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療時，彈性繃帶兜住了劉願的下巴，對抗骨折之後肌肉不平衡的拉力，使他的牙齒能正確咬在一起。後果就是，綁繃帶期間劉願張嘴會非常困難。
接下來的幾天，劉願表情凝重，又變成原來沉默寡言的模樣。我覺得除了張嘴要用很大的力氣外，他心裡一定特別糾結，是安穩過完所剩無幾的人生，還是冒著迅速死亡的風險恢復容貌？這樣的選擇挺絕望的。
一天傍晚，我正忙著整理病歷，劉願突然找過來：「我還是決定做手術。」因為下巴被繃帶兜住，他的話有點含混不清。我幫他把繃帶拆開，他又逐字重複了一遍：「我還是決定做手術。」
我告訴他活下來最重要，而且冒險做手術也不可能將容貌完全恢復成以前的樣子。
「我活不了多久了，死的時候不想臉都不對稱。」劉願說，「我想走得體面一點。」
「值得嗎？」我看著他。
「值得試一試。」他想都沒想，立刻回答。
他問我：「假如你知道生命還剩一年，你會選擇幹什麼？」
我有點生氣：「咒我嗎。」但轉念一想，這確實就是他正在面對的難題，「我不知道，可能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吧。」
「我現在最想做的，就是讓自己的臉恢復原來的樣子。」
我不知道該說點什麼，陷入了沉默。面對劉願的情況，我的想法是，既然最多隻能活一年，好好活著就可以了。他卻認為既然只能活一年，就要死而無憾。
我接觸病人有十來年了。一直以來我很少思考與治療關係不大的事情，更關心對治療的看法是否傳達給了患者。雖然在清理傷口、檢查病情、做手術等階段，我距離他們的臉很近，但在我眼裡首先看到的是他們臉上的傷病，而不是表情。
平時工作量很大，根本沒工夫關注患者的相貌，甚至可能記不住眼前這個患者是誰，但一說起具體哪個部位有傷病，再看一眼對方的名字，就能想起這個人來。哪怕是工作外接觸到的人，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往往都是對方臉上的細節。比如這個人顴骨不對稱，可能受過傷；那個人的人中有點印記，應該曾經是兔唇。
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習慣了優先排除風險，卻很少關注患者真正想得到的是什麼。劉願說出了他的遺願，也沉默了，凝視著窗外。
那一刻我有點害怕，發現死亡離自己特別近。普通患者做完手術，一兩週就能出院；而面前這個人，可能連走出醫院的機會都沒有。
「明天查房跟主任說吧，這事我做不了主。」實在受不了這凝重的氣氛，我丟下這句話，頭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查房，劉願的母親無奈地跟主任說：「兒子說了，非得把臉弄對稱，我也勸不了他。」劉願坐在床上悶著頭，始終迴避著我們的目光。
做手術前，我們複查了劉願的各項免疫指標，勉強接近正常值的下限，但是核磁共振顯示，他的頭部依舊存在積液。術前的例行談話，主任再次把各項風險解釋了一遍，手術知情同意書上，很多條都以「嚴重時可能危及生命」結尾。
「現在改主意還來得及。」這是最後一次勸說了。
劉願沒有猶豫，簽了字。
手術前一晚，我失眠了。國際上有個統計，艾滋病人手術中，大夫發生職業暴露的機率是0.33%。雖然機率不大，經過緊急處理和服藥，感染的機率只有十萬分之四，但這是我第一次給艾滋病人做手術。凌晨兩點，我還在擔心手術會出意外。修復骨骼的手術，被骨頭渣劃破皮膚是不少大夫都經歷過的，我也不例外。
早上，主任開了個小會，提醒我們任何操作都要先看清周圍的環境再動手：「保證手術效果，也要保證我們自己的安全。」主任想了一下，補充說，「如果覺得被紮了，或者有什麼東西濺到臉上了，趕緊下臺，處理好了再幹活。」
這一天，9號手術室只安排了劉願這臺手術。所有術中使用的材料都會送走進行特殊處理，手術室要經過消毒、檢測，隔天才可以開放使用。手術室門口掛了「感染手術，謝絕參觀」的大牌子，避免沒做好術前防護的同事誤闖進來。護士長安排了經驗豐富的護士，她擔心年輕護士毛手毛腳：「惹了禍誰都擔不起。」
剛進手術室，護士就把我們攔住了，不讓我們靠近已經躺在手術檯上的劉願。我們穿好雙層手術衣，戴著面罩，脖子用紗布圍住，套上厚厚的膠皮鞋，戴著雙層加厚手套，全身上下裹得嚴嚴實實，保證面對手術檯的皮膚不裸露在外面。同事給我拍了張照片，我看上去就像剛從電影《生化危機》裡面跑出來似的。
我們逐一通過消毒區域來到手術檯旁。麻醉師也裹得嚴嚴實實地坐在一邊擺弄著監護儀，給劉願戴上誘導麻醉的面罩。同樣裹得嚴嚴實實的護士，站在器械車前默默查點著手術器械。
平時患者躺在手術檯上，我們會主動過去聊天，讓患者放鬆，也是等著護士和麻醉師做準備。但這次，手術室裡沒有人多說一句話。
劉願可能是太緊張，高壓升到了170，監護儀發出尖銳的報警聲。麻醉師加大了誘導麻醉的通氣量，引導他深呼吸，主任也在一旁安撫。劉願漸漸平靜下來，睡著了。
「確認手術切口，右面部。」護士開始核對手術位置。
「右面部沒錯。」主任回答。
動刀前主任再次提醒：「患者感染艾滋病，大家注意職業暴露。」
按照設計好的切口，主任用手術刀切開了劉願的皮膚和肌肉。因為臉上的淤血還沒完全吸收，半凝固的血塊一下就冒了出來。我下意識地向後躲了一下，但很快反應過來，這些都不是新鮮血液，感染的機率微乎其微。我拿著吸引器開始清理血塊和切口滲出的鮮血，看著它們順著透明的導管一點點流入了瓶子。
骨折的地方暴露出來了，開始將斷裂、錯位的骨骼按照正確的位置擺好。分離骨折斷端時，我們都不敢用太大的力氣，擔心骨頭尖利的地方會劃傷自己，也為了防止血液濺出來。
復位骨折斷端多用了些時間。因為戴著加厚的手套，手上的敏感度比平時下降不少。而且帶著面罩和口罩後視野會有點變形，對距離和位置的判斷產生了偏差，我們反覆觸控了很久才確定復位成功。
手術進行了一段時間，我的面罩裡瀰漫著呼吸產生的霧氣，要等霧氣散去才能繼續進行操作。為了保證手術的連貫，我不得不降低呼吸頻率。之後我們在骨折線的兩邊打孔，用固定材料把骨折處固定。這是很常規的手術，但是由於劉願的特殊情況，手術變得複雜了很多。
這臺手術最難的地方就是最大程度避免風險的同時，與時間賽跑。手術時間越長，組織暴露的時間越長，劉願術後感染的風險就越高。
平時做手術，如果進展順利，主任都會和我們聊天，緩解一下疲勞。但做這臺手術，手術室只能聽見器械碰撞的聲響，大家都保持著沉默，不說一句和手術無關的話，以防分散注意力，拖慢程式。
最後一個環節是固定牙弓夾板。同事用鋼絲從劉願的牙齒之間穿過，把一塊金屬夾板固定在牙齦外側。不知是精神高度緊張，還是裹得太嚴實導致缺氧，我感覺頭暈眼花，硬撐著縫好了傷口。
手術結束了。我迫不及待地把面罩、口罩都摘掉。口罩已經被汗水打溼，幾乎粘在臉上。悶了這麼久，面罩裡面的空氣相當混濁，感覺自己好像一直在反覆呼吸二氧化碳。我的後背也溼透了，一次性的手術衣完全貼在身上，一陣刺癢，剛才竟一點都沒發覺。
這臺手術持續了三個多小時，比平時稍微慢了一些，過程還算順利，沒有出現意外。考慮到需要兼顧這麼多環節，這個成績還不錯。大家都鬆了一口氣，手術室裡的氣氛迴歸了正常，我們聊著天等劉願醒來。
停了麻醉藥物，麻醉師拔掉劉願的鼻咽通氣管，我們給他包紮好傷口。他的眼睛半睜半閉，嘴裡不停嘟囔著什麼，我只能聽見他叫「主任」，後面的話都聽不清楚。
「手術做完了，很成功，漂亮多了！」主任大聲告訴劉願。
劉願聽到之後，一下睜開了眼睛，嘴角動了動，算是微笑，說了句「謝謝主任」。
過了幾天，劉願臉上的繃帶拆掉了，右臉稍微有點腫，但輪廓對稱多了。每天早晨查房，他都要拉著主任的手感謝好久。他不再獨自坐在床上照鏡子了，而是邊照著鏡子邊問我們「是不是比手術前漂亮不少」。我也挺高興，成功給艾滋病患者做了臺手術，挺有成就感的。
手術過後，已經是九月下旬，沒幾天就要到十一假期了，情況比較穩定的患者基本都會在假期前出院。劉願情況特殊，需要多觀察幾天。他獨自留在醫院輸液，就算病區空空蕩蕩也不覺得寂寞。輸完液他就在走廊溜達，心情特別好。
十一假期，我正在家裡睡懶覺，突然手機響了，是醫院的電話。這種時候，要麼有急診，要麼就是患者出事了。我希望是前者，因為我們組只有劉願還在住院，我不希望他出事。我家離醫院不遠，平時坐公交或騎腳踏車上班。那天我著急，打了一輛車趕過去。
進入病房，劉願躺在床上，胳膊插著消炎藥點滴。幾日不見，感覺他蔫了不少。
情況不樂觀，他已經發燒兩天了，今天開始高燒，超過38.5攝氏度。他的臉像剛住院時一樣又腫得像個皮球似的，而且身體開始間歇性抽搐，像被凍著了一樣，四肢不停地抖，肩膀尤其劇烈。劉願的神志已經不清楚了，一直在說胡話，應該是出現了幻覺。
主任也趕來了，找感染科的熟人來會診。感染科的大夫說：「趕緊轉院，只有傳染病醫院才能處理得了。」
我們把劉願轉移到擔架，護送到樓下。望著遠去的救護車，我聽到感染科的大夫感慨：「這一關他夠嗆。」
再聽到劉願的訊息已經是半個月後。我們組的主治大夫去傳染病醫院給他拆牙弓夾板。劉願經常昏迷，下了好幾次病危通知。清醒的時候，他會抱著母親聊天，依然用那個手掌大的化妝鏡看自己的臉。傳染病醫院的大夫說，他全身多器官衰竭，腦部積液很多，隨時都有可能去世。
大約一個月後，劉願的母親突然來找我們。她看起來瘦了很多，頭髮幾乎全白了，眼睛紅紅的，但我感覺她的神情輕鬆了不少。
她是來影印病歷，處理後事的。她告訴我，劉願拆完牙弓夾板後，沒兩天就走了，「臨走的時候，兒子說他不後悔做手術，能漂漂亮亮地離開，很開心。」說完這些，劉願的母親笑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