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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檔案靠不住(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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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胤禟的「箕踞對坐,傲慢無禮」和胤禩的「院外倚柱,獨立凝思」倒是真實反映了當時他們內心的失望和茫然,這種真實而自然的內心反射,恐怕不是一般筆法所能捏造的。但是,事起突然,當時他們毫無準備,也無從準備,即使有胤禩和胤禟的反抗,也只能如此而已。

當時有能力向胤禛提出質疑的,除胤禩、胤禟外,還有三阿哥胤祉和十四阿哥胤禵。但胤祉膽小怕事,他首先向雍正叩首跪拜,主動承認了遺詔和雍正繼位的合法性。作為當時年齡最大且在康熙晚年得到重用的阿哥,胤祉的主動表態對其他阿哥顯然起到了示範作用。

至於康熙晚年繼位呼聲很高的十四阿哥胤禵,他雖然手握重兵,但當時卻在千里之外,鞭長莫及。儘管胤禵在離京前一再對胤禟說,萬一父皇有什麼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告訴他。但雍正在隆科多的支援下,很快就採取了非常措施,關閉京城九門,斷絕內外資訊。

正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朝鮮使臣回國報告康熙凶耗和雍正即位之事時說的:「或稱秘不發喪,或稱矯詔襲位。內間事秘,莫測端倪。而至於矯詔,則似是實狀。」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使胤禩、胤禟等人當時有再大的本領,也無從集結組織,甚至連訊息都傳不出去。他們唯一能做的,不過是扼腕嘆息,聽天由命。在京城裡,胤禩的支援者和同情者大都是些手無寸鐵的文官,並無一甲一兵,即使雍正是篡位上臺,他們也只能承認事實,想要反抗,必然是一敗塗地。

不錯,正在西北用兵的十四阿哥胤禵是有兵權的,但等他得知父皇噩耗的訊息時,雍正讓他回京奔喪的命令也到了。即使胤禵覺得這裡面可能有陰謀,但他能怎麼辦?抗命嗎?就算胤禵想帶兵回京,他能做到嗎?雍正死黨年羹堯的大軍,就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礙。胤禵所能做的,就是乖乖地回京奔喪。

最可疑的是,雍正命胤禵立刻來京奔喪的同時,又封了胤禵手下的都統延信為貝子,令其赴甘州接掌胤禵的事務。其中,雍正還特別給延信發了一道密旨,說:「你到了那裡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大將軍王的所有奏摺和硃批諭旨全部收繳,封存好,然後儘快送到京師。要是大將軍王要親自帶來,你要從速開列緣由,並在他趕至京城之前送到。你要是手軟疏怠,使得大將軍王檢閱處理後,沒能使全部的奏摺和硃批諭旨交上來,朕就要生你的氣了。另外,本諭旨不得洩露給大將軍王,切切!」

由此或許可以推斷出,雍正當時非常擔心康熙曾經有過傳位於胤禵的諭旨或暗示之類的,他自己也說:「皇父諸旨,今若不收,不肖之徒有皇父諭旨,妄行指稱,為生事證據。」雍正下令收回康熙所有的硃批諭旨,並稱「若抄寫、存留、隱匿、焚棄,日後發現斷不寬恕,定從重治罪」,這顯然為雍正後來毀滅證據提供了幫助,這和康熙朝的實錄為何每年只有區區五卷似可對應。

按雍正自己的說法,康熙駕崩之時,他和「八人同受遺詔」,這是否真實呢?《大義覺迷錄》裡說的八人,是七個阿哥(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礻我、胤祹、胤祥)和步軍統領隆科多,其他幾個年紀小的阿哥(胤祿、胤禮、胤禑、胤禕)是在寢宮外等候的。但可疑的是,《大義覺迷錄》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釋出的,當時親歷此事的人或者已經死去(胤禩、胤禟),或者備受打擊(胤祉、胤礻我、胤祹),或者明哲保身(胤祐),或者正受到雍正的重用(胤祥)。如果「八人同受遺詔」是捏造的話,那雍正說胤禩和胤禟當時的無理和失態,也許只是為給這兩兄弟捏造罪名而已。

不過話說回來,「八人同受遺詔」一說畢竟牽涉的人太多,不太可能是雍正的憑空想象,應該有一定的真實性。何況,當時胤禩和胤禟已死,雍正也沒必要再給他們增加罪名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八人」,而在於隆科多所傳的遺詔,到底是真是假?這才是受到質疑最多的問題。

雍正自己說,他從齋所趕到康熙寢宮時,康熙並沒有和他談到嗣位問題,直到康熙死後,才由隆科多宣佈他繼位。如此說來,隆科多的作用實在是太大了,簡直就是「口銜天憲」,怪不得雍正後來要叫他「舅舅」了。

當然,按輩分的話,雍正的確要稱隆科多為「舅舅」。隆科多是國舅佟國維的第三子,他的姑姑孝章皇后是康熙的生母(由此,隆科多是康熙的表弟)。另外,隆科多的姐姐佟佳氏又是康熙的皇后,因此他又是康熙的內弟,雍正叫他一聲舅舅也是理所當然(何況當年雍正是由佟佳氏帶養長大的)。

正因為隆科多和康熙的特殊關係,這才被委任了負責京城安全的步軍統領一職,由此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康熙遺詔的宣讀人。只是,在民間的野史傳聞裡,隆科多所宣讀的遺詔顯然是「問題」遺詔。流傳最廣的說法是,康熙臨死前的遺詔寫的是「傳位十四子」,也就是傳位於十四阿哥胤禵,但雍正偷偷把遺詔給改了。

改詔書的說法有三個變種。第一種是說雍正把「十」改成了「於」字,結果變成「傳位於四子」,這種改法比較簡單,不過把「十」字上面加一橫,下面加個鉤,就像現在小朋友因怕捱罵而偷改試卷分數一樣。第二種是把「十」字改為「第」字,這個改法似乎有點複雜。第三種是改兩個字,那就是把「傳位十四子胤禎」改為「傳位於四子胤禛」,這個難度就更大了,不但要把「十」改成了「於」字,還要改「禎」字(康熙封胤禵為貝子時稱其為胤禎,後來雍正即位後,又把他的名字改回了胤禵這個原來的名字)。如此一來,老母雞變鴨,四阿哥胤禛便搶了弟弟十四阿哥胤禵的位子。

這三個說法聽起來都有點道理,但仔細推敲,卻都站不住腳。首先,清代關於皇子的稱呼,前面必須有一個「皇」字,比如皇長子、皇太子或者皇四子,如果簡單把「十」改成了「於」字的話,整個句子就讀不通順了,本是「傳位皇十四子」,改成了「傳位皇於四子」,這顯然語法不通。其次,清代的書寫習慣一般不用「於」字,而用「於」字,如果說「十」改「於」、「十」改「第」、「禎」改「禛」還有點相似的話,「於」和「於」這兩個字相差太大,根本沒法改。第三,如此改法的前提是漢文詔書,但當時朝廷詔書一般是要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漢文可以改,滿文怎麼改?

民間傳聞辯駁起來不難,那人們要問,雍正當時到底有沒有遺詔呢?答案是有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裡收藏了一道「康熙遺詔」的漢文原件,日期署的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康熙駕崩的那天。但問題是,這道遺詔在十六日才公佈,而且裡面有一處錯字,四處塗抹,與人們想象中的正式遺詔大相徑庭。很顯然,這個所謂的「康熙遺詔」是雍正的倉促之作,而絕非康熙的親筆。不過這不要緊,既然雍正做了皇帝,他想要怎麼樣的遺詔那都是辦得到的,只是不能證明他是合法繼位而已。

既然雍正沒有遺詔,那怎麼來證明自己是合法繼位的呢?《朝鮮李朝實錄》裡記載說,康熙臨終時,拿下身上所掛的念珠給胤禛說:「此乃是順治皇帝臨終時贈給我的東西,現在我把它交給你,你好好儲存。」《永憲錄》裡也有類似的記載,「上(康熙)大漸,以所帶念珠授雍親王」。由此看來,雍正在康熙臨終前已得到了傳位信物。

這種描述似乎有點過頭。康熙在彌留之際還能記得六十多年前的事情,這點頗為可疑。而雍正已經知道傳位給他了,但後來聽到隆科多傳詔時又「聞之驚慟,昏僕於地」,這也太誇張了。對於此事,野史傳聞裡卻作了個反證。《清朝野史大觀》卷一中說,康熙臨死前,曾經手書遺詔傳位十四皇子。胤禛得知遺詔所在後,將「十」字改為「第」字,然後屏退各位兄弟,一人入暢春園侍疾,其他人均不許入內。據說康熙當時已經昏迷,醒來後突然發現只有胤禛一人在側,知道被其欺騙,大怒,用枕頭和念珠投擊胤禛而不中,胤禛則跪而謝罪。不多久,康熙撒手人寰,而胤禛持念珠和遺詔出來,並宣佈自己繼位。這樣看來,康熙臨終前授予雍正念珠,似乎確有其事。但很奇怪的是,雍正在位期間,卻從來沒有提過這事。如果雍正真有念珠——這個如此有利之信物的話,他怎會不大講特講呢?所以「念珠」一說,也只能存疑。

雍正篡位傳聞裡有一個很有力的質疑,就是雍正後來「生不住暢春園,死不葬清東陵」。暢春園是當時規模最大、最漂亮的皇家園林,也是康熙經常居住和辦公的地方,但雍正即位後棄之不用,卻另外撥款擴建圓明園,作為自己的居住、辦公之所。另外,雍正即位後,對於康熙最喜歡去的熱河避暑山莊,一次也沒有去過。最為奇怪的是,雍正生前選定自己死後安葬的陵區時,沒有在祖父順治、父親康熙所葬之地清東陵,卻選擇了數百里以外的易縣(後稱清西陵)。這是為什麼?難道雍正是在有意避開自己的父親康熙嗎?{1}

雍正是信鬼的。他曾說:「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朕於天人感應之間,信之甚篤,知之甚明。」雍正的「生不住暢春園,死不葬清東陵」,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他是不是做了「謀父篡位」的虧心事而心中不安,以至於不願去康熙當年待過的地方,甚至死後的地方也不敢去,因為他害怕面對父親的亡魂。也有人說,雍正後來的早逝,其實就是這個心病埋下了病根。

限於材料的不足,目前對雍正即位的官方說法也只能提出質疑而難有確鑿的證據,這也是「雍正即位」成為謎案的原因了。或許,康熙的確是打算傳位給雍正的,這從雍正在康熙死前幾年辦理的事務和相關記載可以看出一點跡象,畢竟綜合分析下來,雍正繼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事實上,雍正的麻煩其實是康熙所導致的,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沒有留下書面的遺詔,二是沒有在康熙在世時公佈其口頭遺詔。換句話來說,唯一能證明雍正是合法繼位的,其實就是隆科多的口頭傳詔。從隆科多(或者還有馬齊)的表現來看,他們似乎是忠實執行了康熙的遺詔,而不太可能去有意篡改——這是最善意的解釋,而悲哀的是,或許這就是人們苦苦追求的所謂「真相」。畢竟,以隆科多的身份和地位,無論哪位皇子上臺,他都是朝廷重臣,似乎沒有必要去冒著風險幫雍正篡位。

康熙之所以讓隆科多在他死後傳遺詔,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願意遺詔在自己生前公佈,這從他十幾年來對建儲的態度可以看出(他不願意看見自己兒子們的反應,這對他是一種傷害)。另外,從清朝前幾次傳位的情況來看,也都沒有書面的遺詔(並沒有這個傳統),皇太極和順治繼位都是王公推選的形式,康熙繼位雖由順治臨終前指定,但孝莊太后的威信和能力完全可以控制整個局面,問題也不大。

康熙開始本想學習漢族的嫡長子繼承製,但被證明失敗了,但王公推選制在康熙幾十年集權專制的打擊下,早已失去了群體認同。由此看來,康熙對傳位的考慮有些時代錯位,甚至徘徊不定,無從選擇——他最終採用了通過自己最信任的人去宣佈遺詔,以此來解決這個問題。

是的,康熙的問題解決了,但雍正的麻煩可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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