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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的結局出人意表(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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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靜其實是老實人,最終被整得跪地求饒,服服帖帖,連扇自己耳光。在供述中,曾靜連稱自己是「彌天重犯」,說自己「空有一副人臉,但連匪類也不如;聽了皇上的道理後,如墜深淵,極為的痛苦和悔恨,就算死一萬次也贖不了自己的罪過;從長沙押到京師的路上,看到的都是盛世景象,聽到的也都是萬民對皇上的讚譽聲;彌天重犯自小長在山溝裡,不知道仁聖天子體察百姓的疾苦和艱辛,竟然關懷到我這個罪大惡極、萬死不赦的重犯。彌天重犯即使是如同草木一般沒有知覺,如同頑石一般沒有頭腦,也應被感化悔悟。當今皇上聖明天縱,皇恩包容天地,彌天重犯萬萬次叩首,望皇上發哀憐之心,體恤我們這些無知之人」。

皇帝出馬,一個頂一萬。經過雍正的一番親自「訓導」,曾靜果然判若兩人。唉,中國的讀書人!

正當大家認為曾靜、張熙這兩個案件直接當事人必死無疑時,雍正卻一反常例,竟將曾靜、張熙免罪釋放!大臣們對此非常不滿,他們紛紛上書要求將曾靜、張熙等人凌遲處死,雍正頗為不耐煩地說:「這事到此為止。以後不要再向朕上奏此事,誰要是再上奏本,朕也不再看了。」

不僅如此,雍正還特別下旨,「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譭朕躬而追求誅戮」,以求保住曾靜、張熙的性命。這樁清朝最大的文字獄案,雍正在其中的表演花樣百出,令人大跌眼鏡。

死罪已免,活罪難逃。雍正隨後又給了曾靜和張熙一個政治任務,那就是把他們派往湖南「觀風整俗使」衙門聽候使用,讓他們去各地現身說法,清除流毒,藉以戴罪立功。所謂「觀風整俗使」,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呂留良案引起。雍正認為浙江這個地方「風俗澆漓,甚於他省」,「恩威所不能感化,狼子野心聚與一方」,於是他派了官員前去整頓其風俗,還一度停止了浙江的鄉試,斷絕那些士人們的科舉求身之道,以示懲罰。

曾靜回到湖南後,長沙城內便出現了傳單,說是要抓住曾靜投入深潭,淹死這個罪人。這傳單究竟是對曾靜的悖逆不滿呢,還是對曾靜的變節憤怒?無從而知。不過,曾靜由反清轉向奉旨吹捧雍正和朝廷,這個華麗轉身也未免過於滑稽。曾靜被派往湖南進行宣講時,雍正特令地方官員和平民百姓,不能對之蔑視譏諷。

雍正還覺得不過癮,他隨後又將此案的全部諭旨和審訊記錄,加上曾靜的認罪書《歸仁說》,彙編成書,名曰《大義覺迷錄》,發往全國各地,「每學宮各貯一冊」。雍正還說,各學宮「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查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如此一來,《大義覺迷錄》風行天下,以至於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作為雍正的得意之作,《大義覺迷錄》刊印數量之多,在雍正年間據說是第一名。

不過,乾隆一上臺,便立即推翻雍正對曾靜、張熙免予追究的遺命,並下令「將曾靜、張熙即行鎖拿,遴選幹員解京候審,毋得疏縱曳漏。其嫡屬交地方嚴行看守候旨」。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又下令將「曾靜、張熙著照法司所擬,凌遲處死。」

更要緊的是,乾隆以最快的速度將雍正精心編撰並已刊行天下的《大義覺迷錄》宣佈為禁書,要求立即停止刊刻和發行,凡是有這本書的,統統上繳收回並統一銷燬,若有私藏,依法嚴懲。由此,《大義覺迷錄》便成為「老子編來兒子禁」的天下第一禁書,在乾隆朝後難得一見,這也大大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滑稽的是,《大義覺迷錄》作為雍正朝的御製國書,它的發行量之大,讀書人中間可謂是人手一本,怎麼禁止得了?

乾隆之所以要火速將這本書禁掉,原因是這本書不但沒有出現雍正希望的效果,反而讓皇宮裡的醜聞秘事、皇子間的爾虞我詐等「皇家重大機密」外洩,這些老百姓對讚揚大清沒什麼興趣,卻對雍正的「十大罪狀」,特別是「謀父、逼母、弒兄、屠弟」這些秘聞津津樂道,茶餘飯後地說個沒完,嚴重損害了雍正的光輝形象。如此一來,不但沒有起到「覺迷」的效果,反而成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笑料,讓全國人看大清皇帝一家子的笑話,這還了得?

有鑑於此,乾隆登基之前就早已羞得滿面通紅了!

乾隆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很多事情本就是「不說倒罷,越抹越黑」,當時也不知道雍正是怎麼想的,居然要和全國人民爭辯自己是清白的、正確的。他這樣做,等於是把自己推向了審判臺,讓全國的人來評判,但問題是,當時人的思想覺悟能達到那個程度嗎?這就害得兒子乾隆一上臺就要去給他「擦屁股」了。

經過慎重考慮後,乾隆覺得哪怕是冒著違犯父皇遺命的罪名,也要把曾靜和張熙這兩個「反面教員」給殺了,以絕後患。他降旨說:「曾靜大逆不道,雖處之極典,不足蔽其辜。」於是他一改雍正的「攻心」政策,直截了當地採取「滅身」之舉,以肅清其流毒。

實事求是地說,乾隆的手段不過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翻版,和他父親的手段相比,著實要拙劣許多。至少,雍正還敢公開整個案件的情節(包括詆譭自己的內容),敢於進行批判和辯論,甚至還敢於赦免曾靜和張熙這兩個「彌天重犯」,讓他們改過自新,充當反面教員,這種勇氣和做法,在歷代皇帝裡面是絕無僅有的。

清朝的文字獄屢見不鮮,但雍正年間的曾靜、呂留良案卻是最為人所熟知的,此案株連規模之廣,誅戮懲處之嚴酷,外加雍正處置方法的出人意料,都是歷朝歷代所罕見的。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的諸多故事,也是人們為之記憶猶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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