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夏天，窗外下著瓢潑大雨。寂靜的走廊裡隱約傳來病人的鼾聲，兩組交班的護士正在護士站低語。病房的電子屏不斷變動著數字，還有幾分鐘就午夜12點了。
一陣電話鈴聲把我從睏意中驚醒，一個帶著鄉土口音的男人低沉著嗓子問：「你好，請問一顆腎多少錢？」
「什麼？」我來不及消化對方的問題，激動得聲音都變了調，腦海裡毫無徵兆地蹦出了網上拐賣人口、器官交易的傳聞。
電話那頭的人有點急迫，又重複了一遍：「一顆腎多少錢？」
我沒聽清他是要買還是賣，但馬上反應過來——這是碰上倒賣器官的黑中介了。我對這些黑中介非常反感，沒想到這些人已經明目張膽直接打電話到醫院問行情了。我清醒過來，警告他：「私人買賣器官是違法的，我們不接受用來歷不明的器官做手術！」
他明顯遲疑了一下，帶著防備的口氣又問了一句：「那買家和賣家怎麼交易？」見對方還不死心，我繼續勸說，那頭的人匆匆結束通話了電話。
我剛輪轉到泌尿外科，之前只是從同事那兒聽說過一些給患者和器官捐贈者牽線搭橋的黑中介的事。那些混混模樣的人拿著小傳單，混進病房後就把傳單塞給陪床的家屬，甚至敢直接放在我們醫生的辦公桌上。
黑中介的傳單上一般只寫著這麼幾個字：「尿毒症特殊治療」，外加一串號碼。漫長的腎源等待中，我知道有的家庭會撥通傳單上的號碼，也知道結果都是一場空。
我在泌尿外科期間，遇到過很多掙扎的家庭。當中有一個小名叫毛毛的男孩讓我印象很深。
他從不主動和我說話，每次查房，我都能看到他坐在病床上安靜地翻著僅有的幾本舊書，或者一動不動地發呆。他已經到了讀高中的年紀，個頭卻不到一米六，乍一看，瘦弱得像個小學生。毛毛患有先天性兒童腎病，兩顆腎臟如同正在萎縮的小蘋果一樣，他的病發展到最後就是終末期腎病，俗稱的「尿毒症」。
他因為水腫就醫，一發現就已經是晚期，選擇只有兩個：要麼靠透析勉強維持，要麼做腎臟移植。過去的幾年，他每週都要透析3次，每次4個小時。這讓他沒法像正常孩子一樣上學、玩耍，透析機和白大褂成了他童年最熟悉的記憶。
我給毛毛做入院檢查時，毛毛一直躲在媽媽身後，全程像個小木偶一樣靜靜地站在一邊。訊問病史時，毛毛的媽媽總是扯著大嗓門搶先答話，毛毛的爸爸則很沉默，偶爾應和一句。
「這次住院是來做腎移植的嗎？」我翻看著毛毛的入院材料問。
「是呀是呀。」毛毛的媽媽一副興奮的樣子。
「親屬腎還是捐獻的屍體腎？」十年前屍腎的腎移植手術比例遠高於親屬腎，就是價格高昂，普通家庭很難負擔。
「別人捐的！醫生你放心，我們準備好了錢的！」毛毛的媽媽搶著回答。
我所在的省份，做血液透析的病人一年有5萬多例，他們等待一顆腎臟的平均時間是7年。毛毛很幸運。我把毛毛一家安頓在四樓我所負責的66號病床，等著那顆拯救毛毛的健康腎臟的到來。
毛毛入院後，我發現他們一家很奇怪。除了開始因為醫院規定病人只能由一名家屬陪床，毛毛的爸媽晚上輪流在走廊打地鋪之外，後來我再也沒有看到過這家三口人一起出現過。
有天我一進大樓，病人們正排著隊等食堂送餐大媽打飯。我沒有在隊伍裡看到毛毛一家。我到病房裡看他們，毛毛的爸媽都不在，只有毛毛坐在病床上吃包子。經過走廊時我瞥了一眼安全通道的門玻璃，注意到毛毛的爸爸佝僂著背坐在樓梯間的臺階上，一手端著飯缸，一手捏著塊饅頭往嘴裡送。我悄悄看了一會兒，發現他的上衣口袋露出一盒皺巴巴的香菸，於是推開門提醒他不能在醫院抽菸。毛毛的爸爸愣了一下，帶著點討好的意味說：「懂咧，懂咧。需要的時候敬別人的煙，總不好意思口袋空著咧。」
後來每次午飯我都會看到毛毛的爸爸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臺階上。他只給毛毛訂了飯，自己總是一個饅頭就著鹹菜和一缸白開水，偶爾沾點油花，還是兒子吃剩的菜。至於毛毛的媽媽，自從我上次輪休了兩天回來後，就一直沒看到。
後來我跟夜班護士聊天才知道，毛毛的媽媽給自己也辦了入院，已經住進了樓下的病房。我和他們家的接觸不少，相處也還愉快，但我這時才知道，毛毛要接受的腎臟來自媽媽。不明白毛毛的爸媽為什麼要在入院時騙我說腎源來自外人捐獻。
「他們家是真困難，主任已經在幫忙申請基金救助了。」護士告訴我。
當晚，我去66號床看毛毛，把手頭多出來的一份盒飯送給了毛毛的爸爸。過了一會兒，毛毛的爸爸輕輕敲響了我的辦公室門，他從門外探頭進來，一臉感激的表情。他抽出一根菸給我：「醫生，來，謝謝啊！」我皺著眉又強調了一次醫院不能抽菸，指了指椅子，示意他坐下。我想問清楚他們為什麼騙我。
毛毛的爸爸訕訕地笑著，侷促地低下頭，一個勁地向我道歉，臉上的皺紋都擠在一塊了。他告訴我，就在一年前，毛毛和媽媽配型成功，已經符合了腎移植手術的要求。但配型成功的訊息沒換來毛毛一絲開心的痕跡。他已經見過太多人等著等著就離開了，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甚至不太相信自己能通過這顆腎活下去。但毛毛的媽媽充滿了希望，想著終於能救兒子一把。沒想到，毛毛拒絕手術。
當時毛毛問了一個問題：「如果運氣好，媽媽這顆腎臟可以維持到我30多歲，之後怎麼辦？」
這個困擾了毛毛的爸媽一年的問題，是毛毛自己上網查到的。毛毛髮現腎移植十年存活率也就60%，而且術後的排斥反應不可避免，一般一顆腎臟的壽命是在5到20年。他用這些看來的資料來拒絕母親。
毛毛的爸爸告訴我：「這孩子的心事一直很重。」
他們一家住在醫院附近的棚戶區，毛毛的爸爸總在街角等日結的零工，毛毛的媽媽除了照顧兒子，還去做保姆、到工地上做飯。當年，換腎的總費用得四五十萬，手術和藥物的花費並不是大頭，主要是給捐贈者的家庭提供一筆「喪葬費」，甚至還有「中介費」。這是我們那邊捐贈者和病人之間不成文的規則。
一年裡，這個家庭唯一的治療方案始終沒能得到毛毛的認同。對毛毛的爸媽來說，自己以往的人生經驗根本派不上用場，他們花光心思也只能想出幾句安慰的話：沒事的，都會過去的，一定會好的。
毛毛的媽媽每天盯著他吃定量的飯，喝定量的水。為了使血管承受反覆的穿刺方便透析，毛毛的左手做了「內瘻手術」。從那以後，毛毛的媽媽就會看著毛毛，不能用左手提重物、戴手錶，睡覺時不能用左邊身子側躺，穿脫衣服都要先穿或先脫左手的。
毛毛的媽媽用她的大嗓門時刻提醒各種注意事項，帶著毛毛跑上跑下做檢查、做透析，竭盡所能要把兒子從死神的手裡搶過來。她知道兒子愛吃什麼卻不能吃，想做什麼卻不能做，透析時的痛苦，忍住的眼淚和折磨，她都看在眼裡。所以當一線生機出現的時候，說什麼也要抓住。她總是說著車軲轆話，反覆說服毛毛收下自己的腎臟。
聽到這裡，我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即便見慣了生死的醫生，也不敢坦然說自己不畏懼死亡，但毛毛這個孩子，竟然敢於拒絕求生的機會。
為了讓毛毛康復，毛毛的爸爸動起了偷偷賣掉自己腎臟的念頭。他想用賣腎掙來的錢給毛毛買一顆腎，讓兒子安心接受手術。他到處打聽所謂的「中介」價格，想把自己的腎賣個高價。我值夜班時接到的「腎臟黑中介」電話，其實是毛毛的爸爸最後一次做賣腎的嘗試。他在外面道聽途說的行情都是賣一顆腎能換幾萬塊錢，而買一顆腎要花幾十萬。他給我打電話，是想知道自己的腎能不能賣更高的價錢；他還想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瞞著毛毛把這手術做了。
毛毛的爸媽決定騙兒子一次。他們謊稱等到了捐獻者，而且社會上有好心人捐款。「手術的錢都湊得差不多了，又這麼幸運得到了名額，孩子你得來做啊。」毛毛的爸爸的語氣近乎哀求。毛毛終於答應了。
這次談話中，毛毛的爸爸以卑微的姿態、近乎討好的語氣，哈著腰攥著我的手不住地囑咐：「千萬不能說啊！」那樣急迫的神情甚至讓我擔心，下一秒他就會跪下來。
「主任和科裡都知道了嗎？」之前我也碰到過一些癌症晚期的患者家屬讓我們幫忙隱瞞病情。但毛毛的狀況太特殊了，我不能擅自答應這樣的委託。
「我和主任說過，都知道的。」毛毛的爸爸回答。
我鬆了一口氣，點點頭應了下來。
答應了毛毛的爸爸保密的請求，我就不太敢跟毛毛說話了。之前我希望和毛毛多聊聊，但是他不太願意搭理我；現在只能和他談治療上的事，就怕聊別的他會問我媽媽去哪了。
毛毛像個小木偶一樣接受著各種難熬的治療。他總是忍著，很少有反應，我摸不透他的情緒。我總覺得他是一個聰明且早熟的孩子，雖然很少表達自己，其實心裡已經默默地起了懷疑。
原本只是毛毛的爸媽之間的秘密，逐漸變成了全科室醫生護士共同的秘密。離手術的日子越來越近，我們彷彿處於一級戒備中。那段時間，不管誰代班，主任都會提醒一遍。甚至連查房，我們都生出了一種閱兵的儀式感，大家互相一點頭，整整齊齊邁入毛毛的病房，一切盡在無言中。
護士長指定了兩位護士輪流照顧毛毛，儘量避免太多人和毛毛接觸，暴露了秘密。結果搞得不知情的護工阿姨都在八卦，是不是毛毛家有什麼特殊背景，「咋還成了vip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