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靜和張熙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魯莽行為導致了清朝歷史上一樁影響至深的文字獄——呂留良案——一群互不相干的人受此牽連而被戮屍、被砍頭、被流放，這等慘劇，恐怕是他們做夢都不會想到的。
文字獄並非本書的重點，以上也只是開篇的閒扯。但是，曾靜策反信中提到的「十大罪狀」，即指責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誅忠、好諂、任佞」，卻是本書的一條重要線索。據說，雍正得知曾靜、張熙給自己羅織了「十大罪狀」並想策動嶽鍾琪起來造反推翻暴政時，心裡也是牢騷滿腹，氣憤異常。在批給另一個寵臣鄂爾泰的摺子上，雍正不無憤恨地抱怨說：「天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雖然這是匪類逆言，但聽他們這麼說，也不是沒有原因。看來，這大清國的皇帝是做不得矣！他們究竟還要朕怎樣？」
皇帝難做，好皇帝更難當。雍正當時大概心想：「十大罪狀！這麼失敗？我都招誰惹誰了？」
這事說來話長。雍正之所以被人扣上黑帽子，恐怕還是因為他這個皇帝當得有點不明不白。而這說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又和他的父親康熙老爺子當時沒有安排好接班人有著莫大的關係。
眾所周知，康熙八歲登基，十四歲親政，總共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久的皇帝。康熙自幼聰穎好學，身體強健，當年可謂是意氣風發，擒鰲拜，平三藩，收臺灣，功勳卓著。在他的治理下，大清帝國一時文治武功，國力蒸蒸日上，大有盛世之氣象。
但是，再厲害的皇帝也會衰老，而盛世表象的下面，往往也隱伏著衰敗的陰影。就拿大清帝國的掌舵人康熙來說，他五十歲後，身體每況愈下，特別是廢太子之事，更是讓他心力憔悴，備受打擊。和所有上了年紀的人一樣，晚年的康熙也時常覺得疲憊不堪，頭暈復作，步履艱難，連批奏摺寫字時，手都不由自主地顫抖，連筆都握不住。再後來，康熙覺得自己眼睛也不好使了，「目不辨遠近」；耳朵也不靈了，「耳不分是非」，越來越老態畢露了。
身體的衰老是生理規律在起作用，即使貴為天子，也沒有例外，無法克服。更為糟糕的是，晚年的康熙心態也在逐漸發生變化，他開始變得焦躁不安，有時候又覺得無比的沮喪。「舊日講筵剩幾人，徒傷老朽並君臣」，隨著時光的流逝，康熙的雙鬢也開始斑白，他越來越感到身邊無盡的孤獨和寂寞，特別是那些跟隨自己多年的老臣一個個的乞休（退休）或辭世，更是讓老爺子感到一種無可言狀的孤單和淒涼。
康熙末年，大清帝國看起來依舊是繁花簇錦，但盛世年華的後邊，一些微妙的潰變卻也正在悄悄地萌發。這樣的氣象，就連當時朝鮮的使節，都能感覺到康熙晚年的詔書「辭旨荒雜無歸宿」，「所制歌詞語甚淒涼，其志氣之衰耗可見」。
烈士暮年，英雄氣短，康熙開創的盛世已經不可挽回地過去了。但是，作為「領導終身制」的受害者，身為一國之君的康熙還不能謝幕，他必須堅守自己的崗位，只要他還有最後一口氣在，他就有責任、有義務繼續為大清帝國掌舵，容不得他有任何的懈怠——就算他嚥下了最後一口氣，那也是為他開創的時代拉下幕布。
對此，康熙也曾不無抱怨地說：「為臣者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歸養，抱子弄孫，猶得優遊自適。為君者心為天下盡其血，神為四海散其形，憂勤一生，卻無偃息之地可退。」他又說，諸臣視君「如駕車之馬，縱至背瘡足瘸，不能拽載，仍加鞭策，以為爾即踣斃，必有更換者，惟從旁笑觀，毫無一人憐恤」。
中國傳統的權力移交，有一個天生的弊端就是皇帝終身制，這必然導致了一個問題，就是「老人政治」，而「老人政治」與專制體制是相始終的。因為專制社會下的最高權力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皇帝必須做到至死方休，就像後來的乾隆，年紀太大隻得退位作太上皇，可他還是照樣上朝，照樣理政，作為「實習皇帝」的兒子嘉慶只能搬個小凳子在旁聽政——乾隆笑，嘉慶亦笑；乾隆慍，嘉慶亦不悅，形同傀儡！
人人都說皇帝好，但卻不知道皇帝如此勞累並有如此多的桎梏，難怪康熙的父親順治帝說：「十八年來不自由，江山坐到幾時休！」但是，既然是皇帝，就必須是終身制的，這種可憎又無奈的制度，不但把皇帝害苦了，也把天下老百姓害苦了——皇帝年老昏聵，是誰也無法改變的自然規律，而其導致的結果必然是政事荒蕪，腐敗滋生，如此以往，天下黎民又何其罪焉？
暮年的康熙身體不行了，但腦子還算清楚，他也擔心手下的官員們見自己「血氣精神漸不如前」，便乘機為奸，導致自己幾十年勤苦奮鬥而來的盛世最終付諸東流。但問題是，康熙畢竟已然衰老，精力也遠不如前，正如他自己所說：「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為貴。興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職此意也。」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有的老年人都是這麼想的。可問題是，康熙想維持現狀，又哪能這麼容易呢？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各種社會矛盾不但不會因為老爺子不願多事而銷聲匿跡，反而呈現愈演愈烈之勢。康熙也意識到，如果「承平日久，人心懈怠」，到時必然會「福盡禍至，泰去否來，天災人害，雜然並至」。儘管有此認識，但很不幸的是，康熙末年的各種問題是越積越多，愈往後愈糜爛，他的這些擔心和憂慮，在其死前都成了事實。
康熙老了，他已經無法像從前那樣對朝政從容掌控，收發自如。當時的朝廷中，大臣們拉幫結派，結黨營私，相互傾軋；地方上，各級官府在正額錢糧之外的火耗加派（由亂攤派演變而成的附加稅）愈徵愈重，譬如山東、河南兩省的火耗率，竟然佔到正額錢糧的百分之八十。賦稅關乎吏治與民生，老百姓怨聲載道，康熙不是不想管這些事情，而是實在力不從心，下不了重手去整頓。
另外，在康熙晚年「政寬事省」、「無為寬仁」政策的縱容下，官吏的貪汙舞弊之風也是愈演愈烈。在適當的溫度下，腐敗在大清帝國瘋狂蔓延，就像難以控制的社會瘟疫一樣不斷腐蝕著整個官僚階層。康熙末年，「各省錢糧虧空甚多」，「府帑虧絀，目不暇給」，當時戶部庫裡只有八百萬兩銀子，而另外一面，大清帝國的財富正日益流入貪官汙吏的私人腰包。歷朝歷代的痼疾，在盛世的表象下，又開始重新發作起來。
就連秀才們也起來造反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科江南鄉試發榜時，秀才們發現一些不學無術的官僚子弟和鹽商子弟居然也赫然榜上，而那些燈下苦讀的讀書人卻名落孫山，眾人一時間驚詫莫名。之後，秀才們被激怒了，他們聚集了上千人，將財神像抬進府學的明倫堂內代替了萬古宗師孔夫子，又用「賣完」二字糊住了貢院正匾，兩邊還貼上一副對聯「左丘明雙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以聲討鄉試中兩位主考官的賄賣舞弊行為（暗指主考副都御史左必蕃和副主考翰林院編修趙晉）。
農民的方式更加直接。火耗加派、官員腐敗等都加劇了官府與農民的矛盾，康熙末年農民暴動的事件日益增多，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就發生了河南蘭宜縣亢鋌起義，五十七年（1718年）又在湖廣地區發生了起義未遂的事件。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山東鹽販王美公嘯聚農民洗劫鹽店富戶，同年朱一貴在臺灣發動起義，擊殺清軍總兵歐陽凱並自立為帝，率有數萬之眾。除此之外，還有更多心懷不滿的秘密會社也都在蠢蠢欲動之中。
無可奈何花落去，帝國深陷危機中。短短十幾年間，康熙幾十年辛苦開創的盛世竟是如此的脆弱與岌岌可危，而這些事情，還不是讓康熙最煩心的。官員腐敗，農民造反，大不了抓幾個人來殺雞儆猴。即使寬仁一點，也大可以眼不見心不煩，躲進皇宮成一統，不理不管，但有一塊心病，卻是揮不去也逃不脫的，那就是關乎大清王朝未來國運的皇位傳承問題。
所謂「皇位傳承」，說白了就是國家最高權力的交接問題，這不僅僅是康熙的家務事，而是關係到大清王朝穩定和發展的大問題。但是，在眾多的兒子中間，究竟應該立誰來做自己的皇位繼承人呢？晚年的康熙為此左思右想，苦悶不堪。
康熙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也是生育兒女最多的皇帝，在其一生中，總共有四位皇后、五十一位妃嬪，而巧合的是，他的子女也有五十五個——子三十五，女二十。在康熙的三十五個兒子中間，排上序的有二十四個，其他十一個都很小就夭折了。在排上序的二十四個阿哥里面，長大成年的只有二十人；二十個女兒中間（養女一名除外），只有八個女兒長大成人（也就是說，康熙的五十五個子女中，只有二十八人長大成人，成活率剛到一半，而女兒的成活率明顯低於兒子）。
古人的觀念，向來認為多子多福，枝繁葉茂才能開枝散葉，但作為帝王之家，兒子太多未必是件好事。如果兒子個個精明能幹的話，就更加麻煩了——偏偏這兩樣康熙都捱上了。歷朝歷代，皇位的繼承從來就是個大麻煩，為爭奪皇位而導致父子反目甚至骨肉相殘的宮廷慘劇屢見不鮮，康熙熟讀經史，對此當然十分清楚。
兒子太多了。為避免前幾次權力交接時的混亂和防止骨肉相殘的悲劇發生，康熙一改八旗親貴公推儲君的制度，他早早地將皇次子胤礽立為太子，以期穩定朝政。從理論上來說，立皇次子胤礽為太子，實際上就是中國曆代王朝一直實施的嫡長子繼承製。
所謂「嫡長子繼承製」，用《春秋·公羊傳》裡的話來說，就是「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也就是說，皇位應該由正皇后所生的嫡長子繼承，如嫡長子早死，則由嫡長子的嫡長子繼承，即嫡長孫繼承，如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太子病故，即由嫡長孫建文帝繼位。只有在正皇后無子的情況下，才考慮其他庶生的兒子。以此推論，即使皇子中有比正皇后所生的嫡長子年紀大的，但因為是庶出，也不具備繼承大統的資格，如康熙帝皇長子胤禔比皇太子胤礽大兩歲，但因為其母親地位不夠高，所以不能立為皇太子。
在君主多妻制的情況下，嫡長子繼承製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按其母親的貴賤尊卑將皇子們區分出嫡子和庶出，然後依照先嫡後庶、先長後幼的順序，把皇位繼承人最後限定到一個人的身上，以保證最高權力能夠和平交接。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嫡長子繼承製的順利實施確實有助於減少政治繼承中的衝突和動盪，這對維護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可持續性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從漢以後，嫡長子繼承製便成為最高權力繼承、過渡的最理想方式，併為之後的歷朝歷代所實行。
但是，嫡長子繼承製雖然能保證最高權力穩定交接，但往往以犧牲儲君的品德考察和賢能甄別為代價。嫡長子繼承製首要條件是「立嫡立長」，而不是「立賢」，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中國歷史上眾多小皇帝、昏庸皇帝甚至白痴皇帝的屢屢出現。事實上，古人並非不知道嫡長子繼承製的這個重大缺陷，但以「選賢」為標準的話，實際操作的難度往往更大，因為「賢與不賢」的標準本身就是極為主觀的東西，而且其中往往摻雜了各種利益與私心，把握不住也就無章可循，最後難免演變為各方勢力你爭我鬥並引發難以控制的動盪。
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古人想來想去，最後還是覺得以「嫡、長」這些先天的生理條件為標準，才能在皇位繼承中找到確定無疑的答案。因為按「嫡、長」的生理標準，皇位繼承人最後被限定為某個特定的人選，這樣既杜絕了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同時也避免了兄弟相爭、骨肉相殘的悲劇發生。
可惜的是，世上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康熙雖然很早就立了皇太子，但後來還是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發生了「廢太子」的事件，而讓康熙沒有料想到的是，廢太子引發的結果比不廢太子還要糟糕，因為這導致其他皇子們一個個蠢蠢欲動，紛紛覬覦大位，令康熙頭疼不已。
在康熙的嚴格教導下，其皇子們大都出類拔萃，文武雙全，一個個都是海里蛟龍，人中精英，如果不是生在帝王之家，也許他們都會有很好的發展與成就。但是，皇位只有一個，它不可分割也不能平均分配，在太子被廢后，其他兒子都是平等的，誰都有權利來繼承皇位。權力的誘惑實在太大了，事實上，誰又肯屈居人下呢？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廢太子。從這一年到康熙駕崩（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總共經歷了十五年的時間，在這漫長的奪位戰爭中，雍正成了最後的勝利者。但是，雍正的繼位，有太多的謎團：有人說他謀父，有人說他改詔，有人說他篡位，有人說他屠弟，還有人說他欺母……不一而足。
雍正六年，當對手們基本被收拾乾淨、繼位疑雲也已慢慢平息之時，兩個小人物丟下的石頭，卻在雍正的心裡濺起了萬丈波瀾，多年前的往事依舊曆歷在目，彷彿就發生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