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一場最具關鍵性的海上戰役。孤臣無力可迴天，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它的勝負改寫了中國歷史。戊戌變法，一次註定要夭折的改革運動。小皇帝不敵老太后，維新政府無疾而終，它的結果預示了大清命運。科技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雙重挫敗，第二次社會文化轉型前途漫漫……
一、甲午戰爭百年祭
世界第八位海軍
在甲午戰前，我們的大清帝國也有一支相當可觀的海軍呢！它擁有裝甲14英寸，配備有12英寸巨炮的7000噸主力艦兩艘和各式巡洋艦、魚雷艇數十艘。每次操演起來，擺出「船陣」，也是檣櫓如雲，旌旗蔽空，氣勢非凡呢！
這支艦隊甲午戰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朝鮮、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帶巡弋示威。堂堂之陣、陣陣之旗，連歐美海軍大國的觀察家亦均拭目而視呢！據當時世界軍事年鑑的統計，大清帝國這支海上武裝，居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排名僅次於英、美、俄、德、法、西、義七大列強。此時日本亦僱有大批歐美專才，訂購船艦，銳意發展海軍。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軍全部噸位炮位及海戰潛力，實遠落我後，在世界排名僅為第16位。按資料分析，清日對陣，日海軍斷非我之敵手也。
[附註]其實所謂世界列強海軍排位問題，只是當年海軍年鑑等一類書刊編輯，根據各國噸位與武器裝備，所做的比較之詞，並無絕對標準。甲午戰前，我海軍實力通常被估計約在第六與第八位之間。日海軍則在第11與第16位之間。
誰知海戰於7月25日爆發後，不出數週，我艦艇竟一敗塗地，全軍盡墨。堂堂主力艦，最後為敵方所擄，竟被拖回三島，充當海邊碼頭上的商用「躉船」，亦辱華之甚矣。回憶1948年夏，筆者赴美留學，路過日本時，隨團參觀日本之戰史館。曾見有大幅油畫，渲染其黃海一役，殲滅我方艦隊之戰績，睹之觸目驚心。返船之後，同學百餘人相約聯名上書南京國民政府，請責令日本拆除此畫！——那時我們是戰勝國嘛！——今日思之，心有餘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軍。至於陸軍之一敗塗地，更不忍多說。斯時清朝的陸軍，尤其是湘淮兩軍，剛剛打完慘烈無比的對內戰爭：剿平「粵逆」，消滅「捻匪」，鎮壓西北「回亂」……在國內真是威無復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內的百萬貔貅，都是久戰之師，氣勢奪人。
這時日本陸軍新建，可用之兵不過十餘萬人——明治維新時，天皇原無一兵一卒。誰知牙山一聲炮響，我軍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敵軍則追奔逐北，斬將搴旗。不數月不但佔盡邊塞，勢且逼近京師。清方朝野震動，不得已而靦腆求和。真丟人至極！
在下愧為人師。授課時每至牙山敗北，東海喪師……時，在作業裡、在試卷上總要問問學生：中日之戰，其勝敗之結局若此，原因何在呢？！這一標準問題，在課堂上問了數十年，迄無明確答案。慚愧的是，不只學生不知，做老師的自己，翻爛中西史籍，講義十易其稿，至今仍在雲霧中也。愚者千慮，不能說一無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終嫌譾陋，不敢張揚耳。
此次因事赴臺，滯留逾月，適值甲午戰爭100週年。劉紹唐兄因囑撰文紀念。復承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師大近月所舉行的「甲午戰爭100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之論文全集見贈。逆旅閒居，因將此704頁約60萬言之鉅著，逐字拜覽一過。此集為甲午文獻之最新資料，有緣即時捧讀，獲益良多。因思隨群賢之末，就筆者歷年教學心得，對甲午戰爭，從不同角度狗尾續貂，做一綜合分析，以就教於群賢。
也曾試撰「中國海軍史」
回憶童稚之年，因出生於淮軍遺族之家庭，學未啟蒙，而耳濡目染，即多為淮勇水陸兩師之故事與遺物，且時聞白頭老兵操韓語閩語為笑樂者。及長受業於郭量宇（廷以）師，並受當時突發的珍珠港事變之啟迪，兼以孩提時即大有興趣之海戰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犢，不自揣淺薄，曾試撰《近代中國海軍史》，並擬分章發表之於當時後方的《海軍整建月刊》[1942年某期起。近閱王仲孚先生所贈之《甲午戰爭中文論著索引》第50頁，編號1007，唐德綱（筆者原名，剛綱兩用）《中國海軍的結胎年代》載海校校刊，1948年9月。實系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其時曾為某一小節之探討，與當時亦在煮字療飢之著名戲劇家田漢先生髮生牴觸。
田漢先生戰時寄居貴陽，研究海軍史，參考資料甚少，不若我有「國立中央大學」之圖書館為後盾也（中大圖書館是當時後方最好的圖書館）。結果該刊編者是我而非田漢，使我這一後輩心中不懌者久之。因為我當時十分敬重田漢，對他更萬般同情。作為後輩，我絕無心頂撞之也。記得當時田漢曾有詩自傷曰：
爺有新詩不救貧，
貴陽珠米桂為薪；
殺人無力求人懶，
千古傷心文化人。
田漢是詩人才子，散文和劇曲作家，也相當有學問。其時蝸居貴陽，生計艱難，而我目睹重慶街頭貪官汙吏，徵逐酒肉；對田漢之潦倒，敬重與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無心頂撞了這位前輩，心中懌懌，實出自至誠也。
我那部可笑的《近代中國海軍史》，雖然已積稿甚豐，手鈔史料更是滿箱滿篋。甚至戰後還鄉，猶試圖去丁府（丁汝昌）、吳府（吳長慶）探尋其早年文獻。吳府為至戚，丁府則沾親帶故也。我當時沒有急於完工，也是覺得海軍原是個洋東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寫起來終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強，又有志喝洋墨水，則來日方長嘛！
後來想不到三湊六合，又跑到美國大學裡教授起中國近代史來。適鄉友包遵彭兄自臺灣間關來訪。包兄時在海軍部門任職，曾閱讀我在海軍月刊上之舊作，有意約我重作馮婦，合著海軍史。然斯時我正忙於他事，期以異日，初未料竟成永訣也。再者筆者當時正在教授近代史，牽涉殊廣，海軍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關總稅務司，那個毛頭小子英人李泰國（horationelsonlay）來說吧！在同治初年（1863），清廷委託他購船八條，試辦海軍之時，這小子時年不過三十，居然想當大清帝國的海軍大元帥（admiralissimo）。這個大元帥他當然沒當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帥。曾國藩想把這八條炮船編入他的水師，滿人又怕國藩坐大而不允。國藩的老弟國荃，那時正圍攻長毛於南京，也不願這洋船來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條大洋輪終於變成了喪家之犬，最後還得由李泰國把它們退回原主，拍賣了事。——這種買來賣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國小子發了大財不用說了。好歹錢是公家出的（李泰國經管的關稅），大清朝中諸大臣對大清帝國的損失，也不痛不癢也。
後來赫德（roberthart，1835—1911）繼李泰國為總稅務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帥之雄心也。其後終以文人不勝此職，乃改介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william）。琅氏在李鴻章正式編練北洋海軍時，自認出任副提督，官職實系「總查」（總教官），然漢文語意不清，英譯固為海軍上將（admiral）也。琅氏出身英國皇家海軍，帶職出任中國海軍官職。英國海軍原為三頭馬車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國海軍中實行兩頭馬車制。終於鬧出所謂「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關係為之擱淺。下節再續論之。
無獨有偶。誰知50年後，「酸醋約瑟」史迪威（josephw.stilwell）在重慶也不甘心做「花生米」（「花生米」為蔣委員長在二次大戰期間，國際密電碼中之代號）的「參謀長」（總查？），硬要出任「中國陸空軍總司令」，最後為「花生米」所撤職。史氏一怒而去，也為其後雅爾達會議伏下艱難之一筆，貽患至今未了。
這些歷史上的小故事，你說它大，也不太大。你說它小，可也不太小。有關它們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棟呢！因此研究這種歷史，史料就不是問題了，史料多的是嘛！那麼問題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釋」這些史料了。根據這些初無異說的歷史事實，要用簡明而抽象的語言，把它們「解釋」得言之成理。這在社會科學領域裡便叫作「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筆者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紐約各大學兼授中西近代史以還，講稿十易，非全為新史料之出爐也。實在是想「自圓其說」，講一點自己可以相信的學理，然後再去課導各族學生，讓他們也相信「師說」罷了。
甲午戰爭過去已100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發掘殆盡。根據這些史料，來把這次戰爭做一綜合的解釋，這就是筆者膽大妄為，在本篇拙文裡所致力的了。
甲午戰爭的階段性
與洋學理接觸既久，每好替土學理打點翻案官司。這大概也是「五四後」（post-may4th）中國文化界應有的現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來所謂「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學人罵慘了。子曰：「再思可矣！」我們在罵人之後，來他個「再思」（secondthought），便時常發現「罵過了頭」，甚或「罵錯了」，乃至「你自己才該罵呢」！
例如洋人和他們的中國徒弟們，總歡喜說：「倒楣的中國，3000年沒進步。」我這個世界通史教師倒發現將中國比異族，3000年來，我們的政治社會制度卻最為穩定呢！連個倒楣的小腳，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漫說是「三綱五常」「四維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腳是混賬了，而三綱五常、四維八德、三公九卿就一無是處哉？！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屬，就不能替所謂「西方現代文明」拾遺補闕哉？！
筆者正撰拙文半截，忽然老友杜維明教授敲門尋訪。我初以為維明兄有私事相詢，孰知他竟為談學問而來，真使我受寵若驚。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學校方之委任，正組織漢學儒教在該校必修科中之普及工作，列為大學本科生必修課程之一部分。受業者恆至千人以上，實美國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維明說：「近百餘年來，我們都在向西方學習。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學會了。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為今日華裔最突出的「五四後」的學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謂「國學大師」所可同日而語。——這也是「現代化」和「超西化」（post-western），與「僵化」和「基本主義者」（fundamentalists）之別也。
長話短說。我們有個2000年不變的文化定型，但是這個「定型」在鴉片戰後維持不下去了。它要「轉型」。轉型從「變」開始。它從「千年不變」，忽然地弄得「十年一變」，連變二十變。窮則變、變則通。變它200年，變出一個新的「定型」來。然後它又可以千年不變了。
或問：這新的定型是個什麼模式呢？曰：吾不能確知也。它將是全民族的智慧、經驗和血淚，通過200年的「歷史三峽」慢慢熬出來。等它熬出來之後，足下自會恍然大悟也。——如今我們這個歷史三峽已快到盡頭。諸位少安毋躁。另一「定型」已隱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國近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文明轉型史，而這個轉型運動是有其顯明的「階段性」的。甲午戰爭便是一極重要的階段——它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和另一階段的開始。——用一種最新的具體語言來表達，那便是由「四化」進入「五化」。沒有「五化」，則「四化」往往是徒勞（著重「往往」二字）。這便是甲午戰爭中國打敗仗最基本的原因。至於多開兩炮，少打兩炮，朋友，那是小事也，不足掛齒也。
原始「四化」，先炮後船
「四化」這個東西，在清末原叫作「辦夷務」「辦洋務」，叫作「師夷之長技」，叫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民國學人把它加一頂洋帽子，叫「自強運動」，叫「科技現代化」，叫「國防現代化」。
科技現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則徐所發動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則徐這位科甲出身計程車大夫，與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兒子咸豐皇帝，以及許多「中興名臣」，都屬於「望洋興嘆族」（且用一個新式臺灣語詞）。他們只搞「炮」，不搞「船」。在他們看來，在那波濤險惡的大洋之上去與蠻夷搏鬥，做個「龍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國歷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繼光，都未嘗動下海的念頭，何況他們。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兩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曾向美商買了一條1080噸的大洋船「劍橋」號（cambridge），並裝了34尊英制大炮。但是林欽差並不是要把這條大洋船開到海上與英船對轟。相反地，他把這洋輪橫停於珠江口內，作為障礙物，兼做炮臺之用。結果被英國水兵爬上去，連船帶炮給開走了。
後來長毛打到上海附近（1854），要與小刀會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吳健彰頗通洋務，他知道洋船是無敵的，所以向洋商買了一條吃水430噸，名叫「孔夫子」（confucius）的大洋輪來「助剿」，並僱了些洋水手來駕馭「孔夫子」。那個後來在清軍與長毛之間反反覆覆的美國癟三華爾（ward），便是「孔夫子」的一個水手。後來吳健彰不要「孔夫子」了，他把「孔夫子」送給江南大營的向榮。向榮對「孔夫子」也沒興趣，因為「孔夫子」太胖大，不夠靈活，在長江裡動不動就擱淺。而那些劃小舢板的長毛，卻躲在小河灣和蘆葦之中，「孔夫子」對他們毫無辦法。所以向榮也不要「孔夫子」。——這也是上述李泰國所購八條大洋輪被退貨的基本原因。
總之早期清廷的「滿大人」（mandarin）們，都對洋人的開花大炮有興趣，而對洋船沒興趣。要搞國防現代化，他們就拼命買大炮、築炮臺。因此上至旅順口、大沽口，中在吳淞口，下及虎門柵，他們買了無數尊開花大洋炮，建了數十座海防大炮臺，等待著「夷人」登陸。朋友們相信嗎？後來在「一·二八」（1932）、「八一三」（1937）期間，我們在吳淞口大炮臺上，放得震天價響的開花大炮，都還是遜清末葉的曾文正、李文忠裝上去的呢！
炮是購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極大的炮彈、魚雷、水雷和步槍，總應該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國快被打平前，曾國藩當了兩江總督，左宗棠當了閩浙總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馬尾）、南京三地，分別招洋匠，購洋機，自制洋軍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彈，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們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地也就能自制「火輪」了。這便是後來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今日已能製造十萬噸以上的遠洋大輪，說不定已在設計製造航空母艦了）、「馬尾船政局」和「金陵機器製造局」的起源了。等到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這項軍火工業便擴充套件到漢陽、天津和大連了。各地封疆大員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輪了。
既然自己能製造小火輪和小炮艇，則自己的維修技工、駕駛舵手，甚至設計監造的工程師，也就勢在必有了。因此那位有遠見、有魄力而廉潔奉公的左宗棠，便於1866年（同治五年）在馬尾辦起了第一所船政學堂來，其中分輪機與駕駛兩科——這便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海軍的搖籃，雖然它的結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單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錯誤釀成的啊！
海軍始於抗日
上述這項西化初期的縮頭捱打、守株待兔的旱烏龜政策，到1874年（同治十三年）卻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蓋此年日本藉口臺灣牡丹社番民殺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臺，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動。尤其是新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對日本之蠢蠢欲動，起了嚴密的戒心。
李氏於1870年（同治九年）繼曾國藩出任北洋大臣，駐節天津。下車伊始便碰到日本派專使來華，要求取得與歐美各國相等的「條約權利」（其實是不平等的條約權利）。鴻章為之愕然。蓋自往古以來，中國便把區區日本，視同藩屬。初不意這蕞爾小邦，今日竟以帝國主義自居，要在中國發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讀李鴻章與當時日本使領人員的談話筆錄，李之口氣仍以上國大臣自居，然讀史者固知其色厲內荏也。在日本大部分得其所償之後，條約墨瀋未乾，日軍又在臺灣琅登陸（1874年4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陽曆）。在舉國驚呼之下，鴻章乃急調時駐徐州的淮軍精銳唐定奎部6000人，租輪趕往臺灣對抗。
定奎為淮軍宿將。當其親率子弟兵之精華跨海南渡時，心中亦惴惴不安，蓋商輪無護航，渠深恐日軍半渡腰擊也。——唐定奎此時的擔心，20年後證明並非過慮。蓋「高升」號被日輪擊沉時，殉者近千人，盡是江淮子弟也。筆者幼年即嘗聽祖父的客人，高聲談論此兩役的驚險場面而自慶未死。
李鴻章經此刺激，即決心自建海軍禦侮。他自始至終的假想敵便是日本，知道清日遲早必有一戰。蓋牡丹社事件之後，1875年9月，日人又在朝鮮製造「江華島事件」，迫令朝鮮斷絕與大清宗藩關係，並與日本訂立條約。
1879年日本再迫琉球絕清而加以併吞。1882年及1884年，日本又在朝鮮製造所謂「壬午事變」「甲申事變」。其志在併吞朝鮮，已昭然若揭。——這樣一來，李鴻章認為，歐美列強還遠在萬里外，而新興的日本則禍在肘腋。建軍抗日，刻不容緩，乃奏請朝廷解散所有舊制水師而迅辦新式海軍。
所幸國內的內戰已暫告結束，外戰減緩。朝政，尤其省級政權，由開明派掌握，國力迅速恢復。朝中由兩位年輕寡婦垂簾，也頗能招賢納諫。總理衙門由恭親王和大學士文祥主持，二人久歷坫壇，亦熟諳外情。而外國公使長駐京師，酬酢頻繁。中外相處，也頗能互信互諒。尤其是美國由慘烈內戰（civilwar），轉為國內建設（reconstruction），對華無領土經濟野心，遇事且可開誠相助。1868年（同治七年）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me），竟被文祥說動向華盛頓辭去本職，接受清廷委派，為中國出使歐美欽差大臣，頗多建樹——筆者曾有專文論之，不再贅。其時美國傳教士丁韙良（rtin），亦應聘為總理衙門之顧問（洋員），並將國際公法譯為漢文，使國人耳目一新。丁氏頗通中國古籍，兼擅國語粵語，甚為中國士大夫所重。曾紀澤贈詩恭維他說：「羨君兼擅中西術，雙取驪龍頷下珠。」洵非虛譽。
總之，在此所謂「同治中興」的巔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時頗有復振氣象。此時中國海關在赫德的科學管理之下，貪汙斂跡，收入甚豐。總理衙門因策動廷議，以海關收入的40%，約400萬兩，作為建設新式海軍之用。斯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新型的「國防預算」。
中國海軍的結胎年代
清末中國新式海軍籌建之初，議者紛紜，然以淮軍智囊、曾任駐法公使的薛福成所論最為中肯。薛氏主張中國海軍應分成北洋、南洋、閩粵三大艦隊、48船，分建合操。北洋艦隊由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負責監督與建設，以拱衛京師門戶；南洋艦隊則由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統率，以防衛東南海岸及長江內外；閩粵艦隊則由兩廣總督負責，保衛東南沿海。——此一三分制，至今未改。
此後李鴻章及總理衙門復參照洋員建議，將新建海軍按英制訓練，德制統率。英國海軍制度系由海軍上將三人，分工合作聯合指揮。德制則聽命於海軍總司令一人也。
中國海軍指揮既取德制，而海軍亦如陸軍，聽命於省級封疆大員，則中國之「海軍上將」（admiralty）亦取省級「提督」制。迨新式海軍成立，舊制水師撤銷，李鴻章乃調身經百戰、守身廉潔篤實之前淮軍水師提督丁汝昌，轉任海軍提督，統率北洋艦隊。南洋與閩粵管帶最高官階僅至總兵（海軍師長），無提督銜也。說者或譏鴻章以陸軍統海軍，為戰敗原因。殊不知擊敗中國之日本聯合艦隊指揮官伊東祐亨（1843—1914）亦是由陸轉海，與丁汝昌無異也。持此論者，狃於皮相之說也。
此海軍規劃期中，400萬兩之預算，原議為南北各分其半。雙線延伸，平行發展。斯時南洋大臣兩江總督為沈葆楨。沈氏原為福州船政局監督，本系行家。他認為新式戰艦，不論自建或外買，所費均屬不貲。400萬兩之預算，為一隊購艦造艦未見其多，兩隊分攤則嫌太少。既然北洋艦隊職在拱衛京師，責任最大，他主動建議，全預算劃歸北洋。迨北洋艦隊速建成軍之後，再建南洋。
李鴻章對沈之建議，當然求之不得。孰知同治中興時之清朝，仍只是清朝。南洋謙辭，北洋未必受益。在李鴻章建軍期間，北洋艦隊所實受，每年不過120萬兩而已。預算鉅款何往？則公款挪用，私囊竊取，都早為官場慣例。李鴻章雖一代能吏，亦是宦途老官僚，不會因公款之失，為一己找其私家之麻煩也。然縱是120萬兩，在當時已是鉅款。在同一時期，英德二國所承造的高等戰艦，索價亦不過四五十萬兩而已。——在同治末年日軍侵臺以後，鴻章即以此每年百萬預算，購艦造船，一支像模像樣的世界第八位的海軍大艦隊，居然也就呱呱墜地了。
[附註]關於上述諸節，中文史料山積，見王仲孚編《甲午戰爭中文論著索引》，臺灣師大1994年6月印行。大陸十年前亦有類似著作。其中有關北洋艦隊的資料，應以戚其章教授的《北洋艦隊》（1981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最為簡明，足資雅俗共賞。簡明的英文史料可參閱johnl.rawlinson,china’sstrugglefornavaldevelopment1839—rvarduniversitypress，1967.作者出身教會家庭。其父於1937年滬戰期間，我機誤炸「大世界」時遭難。本書為作者的博士論文，附有簡明西文參考書目。作者與筆者為數十年老友。筆者亦編有較詳盡之英文書目以補其不足也。
北洋艦隊的虛實
規章既已釐定，經費亦有著落，李鴻章乃於1875年（光緒元年）獲撥款45萬兩，委託總稅務司英人赫德專程返英，向英國最先進的「阿摩士莊」（armstrong）船廠，訂購艦艇四艘。這便是後來北洋艦隊裡的鎮東、鎮西、鎮南、鎮北，一式四船的標準炮艇了。後來李鴻章以其船炮新穎犀利，造價低廉（每艘15萬兩），因此又加購兩條——鎮中、鎮邊。這六艘英制炮艇，所謂「六鎮」，也就構成北洋艦隊的雛形了。
六艦原是分別建造的。它們的噸位、炮力等，都不可能絕對相同。中西史料記錄，亦確有差異，史家亦難復考。但大致說來，它們是屬於同一級的，則無可非議也。六艦排水量大致均為440噸級，艦長127英尺，鋼殼而無裝甲。時速十海里。每艦有22磅（火藥）退管炮二至五門。這種阿摩士莊的「艾樸塞隆」（epsilon）型新艦的最大特點是可雙向航行，如橫渡長江的渡船，回航不用掉頭。在重洋之上作戰，忽前忽後，神出鬼沒，就制敵機先了。這種靈巧炮艇，在當時英國海軍裡也是先進的。
為避免中國新建海軍只受某一國家影響，並由於鴻章對德制軍火的喜愛，尤其是克虜伯廠（krupp）出產的大炮——且插句閒話：李鴻章這時所買的炮，後來被賽金花的德國「男友」瓦德西看到了都歎為觀止呢！因為德軍裡也沒有幾門。蔣公也喜歡德制大炮。連筆者這個小小的「將門之後」，童年時也曾擁有一支德制「三號駁殼」（盒子炮）和100發403號子彈。其青光閃閃，精巧絕倫，至今夢寐思之；兒時最愛的玩具嘛！——因此當鴻章再獲鉅款時，他就轉向德國訂貨了。
1881年（光緒七年）鴻章再投百萬巨資，通過中國駐柏林使館，向德商伏爾鏗廠（vulcan）訂購7400噸，具14英寸裝甲，配備有12英寸（30.5公分）巨炮四尊的「主力艦」（battleship）兩艘。這便是中國北洋艦隊的定遠、鎮遠兩艘「鐵甲」（ironclad）了。
定遠（後為清海軍旗艦）、鎮遠二主力艦，是當時五大洋中最新型的戰艦。此二艦成為我海軍主力之後，再加上若干輔助艦艇，中國海軍的戰鬥力，就超過當時世界最強的英國海軍的「遠東艦隊」了。——換言之，鴉片戰爭或英法聯軍如再來一次，鹿死誰手，就很難說了。只是定遠、鎮遠裝甲過重，船長308英尺，用的也是複式螺旋推進機（twinscrew），可以雙向航行。它們的時速就只有14.5海里，有時可能只有十海里，就稍嫌其慢。作戰時可以堅守，也可以圍殲敵船，但是要動如脫兔，追奔逐北，就非其所長了。——總之「裝甲」是其時海上戰略思想的重點，李鴻章也被它迷住了，所以不惜重價，務必求其兵利甲堅、盡善盡美也。——二艦的造價是620萬馬克一艘（關兩總在200萬兩以上吧）。
李鴻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雞」的地方國民性中有個癖性叫作「府大架子」，是一種賭徒性格，所謂「家無甔食之儲而一擲百萬」。李鴻章就是這種人。所以他搞起海軍來，是不顧一切的。時不旋踵他就躋身於八強之林，花起錢來當然也就嚇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
須知100年前世界海軍的發展，亦如今日之空軍，是日新月異、一日千里的。海軍的戰略思想也是變動不停的。它從著重主力艦的「厚重」，很快又轉移到巡洋艦的「輕快」。世界列強也就圍繞著這種戰略觀念，相互較勁，是所謂「世界軍備競爭」（worldarmrace）也。
在中國近代史上，李鴻章實在是第一位國家領導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領導著中國參加這場世界級的武裝奧林匹克。可是參加奧林匹克是需要全國動員的。可憐的是李鴻章搞來搞去，始終只是「以一人而戰一國」（梁啟超對他的評語），就難以持久了。
繼定遠、鎮遠二艦之後，李鴻章又繼續向英德二國訂購兩三千噸級的輕快巡洋艦五艘——濟遠、經遠、來遠（德制）和致遠、靖遠（英制），再加上稍前購買的超勇和揚威，以及福州船廠自造的平遠、威遠、康濟、湄雲、泰安、鎮海、海靖等木製戰船和若干魚雷快艇，這就是北洋艦隊的全部實力所在了。（共船艦25艘，約45000噸，參見戚其章《北洋艦隊》；王英男《北洋艦隊實力總覽》，載上引《論著索引》第300頁；或rawlinson前書listofships，1860—1895，p246—259。作者查明甲午之前35年中清海軍共有艦艇134艘。資料分列極為詳盡。）
表面上看來，李鴻章這支大艦隊是世界一流的了。但是親自參加這場軍備競賽的李鴻章本人是知彼知己的。他知道他的艦艇速度不夠快。他要加買快速巡洋艦。在甲午前夕英國的阿摩士莊廠知道它老主顧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時速23海里的4000噸巡洋艦，奉獻給這位中國「宰相」。英人知道鴻章是內行，非買不可，鴻章也自知非買不可。——但是「四化」沒有「五化」，就要出毛病囉！舉朝只一個行家，餘子碌碌，眾口鑠金，他就買不成了。結果這條船被日本人買去，就變成後來日本的「吉野」號。——其後把我北洋艦隊衝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著史者，執筆至此，豈能不感慨系之？此是後話。
以一校一級而戰一國
以上所述的是清末北洋艦隊的船炮等物質條件（hardware）。船炮總得要有人使用嘛！為著掌握這支即將到來的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龐大海軍，李鴻章於1881年（光緒七年）在天津成立水師學堂，以訓練海軍專才。但千船易買，一將難求，遠水不救近火也。誰知他因禍得福：1879年那位也是船政專家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病故。1884年秋中法戰爭擴大，法帝海軍偷襲我馬尾艦隊，七艦皆毀。沈葆楨生前苦心孤詣所建設的南洋艦隊，至此半遭摧毀。李鴻章奉命調劉銘傳（1836—1896）率淮軍舊部再援臺灣，同時收拾中法戰爭這個爛攤子。他乃南才北用，把南洋艦隊裡的精華幹部，悉數調入北洋艦隊服務。寶劍贈英雄，二者竟然一拍即合。這才解決了他的人才（personnel）問題。
為著瞭解甲午之戰時北洋艦隊裡那些失敗的英雄，我們還得從他們出身的馬尾水師學堂說起。
且說甲午黃海之戰時，中日雙方參戰者，各有大小艦艇12艘。我方的12艦共有艦長（管帶）14人（鎮遠、致遠二艦均一死一繼）。這14名管帶經筆者約略調查，似乎全是馬尾水師學堂的畢業生。最不可想象者是，他們14人中，至少有十人是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學。在他們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馬尾校友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這14名管帶之中，有四人在黃海之上陣亡殉國，有三人因戰敗隨丁提督憤恨自殺，另一人顯然含冤而死。——真是慘烈之至！
梁啟超說：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以一人而戰一國」。同樣地，那空前絕後的鴨綠江口黃海大戰，也是馬尾船校以一校一級而大戰日本一國呢！
馬尾！馬尾！我為爾歡呼。您在五千年中華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馬尾水師學堂（俗稱）或福州船政學堂，原是左宗棠左文襄公任閩浙總督時，於1866年（同治五年）在福州馬尾創辦的，隸屬「福州船政局」。聘法人日意格（prospergiquel）為總教習，任期五年，從事船炮輪機的製造和駕駛人才的訓練。
是年左宗棠奉調遠去新疆，對付正在挑釁的俄人。左公在西北「手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門」，也幹了一番大事，而他在福州留下的船政局，就保薦科甲正途出身、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繼承其事了。——抗戰後那位受辱於美軍皮爾遜，而引起全國學潮的北大女生沈崇，便是沈葆楨的曾孫女，林文忠公（則徐）的外玄孫（見當時北大校長鬍適的電報）。
沈葆楨是個有見識有度量的幹才，他把這船政學堂取了個文縐縐的名字叫「求是堂藝局」，辦得有聲有色。但是從這「藝局」二字，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科甲出身計程車大夫，對這所新式的「海軍官校」的認識了。藝局所培養出來的當然只是些學徒技工啊！技工藝人在清朝以前的傳統宗法制度裡，往往都只是些與倡優同列的「無籍」或「樂籍」「賤民」呢！為縉紳之家的子弟所不屑為。所以沈氏當時所招收的，都只是一些清寒之家的子弟，為貪圖食宿公費和每月一兩的餉銀而來。然既來之後，則不許利用藝局的免費教育，私自準備參加科舉。
這個近代中國第一座海軍官校，第一期有學生約60人，於1867年2月（同治五年清歷十二月）正式開學。學生分為輪機與駕駛兩班。課程則由基本數理化、英法文與古典漢文開始。輪機術語用法文（當時歐洲大陸乃至國際法的標準語言），駕駛用語則英語也。蓋斯時英國掌海上霸權，英語歐美通用也。縱遲至今日，國際機場指揮塔（包括北京、上海、臺北），公用語言仍為英語也。
由淺及深，學制五年，學科術科與艦上實習並重。學生結業後，再隨輪實習三年，便粗具一輪之長（駕駛或維護）的資格了。然後再由政府選送至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校（royalnavalcollege,greenwich），深造三至五年，並進入英國艦隊見習或至德法各高階船廠見習造船。——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個現代海軍將才的培訓，其嚴格有如此者。反觀數十年後，我們「黃埔一期」搞三五個月的稍息立正，就可畢業。二者何能相比？
所以當李鴻章在歐洲大買其艦艇時，他需要大批專才來當「監工」；來「接艦」時，這批南洋培訓的海軍學生就可以大派其用場，他在天津自辦其水師學堂（1881）也就不愁沒有師資了。
嚴復、劉步蟾和黎元洪
且舉幾位「馬尾一期」的佼佼者，讓大家結識結識：
馬尾一期生，以第一名入校，可能也是第一名結業者，名為嚴宗光。他後來改名嚴復（1854—1921），則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翁同龢、譚嗣同、載湉，乃至陳獨秀、胡適之等早期就丟掉「四化」、專搞「五化」的人們，就受其影響了。
嚴復和他的同班同學劉步蟾、林泰曾等人，似乎都是一窩「格林威治」。——再插句閒話。在下沒鈔票也沒時間，若有機會去倫敦也住他個把月，我保證可把這批小格林威治的成績單，翻它個簍底朝天。沒這個機會，就只能和野史館長擺擺龍門了。設有差錯，旅途匆忙執筆，尚乞讀者教正之也。
嚴宗光後來被李鴻章羅致了，去當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在這學堂裡，老嚴教了個湖北學生叫黎元洪（1864—1928）。小黎在甲午前二年（1892年）畢業，被送往德國留學。逾年歸來，被分發到劉步蟾當管帶的「定遠」主力艦上當個「炮弁」。——他如被分發到騎兵部隊裡去，那就變成「馬弁」了。所以炮弁者，馬弁之弟兄也。
後來這位黎炮弁又被轉職至「廣甲」艦。廣甲被日艦擊沉時，老黎泅水逃生，又幹起陸軍來。想不到他撿回的小命「貴不可言」。武昌城一聲炮響，這位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竟被革命軍強迫做了革命元勳。其後又做了兩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他是分兩次做的，非「餘又任」也。）——讀者欲知其詳，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頂呱呱的《黎大總統墓誌銘》，價值數千塊袁大頭的好文章！
但是他的老師嚴復就沒那個好命了。嚴復學貫中西（非筆者過譽吧）。他壓根兒瞧不起他那個臭官僚土上司李鴻章。鴻章也嫌他古怪，敬而遠之。嚴宗光因而覺得要做官，還得走「正途」考科舉。提調不幹了，乃「捐」了個監生（秀才），參加福州鄉試，想來個「一舉成名天下知」，揚眉吐氣一下。誰知三考不售。只好賣賣洋文，噹噹翻譯，了其懷才不遇的一生。
再看劉步蟾：劉氏則代表他們同學中的另一個極端。步蟾顯然沒有嚴復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學術科的成就可能遠超過嚴宗光。他於1867年入伍（且用個現代名詞），五年畢業，三年實習期滿，1874年（日軍侵臺之年）即由總教習日意格發具船長證明書，證明他可以獨立做一艦之長。這時正是李鴻章要購艦造船買炮，成立新式海軍之時，苦無人才。此時步蟾20歲左右（嚴復剛20歲），英姿煥發，一下便被李鴻章看中了。步蟾其後留學格林威治，並在英國艦隊見習。歸國後立刻成為北洋大臣身邊的紅人——也是理所當然的嘛！此後他奉命率隊赴歐「接艦」，可能不止一次。1881年李氏向德國訂購定遠、鎮遠兩大主力艦時，步蟾又奉命率十餘員工赴德監造。1885年船成，又奉命「接艦」返國。未幾北洋艦隊完成編制，步蟾奉命出任旗艦定遠的管帶，官階是總兵（位同今日的師長），地位僅次於提督丁汝昌，為中國海軍中的第二號將領。此時劉步蟾年齡不過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氣風發，可想而知。
在千艦易買，一將難求的情況之下，李鴻章對劉亦萬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隱然是將來的提督人選。但鴻章對他也稍有保留，則是因為他們南方子弟，略嫌輕浮。其實這是清朝老官僚的成見。須知清末的海軍正如民國初年的空軍，是一種最時髦、最洋化的兵種。當時的威海衛和旅順口的海軍俱樂部內，酒吧間、彈子房、跳舞廳……應有盡有，斯時國內聞所未聞也。過這種時髦生活的青年軍官，在清朝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輕浮了。
劉步蟾事實上只是他們「馬尾一期」同學中一個最突出的例子。與他同時出任的鎮遠管帶林泰曾、致遠管帶鄧世昌、來遠管帶邱寶仁、濟遠管帶方伯謙、威遠管帶林穎啟等，都是大同小異的青年軍官。總之，他們都是當時中國受過十年以上最嚴格的最現代化訓練的海軍專才。駕駛這種龐大而複雜的大洋輪，外行是不能領導內行的。而這種內行在當時的大清帝國之內找不出30人。這30人卻又是一個師父（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辦新式海軍則罷，要辦，則所有主要艦長職位就由他們包辦了。——順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他們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誼，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幫。對幫之外的外行領導丁汝昌，不用說陽奉陰違；對老李重金禮聘來的外國專家，也就不放在眼裡了。在這一心理狀態之下，1890年就發生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來丁汝昌於是年率艦訪香港。一時因公離艦，旗艦管帶劉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總兵旗（他自己是總兵），以示他才是一艦之主呢！這時還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認是大清海軍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應升提督旗。步蟾沒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鴻章那兒去了。李鴻章來他個是劉而非琅。琅威理大怒乃拂袖而去。英國那時想掌握中國海軍，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國的影響力。英國再一怒，就不許中國學生進入英國皇家海校就讀了。
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頤和園
在前篇拙文裡，筆者曾提到，在近百餘年的中國裡，李鴻章實在是最早的，乃至唯一的當國者，曾經領導我國參加過世界軍備競爭（worldarmrace）。
我們應當瞭解，自哥倫布發現美洲（1492），到二次大戰結束（1945），在白色帝國主義的五霸七雄（後來又加上個日本帝國主義）的操縱之下，我們這個地球，實在是個「土匪世界」。只有強權，沒有公理。強權從何而來呢？曰：武裝也，軍備也。在李鴻章那個時代，人類還沒有發明飛機和原子彈。列強要橫行世界，就只能靠強大的海軍了。
在19世紀，英國的海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了。大英帝國要維持「日不落」的權勢，在海軍實力上還要確保它的「兩強標準」（two-powerstandard）呢！換言之，大英帝國的海軍實力，要超出其他任何兩個列強合併起來的戰鬥力量。
1870年（同治九年）以後，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深諳此道。他一再講，洋人的神氣，就神氣在有「鐵甲」。你跟洋人打交道而自己無鐵甲，你就得閉起烏鴉嘴。
李鴻章是近百餘年來，我國僅有兩大外交家之一——另一人是周恩來。筆者曾替顧維鈞先生寫了幾百萬字的回憶錄。但是翻爛顧氏的公私檔案，我總認為威靈頓顧只是個「技術官僚」「博士幫首」和「黃麵皮的洋員」。他一直只是在替老闆幹活而已，自己沒有真正在外交上做主的政治力量——李鴻章和周恩來就不同了。
李鴻章也是近代中國搞以夷制夷的祖師爺，但也成績欠佳。李氏未搞好的道理，是他的「鐵甲」被日本打沉了。搞以夷制夷而無「鐵甲」為後盾，那就變成買空賣空了。「夷」也不是傻瓜嘛！專搞買空賣空，哪裡行得通呢？！所以甲午之前，李鴻章立志要參加世界軍備競賽。
老實說，在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時期（1870—1895）的大清帝國，要參加世界軍備競賽，是綽有餘裕的。大清帝國畢竟是個大帝國嘛！甲午之前漫說像上述的日本「吉野」號那樣的巡洋艦，就是再買它三五條「定遠」「鎮遠」那一級的主力艦，也是輕而易舉的。
君不見一項《馬關條約》（1895）我們就賠了兩萬萬六千萬兩。六年之後的《辛丑條約》（1901），我們不又賠了四萬萬兩？合計，七年之內一下便賠掉六萬萬六千萬兩！——我們有這麼多錢去付「賠款」，沒錢買船？！
當然四萬萬兩是分期付的。付多了蒙債主們退款，還要讓我的老師胡適之，我的朋友楊振寧、何炳棣……去放洋留學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們老太后當年賠的款，一小部分被退回，我們到現在還沒用完呢！——甲午戰前我們沒錢買船？！我們再買五條（定遠級主力艦）、十條（吉野級巡洋艦），也遊刃有餘呢！
有錢為什麼不買船，要等到打了敗仗再去「賠款」呢？！
朋友，這便是上篇拙文所說的：專搞「四化」，不搞「五化」，則「四化」往往是徒勞——此地著重「往往」二字。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搞社會科學的人，不應該把話說得太「絕」。
須知，四化者，科技現代化也。五化者，政治現代化也。政治現代化不一定要搞什麼鳥「民主牆」嘛！但你至少也該搞個乾淨而有效率的現代化政府——至少也得像當時德國和日本那樣。像我們慈禧老太后治下的那攤爛狗屎，總歸是不夠資格參加世界軍備競賽的——帝國主義雖然都是「土匪」「強盜」，但是盜亦有道也。
現在且看看我們李中堂，如何在這場世界軍備競賽中先敗下陣來，然後才打敗仗，才賠款。
海軍衙門是個大「肥缺」
在北洋艦隊成軍之初，李鴻章便極力主張三洋一統、分建合操。中央政府應有個研討戰略、統一指揮，以及籌劃預算、部署後勤的總機關。這本是順理成章之事，任何現代國家都是少不了的，只是名稱不同罷了。例如英國的海軍部（admiralty）、德國和日本的「大本營」和「參謀本部」，今日美國的「五角大廈」（pentagon）一類的機構……在清末，就叫作「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或「海軍衙門」了。
李鴻章本是個好權而又有責任心的幹才。在海軍衙門的醞釀期間，他本來就當仁不讓的，可是這次卻由不得他了。在大清國海軍成立之初，那些自視為統治階級的滿族親貴，早已虎視眈眈。本來湘淮軍之崛起，他們已感到切身威脅。海軍再起，他們就不能再讓漢人掌握了。不幸的是，兩百多年的榮華富貴和遊手好閒的生活，早把這個高踞統治階層的少數民族，腐爛得無可救藥了。上文已述之，海軍是多麼技術化的現代兵種。這種腐爛的滿族親貴，如何能插手其間呢？
但是，現在這個「海軍衙門」可就不同了。它是個高高在上，設於皇城之內，外表上似乎只是個專門管人事、管錢包的大「衙門」！而這衙門所管的海防經費，動輒百萬。在他們的眼裡，這衙門是比大清朝廷之內的六部九卿，朝廷之外的督撫司道，任何一個衙門都更要有銀子的新衙門。總之，在大清官場中，海軍衙門是一個最「肥」的大「肥缺」。親貴們是絕不能放過的！
大清王朝發展至此，也可說是「氣數已盡」吧！就在這緊要關頭，那個比較賢良而識大體的慈安太后，忽於1881年（光緒七年）離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為敬畏的正宮娘娘。慈安一死，這個姨太太出身，個性又潑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大權獨攬，漸漸地便原形畢露了。
三年之後（1884年），她就把恭親王奕趕出總理衙門。奕是總理衙門（中國第一個外交部）的創辦人。20多年與洋人折衝樽俎，使他頗諳外情，是當時中國少有的開明政治家，同治中興的名臣之首——沒有他，慈禧也做不了皇太后。所以他也一直是慈禧所敬畏而嫉妒的第二號人物（僅次於慈安）。恭親王一去，慈禧在朝中便肆無忌憚了。
在這種政潮中居心叵測而推波助瀾的，還有個舉足輕重的洋官僚赫德。赫德是英帝安插在中國官僚體系（chinesebureaucracy）之中的一個公開的間諜。他掌握了中國的關稅。中國政府向外國購買船炮，支票要由赫德簽名。他不是袁世凱的古德納，更不是蔣中正的端納。他在中國官僚體制中，是有其一言九鼎之權威的。加以他在中國官場廝混數十年，早變成中國政治的老油條。吹牛拍馬，縱橫捭闔，無一不會。一個白色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中的代理人，再熟諳中國官僚的那一套，這位洋大人也真是「雙取驪龍頷下珠」，為中外少有的梟雄。
前文已略言之，在中國海軍成立之初，他就設法排斥其他列強（美、德、法）在中國的影響力，要把中國海軍變成大英海軍的附庸。他的這項陰謀，慈禧和她的近支「懿親」像醇親王（慈禧的妹婿、光緒的生父）等人哪裡知道呢！可是，李鴻章和恭親王奕就洞若觀火了。不幸恭親王早就是自身難保，也就顧不得什麼海軍了。而李鴻章卻是慈禧的「總理」，是個少不了的人物。他一要效忠大清，二要自己抓權。他對赫德的陰謀就要加意防範了。
李、赫交惡突出醇親王
為防止赫德搞鬼，鴻章乃拿出他那套以夷制夷的看家本領，密遣原任馬尾造船廠總教習法裔洋員日意格和原任天津海關監督的德裔洋員德璀琳（gustavdetring）暗中加以監視，要他們向他告密。日、德二人得令，那真是忠於職守。因此，來自柏林和巴黎的小報告，把赫德的詭計一一揭了底。
不特此也。那時奉華府之命，前來中國協商開放朝鮮的美國海軍司令舒菲特（robertw.shufeldt），日久也變成李鴻章的情報員。舒氏原是直接去朝鮮辦交涉的，但朝鮮王口口聲聲自稱「本朝為大清之屬國」，外交未便做主云云。舒氏只好到天津去找李鴻章。李鴻章對付洋人是有其魅力的，加以美國人當時對中國十分同情，因此，舒氏也變成鴻章對付赫德的顧問。
但是赫德又豈是省油燈？你搞以夷制夷，他也會搞以華制華，尤其是以滿制漢。他知道太后要以滿人掌海軍；他也知道和「小六子」恭親王爭權的「七老爺」醇親王奕，早就對海軍衙門這個大「肥缺」垂涎欲滴；他更知道他自己的話對那無知、擅權和恐洋的慈禧，有一言九鼎之力。他如發動使醇親王出掌海軍，那麼他的政敵李鴻章也要舉雙手贊成。因此，他就公開建議以醇親王出任海軍衙門的總理大臣——此議一齣，連啞子吃黃連的李鴻章也得搶先保舉。1885年（光緒十一年）醇親王奕就正式受命為「海軍衙門」的總理大臣了。外行而顢頇的醇親王當了海軍大臣，李鴻章就要靠邊站，那手握錢包的赫德也就擠向前排了。
醇親王是個什麼東西呢？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豐皇帝和恭親王的胞弟，同治皇帝的胞叔，光緒皇帝的生父，宣統皇帝的祖父，後來當上攝政王載灃的爸爸。
但是這些血統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還是他的婚姻：他老婆是慈禧皇太后的妹妹。就因為這一條不平凡的裙帶關係，他才當上了皇帝的爸和皇帝的爺；而最糟糕的，是他憑這條關係擠走了奕，當上了海軍衙門的總理大臣，做了李鴻章的頂頭上司。自此大清政局就是清一色後黨的天下了。
醇親王這個大清帝國中的首席大貴族、頭號紈絝子，懂得啥海軍呢？因此，海軍衙門抓在他手裡，就不成其什麼「參謀本部」「神經中樞」和「五角大廈」了……可是反過來說，這個「大肥缺」對他的服務，那可就說不盡了。
奕當時是北京城中生活最豪華、最糜爛的親王，真是所謂把銀子當水一樣去花掉。但是除掉他爸爸和哥哥所給的有限的賞賜之外，他哪兒有那麼多的銀子，去維持他那奢靡的生活呢？那就靠以不同的方式去貪汙了。因此，所謂「醇邸」是其時中外鹹知的最大的一個貪官汙吏。但是當貪官汙吏，也總得有個地盤。所以海軍衙門一旦落入這一個大貪官之手，那就不堪想象了。
不特此也。醇邸既然掌握了這樣一個大「肥缺」，滿族親貴中的餓鬼，也跟著一鬨而來。更不只此也。那時開支浩繁的皇族賬房內務府也在鬧窮。那生活日趨奢靡的半老的太后，卻捨不得花私房錢。醇親王等為著奉承太后，把她許多大小的費用也都開銷在海軍專案之中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醇邸既然抓到海軍衙門這個大肥缺，親貴無不歡喜——老太后也覺心滿意足。
李鴻章原也是「後黨」中的一個干將，對老太后奉承之不暇，何敢「忤旨」？！如此上下交徵利，軍備競爭管他娘，中國海軍的發展就不可復問矣！
清皇室房地產巡禮
讀者如不憚煩，我們不妨再把這個腐爛的帝后生活清查清查。看看他們究竟擁有多少房地產，以及如何管理這些財產，再及其他。
暫且把「故宮老檔」放在一邊，權以遊客身分來看看他們留下的皇家房地產。且從故宮開始：
在紫禁城內，他們擁有9999間雕樑畫棟的宮闕。這些都是木結構的建築。三年不維修，就難免坍塌。餘遊故宮，遇一洋老太婆驚奇地告訴我：「theyarerunningdown！」（這些房屋都在倒塌呢！）我安慰她說：10000間只少一間嘛！要全部維修，你們的布希總統也花不起這筆錢呢！
禁城宮殿之外，還有數不盡樓臺亭閣的「三海」（中海、南海、北海）。今日除那由李連杰當「保鏢」的「中南海」之外，其他也都runningdown了。這兒讓我們查一查檔案：在海軍衙門成立之後，李鴻章為著購買快速巡洋艦，向海軍大臣醇親王奕籤請撥款。醇親王不但未撥款，反而批覆說：「三海」快runningdown了，老太后無處乘涼，還要請李中堂自海軍購艦項下，稍助微款，以表對聖母皇太后之忠藎。李鴻章果然是忠臣，就撥了30萬兩，「助修三海」。
「三海」之外，還有個人間天上的頤和園。關於頤和園的故事就說不完了。留待後敘。
頤和園之外，北京東西郊區，還各有縱深百里的東西皇陵各一座。甲午前後，慈禧正在東陵建造她自己的陵墓「普陀塔」——這便是後來孫殿英盜墓的地方。孫氏不但把它炸破，還拖出了老太后尚未腐爛的屍體。並有迷信而兼性變態計程車兵，要對她的遺體進行「屍奸」。真是不堪想象。
餘與何炳棣兄一次同訪普陀塔，見其「享堂」斑駁不堪。詢之故老，才知這享堂樑柱和天篷原由黃金數千兩塗飾而成。其後塗金為軍閥士兵「刮」去，故顯其殘破也。
再搭「遊十二號」火車（車票不足十美元）去承德，一覽「避暑山莊」和它的「外八廟」。山莊之內的塞外江南，固無論矣。單是外八廟中某一屋頂的金飾，便用掉黃金15000兩！——不睹帝后之居，焉知帝后之奢靡。光翻「老檔」，隔靴搔癢也。至於奉天之陵寢，江南之行宮，毋須多贅矣。
以上那大宗房地產（恕我大不敬用個市場經濟的名詞來形容皇帝），都屬於皇帝一人。請注意「一人」二字。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皇帝只許有一個。誰當上皇帝，這財產就屬於他一人。他的父子、叔伯、兄弟、姊妹全無份——雍正爺當了皇帝，他的親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人，只能做做奴才，和奴才的奴才。在這大宗房地產中，他們半片瓦也分不到。雖分不到足夠的皇產，但他們都無錢而有勢，就都變成吸血吮髓的無所不為的親貴餓鬼了。至於和皇帝一齊來的榮耀、權威和美女，那就不必多談了。所以四海之內的華裔同胞誰不想「做皇帝」？為著做皇帝，英雄好漢們不惜弒父殺兄，不惜一切手段而達其目的。做上皇帝的人，最怕的則是別人也想做皇帝。誰再想做皇帝，那就是十惡之首，大逆不道，被抓到了就要「寸磔」，就要「凌遲處死」。
讀者賢達，這就是在下不厭其煩，所說的「轉型」的問題了。皇帝是我國曆史上，2000餘年未變的一個「定型」。這個定型在鴉片戰後搞不下去了，它就開始「轉型」。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辛亥之後，又已「轉」了半個世紀，繼起者如有歷史眼光，像蔣經國那樣，順水推舟，另一個百世可知、千年不變的新「定型」，可能很快就會出現了。筆者這項樂觀的推測，自以政治制度為限。至於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另一定型，如何出現，機運如何，自當別論。得機再細研之。
四萬兩銀子一天的宮廷生活
現在言歸正傳，把時間再推回一百年，看看甲午戰爭前後的晚清宮廷的生活實況。
俗語說：「一雙象牙筷配窮人家。」因為你既然有一項奢侈品，你得拿另一些奢侈品去「配」呀！這樣連環「配」下去，就沒個止境了。皇室正是如此。你已有九千間華麗的宮殿，還得有對等的金玉珠寶、綾羅綢緞、山珍海味、宮娥采女和千萬個大小太監去「配」呀！這也就沒個止境了！
康熙皇帝曾說過，他宮廷一年的用度，還抵不上明朝皇宮一日之費也。他老人家所說的只是他自己啊！他如從棺材裡爬出來，看看他那五世孫媳葉赫那拉氏的排場，他就不能誇口了。據李蓮英的接班人，清朝王朝最後一任總管太監小德張的回憶：慈禧皇太后當年一天的生活費，大致是紋銀40000兩！
這個數字意味著什麼呢？試把它折成實物就知道了。那就是宮廷半月之費，就可買吉野級巡洋艦一艘。兩月之費，可購一超級主力艦。一年之費，至少可以裝備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軍艦隊。
再反過來說，為維持這位老太婆的奢靡生活，一年之中我們每半個月要賣掉一條巡洋艦，一年要賣掉一支海軍，才可馬虎應付！
或問：這個老太婆哪兒能用掉這許多錢呢？曰：她老人家場面大嘛！不信且從那9000間大宮殿再算一下。40000兩一天也不算多嘛！再者，辦事的官員還要貪汙中飽呢！——溥儀不是說過，他五歲的時候，一個月要吃掉810斤豬肉和240只雞鴨嗎？（見溥儀著《我的前半生》）他的雞鴨可比我們吃的昂貴得多呢！
據康有為的調查，清官中一切的用費都是三七開。那就是報銷十成之中，三成是實際用費，七成是層層經手人的分潤，這是例規。至於那三成是否是真的用費，還要待考。例如，西太后在頤和園賞王公大臣看戲，怕露天有陰雨要搭個「涼棚」。這涼棚搭掉30萬兩。三七開，則涼棚實際用費是九萬兩。一個涼棚要九萬兩銀子？那就天曉得了。
總之，那時宮廷中的貪汙是沒命的，也不是按常理可以推測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兩宮召見。太監們要左氏出陛見關節費3000兩。左宗棠不出。可是李鴻章為顧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後來左宗棠將軍奏對稱旨，慈安太后大為感動，乃賜以先帝（咸豐）墨晶眼鏡一副，以獎有功。誰知太監公公捧旨頒賜時，按例又要索禮金數千兩。可是這位左大將軍一氣之下，「先帝眼鏡」也就不要了。又是我們和稀泥的「李總理」，為顧全大局，替大將軍出了半價買下了事。（見《李鴻章年（日）譜》）
朋友，人總歸是人。人類的武器已從石斧、弓箭進化到原子彈，但是人類的「社會行為」（socialbehavior）則變化不多也。餘讀《史記》《漢書》，餘亦讀近代、現代、當代中國史也。標點符號打起來，今文古文之雷同，不可勝數也。豈小子性好以古比今哉？
李鴻章做了20多年的終身「國務總理」。沒個李宰相，八國聯軍期間，大清帝國沒那個好下場啊！不佞曾慨乎言之，並曾蒙老友徐乃力教授，同情過獎也。（見上引《論著索引》第29、33頁）俾斯麥曾暗喻李鴻章只會打內戰，鴻章向老鐵血喟然嘆曰：「與婦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見同上。只辭句稍有不同，然餘亦聞之於更可靠的淮軍耆舊之口述歷史也。）歷史家臧否「古大臣」，可不慎哉？！
老太后不如小阿巴桑
以上所述雖只是一窩小故事，但一葉知秋，以小見大，我們也就知道這個太后主政的王朝是個什麼東西！它縱在帝王時代的傳統中國裡，也是個「亡國現象」。這種中世紀的爛王朝配不配在「現代」世界上與列強爭雄？！
至此我們不妨再看看我們的敵人是怎麼回事。前已言之，明治天皇登基時原無一兵一卒。日本那時是個農業小國，落後不堪，沒幾兩銀子好籌也。然維新之後，面向大陸，全國處心積慮，舉朝臥薪嚐膽，立志要奪我大清的錦繡江山。購買「吉野」的銀子不夠，明治皇娘把僅有的首飾都捐了出來——她這個小阿巴桑，哪兒能跟老太后比，沒幾件首飾呢！
其後我們一賠就是兩萬萬兩。這小日本婆子，一本萬萬利，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至於天皇陛下那幾位大敗我軍的海軍將領，伊東祐亨（itosukeyuki，亦讀sukenari）和東鄉平八郎（togoheihachiro，1848—1934）都是自視超人的「藩士」（原「武士」）出身——我們蔣公最佩服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死士。東鄉也是個小格林威治。在英國海校與海軍中搞了七年之久，與嚴復、劉步蟾等同學。下段有空檔，再補敘之。
總之，敵我相比，清日戰爭的前途如何，那時如有電腦，一撳電鈕，何待蓍龜？！孫子說：善戰者要「不戰而屈人之兵」。殊不知善敗者，未待交鋒也早就一敗塗地了，何待槍響？！
抑有進者，清廷腐化，慈禧老太后不過是冰山的尖子罷了。太后之下，還有近支親貴、遠支宗室，乃至整個滿族構成的吃糧不當兵的統治階層，和漢人也有份的龐大無能、昏聵顢頇的整個官僚體系！
先看所謂旗人。1644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時，滿軍八旗加漢軍旗和蒙旗全民皆兵，男女老幼（今日所謂軍眷）蓋有30餘萬人。且用個大陸的名詞，他們的軍需給養是實行一種「供給制」。
那時既然所有的旗人都是兵，所以所有的旗人都「吃糧」。後來再經居心不良的漢奸代為策劃，旗人縱不當兵也照樣吃糧。因而有幸生為旗人，呱呱墜地時便開始領退休金、養老金，一領領了200多年，終於把一個勸勞尚武的邊疆少數民族，大半變成了通都大邑里遊手好閒、吃喝玩樂的「懶滿」（不是懶漢）。但是，這些「懶滿」的生活費是哪裡來的呢？那就靠原是八旗大軍後勤總司令部的內務府了。
所以清朝的內務府所管的錢包，一般都比戶部（國家財政部）所管的要紮實得多。對上它是皇帝和后妃的賬房、私府，管皇室衣食住行和玩樂；對下面那些滿族（和旗人）的無業遊民來說，它便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且看我們近代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晚年便是個靠內務府過活的無業旗人。（曹霑和內務府的關係，紅學家還大有文章可做呢。）
戶部自有來自各項稅捐的「國庫收入」，可內務府的錢又是哪裡來的呢？這原是清史裡還未完全解答的問題。可是簡言之，在清軍於1644年入關之前，它原是八旗的軍需署嘛！入關以後場面大起來，清承明制，在財政上，內務府幾乎與戶部平分天下。丁銀（人頭稅）、地銀（錢糧）統歸戶部，但內務府有時也有一份！特殊稅收如粵海關、滸墅關，部分鹽茶絲瓷等稅收有的就直接劃歸內務府了。此外滿人入關後直接承繼了明朝的皇莊土地，還無限地圈地（圈無主與有主的土地）為皇帝的私產。因此大清皇帝也是大清帝國之內的第一號大地主。但是再大的地主的地租也養活不了一個皇帝，所以皇帝另一項更大的收入，便是「升官發財」了。皇帝是一國最大的「官」，他也就發最大的「財」。
公開的賣官鬻爵
在清朝做官（縱使是清官），也有「陋規」可使你發財。贓官就不得了也。他們看「缺」，缺愈「肥」則錢愈多。
做皇帝也有陋規。縱是再好的皇帝，像唐太宗、康熙，陋規（如地方官之進貢）也可使你富甲天下。「贓」皇帝那也就不得了也。他可賣官鬻爵。官論「缺」，「缺」愈「肥」則價愈高也。俗語說：「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但是一任「贓知府」，那可能就能賺幾十萬乃至百萬了。皇帝或太后要把這個百萬「肥缺」的「官」，「賣」給有志做「贓知府」的人，那索價該在數萬兩吧！
清末賣官鬻爵是大小不分的，它也是根據市場經濟原則，公開貿易，自由競爭的。上述嚴復，在水師學堂幹不下去了，一怒便去「捐」了個監生（秀才），參加鄉試，考舉人。「捐」者，「捐款救國」也，「捐助軍費」也。嚴復大致「捐」幾千兩銀子或幾百簍茶葉（叫「茶捐」）吧！咱們敝國中央政府，幹這項買賣，是從漢朝就開始的，為打那個混賬的匈奴嘛！筆者幼年也曾慷慨地「捐款救國、獻機祝壽」，「捐」過五塊袁大頭，買飛機去打那混賬的倭奴。雖然我並不是為著一張小學文憑（監生）而捐的，其捐則一也。捐可捐給國家，也可捐入私囊。
以上是明盤，另外還有暗盤。
「劉六麻子（銘傳）打臺灣」，建了大功。死後官頒諡法，禮部主持部門乃暗問死者家屬，如肯多花萬把銀子，便可讓死去的功臣「戴一頂‘草帽子’」。劉家認為這頂帽子太貴不肯出，因此劉銘傳就變成「劉壯肅公」；肯花錢，他就會變成「劉莊肅公」。「壯肅」「莊肅」之別在哪裡，年輕讀者如不知其妙處，去問問古漢語老師就明白了。
在那帝王專制時代，所謂「諡法」，便是對死去功臣補發的一種「勳章」。連個死人的勳章都要按等級賣錢，則孟子所說「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也就發展到最大限度了。
親貴「執政黨」是腐化的核心
總之，大清王朝發展至此，是真正的「氣數已盡」。它的國家機器已完全鏽爛成一堆廢鐵，而在這廢鐵堆中還在操縱把持的，便是愛新覺羅皇室和那窠滿族親貴了。
須知滿人入關之時，為羈縻漢人曾有不成文規定，全國高官厚祿滿漢各分其半。但是漢滿人口的比率，則至少是2000萬比30萬啊！以中國之大，高官厚祿職位之多，只有30萬人口的滿人竟佔其半，則滿人中之有知識有能力者，也就無人不官了。因此，吾人如果把這個享有特權的滿族整個一「族」，看成個一黨專政的執政黨，則每一個「滿人」和附屬於他們的漢人「包衣下賤」及若干蒙人所謂「旗下人」，不論賢愚，都是享有特權的「黨員」。只是他們「黨員」「入黨做官」的資格是天賦的，毋須搞「表現」，更不要走後門罷了。
可是事到如今，大清帝國這個執政黨專政了200多年，現在是徹底地腐爛了——在國家急需現代化，尤其是「國防現代化」的緊要關頭，他們就變成最大的反動勢力了。這個反動勢力最主要的根據地，便是這「最大的肥缺」，為醇親王所盤據的海軍衙門了。
不過話說回頭，搞同治中興、搞自強運動，那些科甲正統出身的清末名臣，自林文忠公以下的曾、左、李、胡（林翼）、沈、張（之洞）、文（祥）、陳（寶琛）、劉（坤一）等人，都不失為槃槃大才。老實說，後來我們及身而見的高官，有幾個能和這一大群翰林進士之中的「文」字輩人物相比？——文字輩是指他們諡法中嵌入個「文」字的高幹，如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張「文」襄、李「文」忠等等。
須知這批文字輩人物，都是在我們華夏文明的範疇之內，優良的文官制度那一個「定型」中所培訓出來的拔尖的精英。他們的不幸和失敗是上帝安排的，是時代變遷的結果——他們那個「定型」是個有待「報廢」的形態。加以「君為臣綱」，王綱解紐，他們縱有天大的本領和至高的公私德行，但是形勢比人強，一切努力也是徒然。
至於我們的高官呢？！他們多半都是「歷史三峽」裡某一二階段中過渡性的官僚，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定型」，也沒個「定型」好屬。他們之中有的還是滿口孔孟的。但是他們的孔孟也缺少個「定型」。既不屬於上述文字輩那類形態；也不屬於杜維明式的「後西方」（post-western）那一類，而是屬於未定的「過渡形態」（transitionalpattern）。他們之中也有滿口民主的，其實他們只是嚮往民主，嚮往於英美傳統（anglo-americantradition）的民主。屬於自己的民主形態還未出現呢！
在「昆明湖」裡辦「海軍學堂」
現在還是談談老太后和她的頤和園。
據說在同治初年兩宮垂簾之時，二十來歲的青年寡婦，可能由於禁城之內深宮太悶，她們曾往劫後的圓明園廢墟憑弔一番。西太后睹物傷情，曾對之垂淚，並有意加以修復。事為恭親王所阻。蓋內戰方殷，外患未已，哪兒有閒錢來重建花園呢！
迨同治崩殂（1875年），慈安亦逝（1881年），恭親王見黜（1884年），50歲的西太后大權獨攬，在新任海軍大臣醇親王奕以次的王公大臣的一片阿諛聲中，她就坤綱獨斷，決定重修名園為郊外遊憩之所了。
西太后原意是重建圓明園。但是圓明園為洋兵燒成荒坍一片，從頭建起，蓋需款三萬萬兩才可恢復原貌。既然一切需從頭建起，那又何必拘泥於圓明園故址呢？西太后經臣工聚議，轉而注意於雖為洋兵燒燬，然尚有若干孑遺的清漪園了。反正都是從頭來起，清漪園的條件且較圓明園為佳。西太后乃決定將清漪園改名頤和園，就加工擴大改建了。改建的初期預算是白銀一萬萬兩！
這個預算令人感嘆的則是，它可用以增建十支北洋艦隊而有餘。但是「北洋」對一位無知而潑辣的老寡婦，未免太遙遠了。建個園子解解孀居禁宮之悶，那才是當務之急呢！
頤和園工程是1884年正式開始的。這時光緒帝載湉已13歲。西太后的打算顯然是，五年之後園工可完成，而光緒18歲親政，她就可以第二次（第一次在1873年同治親政之時）結束垂簾。把日常朝政交兒子去管，她自己就可以長期住園，對軍國大事遙控之外，平時就頤養安和了。換言之，建這個園子的目的，是為她「離休」後的生活打算的。西太后生性奢靡。她原是那豪華的圓明園內一位得寵的姨太太。現在做了太后，身為大清女主，與大英帝國的女王維多利亞（queenvictoria）東西遙相呼應。生活自不能較當年的懿貴妃為差，所以她要傾全國之力，來為她造頤和之園！
慈禧本是個精明強幹的王熙鳳。在19世紀的60年代垂簾之初，她就賣官鬻爵，累積私房錢。俗語說：「富不了光棍，窮不了寡婦。」這寡婦當然只是指「富孀」而言。葉赫那拉氏當時是全中國的第一富孀。經過20多年（1861—1884）或明或暗地沒命搞錢，據說在光緒初年她已積有私房錢兩萬萬兩——這是當時在華的高層洋人的估計。須知此時洋人（如赫德、李提摩太、丁韙良等「中國通」）的訊息，往往比局外的中國人更為靈通。因為洋人的交際圈可直達恭親王、文祥、翁同龢那一階層。一般中國文士，尚攀不到那麼高也。加以白話文尚未出爐，中國社會中尚無大眾媒體這個東西，而洋人在華已早有之。（參見archiebill，「i’lltakethose50milliondollars，」inladieshomejournal,feb.1919.p15，82andcarrollbrownmalone,historyofthepekingsummerpalaceunderthech’ingdynasty.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lastchapter.）
讀者或許要問：西太后垂簾二十來年，哪兒能貪到那麼多錢？可是我們只要看看有高跟鞋三千雙的菲律賓寡婦伊美黛，大致就不會驚奇了。伊婆的私房錢大概十倍於慈禧吧！而菲律賓怎能與大清帝國相比呢？！況伊婆並未當政。
按理西太后本可自建其園，但是愈有錢的寡婦，愈不肯花自己的錢。何況醇親王新得肥缺，正在力圖報效呢！從醇邸來說，趁報效的機會，也正可自撈一筆嘛！就這樣，醇親王就開始挪用海軍經費為太后造園了。這時為國宣勞、日理萬機的老太后，也一天天地老起來。1884甲申是太后半百萬壽，再過十年1894甲午便是太后的花甲（60）萬壽了。花甲是那時富貴人家，尤其是皇室最大的慶典。如何慶祝花甲，康熙爺、乾隆爺史有先例。老太后要循例照辦。拍馬屁的王公大臣，就更要錦上添花了。
為著「萬壽」、為著「造園」，奕挪用了多少海軍經費言人人殊，誰也不知其詳。至少是1000萬，多至3000萬也不算意外。至於利用「海軍」這個「衙門」和「海軍」這個名義去另外撈錢，那就沒法估計了。
一般說來，百官為效忠太后「捐俸」四分之一，這是當時醇府對下面的倡導。至於用海軍的名義來「建軍祝壽」（和我們的「獻機祝壽」一樣），挖昆明湖來「辦海軍學堂」，捐了多少錢，那就天也不知道了。
筆者幼年成長於老淮軍和新（皖系）軍閥的「眷村」之中（王揖唐原先便是我家的塾師，由先祖資助他三考及第，留學日本，返國後享有洋土兩重「進士」身份，終於坐上皖系二號交椅而最後淪為大漢奸），當年對「昆明湖海軍學堂」這個掌故是耳熟能詳的。我一直把它當成真實的故事，直至在沙坪壩課堂中，聽了郭廷以老師的中國近代史，才知道是一大騙局！憤恨無已。
我家當年想必都捐過很大的款子去「建軍救國」。老祖宗們可能也都不知底蘊。因為當醇親王發動這場騙局，連李鴻章也不敢拆穿。至於醇親王為著這個昆明湖中的海軍，強募惡化，究竟撈了多少錢，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今日尚有若干可以考據出來的，單是李鴻章和曾國荃往來的零星書信中可查出的便有：來自江蘇、江寧、兩淮的捐獻70萬兩，江西十萬兩，直隸、四川各20萬兩，兩廣（時兩廣總督為鴻章之兄李瀚章）100萬兩，招商局十萬兩等，即在200萬兩以上。……至於直接獻給海軍衙門和其他管道的全國性捐款究有多少？從1000萬兩到3000萬兩，總歸都不算太離譜吧？！
五分鐘打一炮，一分鐘打五炮
就在這造園、祝壽，並大辦其「昆明湖海軍學堂」之時，以侵華為第一目標的日本帝國主義，卻正在瘋狂地擴軍備戰。在甲午前夕，日本海軍已擁有新式艦艇21艘。其中九艘是1889年以後始完工下水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艦，裝配有十英寸左右速射炮數十尊。前節所述那條世界最快的巡洋艦（時速23海里）「吉野」號便是一個有決定性的生力軍。當時世界軍備競爭激烈，日本海軍之迅速發展，足令歐美震驚！它從世界的末位迅速躥升至第11位，黃海炮響時，它的戰鬥力已早越我軍之上矣。
在這一國際軍備發展之下，我方當時的反應又如何呢？第一敏感的當然是身當其衝的海軍將領了。丁汝昌不是如後來人想象的顢頇官僚。他是一位立志以身許國的戰將和「死士」。他雖是舊式水師出身（如日本的伊東祐亨一樣），但是在重洋之上，16年不斷的磨練，使他對國際形勢和新的海軍戰略，也瞭如指掌（丁汝昌曾數度去歐洲和日本、南洋等地訪問考察）。何況他手下的各艦管帶和大副等人，都是經過嚴格訓練，而精通外語的第一流世界級的海軍將領。外加數不清的「洋員」隨艦服務。
他們眼看假想敵日本海軍咄咄逼人，一天天地超過自己，諸將生非木石，首當其衝，怎能不憂心如焚？他們都是職業軍人，知道在大洋之上作戰，以時速15海里的慢船，對抗時速23海里的快艇，那自己只有捱打的份兒。打敗了，無法逃避。縱使打勝了，也無法追擊！克敵制勝，貴在知己知彼，李鴻章在其奏摺上，也一再轉述之。
他們更知道，在海上炮戰中，五分鐘打一炮和一分鐘打五炮的區別。敵人以快艇快炮，飆忽而來。一瞬之間，敵彈如疾風暴雨，臨空而下。再一轉瞬，敵艦又已逃得無影無蹤。你以15海里的時速，五分鐘一炮的慢勁，真是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烏龜對鯊魚，如何克敵制勝？！
不幸的是他們所具有的拔尖的「四化」專業，在那個顢頇無知、貪汙腐化的官僚垃圾堆裡，完全被孤立了——在下者是急爛肝腸，居上者卻無動於衷。
丁汝昌和他的將領們，無專摺奏事之權。他們只有向李鴻章呼籲、陳情，請求「轉奏」。李鴻章對國際局勢的認識，難道還不如丁汝昌、劉步蟾？面對這種昏後暴君，他們知道「忤旨」「強諫」不但無濟於事，後果有時且不堪設想。但是和稀泥和久了，以時間換空間，事情有時或可有轉變的機會。所以他們就和稀泥了！
李宰相是久歷宦途的太極拳師，豈好和稀泥哉？形勢比人強，亦有所不得已也。何況各自的朝廷也各有個「四人幫」（西太后的「四人幫」，筆者曾另有專文詳述之）。加以派系傾軋，幸災樂禍，所以李鴻章對自己部下的要求，有時連轉奏也不敢轉奏一下。因此，雖然大清帝國的海軍在創辦之時，曾火熱一陣子，把「四化」（科技）推到巔峰，躋身八強之列，但由於「五化」（政治）不能配合，科技發展也必然走入死巷子。1888年（光緒十四年）以後，正當日本海軍全力向前推進之時，中國海軍竟然「未購一艦」！
不特此也。就在中日雙方都已箭在弦上之際，戶部卻取得海軍衙門的同意，於1892年正式宣佈以太后萬壽需款，海軍停購艦艇兩年！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
快艦買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該多買幾尊嘛！朝鮮局勢吃緊，李鴻章循部下之請，要海軍衙門撥款60萬兩，購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艦艇上之慢炮，而戶海兩處，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軍日常糧餉給養之中，擠出20萬兩，聊購次等快炮12尊，以平艦上官兵之積憤。
這種腐爛的政治，拖垮了新興的海軍，在前線劍拔弩張的將士，焉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內心又做何反應呢？
朋友，我們讀史者和著史者，不妨設身處地想想嘛：假如你我也是當時海軍將士的一員，我們做何感想呢？據中西記載，丁提督那時憂心忡忡。他已做好心理準備，死而後已。
劉步蟾、林泰曾、鄧世昌……諸將領又何如呢？——他們三位後來都是自殺殉國的。據當時隨艦的「洋員」事後的回憶，甲午戰前，各艦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氣極高，個個摩拳擦掌，準備廝殺；可是艦上的高階將領則個個面有憂色。這一現象因而使那些旁觀的洋員認為，中國下級士兵水手戰士可愛可敬，而他們的上級將領則個個畏葸無能、膽小該殺。（詳見下節）
根據這些洋員目擊者唯一的記錄（中文記載極少，幾乎沒有），我國後來的歷史家和新聞作家，幾乎眾口一詞把丁汝昌、劉步蟾以下的殉國將領，鄙夷得一無是處。豈真如是哉？！這兒倒想以歷史事實，與本文讀者，平心再思之。
老李得罪了「天下英雄」
北洋艦隊裡的下級軍官和戰士、水兵、炮手們，士氣之高是可以理解的。海軍那時是我國唯一的一支現代化武裝。親身參預此一新式武裝的青年戰士，無不感到光榮和自豪。其情況正和我國抗戰前，以及抗戰初期的空軍一樣，有志青年真爭先恐後。筆者自己在青年期，對空軍即非常向往。曾有三試三北的悲壯經驗。當時眼見青年夥伴，通過體檢獻身空軍，我對他們的嚮慕之情至今難忘——這些夥伴多半都是一去不返，把他們那無限美好的青年生命，獻給了祖國！
我國空軍當年士氣之高，作戰之勇，犧牲之大，史有明文，也有目共睹，無待多贅——大清帝國當年的海軍，正是如此。
下級戰士披堅執銳，豪情萬丈，他們是知己不知彼的。
高階將領便不然了。他們是知彼知己。眼看敵人的軍備早已超越我們，而我們朝廷之中的貪官汙吏舍黃海不要，還要在頤和園內雕其「石舫」，辦其「海軍」；眼看日人咄咄進逼，大戰迫在眉睫，而我軍炮慢船緩，既乏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如何得了？日夕念及，能不五內同摧？！
朋友，你我如處此逆境，如何奮發？而況當年無知的言官御史，他們既不敢批評太后，亦不敢詈罵醇親王。終日只抱著個他們並不瞭解的海軍將領丁汝昌、劉步蟾，做辱罵和譏笑的物件，揆諸情理，豈可謂平？（上引《論著索引》中，莊吉發先生的宏文《甲午中日戰爭期間翰詹科道的反應》，第167—194頁，便頗值一讀，也頗能發人深思。）
再者，那時剛練習「親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對宮牆之外的世界原不太瞭解，但是在翁同龢一批近臣的影響之下，也成為主戰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當時大清帝國的基本問題，都紮根於宮牆之內。宮牆之內的問題不解決，則宮牆之外的任何維新變法，都是膚淺的、治標的。萬歲爺尚在童稚之年，見不及此。他插身其間，便慢慢地形成一個以翁同龢為中心的「帝黨」。而帝黨的主要政敵，便是那以李鴻章為首的「後黨」。帝后之間傾軋起來，倒楣的便是國家和人民了。當時一些文士所作的比較高雅的「順口溜」（和今天一樣），說什麼「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指的就是這個帝后與翁李之爭。李鴻章自知其陸海軍的無能，不敢輕言對日作戰。朝鮮問題發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國主義俄英兩國出面調解。後黨的李鴻章愈是畏葸主和，帝黨的翁同龢便愈是堅強主戰。在這一情況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軍既是世界八強之一，打不過紅毛番，至少打得過東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沒有李宰相那樣懦怯。東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闆要打，男夥計怎能抗命？王家儉、王爾敏兩教授對老李都頗有正論。
在帝黨方面，那個小學還未結業的小皇帝，其主戰卻不在師傅之下——翁是他的老師。他對老官僚李鴻章的畏首畏尾，則大不以為然。老師的話就益發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爭，還多一層個人恩怨。
原來在太平天國之亂時，淮軍奉命增援蘇杭。這批只想「頂子紅」不怕「頸子紅」的陳勝、吳廣，一旦打入「天堂」，豬八戒游上海，亂來一通，是可以想象的。那時受禍最深的當然便是蘇常一帶的地主豪紳了。
但是這批地主豪紳，原都是在長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長毛又豈是省油燈？——這也是咱們中國人的特性吧！對統治者自會拍馬溜鬚。因此這些地主豪紳，對長毛也是歌功頌德的。這種「德政碑」縱遲至今日，仍有聳立街頭者。碑上題名自然都是各地的頭面人物，工農不與焉。可是一旦長毛革命政權崩潰，這些碑上留名的頭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諜」之嫌了。由於「通匪」或「匪諜」案子而被警總抄了家，你又能到哪裡去「按鈴控告」呢？倒了長毛，發了淮勇（湘勇），倒楣的當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狀元」的閥閱之家和他們的宗親至戚。但是啞子吃黃連，有苦難訴。這樣反映到朝廷裡去，就變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結了——翁師傅對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來背其黑鍋了——打敗仗，反正是老李一個人的責任！
何以造成了這種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由於處於轉型期的末世社會，沒個規矩繩墨之可言。再說下去，那便是老李也不是好東西。他縱橫捭闔、抓權攬位；享榮華、受富貴；扶植死黨、包辦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
【1994年8月27日脫稿於臺北南港】
三、為黃海血戰平反
為著紀念甲午戰爭100週年，在劉紹唐兄的囑咐之下，筆者已東扯西拉地寫了好幾萬言，至今還一槍未響，那還成什麼戰爭呢？事實上這問題正在此。
什麼叫作戰爭呢？西人有言曰：「戰爭」者，「政治」之延續也。不知「戰」前的「政治」，空談「政」後的「戰爭」，小兒科也。
我國的戰略家，也強調「廟謨」，強調「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關張趙馬黃跑斷了腿，終不若大戰略家諸葛孔明，扁舟之上，輕揮羽扇也。——隆中一對、天下三分，豈偶然哉？！
甲午打敗了，那位責任最大的「李二先生」，被御史們罵成「漢奸」。朝廷也把他摘掉「三眼花翎」，剝掉「黃馬褂」，留黨察看。
朝中無人了。西太后不得已，又把小叔子恭親王奕找出來，收拾爛攤子。不久，恭親王也病死了。奕彌留時，太后著人去問「何可繼者」，曾提到光緒的老師翁同龢。恭親王搖搖頭說：罄南山之竹，難書此大錯。他責怪翁同龢不該主戰。——不可戰而戰，一戰而敗，八強之一的紙老虎被拆穿，列強就開始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spheresofinfluence），接著就要「瓜分中國」（cuttingthechinesemelon）了。
最近老同班黃彰健先生與筆者咖啡敘舊，提到甲午之戰，彰健也喟然嘆曰：甲午之敗，影響太大了。大清帝國就垮在這一戰。黃公是當今搞「甲午」下一「階段」歷史「戊戌變法」的權威。從「戊戌」（1898）回看「甲午」（1894），則這一戰是敗得太慘了。它也是大清帝國最後崩潰的關鍵所在。
炮上曬褲，太監閱軍
這一戰，當然李翁二公皆責無旁貸。不過，他二人究竟只是兩個個體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時勢，但在那個排山倒海、文化轉型的客觀潮流中，少數個體英雄，究不能使「歷史三峽」改道！
關於歷史三峽的具體情況，「身在此山中」的峽中舵手、梢公不知也。但是百餘年後的歷史家，乘著小飛機，於巫山十二峰之上，飛來飛去，俯瞰江流山勢，就一目瞭然了。——筆者前些年遊美西「大峽谷」（grandcanyon），乘了一架小飛機，穿峽而行，即有此切身經驗。我國的三峽，至今還沒有穿峽飛行的裝置。筆者亦嘗乘輪而過。在船上搖頭四顧，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仰看神女，坐井觀天，哪知歷史三峽的全貌是個什麼樣子呢？
筆者不學，嘗一再強調我國現代化運動的「階段性」。我國現代化運動的「第一階段」便是洋務階段，也就是科技現代化的階段，甚至也可牽強地叫作「四化階段」，而在這一階段中最重要的一個人便是李鴻章（1823—1901）。李鴻章搞「四化」最大的表現和成績，便是他的寶貝北洋艦隊——從無到有，老李在20年中把古老落後的中國，在軍事科技上提高到世界「八強之一」。成績不差呢！
40年前我的老學長竇宗一（儀）教授，開始撰《李鴻章年（日）譜》（香港友聯1968年出版），我就隨他學習，鉅細靡遺，興趣盎然。自此此書便成我的「三上讀品」（枕上、廁上、車上）。30年來把宗一贈書翻成一團紙球，讀猶未輟。
近年我母省安徽且設有專門機構研究李鴻章，並正編撰出版「全集」。餘亦忝為「顧問」，尾隨學習，並拜讀不少前所未見之秘籍。年來複蒙中國駐聯合國（現駐美）大使李道豫（鶴章的玄孫）伉儷不時召宴，浸成好友。——這位頭戴三眼花翎、頭品頂戴的現任欽差大臣，在今日國際坫壇，以立場開明頗享盛譽，大有文忠遺風！——所以，李鴻章對我們搞中國近代史的人，還不算太遙遠，其影響猶一觸可得。但是，李鴻章畢竟是個悲劇人物。在他於1901年11月7日（陰曆九月二十七日）積勞而死之時，可說一生事業全付東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不幸生為這個「第一階段」的「總設計師」。在這個階段性極重的歷史發展上，第一階段是不可能「成功」的。
俗語說：「倒楣的醫生治病頭，走運的醫生治病尾。」在那個病癒害愈重的「病頭」期間，你當醫生若不能「著手成春」，就「倒楣」了。當那位病人已日漸痊癒，在這「病尾」期間，你一碗藥下，他立刻下床跑步，那你就是華佗了。
醫人醫國，李鴻章便是倒楣的前者。因此，李鴻章主持這個專搞科技的「第一階段」，而缺少個即將到來的「第二階段」的「政改」（「五化」吧）相配合，科技是必然沒有出路的。——一葉知秋，那個有名的「炮上曬褲」的小故事，就可說明老李搞「四化」的極限。故事是這樣的：
1891年（光緒十七年）7月9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請，李鴻章特派丁汝昌率「定遠」、「鎮遠」等六艦駛往東京灣正式報聘。一時軍容之盛，國際注目。其後汝昌率六艦管帶劉步蟾等在駐日公使李經方陪同之下，晉謁日皇，備受禮遇。劍履鮮明，威儀棣棣，豈在話下。那時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軍司令伊東祐亨和東京灣防衛司令官東鄉平八郎，就顯得灰溜溜了。東鄉原為劉步蟾的留英同學，但是當東鄉應約上中國旗艦「定遠」號上參觀時，他便覺得中國艦隊軍容雖盛，卻不堪一擊——他發現中國水兵在兩尊主炮炮管上晾曬衣服。主力艦上的主炮是何等莊嚴神聖的武器，而中國水兵竟在炮上曬褲子，其藐視武裝若此。東鄉歸語同僚，謂中國海軍，終不堪一擊也。
其實東鄉所見還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國海軍於1886年第一次在黃海之上「大操」時，檢閱臺上，直立於兩位海軍大臣奕和李鴻章之間的，最重要的檢閱官竟是太監李蓮英！海軍是當時大清帝國最新的護國武裝，中華現代化的靈魂，而其最主要的檢閱官，竟是一位上無鬍鬚，下無生殖器官的刑餘閹宦，也就不太成話了。
能把個無知腐爛的太監放在海軍檢閱臺上做檢閱官，那麼在主力艦大炮上曬幾條褲子，也就微不足道了。
總之，長話短說。建立現代海軍，參加列強的軍備競賽，不是單純的科技問題。牡丹雖好，還需綠葉扶持。只搞科技現代化，而我們的社會結構、政治組織、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等，基本上還停滯在「中世紀」的落後狀態，要科技先生獨挑大樑來救國救民，是救不起來的。中山曰：「破壞難於建設！」但是不破不立。我們不把中世紀落後的遺傳從身上甩掉，現代化的衣履是穿不上去的。老實說，日本人之勝於我者，便是他們善於模仿，把中世紀的東方習俗徹底丟掉，全盤西化，所以他們與西方科技也就一拍即合了。
「大炮上曬褲子」是個笑柄嗎？君不見時至今日，我們的唐人街、中國城、華埠，哪一個不屬於各該都市中最髒最亂的（可不是最窮的）ghettoarea呢？！今日仍然如此，何況當年。只是西人暗笑，我們自己不笑就是了。
其實褲子只是一件形而下的小東西，至於形而上的落後遺傳就說不盡了。我國海軍當年便被「省籍情結」這個「區域主義」的魔鬼牢牢纏住而不能自拔。前文已言之，當年海軍將校幾乎是清一色的福佬。那位「浮游於諸閩之上」的總司令安徽佬丁汝昌，有時就號令不行，一籌莫展。那位飲譽至今不衰的鄧大人鄧世昌，卻是個浮游於諸閩之中的老廣。他的英勇殉國的悲劇（見下節），據說與畛域觀念也有直接關係。畛域觀念是中世紀中國享有專利的壞傳統。它的幽靈至今不滅，今後還有大禍好闖呢！朋友，這也就是我國甲午戰敗之前的國內政治和社會的背景啊！
東事三策
即當日本正處心積慮侵朝，中日關係日趨緊張之時，中國總理衙門當軸曾有解決朝鮮的東事三策的構想。第一，他們曾提出「郡縣化」的方案。企圖把朝鮮屬國改成中國郡縣，把李氏朝王內遷。仿孔子子孫舊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設立「衍聖公」一類的機構，優待朝王，世襲罔替。此一設計，在清朝康雍乾盛世或不難實行，然值清朝衰世，列強環伺，那就是夢想了。
第二，乾脆把朝鮮全部開放，造成列強機會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幾利用國際勢力平衡，保持朝鮮獨立，以防止日俄等帝國主義一強之獨吞。此策未始不可執行，然清室顢頇而自大，亦不能斬釘截鐵，加以實施，而朝鮮朝廷孱弱亦不具備獨立條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會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勢自然發展，相機行事。此為下策。然清廷無能，只得聽任此下策之自然發展矣。
迨朝局日壞。1894年夏6月，清廷應朝王之請，始派總兵聶士成，續派提督葉志超率兵1500名援朝，助平東學黨之亂。日本得訊隨即否認朝鮮為大清屬國，並同時出兵8000人赴仁川，以清軍為目標，虎視眈眈。——自此，日政府便不聽清方及任何第三國之調處，自組其大本營，成立戰時體制，不斷對朝增兵至三萬有奇。藉口「改革朝政」，實則志在驅除清方勢力，終結清日宗藩關係而兼併朝鮮。
面對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勢，中國朝野譁然，廟謨清議幾乎一致主戰。是年7月中旬，率千餘清軍孤懸牙山的守將葉志超，亦急電鴻章以「大舉進兵為上策。派艦撤兵為中策。守此不動為下策」（見《李鴻章年（日）譜》第261頁，引李文忠公電稿）。然鴻章自知其陸海軍之無能，始終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牽制日本，乃轉電總理衙門建議接受葉電之「中策」。李氏此電對當時激烈之主戰派簡直是火上澆油。「漢奸李二先生」頓時變成眾矢之的。而在此全國主戰聲中，則以生長深宮，只能聽近臣之言，做宸綱獨斷的23歲小皇帝光緒尤為激烈。——他的主戰情緒，其後竟發展到「賜翁同龢、李鴻藻、恭親王‘尚方（寶）劍’，命對言和者先斬後奏」的堅決程度。（見同上，第289頁，注502，引《清實錄》第352頁，及《字林西報》1894年11月23日電訊）如此一來，連慈禧太后也不願支援鴻章，輕言和議了。——這時他們母子之間的感情尚篤，而恭親王猶在靠邊站也。
筆者昔年曾細查鴉片戰爭（1839—1842）時道光皇帝之上諭，及英法聯軍之役（1856—1860）時咸豐皇帝之上諭，其後再看甲午戰爭（1894—1895）時光緒皇帝之上諭，發現他們祖孫三人，應付此三次嚴重之外戰的心態發展，簡直如出一轍：
在開戰之初，這三位萬歲爺總司令都意氣風發，堅決主戰。臣民有思葸主和者，簡直是殺無赦。可是迨戰爭爆發，洋兵把清兵打得一敗塗地，萬歲爺又驚惶失措，抱怨當初主戰者欺君罔上、誤國誤民，要他們提頭來見。最後對侵略者的要求又百依百順，恨不得青衣行酒。不惜答應一切喪權辱國的條件，但求帝國主義者高抬貴手、刀下留情。（見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序言）
因此，在甲午開戰之初，那位71歲的李老頭，便被那23歲的小上司不斷辱罵，罵得狗血噴頭。翁同龢、李鴻藻等主戰派因乘勢鼓譟，要小皇帝撤換老李，甚或要向太廟請出專殺宰相的青龍刀，把老李正法。對日抗戰，由小萬歲御駕親征。
可是那時的大清帝國，一無策劃戰守、運籌帷幄的大本營或參謀本部，二無排程補給的後勤體制。帝國對抗日戰爭，可說是無絲毫準備。他們之所以不斷「主戰」者，無非要手握兵權的李老頭赤膊上陣，率領他那批貧下中農組成的過氣淮軍和那炮慢船緩的落後艦艇，去和東洋小鬼廝殺一番。——勝則大清之福，敗則老李砍頭，此梁啟超所謂李鴻章「以一人而戰一國」也！
[附註]李鴻章當年派往朝鮮的淮軍將領從吳長慶、葉志超開始，一大半都不識字。他們幾乎全是我鄉（當年合肥縣）的貧下中農。亂世投軍，砍得一身「刀疤」，大難不死。此時都是五六十歲之間，吃得胖嘟嘟的「一品大員」。可是，雖是高官，他們卻不失其視死如歸的英雄好漢本色。且看聶士成，在八國聯軍期間，他以革了職的一品大官在前線指揮抗戰，腹為洋炮所穿，腸流尺許，他還在揮刀衝殺，慘烈可知。至於葉大呆子（志超），個性之火烈、上陣之勇敢，筆者在孩提時代，便能敘其故事，仰慕不已——他家與我家為近鄰。只是這種瓦崗寨上的英雄，能否打現代化的國際戰爭，那就是另一問題了。——志超後來落了個「斬監候」的下場。
李鴻章久涉洋務，對此豈有不知之理。所以他雖奉諭不斷把這些土軍隊送往朝鮮，他真正的顧慮卻在海軍。北洋艦隊那幾條鐵船才是他的寶貝，他的baby呢！——迨中日戰爭已箭在弦上時，他還要連電駐英公使龔照瑗，「設法購速率在23海里以上之最新式大軍艦」，同時並搶購「智利鐵甲艦二隻」以壯大我軍。（見同上，第262及268頁）真是臨渴掘井。
另一面鴻章則冒全國辱罵之大不韙，嚴令丁汝昌保艦避戰，不得冒險游弋大同江。在李氏看來只要海軍不敗，則陸軍雖挫，華北仍可無虞，京津安全終能確保也——他還是相信他的寶貝海軍，「攻雖不足，守則有餘也」。
誰知他還是過估了他北洋艦隊的實力。打現代化的海戰，不能攻，便不能守也。結果大東溝一聲號炮，中國海軍便再也無法防守了。
豐島是珍珠港前身
中日甲午之戰的第一炮發自朝鮮西岸的豐島海域。接著才是陸軍的牙山之戰、平壤之戰和海軍在大東溝的黃海血戰……然後才一連串打下去的。本文限於篇幅，且略去陸戰而專談海戰，看看這場海戰真相究竟何似。
先談發生在1894年7月25日（陰曆六月二十三日）中日海軍的「豐島之戰」。
豐島之戰事實上始於日軍向我軍的「偷襲」。其偷襲性質與47年後日軍偷襲珍珠港，並無兩樣。因為此時中日兩國關係雖甚緊張，然雙方仍在交涉，並未進入戰爭狀態，日本就罔顧國際法，突然偷襲起來，一舉擊沉我運兵船「高升」號，並在海上射殺我軍700餘人。——其後食髓知味，在珍珠港他就如法炮製了。美軍在珍珠港被偷襲，遭射殺與沉溺而死傷者約3700人。兩次偷襲，倭人均甚得手，然結果相反，也是日本侵略者多行不義的因果報應吧！
豐島之戰的經過是這樣的：
1894年7月下旬，李鴻章奉諭向朝鮮增兵備戰。7月22日濟遠艦管帶方伯謙乃奉命率濟遠巡洋艦（重2300噸、炮20尊、時速15海里）及威遠（1268噸、鐵骨木殼、炮12尊、時速12海里）、廣乙（千噸、鐵骨木殼、炮3尊、時速14海里）兩船，護送運兵及輜重給養去朝鮮牙山增援。
抵埗後，方管帶以時局緊張，乃令威遠夤夜先歸（旅順）。方氏自己則率濟遠，待廣乙人口拖駁事畢，於7月25日黎明，始啟碇返防。二船剛出漢江口，即見日本鋼質巡洋艦三艘取勢而來。這三艘日艦分別是：
吉野（重4150噸、2英寸裝甲、6英寸速射炮4尊、4.7英寸速射炮8尊、魚雷發射管5條、時速23海里）
浪速（重3650噸、不同口徑速射炮8尊、魚雷發射管4條、時速18.6海里）
秋津洲（重3150噸、不同口徑速射炮13尊、魚雷管4條、時速19海里）
按國際慣例，在非戰爭時期兩國艦艇在公海相遇，禮應相對鳴炮或鳴笛「互敬」（exchangesalute）。然此次日艦取勢而來，方管帶立見其來意非善，即下令備戰。果然日艦駛近萬碼時，吉野突發號炮一響，三艦乃直撲濟遠，速射炮彈如雨下。我艦倉促應戰，然優劣勢殊，眾寡不敵，勝負立見。
當炮戰初起時，管帶方伯謙、大副沈壽昌（上海人）正並立於主桅之端的望臺上，指揮反擊。瞬間沈大副頭部直接中彈，腦漿迸裂，濺染方氏衣裳。立於前桅望臺之二副柯建章亦為敵彈擊中，胸腹洞穿。斯時艦上將士亦傷亡枕藉，計陣亡13人，傷者40餘人，一艦皆血。然我將士並未停止拼搏。一小時之糾纏，我艦連發40餘炮。日艦浪速竟為我連續擊中而傾斜失速！
在此一小時拼搏之中，慢說我濟遠以一船敵三艦，縱是以一敵一，我艦亦非其對手。我廣乙船太小，自始即難參戰反擊，在倉促脫離戰場時，終於擱淺自焚。濟遠官兵自知亦難久戰，據說曾詐懸白旗，衝出包圍圈向西南逃避。日艦吉野鼓浪追之，竟為濟遠尾炮擊中要害，死傷枕藉，濟遠終能逃出沉沒之厄運。（見下節有關方之評論）
當濟遠向西南疾駛時，適遇我增援赴朝之運兵船，怡和公司之英輪「高升」號，正運盛軍淮勇950人駛向牙山。濟遠乃以旗語通知，囑其立即轉舵南返。孰知高升商輪，時速有限。在其南旋途中，終為敵艦追及，迫令下錨停駛。隨高升而來之我炮艇「操江」號（重640噸）遂為敵艦所擄。
高升被迫停輪之後，日酋乃迫令高升英籍船長隨日艦駛往仁川或日本，以船上華軍為俘虜。英船長被迫聽命，而艦上我軍不從，蓋中日並未開戰，日本豈可於公海之上竊輪索贖呢！我船上將士則強迫船長駛返大沽。在雙方僵持期間，日艦忽升紅旗，通知「高升」號上之西人「離船」。旋即對高升發炮，我軍亦據船以步槍還擊。然時不旋踵，「高升」號即傾斜沉沒。我將士遍浮海上，泅遁無所，日艦竟以機槍向浮沉之人群掃射。槍聲軋軋之下，白浪皆赤，浮屍蔽海。日艦乃挾我操江掉頭不顧而去。
斯役也，敵人系以間諜探得我軍運兵情報，蓄意「偷襲」而來，志在必得。蓋其時日軍主帥伊東祐亨、副帥東鄉平八郎，皆在軍中，見其決策之堅定也。
此役亦系敵我兩國，新建現代海軍之處女戰。初試鋒鏑，雙方之優劣畢露，而敵人之殘暴，亦不待南京大屠殺而後始為世人所知。
李鴻章論敵我優劣
「高升」號沉沒的訊息傳入北京之後，舉朝大譁。眾議均以我海軍亦有鐵甲多艘，運兵增援，為何不派充足艦艇護送，致有此失？損兵折將，實因我海軍將領，尤其是丁汝昌「畏葸無能，巧滑避敵」之所致。光緒帝盛怒之下，其後竟將丁汝昌「革職留任」，要他「戴罪圖功」。主戰廷臣翁同龢、李鴻藻與慶親王奕劻等，甚至奏請連李鴻章亦一道撤職，東事由朝廷直接指揮。不幸的是李鴻章那時卻是大清朝廷中一個無人可以代替的全能宰相。如今他雖是全朝公敵，實際責任還非由他一人擔任不可，尤其是日軍在朝，此時正得寸進尺，攻佔牙山（7月29日）之後，已進窺平壤。清廷不甘示弱，乃於8月1日與日本同時「宣戰」。宣戰之後，清廷一面增調大軍，進援平壤；一面嚴令北洋艦隊向黃海出擊，與倭艦決戰。這時丁汝昌亦因屢遭委屈，受氣已多，亦迭向鴻章陳情：不顧生死，出海與倭人一拼。然鴻章老謀深算，知彼知己，終不忍將數十年撫育的寵物，負氣一擲。他一面仍嚴令汝昌，不許輕易出海覓戰；一面密奏小皇帝，力陳海軍不應輕擲之道。這篇有血有肉、情辭懇切的密奏，光緒讀之，亦為之動容。筆者不學，竊思我們讀者作者，亦有細讀的價值，謹抄全文如下：
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汐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穹甲，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舊愈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敏活，應以船行之遲速為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亦便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大國講求船政，以鐵甲為主，必以極快船隻為輔，胥是道也。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1889）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造在先，當時西人船機學尚未精造至此，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為極速，今則至二十餘海里矣。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1888）後，我軍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將領屢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諮瀆請。臣當躬任其咎。倭人心計譎深，乘我力難添購之際，逐年增置，臣前於豫籌戰備折內奏稱，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即因快船不敵而言。倘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萬一挫失，即設法添購亦不濟急。惟不必定與拼擊，今日海軍力量，以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餘。用兵之道，貴於知己知彼，捨短取長，此臣所為兢兢焉，以保船制敵為要，不敢輕於一擲，以求諒於局外者也。似不應以不量力而輕進，轉相苛責。丁汝昌從前剿辦粵捻，曾經大敵，疊著戰功。留直後即令統帶水師，屢至西洋，藉資歷練。及創辦海軍，簡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軍將才，尚無出其右者，若另調人員於海軍機輪理法全未嫻習，情形又生，更慮僨事貽誤，臣所不敢出也。（見《奏稿》78，第53頁；《清實錄》345；《年（日）譜》，第271頁）
李鴻章這件密奏繕發於1894年8月29日（清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他絕沒有想到，半個月之後，中日黃海大戰爆發，經過四個半小時的血戰，他苦心孤詣扶植起來的心頭肉、掌上珠，還是被「一舉輕擲」了。
劣等洋員的讕言不可信
西元1894年9月17日，也就是清歷光緒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是我國近現代史上一個有決定性的日子。這天下午，我國第一支、高踞當時世界第八位的現代海軍——北洋艦隊，在黃海之上，大東溝海面，與日本第一支現代化海軍——聯合艦隊，發生了遭遇戰。雙方血戰四個半小時才鳴金收兵，未分勝負。當然，我方的損失遠大於敵方。
這一戰，在雙方都是破題第一遭。在我國近代軍事史上，可能更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以現代武器、現代組織、現代法則所打的大規模的現代戰爭。除此之外，連臺兒莊之役乃至印緬戰場，都只能說是一窩「爛仗」。
這場戰爭是怎樣打的呢？百年來史家著述甚豐。但是故事大都是千篇一律，把黃海之戰抹黑，把我們海軍裡大批的殉國英雄說成狗熊。首倡其說的原是一些當年海軍裡自高自大的洋員，尤其是那位英國浪人癟三泰樂爾（williamferdinandtyler）。泰氏曾親歷黃海之戰。且在他的回憶錄裡（pullingstringsindon：constable&co.，1929）寫了一些親歷記。後來史家就根據他的故事，人云亦云地講了幾十年以迄於今。
筆者在當學生時，也對他的故事篤信不疑。後來教書海外，把他的回憶錄指定做參考書而細讀之，便懷疑起來了。等到在洋社會住了數十年，摸透了那些洋冒險家到殖民地國家打天下的醜惡底子，我對他的故事就徹底否定了。
泰樂爾1865年生於英國農村，在他的祖國裡他小學也未畢業。後來到一艘商船當技工，才申請到在英國海軍受連制服都要自購的「備役」訓練一年。據他自述，曾取得英海軍「備役中尉」（sub-lieutenantr.）的資格。1888年他到上海掘金，想在中國海關謀一「室內工作」（indoorstaff），但是海關人事室卻把他分配到海關巡邏艇上去當個小職員或水手。在這兒他一干五年，1895年經人介紹進入中國海軍旗艦「定遠」號當差。不久便碰上了黃海之戰。
泰樂爾在「定遠」號上當的什麼差事呢？他在回憶錄裡說他是定遠號的「副船長」（co-commander）——他這牛皮可吹得太大了。且看上文所述，那位天津水師畢業、德國留學歸來的黎元洪，在定遠上只當個「炮弁」，他至少會放炮嘛！泰樂爾除掉碧眼黃鬚之外，他會放啥子呢？
無獨有偶，那位在鎮遠艦上服務的美籍洋員馬吉芬（philo-giffin），原任美軍少尉，來華教操，後來也自吹自擂說他曾是鎮遠的船長（commander）呢！其實他二人都只是兩個水兵級的「營混子」而已。
不特此也。黃海戰後，那位有提督銜的德籍顧問漢納根（constantinvonhanneken）辭職了。李鴻章又找了一個英籍拖船駕駛麥格祿（johnmc-clure）來補其缺。麥格祿原來也是個一無所長的酒鬼，出任有提督銜的總顧問，就自認為是中國海軍的副司令了。泰樂爾對此缺也垂涎欲滴，因此對麥某也嫉忌不堪，弄得這兩位英國浪人終身不和。
這兒的問題便是：李鴻章為什麼要找這些爛仔在海軍裡鬼混呢？這大概是因為在他處理內政和外交上，「洋員」（尤其英國人）都是個必需品。但他又不願僱用有真才實學者。有真才實學者如琅威理，就必然要抓權。在海軍裡抓權，則海軍裡就要再出個赫德了。中國有一個赫德已嫌太多，再來個赫德，中國豈不要亡國？所以琅威理一怒而去，老李也就由他去了。——琅威理怎能建設中國海軍呢？充其量把中國海軍建成個印度海軍罷了。此老李所深知也。所以麥格祿、泰樂爾者，老李麾下一些蝦兵蟹將、小棋子而已，什麼鳥「洋將」「洋員」哉？但是，把這些爛仔混入軍中，軍中將士對他們的反應就不一樣了。在那個崇洋時代，一般將士，包括丁汝昌，對他們都會崇而敬之。但是，對那些自己也洋過了頭的人，像劉步蟾、林泰曾、嚴宗光、方伯謙等，就不會把這些一無所長的洋混子看在眼裡了。
因此，泰樂爾躋身定遠之內，對一般兵將他可七拼八撞，但在劉管帶面前，那就是小鬼見閻王了。甚至連英語會話、作文，劉步蟾可能也高他一籌——泰樂爾的英文風格十分低下。他原來連小學也沒畢業嘛！怎能寫出好文章呢？
因而泰樂爾在後來所寫的回憶錄裡，要不惜一切醜化劉步蟾。情見乎辭，以洩其咬牙切齒之積恨。他這種書，歷史家惡可據為信史呢？不幸，在張蔭麟（1905—1942）教授以後，我國史家、作家，竟然偏信了數十年，此筆者不揣淺薄，希望據實稍為扭轉之也。
大東溝血戰真相
前節已略言之。在豐島一役之後，敵我優劣畢露。鴻章深知，鏖戰於大洋之上我艦隊斷非日艦之對手，因而避戰之心愈切。我艦游弋，只許自威海衛、旅順至鴨綠江口之一線，不許越境禦敵。然李氏退避之策，終難執行。蓋海軍避戰，陸軍屢敗，最後必至避無可避之絕境。再者，清廷已對日宣戰，海道向朝鮮增兵，艦艇護航有責，又從何避起呢？果然牙山既失，平壤吃緊，清廷續調劉盛休部銘軍4000人於9月16日自大沽出發，由丁汝昌率北洋艦隊自中途護送去朝，增援平壤。日艦得報遂集中其最精銳之艦艇12艘於鴨綠江口外之大東溝一帶，伺我艦返航時加以邀擊。我艦避無可避。兩軍遭遇於大東溝上，一場慘烈的中日黃海血戰，便在9月17日中午12時50分，正式爆發了。
這次黃海之戰，百年來史籍滋多。史家亦時有異辭。然去其傳言妄語，根據史實，擇要簡述之，真相大致如後。
我方護航艦艇，於9月17日抵達大東溝者，計有18艘。其中鎮中、鎮南兩炮艦（均重440噸），率魚雷艇四艘護兵入港。平遠、廣丙兩艦則在口外下錨。餘十艦為北洋主力，則下錨於口外12海里之海面。十艦中計有：
定遠（旗艦）、鎮遠二主力艦，各重7000噸，各有14英寸裝甲，12英寸巨炮各4尊，時速均為14.5海里；
致遠、濟遠、靖遠、來遠、經遠鋼質巡洋艦5艘，各重兩三千噸不等，各種口徑鋼炮十餘尊，時速大致15至18海里之間；
超勇、揚威、廣甲三炮艇，各重1300噸，各有炮十餘尊，時速15海里。
我艦隊此時之重大弱點，蓋為：一、無新船。所有艦艇均為1888年前下水之舊式戰船；二、我艦無快炮。李鴻章勉力所購之12尊，此時尚未及安裝。
而此時在大東溝外，伺機攔擊我船之敵艦12艘，其性質則正是我艦之反面。其12艦中，計有：一、三四千噸之巡洋艦吉野、秋津洲、松島（旗艦）、千代田、嚴島、橋立、赤城七艦為1888年以後始下水之新船。吉野、松島等五艦且為19世紀末之嶄新（brand-new）產品。二、各新船之時速均在18海里以上，吉野則23海里也。三、日艦新船均配有速射炮。四、日方老式艦艇，除比叡外，其他如高千穗、浪速、扶桑、西京丸皆鋼質。船既不老，裝置彌新。
朋友，現代化海空戰，全打科技，全打年代。時新一年，技高一籌，就逼手逼腳。人海戰術、血氣之勇，中古打法也。抗戰中期，日機在我成都機場著陸，取走中山先生遺像，留下戰書向我空軍挑戰。我健兒不理他。但是我最高當局忍無可忍，拍桌嚴令應戰。結果璧山一仗，只有我領隊兩位大隊長開了槍。其他健兒尚未及扳機開火，便紛紛墜毀如秋風落葉。從此，我們在後方就只有抱頭挨炸之份了。——此事餘聞之於當年參戰英雄，想我空軍舊檔中，應有案可稽也。——甲午黃海之戰，正是如此。
且說9月17日中午，大東溝上我海軍將士正吃完午餐，警報東南海面發現敵船。我艦乃起錨，列陣，迎了上去。
據說，我原隊形為兩主力艦平行居首，餘艦排成雙行尾隨於後。然全隊啟碇不久，副帥劉步蟾忽改傳旗令，變原船陣為一字橫排。伸張兩翼，向敵陣包圍上去。
何以劉氏中途改變隊形呢？據泰樂爾說是起於劉的膽怯和自私。他故意要暴露兩翼小船以餌敵，庶幾敵船將不致攻擊劉所乘之旗艦云云。泰樂爾更強調說，劉氏這一變隊陰謀，連在吊橋上觀察敵情之丁汝昌和漢納根均未發覺，只有他泰樂爾看出了。然大錯已成，無法改回，他乃向丁、漢二主帥建議，將錯就錯，令全隊右轉迎敵。丁氏稱善。泰氏自稱，他乃躍回司令塔要劉步蟾改變航向，右轉四度。劉佯從而陰違，口囑司舵曰「舵向左」（port），即改定遠航向向右也。然旋又低聲囑舵手「且慢、且慢」（steady,steady），結果艦止不動。泰樂爾說，他見劉步蟾抗命乃大憤，厲聲向劉辱罵，並躍上司令塔頂，攀上吊橋向丁報告。此時漢納根已因指揮旗尉他去，只丁汝昌一人在吊橋上，他二人言語不通，未能即時糾正劉步蟾之錯誤。即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劉步蟾忽下令開炮。四炮齊發，竟將吊橋震斷。丁汝昌墜地受傷，他自己也摔得雙目失明，不省人事……自此中國船陣大亂，終致不可收拾云云。（見上引泰樂爾自傳，第50頁）
上面這段泰樂爾所描述的故事，以後竟被張蔭麟、郭廷以諸教授，乃至其後無數著述家引證為海戰信史，並對劉步蟾隨意詆辱。吾友rawlinson後來在哈佛大學撰寫博士論文（導師為費正清教授），亦持此說，信而不疑。（見上引rawlinson之china’sstrugglefornavaldevelopment，1839—1895，p.175，179—180.）
讀者賢達，您相信泰樂爾在事後30多年才寫出的這段故事嗎？——我個人是始信而終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