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亦民亦匪的保國群眾運動。從星星之火燒成燎原之勢，扶清不成，滅洋無功，上演一齣紛紛攘攘的人間鬧劇。八國聯軍，各懷鬼胎的國際武裝大拼盤，從護衛使館轉為進軍北京，奸擄焚殺，人頭滾滾，掀起一次世界文明史上的罕見浩劫。雖有李鴻章巧手斡旋，瓜分之禍可免，但喪權辱國難逃……
一、傳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議
在中國近代「轉型期」的轉變過程中，戊戌變法是個重要階段。變法失敗固然是件慘事，而真正可悲可嘆，乃至慘不忍言的，卻是它的後遺症，那樁幾乎引起中國遭「瓜分」（thepartitionofchina）之禍的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之亂。義和團和八國聯軍是戊戌政變的立刻後果。但是這件中國近代史上所謂的「拳亂」，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拳亂差不多過去快一百年了。近百年來，中外史學家，尤其近十來年在數次關鍵性的國際研討會之後，可說已把這樁慘史的事實弄得相當清楚。就歷史事實發生的經過來說，史家已大致沒太多爭辯的了。但是各派史家對這樁史實的解釋，則仍是南轅北轍，各異其趣，有的甚至指著鼻子相互辱罵。
不用說在事變當時的一兩年中（1900—1901），大清帝國的宮門之內，就為這是非問題而弄得人頭滾滾；一百年來的中外、新舊、左右、前後各派史家，中外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乃至東方和西方的社會科學家、宗教家、政治家等，對這樁歷史的解釋，也是兩極分化，各不相讓的。
我們應該承認，作為一個華裔史學工作者，對這件驚天動地而是非難分的歷史事件，要想筆端不帶感情而據實直書，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也相信，古今中外，任何驚天動地的歷史大事，都應該有其基本的公是公非。戴有色眼鏡，作曲筆之言，都是不對的，其記錄也是不能傳之後世的。
歷史家如能壓低自己從任何背景所承繼來的知識、經驗和感情，心平氣和地來尋覓這件史實的公是公非，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本篇在落筆之前，筆者就希望先簡單扼要地弄清楚這件歷史事實之後，在各派史家對此史實都會覺得沒太多爭辯之時，我們再來做進一步的詮釋：是其是、非其非，找出它比較接近真理的「公是公非」，作為定論。
先看曹州教案
比較具體地說，義和團之亂，應該是從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陰曆十月）所發生的曹州教案開始的。當然教案不始於曹州，義和拳也並非曹州土產。但故事從曹州教案說起，我相信是個比較實際的選擇。
曹州教案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清末山東曹州府屬下的鉅野縣有個德國天主教堂和屬於該教堂的一些教民。一次這批教民和當地人民發生衝突，教堂袒護教民，因而引起群眾暴動。在暴動中有非教民30餘人衝入教堂，不但把教堂砸了，連教堂內的兩位德國傳教士能方濟（francoisnies）和韓理（richardhenle）也被無辜打死了。這一來鬧出人命，尤其是那時享有「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的外國人命，就變成列強「強索租借地」（thebattleofconcessions）的導火線了。
曹州府位於山東省西南部，下接江蘇省的徐州府，是個出「響馬」的地方，民風強悍。《水滸傳》裡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內。唐朝末年「黃巢殺人八百萬」，也是從曹州開始的。繼洪、楊而起的捻軍，也起於這一帶。不用說清末亂世了，就是一般太平盛世，當地老百姓之間的械鬥也是隨時都有的。出了幾個武松，打死幾個西門慶，本是司空見慣的，不算稀奇。只是這次械鬥的一方是教民，教民背後有洋人撐腰，問題就複雜了。
外國教會是中國第二政府
須知那時在中國的洋人，都是不受中國法律管束的太上皇，他們受「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的保護，犯了中國的法，只有他們自己的「領事」，按照他們自己的法律，才能「裁判」他們。
縱使是外國教會傳教士設在中國的教堂，也形同中國境內的第二個政府。外國的傳教士和中國的官員也是按照對等職分平起平坐的。據當時清朝朝廷的規定：教會中的「主教」是與中國一二品大員的地方官「總督」「巡撫」平行的；「副主教」與「司、道」（省區二級官員藩臺、道臺）平行；「神父、牧師」與「知府、知縣」平行。
在那官權高於一切的專制時代，老百姓對親民之官縣太爺，都要叩頭跪拜，尊稱「老爺」。老爺的妻子才許叫「太太」。哪兒像今天的臺胞和華僑，動輒介紹自己的老伴為「我的太太」。今日大陸更不得了，開口閉口「我的夫人」。「夫人」者，在那義和團時代，政府高官、三品以上「大人」的老婆，始可有此尊稱也。
相對之下，則洋教會中主教的老婆，就等於中國的「一品夫人」，牧師的老婆都是「太太」。一般「子民」老百姓見之，都是要下跪的。所以那時在中國傳教久了的西方傳教士，一旦回到他們自己國內做平民，對他們根生土長的社群，都很難適應。因為他們在中國時，都有高官的身分和供使喚的婢僕。高官就難免有「僚氣」。有僚氣的人，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社群之內，就很難適應了。
西方教會既然在中國境內形成了「第二個政府」（有時甚至是「第一個政府」），則在這另一個政府庇護之下的「教民」，也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附註]西方教會中的主教原都是有妻子的。有妻子自然就會有兒子。兒子在父親死後自然就會爭遺產。而主教當時都掌握有教會產業，而教會又是大地主大富翁。因此主教一旦死亡，則嫡子嗣子的遺產之爭，就鬧不完了。這樣教廷乃乾脆禁止主教們娶妻生子。
教民是怎麼回事？
教民又是怎麼回事呢？教民現在叫基督徒。那時中國境內極少中國牧師主持的華人教堂，所以中國基督徒都是在外國教會在中國建立的教堂中做禮拜。信徒全是由外國牧師領洗的。中國人久有一盤散沙之喻，而洋教會則善於組織。因此當時分佈在山東省各教會中心的中國基督徒（人數在兩萬至四萬之間），實在是一個在外國牧師領導之下，很有組織、極有力量的社團。這個社團的「領導」（恕我借用一個目前通用的名詞），每個人都享有治外法權。在領事裁判權的保護之下，他們既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對接受他們傳教的中國教民，也就只按他們的教義來加以保護了。所以這時在山東的教民不是弱者。他們的團體在當時多重中心的中國社會里，其力量不但足與任何黑、白社會的民間團體（如大刀會、紅槍會、八卦教、義和拳、青洪幫、農會、工會、宗親會、同鄉會等）相抗衡，甚至連當地權力無邊的各級衙門也不放在眼裡。——清朝政府對當地人民雖享有生殺予奪之權，但是對在洋教會保護之下的教民，就凡事讓三分，不願自找麻煩了。
因此，那平時極少制衡的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這時總算碰到一個剋星——那個足以與它分庭抗禮，甚或權勢猶有過之的外國教會。所以從「抗拒那極權政府魚肉人民，防止被社會上惡勢力欺凌以及引領教民走上比較現代化的生活」這個角度來看，洋教會在當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里，有時也發生著很多的正面作用。
耶穌會士與文化交流
可是那時的中國教民雖享有如許的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優勢，但信教的人還是寥若晨星（約合山東全省人口的千分之一），原因又在哪裡呢？
簡單說來，這就是個文化融合的問題了。不同的文化會產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同一個社會里同時流行，就要發生社會矛盾，在家庭生活上也要發生嚴重的代溝。要使這兩種生活方式「水乳交融」，要打破這兩個泥菩薩，再揉成兩個泥菩薩，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所以當時中國老百姓拒絕信仰洋教，便是因為在那時的中國社會里，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和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不是水和乳的關係，而是水和油的關係。二者是融合不起來的。
須知任何宗教都是從一個特定的民族文化中滋生出來的，然後再以此民族文化為基礎，推陳出新，發揚光大，向其他民族文化中滲透傳播。基督教原是發源於猶太民族文化之中，是「猶太教」（judaism）中的一個有革命傾向的開明支派。基督本人被釘上十字架時，他也不知道自己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徒」。基督之死，只是一個開明改革派的「猶太教徒」殉道而已。可是基督死後，那些尊師重道的基督之徒（在中國儒家則叫作「仲尼之徒」），保羅、彼得之輩受不了猶太本族的宗教迫害，乃向歐非兩洲的異族之中鑽隙發展，歷盡異端迫害，終於篡奪了東西羅馬的政權，成為獨霸歐洲的宗教。在北非，他們也建立了一個黑色基督大國亞比西尼亞（今衣索匹亞）。在歐非兩洲分別傳播的基督教雖截然有別——在歐洲的教義內，「上帝」是沒有形象的；但是在早期非洲基督教會內，「上帝」則有個人形塑像，他和佛道兩教寺觀之內的雕像是大同小異的。所以，洪秀全在夢中所見到的紅臉金須的「天父皇上帝」，原是《聖經·舊約全書》和非洲基督教中的上帝。美國當年的新教傳教士羅孝全不承認洪秀全的上帝，實在是他神學史未搞通而少見多怪——但是不論歐非兩派是怎樣的不同，他們同出於最早期基督使徒之傳播則一也。
可是基督教卻與中國文明風馬牛不相及。在唐朝初年東羅馬正教的波斯支派（thenestorians）曾一度循「絲路」東來。但是它除留下一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外，歷史家找不到它是如何流行的，影響就更談不到了。迨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穌會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來華傳教。但是清初的康雍二朝實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盛世。這時的中國讓那些傳教士真看得目瞪口呆。這批「耶穌會士」都是些聖潔（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學者。在當時中西文明互比之下，他們覺得當時的歐洲在政治管理、社會道德、經濟成就各方面往往不如中國。因此在所有傳教士書簡中，對中國真是眾口交贊——甚至是未說過中國一句壞話。所以他們東來所走的路，不是「單線街道」（one-waystreet）。中國文明之西傳，他們也是功不可沒的。這些耶穌會士當年所搞的是一種真正的東西文化交流。他們要修正他們自己的教義，來配合中國的儒家道統，截長補短、採精取華地融合共存。不幸在17、18世紀之間，他們的教廷卻愈走愈教條化，而中國宮廷之內的政爭也把他們無端捲入。因此，這場多彩多姿、平等互惠的中西文明之結合，就無疾而終了。
全盤西化論的先驅
耶穌會士絕代後百餘年，19世紀中期歐美傳教士又接踵而來。時隔百餘年，雙方環境都完全變了樣。這時大清王朝已走入衰世——政府腐化無能，社會貧窮髒亂，公私道德也全部破產，真是人不像人，國不像國。而這時的歐美國家卻正如日出東山，朝氣勃勃。縱是在他們治下的殖民地如香港，租借地如上海、廣州和天津的各國租界，治理都高明得多。
在這個尖銳的對比之下，19世紀的傳教士就沒有當年耶穌會士那種虛懷若谷的雅量了。這時的傳教士也不像當年的耶穌會士那樣是經過教廷選拔而為宗教獻身的聖徒。他們很多都是《聖經》之外別無所知的神職人員，有許多更是由鄉曲小教堂籌款，把他們送到海外的落後地區傳教的。因此他們一開始，就有不可一世的種族和文化的優越感，認為他們傳教的物件是一種遍身罪惡、滿身傳染病而無文化的異端。這種異端蠻族也只有信上帝，全盤基督化，才能「得救」。
所以17世紀與19世紀從西方東來的基督徒傳教士的作風，簡直是南轅北轍。前者所做的是兩個對等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而後者則是一邊倒——中國人民如要「得救」，就只有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而全盤基督化，也就是「全盤西化」。他們實在都是「全盤西化論」的先驅。
當然那時中國的宗教信仰（如看相算命、崇信城隍土地）和一般生活方式（如纏足、納妾、吸毒、盲婚……）都表現得十分落後甚至野蠻。但是中國文明中亦有其可取之處，不可因噎廢食、玉石不分。除舊佈新，原是任何有文化的社會都應該做的事。斯之謂「現代化」也。中西文明之對比，非中不如西也。只是中國文明「現代化」之起步，晚於西方文明300年而已。
即以醫藥一項作比。中古時期中國之醫藥，實遠邁歐西；而19世紀與20世紀之時，則「中醫」較「西醫」之落後就不可以道里計矣。然「中醫」（如草藥、如氣功、如針灸）又為何不可「現代化」「科學化」，以至於「中西醫結合」，截長補短，互惠合作呢？中國人為什麼一定要廢除中醫，全用西醫呢？
所以我們談「中西文化之比較」「中西文化之融合」「東西宗教之對比」等比較史學和比較文化上之專題，實千萬不能忽略其間的「階段性」。中西互比，我們只能以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近代比近代，而分別論其短長。不可不分層次，不辨古今，囫圇吞棗，而泛論一切！
吾人如自覺近兩百年來，在「現代化」過程中落後而處於衰勢的中國文明，遠不如「現代化」較早而至今仍處於盛勢的西方現代文明，就要盡棄傳統，「全盤西化」，這原是啟蒙時代的幼稚病，啟蒙諸子的矯枉過正之言，不值深究。而好漢專提當年勇，不分階段、囫圇吞棗，硬說精神勝於物質，東風可以壓倒西風，當然更是不通時務之論。要知東西文化，原無優劣；而時間今古，則長短分明。
不幸的是，在那清末民初之世，中西雙方均各走極端。西方神職人員之來華者，認為落後貧窮的中國異端，除信他們的上帝之外，無二話好說。伯駕牧師說得好：「中國人不服從，就毀滅（bendorbreak）。」因此那時縱是最善良、最具好心腸的傳教士，對他們母國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胡作非為，也多表支援。有的甚至認為「帝國主義」並不存在。此一「帝國主義不存在論」的心態，其後且蔓延至西方漢學界。連西方漢學泰斗的費正清先生亦終身服膺之。到他寫完自傳的死前數年，才稍有轉變。
這是那時西方人在中國的基本態度。這一態度如不改變，則西方教士傳教中國，就永無安寧之日——上至士大夫，下至工農兵，都要一致抗拒了。太平天國之覆滅，就是中國士大夫抗拒基督教之結果；如今義和團之興起，則是工農兵和基層社會中人抗拒基督教之行為表現也。拳亂之時，除少數滿洲貴族乘機附和，企圖扶清之外，漢族士大夫幾乎完全靠邊站，甚至有奮起「剿滅拳匪」者。非漢族士大夫有愛於耶教也，只是他們頭腦較為清楚，吃一塹長一智，認為洋人惹不得罷了。
士大夫和工農兵抗拒耶和華
若問中國士大夫和工農兵為什麼一定要抗拒基督教呢？為此難題，近年來臺灣基督教會在一些傑出領袖如林道亮、阮大年、王永信、周聯華、林治平諸先生策劃之下，籌有鉅款，設立專門計劃來加以研究。
據吾友李湜源教授的解答，中國人未嘗反對耶教也。只是耶教教義與中國倫理傳統互異，二者交流乃發生嚴重的文化衝突。這種文化衝突不解決，則中國人就難於接受耶教了。李君亦是虔誠的基督徒，對神學與神學史均有深入的研究。舉例以明之，李君就認為曾在《聖經·舊約全書》中出現6千次的「上帝的上帝」耶和華（yahveh）就不是「中國人的神」。下面且抄一段李君對耶和華的討論：
耶和華是一位很特別的神。第一，他是神人合一。他有手，有指，有腳，有腿，有眼，有耳，有口，有鼻，能說話，有聲音，他能夠種樹，也能夠縫衣，他是男性，是父親，有兒子，他能教訓，也能咒詛，他能記憶，也能忘記，他能笑，也能哭，也能喜、怒、哀、樂、愛、惡、欲。他有一定的住所，西乃山是他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又時常奔走，「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乃從這會幕到那會幕，從這帳幕到那帳幕。」（《歷代志》上，第17章第6節）第二，他是一個恐怖（terrible）的神。原文「terrible」一字，中文聖經譯作「應受敬畏」。「耶和華因為不能把百姓領進他向他們起誓應許之地，所以在曠野把他們殺了。」（《民數記》第14章第16節）「我是耶和華，不輕易發怒。我有浩大的愛；我赦免罪惡和過犯。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而懲罰他們的子孫，甚至到第三、第四代。」（《民數記》第14章第19節）「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與米匋人打仗，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原文作曾與男子性交的）的女子都殺了，但女孩子（指小童）凡沒有出嫁的（原文作沒有與男子性交過的），你們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原文作留作你自己使用[姦淫]）。」（《民數記》第31章第7至18節）「耶和華是一位嫉忌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嫉忌。」（《出埃及記》第34章第14節）「嫉忌就是我（耶和華）的聖名。」（《以西結》第39章第24節）。在舊聖經我們可以處處看到，耶和華是一位戰神，是一位猶太人的神。
湜源認為耶和華是一位猶太人的神，是一位戰神。吾人授中東文化史，固知所有發源於中東的宗教，都是戰鬥的宗教；在中東寄居或過往的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戰神」。因為中東地區，自古便是四戰之區，人民不好戰便不能生存，為戰爭而激發的宗教所崇奉之神，自然也都是戰神了。
戰沒什麼不好。不過這與宣傳反戰的儒佛兩教，是教義不投的。所以中國人很難接受上述的耶和華。
李君又提到「19世紀中國人信教原因[之一]，是因為教會能夠赦罪」。但是教義裡的可赦之「罪」不是「罪惡」的罪（crime），而是「過錯」的罪（sin）。那時中國教民受享有領事裁判權的洋教士的庇護。「中國人犯了罪就參加教會，得到罪的赦免。因此參加教會要付相當的價錢。」當年教會辦的刊物，就記載過一則故事：
一位[西方]傳教士在渡船裡聽到兩位中國人磋商購買參加教會證書的價錢。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實，在某個中國城市，中國傳道人要定下普通參加教會證書的價錢。（見《教務雜誌》1910年3月，第209頁。）
李教授也對章力生先生所著的《人文主義批判》，做了些反批判。章君說：
東方是異教的大本營。我們要使基督教會在東方紮根，建立不拔的基礎，必須掀動異教的文化結構和哲學系統，向他們積極挑戰……
湜源又說：
章先生勸告中國人，大徹大悟，在全能全知的真神之前，去其「驕氣與多欲、色態與淫志」；好像「多欲」「淫志」也是中國人反對基督教的原因。（章力生《人文主義批判》，第4頁）[見李湜源著《中國人與基督教——商討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反響》，載《文藝復興月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1981年10月1日，第126期，第58—62頁。]
章力生先生還是生在20世紀的中國人，一位篤信基督的良心教徒。他的言辭之一邊倒和他反華衛教態度之決絕尚且如此，庚子年間，那些享有「知府」「知縣」地位的西方傳教士，其衛教反華的態度，就不言可知矣。明乎此，我們也可瞭解當年所謂「民教衝突」的因素是多麼複雜。
其罪可赦而養兒不能防老
須知當年的中國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consciencechristians）與「吃教教徒」（ricechristians）之別。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門，則終日懺悔有罪，時時在上帝之前思圖自贖。
老來篤信基督的張學良將軍夫婦，便是一對標準的良心教徒。張將軍在其九十壽誕致辭時，劈頭一句便說：「我是個罪人！」當時曾使全場大驚。或謂少帥當年在李烈鈞庭長之前都沒有認罪，這一下被關了50年，反而認罪懺悔起來，亦見軍事委員會「管教」之有方也。其實張氏所講的只是基督教義裡的一個術語，他所「認」的只是此罪（sin），而非西安事變時所「犯」的彼罪（crime）也。可惜在國民黨的傳統之中，黨魁之外，教民寥寥。聽眾之中，通基督教義者，小貓三隻四隻而已。所以大家就錯把馮京作馬涼，以為少帥對西安事變這項「罪惡」，懺悔了，認罪了。因此全場大鼓其掌，亦史中趣事之一也。
把少帥之sin當crime來曲解，小事也。最多讓後世史家上錯一筆賬，也使把少帥看成「千古功臣」的中共稍感惶惑罷了。可是對基督其他教義（如「赦罪」）的誤解，那關係就大了。根據教義「罪」既可「赦」，則又有何罪不可「犯」呢？——這就對「吃教教徒」為非作歹，大開方便之門了。
抑有進者，縱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誠的良心教徒，他們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里，有時也可製造出極嚴重的社會矛盾。舉例以明之：當時所有的基督教會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號召的。他們認為人只能向上帝盡孝，不應向父母盡孝。筆者便有一位在中國出生，說得一口京片子國語的傳教士好友。她當年在北京對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主義的滿族「孝子」，印象太壞了。所以她一輩子堅持她的格言：「孝順」就是「笑話」。
清末在中國傳教最有成績也最有見識的美國傳教士，後來又做到中國「同文館」乃至「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丁韙良（rtin，1827—1916），也堅持相同的意見。他認為人對上帝的孝順，不應被人對父母的孝順所阻隔。
基督教這種上帝獨大的「反孝」立場，因此便與當時「百善孝為先」的中國倫理針鋒相對了。我們如把19世紀末年來華的傳教士與16、17世紀來華的耶穌會士相對比，則後來者就顯得武斷專橫多矣。
筆者不學，亦嘗讀佈道諸子之書，對他們處理如「孝道」這類的社會問題之輕率自信，就時感駭然。姑不論其道德價值如何，「孝」的本身卻是一種「社會經濟制度」（asocio-economicinstitution）。在那個缺乏「社會立法」（sociallegislation）、社會保險，沒有退休金、養老金的中國傳統社會里，「養兒防老」，豈止「道德」而已哉？社會經濟之必需也！
設有男子，受了上帝影響，或經濟和老婆的壓力而置父母飢寒於不顧，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虧，為親友鄉黨所不齒，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個「刑事犯」，要被捉將官裡去的。
假若這個刑事犯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甚或只是個「吃教」的騙子。但是這個官家捉人的訊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訴到教堂裡去，那些篤信教條、誠實而又偏心的外國牧師，可能便要向官方施壓索人。那時畏洋人如虎的清朝官吏，為自保祿位、息事寧人，多半也就遵命開釋。
那位精通中國語言文字，並曾在說京粵語的華人之間充當方言翻譯的丁韙良，在他的自傳裡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開脫過罪名。這些中國倫理範疇內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護之下，逃脫了中國法律的制裁，但他卻逃不掉社會輿論的指摘。一旦他那年邁無依的二老，把家事鬧上街頭，則「梁山」下來的英雄，「大刀會」裡的好漢，內外兼修、精通「義和拳」的氣功師，就要仗義、行俠、鋤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為鋤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師，問題就大了。打死人的李逵、武松等「義士」，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這命案變成了國際事件，則本地縣太爺、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總理衙門就無處躲藏了。中西讀者們，且設身處地地想想，你如是那時處理這件公事的中國縣太爺，你應該怎麼辦？
以上所舉只是當年千百個教案之一例。其中是非曲直，從何說起呢？不幸的是當年的教會中人都是跟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闖入中國內地的，對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和社會經濟結構都只是一知半解，而對他們自己教義的堅持則半寸不讓，因此對中國官府民間動輒頤指氣使。中國政府對教會過分忍讓，則失信於民；民間組織自行抗拒，在洋人壓力之下，官又指民為匪，妄肆誅戮。如此惡性迴圈，治絲益棼。最後官方威德兩用，剿撫兼施，難免又良莠難分，養癰成患，為無知昏聵者所利用，則義和團之形成也就無可避免了。
一根油條大小的國際交涉
再如咸豐年間影響中美關係極巨的小教案，則起源於美國牧師以發放銅錢，鼓勵市民於禮拜天入教堂做禮拜。一個銅板對富有的美國牧師，只是九牛一毛，但它對流落街頭的廣州貧民，則至少是一根油條的價值。為控制這根油條的佈施，禮拜天的教堂門前就要發生（如今日在美國亞裔社群內所習見的）「幫派鬥爭」（gangfight）了。青龍白虎兩幫為搶地盤，大打出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連美國教堂也被砸了。
這樁砸教堂打教民的街頭武劇，被洋牧師鬧入衙門，就變成國際事件了。等因奉此，那位出身牧師，後來變成美國駐華使館的翻譯，遞升代辦，終成公使的外交官伯駕乃行文要求清政府賠償損失。那時畏伯駕如狼，討好美國公使更唯恐不及的清廷欽差大臣，非敢不賠也；可他老人家怕的是，此惡例一開便不得了也，就只好拖延。但是那時的美國佬也不是好惹的，伯駕豈是等閒之輩？他堅持清方非賠不可，案件一拖十年，竟成為咸豐朝（1851—1861）中美外交中最大的疙瘩。最後還是清朝大臣打躬作揖，賠款了事。
這個由於傳教失策引起街頭幫派打架，再由幫派打架殃及教堂，遞升為國際外交癥結的小故事，筆者笨拙，不惜囚頭垢面，自美國檔卷中窮索之，終於水落石出。但是這一類事件，在一些有既定成見而又不願深入研究的史家的筆下，都變成華人排外反教的例項。
其實，朋友！他們為上帝的一根油條打架是真，排外反教的帽子就未免太大了。
儒徒、佛徒比較阿q
在這百十件教案中，當然我們不能說沒有為排外而排外，為反教而反教的例項，「排外族」「反異教」，各民族之間只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沒有有無的例外。
但是在世界各大民族及主要的宗教文化之間，還算是儒佛兩教較為缺少「排他性」。凡耶教、回教所不能忍者，儒徒佛徒多能身受之。餘讀教士書，知彼輩來華之初，多乏託身之所。初期天主堂與基督教堂多借地設於佛寺、道觀之內。其神父、牧師講道往往便置十字架於佛前香案上。宣道至高潮時，往往便揮杖直指神壇上泥塑木雕之佛像，斥之為糊塗偶像，有罪而無靈……基督教原為排他性極強之宗教，對異教之「敵我矛盾」，界限分明。詆辱異端之言辭，均極嚴峻，而傳教士篤信本教真理，亦從不諱言之。有時在其辱罵異端至激烈之際，四周圍聽之僧侶與群眾不但不以為忤，每每且為之歡笑助興……餘讀書至此，輒掩卷竊笑，想我民族何阿q若此？然亦中國文明寬容之一面也。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正是聖賢之道也。
試思此一情況如主客易位。設有東方黃人，於坐滿愛爾蘭碼頭工人（irishlongshoremen）的紐約天主堂內，揮杖直指懷抱嬰兒之聖母瑪利亞（virginmary）為無知村婦，瑪利亞之子為頑劣牧童，豈不頭破血流，天下大亂哉？
華民非不反異教也，然華族固為一無宗教之民族，群眾百姓一般均安於土宗教（folkreligion），隨地拜拜，神佛處處，再加幾個耶穌、上帝，不以為多也。「有教無類」，故對入侵異教，頗能阿q之。斯為獨崇一教之中東及西方諸民族所難能者。所以若論反異教，則我民族較之西人，較之猶族，寬容十倍矣。
為虛無的超自然而相殺，我民族史中，除洪楊一役之外，未嘗有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殺生人而事鬼神，科學耶？民主耶？終須等到中西文明現代化扯平之時，始可言其是非也。
德人強佔膠州灣
可是在那義和團時代，最可嘆的還不是這些宗教上和哲學上的是非問題，而是德國愷撒以此為藉口而強佔了中國膠州灣的政治問題。德人既佔膠州灣，其他帝國主義之列強乃發生連鎖反應。中國沿海港口上自旅順、大連、威海衛，下至九龍、廣州灣，一時均為列強所霸佔——99年之強租與霸佔何異？由港口之霸佔，乃有列強對中國內地「勢力範圍」之劃分。若非由於諸帝國主義之勢力相持不下，則大清帝國早就變成波蘭了。
此一瓜分局勢之形成，實德意志帝國以曹州教案為藉口而始作俑者。義和團就是國人對這次國難愚蠢的反應。
德國原為近代世界政治史上擴張主義之後進。所謂德意志聯盟本來只是日耳曼民族之間一個鬆散的城邦組織。1870年（清同治九年）普魯士一舉擊敗法國之後，普王威廉一世在名相俾斯麥策劃之下，一躍而為諸邦之首，德意志始粗告統一。其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1890年威廉二世即位後，俾斯麥罷相時，德國後來居上，儼然已發展成為當時一主要的中歐強國，搞合縱連橫，不可一世，而威廉對向外擴張尤迫不及待。不幸此時亞非拉諸落後地區，已為諸先進列強所瓜分，空隙極小。至1895年中國為日本所敗，割地賠款。這對歐洲後進的帝國主義德義兩國卻是個極大的鼓勵。（義大利之統一、復興及擴張，幾與德意志同一時間，同一模式）兩個遲來晚到的小強梁，當義大利在浙東三門灣一帶伺隙而進之時，德皇的先遣密探已在膠州海面打主意了。1896年12月14日（陰曆十一月十日）德國駐華公使海靖（edmundvonheyking）乃正式向總理衙門提出租借膠州灣50年之要求。
總理衙門在它的創辦人恭親王奕的主持之下（奕是同治和光緒兩個皇帝的胞叔），愛護膠州事小，怕列強援例事大，乃加以婉拒，交涉經年，沒有結果。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派駐北京的海靖公使，這時氣焰正盛。威廉已派實力可觀的遠東艦隊游弋於膠州灣內外，虎視眈眈。這是當時列強根據不平等條約所享有的特權，而中國北洋海軍則於甲午戰敗後一艦無存，無絲毫抵抗能力。
就在這德國已準備動武而沒個藉口之時，正好發生了曹州教案。這時中國的山東巡撫是李秉衡。李氏本於教案（1897年11月1日）發生前一月已調升四川總督，遺職由張汝梅接替。不幸他官運欠佳，正辦交代而尚未離任時，曹州就出了事。李氏自知大事不好，乃傾全力「破案」。11月9日竟將曹州殺人犯全部緝獲，向德使請罪。但是這時德人已決定藉機強佔膠州灣，並囊括山東為「勢力範圍」，請罪有啥用呢？
德皇於11月9日始得曹州教案之電訊，經三數日外交試探之後，德國遠東艦隊乃奉命於11月14日轟擊中國炮臺，陸戰隊隨之登陸，佔領了膠州灣，並拘禁奉命不抵抗之中國駐軍總兵章高元，再向鄰近即墨等屬縣進襲，一時難民如潮，血流遍地，時局就不可收拾了。
與此同時，德國公使向北京總署，亦提出六項要求：
一、李秉衡革職永不敘用。（李氏尚未到任的四川總督也就被革了。）
二、賠三座教堂建築費各六萬六千兩，教堂失物費三千兩。（這筆款子在那時是大得驚人的。）
三、鉅野等七縣建教士住屋，建費兩萬四千兩。
四、中國道歉，並保證永不再犯。
五、中德合資建全省鐵路，開發礦藏。
六、賠償德軍侵膠澳軍費約數百萬兩。
（引自摩爾斯著《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卷三，第107頁。）
此六條墨瀋未乾時，德使又補提若干條，在落實上述路礦要求之外，更提出租借青島及膠州灣99年之詳細條款。
這時清廷在毫無抵抗能力的情況之下，焦頭爛額，在君臣對泣一番之後，也就全部承認了。經四個月之磋商，這項《膠澳租借條約》就在翌年3月6日（陰曆二月十四日），正式簽字了。今日我們仍然很欣賞的青島啤酒，也就是那時德國商人在青島開始釀造的。
「不可戰而戰」與「可戰而不戰」
那時的所謂教案是怎麼回事？而列強利用教案為藉口，以侵蝕中國領土主權，又是怎麼回事？筆者已不厭其詳，縷述如上。這些都是歷史上扳搖不動的事實。我不相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認。若說教案完全起於中國老百姓的排外行為，這分明與事實不符。若說帝國主義在中國並不存在，那就更是強詞奪理的胡說。上述膠澳租借史，你說不是歐洲帝國主義的侵華行為的標準記錄？
當然，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歐美帝國主義為什麼不侵日本呢？胡適老師說得好，帝國主義為何不侵「五鬼不入」之國呢？帝國主義之侵我，也是我們自己窩囊的結果嘛！哪兒能專怪人家呢？但是我們為什麼要如此窩囊呢？
我國近百餘年的動亂，是一種歷史上社會「轉型」的現象。文化不論中西，都是要從落後的「中古形態」，轉入「現代形態」。西洋文明從文藝復興開始，至此已「轉」了600年。我們從鴉片戰爭開始，至今才150年，按理我們還應該有一段苦日子好過呢！分階段「轉型」是慢慢來的，急不得也。筆者於「轉型」之說，謬論已多，這兒就不再嚕囌了。
總之在戊戌和庚子那個階段，自曾、左、李、張（之洞）而下的漢族士大夫和器重他們的皇帝爺——義和團同志們尊之為「一龍二虎」者，他們吃一塹、長一智，知道洋大人是碰不得的。他們知道「外事棘手」「教案難辦」，不可輕率從事。
記得「九一八」時代，筆者當小學生時，曾讀過陳布雷先生的大著《國民政府告學生書》，曰：「……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其實這也是「九一八」之前30年中國士大夫的心境。可是這種士大夫情懷就不是當時工農兵——李逵、武松、花和尚和濟公法師一流人的想法了。
在這批英雄好漢、江湖豪傑眼光裡，他們所見到的只是洋人的橫蠻、教民的仗勢和政府的畏葸。尤其是在德軍佔領膠澳，向內陸進襲之時，官軍狗走雞飛，總兵（今師長）被俘，在如潮的難民的兒啼女叫聲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護的教民，尤其是「吃教的教民」，自然無逃難的必要。道左傍觀，可能且有幸免和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相形之下，不但強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
這樣一來，不但民教雙方陣線分明，地方各種教門、拳會、會黨，也會認為政府過分孱弱——「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則江湖豪傑，乃至當地武生士紳，也都要揭竿而起，以保鄉衛國、仇洋滅教為己任了。
山東本是民風強悍的地方，如今人民既同仇敵愾若此，則一向對人民只知誅戮鎮壓而畏洋讓教的清朝地方官，對他們的傳統政策，也就有重行考慮之必要了。
「農民起義」的另一面
我們要知道，在清朝末年的中國政府裡和社會上的動亂，基本上是與秦漢隋唐宋元明諸朝代末年的大同小異。這時的國家機器徹底鏽爛，政府紀綱、社會秩序同時解體，人禍天災（天災往往是人禍的延續）一時俱來。衣食不足，安知禮義。公私道德，也徹底崩潰。人心惶惶，莫知所適，邪教邪門、惡僧妖道也就乘虛而入。饑民索食，難免打家劫舍，為盜為匪。強梁狡黠者以及劣紳土豪，就更要結團結練（練亦為捻，便是捻軍的起源），鬥爭稱霸。強凌弱、大吃小，逐漸形成大小軍閥，來糜爛一方。一般良民百姓，不論從善從惡，但求自保，亦勢必捲入洪流，不能倖免。這種盜賊橫行，饑民遍野的社會情況，在我們安徽淮軍發源地的江北淮南，俚語便叫作「遍地黃花開」。這種遍地黃花中，如能有個中心力量來加以統率，頭目分等、旗號劃一，他們就變成所謂「農民起義」了，捻軍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這一自然形成的中心力量，如為張角、黃巢、李自成、張獻忠所領導，他們就要橫行天下、赤地千里，做歷史上有名的「流寇」。這種中心力量如為朱元璋、洪秀全所領導，他們就可以重建國家機器來改朝換代了。
但是對這種農民起義，一個衰世朝廷如剿撫有術，他們也未必就造反到底。國有大故，他們往往也可受撫立功，外御強寇，內除反側。這一事例在漢末唐初兩宋乃至民國時代都屢見不鮮。當年東北的「鬍子」、抗戰初期淮河流域的「馬虎」（紅槍會）都是入侵敵軍所敬畏的愛國游擊隊。後者且為筆者所親見親聞。但是他們只能做做「敵停我擾」的輔助力量。招撫不得其當，他們就抗敵不足而擾民有餘了。庚子年間那些糊塗的滿族統治者，竟然想利用他們做「扶清滅洋」的主力，終於使其失去控制，闖下了滔天大禍，如此而已，沒啥深文大義也。
庚子（1900）之前在直隸（今河北）山東一帶，農民運動的中心力量顯然是義和拳。義和拳本是有數百年以上歷史的拳術。我國拳術本有內外兩派，所謂「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義和拳亦名義合拳，可能是內外兼修的。
義和拳那一套事實也就是一種氣功。中國古代自春秋戰國以降，對氣功的記載是史不絕書的。所以氣功之為術，在我國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半世紀來餘讀「義和拳源流論」，不下數十篇，大半都是浪費精力的以偏概全之作也。
「毓」字帥旗下的「義和團」
當年的滿洲貴族被洋人欺夠了，乃想組織他們來驅洋除教。這樣便出了個巡撫毓賢。他要把他們的「義和拳」改名為「義和團」，打起「毓」字大旗，由官方認可為保家衛鄉的正式「民團」。然後又把全省良莠不齊的牛鬼蛇神——什麼大刀會、紅燈照、八卦教（尤其是有較多群眾的「乾卦」「離卦」兩派）、紅槍會等凡數十種，義而和之成為一單一團體，由他來統一指揮，聯合「滅洋」。官方既有此輔助和認可的政策，「義和團運動」立刻就如火之燎原，一發不可收拾了。
毓賢原是一個漢裔旗人（漢軍旗），監生出身。捐官在山東，於光緒十六年（1890）署理曹州知府。毓賢本是個很乾練而狠毒的屠夫。他上任不及三個月便殺掉1500人。殺得那強盜如毛的曹州府（也像今天的紐約市吧），「民懷吏畏」，秩序大定。因此毓賢也頗有能吏之名而為上級所嘉許，以致官運亨通。當1897年冬曹州教案發生時，他已官拜山東按察使，為全省最高執法官吏，俗稱臬臺。所以在巡撫李秉衡為怕洋人藉口生事而嚴令徹查此案時，毓賢在數天之內便把這案子破了。他破案之時，德國政府還不知教案的發生呢！亦可見毓賢的幹練了。
毓賢雖然殺人如麻、草菅民命，但畢竟是個洞察民情的親民之官。他知道這些教案的詳細情況。所以當德軍藉口入侵，山東全省鼎沸而北京朝廷又一再為洋人所迫，嚴令「剿匪」以安「教民」之時，毓賢和他的頂頭上司李秉衡及李的繼任人張汝梅，都有了心理矛盾。他們明知在「民教衝突」的兩造之間，「教方」（尤其是「吃教」者）仗入侵洋人之勢，並非皆是善類；而「民方」亦非打家劫舍的真正盜匪，如誣以盜匪之名妄加誅戮，非但有欠公允，尤恐激民成變，不可收拾——因為那時縱曹州一地即有大刀會眾十餘萬人；冠縣一縣的義和拳拳會群眾即有「十八團」；茌平縣治下有860餘莊，習拳者遍佈800餘處。將如此廣大的群眾誣衊為匪，妄加誅戮，官逼民反，不得了也。因此縱是屠夫鷹犬般的毓賢，面對此一實際情況，亦有「與教民為難者即系良民」之嘆。（此「即系」二字是否為「原系」二字之抄誤，尚有待另考。）
根據他們對實際情況的瞭解，李秉衡、張汝梅和毓賢三人都主張分清善惡，剿撫兼施。當毓賢於1899年繼任山東巡撫時，他就公開宣佈「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三大原則，正式把義和拳、大刀會一類的民間結社頒予「毓」字大旗，改組成為政府正式認可的義和團了。其實大刀會當時的聲勢亦不在義和拳之下。毓賢之所以舍大刀而取義和，是因為「義和團」較「大刀團」雅順多矣。毓賢雖喜歡大刀，但是他畢竟是個監生嘛！
這一來義和團在中國歷史上也就褒貶難分了。
二、列強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竊政·群運出軌
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
發生在20世紀的第一年，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從星星之火燒成燎原之勢，實在是與當時山東巡撫毓賢的三原則分不開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賢的三原則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老實說這三個原則本沒有錯，錯的是他在把抽象的原則具體運用時不得其當，這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這一條來說吧！當年列強對中國所做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國人在山東，俄國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已激起中國全民的公憤。德國人在山東以教案為藉口強佔膠州灣，已無理已極，而德皇為皇弟海因利盍親王（admiralprinceheinrich）率遠東艦隊遠征中國，在漢堡所作之送行訓辭，說什麼「shouldanyoneessaytodetractfromourjustrightsortoinjureus,thenupandathimwithyourmailedfist」[原文英譯載1897年12月26日《倫敦觀察報》（londonspectator）]。那時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員之一翁同龢，在其日記上譯為「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德皇這一「揮拳」演說，那時是騰笑歐美的。世人固對德皇之橫蠻嗤之以鼻，而對我華人之不爭氣也是憐而鄙之。此事當時對我國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斯時在巴黎冷眼旁觀之法國史家柯利厄（henricordier），便認為這種德國佬加於華民之刺激「縱非義和團興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見柯著《中西關係史》，卷三，第365頁。轉引自摩爾斯《大清帝國國際關係史》卷三，第111頁。）
至於德軍當時在山東之橫行，更是筆難盡述。當地百姓如對若輩稍事抵抗，動輒全村被焚，老幼難逃。某次在魯東日照縣，有一極小的民教衝突，在當地士紳出面試行調解之時，五位在場士紳竟被德軍強擄而去，送至青島拘留所，勒令執行極無理之要求。似此綁票勒贖之行為，使在一旁觀察之美國外交官亦為之忿忿不平而報請華府留意。（見美國駐華公使康格（edwinr）致國務卿海約翰的報告書。載美國國務院「外交檔」，1899年4月17日。）
俄國在中國東北所犯的罪惡，就更是罄竹難書了。1899年3月某日，俄人自旅順港違反條約，侵入中國境內徵收地稅。當地農民召叢集眾大會並繕具申請書，請求免徵，態度極為和平恭順，而俄軍竟突然對群眾開槍，當場便打死農民和老弱婦孺94人，傷123人。（據西文《北華捷報》記者的專欄報道。）
1900年7月15日，當俄軍於黑龍江畔的海蘭泡（俄名「布拉戈維申斯克」）開始越境時，華軍稍事抵抗，俄軍便一舉將兩岸華民男女老幼5000餘人悉數屠殺，棄屍江中，江為之塞。此一屠殺，中國政府雖未敢深究，歐美媒體卻向莫斯科提出抗議，而沙皇政府竟聲言是邊遠駐軍擅殺，俄皇鞭長莫及，無能為力，搪塞了事。[見arthurh.smith著《震撼中之中國》（chinainconvulsion），1901年英國愛丁堡出版，第二冊，第607頁。]其後俄人在江東六十四屯一帶和其他城市中的燒殺，據各方報道，死傷華人20餘萬，本篇也就無法詳加敘述了。（見李文海等編《義和團運動史事要錄》，1986年濟南齊魯書社出版，第297頁。）
以上所記只是根據西方官員和記者零星的報道，並非受害華人的誇大。當時如做有系統的調查研究，則入侵者之殘暴，就更是罄竹難書了。筆者不學，曾就清末民初各種中外衝突中，雙方的死傷數字略做比較，所得比率大概可說是一千比一。換言之，在中外衝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殞命，無辜華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賠）。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國傳教士兩人被殺，德人藉口入侵時被殺之華人，加上中國官府在洋人要挾之下所殺戮之華民，以及民教衝突所造成的死傷，即不下數千人。——假如鬼神之說真有可信，數千枉死冤魂在耶穌之側、上帝之前，與在曹州殉道的兩位神父的幽靈同時出現，互控冤情，在此情況之下，上帝和耶穌又何擇何從呢？
不幸的是，在類似情況之下慘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揚天下，垂譽後世，但是陪他們一道喪命的數千名華人，包括婦孺，那就死得蟲蟻之不如了。史達林說：「死一個人是件慘事，死一百萬人只是個統計數字。」在那庚子年間，死掉任何一個洋人，都是個驚天動地的「慘事」，死掉千萬個華民，甚至連「統計數字」也沒有一個。但是中國人究竟不是個麻木的民族，在那千萬家披麻戴孝的寡婦孤兒的哭聲裡，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兒都是會拔刀而起和敵人拼命的，這就叫作「民憤」。當全國人民都感到國亡無日，都要和入侵者捨命一拼，這就叫作「民氣」。這股民氣，筆者這一輩在八年抗戰的日子裡，都是親身捲入、親身體驗的。老實說，八年抗戰就是當年全國人民以血肉之軀，與不可一世的入侵強寇死命糾纏，拼過來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間，八國交侵的時候，全國同胞國亡無日的感覺，實數倍於抗戰前夕的一寇獨來，尤其是在情況最緊迫的山東和東北。所以這兩地區民氣最激昂，義和團也滋長得最快。毓賢這個好殺成性的地方官，也深深地體驗到這種同仇敵愾的民憤，而感覺「民可用」。他覺得與其殺民媚洋，何如「用」民來除教滅洋呢？毓賢這一心態，事實上是與當時西太后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後突然掌權而又顢頇無知的滿人小貴族的心態如出一轍。他們但知民氣可用，要「用」它來「扶清」。他們怎知甲午、戊戌之後的腐爛朝廷，已是個「扶」不起的阿斗？以它來「滅洋」，則洋又豈是氣功師徒「刀槍不入」所能「滅」掉的？
對民氣但知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氣，又沒個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義和團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無數次鍋爐大爆炸中的一次。
只能造反，不能保皇
再者，毓賢究竟是個非科甲出身而習於殺人的莽漢。下棋不看第二步，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團應撫，匪必剿」的原則，應用起來也漏洞百出。
山東那時是處於王朝末季的黃巾、赤眉時代，饑民遍地、盜匪如毛、邪門盈野。毓賢最初的辦法是以殺止亂。但是他縱是個嗜殺的屠夫——他有一個月殺500人，一任殺5000人的紀錄——也殺不勝殺，最後改殺為撫。他撫的辦法是化零為整、招匪入團（民團）。他縱容，甚或授意，乃至乾脆鼓勵和認可，併發下「毓」字大旗，由徒弟眾多、能呼風喚雨的大邪門，併吞那些只有低階氣功，組織能力欠缺，而良莠不齊的小邪門，劃一名號，整齊服色，統名之曰「義和團」，以示這些組織是由他巡撫衙門認可的私辦民團。
這種以大吃小、化零為整，組織並統一指揮起義農民的辦法，原不是毓賢所發明的——那是我們的國寶。試翻我國曆代農民起義的歷史，且看陳勝、吳廣、赤眉、黃巾、黃巢、朱元璋、張獻忠、李自成乃至洪、楊的成長和擴大，都是一脈相承的。但是毓賢所搞的與上述情況有個根本上的不同。上述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為號召的。毓賢統一組織他們的目的卻是「招安」，為大清王朝「保天下」。這樣就變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賢無法真正把「義和團」化為「民團」。農民起義的造反大軍，裹脅起來是愈大愈好，可官辦民團的容量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洩民憤、主正義的義士之行，士氣極高；而保衛腐爛王朝，助紂為虐，那就義士卻步，智者不為了。所以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始終未能步入正軌。它不是個正正堂堂的群眾愛國運動，而是以燒香唸咒或間有「特異功能」的氣功師為主導，終於走火入魔的工農兵運動。——它缺少個「偉大、光榮、正確」而成熟的革命黨從中指導和策劃，因此它搞起「扶清滅洋」「燒教堂、殺教士」，就變成打砸搶，亂來一通了。義和團沒個最高指示，在軍警也都相率入團之後，連「老佛爺」也對其失去控制，使它真的變成了「拳匪作亂」。發展至此，連老太后也只好丟掉「盆底鞋」，梳上「粑粑頭」，化裝成農婦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來「助剿」了。——「拳匪造反」原是李鴻章替慈禧推卸戰犯責任的外交辭令（見下篇）。
所以毓賢的「匪必剿」的原則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饑民的化身。饑民在被「剿」得走投無路之時，便入「團」受「撫」，受撫之後還是沒飯吃，那就繼續為匪，終於良莠難分、團匪並存。而毓巡撫對教民有成見，又沒有辦外事的經驗，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與洋公使又恃強欺人。民教衝突中，不論大小事，往往都要勞動位同總督巡撫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對華文書上自稱「本大臣」），來向中國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無中生有、抗議恐嚇，弄得中國官方不勝其煩。巡撫衙門僅為教案一項便案卷如山（原檔至今仍滿筐滿簍），忙得不可開交。毓賢一怒乃乾脆告其屬下府縣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議當成「耳邊風」，「當成廢紙」。（見李宏生著《毓賢與山東義和團》等多不勝載的第一、二手史料。）
但是毓賢並沒有忽視他自己標準中的「團」「匪」之別。義和團中如有不良分子對教民殺人綁票，他也繩之以法，大量誅戮。事實上義和團中在山東早期最有名的大師兄朱紅燈和遍身氣功的本明和尚，就是因為枉殺教民、竊取財貨，被毓賢捕殺的。——有些後世史家對事實未加深究，竟把朱紅燈與本明之死劃在袁世凱賬上，實為誤人。然毓賢既有「耳邊風」「當成廢紙」一類的指示，則搶匪多劫教民，下級官吏時予縱容，也是事實。這樣就要引起洋人嚴重的抗議了。果然在1899年冬季美國公使康格乃向北京總理衙門連續抗議，要求中國政府把毓賢撤職。總理衙門不敢開罪康格，乃於是年12月5日奏請太后把毓賢「開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並率其新建陸軍11000人入魯鎮撫。毓去袁來，義和團運動便進入一個新階段，從山東轉入直隸（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區了。
毓賢和袁世凱的正反兩面
毓賢原是慈禧的寵臣，他在山東的所作所為都是太后所嘉許的，如今受洋人脅迫去職，慈禧亦為之不平。所以毓賢奉旨回京覲見時，太后竟頒賞親書「福」字以為鼓勵，並隨即調任山西巡撫。毓賢既受此洋人鳥氣，又蒙太后賞識，他一到山西對除教滅洋真的就毫無顧忌，大幹起來了，甚至不惜親自操刀去砍掉洋人的腦袋。可是，這時在山東接任毓賢遺缺的袁世凱，其作風卻正與毓賢的相反。
袁世凱是一位比毓賢更為老辣而幹練的官僚。甲午戰前他在朝鮮即有十年以上辦外事的經驗。如今雖手握重兵，但他知道洋人還是得罪不得的，為著傳教等皮毛小事而開罪洋人，更是得不償失，亦無此必要。再者義和拳民也不只是反教鬧教了事，他們是逢洋必反的短視群眾。袁氏所統率的新建陸軍是當時中國唯一一支現代化的武裝部隊，在時人的眼裡也是一支洋部隊——穿洋服、上洋操、吹洋號、用洋槍、抽洋菸、用洋油、點洋燈……無一不洋。如今扶清學洋之不暇，怎能逢洋必滅呢？可是那時山東省內的工農兵群眾在洋人和教民的刺激之下，及李秉衡、張汝梅、毓賢三位巡撫的暗地鼓勵之中，不但反對築鐵路、開煤礦、辦學堂、開報館，並且要砸海關、拔電杆、封郵局……所以袁世凱一來就要扭轉這種落後反動的群眾行為了。袁氏尤其認為義和拳民的畫符唸咒、刀槍不入的迷信是邪教惑眾，斷難扶清滅洋。因此他對「義和拳匪」就主張全面鎮壓。這時在他軍中以候補知府銜實任「營官」的胞兄袁世敦，其剿滅「拳匪」的意志似比乃弟更為積極。所以在他兄弟於1899年冬領兵入魯時，世敦銜老弟之命，對義和團民大開殺戒，認真剿辦。其後不久，山東的義和團就被袁世凱肅清了。
慈禧太后也有個「四人幫」
可是袁氏兄弟在山東的行為卻有反於當時北京城內的政治氣候。——這時清廷的最高決策權掌握在西太后包庇之下的一小撮滿族王公貴人之手。尤其是皇族近支和宗室的「載」字輩四兄弟：載濂、載漪、載瀾、載勳，以及他們的近親密友們，更是這權力圈的重心之所在。他們依附於那權力無邊的西太后的裙帶之上，把持了朝政。以最無知的頭腦，最下流的手段，為著最自私的目的，利用一個最樂於暴動的社會基層群眾組織義和團來「扶清滅洋」，奪取政權。
載濂、載漪、載瀾三兄弟原是惇親王奕的兒子。奕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子，比他異母兄咸豐皇帝奕只小六天。1889年奕死後，載濂襲爵為惇郡王；而載漪由於過繼給一位早死無後的叔叔瑞親王奕志，也於1894年慈禧六十壽誕時襲爵成為「瑞郡王」。不意「瑞」字被書胥在聖旨上誤寫為「端」字，將錯就錯，他就變成庚子年間權傾一時的「端王」了。
[附註]載漪承繼的瑞王是奕國還是奕志，《清史稿》和英文《清代名人傳》有不同記載，容續考之。
端王的權勢還不止於承襲爸爸和叔叔，他還另有西太后的「裙帶關係」，併兼任禁衛軍虎神營的總兵（師長）——他老婆是西太后弟弟桂祥的女兒，所以她也就是光緒皇帝載湉的姑表妹。——光緒是西太后的妹妹所生。因此在戊戌政變之後，西太后想把光緒「廢」掉，再「立」一個新皇帝時，她最後就選中近親內侄女的兒子，也是載漪的兒子溥俊，時年九歲。溥俊終被冊封為「大阿哥」（詳見下節）。作為大阿哥的爸爸，則端王載漪的權力，就更上層樓了。
據說為著增強載漪為首的載字輩四兄弟的權力，老太后竟頒賜「尚方寶劍」一把，交載濂、載漪二兄弟執掌，使他兩人在朝中有「先斬後奏」的專殺之權。——這一「尚方寶劍」的故事，當時曾傳遍海內外。英文《字林西報》（1898年10月31日）亦有繪影繪聲的記載。但其實情如何，筆者因未能細查清宮秘檔，只好暫時存疑，以待高明補正。
以上是「四人幫」中老大老二的故事。老三載瀾那時也官拜「輔國公」。在那「公、侯、伯、子、男」五等勳爵裡，功高不賞的曾國藩不過封「侯」，李鴻章生前只是個「伯爵」，劉銘傳只是個「一等男」，都已顯貴非凡。「四人幫」身為「王」「公」，其權力地位，豈在話下？何況他們又手握兵權，於拳民入京時載瀾亦出任禁軍的右翼總兵。
至於載勳，他雖非皇族「近支」，卻是一個尊貴無比世襲罔替的「莊親王」。莊親王是清初康熙年間八大近支勳臣，世襲罔替的親王之一。這時的載勳已是第九代的莊親王。他的門第在北京城內已烜赫了兩百餘年。載勳此刻則總統禁軍，掌握了步兵衙門，與上述他的三位族兄弟沆瀣一氣，硬是權傾朝野。
總的說來，這批載字輩的親貴子弟，都是一批嬌生慣養、志大氣粗、教育低劣、不諳世情，並無軍政經驗的紈絝子。這種貴族紈絝子那時在北京是隨處皆有的，他們這小小的「四人幫」不過是冰山之一角而已。但是他們卻是圍繞在太后四周，所形成的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權力核心。他們不但是決策人物，同時也是政策的執行者——是現職軍官、大臣和參預實際外交的官吏。為了解他們在政府中所發生的作用，且讓我把當時清朝政府的權力結構，擇要表解一番。
拳亂時期清政府的權力結構
一、極權巔峰的「兩宮」：
慈禧皇太后
光緒皇帝載湉
二、朝廷最高決策機構「軍機處」中的「軍機大臣」：
禮親王世鐸（溫和而無太多主見的滿洲老貴族）
榮祿（戊戌政變時最保守的官僚派的領袖；庚子拳變時卻為開明派幕後首領的滿族強人）
剛毅（幹練而不通時務的保守派，力主重用義和團的滿族老官僚）
王文韶（十分衰邁而比較通達的漢族大學士）
啟秀（幹練而不通時務外情的滿族寵臣）
趙舒翹（不通時務外情，保守派的漢族老官僚）
端郡王載漪（西太后最寵信的滿族親貴，「大阿哥」之父，縱在西狩途中，仍被擢升的保守派領袖）
鹿傳霖（沒太多主見的漢族大臣）
【參見《清史稿·軍機大臣年表》與《列傳》。】
三、畿輔與北洋軍權所在地：
（一）京畿戍衛系統（禁衛軍）：
步兵營統領莊親王載勳兼任（掌京師九門管鑰，統帥八旗步兵，肅靖京邑，總兵佐之）
虎神營總兵端郡王載漪兼任（掌轄本營官兵以備扈從，車駕蒐狩列前驅）
神機營總兵輔國公載瀾兼任（職掌同上）
（二）北洋國防軍系統：
武衛五軍總節制軍機大臣榮祿
武衛中軍總統榮祿兼（德式訓練的精銳部隊，駐京師南郊）
武衛前軍聶士成（日式精銳，駐天津）
武衛後軍董福祥（原舊式甘肅地方軍改編，駐北京城內）
武衛左軍宋慶（原舊式毅軍改編，駐山海關一帶）
武衛右軍袁世凱（德式新軍駐小站，後入魯）
【參見英文《清代名人傳》《清史稿·兵志》《義和團檔案史料》（正續編）、英文《字林西報》及各將領本傳。】
四、總攬外交系統行政大權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或「總署」）中的「事務大臣」：
端郡王載漪（1900年6月10日出任總管大臣）
慶親王奕劻（與榮祿爭權而粗通外情的滿族元老）
啟秀（見軍機處表，6月10日隨端王入總署）
溥興（滿族宗室，隨端王來總署，不通外情）
那桐（原官諸部侍郎，隨端王入總署，滿族，不通外情）
桂春（三品京堂總署行走，滿族）
裕庚（原太僕寺少卿，滿族）
崇禮（官協辦大學士，滿族）
廖壽恆（原禮部侍郎，軍機處行走，漢族備位大臣）
趙舒翹（見上節軍機處表）
吳廷芬（官戶部右侍郎，漢族）
聯元（內閣學士，滿族，奏保皇帝，被殺）
袁昶（光祿寺卿，滿族，反宣戰，主剿義和團，被殺）
徐用儀（兵部尚書，漢族，反戰、主剿，被殺）
許景澄（原駐俄德等國公使，反戰、主剿，被殺）
【參閱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附表，暨《清史稿》諸臣本傳。】
五、南北洋大臣暨南北主要督撫將軍：
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裕祿（滿族，親貴出身，少年得志，晚年觀望承旨，對義和團先主剿，後主撫，兵敗自殺）
山西巡撫毓賢（旗籍，撫團、滅洋、仇教，不通外情，兵敗伏誅）
陝西巡撫端方（滿族，西狩期間護駕有功）
黑龍江將軍壽山（滿族，抗俄兵敗自戮）
盛京將軍增祺（滿族，駐奉天，即今瀋陽，曾招安張作霖）
山東巡撫袁世凱（漢族，力剿義和團，驅拳民自魯入直）
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漢族，駐南京，力主剿滅義和團，反宣戰，與列強簽約，東南互保）
湖廣總督張之洞（漢族，駐武昌，剿團、反戰、東南互保）
兩廣總督李鴻章（漢族，駐廣州，力主先安內，後議和）
閩浙總督許應騤（漢族，駐福州，主東南互保）
安徽巡撫王之春（漢族，駐安慶，主東南互保）
浙江巡撫餘聯沅（署理，漢族，駐杭州，主東南互保）
江蘇巡撫松壽（滿族，駐蘇州，隨劉坤一主東南互保）
【參閱《清史稿·疆臣表》及《列傳》。】
志在奪權的「四人幫」，另有暗盤的老太后
讀者如稍一瀏覽上列五表，立刻便可看出庚子年間清朝政治的特點：第一便是那時中央地方、保守開明、北滿南漢，分治而不對立的政治形勢。
中央最高的決策與否決大權獨操於慈禧一人之手。她在朝中所掌握的生殺之權，遠超過後來的蔣中正。但是當時在她手掌中的光緒皇帝，其命運雖不如張少帥，但是他這個政治幽靈卻為在康、梁影響之下的海外華僑、位高權重的南方漢族疆臣和輦轂之下各國駐華公使同情甚或崇拜。所以戊戌以後的光緒是慈禧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她不把這個兒皇帝廢掉，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的。因此「他（指光緒）要謀害我」這句話，在戊戌之後簡直變成她的口頭禪，而這個恐怖感也使她害了心理上的「偏執狂」（paranoia）。所以她那時在政治上的第一要務便是「廢立問題」。
清制只有皇太后可以「聽政」，而太皇太后則無此特權。所以她原是以慶親王14歲的長子載振來代替30歲的光緒皇帝載湉。此一試探訊息一齣，不但劉坤一等漢族督撫反對，滿族軍機大臣榮祿亦表示異議（慶親王是榮的政敵），連慶親王父子本人也不願伺候，而最重要的則是英國公使也公開表示不支援，終使此陰謀泡湯。
再經過一年的準備，西太后退則求其次，就不搞廢立了。她選中了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俊，於1900年1月24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冊封為「大阿哥」（皇太子），以承繼穆宗皇帝（同治）。如各方阻力不大，她顯然還是要把光緒廢掉的。這一次她果然獲得滿族親貴（包括榮祿）的一致支援，漢族之中除上海少數紳商（如電報局總辦經元善）之外，各疆臣亦多沉默。但是美中不足的，則是如此「冊封皇太子」的大事，各國駐華公使卻拒不入賀。西太后此時最怕的不是康、梁領導的海外華僑或漢族督撫，當然更不是革命黨領袖孫文，而是列強的駐華公使。她認為只有他們才真有此力量來強迫她「歸政」，強迫她「退休」，乃至搞陰謀詭計，暗助光緒搞「苦撻打」（像譚嗣同所策劃的），把她幽禁，甚或把她砍頭。
在這一「偏執」心理的支配之下，老太后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便是如何解除這項最可怕的洋人（尤其是列強駐華公使）對她所構成的威脅。同樣的心理狀態，也促使她的行為走向另一極端（恕我試以行為科學來解釋歷史）——她開始相信，只有與她有血緣近親關係的小圈圈對她最為忠誠。只有生活在這一小圈圈之內，她才有安全感，每晚才能睡得著覺，不致發生夢魘。
朋友，你說葉赫那拉老太太生了精神病嗎？非也。那是所有孤單的獨裁者所共有的精神狀態！不信，你去分析一下諸領袖的行為，你就知道科學論證之不我欺也。至於理論所自出的西方領袖們大同小異的行為，就不必說了。
晚年的慈禧就是掉入這個心理學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她不但對所有的洋人顯得paranoia，連替她老人家做了一輩子最忠實的鷹犬的李鴻章和榮祿都不信任了。她把李鴻章下放到廣州去「署理」兩廣總督；在北京，她也另外扶植一個由小親貴組成的「四人幫」來奪榮祿的權，把榮祿擠得靠邊站。同時她對榮祿所掌握的精銳部隊武衛中軍也不信任，而把榮祿也掌握不了的雜牌軍——董福祥的「甘軍」調入京城，來和載勳、載漪、載瀾所統率的禁衛軍協同保衛畿輔，並牽制榮祿的嫡系部隊。必要時老太太自己也可直接指揮各軍，來搞一番扶清滅洋。
至於載字輩「四人幫」的迅速崛起，自然更是老太后的傑作。不用說職司京師衛戍的數萬八旗軍都掌握在他們手裡——據英文《字林西報》獲自曾侯（曾紀澤，文正公之子）府內的訊息，當時載漪所直接指揮的虎神營即有槍兵一萬人。屬慶親王奕劻指揮的則有五萬人之多。慶親王當時是眾所周知的榮祿的政敵。他所節制的武力可能包括載勳的九門提督和甘軍全部。連專掌財權的剛毅也可掌握有12000名槍兵。（見該報1900年5月16日專欄。）
這項衛戍系統在國民黨時代屬於首都衛戍司令。誰掌握了這項武力，誰在首都就有生殺之權。所以西太后和她的「四人幫」，後來在一怒之下便可把出言忤旨的五大臣牽往菜市口斬首。德國公使克林德（ketteler）也是在街上被載漪的虎神營章京恩海打死的（詳見下篇）。至於在莊王府前廣場被砍頭的千百個「教民」（包括婦孺），那就不必談了。
既有軍權，槍桿就可出政權。從暗到明，挾天子以令諸侯，最高決策機關軍機處也一直掌握在他們手裡——原先最有權力的軍機大臣榮祿，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養晦。（見《榮祿致四川總督奎俊書》，《要錄》有節錄，第13頁。）
1900年（庚子）6月10日，端王載漪並被派入總理衙門為總管事務大臣，連慶親王也得靠邊站。（見1900年6月10日《上諭》，載《史料續編》（上），第596頁。）
軍、政、財務、外交大權都集中到以西太后為首的一小撮滿族親貴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義和團運動這個政策，別人就更無法置喙了。
「命大」的西太后
慈禧太后是統治大清帝國48年之久的女主。在過去兩千年的中華帝國的歷史裡，除掉她本朝的康熙、乾隆和西漢的武帝之外，也沒個男主比她統治得更長。所以，她深通統治的藝術。但是她有個缺點——她不懂外交，內交內行，外交外行。這不能怪她，因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英法聯軍燒掉圓明園（1860）以後才建立的。辛丑條約（1901）以後改稱「外務部」，在洋人脅迫下成為「內閣第一部」。這個第一部的榮銜一直到國民政府成立，才讓位給「內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們這位女家長早年把《三國演義》背得爛熟——可能都是習自京戲的劇目。據說當年多爾袞入關時，他的政治學教科書也是一部翻譯成「清文」的《三國演義》。但是在《三國演義》裡學不到19世紀的國際外交。所以，慈禧對早期外交的決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親王奕，晚期則靠北洋大臣李鴻章。——奕和李鴻章兩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兩人都不失為19世紀國際間第一流的外交家。奕於1898年老死之後，鴻章就變成西太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謀主。在庚子年初拳亂剛起之時，老太后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聽信親貴讒言把鴻章下放到廣州去。
慈禧以極高明的政治手法來「安內」，卻以最愚蠢的外交頭腦來「攘外」。她不但對國際局勢懵然無知，甚至連最起碼的訊息也無法掌握。最後竟然被一記假情報驚破了膽（見下篇），連下十二道金牌到廣州去找李鴻章，而李又遲遲不歸。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狀態之下，以王婆罵雞的村婦放潑行為，夥同「四人幫」，放縱義和團來和洋人一拼……要懸賞殺盡中國境內所有的洋人，並對十一國同時宣戰……如此胡來，她老人家最後還能全屍，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後話。
太后陽剿陰撫，總督後撫先剿
前節已言之，義和團是被袁世凱趕到直隸（今河北省）去的。在義和團北上蔓延之初，西太后對處理拳民的政策原是舉棋不定的。她一面聽信毓賢的「民可用、團應撫」的忠告，想利用拳民來驅逐洋人；另一面又怕洋人干涉，不敢公開庇護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個陽剿陰撫的局面。在一連串的上諭裡，朝廷都不斷告誡疆臣說拳會有「良莠之分」。對「不逞之徒」固應剿辦，但是一般「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閭里，是乃守望相助之義」。所以官方剿匪，只能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見1900年1月11日，光緒二十五年陰曆十二月十一日《上諭》，載《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56頁。）這一來，朝廷便公開表示民間組團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1900年6月之前，那兩位首當其衝的地方官：山東巡撫袁世凱和直隸總督裕祿，都是一意主剿的。兩人之中以袁世凱尤為堅決。朝廷當權派對袁不敢輕動。為著殺雞儆猴，乃把世凱之兄袁世敦加個「縱勇擾民」的罪名革職，並驅逐回籍。
但是袁世凱並沒有被朝廷嚇阻。他抗疏力辯說拳會「每於數百里外劫取財物，不得謂之為保護身家。焚燬擄贖，抗官拒兵，不得謂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騷擾地方，不得謂之為專仇洋教」。他認為莠民習練邪術，不論是會是團，必釀巨患。私團官練（如毓賢所條陳的辦法），斷不可行。所以，他主張徹底剿辦。（見前書第95頁）
袁世凱有何膽量敢如此忤旨抗命？蓋義和團當時已鬧到十一國駐華公使聯合抗議的程度。死掉兩個德國傳教士已弄到膠澳不保，舉國惶惶。1899年除夕，又有一個英國傳教士卜克斯（revbrooks）在山東為拳民所殺，豈不是火上澆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乃對義和團全面鎮壓。而且，他手握重兵，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還是他與力主剿匪的華南三督聲氣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當然在剿拳行動中，他也給予朝中當權派足夠的面子，說他所剿者均是盜匪冒充的「偽義和團」，非真正愛國反教的「真義和團」也。
在袁的督飭之下，他的部將張勳、曹錕等則日以誅戮為能事。張勳那位在民國初年曾擁溥儀復辟的「辮帥」，即有在一日之內殺掉「黃巾紅兜」的「拳匪」500餘人而受袁巡撫重賞的記錄。（見《陽信縣令稟》，載《山東義和團案卷》下冊，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出版，第659—661頁。）
山東的義和團是被袁世凱趕盡殺絕了。可是拳眾北竄進入直隸，直隸總督裕祿卻慌了手腳。裕祿原與袁氏約好對「拳匪」南北夾擊。庚子春初，他的確也曾命令駐津的聶士成的「前軍」出剿，殺掉不少「拳匪」。可是漸漸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幫」崛起、太后護團轉趨積極、他的老靠山榮祿已逐漸靠邊站的形勢，他的「剿匪」政策也就開始動搖了——由剿辦到縱容，再到包庇，最後他就乾脆投靠了。既靠之後，他的總督衙門就變成義和團的招待站。兩位草莽出身的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亦嘯聚徒眾三萬人建起「天下第一罈」，祭起關公、周倉、諸葛孔明，燒香唸咒，表演刀槍不入。裕祿為討好朝廷，竟撥餉銀20萬兩（其後西太后亦加賞10萬兩），敦請眾師兄率團來津，扶清滅洋。張、曹二酋竟亦由裕祿保薦，掛一品銜，分乘一品高官的「綠呢大轎」，堂哉皇哉地直入節署，與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歡，分庭抗禮。裕祿並開啟軍械庫，一任此烏合之眾自新式器械中自擇所喜。在張、曹二師兄祐護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設壇，頭裹黃巾，腰繫紅帶，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懸掛紅燈，奉迎仙姑下凡，誅教滅洋。燒教堂、殺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時俱來。
裕祿這一轉變乃導致山東拳民大量湧入直隸。東入天津，西據涿州，南佔保定。焚香唸咒，燒教堂殺洋鬼，毀鐵路拔電杆，乃至搞「均糧」「吃大戶」，亂成一片。山東之團既來，直隸之團亦起。入團群眾除工農兵之外，紳商官吏亦均相率參加——其中尤以十來歲的青少年最為積極。各州各縣、各村各鎮，均紛起組團，設壇練技。義和團小將們更是四處串連，「鬧教」「打教」了。
義和團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區和保定涿州一帶已鬧成紅旗一片之時，那些住在北京使館區東交民巷（義和團後來把它改名為「割雞巷」）之內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懸賞捉拿的「洋人」，當然也緊張起來。他們十一國之間的使領僑民和教士當然更是函電交馳。協商會議，調兵遣將，忙成一片。他們既要自保，也想渾水摸魚，則「八國聯軍」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細論之。
在此混亂期間，身居「相位」的榮祿，雖在開刀養病（據說是足疾，由西醫開刀），當然對太后意旨、朝中空氣，更看得清楚。因此當義和團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帶蔓延，北京城內的響應者亦正蠢蠢欲動之時，他也將原在各該地駐防的武衛中軍的主力，以保護鐵路為名一一調開，以免與拳民衝突。
當時的各路清軍（包括董福祥的「甘軍」），由於歷史性的對立與職業性的嫉忌，與義和團、大刀會等教門都是勢不兩立的。如今防軍主力一撤，團教乃如雨後春筍，一時俱起。少數防軍剩餘部隊反而成為他們追殺的物件了。5月24日武衛中軍的一位分統（旅長）楊福同率步騎兵百餘人往淶水縣一帶巡邏，義和團師兄滿立和尚乃率眾千人設伏圍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眾亂槍刺死，「臟腑皆出」。（見《史事要錄》第110頁，引抄本《聞見錄》及《畿南濟變紀略》。）於此亦可見當時拳民猖獗的情況了。
在楊分統被殺的同時，另一支拳民萬餘人則侵入保定。這時「盧漢鐵路」（自盧溝橋至漢口，亦即今日京廣鐵路的北段）正在施工。當地有外籍專家和傳教士暨家屬數十人。義和團一旦串連到此，官方不加阻遏，當地青少年乃群起響應。一時黃巾紅帶滿天飛，秩序大亂。這批洋專家和婦孺聞風落膽。中國地方官不願也無力保護，原遣的護送兵丁又半途加入義和團倒戈相向。他們走投無路，四散逃命。這群洋專家連家屬婦孺原有41人。最後逃入天津租界倖存者9人，輕重傷23人，餘9人則終無下落。據倖存者追憶，其逃難之慘狀，有不忍卒述者。（見《字林西報》1900年6月6日暨13日專欄報道。）
官方對拳運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眾行為也就越軌了。5月27日拳民三萬人乃衝入涿州府。知府衙門被霸佔之後，涿州知府龔蔭培守城無力、棄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個聰明的辦法——絕食對抗。在那個專制時代，地方官守土有責。城池失守，不論陷敵陷匪，守土者都例當殉職。失土而不死節，其結果也是正法砍頭。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撫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冤枉。龔大人來他個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絕食抗議，對朝廷、對拳匪，都不失為裝蒜自保之道也。——做官搞政治，要有點鬼聰明囉！
涿州是當時京師的門戶。乾隆爺下江南時曾許為「天下第一州」。上溯往古，它是「桃園三結義」的故鄉；下及民國，它也是傅作義將軍死守、張學良少帥猛攻的歷史名城。此時也是足與北京城共存亡的咽喉要塞。如今既被三萬黃巾所竊據，官軍旅長被殺，守土之官也在絕食待命。事實上他們現在都在向朝廷的當權派攤牌：你大清王朝對洋人，究竟要和要戰？對扶清滅洋的義民，究竟要剿要撫？總得有個抉擇，有個交代！朝廷年來的渾水政策，總得有個句號！
和戰必須決定，剿撫不可再拖
其實事到如今，關於和戰、撫剿的抉擇，地方與中央、滿族與漢族之間，早已涇渭分明。南方的漢族督撫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朝中有嘴無權的漢族大臣兵部尚書徐用儀、太常寺卿（主祭祀宴餉之官）袁昶、吏部侍郎（前駐俄德公使）許景澄——後三人均兼總理衙門事務大臣——皆堅決反戰主剿。後來此三大臣也均為主戰派所殺。
此時朝中滿族親貴（除榮祿稱病不願表態之外）在載字輩「四人幫」，尤其是端王載漪和協辦大學士剛毅的領導之下，連82歲高齡的大學士徐桐（漢軍旗）與其子皆堅決主張撫團開戰。其中尤以少年親貴貝勒者流，呼囂撫團滅洋，已至瘋狂程度。
筆者此處所言漢滿、和戰之分，並不是說主戰派中無漢人。李秉衡、趙舒翹皆漢族大臣也。主和派中亦有滿人。主和被殺之五大臣中，內閣學士聯元即是進士出身的鑲紅（漢軍）旗人。在和戰爭論中，聯元堅持「民氣可用，匪氣不可用」。又說「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勝，況八強國乎」？遂為端王所殺。另一主和派戶部尚書立山（蒙族），因在太后之前駁載漪「民可用」之論，說「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驗」，也以言禍被殺。（以上均見《清史稿》本傳。）這些都是多數中無權的少數，其言行無足重輕也。
因此，在涿州知府龔大人的絕食待命期間，對和戰兩策還在踟躕之間者，唯慈禧老太后一人而已。她個人的一念，立刻便可決定這架和戰天平兩端的輕重。
慈禧不是個笨人，在理智上，她未嘗沒有想到聯元的名言。一國且不能敵，況八國乎。事實上南華四督的電報和被誅三臣生前的忠諫，說得都比聯元之言更徹底、更可怕。但是她畢竟是個知識有限的老女人。她怕洋的理性，始終敵不過她恨洋的感性。加之她始終對義和團的「刀槍不入」存有幻想。在涿州被拳眾所據時，她就派軍機大臣趙舒翹、順天府尹（今北京市長）何乃瑩與剛毅於6月初相繼去涿州視察，一探究竟。趙到底是個進士出身的高知，他因此與何市長都對眾師兄能否「滅洋」存疑。可是繼至的剛毅則對刀槍不入的氣功表演大為折服，認為是神術可用。（見《清史稿·剛毅傳》，及其他雜著。）
剛毅是太后的紅人，也曾是舒翹的恩人，趙氏回朝怎敢頂撞剛相？聰明的何市長自然更會順風駛舵。太后一旦對調查所得的結果，如說「拳民忠貞，神術可用」，如予以「上等軍械，好為操演」，就可以化為勁旅抗禦洋兵一類的報告，稍加預設色許，義和團運動就進入北京了。
義和團進北京
北京城內發現義和團是庚子4月（非另有注，本篇都用陽曆）的事。但那是城內居民響應外界的組織。間亦有少數來自外府州縣入京串連者，然為數有限。城防軍警亦曾奉命嚴緝。可是自剛毅於6月中旬回朝覆命之後，京外州縣的義和團就大舉入京了。一般都認為團眾之來是朝廷導之。義和團本身也認為是「奉旨」入京「鬧教」的。因太后頒發獎金，他們要進京領獎！
義和團開始大舉進入北京的日期大致是1900年6月10日（陰曆五月十四日）。這個日期很不平凡。此日端郡王載漪也奉旨出任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他的死黨啟秀、溥興、那桐也同時受委。（見是日《上諭》，載《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上冊，第596頁。）這就說明了「四人幫」奪權已完全佔領了大清帝國的外交部。主和派在外交政策上，已無轉圜餘地。（詳見下篇）
駐天津各國領事和海軍將領也組織了一支擁有2066人的「聯軍」——這是後來八國聯軍的先頭部隊，由英國海軍陸戰隊隊長西摩（edwardh.seymour，或譯薛慕爾）率領，也在這天自天津乘火車開往北京，聲言加強東交民巷的防衛，保護十一國公使。他們車行至楊村，由於鐵路為義和團所破壞，進退不得，乃被奉命前往阻遏的聶士成軍連同當地團民所包圍。這是中外第一次武裝接觸。這一衝突不論何方勝敗，皆無退路可走。清兵若敗，則聯軍便長驅直入北京，就不得了也；洋兵若敗，則援軍必至，就更不得了也。事實上最後便是這個更不得了的結局（見摩爾斯前書，卷三，第213—214頁），下篇再慢慢交代。在北京方面，四郊的義和團，便是在這一天大隊湧入北京的。
義和團好漢是何等樣人？我們不妨佇立街頭，看看熱鬧。《庚子記事》的作者仲芳氏有一段生動的描述。抄與讀者共賞如下：
……團民自外來者，一日數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歲童子尤多，俱是鄉間業農粗笨之人。均以大紅粗布包頭，正中掖藏關帝神馬。大紅粗衣兜肚，穿於汗衫之外。黃裹腿、紅布腿帶，手執大刀長矛、腰刀寶劍等械不一，各隨所用，裝束卻都一般……
其實仲芳先生所看到的只是武清團、永清團、香河團……的一支。這一支是紅巾紅旗的「坎字拳」。那支被張辮帥殺掉的黃巾黃兜的是「乾字拳」，另外還有黑的白的，他還未見到呢！（參閱《拳匪紀事》）仲芳先生也笑他們是粗衣粗布粗笨之人。
6月初有義和團萬人整隊入城。九門提督著了慌，閉門不納。雙方正相持不下時，忽有差官持來輔國公載瀾的「令箭」責令開門，守城者不敢違，拳眾乃一擁而入。自此九門大開。拳眾自四方湧入北京，日夜不絕。經旬而入者多至十萬餘人。家家唸咒，處處設壇。最後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參閱《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第1冊第306頁，及《要錄》第144頁。）
此時端王莊王都有大師兄隨侍，隨時表演特異功能。據說李蓮英曾引拳師去頤和園表演，並於6月9日護駕還宮。太后對拳藝大為折服，並親自習畫「靈符」云云。（散見阿英編《義和團文藝選輯》中，詩文隨筆等雜著。）奉太后懿旨，所有入城的十萬義和團，都由莊王載勳、大學士剛毅統一指揮，由載漪、載瀾等三兄弟從中協助。義和團入城第一步便是去莊王府中「報到」「掛號」。關於戰防的地點和時間，要聽候上級「轉牌調遣」。（見《庚子紀事》）當時「坎字拳」大師兄便住在莊王府內，上聽莊王調遣指揮，下對徒眾發號施令。（見「軍機處雜件」坎字老團大師兄德，6月25日《通知》，載《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上冊，第618頁。）那時眾師兄用以殺人的那種形狀奇特的「大刀」，其圖案後來被洋人擺成abc字母，用為汙辱華人的象徵。誰知用久了竟變成一種「東方藝術字」，在今日海外華人社群的招牌上、廣告上、名片上，仍隨處可見，然使用者已不知其歷史根源矣。
殺人放火的收場
試問義和團小將十萬人，如今摩拳擦掌擠在北京城內，意欲何為呢？曰：他們來此為的是「鬧教」，為的是「扶清滅洋」。
義和團把他們鎮壓的物件，據說分為「十毛」。老毛子、大毛子是遍體黃毛的洋人，殺無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允許退教，不退教亦殺無赦；三毛以下則是用洋貨，行洋禮，崇洋、讓洋……等而推之。
義和團要殺掉他們的「一龍二虎」。一龍者光緒爺也，二虎者搞洋務的李鴻章、奕劻也。所以，迅速竊政的端王就要自己掌握外交系統，使奕劻老叔靠邊站了。據傳聞則莊王載勳的陰謀更大，他計劃率領眾師兄入宮去把一龍幹掉。
這還是比較文明的上層。那些設壇長街，十萬人摩肩接踵，歹徒再乘間鬧事，一呼百應，群眾獸性大發，燒殺奸擄，一時俱來，北京城就秩序大亂了。
義和團在北京之燒也，始則逢「洋」必燒。6月16日拳眾在大柵欄焚燒「老德記」西藥房。一時火焰沖天失去控制，左右前後，烈火延燒三日不滅，把最繁華的前門大街一帶，千餘家（一說四千家）鉅商大鋪，焚成廢墟。正陽門樓亦被燒塌。京師24家鑄銀爐廠亦全被焚燬，北京市所有錢莊銀行因之被迫歇業。通貨既不流通，市場交易全停，一夕之間，北京就不是北京了。（見6月18日《穩定行市事上諭》，載《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第604頁。）
義和團在北京之殺也，是從殺教民開始的，他們集體殘殺教民的屠場，便是莊親王府前的大院。在這空闊的廣場之上，他們一殺千人。真是人頭滾滾、屍積如丘、血流成渠啊。（見《義和團史料》上冊，第50頁。）
迨教民為之趕盡殺絕，倖存者則逃入使館區和西什庫大教堂，依附洋人，築壘自保。教民既絕跡，義和團便捕斬私仇，濫殺無辜。市民被他們以「白蓮教」三字獄砍頭者，為拳民趁火打劫而燒死戮死者，軍團相鬥、軍軍相殺、團團武鬥而暴屍街頭者，尤不計其數。天熱屍腐，臭氣沖天，全城鬼哭狼嚎。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巴黎兒童曾仿製「斷頭機」（guillotine）為玩具——真正的「以殺人為兒戲」。庚子夏天的北京城，尤其是莊王府前的廣場，天天殺人，雖婦女兒童亦所不免，實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人類屠宰場啊！與北京這個屠宰場相比，巴黎瞠乎後矣。
至於庚子夏天發生於北京的奸和擄，則禁軍、甘軍也是首惡啊！婦女被奸被殺的無法統計。而商戶被搶被劫的，則1992年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洛杉磯暴動，相形之下，也是小巫見大巫啊！我們的義民和軍人，在洗劫北京商民之後，擺出興隆的「跳蚤市場」，把贓物公開拍賣呢！（見《要錄》第190頁，引《史料叢編》及《檔案史料》上，第20頁。）
搶掉商戶不算，像吏部尚書孫家鼐和大學士徐桐那樣的深院大宅也不能倖免。徐桐固為義和團保母之一也。他在被搶之時，義和團小將還把這位「老道」（徐的諢名）拖出公審。80歲的老進士只得跪地哀求，才倖免毆辱。
總之義和團運動發展至此，是完全出軌了，出軌到「四人幫」自己亦惴惴不安，他們自己的親友也性命難保。7月初，清軍副都統（一「旗」中的第二位高官）神機營翼長慶恆一家13口，竟為義和團尋仇全部殺害。慶恆是二品高官，又是滿族，且系載勳、載漪的好友，而一家被殺，兩位王爺皆不敢深究。終以兇手為「偽義和團」而銷案，可見義和團此時的聲勢了。若非清軍打敗仗，八國聯軍入京「助剿」，任義和團如此發展下去，則老太后「四人幫」本身是否控制得了，猶在不可定之天也。
義和團和各路清軍在北京搶夠了，殺夠了，再分頭攻打東交民巷和西什庫教堂來助興。他們已把一半北京夷為平地，另一半則有待於八國聯軍之接班，而繼續其奸擄焚殺之餘孽矣。嗚呼哀哉！我們寫歷史的人，拿著原子筆空著急。眼看歷史一幕幕地重演，又從何說起呢？
三、慈禧太后向十一國宣戰始末
1900年庚子，6月中旬，當北京城被十萬義和團小將和他們的主使人莊王、端王燒得烈焰蔽天，殺得血肉滿地之時，慈禧老太后對義和團的撫剿政策還是模稜兩可，沒個明確的抉擇。她對那日夜逼她在和戰之間表態的西方列強，更不知如何是好。老太后並不是個糊塗人，她知道義和團那套魔術既不能扶清，更不能滅洋，雖然她自己也在日夜「唸咒」。
至於洋人的兇狠，她在做姨太太時就已領教過了。1860年（咸豐十年）秋9月，那時年方25歲的懿貴妃就被英法聯軍趕出圓明園。據當年西方的傳說，她逃得如此驚恐和倉促，連她最愛的一窠北京獅子小狗都做了英軍的俘虜。小狗不知亡國恨，當它們被奉命前來放火的夷兵發現時，小貴族們還在追逐為樂呢！
此一故事或為西方媒體的渲染。但是獅子狗這個可愛的小寵物（現在紐約市價至少每隻500美元）和許多東方的珍禽異獸，後為西人所寵愛者，每多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未被燒死的「烈士遺族」。筆者早年留美，在紐約動物園中，就見過源出圓明園的四不像。
那時嬌貴的懿貴妃，在戰火中隨夫秋獮北狩。青年丈夫一氣殉國。讀者們看過大陸演員劉曉慶扮演的美麗的小寡婦嗎？她多麼可憐。夫仇國恨未報，守節撫孤40年，到如今還要受老仇人的鳥氣，老太后其恨可知，但是其內心的畏葸，也就不難想象了。不幸的是她現在已墮入自己一手培植起來的親貴「四人幫」的包圍圈中而謀主無人。更不幸的則是正當她在歇斯底里、方寸已亂的情況之下，忽然晴空霹靂，收到一封「蔣幹」偷來的絕密情報，說洋人要逼她「歸政」，痛哭之餘，老太后自覺反正是死，就不如干脆「拼」掉算了——這是一齣《三國演義》上「蔣幹偷書」的假戲真演，才使老太后決心攻打使館區，殺盡在中國所有的洋人。欲知其詳，還得從她於6月9日自頤和園還宮說起。
甘軍慘殺日本書記
慈禧在頤和園長住時期，她本人原有一支數百人的貼身衛隊。他們使用的也是當時最新式的後膛鋼槍。但是這幾百個青年士兵既然在美女如雲的後宮和御園之內擔任警衛，他們如是生理無虧的健壯青年，那就太危險了。所以這支衛隊是由太監組成的。太監怎能持槍作戰呢？因此慈禧一旦還宮，她就把董福祥的甘軍調入北京內城，作為她內城的宮廷警衛。
這時擔任北京九門城防的禁衛軍和在街頭日夜巡邏的義和團大刀隊，均在端王、莊王的掌握之中。縱是太后想制止「拳匪」在北京一帶燒殺搶劫，已漸覺力不從心。——雖然「拳匪」一詞，仍隨時見於《上諭》（用皇帝名義）和《懿旨》（用太后名義）。
甘軍是有實地戰場經驗和赫赫戰功的勁旅，非義和團和九門禁軍所能望其項背。所以太后曾一再召見董福祥，慰勉有加。董福祥亦向太后保證，他既能「殺外人」，也能把義和團鎮壓下去。——不用說，甘軍就是慈禧的一張王牌了。誰知甘軍入城的第一天就錯殺了（東）洋人而使太后無能為力。原來董福祥的甘軍也是西北一支紀律最差的土匪軍，視殺人放火如兒戲。如今拱衛京師，獨承天眷，那就更肆無忌憚了。因此當甘軍於6月11日（陰曆五月十五日）奉命開入永定門時，適值日本駐華使館書記官杉山彬乘車出門公幹。雙方相遇於途。董軍營官乃喝問：「何人？」杉山彬自覺是外交官乃據實以報。誰知他碰到的卻是一支無知的土匪軍。未待他說完，這營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就把杉山彬一下殺掉了。殘酷計程車兵一擁上前，不但把杉山彬屍體支解，並剖腹去其臟腑而實以馬矢，棄之道旁。（見柴萼《庚辛紀事》）
杉山彬之死立刻成了國際新聞。駐北京各國使館人員和各教堂內的傳教士人心惶惶、個個自危。中國教民一向被拳民呼為「二毛子」，其罪僅次於「老毛子」（黃髮洋人），當然更自知大禍臨頭。而一些仇洋反教的群眾則頗為積忿得洩而鼓掌稱快。
李鴻章、袁世凱是關鍵人物
杉山彬之死不用說在五大洲都引起震動，在世界名都各大報刊的報道中，不是頭條也是花邊。這訊息也引起中國皇宮內廷的不安。很顯明地，如今《馬關條約》墨瀋未乾，李鴻章在日本被刺的槍疤猶在，怎能再殺個日本外交官呢？
老太后慌了手腳，她除專派榮祿和啟秀向日本使館道歉之外，並召見董福祥與載漪加以申斥。可是福祥的面奏和載漪的幫腔，終使慈禧內外交煎也處置不了。福祥說他一人如受罰是罪有應得，但如因此把他麾下的甘軍激成兵變，則京城治安就大有可慮了。——聰明的慈禧當然體會到，這時的京師是抓在他兩人的手中啊！他兩人如聯手不聽「老佛爺」的話，則釋迦牟尼也無計可施啊！為杉山彬之死而懲兇的諭旨也只好不了了之。
據說福祥與載漪從陛見退出時，載漪拍福祥之背，並蹺起大拇指，大誇福祥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漢。（見《清史稿·董福祥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