知。他是洪、楊奠都南京之後，第一個與外國使臣接觸的天朝外交官。
原來洪、楊於1853年3月克復並正式建都南京之後，英國政府便迫不及待地試圖與新朝接觸並建立外交關係（其行徑與1949年秋的英國在滬寧一帶的活動，前後如出一轍）。同年4月下旬駐華英使兼香港總督喬治·文翰（samuelgeorgebonham）乃偕譯員密迪樂（thomasdows）乘英艦哈爾密斯號（thehermes）直駛南京。由於外交禮節的難以如願，英使拒見太平官員，而密迪樂則接觸廣泛。他所見到的印象極佳的新朝官員便是賴漢英，他兩人甚為投契。密氏並奉贈賴氏歐制望遠鏡一架以為紀念。他兩人的交往可記者頗多，密迪樂記錄彌詳，簡又文教授亦曾加摘譯。在他兩人交談中，賴即談到當年永安突圍的往事，頗富史料價值，而漢籍中則未嘗見也。簡君譯文中竟亦疏於選譯。
賴說太平軍在永安時陷入重圍，彈盡糧絕，但是士氣極高。在天公威靈感召之下，「全軍二三千人，置婦孺於中軍，不但一舉衝出重圍，且將敵軍徹底擊潰」。（見thomastaylormeadows,thechineseanddon：smith,elder，1856；reprintedby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53；reprintedinnewyork，1972.p.282。並請參閱westernreportsonthetaiping：aselectionof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82.p.44n.）密迪樂所記錄下來的賴國舅的「口述歷史」，顯然是可信的，也是合乎事實的。
金粉鄉里的開國昏君
太平軍自廣西永安（今蒙山縣城）突圍（1852年4月5日）之後，人數雖少，卻如猛虎出柙，銳不可當。全軍沿途裹挾青壯，實力迅速膨脹。各路英雄好漢、激進工農，更是附義如雲。颱風橫掃、草木皆兵。4、5月間，圍攻桂林未克，乃北竄全州屠城而去（6月3日）。入湘以後，長沙之外無堅不摧。會黨、礦工、船民參軍者數萬人。1852、1853年之交遂進據武漢三鎮。全師至此帶甲凡75000人，號稱50萬。1853年2月乃盡擄三江一湖（湘江、漢水與洞庭湖）中的民船數萬艘，順流東下。檣櫓如林、旌旗蔽天。下九江、克安慶、破蕪湖，如入無人之境。3月19日乃攻入南京，斬清廷兩江總督陸建瀛及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翌日又攻破南京城內之滿城，將清廷之江寧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以下之滿族男女老幼四萬人，悉數屠殺。同時清查闔城漢族戶口。凡曾任清政府公職者皆視之為「妖」，隨意捕殺。妖之外的一般男女市民，則勒令分為「男行」「女行」。青壯男子則編入軍營；婦女則編入「女館」，隨同勞動。百工技藝亦按職業性質，編入諸「館」。所有公產均入「聖庫」；市民私產則勒令「進貢」，加以沒收。家人不得私聚；夫婦不許同床。違令者「斬首不留」。闔城上下除王侯高幹之外，同吃同住同勞動，整個南京城遂恍如一大軍營。
一切粗具規模，天王洪秀全乃於3月29日自下關江邊，舍「龍舟」登陸。這條龍舟是什麼樣子呢？想讀者或與筆者有同樣的好奇心。讓我們且抄一位當時目擊者的報道：
洪秀全坐船上，船首雕一龍頭，飾以金彩；舵間裝一龍尾，偽稱王船。遍插黃旗。兩旁排列炮位十餘尊，鉦鼓各一，朱漆龍棍大小各二。船上點燈三十六盞。（見簡又文著《太平天國全史》第513頁，引《盾鼻隨聞錄》。）
至於洪天王初入他的都城天京是怎樣一種氣派呢？再讓我們抄一段當時在場看熱鬧者的口述：
……其日，東王楊秀清躬率諸王百官及聖兵恭迎天王於江干龍舟中。東王衣紅袍，戴貂帽，如宰相服飾。其餘各首領或戴官帽，或插豎雞毛，帶兵十數萬，簇擁跪迎。是日天色晴明，旌旗蔽空；各官皆騎馬，帶兵勇前驅。其次則各王皆坐黃轎，轎頂一鶴，後皆有王娘及大腳婦數十人騎馬從焉。天王之帽如演劇長生殿唐明皇之帽，黃繡龍袍、黃繡龍鞋、不穿靴，坐一黃色大轎，轎頂五鶴朝天，用十六人舁之。輿夫皆黃馬褂、黃帽。前隊旗幟兵衛數百對。次鑼鼓手若干對，次吹鼓手八人，各穿制服。太子（皇子）二人，一騎馬，一抱在乳媼手中。天王轎後，婦人三十六人從，皆大腳短衣長褲，不穿裙，騎馬，手執日照傘。最後擁兵衛者，亦不計其數。蓋驅策萬眾，喧嗔數十里，居然萬乘之尊。（見同上書第512頁，引自《養拙軒筆記》。）
洪秀全這位落第老童生，三家村的私塾老夫子，至此可說是吐盡鳥氣。至於他心中究有多少蒼生，多少人民，吾不知也。但是大丈夫當如此也。治史者終不應以責備聖賢之筆，以丈量草莽英雄也。
好漢既入深宮，難免縱情聲色。據幼主小天王殉國前之回憶：乃父在金田起義時，已有姬妾十五六人。突圍永安時「娘娘」已增至36位。天京後宮之內，則同床者多至88人。如此粉陣肉屏之中，大腳小腳應付之不暇，還有什麼革命之可言歟？自起宮牆自繞，這位開國昏君，不論生死，就再也不願全屍離此金粉之鄉了。
四、「四不像」的洪楊割據
筆者於20世紀40年代之末，抵美留學時，曾在紐約市動物園看過一些來自中國的珍禽異獸，真不勝感嘆。其一便是熊貓，標籤上寫著中國特產，是否為蔣宋美齡夫人所贈者，已不復記憶矣。它灰溜溜的，看來像是一頭花豬，橫臥牆角，亦引不起訪客的重視；哪像30年後，專機來美的那一對嬌嬌滴滴的「國寶」，在華盛頓那樣風光！愚夫婦好奇，亦曾馳車去華府恭謁。驕陽之下，排隊半英里。乍睹芳顏，真疼愛無比。它兩位香巢之華麗固無待言矣。而貴伉儷一舉手一投足，檻外同謁者，無不鼓掌歡笑，聲震樹木。然這對貴族夫婦，與30年前鄙所見之「花豬」，究有何不同呢？豬猶一也，而貴賤窮通，懸殊若是！蘇秦先生若在此，可能也要感嘆而言曰：「豬生富貴，豈可忽略哉？！」
另一頭中國特產，標籤上是否有拉丁文名字亦忘之矣。只記得其名為威妥瑪拼音形式的「四不像」（ssu-pu-hsiang，按今日大陸上的漢語拼音，則應該是si-bu-xiang）。它老人家被放置於一亞洲欄內，與一般亞洲來的牛馬同列而嚼其枯草焉。
一般拖兒帶女的動物園遊客，誰有此耐心和雅興去分別它們是牛是馬呢？大家只有望望而去之，至多品頭論足一番而已。誰知竟有個好奇的「打工仔」，為此一漢語拼音所惑，真把那生鏽的銅牌讀下去。一讀，不得了，它老先生本是我國的貴族。原來是錦衣玉食，生於吾皇的御花園「三海」「南苑」之內。不幸八國聯軍侵華，闖入御園，把它捉去當了俘虜。所幸它未曾參加義和團，既未「扶清」，更未「滅洋」，戴不上「戰犯」的帽子。但是帝國主義的洋兵卻不管這一套，硬是把它捉了，枷鎖至紐約吃枯草已數十年矣。
老貴族為何取個怪名字叫「四不像」呢？同來自中華的青年打工仔歷史家，曾為前輩細查之。原來它「角似鹿、尾似驢、蹄似牛、頸似駱駝」，結果弄成個非鹿、非驢、非牛、非駱駝的「四不像」！
如今事隔數十年，它老貴族早已物故。遺骸可能已變成標本，佇立何方。但是老前輩留給我的它那慈祥古怪的四不像，卻永誌不忘。其實它老人家為何不能名為「四像」呢？它不是既像鹿、又像驢、又像牛、又像駱駝嗎？！
近來筆者整理舊稿，翻及太平天國諸卷，因想把洪楊政權按社會科學原則來分分類：基督教政權？社會主義國家？民族革命？農民大起義？神權國家？反封資修的無產階級專政？……分來分去，吾分不了也。可是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了我的同僑，有忘年之交的老前輩「四不像」來，才豁然大悟。——洪楊政權原來是個「四不像」的政權。思想搞通，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太平史面面觀
洪楊政權既然是個「四不像」，歷史家、哲學家、政論家、宗教家等，如果硬要以一己專業的興趣，來加以妄評或妄攀，都是要走火入魔的。
前篇已言之，國學大師錢穆就認定洪楊政權是個背叛孔孟、違反中國道統的邪惡政權。他擁戴曾、左、李、胡的衛道行為，而洪、楊則罪該萬死。可是洪、楊之後60年，國家最高學府中的陳獨秀、胡適之、錢玄同，不是也要打倒孔家店？！此外，洪、楊之「田畝制度」、解放婦女、禁止纏足，嚴禁「吹煙」（吸食鴉片）、酗酒，禁娼、禁賭、禁淫，膽敢「奸小弟」（同性戀）者，「斬首不留」……則視孔孟之邦空談仁義，奴役女性，舉國吸毒，雖名士高官，亦以奸小弟為風雅……兩兩對比又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