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集槍桿與政權、謀略和機運於一身，以區區七千人的「新建陸軍」，擠入大清帝國的政治心臟，呼風喚雨，舉足輕重。孫文，得風氣之先的華僑青年，立志救國的新知識分子。從興中會到同盟會，倡導革命，引領思潮。兩個縱橫於體制內外的重要人物，共同終結了晚清的殘局……
一、從中原世族到朝鮮監國
袁世凱在近代中國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57歲。生於清咸豐九年（1859年），卒於民國五年（1916年）。比康有為小一歲，比孫中山大七歲。
袁的壽命雖短，而影響甚大，並且一生事業，階段分明。他在22歲以前，和洪秀全、胡傳（1841—1895，胡適的父親）、康有為少年時期一樣，科場失意，屢考不中，可說是個落泊少年。可是在22歲投軍之後，正值朝鮮多事。翌年他跟隨吳長慶的「慶軍」，東渡援朝，迅即脫穎而出。年未30，他已變成清廷派駐朝鮮的最高負責官吏。甲午戰爭爆發，袁氏潛返天津，倖免於倭人之追殺。甲午戰後，袁因有「知兵」之譽，被李鴻章薦往小站練兵，竟練出一支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新建陸軍」。他這支7000人的小小武裝，在戊戌政變（1898年）帝后之爭中，被帝黨的維新派看中，想利用以剪除後黨，被袁暗拒。因此變法失敗，光緒被囚，六君子被殺，袁亦以背棄維新派，而背了破壞變法的惡名。
庚子（1900年）拳亂突起。袁於前一年底奉詔率其小站新軍去濟南，繼滿人毓賢為山東巡撫。毓賢為組訓拳民來「扶清滅洋」的始作俑者，因而不容於洋人，改調山西。袁繼任後乃一反毓賢之所為，對拳民大肆鎮壓。義和團運動乃自山東移入直隸（今河北省），竟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親貴所接納，終於惹出了八國聯軍之大禍。在這場國難之中，袁世凱也是毀多於譽的關鍵人物。被現代史學家所詬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國聯軍之後，李鴻章積勞病死，力薦袁世凱繼任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事實上便是當時大清帝國的宰相。此時袁氏42歲，正值壯年。而大亂之後，百廢待舉。西太后以老病殘年之身，吃一塹長一智，亦自覺朝政有改制變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更成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無奈世凱在戊戌時為帝黨新派嫉恨太深，時遭掣肘。1908年11月光緒帝與西太后於一周之內先後死亡。溥儀即位，光緒胞弟攝政王載灃監國，對袁世凱乃力圖報復，欲置之死地。世凱雖倖免於難，然旋即奉旨開缺回籍，做了「離休高幹」。可是朝中也就繼起無人了。
這時袁氏50歲，精力猶旺，而久掌軍政大權，羽翼已豐。雖被迫退休回籍，然國中一有變亂，彼勢必捲土重來，時人皆可預測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內一聲炮響，辛亥革命爆發起來，顢頇的滿族親貴應付不了，這位「洹上釣叟」，收起了釣竿，重握槍桿，就再掌政權了。——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後來做了「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的袁世凱的學歷和經歷的大略。
一個有重大影響的政治人物，他一生成敗的因素是很複雜的。我們看「辛亥前的袁世凱」，他以一位「考場失意」的青少年，竟於短短的20年中躥升至大清帝國的宰相，不能說不是一帆風順。其所以然者，眾多歷史家和傳記作家雖各說各話，但是大體上他們也有若干共同語言，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個好東西。筆者由於家庭背景的關係（詳下節），接觸袁氏各種史料，包括「街談巷議」，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早年由於不同史料的影響，對袁的看法亦時有起伏。——大致在十歲之前吧，我就聽到一則顯然是外人編造的袁某看戲的故事，就信以為真，而恨死了「袁世凱」。
這故事是：某次袁看京戲《捉放曹》。當曹操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一句話時，袁世凱搖搖頭說，曹操太無用了。他那時如果把救他一命的恩人陳宮也一起殺了，這句惡言哪裡會流傳千古呢？我記得說這故事的老鴉片鬼，更開玩笑說，袁世凱也太無用了，既有此意，看戲時又何必說出呢？他不說出，又有誰知道他「比曹操還壞呢」？——這故事一齣，一屋老頭子笑聲震天。我那時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居然也聽懂這故事，也跟著大笑，其情至今不忘。——後來我長大了，才漸漸瞭解到，這則動人的故事應該是說相聲的人編造的，但是我對袁世凱的其他真實的「惡行」，如幼年是紈絝子，不讀書；中年是封建官僚，出賣「變法」，「鎮壓農民起義」；老年更一壞到底，「背叛民國，妄圖帝制」等等，也認為都是惡跡昭彰，「罪無可逭」的。
我這個信念，當抗戰時期在沙坪壩上讀歷史時，才第一次發生了動搖。郭廷以老師在班上說，袁世凱在朝鮮12年是愛國志士之行。「袁世凱居然也做過‘愛國志士’？」這對我是個小小的啟蒙。後來私淑於胡適老師之門牆，老師一再告訴我要「不疑處有疑」。「不疑處有疑」，那就是一種智慧經驗上的震撼了。及老，閱人更多，覺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亦漸有軌跡可循。論史論政，固不敢自詡十分客觀，然無欲則剛，心平氣和，則時以自勉也。今日為袁氏史傳再發掘，只敢說以心平氣和之言，以就教於心平氣和的讀者罷了。——請先從袁世凱的家世與幼年說起。然限於篇幅，只論其可評可議者，不及其他細節也。讀者賢明，不論知我罪我，均盼隨時賜教也。
聊聊咱傳統中國的家族制
在傳統中國裡，家族背景，對一個官僚的政治行為是有其決定性影響的。但是，家族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亦擬從宏觀史學的角度，不揣淺薄，略加詮釋。
旅美民族學家許光教授，曾以三個c打頭的英文名詞：clan（家族）、club（社交俱樂部）和caste（印度階級制），來概括中國、美國和印度三種迥然不同的社會結構。筆者久居聯合國之所在地紐約，亦嘗與役印度，再反觀祖國。涉獵許子之書，真是心有慼慼焉。
我祖國者，實世界各族中別具一格之「文化整體」（culturalentity）也。論其傳統政治社會的組織形式，則是國家強於社會，職業官僚層層節制之農業大帝國也。論其社會階層則以士農工商為序，而貫穿其間者，則為其基本結構之家族也。
傳統中國裡的家族組織之嚴密，其所負擔的社會職責之重大，實遠非美國之社交俱樂部（包括教會）所可比擬。而中國士農工商之社會階級則可相互轉移（transferable），不若印度階級之壁壘森嚴，絕不容相互逾越也。
傳統中國既然是「國家」（state）獨大，則加入國家的管理階層，換言之，也就是「入朝為官」，便成為全國人民所共同嚮往的最尊貴的職業了。一朝為官，則名利、權勢、榮耀、智慧、黃金、美女……凡人類七情六慾上之所追求者，一時俱來。官越大、權愈重，則報酬愈多。——因此小人之為官也，則毋須殺人越貨、綁花票、搶銀行。賊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語所謂「賊來如梳，官來如剃也」。君子之為官也，則聖賢之志，救世濟民；菩薩心腸，成佛作祖，皆可於官府之中求之。毋須摩頂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為官之道，唯士為能。農工商不與焉。俗語說「行行出狀元」，那是「舊中原」裡的土阿q的自寬之言也。——行行皆可啖飯，原是事實。「出狀元」則只此一行，外行就沒有了。——凡此皆足使來自異文化的觀察家為之瞠目結舌，認為古怪的支那為「一條出路之社會」（asingle-careersociety）。英雄億萬，出路只有一條，則此路之大塞車，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雖窄，依法除少數倡優賤民和近代所謂「禁治產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這就是唐太宗（生於西元599年，在位626～649）以後，千年未廢的「科舉」了。但是考科舉卻與買「樂透獎券」無異也，購者千萬，得者萬一。吾人讀史千年，書本上所接觸的什麼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疆大吏、中興名臣……所謂「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樂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讀多了，就見怪不怪而已。至於「樂透失主」的悽慘情況，就很少有人注意了。
記得多年前讀中文版《讀者文摘》，有文曰：「老兄，你是個奇蹟。」何奇也？原來人類在母體中結胎時，卵子只有一個，而向其蜂擁而來，爭取交配的精子則十萬也。胡適有詩曰：「雖一人得獎，要個個爭先。」十萬取一，才變出老兄，則老兄豈非奇蹟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達官貴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舉制度下之「奇蹟」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國裡，沒啥「人權」也。因此我們那些學富五車的「國學大師」，也不知啥叫人權（詳上篇）。何也？因為「人權」的基礎是西方的「個人主義」（inpidualism），而個人主義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可是，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卻是我們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傳統中國的社會基層單位，不是個人，而是上引許教授所說的家族也。
中國的家族原像一窩蜜蜂，上有蜂王，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鍋飯，分工合作，共存共榮。一個傳統家族往往是個在孔孟主義之下，「五世同堂」的大同世界。時間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產」。但分出的各「小房」，實質上還是吃大鍋飯的！
這個古怪現象，不特熟讀《紅樓夢》《金瓶梅》《金粉世家》等小說的讀者知其細節，甚至許多老到像筆者這樣的「中國人」，都是親身經歷過的。
舊中原的官宦之家
在試撰上節的兩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筆甚久，原思整節刪去而終未果行者，蓋中國傳統家族制，今已迅速轉型。它對老輩「中國人」「外省人」或「榮民老兵」，固屬老生常談。而它對四五十歲以下的「臺灣人」「本省人」「眷村子女」「海外華裔」甚至「文革」以後的大陸同胞，就是和「辮子」「小腳」一樣的骨董了。——不把這些骨董搞清楚，那我們對「袁世凱」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說得明白了。
袁世凱便是出生於河南省東南部項城縣，一宗累世以農為業，是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這種家族裡，扶植聰穎子弟讀書上進，參加科舉，幾乎是合族的事業。偶有佳子弟「連科及第」「為官為府」（鳳陽花鼓的鼓詞），不但可以榮宗耀祖，而且合族上下都可雞犬升天。——只是這一「樂透大獎」不易取得。屢試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筆者出生的那個合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與項城之間半日車程耳。所以在清朝時代，皖北和豫東經濟和文化的客觀條件，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只是可憐的我們唐氏老農，歷大清268年之中，只考中了一個秀才。——俗語說：「窮秀才，富舉人。」考個秀才，管屁用？其慘可知也。不服氣而去造反，在中國歷史上，也只有張獻忠、洪秀全等寥寥數人而已。其他千百萬「屢試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國藩的爸爸曾麟書（他老人家也前後考了25年未考取），就「認命」了。
項城袁家，顯然原來也是屢考不第的，以致數百年默默無聞。——想不到到了清朝末葉的道光年間（1821—1850），他們袁府忽然一聲春雷，大「發」起來。父子進士，兄弟舉人，一時俱來。十數年間，項城袁氏一下便從畎畝小民，變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傑教授為他們早期袁家所做的世系表複製如下。再以諸家之說分析之。
（錄自《袁世凱全傳》第五頁）
在本表中，我們可看到袁耀東（可能是個屢試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塾師，所謂「世業儒」者也。見《容庵弟子記》），他有子四人：樹三（1801—？）、甲三（1806—1863）、鳳三、重三。長、三子均為或考或捐（出錢買）的秀才。但是次子甲三卻「連科及第」。中舉之後，又於道光十五年（1835，鴉片戰爭前四年）在北京考中進士。——舉人和進士是不能花錢「捐」的。
甲三與曾國藩（1811—1872，1838年進士）同時，稍長於李鴻章（1823—1901，1847年進士）。他學成則仕期間，正值清末內憂外患最烈之時，亦是漢族文臣開始帶兵習武時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樣，在剿滅太平軍和捻軍的戰役中，都是立有軍功的文職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57歲。官運方隆時，就一命嗚呼了。
甲三的長子保恆（1826—1878）也是道光三十年（1850）的進士。比他父親的進士晚15年，比李鴻章的進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時，一直也是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烜赫一時。可惜袁保恆也只活了52歲就死了。因為他曾做過翰林院編修，所以卒諡「文誠」。在清朝頒贈諡法的慣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後才能諡「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張文襄……。保恆諡「文誠」，其父只諡「端敏」，是子勝於父也。
他們的父子進士之外，樹三的幼子保慶[1829—1873，此處房兆楹在《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chineseofthech’ingperiod，1644—ditedbyarthurw；shington：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43—1944.2vol.reprintedbysmcpublishingpei，1991.）中誤為1893，今順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齡（1841—1889）也同為舉人。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兩百年，只考出過秀才來；二者之間，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了。不過據說我的老祖宗們在清初也有藉口，說他們是難民，「義不食周粟」。大明遺氏，不屑要滿虜的「功名」。——沒個考科名的傳統，等到子孫要想圖個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這點「酸葡萄」之外，我還是要提醒讀者，在帝制時代考科舉，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屢考不取才是正常現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書讀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當時人稱作：「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讀書只是參加科舉五要件的末項。
他們袁家的「三」字輩和「保」字輩，在道光年間，忽然來個「父子進士，弟兄舉人」，大紅大紫了一陣子。到「世」字輩、「克」字輩，便再度滑坡，又屢試不第了。
再者，袁府最得意的兩輩祖宗甲三和保恆兄弟行，壽命都很短：甲三算是最高壽，只活了57歲。其後保恆52，保齡48，保慶則只活了44歲。可說都是死在壯年。據說袁府其他「保」字輩兄弟，也都壽命不長。
袁家這個短壽的傳統，對後來做了總統的袁世凱來說，也是生命中很大的壓力——他在55、56歲的時候（與國民黨和日本鬥爭最激烈之時），就怕自己也餘日無多了。
他既有這樁迷信的恐懼，「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虛而入了。克定認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們袁氏家族傳統裡的生死大關——項城顯然是聽信了「太子」之言，墮入「欺父誤國」的「太子」術中，才決心稱帝的。——這也是民國史上「迷信影響政治」的例項之一吧！
朋友，你以為民國領袖中，只有一個搞封建帝王之術的袁世凱才迷信嗎？非也。那位基督大總統蔣中正，其迷信的程度皆不在袁皇帝之下，非關本題，就不用多說了。
以上便是出了個總統兼皇帝之袁世凱的舊中原地區，農業社會之結構與運作的大略情況。以下再談談袁世凱其人。
袁世凱和他的兄弟行
袁世凱是袁甲三長兄樹三的孫子，是樹三長子袁保中的第四子（見上表），他出生時正值袁家在內戰中打了個小勝仗，故取名世凱。保中也是個秀才，生子六人。世凱行四，俗呼「袁老四」。這六兄弟中只世敦一人為保中元配所生，餘均側室（姨太太）之子，在傳統的宗法社會里叫作「庶出」。——世凱晚年欲葬生母劉氏（已扶正）於項城祖塋「正穴」，為世敦所峻拒。一般史家，包括房兆楹夫婦和陳志讓、侯宜傑，都認為這是宗法禮教中的「嫡庶之爭」，實非也。他兄弟之失和，蓋起於拳亂時期。庚子前世敦原在山東任「營官」，補用知府，前途看好。迨世凱出任山東巡撫時，背景堅實。政敵銜恨，然無奈他何，乃殺雞儆猴，拿乃兄開刀，說世敦縱勇擾民，予以革職，並驅逐回籍。世敦大好宦途，頓遭摧折。此事分明是世敦代弟受過，而世凱不但未加維護，或不無棄兄自保之嫌，以致世敦含恨在心。迨世凱返籍葬母，乃藉口庶母不應入正穴而予以難堪，以洩私憤。氣得世凱亦永不再回項城故里，而寄居彰德（今安陽市）——此是後話。因諸家頗有異辭，故於此順補一筆耳。
世凱生父袁保中可能只是個「捐班秀才」，卻生子六人；而他的胞弟「舉人大老爺」袁保慶，則年近不惑（40）膝下猶虛。經過家庭會議，乃把七歲的世凱過繼給胞叔保慶為子。[見上引房文及哥大所編《民國名人傳》，卷四，第79頁（biographicaldictionaryofrepublicanditedbyhowardl.boorman&richardrd,in4york&london,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1.vol.4，p.79.）]自此他就跟隨養父及養母牛氏生活。保慶宦途不惡，最後官至江蘇鹽道任職南京。道員是當時府縣之上的高階地方官。隨父在任的小世凱，當然也是個尊貴的小「衙內」。不幸的是袁道臺未幾即死於任所，年方十四的世凱就只好奉母回籍了。翌年世凱的生父袁保中，又病死項城故宅。越年兩喪，世凱母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寡婦孤兒了。——袁氏兩代顯宦，雖然不愁衣食，但他們畢竟是孀婦孤雛。反袁的作家，總歡喜說世凱幼年在南京花天酒地。其實十三四歲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哪兒去呢？
15歲以後的袁世凱，便被他堂叔袁保恆翰林接去北京，繼續其科舉教育的「帖括之學」（習作八股文）。在親喪「服闕」（三年）之後，他在堂叔嚴厲的管教之下，顯然是以「監生」（捐來的秀才）身分回開封參加「鄉試」而落第。三年後再考，還是落第。——保恆自己是科甲出身，乃鼓勵其侄再接再厲，然世凱自知久困科場之非計，在此期間，他已與於氏夫人結婚，就永別科闈，另尋出路了。
後世之論袁者，每說他是紈絝子，不用功，故兩試不第。在下卻不以為然也。蓋當年科舉考試，誰能期其必中？試看長袁一歲的康有為——嶺南名士，一代大儒，文膽梁啟超的業師，不能說讀書不用功吧？然康某考舉人，五試不售，困於考場者18年，可算是十分慘烈也。以故世凱終於投筆從戎，未始不是個明智的抉擇。
小欽差，大監國，抗日反帝
前節已言之，當年科舉時代，落第士子是慘不忍言的。自己前途暗淡不說了，舉家乃至合族的失望，才使你痛不欲生呢！洪秀全天王落第歸來，一病40日不醒，終於見到上帝爸爸的故事，在那個時代，說來也不算稀奇，只是各種上帝的訓示不同罷了。筆者這一輩老華人，系出舊中原，去古未遠，幼年時聽到的有關科場的故事多著呢！
所以袁世凱青年時代的遭遇，不是什麼例外。他和長他18歲的胡傳落第後的故事，簡直如出一轍。胡傳落第後去投奔吳大澂（1835—1902）；袁世凱落第後去投奔吳長慶（1834—1884），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據當年淮軍遺族傳言，世凱第一個投奔物件原是較高階的劉銘傳。劉不納，乃改薦他去山東登州投吳長慶。袁從此便一帆風順了。
長話短說，袁世凱在朝鮮12年的工作和成就，大致可以歸納於如下數項：
一、敉平朝鮮「壬午（1882）兵變」
1882年，朝鮮在日本暗中煽動下發生兵變。清廷派丁汝昌率海軍三艦，吳長慶率陸軍（慶軍）六營赴援。終執大院君至華，並驅逐前來干擾之日軍。此時袁世凱才23歲，任慶軍營務處。幾乎一手戡平此亂，而嶄露頭角，朝野眾口交贊。事詳不備述。
二、督練親軍、整理財政，再平「甲申（1884）之亂」
此時朝鮮內部之糟亂有甚於中國。世凱為其練軍4000人以自衛，併為其整理財政以自給。迨朝鮮親日派勾結日人，於甲申12月再度發動政變時，世凱臨機應變，獨排眾議，加以鎮壓。日本勢力，第二次被逐出朝鮮。
三、護送大院君返朝（1885年10月），出任商務委員，做駐朝「小欽差」，撐持危局
此時世凱不過26歲。但其後九年他在朝鮮竟然大權獨攬，做了藩邦實際的「監國」。頤指氣使，縱橫捭闔，不但朝鮮朝野大為懾服，環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國主義，亦瞠目結舌，無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廈既倒，一木難支。甲午平壤兵敗（注意：此非袁氏之過），世凱於最後關頭，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時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其下場不會比1928年濟南慘案時的交涉員蔡公時更好也！
打赤膊，持大刀，翻牆頭
關於袁世凱在朝鮮這段掌故，筆者在幼年期即耳熟能詳。因我家原是淮軍遺族，傳聞滋多，而廬江吳家（吳長慶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隨表兄弟輩，嬉戲於吳家花園。男孩淘氣，某次以竹竿搗下巨大蜂巢，被數千黃蜂追逐，幾遭不測，如今記憶猶新也。——那時去古未遠。我記得還看過吳長慶逝世時，朝鮮國王所遣專使致祭的禮品。
不過斯時的吳氏遺族對袁的評論，幾乎全是負面的。他們認為袁對他們的延陵公是忘恩負義的。——吳長慶於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朝鮮宮牆……」真是功莫大焉。誰知其後小小的奸臣袁世凱，在中堂（李鴻章）之前進讒言，化功為過，使其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師班上聽到袁世凱的故事，再在各種參考書內發現袁世凱竟然是個「現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來當年朝鮮那樣複雜的「內憂」（派系傾軋）、「外患」（五大帝國主義環伺）的局面，實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牆頭」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應付得了的。所以吳長慶最後才被中堂褫職，返鄉務農。
後來李宗仁先生也告訴過我一則，他把那最忠於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將軍，褫職還鄉務農的故事。李說「何武的軍職只能到此為止」（見《李宗仁回憶錄》第15章末段），使我不禁聯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來。
不過那時應付不了朝鮮那樣複雜局面的人，又豈止那位打赤膊的吳長慶？縱是「大魁天下」的張狀元（謇），一代大儒的馬建忠，學貫中西、官至宰輔的唐紹儀，身任駐朝督辦的吳兆有，身為商務委員的陳樹棠，也照樣應付不了。國內六部九卿中的幹吏能員，也找不出一個才能應變的官員，可以肩挑此一重擔。
量材器使，李鴻章找來找去，只有這個二十幾歲的小毛頭，一代「奇才」（吳大澂評語）、「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的袁阿瞞，足當此任——勝任愉快，甚至遊刃有餘！
「唯利是圖」竟成國際道德
記錄袁氏在朝鮮這段不平凡經歷的史傳，而能遍用東西史料者，當以吾友陳志讓教授最為深入。然志讓的《袁世凱（1859—1916）的紫（黃）袍加身》（jeromech’en,yuanshih-k’ai，1859—1916：brutusassumesthepurple.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1）及其續編諸書，皆雅善敷陳；至於袁氏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所扮演者究系何種角色，則未言其詳也。臺海兩岸史學界，近年所見涉及袁氏之專著，當以上引侯君《袁世凱全傳》最為翔實。書中所發掘之新史料亦最多。關於在朝鮮之一段，則譏刺多於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蓋中朝關係原為已有三千年歷史的東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環。吾人治比較史學，固知東方民族史中之「宗藩關係」，與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關係」，絕不可混為一談！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制度。
袁世凱這個不世「奇才」，這個「治世之能臣」，便是在這中朝「宗藩關係」轉型末期，不顧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戰初期堅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也。明乎此，我們對當年袁世凱在朝鮮，打拼些什麼，又如何個打拼法，就可思過半矣。
須知朝鮮當年的一切，正和中國國內一樣，政治、社會皆在青黃不接的「轉型」期中。
在宗藩兩國的朝廷認知中，「朝鮮為大清之屬國」（早期朝政府向列強行文的國書上，便是如此自稱的）就含意不明瞭。——吾人今日讀史，尤其是今日朝韓人民讀史，讀到這一段，那真是深惡痛絕，認為朝王何以如此下賤。這種心理在現代史學上便叫作「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讀史治史，不可以為時不過百年的「現時」價值觀念，去強姦古人。遙想當年勢能九合諸侯的齊桓、晉文（現代的羅、邱、史），不但不以「大周屬國」為恥，且以大周屬國為榮。朝「王」自稱為「天子」屬國，已逾兩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為天子屬國為恥，而痛恨朝人之橫加阻擾呢！
朋友，我們東方的政治哲學，是以倫理學為基礎的。它是不鼓勵以「國」為單位，去搞「種族主義」和「部落戰爭」的。我們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統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無類；看到「百武彗星」橫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詔罪己……認為朕躬於「德」有虧。大明亡國時，許多朝鮮士子，也搞「反清復明」。認為滿人愛新覺羅入主中國，其「德」不足云云。餘讀朝儒所撰《熱河日記》，真是感慨良多。總之，咱東方政治哲學，自孔孟而後，主旨是「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這雖是個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至少還「要臉」。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國際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要臉」。絕口不談「仁義」，公開地唯「利」是圖。
其實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學，也並不如此。這種下流哲學實始自白色帝國主義興起之後的代言人馬基維利（niccolomachiavelli，1469—1527）。「馬基維利主義」一齣籠，有能力的西方政客，都變成「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曹孟德了（威爾遜博士可能是少數的例外）。自馬氏哲學風行之後，倫理學中的義利，已經換了位置。我們孟夫子所討厭的這個「利」字，在現代西方倫理學，尤其是政治學中，早已變成了一個「道德名詞」（moralterm）。因此「保護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yourowninterest），以至保護你國家的利益，便反而成為道德哲學中，至高無上的道德教條了。——今日起康德於地下，他的「絕對命令論」（categoricalimperative）應該也有新的內容了。
五帝窺朝的底牌
這種殖民哲學和侵略行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會也在急遽轉型的朝鮮，衝擊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朝鮮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各派分別搞親清、親日、親俄、親英美法……各是其是，動盪不停——但是都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動。
在環伺的帝國主義之中，野心最大，動作最積極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當代西方的「殖民主義」，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擴充套件商務，從根本做起——其時日本旅朝僑民為華裔的12倍，商業大致是華商的四倍。接著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親日派，得機發動政變，組織親日政府，割斷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最後勾結法國，各取所需——法國佔領安南，日本佔領朝鮮。——可是日本那時實力未充。它兩次發動政變，都受制於袁世凱，未得逞。日本之勾結法國亦為李鴻章所阻。李雖然在中法戰爭（1883—1885）中，丟了安南，卻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國，緩衝了日本。對訪華的日相伊藤博文做了主權性的讓步，許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鮮現場，卻不遺餘力地支援袁氏，把日本勢力趕出藩國。維持了中朝的宗藩關係，直至甲午戰敗為止。
第二個覬覦朝鮮的便是俄國了。但是和日本一樣，它得先挖中國牆腳，扶植親俄勢力，才能深入。這一陰謀也因受制於我們的「小欽差」而中途泡湯。詳情可參閱陳、侯二氏之鉅著。
英國此時志在西藏、九龍、長江各口岸和山東沿海，對朝則不欲打破中朝「宗藩關係」之現狀。蓋「朝鮮為大清之屬國」，終較朝鮮淪為日本或俄國之殖民地，對英為有利也。因此雖然駐朝英使厄士頓（ston）認為袁世凱太跋扈而主張朝鮮「獨立」，駐華英使巴夏禮（harrys.parkes）這個火燒圓明園的老牌帝國主義者，反而暗中協助李鴻章遏阻法國和日本的勾結。另外，他更鼓勵英籍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國主義者摩倫道夫（dorf），去朝鮮協助袁世凱整理朝鮮稅收，加強海關監督。有著英德兩強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鮮表現得比袁世凱更為跋扈而有效率。朝鮮朝廷因此稅收大增，袁世凱所訓練的5000親軍，也軍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為之注目。
最後就是美國了。我們的蔣公說得好：「美國也是帝國主義。」這個青年帝國主義，首先要統一北美，視之為「天降大任」（manifestdestiny）；次要獨霸南美，名之曰「門羅主義」（monroedoctrine）。內戰後目光漸及遠東，終於佔領了菲律賓。在這一系列擴張行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國主義者。英法聯軍時的美公使伯駕，和八國聯軍時的美公使康格，都是力主佔領臺灣的老牌帝國主義者。後來臺灣給日本佔領了，老美好不懊悔。——這時五帝窺朝所共同討厭的人物便是袁世凱。美駐朝公使孚特（lucius）向不承認中朝之間有什麼鳥「宗藩關係」。因此，他一有機會便要質問：「袁世凱算老幾？」這時孚特的態度是絕對親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鮮送給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討厭在朝鮮以主人自居的「中國人」。「中國人在朝鮮算老幾？」這才是決定美國人對中朝關係態度的基本要素。——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國主義，在朝鮮半島耍弄帝國主義國際政治的底牌，而他們的共同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把我們的小欽差袁世凱趕出朝鮮。
最後就要談到中朝兩國關係的本身，和袁世凱在朝鮮所作所為的歷史意義了。
一個現代「班定遠」的失落
前節已言之，袁初到朝鮮時才23歲。但是在其後兩年中，竟弄成支撐朝局，「非袁不可」的局面。——讀者知道，武昌起義後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時期（詳見下篇）。那是第二次。在這第一個「非袁不可」時期，26歲的袁世凱並無心戀棧，他的堂叔袁保齡也勸他不要幹。他在1885年二度去朝時，是李鴻章勉強他去的。李鴻章何以強人所難呢？那是因為偌大的中國竟找不到第二個人可以支撐朝局——有傳統訓練而大魁天下的張謇狀元；有從歐洲留學歸來，精通數種西語的文法大家馬建忠（1845—1900）……他們都是吳長慶之下的要員，有在朝鮮工作的經驗，但是他們都幹不了這差事呢！
李鴻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認為應付朝鮮那個複雜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這不是李鴻章任用私人吧！後來因為忌袁者眾（包括張、馬），朝廷派有邊事經驗的吳大澂（胡傳的上司，久駐寧古塔）去加以察查。吳的報告是正面的，他認為世凱是不世奇才。
按理朝廷派往朝鮮去主持要政的，應該是個欽命大員（欽差）。但是袁老四才26歲，又沒「功名」。因人設官，他只能戴個「三品頂戴」，官階只能當個「商務委員」，算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之下的一個附屬機關，不能代表大清皇帝。
可是這個娃兒小官的權責，那可嚇壞人了。第一，他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訓練、用德式操法、歐美配備的朝鮮親軍5500人——這種現代武裝，小站之前，中國都還沒有呢！朝王李熙在閱兵之後大為讚賞。他要封世凱為全國陸軍大統領（大元帥、總司令）。世凱固未謙辭，而阻力卻出自國內。李鴻章怕他太招搖，會引起國際反感。袁只顧整理朝鮮，而李則困於中法戰爭，在搞其以夷制夷也。
第二，世凱替朝鮮朝廷整理財政，亦大有成績。李熙對世凱的忠誠服務稱賞之餘，竟根據咱中朝老傳統，贈世凱「宮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婭之情。四人中有一姬為朝鮮貴族，李熙之內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成為世凱之第二、三、四房如夫人。其後共生子女15人（七男八女）。世凱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學家袁家騮教授也，其夫人則為名揚海內外之原子物理學家吳健雄教授也。
家騮幼年頗受祖母寵愛。餘嘗戲問家騮兄：「祖母也說漢語嗎？」
「啊，說得很好呢！」
我又戲問曰：「大腳呢，小腳呢？」
袁教授說他祖母晚年常臥病在床，總是蓋著被褥。大腳小腳，就不知道了。
那時在朝鮮的宮廷之內，大院君與國王李熙的父子之間，以及大院君與閔妃的翁媳之間，都時有爭執。朝鮮那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員，亦不大協調。社會上計程車農工商亦至為複雜。但是袁君指揮其間，以宗邦監國自居，上下亦尚能悅服。
只是不幸值此「轉型」時代，千年不變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須轉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現狀既然維持不易，那時清廷亦曾有進退二策。進則師秦始皇之故事，廢封建、立郡縣，改土歸流。徙朝王於國內，使半島郡縣化。然大清積弱，自身難保，此策斷難執行。退則包包疊疊，宗邦自藩國全部撤退，任朝鮮自主獨立。無奈此策亦不可行。蓋朝鮮斯時無獨立條件，而五帝環伺。宗邦遽撤，則朝鮮必淪為列強之殖民地。
如此進退兩難，則只有讓那位卑權重的袁世凱去做個小班超，在五強之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了。斯時五帝的駐朝公使，都以「欽差」自命。縱是北美合眾國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稱欽差。——周旋於五大帝國主義的欽差之間，我們這個只有三品頂戴的小班超，也真難為他了。——最後落荒而走，乃形勢之必然，非戰之罪也。擲筆几上，吾欲何言？
【1996年4月6日脫稿於北美洲】
二、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
袁世凱一生的事業是在朝鮮開始的。在朝鮮他雖然鎩羽而返，但所學到的本領和累積的經驗，卻是其後畢生事業的基礎。
舉其大者：袁在朝鮮學會了與東、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領。在他那個時代，漫說是與洋人辦外交、耍國際政治，一般政客對洋人都是一無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務，便手忙腳亂，亂來一通，因此所受到的災難也至為慘痛。筆者在另篇談八國聯軍之役，就說過大學士老進士徐桐父子，因不諳外情，便弄出滅門之禍（一家女眷18人集體自殺）！那時的西太后和她的親貴「四人幫」，竟也糊塗到對11個帝國主義同時「宣戰」的程度——這都是對洋人毫無所知，一旦面臨緊急情況，便方寸大亂，胡幹一通的結果。可是，袁世凱經過朝鮮那一段，就成了個「洋務專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會那麼胡來了。
比洋務更為重要的，則是袁世凱在朝鮮也學會了帶兵和練兵。前文已言之，袁在朝鮮為朝王練了一支5500人的現代化親軍，使藩邦朝野大為歎服。朝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朝軍總司令，還送他美女四人以為獎勵呢！
二十幾歲的袁老四，一個科考落第的秀才，哪兒來這麼大的本領呢？說穿了也沒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凱，我們還得看看轉型之前的中國舊式兵制。——須知咱中國人搞軍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將兵。你看諸葛亮，連匹馬也不會騎。指揮大軍作戰不用指揮刀，卻坐著獨輪車，用把鵝毛扇，搖來搖去。等到上帝寵召了，那個「死諸葛」，還能嚇退「生仲達（司馬懿）」呢！——這個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國重文輕武的傳統中，文人的驕傲和牛皮，誰知到了清朝，它竟變成了事實和制度！
原來在西元1644年，當那位不祥的人物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時，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萬人。後來再加上「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過24旗，最高額亦不足15萬。那時中國本部18行省人口上億（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億。15萬「旗兵」何能統治上億的「漢民」呢？所以清初的「外來政權」，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衛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職業軍人的衛所二級，為地方警衛武裝，以維護各省治安，「以漢治漢」。——這一大明遺規，使我們今日還剩個「威海‘衛’」。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衛」，今日南京還有個孝陵衛。國民政府統治大陸時代，縣以下的鄉村政府叫區公「所」和鄉、鎮公「所」，用的都還是明代的老名稱。
這種舊衛所所轄的漢兵，在明原為國防軍，約100萬人；在清就變成各省區糧餉自籌的保安隊了。此一省防軍在清代兵制中叫作「綠營」。清初各省共有綠營兵66萬人，中葉稍減。分佈地區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師）及邊陲地區為重，內部較少；安徽最少，不足萬人。（見《清史稿·兵志》）
這一綠營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亂（1673—1681）以後，清室乃蓄意約束，綠營之中，將不專兵。省級指揮官，提督、總兵等皆受制於科甲出身的文職官員總督和巡撫，而督撫之間又相互制衡。這就逐漸形成清代重文輕武，以文人將兵的傳統制度了。其後不但綠營如此，連八旗都統亦更調頻繁，將不專兵。
清廷這種重文輕武的政策自然有其嚴肅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禍首吳三桂那樣的武將專兵的漢族藩鎮，永不再見於大清帝國。
總之，清廷這一重文輕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結果，就是不但漢族再無藩鎮專兵，連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滿蒙武夫，亦漸染漢習，以不文為可恥，而搖頭晃腦去做起詩來，致使一些像袁枚（1716—1798）那一流的無聊文人，去乘勢投機，攀援權貴。餘讀《隨園詩話》，有時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將兵既成制度，則大清帝國，尤其是漢族之中，便沒個真正的職業軍人做統帥或封疆大吏。以致鴉片戰爭一起，領軍去和「英夷」開打的不是職業軍人「李廣」或「霍去病」，而是詩文做得頂呱呱的翰林學士林則徐。英法聯軍之役時，最初文武一把抓，獨當一面的葉名琛（1807—1859）也是一位進士。最後弄成「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卻被英國人捉到印度去當俘虜。
其後八旗、綠營都腐爛了，不能再用，另組「湘軍」「楚軍」「淮軍」「自強軍」「定武軍」「武衛軍」「新建陸軍」……幾乎所有的軍頭，從曾、左、李、胡開始，到張之洞、胡燏棻、袁世凱，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張且是翰林學士，文采風流。曾、張在中國近代文學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縱是李鴻章也是位才華橫溢的文學作家。——筆者幼年曾能背誦李鴻章考秀才時的墨卷，文題曰：「天台仙子送劉阮還鄉賦。」那時才十幾歲的李鴻章，竟能改竄《西廂記》，寫天台仙子送男友還鄉「拜拜」時，叮嚀道：「……野店風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遲眠……」（真是依依不捨，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顯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閱卷後，大為感動，乃批說：「大盜劫人，不傷事主……天才也。」這一批，小小鴻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的秀才了，其後21歲中舉，24歲成進士。
頭戴紅頂花翎作戰的淮軍
在這些能夠「將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個「務實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筆下，討一房姨太太，也叫作「置辦」——等於是買一件傢俱，如沙發、搖椅、毛巾、夜壺一般。所以，他對崔鶯鶯小姐那種脈脈的送別柔情，什麼「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裡，最難調護，[甜心呀，儂要]最要扶持……」是不會發生太多生理反應的。筆端不帶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試了。
但是袁世凱是這批文人中，弓馬嫻熟，真正打綁腿、扎皮帶，下得操場去，喊「立正、稍息、開步走」的實際練兵官和帶兵官。
清廷搞「重文輕武」，就是因為吃定了這批經過「十年寒窗」磨折，手無縛雞之力，只會下圍棋，不能拿大刀，只會坐獨輪車，不會騎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讓他們帶兵，他們也不願（因為孔孟之學的大洗腦），更不敢（因銳氣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這項設計到袁世凱時代，就是不才所說的要「轉型」了。——事實上，袁世凱「小站練兵」，便是中國「陸軍軍制轉型」的開始。（注意：海軍轉型較陸軍要早20年。筆者拙文談馬尾海校時，曾細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軍」「淮軍」，打起內戰來，雖也戰功赫赫，但他們都是小腳放大的半吊子部隊。——劉銘傳在與太平軍和捻軍作戰時，是頭戴「紅頂花翎」去衝鋒陷陣的。（見羅剛編《劉公銘傳年譜初稿》上冊·同治六年）那時太平軍作戰，尤其是破城慶功時，穿的則是明朝袍套，看起來像一場「京戲」大合唱。筆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圍），一度是淮軍對捻軍作戰時的後方的非正規兵站。曾有（不開花）千斤重炮四尊，重250斤的大刀兩把（武考用的），強弓硬弩數十張，「抬槍」「鳥槍」不計其數——硬是十八般武器樣樣俱全……這些大概都是淮軍換用新武器或裁兵時，遺留下來的「廢物」。——這座規模並不太小的「淮軍武器博物館」，如留至今日，說不定可為本地「無煙工業」撈一筆門票錢。
淮軍當年的對手方，尤其在捻軍名將任柱率領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極。他們大半是騎兵。主要武器則是削巨竹為槍，成為「丈八蛇矛」（古人所謂「揭竿而起」者也），也有少數火器——三千戰馬夜鏖兵！當他們蜂擁而來之時，勢如疾風暴雨，狂濤駭浪。當者無不粉身碎骨，所謂「馬踩如泥爛」也。
任柱是捻軍名將，淮軍畏之如虎。對付他如不用開花大炮、毛瑟快槍，簡直就無如之何。筆者幼年震於傳聞中任柱的威名，及長讀捻軍書，欽慕之餘，每思為任柱作傳，而苦於心力不從，至今未能執筆。
所以，我國史上的三國演義式的傳統戰場，離我們並不太遠。把它們搬上銀幕，比美國「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防軍」「練軍」與小站
總而言之，湘淮兩軍雖也有一些「洋槍隊」，但基本上還是一種傳統武裝，是西安兵馬俑博物館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於天津、塘沽之間的小站（上引陳志讓書頁第49頁誤為「平津之間」），原為平捻之後，部分淮軍北調擔任「防軍」的屯田區。清代軍制中有所謂「防軍」「練軍」諸名目。「防軍」者駐防之部隊也。而「練軍」則是在訓練中之部隊。（參閱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戰前，李鴻章最反戰，因其深知中國海陸兩軍均不足以參加國際戰爭，然迫於國內外壓力，渠亦自知對日抗戰為不可免。李氏乃臨時抱佛腳，積極備戰（亦如抗戰前之蔣公也）。海軍之備戰詳情，筆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複。在陸軍方面，李鴻章則一面商之英將戈登在天津創辦武備學堂，以滿人蔭昌主之，培訓新制軍官以逐漸淘汰舊淮軍；另於甲午戰爭前夕，在小站防軍東調之後，以舊營房作為「練軍」之所，來試練一支新軍，以前廣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謂「練軍」，練的自然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點稍息、立正階段的訓練（今日軍訓所謂「典」「範」「令」），沒啥深文大義也——筆者這一輩，抗戰前在南京孝陵衛教導總隊營房中，受「學生集訓」，三個月就完成「營教練」（有當營長的基本知識）。當年黃埔一、二期，亦不過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時中國人見洋兵「敬禮」，都覺得好奇怪啊！歸而記之曰：「洋兵肅立，舉手加額，拔毛數莖，擲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時在頭上拔掉幾根頭髮，甩到地上，算是對上司「敬禮」，也不簡單啊！也得要洋教習來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槍上肩」……沒個洋人來教，哪裡行呢？！
所以練新軍必用洋教習，當時所謂洋員。但是，那時歐美遊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來教稍息、立正的，有幾個不是冒險家，甚或洋癟三呢？！——筆者曾撰文並舉例細論之。他們彼此之間，互揭西洋鏡的記載，更是說不盡的。
這種冒險家和遊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說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練新軍、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沒有他們。善加利用，他們是會做出一定貢獻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駕馭他們的知識不足，也就易於失控而已。
那時在中國搞新軍，一般都最重「德式」。（蔣公後來亦然。）1894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練兵，和他名位相埒的總教習便是德人漢納根。漢納根本是李鴻章興建海軍中的要員，曾設計大連要塞。豐島海戰時，他也是「高升」號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艦擊沉，我軍死於海者700人，漢氏竟以善泅倖免。中日海軍黃海大戰時，漢氏亦在定遠旗艦上與丁汝昌、劉步蟾共生死。但漢某原非海員，黃海戰後乃請調至小站搞陸軍，與胡燏棻共事。
漢納根是個日耳曼人，幹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efficiency），但處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頑固」（germanarrogance）。而胡燏棻雖有些新思想，卻沒有與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經驗。不數月便自覺吃不消，乃掛冠而去。——這時甲午戰爭已近尾聲，大清海陸兩軍同時全軍覆沒，京師門戶洞開。政府要趕練新軍，急於燃眉，而朝中無人。時勢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遊刃有餘的。
治世能臣，亂世奸雄
袁世凱在甲午開戰時曾在後方幫辦糧臺，算是大材小用。他在朝鮮既練過新軍，有知兵之名，聞於朝野，這次練兵需人，袁氏於1895年12月8日，便以「溫處道」的官階，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練新軍。
前引房兆楹論袁之文，曰：袁世凱並未實授「溫處道」。這實在是多餘的話，須稍加解釋。蓋大清帝國是個傳統的法治國家（注意：「傳統」二字是指東方式的法制，與西式略有軒輊）。它的文官制度（civil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編制，官員有定額，任免有定期，銓敘有定製。（參閱《大清會典》）縱是皇帝也不能胡亂改制——《漢書》上所謂，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再回頭說說袁世凱的「溫處道」。
小站練兵處在當時的文官系統中，原是個地方軍制中無定製、無定額、無定期的臨時建制。這時中央的「督辦軍務處」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資格「道員」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資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級。——「道員」是有定額、定製、定俸、定期任免，分隸各省的地方官。（「候補道」當時是可花錢買的。關節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補」。但這種「捐」來的官銜，是為科甲士林所不齒的。劉銘傳的兒子，就因私下捐了個候補道，受了爸爸嚴厲的體罰而羞憤自殺。見上引《年譜初稿》。）所以袁世凱的「溫處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轄溫、處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檔案中，顯示有「缺」（要是現在就用電腦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員「開缺」（離職），或根本建而未置，或置而後撤，既缺則這一名額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謂未實授者，就有語病了。——清制中的「總兵」（師長）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額也有地方頭銜。但是有些總兵，竟不知他那頭銜的「鎮」（地名）在何處呢！
再者，袁之練兵小站，實是眾望攸歸的結果。袁那時頗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職小站是恭親王奕、慶親王奕劻、兵部尚書榮祿、軍機大臣李鴻藻翁同龢和後來有名的「東南三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眾口交贊，一致掬誠推薦的。而且這些大臣之中像李鴻章和翁同龢，像恭親王和慶親王等，彼此之間矛盾極深，甚至是終生的政敵。要他們一致讚譽，一致推薦袁老四這位小小的前駐朝商務委員，直隸總督的一個小下屬，他本身沒兩手，是不成的呢！——所以，我們執簡作史的人，因為對「袁世凱」三個字有成見，便硬說他得以出任要職是由於個人吹牛拍馬、攀援權貴，是有欠公平的呢！
漢末政論家許劭（子將）評曹操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大笑，認為評得對。（見《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孫盛《異同雜語》）據說袁得勢時，時人亦以項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為忤，且大為得意，認為比得對。所以近世治民國史者，對袁公為「亂世之奸雄」這一評語，大致是沒有二話的。其實袁氏又何嘗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國時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勸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後來在臺灣被處決的陳儀，對袁之幹才都是誠心誠意傾慕的。讀者知否，論人品論學識，「六君子」（如劉師培、楊度等）都不能算是壞人呢！陳公洽雖在臺灣出了紕漏，但他也是國民黨高幹中極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筆直書」，都不應以人廢言。
鮑爾、包爾達、袁世凱
有的朋友或許要問：袁世凱連個秀才也未考取過，更未進過軍事學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軍事知識，能獨當一面去訓練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支現代化的陸軍呢？
曰：袁君起自行伍。軍事知識得自實際經驗呢！
再問曰：現代化陸軍是一種科技專業，行伍老兵，焉能勝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當年中國可也，在目前美國猶可也——君不見剛離職不久的美國陸海空三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四星上將（華盛頓只有三星），在越戰和波斯灣之役均戰功赫赫、將來還要問鼎白宮的黑人大將之鮑爾（lutherpowell）將軍哉？鮑爾非西點產也；與孫立人母校之維吉尼亞亦無緣也。此公行伍也。憶20世紀50年代中，筆者在紐約市立大學教夜校餬口時，鮑爾即在敝校上學，系一成績劣等之學生也。彼亦從不諱言其在母校為「全c生」（straight「c」student）。餘近讀暢銷之《鮑爾回憶錄》，訝其40年來作文並無大進步。設回母校重讀，仍難免為「全c」也。鮑君時在紐約市大（y.，cy.）參加學生「備役訓練」（r）。畢業後入伍為伍長，初不意40年中累遷，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混賬的《紐約時報》，瞧不起鮑君，暗笑他為黑人倖進。——但是黑青年在陸軍中可以倖進，白兒童就不能在更為科技化的海軍中，行伍倖進哉？！兩週前由於誤掛越戰勳章而被媒體揭露，竟至愧恨自殺的海軍上將包爾達（adm.jeremym.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國海軍中最高階之軍令部長也。包爾達少年時為一頑童，不容於父母。17歲時（1956年）乃誑報年齡入海軍為水兵。40年中竟累遷至今日上將軍令部長，為美國海軍中之第一人，麾下節制將士凡47萬人，戰船千艘。初不意以誤佩兩枚「v」字勳標，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記鮑、包二君，均為今日美國行伍出身的陸海兩軍之最高階將領也。我國陸軍於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訓練總監袁世凱，又何足大驚小怪哉？！
早年留日的文武學生
世凱在1895年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軍」為「新建陸軍」。兵員亦增至7000人，步騎炮工輜俱全。原有洋員教習之外，並於蔭昌的武備學堂之教練學員中，擇優借調。其著者則有王士珍、段祺瑞（1865—1936）、馮國璋、梁華殿等人。梁後來因意外早死，而王、段、馮皆一時俊傑，成為後來北洋系之重心，所謂龍、虎、狗也。
此後中國南北諸省分練新軍成一時風氣，青年學子被派往日德諸國學習陸軍，亦絡繹出國，返國成為新軍中堅者，亦多不勝數，而袁之小站，雖是群龍之首，卻不隨流俗。蓋當時各省督撫（其尤著者如湖廣總督張之洞）籌練新軍，類多籌其款，掌其權，而實際訓練則委諸專業軍人執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離身，詩文不離口。武場操練細節，則向不與聞也。因此，各省「新軍」幾為留日陸軍學生所包辦。然留日學生龍蛇混雜。泰半學生均未嘗涉足日軍訓練下級軍官的「士官學校」，一般都只就學於日本為賺取華生學費而特設的預備學校，所謂「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們在這種預備學校中要先進行點「稍息、立正」的初步訓練，並學點「請坐、吃茶」的口頭日語，然後加入日軍聯隊當兵。成績佳者，再遴入「士官」做入伍生。——「士官學校」那時在日本亦系初辦，一年卒業。稍息、立正之外，亦所習無多。縱如此，那時華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蔣方震、蔡鍔、閻錫山、吳祿貞……亦鳳毛麟角也。筆者曾自日本士官檔案中查出歷屆華生全部名冊。後來做黃埔軍校校長、陸軍大學校長之蔣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嘗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學籍到聯隊學兵為止。何應欽、張群則真是士官畢業生。嶽公是個認真求學的好學生，學業因辛亥革命而中斷，二次革命後流亡東瀛時，始續學畢業。蔣公的把兄黃郛則真正畢業於日軍測量學校，一工兵專才也。
但那時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國留學生，不論入學「士官」與否，一旦歸國都制服鮮明，馬靴、馬刺耀眼爭光（但多半不會騎馬），再加上指揮長刀著地，行路鏗鏘有聲，儼然「將軍」也。
[附註]那時日圓比中國銀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費留學生，生活比在國內上學更為節省。加以留東不要簽證，來去自由，而當時日本經濟剛起飛，都市中聲色犬馬，樣樣比中國新鮮；連下女和阿巴桑都頗有文化。加以當時日本無種族歧視，而日俗男尊女卑遠甚於中國。公共浴塘中有時且男女同浴，使中國留學生大開眼界。身入寶山花叢，還念啥鳥書呢！——筆者的父執輩（包括一位親舅舅），當年留日者不計其數。我長大後曾習日語三年，才發現他們一句日語都不會說。總藉口說「忘了，忘了」，其實很多連假名亦不會發音。但他們之中卻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當時各省「新軍」都是革命溫床。胡適之先生也曾告訴過我說，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為他們是留日學生中「極少數」能念日文、說日語，「還能用日文寫信」的。胡漢民、汪精衛、吳稚暉等「黨國元老」，也算是留日學生，卻一句日語都不會說。女人比較有語言天才，據說居正夫人就說得一口流利日語，所以居院長留日時私生活「很規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訴我的）。——以上所說的還是文科學生，武科學生就更不必談了。但是，不論他們學的是怎樣的二百五，一旦回國搞起「新軍」來，那可就神氣了。文人上司（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奉天將軍增祺等）哪知底蘊？下面的學員就更被嚇得一悔一悔的了。那時尚在讀「陸軍小學」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見《李宗仁回憶錄》）
不容「顛覆政府」
拙文原是談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這些時下英雄好漢呢？無他。筆者覺得洪憲之可哀者，是袁世凱處身在那一「轉型」階段，他是既無改制的「機會」，更無改制的「智慧」，所以敗得百身莫贖。而今日這批領袖，是既有此機會，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積的）的。若再慘敗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國家民族之不幸。我們搞比較史學、比較傳記的人，以古證今，骨鯁在喉，順便提一下罷了。
現在再回頭談談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練兵大臣，槍桿在手，乃一心一意要為大清帝國練出一支德式新軍。不用說，袁世凱是精明強幹，對洋員華員，皆駕馭有方，知人善任。文員則扳請總角老友、翰林徐世昌（1855—1939）屈尊做「參謀營務處總辦」，庶務軍需一把抓；武員則重用段祺瑞等德國留學生，配合洋員，以德國模式嚴格訓練。袁本人亦著軍服、扎皮帶、穿馬靴、掛佩刀，日則觀操、夜則巡營。軍令如山，紀律嚴明。小站中嚴禁吸毒。某夜，袁巡營見一軍人偷吸鴉片，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營肅然。
袁軍中無日本留學生。其原因蓋有兩端。日本軍制原襲自德國。袁軍亦採德制，延有德國教習，購用克虜伯軍火，軍中幹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國留學生。既然直接取經德國，又何須做日本的再傳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學生原為革命黨之淵藪，為防止革命黨人滲透北洋新軍，乾脆不用留日學生，則革命黨不就不禁自禁了？——從鬧革命的立場看來，袁世凱實為民國史上的第一個「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黨都有其「不斷革命論」的主張。既然「不斷革命」，就必然有「不斷反革命」。——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百餘年來，革命與反革命大家輪流做，這叫我們笨拙的歷史執筆者，如何下筆呢？所幸中國近代政治轉型史，已近尾聲。
打入政治核心
總之，袁世凱當年在小站所練的新建陸軍，是近代中國第一支現代化部隊，全國矚目。但是建立這支武裝，袁某也是嘔心瀝血的。君不見蔣方震（百里）後來主辦保定軍官學校，在無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場檢閱臺上，當眾舉槍自殺。又不見蔣公介石（中正）受命主辦黃埔軍校，還不是一再辭職，一再不辭而去，其憤激之烈而未舉槍自殺者幾希。
袁公練兵小站之艱難，不在二蔣之下也。他本是李鴻章的親信，甲午兵敗李氏搞掉黃馬褂和花翎之後，世凱便成為孤軍孤兒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處境，晚年還餘嘆猶存地告我說：「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九章第一節）
俗語說：「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凱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乃忌者如雲，讒言四起。那時他的頂頭上司，便是個野心勃勃的滿族軍閥和大官僚榮祿。榮有專殺之權，在讒言四逼的情況下，榮便有心找個藉口，殺袁而並其軍。誰知一次榮氏親至小站檢閱，預備就採取行動時，卻被袁軍的整齊軍容和鮮明的器械所感動——榮是個舊軍人，未見過這種現代化的新式部隊也。他竟認為袁是個練兵的奇才，不但不願加害，且欲引為心腹肱股。——兩情相悅，就這樣袁老四這孤兒就找到另一個乾爹，而大紅大紫起來，成為榮祿麾下的第一號大將。
榮祿是李鴻章失勢後，得西太后專寵的大清帝國宰相（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後又入閣做軍機），手握重兵，權傾一時。筆者在論拳亂的前文中，就提過他的兵權。那時清廷防衛京師門戶的防軍，有兩大系統，約十萬人。
第一是「京畿戍衛系統」（禁衛軍），由西太后近支親貴掌握。
第二是「北洋國防軍系統」，由榮祿掌握。這些原是甲午戰爭中，各地勤王之師的殘餘。榮祿把他們集中起來，改編成「武衛軍」，共有「前、後、左、右、中」五軍。榮氏自將精銳的「武衛中軍」，而把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改名為「武衛右軍」，納入他的指揮系統。——這一系統的「武衛」五軍，分駐北京內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軍」為最強，嗣擴充至萬人以上，聲威遠播，朝野注目。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就這樣，袁世凱就從一個練兵裨將，擠入大清帝國的政治心臟。此後不論是戊戌變法、八國聯軍、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建立民國……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1996年6月1日脫稿於北美洲】
三、捲入三大危機、一項運動
我們的大清帝國，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之後，還苟延殘喘了16年（1896—1912）。在這16年中，他老人家又經歷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機和一項轟轟烈烈的救亡運動。這三大危機是：戊戌變法（1898）、庚子拳亂（1900—1901）、辛亥革命（1911—1912）。
穿插在此三大危機之間，有一項起起伏伏的救亡運動。這項救亡運動，始自公卿大夫、知識分子所推動的「自強運動」和「維新運動」或「變法運動」。到拳亂之後，再次落實為朝野一致認可的「立憲運動」（1902—1911）。吾友張朋園教授，便是今日專攻這一運動的海內外第一號大專家。
戊戌變法註定失敗
關於這三大危機，筆者曾自個人零碎的英文講稿回譯改寫，斷斷續續地寫了十餘萬字。承紹唐先生不棄，幾乎全部在《傳記文學》中連續刊出。筆者是個中國農村出來的山野村夫，習慣於莊子所說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對廟堂文學沒有興趣。因此試論上述三大危機，則拙著可能與嚴肅朋友們的學報史學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習相遠，每個治史者，都有他自己個別的看法。司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也。對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難盡了。
就說戊戌變法吧！我的史學界朋友們，一般對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認為從歷史上看，尤其是悄立於巫山十二峰之巔，俯瞰滾滾洪流的「歷史三峽」，不論是從宏觀認知或微觀探索，戊戌變法都是註定要失敗的——只是那時推動變法的英雄們，從光緒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都人在此山中，看不見罷了。但是，史學工作者（且用個時髦名詞）於一百年之後回看全域性，就很清楚了。
不才估計，至少還要40年，不生意外，到2040年，我們歷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轉型」，大致就要完成了。
以上所說是從「宏觀」立論。——我們變法改制，至少要搞150年才可略見端倪。光緒爺「載湉小丑」（章太炎語）算老幾？！他要聽康有為的話，畢「百年」之功於「百日」（所謂「百日維新」），豈非荒唐哉？笑話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們不妨再以「微觀」史學的法則，去探索探索康有為，這個「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的通天教主，最自信、最誇大、最獨裁的「今文學」死衚衕中的「教條主義者」。筆者對康聖人所論已多，不再重複（見拙作《解剖康有為》，及其他相關各篇）。至於我的兩位最好的朋友黃彰健（大學同班）和汪榮祖教授（小同鄉）有關康氏的越洋筆戰——考據康有為遺著的章句之爭——我就認為是一種《水經注》之學，是文人行有餘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間與「變法」無直接關係也。
記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師說《爾汝篇》《吾我篇》及《水經注》中各項考證，就歸而感嘆：國破家亡莫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適，還在草廬之中品琴棋書畫；渺小若餘，亦不忍為之。作詩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爾吾」之句。
總之，吾讀康聖人之書，宏觀上他必然失敗，固無論矣；在微觀上他也非管（仲）、蕭（何）、諸葛之流。康有為誤盡蒼生則有餘，其他就不足多論矣。
在他的變法運動已至最緊張階段，眼看西太后即將回官，廢立便在目前，光緒自覺「朕位不保」之時，據大陸最近發現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們的確是擬有計劃，要搞宮廷政變，囚殺西太后，擁光緒獨裁，變法改制的。但是，這幾位縛雞無力的知識分子，如何能搞苦撻打呢？（用句今日臺灣俚語）他就卯上袁世凱了。——須知變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採軍事政變，苦撻打、宏大，那就化「變法」為「革命」了。如此則康有為就不是康有為了，康有為就是孫文了。
不搞「和平變法」，改搞「軍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傷哉？——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個「武昌起義」。既起義矣，那窩小革命騎虎難下，不得已才找個在英國留過學的清軍協統黎元洪來當頭頭，領導造反。
讀者知否？造反在清朝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惡之首，犯者誅三族，本身凌遲處死。黎元洪這個「黎菩薩」（元洪的諢號），在甲午戰爭時泅水逃生，幾乎為國捐軀。現在長得胖嘟嘟，官運看好，他原不要造反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來帶頭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則為王，敗則流亡。失敗了，也不會搞個凌遲處死。你要不答應呀！哼，人頭落地再說。——元洪思前想後，據說長吁短嘆，淚流滿面，最後悽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參加革命。
好了，戊戌變法時，譚嗣同一夥搞不下去了。他們卯上了袁世凱，也叫袁世凱做辛亥時的黎元洪，來領導搞軍事政變，把頑固的葉赫那拉老太婆抓起來，甚或殺掉。最近史料顯示，他們是預備把老太婆殺掉的……詳情筆者曾有深入的記述，此處不必再提了。
總之，當譚嗣同於9月16日夜訪袁世凱，把這項政變密謀向袁洩露時，袁氏後來回憶說，他那時傾聽之下，直被嚇得「魂飛天外」。——我想這「魂飛天外」，可能是事實。不特袁也，那時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況之下，都是會「魂飛天外」的。
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