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泰氏在定遠艦上向未參加過軍事會議。他不夠資格嘛！這也是他在書中公開承認的。在他們眾艦長必然都參加的軍事會議裡，原議是否是「縱陣」（lineahead）？縱為「縱陣」，是否一定不能改為「橫陣」（lineabreast）？原議詳情，後人不知也。泰樂爾當時不夠資格過問此事，因此他在當時亦不知也。30多年之後，重要當事人死絕了，他才著書編造，漏洞百出。我輩治史者，能有疑處不疑？！
[附註]其實此一變縱陣為橫陣之命令，據戚其章所獲原檔案，實出自丁汝昌的直介面令。泰氏毫無所知，實是信口胡說。
第二，變換陣形，事關十艦，左右數千碼，是何等大事。這種變換，丁汝昌、漢納根近在督戰吊橋之上，林泰曾總兵（師長）近在鄰船，居然都未看到，只有他這一無職守的營混子、無事忙發現了，由他來提出警告，三位正副主帥才聽他建議來匆忙改正。他是老幾？！這分明是一派讕言！
第三，丁汝昌不能實際指揮作戰，騎兵出身的漢納根原是炮臺工程師，對海軍也是外行。指揮主力艦作戰的司令官原是一種最高階的「技術官員」（technocrat），所用專業技術語言，在早期中國，全屬英語，日本亦然（此亦泰樂爾自覺神氣的主要原因）。所以中日黃海之戰時，雙方實際指揮官皆為副帥。在我方為副帥劉步蟾，在日方則為副帥東鄉平八郎——這兩位格林威治的老同學。步蟾恃才傲物，他把個真正的英國海軍司令琅威理（上校）且視同無物，怎能把這個營混子、小水手，自稱「備役中尉」的泰樂爾放在眼裡呢？！泰樂爾吃氣在心，所以後來著書，乃一意以罵劉為職志。其含恨之深，誣衊劉步蟾之刻毒，簡直匪夷所思！筆者因限於篇幅，未能多譯。須知定遠當年是我軍旗艦，在這一莊嚴軍營之內，士卒途遇主帥，是要「目迎八步、目送八步」的。泰樂爾在其書內把自己寫成一個跳樑小醜，三位主帥都聽其指揮，最後竟至厲聲辱罵（curse）司令官。自我膨脹，一至於此，真是不要臉至極！
第四，縱陣、橫陣之優劣，在當時海軍操典上，原是各有其說的。至於陣形之變換，令旗一扯，一個立正向左（右）轉，橫陣也立刻可以變為縱陣。其他如由單行變雙行，由方陣變圓陣，雙向行駛，忽前忽後，忽快忽慢，在重洋之上，指揮作戰，依敵情變化而判斷之，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斯皆主帥之責，偏末小卒，何能瞭解呢？泰樂爾這個「洋營混子」，縱在晚年著書，對此仍一無所知也。他小學未嘗卒業，常識不足故也。但是這洋癟三信口編造成篇，居然騙了我國並不知兵的史學界至數十年之久，亦可驚矣。
我艦一字排開，敵船錐形突擊
當然上述主帥作業，要能得心應手，如臂使指，就一定要將士訓練有素，船械裝置新穎，才能制敵機先——那時我軍船械過時、炮上曬褲，一時頗難做到，可是日本人卻做到了。
當敵我於17日中午12時50分接仗時，我十艦排成一字橫陣，定、鎮居中。定遠之左列各艦以次為靖遠、致遠、廣甲、濟遠四艦。鎮遠之右則為來遠、經遠、超勇、揚威也。十艦以六海里時速，排列前進。然兩翼尖端船小，速度較慢，以致「一」字漸成弧形。
迎頭而來之日艦12艘，則分為前後兩隊，以「吉野」號等四艦居首為游擊隊，以松島旗艦為首，餘八艦分兩行跟進，是為本隊，以十海里時速，向我撲來。
當敵我距離接近八千碼時，我方首發巨炮，因炮震橋斷，丁提督被摔落於地，身受重傷，口吐黃水，足折不能行。船員乃抬其入艙包紮，丁堅拒不許，遂坐於甲板上過道之側，督戰到底。彼可目睹合船將士操作，船面將士亦可時見主帥所在。
此時日艦距我既近，乃以巨炮還擊，並由吉野率領前鋒突擊隊，加快速度至14海里，隨即直穿我右翼而過。速射炮數十尊，左右開弓，一時俱發，彈下如雨。我鎮、定二主力，直接中彈百十發，死傷枕藉。甲板上之檣桅、瞭望臺、帥旗、令旗，以及懸旗繩索，悉被敵方之密集速射炮火轟毀殆盡。所幸由於裝甲堅厚，敵十英寸巨彈，亦只能穿甲五英寸，以致兩艦始終有傷無險，並逼近敵艦，發炮還擊。唯我右翼之小船，尤其是超勇、揚威兩艦，不勝負荷。船身中彈數十發，引起大火。我將士雖捨命撲救，終難控制。揚威原在右翼尖端，被迫外駛避炮，不幸受傷過重，火勢蔓延，全船盡毀。掙扎愈時，終致無救。全軍棄船時，管帶林履中蹈海自殺。海上存者65人，卒為我一趕來應援之魚雷艇救起，駛出戰場。
敵方前鋒突擊隊，既以疾駛速射，穿我右翼而過之後，乃再向右急馳，繞過我鎮、定二主力之尾部，擬再右旋衝折我左翼，與隨後而來之本隊八艦，形成包圍圈，圍攻我定、鎮二艦為首之主力，作殲滅戰。
然正當吉野二度右轉擬自後方衝我左翼時，我平遠艦適自大東溝之北部，率魚雷艇四艘趕來參戰。吉野見狀，乃舍我左翼，改道撲我平遠。我平遠管帶早知平遠非吉野之敵，乃掉頭並飭雷艇四散避之。吉野無所獲，遂又奔向我艦，擬與其隨後繞我而來之敵艦本隊圍攻我主力、轟沉我輔艦。
末世友情，人不如狗
此時敵我鏖戰激烈，大東溝上煙霧彌天，風雲變色。
當敵艦本隊隨其突擊隊衝向我右翼，擬繞我主力做大包圍時，我右翼諸艦拼死抗拒，亦發炮如雷。唯此時我超勇炮艦，已受重傷，大火不熄，船身傾斜，敵本隊乃以快艇快炮輪番攻之，超勇卒被擊沉。管帶黃建勳隨眾落水。當時有人拋長繩系救生圈救之，黃推繩不就，遂隨超勇自沉殉國。
我軍左翼自吉野折返後，戰況亦至激烈。我致遠艦拼死抗戰，中彈累累，船身已受重傷。致遠管帶鄧世昌見敵船縱橫馳騁，率領諸艦進攻，對我艦為害最大者，厥為敵艦「吉野」號。若去此酋，則我軍頹勢或可稍轉。乃伺機取好角度以全速向吉野撞去，擬以重傷我船與敵艦同歸於盡。當兩船迫近，同沉勢在不免時，敵我船員均大驚大譁。孰知致遠半途竟被敵方魚雷擊中要害，鍋爐爆裂，壯舉成空——而該魚雷原定目標本是定遠旗艦，中途誤中致遠，救了吉野。也是天意。
當致遠沉沒時，管帶鄧世昌與合船戰士250人同時墜海（後只七人生還）。其時僚屬有以救生木給世昌者。世昌推木不就。當年海軍將士生活西化，世昌在艦上本蓄有二犬，如今該犬亦隨主人同時墜海。此二犬希圖搭救世昌，乃銜其臂不令沉沒。世昌推去之。此犬竟游回再銜其發以圖拯救，世昌終於抱犬同沉。
這一幕重洋之上，活生生的「義犬救主記」，真令人感嘆。將來如有朝一日，我黃海血戰殉國將士含冤得雪，立碑平反，則此兩頭義犬，也應該勒石紀念啊！
竊念我人，生逢末世，道德陵夷。數十年友情往往為私心所蔽，為芥末之微的小名小利之惑而竟不惜投井下石，捐之一旦。比諸此犬，真是人不如狗，思之慨然。
世昌死前之激憤，或言與省籍情結亦不無關係。世昌粵人，而當時海軍將士多為閩人。臨危相救，世昌或嫌閩人對粵人略有軒輊雲。（以上故事多采自rawlinson著前書；吳相湘等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六冊，《甲午中國海軍戰績考》；前引戚其章書與其他若干中西史料。）
濟遠和廣甲的疑案
致遠既沉，我艦隊左翼頓折。敵艦乃以優勢火力與優勢速率，輪番圍攻我經遠。經遠不支，終於下午4點40分為日艦擊沉，管帶林永升陣亡。合船死難者凡272人，生還者只16人。（見同上）
我致遠、經遠相繼沉沒之後，所餘之濟遠、廣甲二船，如不及時逃出戰場，必被擊沉無疑。廣甲原為我福州自制之木殼鐵質千噸小船，本不堪一戰。只是廣甲撤退時，因管帶吳敬榮判斷錯誤而觸礁不起。全體船員（包括黎元洪）撤出之後，翌日始被巡弋日艦所毀。
至於濟遠疑案，則至今不能解。濟遠在黃海之戰時，戰爭未終，即全艦而返。濟遠歸來如系「臨陣脫逃」，則其管帶方伯謙其後之被「正法」（砍頭），實罪有應得。然該艦如系「力竭撤退」，則在那軍中通訊被割，請命無由的情況之下，全艦而歸，理應嘉獎呢！
總之，方管帶之死，軍中哀之，洋員亦不服。敵軍主帥亦感驚異，蓋伯謙在豐島之役，以一船敵三艦，表現至為優異也。大東溝之戰，濟遠發炮過多，炮盤為之熔化，而方氏終遭「軍前正法」者，顯似李老總或小皇帝一怒使然。伯謙之死，是軍中無法，未經過「公平審判」（fairtrial）也。人主紅筆一勾，小臣人頭落地，中古幹法也。以中古帝王辦法，打現代國際戰爭，宜其全軍盡墨也。在下落筆萬言，未開一槍，私衷所欲闡明者，旨在斯乎？！
劉步蟾戰績輝煌
前節已言之，黃海一役，實際指揮作戰之主帥為劉步蟾也。步蟾接仗之初，麾下原有十艦。經四小時血戰之後，我方有六艦或沉或毀或逃已如上述（另二艦平遠、廣丙未參戰），然此六艦之損失實為器械窳劣所致，非主帥指揮錯誤有以致之也。以超勇、揚威、廣甲各蚊船，置之兩翼，置之排尾，其結果不會兩樣，則縱陣、橫陣雲乎哉？
四個半小時之後，步蟾只剩四船——定遠、鎮遠、來遠、靖遠也。其時來遠全船著火，樑柱皆曲，已不成船形，猶與敵艦炮戰未已。
定遠、鎮遠二艦連續血戰四小時有半。二艦共中重炮彈3700餘發，遍體如麻。據日人統計，定遠一艦獨中輕重炮彈即不下2000發。蓋血戰自始至終，日方即以我二主力艦為攻擊重心。二艦被摧，則我勢必全軍盡墨，毋待三月後之劉公島也。
定、鎮二艦各長300英尺，於四小時內，各中敵炮千彈以上。如此則船內官兵承受如何，不難想象也。泰樂爾即兩耳鼓被震破，終身重聽。丁汝昌、劉步蟾耳鼓如何，吾人不知也。
我兩艦共有12英寸巨炮八尊。四小時中共發12英寸彈197枚，有十彈直接命中。不幸我艦無戰場經驗，每炮只有「爆炸彈」15枚。其中一枚直接擊中敵松島旗艦，死敵80餘人，器械盡毀。伊東祐亨被迫另換旗艦。此12英寸爆炸彈威力可知。
爆炸彈之外，我艦多的是「穿甲彈」，而敵艦無重甲。穿甲彈攻力雖猛，過猛反而無用。我有兩穿甲彈直接擊中敵艦西京丸。然兩彈皆穿船而過，把西京丸鑿了四孔，而全船無恙。
我各艦小炮共發482彈，有58彈直接擊中敵船。敵艦「比叡」號被我圍攻，獨中22彈，幾被擊沉。我一魚雷亦嘗直射敵船，不意此雷迫近敵艦時，竟潛入船底之下，穿船而過。敵人全船大驚，然卒有驚無傷，亦我國運不濟，戰神搗鬼也。
綜計全戰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15%。我艦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達10%。
敵艦快捷如鯊魚，要來便來，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我亦不能追擊。
然我主力艦則沉重如大海龜，任你捶打，也不會下沉，鯊魚亦奈何不得。
雙方廝殺，難解難分。至下午5時半，我12英寸巨彈只剩下三枚，而伊東深恐天黑，我魚雷艇逞兇，乃收隊而逃。劉步蟾鼓浪追之數海里，速度不及，愈追愈遠，乃收隊而歸。——結束了這場黃海血戰。
讀者賢達，您讀畢上列諸節的真實故事，該知劉步蟾、丁汝昌並非飯桶。大清不亡，我軍不敗，實無天理，然非戰之罪也。我輩臧否先烈先賢，可不慎哉？願與賢明讀者共勉之。
【1994年9月30日脫稿於北美洲】
四、一百年後回看戊戌變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史中，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承擔了無數次大小「革命」，也有變法。粗淺地說來，「革命」易而「變法」難也。蓋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則敵我分明、物件顯著，而手段單純。變法者，變自己之法也。變自己之法則物件不明、敵我難分，而手段千變萬化也。毛澤東不言乎：「矛盾」有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別也。敵我矛盾可以一槍了事，人民內部矛盾則抽刀斷水，沾漣不盡矣。「變法」者亦「人民內部的矛盾」之一種也。
君不見戊戌之變時有新舊之爭、帝后之爭、母子之爭，甚至婆媳之爭。帝黨中有後黨，後黨中亦有帝黨。開衙門、關衙門，糾纏不盡！
蘇東坡不也說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蘇子這話，並未說透。談時政、評當朝，當局者固迷，旁觀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報攤上去翻翻，有幾位大家名筆不在自說自話，甚至瞎說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變法？非也。時間因素不夠嘛！等它一百年，再回頭看看，自會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談談一百年前的戊戌變法。
「社會轉型」需時數百年
有人或嫌我們「轉型」（也可說是「現代化」吧）太慢了一點。君不見日本轉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嗎？其實日本轉型是個例外（容後節細論之），其他民族社會轉型，均需三兩百年始見膚功也。
我國古代的商鞅變法自西元前356年變起，至前221年始皇統一凡130餘年，始搞出「秦政法」（毛澤東語）來。但是秦皇「任刑太過」（顧炎武語），再繼續向前「轉」進。又實驗了100餘年，至漢武帝以後才慢慢地搞出個「霸王道雜之」（漢宣帝劉詢的話）的中央集權文官制和重農輕商的大帝國的「定型」來。這一漢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2000餘年，基本上沒有原則性的改變。在始皇前、武帝后這兩個定型之間，「轉型期」延長至300餘年！
近代歐洲社會的轉型，實始於14世紀初年（1300）的文藝復興。一轉也是300餘年，直至17世紀（1600）之末，才逐漸「定型」；變成以自由個體為社會基礎，以大規模機器生產為財富來源的「資本主義」（capitalistic）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和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government）來。這一現代西方的「定型」已維持了400餘年。可是在1991年年底蘇聯解體，原蘇聯各邦同意再組邦聯。西歐各國與此同時也正在大搞其「幣同型」（commoncurrency），一個新的西方政治社會的「轉型期」又已顯其端倪矣。——現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尚前途漫漫，而當代西方社會又已開始轉型，這大概是現代科技快速發展的必然後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會轉型史中，日本轉得最快。1868年明治維新後，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躋身世界先進強權之列。這可能是由於維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與中古歐洲封建制的基本形態甚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實行「歐化」（歐洲式的現代化），則社會發展程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鳴驚人了；另一點則是島居小邦的關係。西方的現代化，尤其是「經濟起飛」，都是從「小邦」（smallstate）開始實行的[而現在又逐漸走向大型的經濟邦聯（economiccommonwealth）]；美國獨立之初不也是13個小邦的邦聯嗎？現在亞洲的「四條小龍」還不是四個「小邦」？
我們中國是個有特殊歷史和「亞洲式社會」（asiaticsociety）背景的大國，一旦搞起「西式」的「現代化」（簡稱「西化」）來，鑿枘不投，就沒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麼輕鬆了。我們搞「西化」，尤其是搞脫胎換骨的「全盤西化」，那就要迂迴曲折地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慢慢向前爬行了。——康梁變法便是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盤西化」的胡適則是另一小段的領袖。
固有文化的「現代」處理
「全盤西化」這個口號多嚇人！胡適原來就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咒罵之下，這位調和性極重的啟蒙大師乃改口說什麼「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實「充分世界化」這口號大有語病，甚至欠通。「全盤西化」這口號聽來雖嚇人，但是我們今天如把中小學教科書翻開來看看，其中除掉我們繼續用筷子吃飯一些小事物之外，還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來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們幾乎在不知不覺之間，是真的「全盤西化」了。
可是我們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無可取哉？——怎能如此說呢？「中國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禮，甚或佔「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說一無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屬於前一形態或中古形態的文化了。它要經過一個痛苦的西式「現代化」（二次大戰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屬於轉型期以後的次一形態或現代形態。
我國固有文明裡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孔孟之道、四維八德……無一不需「現代化」（包括「科學化」「民主化」）的處理始能適應於次一形態的社會，無一不經現代化處理而能公之於全人類（世界化）的。因此所謂「西方文明」，非本質優於我「東方文明」也。近300年來西風之所以能壓倒東風者——包括西方小說之能夠壓倒東方小說者——「固有」與「現代」之別也。近百年來吾人所見之所謂「西方文明」者，「現代文明」也。他們通過這個「現代化程式」，早於我們300年；而吾人口口聲聲所說之「東方文明」者，仍停滯在「現代化」前期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諸「現代文明」就相形見絀了。等到東西兩個「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現代化的程式，到那時兩個「現代文明」截長補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們如果要把全部「中國固有文明」都加以現代化處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分段前進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所領導的「戊戌變法」，便是這「分段前進」的「現代化運動」中的一小段——集中於「政治現代化」的一小段。
從「科技現代化」到「政治現代化」
但是康、梁所領導的這「一小段」又是整個的「現代化運動」中的哪一段？
曰：從2000年的中國通史來看，它是第二個「轉型期」中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階段」。「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進」「緩進」二派。急進派以孫文為首。他們搞的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暴力革命，以美為師。緩進派則以康有為為首。他們主張「變法維新、君主立憲」，和平演變，排除暴力，以英國製為鵠的。——這兩派之同時興起、殊途同歸，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的挫敗，清廷喪權辱國的影響。在此之前，這兩派原都寄望於「同治中興」（1862—1874）期間及至甲午戰前，中興名臣所推動的以科技為主，以船、炮、路、礦為內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謂「洋務運動」。
這種早期的「新政」，事實上便是我國「現代化運動」中的「第一階段」，也就是「科技現代化」的階段。再用個最新的名詞，那就叫作「四個現代化」吧。
其實搞這四個現代化的老祖宗還不是李鴻章等「中興名臣」呢！它的兩位老祖宗是林則徐（1785—1850）和徐繼畲（1795—1873）兩位總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1794—1857）在鴉片戰爭時期就開始呼籲改制，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見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版《海國圖志》序）。魏之所謂「夷之長技」者，用目前的語言來說，那就是「西方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也就是「科技現代化」，即「四個現代化」。——140多年之後，我們搞「洋務」的歷史又「重演」一次罷了。
科技現代化經林、徐二公首倡之後，至同治中興，竟成顯學。一時新政雲湧，人才輩出，中興名臣如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陳寶箴、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等，把四個現代化實在搞得有聲有色。雖然我們歷史家一直在咒罵昏聵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軍、修鐵路（天津到瀋陽）之款數千萬兩，拿去修治頤和園。縱使如此，我們的海軍那時在規模上，還是超過日本的，路礦的資源就更不必談了。自鴉片戰敗（1842）之後，我們苦苦地搞「四化」，搞了52年之久，縱自「同治中興」算起也有32年，誰知至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之役，那些罈罈罐罐，被東洋鬼幾炮就打掉了。
我們甲午戰敗（1895），非由於器械之不精也，資源之不廣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們之敗，是敗在顢頇落伍、貪汙無能的政治制度——我們的「祖制」，也就是屬於前一形態的老制度。搞「堅船利炮」搞了數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夢初醒。原來沒有個趕上時代的政治制度，則縱有超等的堅船利炮，舊瓶裝新酒，也無濟於事。
遠在80多年前，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他們那時所堅持的「變法改制」這個大方向，正和大陸今天的改革開放一樣，是歷史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時代精神。除了最無知、守舊和自私的少數冬烘之外，基本上是無人反對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內）。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1894—1898）之間，主張變法改制的時論和奏章，真如狂風暴雨，雪片飛來。在當時這類文獻裡，我們讀得最沉痛的，莫過於日本的戰勝者，對我國戰敗者的「勸降書」了。
一封沉痛的日本「勸降書」
在中日甲午之戰的後期，我國當時最現代化的北洋艦隊，被日方打得幾乎全軍覆沒之時，剩下的幾艘殘艦，於1895年2月由海軍提督（海軍總司令）丁汝昌率領退守威海衛，被日艦重重包圍，走投無路。當丁提督與他的高階僚屬海軍總兵張文宣正預備自殺殉國之時，他收到一封敵軍主將的勸降書。這封勸降書值得一讀。以明國恥，以志其慟，今且節錄若干段原文於後：
大日本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祐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僕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僕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僕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審。……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北之因，苟使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能行於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脫之字，否則可能是譯者文字欠通順所致，因此函原稿為英文。]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以不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亡]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漢譯全文見王芸生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民國二十年，大公報出版，第2冊，第197—198頁。）
伊東此函作於1895年陽曆1月23日。十天之後（2月12日），丁汝昌就自殺了。
伊東這封「勸降書」雖算不得是我國清末變法改制的重要文獻，然此書出自把我海陸兩軍都打得全軍覆沒的敵軍主將之手，它對麻痺已久的中國朝野，簡直是一記「震擊治療」（shocktherapy），使戰敗國人民覺悟到「政治改革」實遠比「科技改革」更為重要。因為在此之前，倡導變法改制的雖亦大有人在——康有為第一次上書籲請改制，便在甲午戰爭的六年之前。康之前還有馮桂芬、容閎等人——但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認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這一次為日本小弟所戰敗，情況就不同了。再加上伊東這封連勸帶諷的勸降書，一朝傳出，對古老的大清帝國，真是一極大的震撼。自此以後「變法改制」的呼號乃如狂風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師徒，風雲際會，也就一馬當先了。康、梁師徒何以會有這樣的機運？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見分曉。
五、解剖康有為
前篇已言之。清末首倡除舊佈新，做「緩進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為並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觀察、成熟的理論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張變法改制者有如馮桂芬（1809—1874）和容閎（1828—1912）等人。甚至在位的李鴻章（1823—1901）也早已有此認識。但是在傳統士大夫陣營之內，首先以中西理論相結合，並化理論為行動，不眠不休地以推動變法為職志，結果禍延家國、名揚天下，終以變法專家載記史冊的，那就只有一個康有為了。——他是近代中國「現代化運動」這場長程「接力賽」中，第一個「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將。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個廣東佬孫中山，來接棒跑其「第三段」——那個「急進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專制政權）的階段。孫中山「建立民國」以後，問題仍是一籮筐，無法解決，才由胡適來接棒，跑其「第四段」——那個「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的文化革命階段。此是後話。續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話說回頭。在清末搞「緩進派」政治現代化——其實是「政治西化」（更正確一點地說，則是仿效「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為什麼輪到康、梁師徒來執其牛耳呢？道理很簡單，康、梁都是廣東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變法改制，廣東佬是得風氣之先的。那時候我們內地人把英美諸「夷」還看成只會製造殺人武器的野蠻民族呢！而當時的廣東佬耳聞目睹之餘，才開始承認野蠻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會制度，也遠遠超越我們呢！康、梁師徒便是當時在南方知識分子集團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
廣東、廣西兩省在我國數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落後地區。蓋漢族文化發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廣東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啟超說：「吾粵之在中國為邊徼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後於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見梁著《康有為傳》）。
可是三千年風水輪流轉。時至現代，漢家文化萎縮，西學東漸，則搞信奉洋教、變法維新、革命排滿的先進分子如洪秀全、容閎、孫文、康有為、梁啟超……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廣了。讓我們先把這位「康聖人」解剖一下。
解剖康有為
康有為（1858—1927）廣東南海人，長孫中山八歲。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聯軍入侵（1856—1860）之年。他生後六年，他的小同鄉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國就亡國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們那個百足之蟲的清朝大帝國，在咸豐皇帝北狩承德「龍馭賓天」，幼主登基、「兩宮垂簾」，太平軍與捻軍相繼覆滅之後，居然又搞出個「同治中興」（從1862年開始）的小康局面來。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興名臣」的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來，這個腐爛的王朝，倒頗有點「中興氣象」——至少政局還算安定。這一局面一直維持到甲午前夕。
[附註]1883年的中法之戰，對國內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響不大。劉銘傳在臺灣、馮子材在安南，畢竟還打了兩個小勝仗，足使當時朝野還儲存點幻想。
筆者走筆至此，又要擱筆嘆息兩聲：在同治中興時期的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興名臣」，被後來國、共兩黨的理論家、宣傳家，真罵得狗屁不值。可是我們一百年後，再回頭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進士、舉人（早一點的林則徐、徐繼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張（之洞）、翁（同龢）、陳（寶箴）、沈（葆楨）、劉（坤一）等，在後來能找到幾位？朋友，你能小視我們的「固有文化」和「科舉制度」？不幸的是他們都生在「轉型期」中，而屬於前一期的形態，不能應付後一形態的發展罷了。——民國以後的洋奴大班、黨棍政客，是不能同他們比的啊！——這也是康有為青少年期的文化環境。因此這位「大材槃槃、勝臣百倍」（翁同龢評語）的小康祖詒（有為學名），在乳臭未乾之時，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為「康聖人」了。
享有特權的小神童
他們南海康家，據有為自述，原是嶺南的書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輝是嘉慶舉人，曾任廣西布政使（俗稱「藩臺」，從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財兩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稱「臬臺」，三品官，為一省最高司法長官）；祖父康贊修是道光朝舉人，曾任連州訓導（州內管秀才的學官），升用廣州府教授（府學內的候補教育長官）。他父親康達初學歷雖低，也在江西做過知縣，不幸早死。因此有為早年教育的責任便全由祖父承擔了。以上是康有為的直系親屬。其他近支有官至巡撫、知府的。所以有為說他康家，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實以教授世其家」，至有為終成進士。（以上均據《康南海自編年譜》）
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權的。那時的農村裡既無學校，更沒有圖書館。少數兒童能有私塾可讀已是鳳毛麟角。縱有幸能進入私塾，而所讀的也只是些《三字經》、《百家姓》等啟蒙之書。能讀畢四書五經，那也就到此為止，其後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運三風水」的科舉考試了。為著參加考試，一般士子所能繼續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學。「帖括」者，用句現代話來說，就是「考試指南」、「託福捷徑」一類的書。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啟超），都是「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也」（梁啟超語）。——事實上一般士子，也無錢買經史之書。
可是康有為在他求學時代就不一樣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圖書，堂叔家還有座「二萬卷書樓」，古今典籍應有盡有，再加上一個身為名「教授」的祖父，終日耳提面命，有為本人又聰明好學，有神童之譽，因此他在11歲讀畢四書五經之後，就開始讀《綱鑑》《大清會典》《東華錄》及《明史》《三國志》等典籍，並不時翻閱《邸報》（近乎民國時代的政府公報），熟知朝政時事。腹有詩書、下筆成篇，有為自然就「異於群兒」。這也就養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壞脾氣。不過若論考試必備的「帖括之學」，他卻未必就高於「群兒」。因此在「四積陰功五讀書」的科場之中，康祖詒在廣州府連考了三次，到16歲時才搞了個「秀才」頭銜。——注意：比康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個科場中考秀才，三戰三北，才發瘋去見上帝的。
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
既然當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參加「鄉試」考「舉人」了。當年廣東人考鄉試可在兩處參加。一在本籍（廣州），而成績較優秀的秀才（監生和貢生），則可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所謂「北闈」中的「南皿」。「皿」字是「監」字的縮寫。南皿便是來自南方諸省的有資格進「國子監」（國立大學）的監生。鄉試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樣的「舉人」。可是考於北京的舉人可能就要比在廣州考取的舉人更光鮮些。
有為於19歲時（1876年），在廣州第一次參加鄉試，顯然是帖括之學未搞好，結果鄉試不售。三年之後（1879年）在叔父「督責」之下，重赴科場，又不售。再過三年（1882），有為換個地方，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還是名落孫山。
三戰三北，這時康有為已是個「老童生」。他易地參加北闈，可能就是為了避免在廣州科場出現尷尬場面。明清兩朝的社會中，是把「老童生趕科場」，當成笑話來講的。康有為自命不凡，是位極端倨傲的老少年。他顯然是受不了這種冷眼和暗笑，才避開鄉人進京趕考的，殊不知「北闈南皿」比廣州鄉試更要難上加難。蓋在廣州和他競爭的只是兩廣一帶的當地學生。參加北闈南皿，他就要與整個華南精英為敵，而南皿當年往往為江浙才士所包攬（參閱《清史稿·選舉志三》）。康祖詒舍易就難，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時的「傳統中國」裡，知識青年的「晉身之階」（theladderofsuccess）只有科舉這一條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著有專書論之。考場往往是「賺得英雄盡白頭」的牢房。我鄉某前輩，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壯心，老而彌堅，在「江南鄉試」中，前後一共參加了24次。最後一場失敗之後，曾賦詩自況曰：「可憐明遠樓頭月，已照寒生念四回。」「明遠樓」為南京考場所在地，而江南鄉試總是在中秋前後舉行之故云。這時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還有21次考中的機會呢！
果然1885年（光緒十一年乙酉），康祖詒28歲，又老起臉皮走入廣州考棚，去和當地的青少年一爭短長。榜發，又來個「鄉試不售」。三年又過去了，我們發現祖詒又在北京南皿試場出現，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緒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連續兩度落第。——計自1876年（光緒二年）至此（1889·光緒十五年），13年中，康童生六考六敗。這對一個自負極高的知識分子的心理的打擊，是不難想象的，虧他還有耐性和雄心。所幸蒼天不負苦心人。康有為本已絕意科場，欲終老山林。可是他敵不過可憐的寡母（三十左右開始守寡）和諸叔的強大壓力，在他36歲時（1893年），還要提著個「考籃」，再與一些十餘歲嘻嘻哈哈的小把戲，排隊走入廣州考棚，拼其最後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為這一次「中舉」了。——前後做了20年的「老童生」。其後時來運轉，連科及第。兩年之後，他在北京會試高中，居然當了「進士」——真如鄭板橋所說的：「如今脫得青衫去，一洗當年滿面羞。」——板橋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
學問是失意苦讀的收穫
康有為考秀才曾三戰三北，考舉人又考得六試不售。到後來由舉人考進士，反而一索即得，豈科舉考試真要靠「一命二運……」哉？其實考生勝敗之間，亦可另有解釋。蓋縣試、府試（考秀才）和鄉試（考舉人）的要點是文采重於學識。有文學天才的青少年再加點「帖括」（八股文）的訓練，就可以應付了。像「筆端常帶感情」的梁啟超就可以12歲「進學」成秀才，17歲中舉了，而中舉之後還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學問。他的老師康有為則正相反。康氏有學問而無文采。落筆無才氣就要見扼於有地方性的科場了。至於中進士、點翰林，光靠才氣就不夠了。赴考者總得有點真才實學和真知灼見。所以科舉時代，不通的舉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進）隨處皆有，狗屁的進士、翰林則不多見也——畢竟是國家的最高學位嘛！所以康有為六困於「鄉試」，一朝「會試」，他就以「會元」（會試第一名）自許了。
記得李宗仁代總統以前曾告訴我說：民國時代的職業軍官都是「桐油桶」。除掉裝桐油之外，就是廢物。其實科舉時代計程車子，也是桐油桶。除讀書、考試、做官之外，也百無一用。做官要科舉出身，考試及格。考試不及格，預備再考，帖括之外也沒什麼好預備的。但是也有少數士子，除掉預備考試之外，是為讀書而讀書的，讀久了也就可以變成一些專家學者。專家學者不停赴考再取得了功名，就成為有學問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國藩、張之洞那樣；專家學者始終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優遊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時心血來潮，也可搞搞無利而有名的「上皇帝書」。那時的中國既然沒有太多的官辦學堂，他們也可以辦學設校和開門授徒。——學問小的就做最起碼的「三家村塾師」（鄭板橋就做了半輩子塾師）；學問大的就辦私立大學、開書院，像東漢的「馬融絳帳」、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種書院了。
康有為正是這樣。他在1876年（光緒二年）19歲，第一次「鄉試不售」之後，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陣子塾師之後，乃投奔當時有名的進士、理學大儒朱次琦繼續學習。朱是一位大學者，康有為跟他學了不少東西，尤其是宋明理學。可是一學五六年還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學問」卻一天天地大起來——從儒學到佛學，從佛學到西學，熬了十年寒窗，竟然變成當時中外兼通的大字紙簍。因此在朱老師於1882年病死之後，有為又一再鄉試不售。在繼續當了一陣子蒙童塾師之後，他也就自我升級，試辦小書院，授徒講學了。
康有為那時因數度晉京，道遊港、滬、天津等洋碼頭，並專程遊長城、西湖，訪金山寺、黃鶴樓、白鹿洞等名勝古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交遊日廣。在名儒碩彥、達官貴人之間，論學衡文，評論國事，他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儔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頗負時譽。偶爾以老監生資格教讀廣州學宮，遠近學子，亦聞風向慕。在這些慕道者之間，居然有一位頗有才名的新科舉人，後來成為康聖人第一號大門徒的梁啟超（1873—1929）。這一「秀才老師、舉人學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聲價十倍了。
梁啟超投師始末
前段已言之，廣東新會縣出生的梁啟超是12歲「進學」，17歲「中舉」（都是虛齡）的神童。他在考中舉人時，竟被頗享時譽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許配給啟超為妻。這不用說是當時傳遍華南的師徒佳話。但是梁啟超是聰明的，他知道他這位新科舉人，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裡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學問」。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後，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書」（1888年）回來之後，便親自投拜門下，做了有為的第一號大門徒了。
梁之謁康是在他「己丑中舉」（康於同科落第）後一年，西元1890年（光緒十六年庚寅）。時康有為33歲，啟超18歲（虛齡）。據梁啟超回憶說，他自己那時是「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見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詞章訓詁康氏則斥之為「數百年無用舊學」。他師徒初見時自辰（上午八時）至戌（下午七時）一日之談，啟超覺得簡直是「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直至「竟夕不能寐」。從此梁舉人就盡棄所學，去向康秀才從頭學起了。
行文至此，筆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50年代中期某夕，餘隨侍先師胡適之先生談訓詁學終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詩數首，有句曰：「著書為探生民術，忍共胡郎辨爾吾。」適之師作《吾我篇》與《爾汝篇》時，才19歲。餘發此感嘆時已三十中年。歷經寇患內爭，家破人亡，自覺「數百年無用舊學」，不忍再為之肝腦塗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聖人，亦嘗發此感慨也。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覺信心大增。翌年（1891·光緒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諸高足簇擁之下，乃移居廣州「長興裡」，正式掛牌講學，這就是後來鬨傳海內的「萬木草堂」了。
讀史者皆知道萬木草堂是後來康、梁變法理論的溫床，也是戊戌變法的幹部養成所。但是康有為大師究竟在這所「堂」裡，講了些什麼學問和理論呢？這兒倒稍有釐清的必要。
聖人知道多少「西學」？
康有為當時在萬木草堂中，向梁啟超等學生所講的學問，總的說來，大致有兩大類：「西學」和「中學」。康山長（清朝書院院長例稱「山長」，康似未用此頭銜）在那裡又講了些什麼「西學」呢？原來他數度自廣州乘洋輪北上，去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時，途經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見「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康氏在內心欽佩之餘，乃大購漢譯西學之書，潛心閱讀。久之也就變成當時寡有的「西學」行家了（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五年己卯22歲諸節）。康有為這種經驗與體會，實在和孫中山早年乘海輪的觀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為清末提倡西學的先驅。這種不尋常的文化經驗，我們內地計程車大夫就望塵莫及了。
但是康有為不諳外語，而當時漢譯（或自日文重譯）西書，極其有限，且所譯亦均為最初級的作品。這些作品中所介紹的史學、文學和政治社會等科的內容，大致可比上五四運動以後的「高階中學教科書」的程度；至於所談的聲光電氣等自然科學，其程度則遠在「初中」之下了。不過康有為畢竟是位有「超進士」程度的儒家大學者，又是長於理學佛學的文章家，特別是善於演繹義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聞一知十、舉一反三——最長於望文生義，自己並不知其不知，就東扯西拉，大寫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實這不是「康子」一個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轉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繼康、梁之後，直至20世紀的八九十年代，為時人尊為國學大師，而好以聖賢自詡的學人，也每每自覺微吾曹則民族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者，都是害有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無不如此也。餘夜讀康子選集，至其《大同書》未嘗不掩卷長嘆。如此書生，真欲做「帝王師」耶？然自思論聰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為乃師是書而焚香頂禮，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時代的關係了。——這也就是筆者常說的笑話：若論對「天文學」的瞭解，則諸葛亮也比不上臺北街頭的一個小學生了。
吾友人每嘆今日之中國，是沒有產生一個「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結果。愚不謂然也。蓋真能扭轉乾坤，領導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濫調）通過這個「據亂世」、致「昇平」、入「太平」，長逾一個半世紀的「現代轉型期」，不能依賴一二至聖天賢，穩坐沙發之上，手不釋卷，而胡思亂想出來之所謂「主義」也、「思想」也。它要靠數不盡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people），乃至軍閥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綜合「經驗」「思想」「實踐」「試驗」等過程，並配合主觀和客觀的「機運」（chances&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積累而製造之也。哪兒能專靠一兩位「思想家」呢？
寫到這兒，我們也就要替「實驗主義」那個框框之內的歷史哲學家，尤其是杜威、胡適師徒的理論，說點公道話了。他們「實驗主義者」認為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之內（其實自然科學亦何嘗不然），是沒有什麼「終極真理」（ultimate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斷製造和不斷揚棄的程式之中的。
「實驗主義先生」和「孫中山國父」一樣，學名譜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譜，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個之多。曰「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也，曰「實用主義」（pragmatism）也，曰「機會主義」（opportunism）也，曰「機具主義」（instrumentalism）也。杜威的「實驗主義」事實上是個「實驗報告」（labreport）。他把美國這個大實驗室中，兩百年來實驗的結果，加以總結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適就不然了。胡氏沒有進過實驗室。他所著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談「概念」還不是多談「主義」，而他的「主義」，卻沒有觸及當時中國的實際「問題」。所以他那套「實驗主義」，很快就讓位了。
筆者在本節內寫了偌大一篇似乎與主題無關的議論，目的無非是想指明，把我國政治社會和文化形態從中古的東方式，轉型入現代的西方式，是多麼複雜的運動。歷史包袱太重，康有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點點中學程度的西學常識來搞變法維新，真是蚍蜉撼大樹，其失敗在起步之前就已決定了。百年回看戊戌變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聖人在儒學上的火候就不那麼簡單了。下面闢專篇再細論之。
六、「新學偽經」和「託古改制」
康有為在萬木草堂內所授的「西學」，包括他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開天闢地的體育課，都是些很原始的啟蒙性的東西，不值得多費筆墨，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後，便一筆帶過。
萬木草堂中學科的重點，是它的儒教「今文學」和康氏用今文學觀點所發展出來的兩本教科書《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所以今文學實在是康氏變法的「意蒂牢結」的根基所在。
康有為是在近代中國，受西學挑戰而奮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對傳統中國的學術思想和政治社會制度的瞭解，是蔚成宗師的，雖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國思想的偏鋒。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發展的中學偏鋒，與最幼稚的西學認知相結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為思想，並畫出他自己的「以君權行民權」的建國大綱的政治藍圖，再來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結果弄得人頭滾滾，一敗塗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標誌出中國現代化運動中一個承先啟後的重要階段。我們如不把康有為弄清楚，我們也就很難了解繼康而起的孫中山、陳獨秀、胡適、毛澤東、鄧小平了。康子這兩部大著，所講的又是些什麼內容呢？為康氏以後諸大家做導論，也為一般讀者做參考，且讓不學略事鉤沉。
「先師」和「素王」
我國漢代的今古文之爭，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到頭來反被古文家佔了上風。一言以蔽之，這就是「學術」和「政治」的關係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時的；搞學術的成就則是永恆的。東漢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學術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結」的都只是一些不學有術之士。
古文經學既被趕出了政治圈，和利祿絕了緣，三百餘年的演變，終於使它變成一項「純學術」的研究，皓首窮經的老學究們，一個接一個「窮」下去，乃開創了我國古典學術裡的註疏箋證、訓詁考據的主流學問來。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這種「科學實驗室的態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和「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適之，後來都網羅到「古文家」的隊伍裡去。而清初的「樸學家」，乾嘉的「漢學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傳了。他們自己實事求是，一絲不苟。酸則有之，馬虎則絕不許也。他們自己如此，從而認定他們的開山老師，那位刪詩書、定禮樂的聖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們「古文家」的學派裡，孔子就被尊奉為純學者的「先師」了。今文家就不是這樣了。
今文家搞治國、平天下（那時的「天下」就是中國本部）有三大階段，曰：「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們看來，做學問、寫歷史，都不應該是「為學問而學問」。它們應該是「有所為而為之」。因此什麼「訓詁辭章、考據註疏」，什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都是些「數百年無用之學」（康有為語）。所以治經書、讀歷史、搞文藝重在明瞭「義理」。義理既明，寫歷史就應該「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至於歷史事實，縱寫它個「七真三假」，又何傷哉？孟子不也說過「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嗎？
今文家們本身既有此意志，他們心目中的祖師爺孔子，也就是這樣的救世濟民、學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不是搞「純學術」的「先師」了。在今文家的認知中，孔子不只是「刪」詩書、「定」五經的大編輯。他老人家是六經的作者。「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選集」和「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孔子是要根據這套藍圖去變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綱解紐」了的東周衰世。但是他的孫子不是說他的爺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見《中庸》）？他自己不也說：「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論語·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後「因襲」的嗎？「和平演變」的嘛！什麼鳥變法改制呢？今文大師說：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談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時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偽「託」「古」聖先生，來「改」變「制」度啊！夫子是「聖之時者也」。我們怎能以「偽託」小節，來拘泥侷限偉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認為孔子不是搞「無用之學」的迂夫子和「先師」什麼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國救民，終日棲棲遑遑搞行動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後人所說的，他是一位「素王」！「無冕之王」（新聞記者）！
「我們安徽」的「乾嘉之學」
可是這種只著重哲學的「義理」，而藐視史學「真偽」的「今文學」，兩漢以後就失勢了，因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際，以詩文為時尚，經學浸衰。今文學就尤其顯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學本身的學術性，還是有其客觀的價值。宋明之際它那重義理、薄史實的精神內涵，又被宋儒承襲了。只是兩宋的「道學」是受印度思想的影響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學先生」們，特別推崇《大學》《中庸》（《禮記》中的兩個短篇），著重在個體的「修身養性」和「明心見性」。對「今文家」的「尊素王、張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們對孔子的看法，還是比較接近「古文家」「至聖先師」的主張呢！明代的王（陽明）學雖繼陸（九淵）而非朱（熹），然在中國哲學大宗派上說，程朱、陸王基本上是屬於「理學」這個大範疇的。
時代發展至清初，由於異族入主，文綱孳嚴，清初諸儒，再也不敢亂碰什麼華夷之別、君臣之分的義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無斯盛，歷朝「諸夏之君」卻遠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們對滿族的統治也頗能相安。繼續搞其《明夷待訪錄》（清初明遺老黃宗羲所著）一類的學問，冒砍頭之險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諸儒乃摒棄「理學」，而一頭栽入故紙堆，大搞其「漢學」（他們叫作「樸學」）。此風至乾隆（1736—1795）、嘉慶（1796—1820）之間而大盛，人才輩出，學風鼎盛。迨婺源江永（1681—1762）和休寧戴震（1724—1777）同領風騷之時，盛極一時的「乾嘉之學」，簡直就變成「我們安徽」（胡適口頭語）的「徽學」了。受了老鄉戴震的絕大影響，那位「三分洋貨、七分傳統」的青年古文家胡適（1891—1962），在五四時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師也因此在20世紀30年代的思想界就顯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當今執社會主義經濟學牛耳的千家駒教授對他的評語。最主要便是胡適鑽入古文家的字紙簍，做了「新思想」（也是現代的今文家吧）「逃將」的緣故。
在20世紀40年代，億萬人民為之家破人亡。大部分讀書人則不知何擇何從。他們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丟得乾淨，而在有關國族存亡的「新思想」裡，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時卻發現他們所仰望的「啟蒙大師」，搞新思想義理的一世祖，卻在大鑽其《水經注》。而他老人家對「民主法治和人權自由」等等的理解，與其說是「科學的認知」，倒不如說是「宗教的信仰」。——《水經注》何物哉？「數百年無用之學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這種心情也幫助我們理解到，梁啟超何以在一夕之間，就變成了康有為的信徒。它也幫助我們理解到，為什麼國故學中的「今文經學」，在僵死2000年之後，在清末忽然又復活起來。
現代今文學的宗師
在清末今文經學之復振，實始於劉逢祿（1776—1829）、龔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諸大家。龔、魏都曾親歷鴉片戰爭之痛。定盦（自珍號）強調「自古及今、法無不改」。魏源則認為「知」出於「行」，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他們的學理，都是康有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學」的。他由理學轉治《公羊》，則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1852—1932）的直接影響，而廖平又是曾國藩幕僚湘潭王闓運（1833—1916）的學生。廖氏無行，學凡六變。但是他的《知聖》、《闢劉》諸篇，則是康有為的兩大理論著作之所本。梁啟超說：「今文學運動之中心，曰南海康有為，然有為蓋斯學之整合者，非其創作者也。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見梁著《清代學術概論》）
本來嘛！任何學說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相襲相承，由前後思想家慢慢地發展出來的。有為思想的來源雖出自廖平，但是他學問比廖大，悟解力也超過廖平，甚至龔、魏諸氏。其影響力亦遠大於上述諸子。因此我們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現代今文學的宗師，那就非南海莫屬了。——這是康有為在現代中國學術界的地位。
「長」於「素」王，「超回」「駕孟」
今文經學既然是指導康有為搞維新變法的意蒂牢結，因此我們在列舉有為變法的實際行動之前，最好把為幼稚西學所滲透的康氏今文學的要義，再約略提綱挈領一下。梁啟超說得好：「戊戌維新，雖時日極短，現效極少，而實20世紀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也。」（語見《康有為傳》，載於《飲冰室文集》）真的，我們如不把「開宗明義」的「戊戌變法」的意蒂牢結先搞明白，以後接著而來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聯俄聯共」「法西斯運動」等，都不容易說清楚。因為它們都發生在同一條「三峽」裡，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階段罷了。——我們要把「三峽」看成一個整體的地理單位。各階段的連鎖反應，（讓我套一句時髦名詞）也就是一種分不開的「辯證發展」而已。
康氏今文經的第一要義蓋為他自吹的為往聖繼絕學。康氏認為東方文明的正統是儒教，儒教的正統是今文學，而今文學自東漢以後，2000年來都為「偽經」所篡奪。所幸天不亡中國，如今又出了個康聖人來恢復聖教真義，來以夷制夷。康氏對他這種繼絕學的自信心，已發展到入魔的程度。在萬木草堂時代，有為竟自號「康長素」。「長素」者，「長」於「素」王也。孔聖人哪兒能比得上「康聖人」呢？
康有為不但自封為今日的素王，他的五位及門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門「十哲」的名號。試列如後：
陳子秋號「超回」——超越顏回也。
梁啟超號「軼賜」——「軼」意為超車。啟超超過子貢也。
麥孟華號「駕孟」——騎在孟子頭上也。
曹泰號「越伋」——孔伋（子思）何能與曹某相比也。
韓文舉號「乘參」——把曾子當馬騎也。
這個康門五哲之名（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聖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見了。所以梁啟超說康「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見同上）。
知識分子的通病
乍聞之下，我們會覺得康有為害了自大狂。其實非也。這是我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病。傳統儒生治學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種捨我其誰的個人英雄主義。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幾乎全是個人英雄的「單幹戶」和「個體戶」。他們真要「在位」，中了頭獎，當了「總統」「大元帥」「最高領導」等等，未有不是「獨夫」的。得不了獎，齎志以歿的，也不甘心與草木同朽。他們還是要以「帝王師」自詡。大家都有「捨我其誰」的抱負，誰也不會想到「以天下為‘公’任」。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孫文說「天下為公」……事實上這些大師和他們的弟子，也確有其「治國平天下」之才，只是時代不同了。他們乃至那些「最高領導」如早生200年，都不失為明君賢相。因為在那個時期，當明君、做賢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這框框是數千年億萬勞碌子民和數不清的明君賢相的智慧與經驗，慢慢累積起來的。明君賢相們，只要篤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讀他「半部《論語》」，也就可以馬馬虎虎地治國平天下了。不幸他們卻生在我輩這個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語）和「文化汙染」的時代，要來搞個張文襄公的「五知」（見《勸學篇》），可就不那麼簡單了。「五知」者為：
一、知恥，恥不如日本……
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
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
四、知要，……西藝非要、西政為要。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
張之洞這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高論，用句目前的新名詞來說，便叫作「文化融匯」（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截長補短。可是鐵鏡公主說得好：「駙馬爺，您要我怎麼‘長’？怎麼‘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間的「長短」，不但駙馬爺不夠格，康有為、張之洞也不具備「知道」的條件。連個「中西之學俱粹」的胡適，縱粗知其長短，亦不知如何去「融匯」，因為acculturation不單是「智慧」（wisdom）的問題，它還牽涉到「實驗」（experimentation）、「時機」（timing）甚至「機運」（chances）等多種條件的匯合。這是整個社會長期的運作。佛語所謂「福慧雙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說大話，搞點「黑貓白貓」，從頭來起，也未始非解決之道。
如此說來，則康有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種culturalp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問題的學術問題，所謂「今古文」的教條（dogmatism），搬出來和人吵架，使它成為變法維新的絆腳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歷史不會重演，而覆車則可以為鑑。當康有為在1895年搞其「公車上書」和「強學會」之時，全國風從，連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都甘附驥尾，是何等聲勢？！其不旋踵而滅者，亦是空談主義，以短取敗。讀者如不憚煩，下篇再結論之。
七、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聖人」要「國父」拜師
甲午戰後在中國興起的政治改革熱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進、緩進兩派的。康有為所發動的緩進派，比楊衢雲、孫逸仙所搞的急進派還要早兩年——孫中山於1893年在廣州行醫時，原來也是個緩進派。他為仰慕康氏，曾託友好轉致結交之意。誰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拒不見孫。中山原也是個「捨我其誰」的人，何能拜康有為做老師呢？二人因此就緣慳一面了（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孫上書李鴻章時，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緩就急，遂轉往夏威夷自組其興中會，並結交了楊衢雲來聯合造反。誰知楊衢雲又是個唯我獨尊的人。（見謝纘泰回憶錄）一槽容不了二驢，中山其後竟變成急進派的單幹戶。
康有為原來也是個求政治改革的單幹戶。當他在傳統的科舉制度裡屢考屢挫，心情沮喪的情況下，他就想到科舉制度，甚至所有傳統官制和社會習俗之沒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帶租界裡的所見所聞，益發增強了他要求改革開放的信心。1888年（光緒十四年）秋，那時年已31歲，在北京參加鄉試，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為，感身世之落泊，思國事之蜩螗，內心實在忍不住了，乃認定時在朝中當權得勢而頗負時譽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蔭、徐桐為目標，投書論國是。主張變法維新——這是他搞變法改制實際行動的開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當權的公卿寫公開信，論國事、評時政，並自述身世學養，發懷才不遇的牢騷，原是我國古代窮知識分子的老傳統。在那個既無報章雜誌能讓你投稿，又沒有地方能讓你貼「大字報」的專制時代，這本是窮知識分子發表政見和在人才市場標售自己唯一的辦法。「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我們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條腿「千里馬」自況的韓文公韓愈，便用這種方法在人才市場裡亮過相。同樣的，我們那位「斗酒詩百篇」、古今第一大詩仙李白，也在這一自由市場中標價出售過自己。篇前所言，我們的孫國父，不也上過書？
那些「買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權貴，為著「愛才」、為著「頗受感動」，或許只是為著「沽名釣譽」搞「野無遺賢」的玩意，往往也「禮賢下士」一番。如此勞資兩利，相互宣傳，足使三尺微命，一介書生也得以揚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這個傳統之下，康有為在向三位權貴上書之後，竟頗受青睞。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對他最為器重。
透過皇帝的老師上書
翁同龢那時是個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師」。他是同治、光緒兩個小皇帝的老師，出入宮禁30餘年。在百日維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慶宮去替光緒講書的。在小皇帝日漸長大，垂簾老太后預備「歸政」之時，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銜的「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簡直是平分朝政。時人揶揄他二人說：「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其權勢亦可想見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狀元及第」，系出所謂「父子宰相，叔侄狀元」的翁氏名門，真是天下無雙計程車林泰斗。
有了這樣一條好「關係」和大「後門」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場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漸高漲。臺閣之中既不乏紆尊降貴的高官時加捧場，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結為榮。這樣一來，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寫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時賢名士，為著國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寫信，也是我國的老傳統。自周武王時代的伯夷、叔齊開始，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如法炮製。可是搞「上皇帝書」是有重大冒險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龍顏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蠶室」，弄到殺頭抄家的下場。
康有為搞第一次「上皇帝書」是在1888年（光緒十四年），也就是他見重於翁同龢的那一年。這時剛好在皇帝祖墳附近發生了「山崩千餘丈」的災難。這在傳統的迷信上，叫作國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誇大這個天意，上書請皇帝「變法維新」，並責難朝廷「不復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沒有通訊處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遞。孰知翁氏覽書膽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書雖然上不去，可畢竟是轟動朝野的大事。該書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嘔心瀝血之作，一篇膾炙人口的政論文章，遍傳海內。水漲船高，有為也就隨之文名大噪。因此他落第還鄉，辦起萬木草堂來，不特新科舉人梁啟超慕名而來，那位潛龍在田的孫中山也想結交他一下。中山於1894年向李鴻章上書的靈感，可能就得自康有為。
「公車上書」始末
有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書，想不到時來運轉，於1893年（光緒十九年），36歲的老童生居然在廣州鄉試中了舉人。有了舉人的資格，康聖人也就可以與比他小15歲的天才學生梁啟超，聯袂去北京參加會試，爭取進士的學位，做「天子門生」了。
康、梁師徒於1894（甲午）及1895（乙未）年兩度入京。這時中日甲午之戰方酣。我海陸兩軍，兵敗如山倒，全國震動、人心惶惶。朝臣或主遷都抗戰，或主訂約媾和，莫衷一是。當時年輕的光緒皇帝和他那並不知兵的老師翁同龢，原屬主戰派；而比較知彼知己、老謀深算的李鴻章集團，則說動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實行議約謀和，因此就發生一連串的「廣島拒使」「馬關議約」的國恥大事。——朝中也隱隱地形成帝后二黨，暗中對立。
就在這國族岌岌可危的年頭，北京卻是個熱鬧非凡的城市。第一，1894這一年慈禧太后（1835—1908）虛齡60歲。這位有權而無知，當國30餘年性喜奢華的女獨裁者，挪用了海軍經費和京奉路款，加上內府外省的各種奉獻，共花去白銀數千萬兩，大修其頤和園及東陵的墳墓。奇技淫巧，工匠藝人，麇集北京，極一時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舉制度中的會試之年。各省舉人數千人，各傾家當，齊集北京參加會試。
誰知就在這場熙熙攘攘的假繁榮裡，忽然漁陽鼙鼓動地來，王師潰敗，噩耗頻傳。1895年初春當乙未科進士正企待發榜之時，《馬關條約》中對臺灣與遼東之割地及兩萬萬兩賠款之噩耗，亦適時而至。一時群情鼎沸。舉人數千人乃發動學潮，伏闕上書，誓死抗日。其中尤以臺灣籍青年舉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時，康氏原有他「上皇帝書」的老底子，梁則是一位「筆端常帶感情」的煽動性作家。所以學潮一起，他師徒就領袖群倫了。
在1895年4月22日（陰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師徒經一晝兩夜之力，寫成上皇帝「萬言書」三章，呼籲「拒和」「遷都」「變法」。18省在京舉人集會響應。一時連署者多至1200餘人。5月2日（陰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師徒領隊，率18省舉人及市民數千人，齊集「都察院」門前，遞請代奏。這就是那樁名垂史冊的「公車上書」了。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康梁這次上書是連一部「黃包車」也沒有的。所謂「公車」者，在一百年前無人不知，一百年後就無有人知了。原來在兩千年前的漢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舉薦的。這些被舉之人抵達京師，照例都由朝廷派「公車」接送。乘「公車」是多麼光鮮的事。自此以後「公車」和「舉人」就分不開了。公車就是舉人，舉人就是公車。
所以康、梁這次所領導的上書，實在是一個「舉人造反」的團體行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舉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這造反未成之時，朝廷的威脅利誘一時俱來。它一面宣告要嚴辦聚眾滋事，一面又貼出了黃榜，學潮總指揮康有為，高中第八名進士。這一下「金榜掛名」，數十年灰溜溜鳥氣全消。馬上脫青衫、著紅袍，保和殿面聖去也，還鬧啥「學潮」呢？那些名落孫山的榜外公車，也只有打點還鄉，還債、賴債、打秋風去了。臺灣割給日本，讓唐景崧和胡適的爸爸去善後受罪吧！他們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後，也暫時管不著了。大家鳥獸散。
康、梁師徒為著變法改制，雖然後來都變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歷史畢竟是公正的。最近的輿論不是心血來潮，對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補做了至高的評介？
人民問政的開始
公車上書這一齣小鬧劇未搞出什麼立竿見影的效果。地還是照割，款也照賠。可是舉人造反這一鬧，卻鬧出個庶民問政的風氣。關心國事，卻變成了一時的風尚。關心之道，則是糾合志同道合之士，組織社團，報效國家。士大夫們目光遠大、滿腹經綸，就要組織他們的「強學會」「保國會」；江湖豪傑，氣功師、武術師，忠肝義膽、視死如歸，就要組織他們的「義民社」「義和團」來「扶清滅洋」；海外華僑青年、海內知青和秘密會黨，也要組織他們的「輔仁文社」「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時組織林立，百會蜂起。據梁啟超所做統計，自甲午（1894）至辛亥（1911）有章程可考的各種公開社團，蓋有160餘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數的革命造反之外，蓋多為保種強國，扶清滅洋也。
在這百餘種社團中，那最有聲勢、最有內容、也是最先組織的團體，應該是由康、梁領導的強學會了，原來康有為在領導公車上書之後，一時名滿天下，變成了時代的寵兒。朝野士大夫皆折節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認為改制維新是中國必走之路，而康有為是這條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個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為的。不幸我們在一百年後的「恩怨盡時」為他「論定」，才發現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後節再詳論之。雖然他也為著他所想象中的「變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個胞弟的生命。
在《馬關條約》簽訂後的幾個月之間，中國朝野在痛定思痛之餘，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辦報辦學，組織社團從事革新。那時中國居然也有「高幹子弟」（且用今日的語言來說）——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幹子弟」，如張之洞的兒子張權、曾國藩的孫子曾廣鈞、翁同龢的侄孫翁斌孫、陳寶箴的兒子陳三立（著名史學家陳寅恪之父）、沈葆楨的兒子沈瑜慶、左宗棠的兒子左孝同等數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兒子譚嗣同了。
寫歷史的人不能小視「高幹子弟」這個東西。因為他們得天獨厚，家庭影響深遠；受的教育最好，知道舊政權的內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們如果不流於吃喝嫖賭、貪贓枉法而有心為國為民，他們往往是傳統中國裡最精彩的接班集團或進步改革人士。
清末除高幹子弟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經驗的中年官僚軍人如袁世凱、聶士成、張謇（1853—1926）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鴻章、孫家鼐，都傾向於改革開放。至於張之洞、陳寶箴、翁同龢等高幹子弟之父就更不必提了。康有為是搞英國式君主立憲緩進派政治改革的領袖。他對上述的保皇集團應善加領導，耐心教育才對。誰知他一開頭便四面樹敵，自我孤立呢？
強學會的成立和聲勢
原來強學會在1895年夏發起於北京之時，它最熱心的贊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張之洞，而最誠摯的實際組織者，便是上述這批高幹子弟了。一次翁氏曾折節親訪康有為於其私邸，不遇。康回訪時，二人竟如老友晤談數小時。翁對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為的自述：
[翁說]與君雖新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實無權，太后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芸閣（名廷式，翁的學生，亦一改革派）召見後，即不許上見小臣。即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數巡之者。故吾不敢見客，蓋有難言也。（見康著《康南海自編年譜》）
康有為這時是個才拿到學位（進士）的小知識分子。在工部當個芝麻綠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師傅宰相對他折節若此。朋友，若說「固有文化」，實應於此等處求之。近來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這個「溫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結果有時亦適得其反者，其中牽涉學理之深邃，就一言難盡了。——這當然是題外之言。
強學會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從戶部劃出個小預算，並撥出一部印書機開始的。工部尚書孫家鼐為它找座房屋做會址。其後復由大學士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各捐五千銀元。現役軍人如淮軍中的聶士成和毅軍的宋慶，亦各捐數千元。其他小額捐獻更是所在多有。有這樣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背景，學會的會務照理是應該一帆風順的。不幸的是它一開始便發生了若干政策性的爭執。其中有部分負責人想把這個學會逐漸辦成個自給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動改革開放的出版文化事業，庶可自力更生，長久維持。但是這一構想卻為康某所峻拒。他認為這樣做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結果爭辯得「舉座不歡」。
一個社團的成員對政策發生爭執，原是正常而應該有的現象，可是它如發生在一箇中國知識分子的組合裡，往往就要產生併發症而導致分裂和解體。再者除這一內因之外，它對外亦示人以不廣。這時因戰敗失勢而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李鴻章，對強學會也十分敬慕，自願出銀2000元，加入做一會員或贊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請竟被該會所否決。康有為自然也是這項否決的主要決策人。
李鴻章那時是世界聞名的中國政治家。雖然暫時失勢，他的潛勢力，他的國際聲望，尤其是他在後黨中的地位，仍是一時無兩的，而康有為這個六品小京官，居然公開刮其鬍子——這也可見當時康的氣焰了。所以那時縱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記裡也說「康祖詒狂甚」。
一個氣焰太高的人是要四面受敵和自我孤立的，何況在那紅頂如潮、花翎似海而保守成習的首都北京。康氏鋒芒太露，大學士徐桐和御史潘慶瀾就揚言要點名參劾了。康氏是個具有殉道者精神、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烈士型人物，怕什麼「參劾」呢？但是他的同夥卻勸他暫時離開北京，到上海去另開局面——上海本來也是他們計劃中的重心所在。
新政、新思想毀於教條主義
康有為於1895年10月29日（陰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誰知他的氣焰不但未絲毫減退，反而因之水漲船高。
這時在中國最有權有勢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員」，實在是張之洞。張於此時適自武昌調到南京，出任南中國最重要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包括當時經濟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張之洞便派專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為一住20餘日，變成張之洞的上賓。張對他真是言聽計從。這期間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強學會」和該會的機關報《強學報》之發行（1896年1月12日），都是由張之洞支援的。《上海強學會序》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為執筆，用張之洞名義發表的。誰知張、康這段合作的蜜月，後來竟被康有為的教條主義徹底破壞了。讓我們再抄一段康有為的夫子自道：
……入江寧居二十餘日，說張香濤開「強學會」。香濤頗以自任。隔日一談，每至深夜。香濤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必供養。又使[梁]星海來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其所學，香濤奚取焉？」（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一年）
吾人讀上段文字，便不難想象出康有為當時氣焰之高了。其語言之橫蠻，態度之惡劣，可說是達於極點。但是這篇回憶還是他失意之後追記的。當他春風得意之時，其猖狂的態度，可能更甚於此。儘管如此，這位比康年長21歲的南洋大臣張之洞（1837—1909）對他還是曲予優容、熱心地支援和誠懇地勸勉。但是康有為對這位開明的老輩和上級領導，硬是不假辭色。且再把康氏有關的回憶看下去。康說：
在江寧時，事大順。吾曰，此事大順，將來必有極逆者矣。與黃仲弢梁星海議[強學會]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濤以論學不合背盟。電來囑勿辦，則以「會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開會賃屋於張園旁。遠近響應，而江寧一切不來，處處掣肘，即無楊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在這段記述裡，康有為認為強學會之失敗是由於張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於千里之外，哪裡是張之洞背盟呢？
康、梁師徒在甲午戰後所推動的這個強學會運動，實在是清朝末年在中國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機」（chance）的一個全國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體的群眾運動。它如搞得好，則後來的「華興會」「光復會」乃至「同盟會」，可能都不會另起爐灶。沒一個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軍閥亂政，哪兒還輪到後來的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去搞什麼五四運動呢？
須知當年支援強學會這批人，實在是中國知識界（也可說是「資產階級」吧）的精英。他們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於當時保守派中的徐桐、剛毅和榮祿（1836—1903）等人。這種集體力量之未能發揮，實在是和強學會的崩潰血肉相連的，而強學會之崩潰也就直接縮小了其後「保國會」的陣容和光緒皇帝搞變法維新的聲勢。這種搬石頭砸自己腳的辦法，都是康氏搞「教條主義」的後遺症啊！
報酬大於貢獻
強學會的失敗，在中國現代化發展史上實在是一大頓挫，頓挫於康有為在「今文經學」裡的教條主義。「今文經學」是個什麼東西呢？筆者為使一般讀者對它有個粗淺的瞭解，特闢前篇為萬言專論加以闡述。讀者批覽後，便知今文經學在我國的「儒教」裡，除被一些官僚利用於一時之外，在學術界並未成過大氣候。所以自漢以後，輕視甚至鄙棄今文經學的儒家，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張之洞之勸康有為搞變法「勿言此學」，實在是一個長輩學人的善意勸告。翁同龢在1894年也讀過康著《新學偽經考》。看後他在日記裡寫道：「看康長素、祖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偽經考》，以為劉歆古文無一不偽，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云云，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見翁《日記》）
其實把康說看成「野狐」，又何止張翁二人。其後的章太炎、胡適之，以及錢穆，對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記得筆者本人在重慶讀大學期間，便有一位同班同學（似乎是黃彰健兄）專治公羊學為畢業論文。餘亦偶涉之，但覺以「三世」論，讀《春秋》，未始非「通經」之一說，若要以它來「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學在20世紀50年代亦嘗試述文，闡兩漢「太學」。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漢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簡直是把持立國意蒂牢結的「學閥官僚」也。——當時也是有感而發。當然那時的「學閥官僚」的學術水平與兩漢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還差得遠呢！
康有為不自量力，引學術入政治，也就從「迂儒」逐漸蛻變成「學閥官僚」。把支援他變法改制最熱心最有力的張之洞、翁同龢等都擯之門外。以他這個六品主事的小官，來獨力抵抗那紅頂如雲的頑固派，那就是螳臂當車了。果然在1896年年初，在數名昏聵老領導授意之下，御史楊崇伊一紙彈章，張、翁等實力派在一旁幸災樂禍，康有為的強學會就煙消雲散了。強學會一散，小會分立。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新政新思想，就沒有共同語言了。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曾對我說過：「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那時去古未遠，我們記憶猶新。對汪精衛，餘曾撰文論汪之「十大錯誤」。認為汪犯了九大錯誤，社會和歷史都原諒了他，使他有「復出領導」的機會。只是他把第十大錯誤做得太「絕」了，歷史無法原諒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漢奸」之名遺臭史冊了。
康有為當年犯了他那教條主義的絕大錯誤，但是這錯誤雖使他鎩羽而去，卻沒有影響他衣錦還鄉，為老太太做壽的風光。其後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覓前途。誰知1897年山東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國很快又被捲入另一個更嚴重的危機。在朝野束手之時，聞鼙鼓而思將帥，大家又想到康有為畢竟是個人才，他的變法維新的主張，也是「今日中國之必需」，這樣康有為也就東山再起了。
瓜分的威脅和圖強的意志
所謂曹州教案原是發生在1897年11月1日，有兩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鉅野縣為暴徒所殺的小事——在當前紐約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為暴徒所殺（最近還有一位前來開會的日本大學校長被殺）——可是這件小事卻被那時後來居上的德意志帝國主義引為藉口，強佔了膠州灣，並要求在山東省築路開礦。老實說，我們本錢大，出租膠州灣也不是什麼大事。但是這時甲午新敗，大清帝國已至死亡邊緣，德國人一開其端，其他帝國主義援例一鬨而來——俄國人要租旅順大連，英國人要租威海衛和九龍，法國要租廣州灣，日本要在廈門一帶打主意……這樣群盜入室，劃定「勢力範圍」、割據自雄，那問題就大了——弄不好，大清帝國就要步波蘭後塵，被列強瓜分了。
為應付這種嚴重局面，那在總理衙門辦外交的清室諸大臣也並不太顢頇。李鴻章就是個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訪問俄期間（1896年4月30日至6月13日，共44天），便與俄國訂有密約以應付貪得無厭的日本。膠州交涉期間，翁同龢、張之洞乃至康有為等也想聯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國主義哪兒會那麼笨，讓你去以夷制夷呢？他們要搞他們自己的「權力平衡」（balanceofpower），劃定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spheresofinfluence），要把東亞病夫「瓜分」（partitionofchina）掉，哪兒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張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為棘手，而瓜分之禍，則迫在眉睫。這時當政不久的光緒皇帝和有遠見的大臣們，就感到與其治標則莫如治本。這樣他們就想到要「變法圖強」。要變法，就少不了那個變法專家康有為了。而康氏自己也當仁不讓。1897年年底，有為乃攜滿篋奏稿與所著新書，趕往北京。
康氏這時在北京自然又變成變法的智囊了。因為他畢竟寫過一些小冊子，什麼《俄大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法國革命記》《波蘭分滅記》等。若論內容，這些名著只不過是今日臺灣之高初中歷史教科書耳。然在那時的一般朝野人士則聞所未聞。據說光緒皇帝后來看到《波蘭分滅記》，曾為之掩卷流淚，西太后讀之也頗為感動。
再者，有為此時既然仍在工部掛名為主事，他的上皇帝書依法也可由本衙門代遞。不幸康氏個人與「本衙門」之內的人事鬧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階層的留難。所幸光緒曾看過他公車上書期間的奏章而極為重視，此次知康來京即思召見而為老叔父恭親王奕所勸阻，乃明諭總理衙門中諸大臣先期約見，談個底子，然後再由皇帝親自召見。
1898年（戊戌）1月24日（陰曆正月初三）康有為乃應約至總理衙門，與翁同龢、李鴻章、榮祿、廖壽恆（刑部尚書）、張蔭桓（戶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來一套舌戰公卿。旋奉諭作書面條陳，以待皇帝召見。在書面條陳裡，康的主要建議是先設立「制度局」，來從事研究設計如何更改全部舊法與官制。康甚至主張「六部盡撤」「則例盡棄」，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信、會社、海軍、陸軍）。各省則設「民政局」，實行「地方自治」。
只保中國，不保大清？
康有為這一制度的構想，顯然為光緒皇帝所看中。這位有心為治的年輕皇帝就預備召見康氏面詢變法了。這是1898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國政如麻之時。光緒一面要應付列強（尤其是俄國）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舊派群臣之間，折衝抉擇，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進呈的泰西新學。最重要的，他還要應付那個泰山壓頂的慈禧老太后——光緒的任何決定，都要以西太后一言為準。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後決定權的。
這個春天可說更是康有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風得意的一季。這時他獨承天眷，終日忙於草折著書。另外，在舉朝矚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擁之下，他更要恢復他那一度風行天下的強學會的組織。
前文已交代過，當強學會在1896年初季被強迫解散之後，結社集會已成一時的風氣，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強學會被禁，全國雖失去一個統一的領導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組織，如湖南的「湘學會」、廣東的「粵學會」、湖北的「質學會」、廣西的「聖學會」、浙江的「保浙會」、雲南的「保滇會」、上海的「蒙學會」「農學會」等等則如雨後春筍，一時俱起。但是這些組織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還是康梁師徒。康氏如今東山再起，他就想再來個統一組織、統一領導了。
以他們原有的粵學會為基礎，康、梁師徒乃於1898年（戊戌）4月於北京的「粵東館」創立了「保國會」。這個保國會雖比不上當年強學會的聲勢，然也網羅了一些豪傑。後來為變法維新而殺身成仁的「六君子」——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譚嗣同等幾乎全部都是保國會的發起人或贊助人。
這個會言明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以「講求變法、研究外交、謀求經濟實效」為方法。它一開始就以顯明的政治面貌出現，並且得到光緒帝的認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認為它是近代中國政黨政治的第一次出現，而康有為則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政黨的黨魁。
可惜的是這個黨魁的格局太褊狹了。那時強有力的所謂東南三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後任兩廣總督），都還算是開明的。而這三督和一般開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國」的圈圈之內。少了這批開明而成熟的實力派（西太后也讓它三分的實力派），則康、梁等保國分子，就只是「兒皇帝」之下的一群孤臣了。孤臣能奪掉誰的權呢？所以保國會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與、御史潘慶瀾便交章彈劾，老頑固派剛毅、榮祿等更在老太后前製造謊言，說「保國會」「只保中國，不保大清」。老婦人耳朵軟，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則帝后異途，衝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輕皇帝，認為他既然有了這一群年輕有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國之君」——朋友，1898年的大清帝國的確已到了被列強瓜分的邊緣——他就要不顧一切地去變法改制了。
可敬可悲的光緒皇帝
我們治中國近代史的人，每談到戊戌變法，總是過分地突出康有為，光緒皇帝似乎只是個次要角色。這個印象是與歷史事實不符合的。
其實戊戌變法的中心人物還是光緒皇帝。康有為只是他看中的一個變法顧問而已。但是康派之畢其功於一役的過激作風，卻頗能說服那急於求治的年輕皇帝。皇帝既有過激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機派的聯合陣線和反擊。而康派的教條主義和過激作風，也拒斥了開明而強大的中間派。開明派和中間派靠邊站，剩下的過激派和頑固派兩極分化，勢均力敵，就短兵相接了。在這兩派較勁之時，過激派——也就是所謂帝黨吧，原是個紙老虎、空架子。一旦臨陣交鋒，其結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現在且讓我們搜搜根，看看光緒皇帝是怎樣搞起維新變法的：
光緒愛新覺羅·載湉（1871—1908）原是道光皇帝的孫子、咸豐皇帝奕的胞侄、同治皇帝載淳的堂弟、醇親王奕和西太后妹妹的兒子。慈禧是他的親姨媽。當同治皇帝於1875年駕崩之時，西太后已當政十餘年，權勢已立。她不想為自己的兒子載淳立後，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聽政，所以她就選擇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載湉來承繼咸豐。如此，她就又可以繼續去「垂簾聽政」了。
載湉四歲即位。自此便受教於深宮之中，成長於婦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幹練而無知的滿族老婦，個性又潑辣兇狠，殘酷無情。她不是個好媽媽。所以光緒帝自孩提時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責，便跪地顫抖，齒牙撞擊作聲，至年長親政時，亦不能改。但載湉是個聰明俊秀，有見識有良心而愛國的佳子弟。在一個狀元老師的教導之下，熟讀儒家禮教的詩書。知識漸開，自知為一國之主，也頗想做個明皇聖主，至少不能做「亡國之君」。
1887年2月光緒帝17歲行「親政」禮，實習做皇帝。1889年1月「大婚」。冊立一後（葉赫那拉氏）二妃——瑾妃15歲、珍妃13歲。二妃為親姊妹（他他拉氏）。載湉不喜皇后而愛二妃，尤其是聰明美麗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獨裁、宗法禮教下的皇家，他哪裡能享有愛情的自由呢！同年3月，太后依法「歸政」，遷往新近完工的頤和園去頤養晚年。按法理，載湉這時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專制政體之內，哪兒有不死就退休的獨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太后也坦白承認她身在園中、心在宮內。日常政務，不妨由兒皇帝去管；軍政大權，她是一寸不放的。這時的王公大臣、軍頭疆吏，原都是她當政40年一手栽培的。他們被她管得俯首貼耳，也視為當然。
在這種母后專政的壓制之下做兒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做個鞠躬盡瘁的諸葛亮。要有野心，則做個日積月累，奉命操勞，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蔣經國，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於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則是做個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禍。
所幸光緒親政之後，國無大故，而李鴻章等所主持的側重路礦、海軍的所謂「洋務」「新政」（也可說是「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吧），表面看來，實頗有可觀。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軍在噸位和炮力上說，且超過日本。——事實上中國這時也真是個海軍大國，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軍。她之所以不顧國情民意，挪用海軍經費數百萬兩去修造頤和園，可能就是出自她自覺當家數十年，歷盡艱辛，如今國家承平，海軍強大，她自己退休了、「歸政」了，理應造個好的花園來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東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亦在向西方帝國主義急起直追。到1894年它居然插足朝鮮，搶奪中國主權，做個後來居上的東方帝國主義。為對付日本，那時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務的恭親王奕和一手創造北洋海軍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均知國際戰爭不可輕易發動。透過總理衙門，他們條陳「東事三策」：上策是「郡縣化」，把屬國朝鮮變成一省；中策「國際化」，開放朝鮮，製造國際均勢，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驅逐日寇。
當時李恭諸老成分子均主採上中二策，而缺乏實際主政經驗但是清望頗高的翁同龢，那些清議製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車」，以及許多李鴻章的政敵御史等人，則力主用兵。其時親政未幾而求勝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來就是個主戰派。再加上個有「獨對」（可以單獨向皇帝說話）特權的狀元老師之不斷慫恿，也就主張用兵。至於那個有最後否決權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個村婦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數朝臣諫諍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兒子的要求，「下詔宣戰」。一戰至全軍盡墨，舉國惶惶之時，他們又把這戰敗責任，一古腦放在李鴻章頭上，把李氏罵成「漢奸」——「漢奸」一詞後來之流通全國，就是從罵李鴻章開始的——使鴻章百口莫辯。
老實說，大清帝國之亡國，並非亡於辛亥革命，而是亡於甲午戰爭。甲午之敗把我國現代化運動的第一階段，歷時50年，尤其是其後期的25年（所謂「同治中興」之後）的「科技現代化」的總成績，給冤枉地報廢了。甲午之敗也拆穿了大清帝國50年科技建設的紙老虎，而使新（德日）舊（英法俄）帝國主義加緊進逼，從而形成1898年的瓜分危機。甲午之敗也使那個有見識有權力，集中興名臣於一朝的官僚集團，膽戰心寒而全部自動或被迫地靠邊站，對變法圖強喪失了信心。這一集團的隔岸觀火，乃導致上述朝政之走向「兩極分化」。皇帝與太后既然不能靠邊站，乃各趨極端，一分為二。林肯說：「一個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這座「房屋」哪兒能例外呢？
八、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召見康有為，決心變法
現在再看看慈禧光緒這對母子，是怎樣鬧僵的。
時在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春初，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危機正迫在眉睫之時，我們那位頗有個性而赤忱愛國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過他的身任軍機大臣的族叔慶親王奕劻，向太后申訴他不能做亡國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權改革，他寧願「遜位」云云。據說西太后聞此言至為憤怒，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嗣經慶親王力勸，始說：「由他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說。」但慶親王覆命時，不願多言，只向皇帝輕描淡寫地說太后不禁皇上辦事。誠實而少不更事的光緒皇帝得此傳語，就真的大幹特幹起來了。
他的實際行動的第一步便是《明定國是詔》，公開宣佈他決心「變法改制」。時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曆6月11日。這便是這件可悲的「百日維新」的第一天。緊接著他便召見康有為，因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論的源泉。但是光緒並沒有看過康有為著的《孔子改制考》或《新學偽經考》。他所著重的改制顯然只限於日本模式或俄國彼得大帝的模式。
光緒召見康有為的時間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陽曆6月16日）早晨五點至七點。地點是頤和園仁壽殿。因為此時已號稱「歸政」的西太后，長住於頤和園。然國有大政，皇帝還是要親去頤和園向太后請示的。此次光緒已早兩日來園駐蹕。他之召見康有為顯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許的。
頤和園是今日名聞世界的旅遊勝地。很多讀者和作者對仁壽殿均不生疏。康有為當年在這座房子裡是怎樣陛見光緒的？想讀者們和作者一樣，都有若干興趣。今且將他君臣二人當時相見的實際情況，節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難中，親口向新聞記者說的：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見我一次。這次召見是在宮[園]內的仁壽宮[殿]，從清晨五時起長達兩小時之久。當時正是俄國人佔領旅順口與大連灣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帶憂色的。皇帝身體雖瘦，但顯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樑端正，前額飽滿，眼光柔和，鬍子颳得很乾淨，但面色頗為蒼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長而瘦，儀表精明。其態度之溫和，不特在滿洲人中少見，就連漢人中也沒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塊的繡花，而是一個圓形的團龍；此外在兩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塊繡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進來的時候，由幾個太監領先，然後他坐在一個有大的黃色靠墊的寶座上，雙足交疊。坐定之後，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們整個的談話中，他的眼睛時時留神窗戶外面，好像防備人偷聽一樣。在他的前面，有一張長臺子，上面有兩個燭臺，而我則跪在臺子的一角，因為臺子前面那個拜墊是留給高階官員跪的。在整個時間裡，我一直是跪著的。我們的交談是用京話。（見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第三冊，第506頁。原載1898年10月7日香港《中國郵報》。）
以上是光緒和康有為的第一次見面，也是他們君臣之間唯一的一次。康有為向他的主上當然是說了一些廢八股、練洋操，「小變不如大變」，「緩變不如急變」的變法主張。其實這些話都是多餘的。光緒這時已決定依照康的條陳變法改制，召見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為提調「制度局」。
康有為師徒這時對變法步驟的具體主張，可以概括言之曰：質變而形不變。他們怕保守派顧慮失權失位而反對新政，乃向皇帝建議把一切高官厚祿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職權，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動；然在同一時間，則重用小臣主持實政來推動改革。例如裁汰冗員、撤銷無職衙門、廢八股、試策論、開學堂、練新軍、裁釐廢漕、滿漢平等、滿族人民自謀生計等等「新政」。
與此同時，光緒帝也真的繞過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當然是康有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則行，無事則走也）。雖然還是個五品小官，但康有為可專摺奏事，為天子近臣——成為一個舉朝注目的實際掌權的人物。
其後不久，光緒帝又擢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個年輕小官，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襄贊天子，處理日常政務。——這一不次之遷，不但把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都給「架空」了，連無緣再見皇帝的康有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覺。有為說他們四人事實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單薄，沒有威儀，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則滿朝文武的醋勁，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難免有其少年得志的衝動和氣焰。——他們甚至公開討論某職應撤、某官須廢。弄得滿朝文武（尤其是滿族），惶惶不安。
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的「架空政治」
這種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辦法，康梁二人都認為是他們的新發明。其實「架空政治」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的。
在我國隋唐以後的中央大官，最尊貴的莫過於所謂「尚書」了。其實「尚書」一職，在秦漢官制裡原是皇宮裡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麼尚宮、尚寢、尚食、尚衣、尚書（可能還有尚廁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黃門內官，只有宮女和太監才能擔任。男士要當尚書，先得閹割，才能入宮。可是在西漢武帝、成帝之世，皇權上漲。這個原是閹人黃門充當的尚書小官，因為是天子近臣，漸漸就重要起來了。時至東漢之末，十常侍亂政之時，這些尚書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給架空了。這一架空政治，經過魏晉六朝，就變成九卿備位，尚書當權的怪現象。至隋文帝統一天下，改革官制，乃乾脆把九卿全廢，改用「六部尚書」。當然隋唐以後的「尚書」，太監也就沒份了。
可是架空政治這個魔術，卻不因尚書之扶正而消滅。明太祖廢宰相，代之以內閣學士，還不是這魔術的重演？等到內閣大學士又變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們，乃以小臣設軍機處來取而代之。現在軍機又有權了，康、梁師徒乃為光緒設計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軍機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國時代此一藝術仍為蔣公所承繼。
在20世紀30年代之初，當汪精衛出掌行政院，蔣公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時，那個六部俱全的「委員長侍從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嗎？事實上「侍從室」這個機關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內廷的氣味。「侍從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組組長等小官，如果生在漢朝，都是應該要閹割的呢！
所以這種架空藝術，是我們中華三千年來的國寶。康、梁師徒在自己臉上貼金，但這哪裡是他二人發明的呢？
不過搞這種以小臣近臣來架空大臣權臣的政治藝術，卻有個先決條件——搞架空的主使，一定要是像漢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蔣委員長那樣有「最後決定權」的大獨裁者。一個見著老孃就發抖的兒皇帝，則千萬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時主持變法改制的光緒，卻正是這樣的一位「兒皇帝」。以兒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權臣」，則成敗之數，豈待蓍龜？——這種政局的演變，我輩熟讀《通鑑》的後世史家都洞若觀火，而精敏如康、梁竟無覺察者，便是身為急功「小臣」，以致當局而迷罷了。
維不了新、變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爐、天雨似醬缸」的北京城，是炎熱難當的。可是這個季節卻正是我們那位可敬可愛、也可嘆可悲的年輕皇上，為國為民而疲於奔命的時候。為著推動他的變法改制，他三天兩天都要從那時的紫禁城、今天的故宮趕往頤和園，向太后請示。（可憐的光緒爺是沒有空調汽車的。）
自他於6月11日（陰曆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定國是詔》之時起，到9月21日（陰曆八月初六），西太后還宮「訓政」，把他關入瀛臺止，前後103天，光緒帝去了12次頤和園，每次駐留三數日。至於他們母子之間交談的實際情況，外人固無由得知，但是這位年輕皇帝苦心孤詣懇求的改革，太后不同意，致其每遭訓斥，則盡人皆知。等他回到宮中，詔書雖一日數下，而朝臣則對他拖延時日，拒不回報；疆吏（湖南巡撫陳寶箴是唯一例外）對他則陽奉陰違，甚至陰違陽亦不奉。但是他們也有他們的苦衷和藉口。蓋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撫的行動，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馬首是瞻，而這時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則是頑固派的總頭頭。他仗著太后的權威，對光緒簡直公開抗命。他認為皇帝年輕無知、任性胡鬧，因此不但把光緒所有的詔命都當作耳邊風，而且糾合朝中保守要員剛毅等加油添醋地向頤和園打小報告，聯銜籲請太后回朝訓政，恢復垂簾，以遏亂萌。——這當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於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驟當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難。就以「廢八股改策論」這一考試新政來說吧！八股是空話，策論還不是空話？然寫八股文要讀聖賢書，還有個「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寫「黨八股」式的策論則並此而無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個老實的浙江學政陳學棻上奏說：「改試策論，閱卷艱難，不如八股之易。」光緒覽奏不悅說：「陳學棻既不會看策論，可無庸視學。」就把他撤差了。其實如把康有為放出去做學政，以他那一點點的所謂西學知識，恐怕他對策論考卷的批閱，也沒個取捨的標準呢！
梁啟超說，開明而通時務的達官如張之洞，也深知廢八股為變法之第一事，然張氏亦不敢輕言取消八股。因為他深「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以上均見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這本來是關係到國內數百萬知識分子命運和前途的大「問題」，哪兒是空談變法「主義」，所可解決的呢？徒足製造「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的廢八股改策論的「新政」，究竟能派啥用場呢？
再說改廟宇辦學堂吧！當時那幾十萬座廟宇，幾百千萬佛道各教的神職人員，也都非等閒之輩，哪兒能只憑一紙上諭、兩頁公文就可以把他們趕出廟門，還俗結婚呢？縱使能廢廟辦學，則經費、師資、課程、學童哪裡來，也非朝夕之功。至於康氏所想象的「舉行地方自治」，更屬空中樓閣。光緒爺要在100天之內就可以改舊換新，搞出個奇蹟，豈不是痴人說夢？
總之，長話短說，我民族的歷史走進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積重難返。我們的國家機器已全部鏽爛，無法修復。我們的社會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醫藥罔效。所以在許多激烈的志士看來，其徹底解決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斷根，憐憫殺人，槍斃了事。孫中山先生說「破壞難於建設」，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壞未竟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老佛爺的手掌心
且看與此同時，那位在頤和園內納涼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幹些什麼？她老人家沒有閒著。身在園中，心在宮內，她特務密佈、眼線滿朝，小報告日夜飛來，滿族頇吏、漢族諂臣，求恩乞憐，亦時時跪滿四周。光緒帝的一舉一動都在她的嚴密監視之下。
西太后原是個陰險狠毒、睚眥必報，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潑婦人。但是她也是個精明強悍，老謀深算而善於縱橫捭闔、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對情敵政敵（包括她的兩個兒子），都會不動聲色地設下陷阱而伺機捕殺。這種複雜的個性，是舞臺藝人扮演不出的。她沒有銀幕上的劉曉慶那麼可愛。
遠在戊戌之前，她對那逐漸長大而頗有個性和脾氣的嗣子載湉，已早存廢立之意。這是從單純嫉妒心出發的——一種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現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預，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親王）不依。同時她所看中的物件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隱忍未發。
迨戊戌暮春，當載湉要求授權變法時，她當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隻老狐狸。她縱想結束退休，還宮訓政，也要佈置出一個適當的局面和時機。第一要孫行者跳不出老佛爺的手掌心；第二還要有面子。——她之復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請（在美國政治上叫作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間，她就做了幾項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罷官，趕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獨對」之權的光緒帝智囊。他這位享有清望的狀元老臣，也是朝中開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進派的家長與護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緒就失去了一個首席謀臣、一箇中間橋樑和一個翼護新黨的家長。一箭三雕，翁同龢就在6月15日被「開缺回籍」。兒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華北地區在內爭上的絕對安全。為此，在翁同龢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後黨總頭目榮祿署理直隸總督，旋即真除領北洋大臣。統轄董福祥（甘軍）、宋慶（毅軍）、聶士成（武毅軍）和袁世凱（新建陸軍）及京畿旗軍數萬人，拱衛京師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項軍事部署，雖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滿族王公所說）在防備「家賊」方面，京津一帶可以說是固若金湯了。至於太后所居的頤和園，更是警衛森嚴。入覲的命婦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緒除掉少數扈從太監之外，安全措施實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無所有。
記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將軍，當年被指派出任「代總統」。他不服，吵著要當「正總統」。在吵鬧之間，吳忠信提醒他說：「你的衛兵都是蔣先生的人，你還吵什麼‘代總統’‘正總統’呢？！」李氏聞言大悟，就決定不吵了。
光緒爺當年在類似情況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訴訴要她授權變法。他和他的青年謀臣們就沒有想到，他們的衛兵也「都是蔣先生的人」，他們的安全也得不到半點保護，而他們的「變法改制」或「幼稚胡鬧」，總歸會有人反對的——多則幾百萬人，少則是頑固派裡面的幾十個滿漢人馬。這批反對派在憂心忡忡之時，乃結伴東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頤和園哭跪，籲請太后回朝訓政。西太后這個老狐狸，最初笑而不言。更有涕泣固請者，西太后就笑而罵之，說：「你們為什麼要管這些閒事？難道我的見識還不如你們？」那時也有人到督署訴苦。榮祿說：「讓他去胡鬧幾個月嘛！鬧到天下共憤，惡貫滿盈，不就好了嘛！」
所以西太后的對策是不動聲色地佈下陷阱，讓光緒和他的新黨去「胡鬧幾個月」。這時恭親王已死，干涉無人。等到「天下共憤」，太后振振有辭之時，只要她臉色一變，則跪在地下顫抖得面無人色的萬歲爺，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兒還要等到（如當時盛傳的）秋季去天津閱兵，才搞廢立呢？
果然事態發展至9月中旬，當光緒帝還忙著要開懋勤殿，以鼓勵臣民向朝廷直接薦賢進言時，西太后臉色突變。光緒便立刻感覺到大禍臨頭、皇位難保了。為著保位保命，他才臨時抱佛腳，於9月13日陰曆七月二十八日（一說9月14日）密詔康有為及四章京「妥速密籌，設法相救」；一面又另諭康有為「督辦官報……迅速出外，不可延遲」。可笑的是當時這位康聖人竟毫無警覺，他還以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辦報呢！乃大模大樣地搭車去塘沽，乘輪南下。他那時要不是以親英出名，而使情報靈通的英國人派專輪趕往吳淞口外搶救他脫險，老康縱長著十個腦袋，也都搬家了。
袁世凱告密
就在戊戌9月中旬，康聖人悠閒離京南下之時，那留在朝中的譚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緊張了。他們與光緒之間可能有過密議並取得一致意見，認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轉乾坤的辦法，就是說動袁世凱興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則大事或有可為。
袁世凱那時所統率的新建陸軍7000餘人，兵力為諸軍之冠，的確是個實力派。他的作風與思想也表明他是個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銜則只是「直隸按察使」，是榮祿下面的一個「正三品」的省區中級官吏，俗稱「臬臺」。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於榮祿的「知遇」，當然他與榮祿勾結得很緊，而榮祿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無限。如今光緒要他脫離榮祿、撇開太后而轉投毫無實力的空頭帝黨，這對袁世凱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個極大的賭博。——在這場帝后衝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動，則帝黨就必然會殺頭坐牢，全軍覆沒。他如貿然加入帝黨，興兵勤王，他那7000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腦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凱是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利害之間，他是洞若觀火的。
就從是非之辨來說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衝動的小六子「張少帥」，他或可不計利害和後果，來搞他個愛國的「苦撻打」（coupd’etat）。不幸袁氏卻是個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他就不會上那群愛國君臣的大當。——對這一政治秀，在當時稍具政治頭腦的觀察家都可瞭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後的歷史家來放其馬後炮呢？
可是那時的帝黨中的首腦分子，已面臨不測之禍，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馬當活馬醫，顧不得許多了。9月14日（陰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凱乃奉召入京，16日在頤和園面聖，光緒對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硃諭，「按察使開缺」，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並隨時具奏應辦事宜。這一下袁世凱便從一個「正三品」的中級地方官，升調成為一個「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與各部「尚書」通稱「堂官」，幾乎是平等辦事的。袁是個精明強幹的人（不像康有為那樣木訥），他知道他的擢升有個中原因，尤其是在「謝恩」時，皇帝面諭，要他與榮祿「各辦各事」。
這時榮祿已獲得情報，他一面調兵佈防，以備不測；一面製造英俄開戰的假訊息，並派專差急催袁世凱回津。當袁氏正在進退兩難之時，便發生了譚「軍機」深夜密訪的敏感事件。據袁死後才洩露的《戊戌日記》所載：9月18日（陰曆八月初三）譚嗣同夤夜來訪，並開門見山地告訴他，西太后與榮祿有弒君和廢立的陰謀。皇上希望袁氏保駕，率兵誅除榮祿幷包圍頤和園。袁問如何處置西太后呢？譚說他已僱有好漢數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記中說他聞言「魂飛天外」，但是嗣同此時已「類似瘋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譚送走。
上節已交代過，袁世凱是絕不會接受譚嗣同之密謀的。兩天之後他回到天津，乃把譚的計劃向榮祿全盤洩漏。其實譚氏這一秘密計劃，西太后與榮祿早已知道，也早已採取行動了——慈禧已於19日（陰曆八月四日）自園還宮，21日正式臨朝「訓政」，並下令京師戒嚴，火車停駛。隨即幽禁皇帝、緝捕新黨，盡廢新政、恢復舊法。這就是所謂的「戊戌政變」了。——西太后發一陣雌威，新黨新政也就從此煙消雲散，皇帝也被關入瀛臺。
戊戌黨人碑
在政變驟起時，第一個關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為了。誰知康竟能於前一日，大搖大擺地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啟超，幸好平時也有親日言行。這時乃由日友保護躲入使館，化裝逃去。其他與新政新黨有關，未及逃走或不願逃走而被捕者凡數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謂「六君子」——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和康廣仁。這六人未經審訊就於中秋前二日陽曆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殺，由頑固派的大頭頭剛毅「監斬」。剛毅（1834—1900）就是講那句有名的混賬話，什麼「寧贈友邦，不畀家奴」的滿族協辦大學士——一個渾球。
就義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譚嗣同（1865—1898）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覺得他是新政前鋒，新政失敗他有殉難的義務。嗣同告訴勸他逃走的朋友說，變法就必然會流血，要流血，就應該從他開始。所以他就從容就義了。嗣同是一位無私的愛國者，一位真君子，中華民族的好男兒。
楊深秀（1849—1898）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輕生重義的豪傑御史。他雖然也是維新派，但是在政變已成事實，西太后正式「訓政」，皇帝被幽，舉朝戰慄之時，他本可閉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詰問光緒被黜之故，並抗疏堅請慈禧歸政，以致被捕就義。我們試查明、清兩朝千百個御史和後來專打蒼蠅、窮拍馬屁的所謂監察官員中，有幾個楊深秀呢？孫中山就是看重像楊御史這種言官，才堅持要搞「五權」憲法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31歲的康廣仁（1867—1898）。廣仁沒有做官，也沒有在維新運動中當過重要幹部。所以變法失敗之後，他無心避禍，也沒有逃難。因為他實在沒有被殺的罪狀。但是他最終陳屍菜市口，只因為一條資格——他是「康有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殺之前，在獄中以頭撞牆，悲痛呼號，實在也是很夠慘烈的。
諸烈士既死，新黨中堅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時俱盡。那些原與他們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開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張之洞），或緘口自保、靠邊站（如李鴻章、劉坤一、孫家鼐）……朝中無人，大清帝國的內政外交決策大權，便掌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一群老朽昏庸、頑劣無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則其後朝政每況愈下，終於引起義和拳和八國聯軍之禍，那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變法是我國3000年曆史中，在商鞅（約西元前390—前338）、王莽（西元前45—西元23）、王安石（1021—1086）之後，幾個驚人的變法運動之一。
商鞅「作法自斃」終遭「車裂」（四五部馬車或牛車把他拉裂成幾條肉塊），死得最慘；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條主義，結果也被砍頭；王安石以舊瓶裝新酒，用已鏽爛的國家機器，來改造積重難返的大病態社會，他能保全了首級，也算是「命大」。
至於康有為戊戌變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遠，史料齊全。如在水晶球內，事實昭然；而載湉康梁、慈禧榮祿，威權久泯，恩怨已斷。當今史家，如熟悉史實，剔除成見，未始不能作論定之言，以彰史蹟而戒來茲。筆者不揣淺薄，試做此想，曾為這樁公案，謄出四章，凡數萬言，以窺其堂奧。長話短結，試問戊戌變法在歷史上，究竟應該怎樣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長逾150年的中國近代史，在社會發展的性質上，原是一部「轉型史」——從中古東方型的社會，轉入現代西方型的社會。這一轉型自鴉片戰爭開始，但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徘徊於中古邊緣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艱鉅，可想而知。但是那時的光緒爺要把這百年難變之「型」，而變之於指顧之間，其必然失敗，實無待多費筆墨。把這一現象「概念化」一下，我們可以說：「戊戌變法之失敗」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但是歷史上的「必然」，往往又為「偶然」所左右。因為失敗的時間和空間、全面或區域性、程式和方向、方式和影響……在在都決定於「偶然」因素。這些「偶然」有時也就「必然」地成為下一階段歷史發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敗」和「區域性失敗」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間，對下一階段歷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
再如：失敗於「百日」和失敗於「十年」，也都是人為因素的「偶然」，但是這不同長短的時間，對於下一階段基因的發展，也就「必然」有決定性的影響。
研究戊戌變法，我們之所以要用兩篇篇幅來解剖康有為一人，正是因為左右這個歷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為這個「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為換成康無為，則戊戌變法這段歷史失敗的過程和它對下一階段所發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通古今之變，識中西之長
在這段歷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理論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為在這三方面，連最起碼的條件亦不具備。因為生為現代中國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他的見識和學養實應兼跨古今兩代和中西兩型。康氏對西學那一點點粗淺的認識，不但跨不過這兩條鴻溝，而且他強不知以為知，適足以為害。
至於康有為的漢學，他的火候可還在梁漱溟、錢賓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條主義的大錯。康作詩說：「良史莫如兩司馬，傳經唯有一公羊。」兩千年舊史都趕不上兩司馬，可能是事實。傳經唯有一公羊，從今文家觀點出發，也沒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說。百家爭鳴，原是盛事。他千不該萬不該的是，不該真來搞個通經致用，以死硬的教條主義來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條主義，而能虛懷若谷地與以張之洞、翁同龢為首的開明派合作，則變法維新亦有其建設性，而不致走上後來頑固派獨大的局面。教條主義之為害中國，康有為是始作俑者。——這也是個歷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論家、思想家也就罷了，康有為至少可以做個民胞物與、襟懷豁達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沒有做政治家的稟賦。他生就是個驕傲不群、木訥乖僻，而又頑固急躁的知識分子。他19歲結婚，我國千年舊俗，花燭之夕，親友們熱鬧一番，鬧鬧新房，也是常事。而他這個乖僻的新郎，卻不許鬧新房，弄得頗失親友之歡。那時有為篤信周禮，一切要按「禮」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結苫廬，縗經白衣不去身，終年不食肉。他自記說：「時讀喪禮，因考三禮之學，造次皆守禮法古，嚴肅儼恪，一步不逾。」但是他自己也說，他這樣做「人鹹迂笑之」。可是他自誇「少年剛毅，執守大過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別人如何批評呢！
記得清人筆記亦嘗記有某翁，因篤信「正心誠意」之說，他「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也要在日記裡「正心誠意」地記錄下來。康有為正是這樣木訥乖僻之人。
這種少年康有為形態的知青，我們小中大學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同的個性與生活方式，本不應彼此相強。但是這種人就不能當「公關」，尤其是不能做政黨的黨魁了。
有為青年期，在一再「鄉試不售」的沮喪心情之下，也曾習禪打坐，誦佛道經典以自遣。有時竟弄到「哭笑無常」的程度。這也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自編年譜）得知。「哭笑無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現象。據心理醫師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現象為不正常而求醫，則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變成「瘋子」。做瘋子仍可做大學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瘋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國明、清兩代舊俗，考生進學或中舉點進士，都要拜主考官為「房師」，以報答主考官對他才華和學問的賞識。可是康氏驕傲成性。他要孫中山拜他為師，他自己則拒絕拜自己的主考官為師，弄得狂名滿天下。最後應朋友之勸，康氏總算拜他的鄉試主考官許應騤（後任禮部尚書）為房師。但他們師生的關係卻弄得形同水火。其後維新期間，對康氏痛心疾首，而參劾最厲的也正是許氏。許氏之劾康，與其說是由於意蒂牢結，倒不如說是感情用事。據說康亦慫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個火上加油的筆墨官司。光緒袒康革許，斯為光緒親政之後，第一次黜陟大臣。其後帝后兩黨之水火，就更無法收拾了。
據說康有為於6月16日光緒召見之時，在「朝房」（等候召見的地方）與榮祿不期而遇。二人談到變法。榮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內變掉呢？」有為憤然回答說：「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我們在一百年後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時的榮祿有力足以殺康，而康絕無力量可以誅榮。在這百日維新剛啟幕之時，康對舊派第一號大頭頭，作此毫無必要的憤激之言，也可想見他在處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訥了。
總之，戊戌變法實在是我國近代史中，繼「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而來的第一個「政治現代化」（也可說是清末的「第五個現代化」吧），但是這個運動不但未能領導我們的政治體制前進一步，反而倒退了數十年。胡為乎而然呢？
我們知道戊戌變法主要的推動者是光緒皇帝。若以《春秋》的標準作「誅心之論」，要從為國為民、犧牲小我的動機著眼，光緒帝這位愛國青年，實在是我國曆史上極少有的「堯舜之君」。但是光緒帝畢竟是長於深宮之中，受制於無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個兒皇帝。經驗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應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像蔣經國那樣——然後才能試行變法。縱使時機發展至法有可變之時，也應分為輕重緩急次第施行。詔書一日數下，朝野莫知所適，也不是個辦法。不幸這位年輕皇帝，顯然感到國亡無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軍師謀臣，應該有見及此。不幸康某木訥執拗，識見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於幼主。——言念及此，我們不能不說康有為實在只是一位狗頭軍師。他不能擔當推行政治現代化的天降大任，而開了倒車。
值此2000年未有的轉型期，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有心掌舵的人，總應略通古今之變，粗識中西之長，虛懷若谷，慎重將事。君子誤國，其害有甚於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鑑往知來。摩挲舊史，涉獵時文。擲筆几上，吾欲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