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聽了彭濤的要求，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用消毒液消毒了雙手之後，轉身去看下一位病人。但那一刻，這個常規動作就像一根刺，深深扎進了彭濤的心頭。他誤以為醫生也和那些人一樣，開始歧視自己了。
這讓我想起來傳染科之前，自己在外面聽到的一些流言，比如「傳染科周圍陰氣太重，種不了樹」。帶教老師和我講過，住院部原先是想給傳染大樓周圍種上樹的，只是被醫生和病人全力抵制了。病人們覺得樹蔭擋住陽光，樓裡陰氣會重，兆頭不好，也不利於紫外線殺死病菌；醫生護士們則認為，整棟樓被隔絕在角落終年不見天日，已經很壓抑了，要是連窗外的陽光都不能灑進來，太影響上班的心情。醫生和病人一致的態度才讓醫院放棄了植樹的計劃。結果在外人口中就變成了傳染科陰氣太重。
當大家心裡有疑惑的時候，也就有了傾向性，原本正常的事也被解讀得反常。
也因此，彭濤總是胡亂猜測。他開始暗戳戳地觀察醫生的舉動，腦子裡像過電影一樣，回想病房裡的各種防護措施：醫護人員頻繁地洗手消毒，保潔員一日三遍全副武裝地清潔擦拭，每個人身上瀰漫著的消毒水氣味……所有這些常規行為通通被他想象成了對自己的歧視。
他不再相信那些年輕的醫生，不再相信那本薄薄的乙肝宣傳冊。他更願意去聽那些虛假的廣播，畢竟裡面的「大師」鄭重保證自己能治好乙肝，而且裝得和患者賊親熱。在他長達十年的病程中得到最多的是白眼和傷害，這也導致了他對醫護人員的不信任。
我想帶他出來。
我開誠佈公地和彭濤好好聊了聊乙肝，試著讓彭濤再次踏進他心目中的禁區。我從乙肝的傳播途徑講起，再延伸到1988年由於上海甲肝暴發導致人們對乙肝有了連帶的誤解和歧視，最後坦然地告訴他，乙肝至今為止還是世界上尚未攻克的難題，而不懼怕它的最好方法，就是熟悉它、面對它。
「你也吃了這麼多的苦，被這個病折騰得夠嗆，咱們從今以後有病治病，行不？」我坐在他的床邊誠懇地幫他解答這十年來沒人坐下來為他解答的疑惑。最後，我剝了一個橘子和他分著一起吃。他看著我說：「上次有人這樣做是十年前了。」
我買了一本日曆送給他，在每天的日曆背面我會寫一條他當天要做到的事：今天主動跟醫生護士問好；今天跟兒子一起出門。做到了就幫他打鉤。我和彭太太結成了統一戰線，接下來的日子合起夥來一點點撬動彭濤。
第一條就是：「逼迫」他出門。
傳染病區裡的患者最不願意做的事應該就是出門了。因為病症的原因，他們中有些人的樣子怪異，怕被人盯著看，更怕被人看到他們是從傳染科的樓裡出來的，所以近在咫尺的籃球場總是空蕩蕩的。
週末的傍晚，彭太太帶著孩子們來看彭濤。我覺得時機正好，靠在門口用手扇了扇風，說：「今兒可真熱啊，你們要不要出去抱個西瓜回來吃？」
彭太太一聽，立刻推說自己不想動彈，麻利地掏出錢塞進彭濤的手裡讓他去跑個腿。兒子們聽見了蹦下床準備穿鞋，彭濤卻頭也不抬地拒絕了提議。
兩個小朋友立馬一人一邊抱著彭濤撒嬌，不停地說著：「爸爸去嘛，爸爸你去嘛……」
這次兒子們的撒嬌失靈了。彭濤依舊沒鬆口，連身體都沒挪動一下。小兒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來，大兒子也低下頭，眼淚吧嗒吧嗒地掉。兩個孩子一直在哭，彭濤只是死死地看著窗外，良久才說了一句：「我從傳染科大門走出去，哪個會賣東西給我喲！」
彭濤和其他傳染病房的人內心一樣：擔心走出病房就會受到傷害。有病友之前自己帶碗出去買飯，但因為有黃疸被人看出是肝病病人，對方不賣給他。彭濤也很害怕，他總覺得自己身上也貼滿了「傳染病」的標籤。所以他把這個病房當成自己的保護傘，好像只要不邁出門，就不會被人防備，被人傷害。
我知道「別怕」這個詞說出來很蒼白，我指了指外面暗下來的天色，安慰彭濤：「晚上沒人看得清你是從哪個門走出來的，你沒有黃疸，也沒有腹水，一點‘辨識度’都沒有。買個西瓜又用不著體檢！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就行了。」
彭太太也在一旁幫忙：「醫院這麼大，又不是村裡，連你是誰都不知道，還能知道你有什麼病？」
見彭濤還是猶豫不決，我使出撒手鐧「恐嚇」彭濤：「你不出門，下週就不讓兒子們來看你，不給你交住院費，到時候連手紙都沒得用！」
大兒子也在一旁表忠心：「爸爸，村裡人說你我都會罵他的，在這裡我也可以保護你！」而他的小兒子突然止住了哭泣，從地上站起來，拿著一根癢癢撓跑到彭濤跟前，護著彭濤說：「爸爸，我保護你，誰也不可以欺負你，誰也不可以嫌你！」
孩子們的話像是戳醒了彭濤，他哆嗦了一下，定定地看著病房的門。忽然，彭濤回過頭看我，對我說：「你要不要吃冰棒？我給你帶一根。」
我就這麼看著連拖鞋都沒顧上換的彭濤，被兩個雀躍的孩子拽出了病房。孩子們在彭濤身前跑著，拉著爸爸的手緊緊的，就像拽著一個不能放手的風箏。彭濤嘴裡叮囑著「慢點，慢點」，腳步卻飛快，拖鞋「啪嗒啪嗒」忙不迭地打在地磚上，走廊裡傳來一路說笑的聲音。
不知怎的，那一刻，我竟然有點想哭。
那個「出走」的夜晚過後，彭濤的膽子越來越大了。他發現自己出去並不會引起別人的特別關注。
那陣子彭濤突然就閒不住了。他會在其他病房裡來回溜達，還「忽悠」其他病友組團一起出去：「我今兒看見外面的西瓜挺好的，就是一個太大了，買回來吃不完，咱們一起去買吧，讓他給我們切好，我們幾個分分。」
「今天對面超市洗潔精搞活動，買一瓶大的送一瓶小的，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
最離譜的一次我聽見他說：「街上有人吵架了，這會兒估計還沒吵完，我們去看看吧！」
起初彭濤的邀請會被人拒絕。他會用一種「你沒去，你虧了」的表情自顧自地出去，再用一種登上月球表面的驕傲帶著他買的東西回來。
時間一長，彭濤開始有組隊的小夥伴了。他們從外面帶來更多有趣的訊息，連那些辨識度很高的黃疸病人和腹水病人也蠢蠢欲動，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都想出去轉轉：「管他黃的、綠的！」
這些蝸居在感染科大樓裡不輕易出門的病人將活動範圍不斷向外擴充套件。總有那麼幾個，喜歡在傍晚時分扛著桌椅板凳佔據空曠的籃球場，圍坐在一起吃西瓜、下象棋，或打著撲克高聲說笑。這當中絕對少不了彭濤。好幾次，我看見彭濤甩著牌，咧著嘴笑，臉上糊滿了紙片，被夜風吹得撲簌簌飛舞。
關於自己的這十年，彭濤已經有了答案。現在，他正努力把自己的答案告訴更多人。他會毫不避諱地調侃自己，用自己曾經交過的智商稅告誡那些聽虛假廣告的病友。每當這時，那個銅中毒的病人就會站出來挺他，用自己還沒有完全好轉的綠色模樣現身說法，告訴其他人：「不要亂吃偏方！」
彭濤的收音機裡現在播放的是評書。好幾次為了方便我這個評書迷一起聽，他大中午把收音機放在靠近護士站走廊的窗臺上。他的擾民行為不僅沒有被其他病人投訴，旁邊病房的病友也弄來一隻收音機追起了評書。那段時間誰再聽乙肝陽轉陰的廣告是要被其他病友嘲笑的。
平時護士們人手一管護手霜，查房的時候看到哪個病人手太乾燥了，就會隨手給病人擠一點抹上。病區裡的醫生們雖然工作起來依然表情嚴肅，卻願意在新病人入院時將科室特殊的構造，以及煩瑣的消毒過程細細地講解一遍，以打消病人的疑慮。還會勸病人多出去走走。我甚至聽見過同事把病人當跑腿：「五塊錢一包的糖，我給你十塊，回來咱倆一人一包。」
大樓中間的走廊依舊禁止病人行走，兩邊病房的門也從外面鎖住，走廊上有無處不在的水龍頭和消毒液，臭氧機早晚按時工作。只是，之前這些在病人眼中將他們和正常世界隔絕開的東西，每一樣都成了為他們的健康保駕護航的安心所在。
彭濤不再質疑年輕醫生，而是誇他們年輕有為。當他第一次笑著對醫生說謝謝時，曾經被他冷臉相待的醫生們都快感動哭了。
彭濤像一股暖流，把冷冰冰的科室解了凍。
轉眼時間到了9月，我實習期滿，可以出科了。我向還沒有出院的彭濤告別，和以往總是白吃白喝他的東西不同，我花了當時夠我兩頓午飯的錢給他買了一塊蛋糕，衷心希望他能早日從二人間搬進四人間。病房人越多，通常說明病情越穩定。
後來我又去到不同的科室實習，彭濤總能找到我。有時他淡定地告訴我沒錢了，回去攢一段時間再來治病。他信誓旦旦地說：「我一定會保重自己，陪老婆、孩子五十年。」有時他眉飛色舞地向我報喜，自己又學了一門手藝，賺了不少錢，可以繼續治療，醫生說他現在的情況控制得很好。那些異樣的眼光依然存在，但他已經可以無視周圍人的誤解，安安心心地在家裡住下來，陪陪家人，乾點累不著的活，「像個正常人一樣」。
這個曾經只肯把自己關在病房裡的男人，已經學會了珍惜身邊的一切。彭濤說他活一天就珍惜一天，好日子總會出現，他等著。
彭濤的話真的很靈驗。
三年後，第一例乙肝歧視案上了法庭，又過了兩年，國家人事部也消除了對乙肝攜帶者的限制，讓大家正常工作。到了2006年，我們每個人都在電視上看到了劉德華出任乙肝防治宣傳大使，當眾宣佈自己是乙肝病毒攜帶者。從那以後的很多年，乙肝依然存在，但是人們已經不再恐慌。不管是患病的人，還是那些患者身邊的人。
活得像個正常人，彭濤曾經的願望已經實現。
每個新年，我都會接到彭濤的電話，他總是用爽朗的笑聲告訴我：「嘿，是我啊，我還活著，活得好著呢！」背景音裡很多人在說著、笑著、慶祝著，招呼他快點過去。
我感到無比安心，因為那些聲音離得很近，就在他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