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94年
瑪格達萊娜·耶希爾
瑪格達萊娜·耶希爾騎著腳踏車穿過校園，氣喘吁吁地來到斯坦福大學計算機中心上班。她穿著一身白色及地長裙，頭上戴著黃色雛菊。晚上10點，辦公室裡全是玩《龍與地下城》遊戲和寫工程學論文的人。瑪格達萊娜撫平裙子，開啟背包，坐到辦公桌前。她身後的牆上寫著「計算機顧問」。
那是1980年的晚春。瑪格達萊娜在斯坦福大學的低負擔分時系統（lots）計算機中心上夜班，負責解決學生們老套乏味的問題：「我用完分配的記憶體了。」「我的軟體一直在無限迴圈執行。」「我無法登入我的賬號。」諸如此類。
瑪格達萊娜本人則有些讓人難以捉摸。她有著厚重的紅棕色長髮和深棕色的眼睛，頗為引人注目。上班時，她還會穿舞會禮服，佩戴頭飾，或者穿20世紀60年代風格的時裝，因而更受矚目。她鍾情於幾何圖案連衣裙、花樣圖案緊身衣、高跟鞋，以及任何帶雛菊圖案的服飾。夜班也許沉悶乏味，讓人煎熬，但她並沒有哀怨，至少還會用古怪的裝扮來給自己（也包括周圍的人）的生活增添幾分色彩。
正當瑪格達萊娜輸入使用者名稱「y.ynot」登入系統時，一位計算機中心的常客來找她。他列印了一張長長的紙，上面顯示了他正在使用的軟體和他寫的程式碼。瑪格達萊娜手裡拿著鉛筆，仔細研究紙上的東西，就像防偽專家甄別畫作中是否有造假痕跡一樣，沒多久她就發現了一行有錯誤指令的程式碼。當錯誤程式碼被糾正以後，那個研究生心滿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夜燈閃爍不定，嗡嗡作響，瑪格達萊娜的一身新衣裳引來許多學生偷瞄。她的服飾大部分都是在校園外的加州大街上的一家二手服裝店買的，一件只需一兩美元。沒多久，學生們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數字裝置2040（digitalequipment2040）上面，那是一臺超大型計算機，會讓使用者產生一種它一直在盯著自己看的錯覺。這臺計算機安置在玻璃後面的冷卻室裡。lots計算機中心的常客通常有三類：仍在寫學位論文的學生，有的甚至畢業十年了都還在寫；工程學或電腦科學的研究生，他們來做研究，或者玩《龍與地下城》、《乒乓》（pong）或《小行星》（asteroids）等遊戲；來使用社會科學統計軟體包（spss）的社會科學研究生——通常是該中心裡僅有的女性訪客。
瑪格達萊娜知道，許多常客都才華橫溢，她親切地稱他們為她的「各色怪咖」訪客。她也知道，他們跟自己志趣相投——像她一樣，他們也覺得工程學像是宗教信仰，只不過它是關於如何巧妙地拼湊錯綜複雜的拼圖的。雖然這份工作必須通宵達旦，但她還是很喜歡這樣一個讓自己既能展現個性，又能融入其中的地方。
在土耳其長大的她深知，想融入周圍的環境是要付出代價的。在很小的時候，她就被教育要保護好自己的亞美尼亞種族特性。在平常她會讓別人叫自己「萊娜」，而不是教名「瑪格達萊娜」。在瑪格達萊娜成長的時代，在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經常受到詛咒和騷擾。在她祖父母的時代，亞美尼亞人更是遭到監禁和處決，就像幾十年前飽受德國人摧殘的猶太人一樣。
即使是現在，在與家鄉相距近7000英里的地方，她有時也仍然會被那些本是陽光燦爛的時光，但卻瞬間變得灰暗無光的記憶縈繞——在伊斯坦布林附近的公共海灘上，那個美麗的下午原本充滿歡聲笑語、奔跑嬉戲、游泳奔騰，直到她被認出是亞美尼亞人。轉瞬之間，沙灘上的其他孩子紛紛變臉，朝她臉上扔泥沙，逼她走開。然而，他們的排斥非但沒有把瑪格達萊娜趕走，反而讓她更加堅定地要融入他們，與他們一起玩耍，挑戰土耳其僵化死板的社會界限。回到家裡，她盤算著怎樣才能讓自己再次受到那些夥伴的歡迎。她游泳水平很高，於是就向他們展示自己過人的游泳本領。她會用攢下來的零花錢給其他孩子買糖果或冰激凌，討他們開心。
她的父親從她小時候起就教育她，穿衣打扮要像個淑女，但思想要像個男人。瑪格達萊娜小小年紀就穿著帶褶邊的裙子，戴著白手套，推著一輛裝著玩具娃娃的玩具嬰兒車。以前，在土耳其，孩子的禮儀教育甚至比文化教育還重要。當被問到長大後想做什麼時，瑪格達萊娜毫不猶豫地答道：「做木匠。」在當地，那不是女生該從事的職業。而瑪格達萊娜小時候就很喜歡在家裡的牆上釘釘子。即便被父母奪走錘子，她還是會另找工具來敲釘子。
1977年，瑪格達萊娜來到美國上大學，身上帶著43美元現金和9個金手鐲。父母告訴她，如果錢不夠用，就把金手鐲賣掉。但她一個都沒有賣，這多虧她在上大學期間所做的兩份工作，包括在計算機中心上夜班。她能說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語、亞美尼亞語、法語和英語。
瑪格達萊娜擔任計算機中心的計算機顧問，可以查閱學生們的功課。在無聊的清晨，她會翻閱檔案打發時間。她發現，男生們寫了很多關於電影（如《星球大戰5：帝國反擊戰》和《獵鹿人》）、籃球［如密歇根州立大學在ncaa（美國全國體育大學協會）錦標賽中擊敗印第安納州立大學］、音樂（如唐娜·莎曼的《壞女孩》和搖滾樂隊theknack的《我的莎羅娜》）、政治（如美國總統吉米·卡特能否擊敗好萊塢演員、共和黨候選人羅納德·里根從而連任）的東西。不過，在她的眼裡，半夜三更逗留於計算機中心的男生大多都有些寂寞無聊，有的默默暗戀著同學，有的沉迷於討論凱麗·費雪、西格妮·韋弗、法拉赫·福西特、傑奎琳·比塞特、黛比·哈利等明星的八卦。
除了提供計算機方面的幫助之外，瑪格達萊娜還輔導學生們（包括少數的幾位女訪客）展開各類研究，從編寫基本軟體到編寫二進位制機器學習演算法，她都在行。剛進入斯坦福大學時，她以為自己將來會當醫生，後來卻發現醫學預科課程枯燥乏味。現在，她即將獲得工業工程（industrialengineering）學士學位，同時還將獲得電氣工程（electricalengineering）碩士學位——她是該「雙e」碩士班中唯一的女生。不同於醫學，電氣工程和數字計算機設計出乎意料地開啟了她的思維，幫助她發現自己在演繹推理上的缺陷。在鑽研電路和數字計算機的絕對邏輯的過程中，她開始糾正自己的邏輯錯誤。
令她驚訝的是，設計計算機軟體的過程使她恢復了信仰。在土耳其成長時，宗教信仰意味著一切——部落和身份，比種族更重要。到少年時期，隻身前往美國以後，瑪格達萊娜開始信奉不可知論。然而，在工程學課程上鑽研各種問題——設計邏輯閘、端部澆口、輸出、輸入和暫存器——的過程中，她發現了自己的邏輯缺陷，為此感到十分欣喜。她成為斯坦福大學第一個設計複雜的超大規模積體電路（vlsi）的班級的一員。她一絲不苟地設計，一遍又一遍地檢查自己的作品，直到確信自己的設計毫無瑕疵。但她還是會出錯。最後，她發現——又或者別人幫她指出——她的思維存在盲點。她逐漸意識到，個體邏輯不是絕對確定的。她不能僅依靠自己的大腦來獲得確定性。工程學和計算機課程讓她意識到，有很多超越自我的大腦思維和邏輯範疇的東西。她在計算機中心的其他人身上也有同樣的發現。再聰明絕頂的學生，也有思維盲點。
她注意到一對粗魯的情侶，兩人幾乎每天晚上都到計算機中心來玩遊戲。他們在玩的過程中時常大喊大叫，全然不顧周圍埋頭學習的人。她很喜歡的一個人今晚也來了，那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博士生，穿著褲子（從不穿裙子），一身裝扮十分得體，留著一頭棕色的直髮，有抽菸斗的習慣，一言一行都很有範兒，瑪格達萊娜很欣賞她。
在美國，不管到哪裡，瑪格達萊娜周圍幾乎全都是男人。對此，她並不陌生，也不討厭。她父母沒有兒子，但在父親眼裡，她就是兒子。她的姐姐是被母親領養回來的，家裡只有她們兩個孩子。父親是一名商人，經常帶瑪格達萊娜參加各種商業會議，最後還讓她就讀土耳其的一所一流男校——這在大多數土耳其人看來簡直匪夷所思。
夜色漸漸褪去，瑪格達萊娜把還在計算機中心的十幾名學生打量了一番，心想他們當中有誰會成為成功的發明家、企業家，甚至家喻戶曉的大人物。身處斯坦福大學或者矽谷的大環境，會讓人不自覺地認為行走商界賺錢不是什麼難事，畢竟這些地方到處瀰漫著財富的氣息，發財甚至成了理所當然的事。瑪格達萊娜在斯坦福大學的朋友個個都很有錢，他們有父母幫他們繳清學費，衣食無憂。在這個地區，百萬富翁似乎一夜之間就遍地都是了。而瑪格達萊娜則必須要精打細算地過日子。她時常估算自己需要工作多少個小時才能和朋友一起下一次館子，而且，每次下完館子她總是會懊悔地對自己說：「這頓飯足足花了我四個工時的工資啊！」她把攢錢記錄當作成績單來看，恨不得在課後生活中也要拿滿a。
隨著大型計算機過渡到臺式計算機，計算機行業變得日新月異。文書處理應用程式、數位電子表格和關聯式資料庫陸續出現，這反過來又催生了對穩定的硬體平臺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穩定可靠的軟體系統。
終於，斯坦福大學計算機中心的時鐘走到了早上5點30分，下班時間到了。瑪格達萊娜從包裡掏出墨鏡，跟夜貓子同伴們笑著道別後，走出門外。走在路上，她的裙子窸窣作響。整理好裙子，她騎上了腳踏車。
清晨的陽光彷彿是她在計算機中心度過漫長夜晚後的賞賜。剛修剪過的草坪散發出清新的氣味，灑水器的水灑在斯坦福大學校園裡的聲音，像節拍器的聲音一般柔和舒緩。清新的空氣四處瀰漫，瑪格達萊娜身著長裙，頭上戴著雛菊，使勁蹬著腳踏車的踏板，在溼漉漉的小路上加速前行，身後水花四濺。
回到宿舍，她走向床前，脫下衣服，然後一頭鑽進被子裡。幾個小時以後她要去上課，幾天以後她要參加幾場面試，其中一場的面試官是蘋果公司的兩個都叫史蒂夫的大鬍子男人。
瑪麗·簡·埃爾莫爾（暱稱mj）
對mj來說，她現在的生活跟過去大不一樣。以前，她住在中西部一座小房子裡，四周都是玉米地。她的母親包辦了家務粗活，晚上要在彭尼百貨上班，還同時照顧丈夫和五個孩子。父親驅車到離家50英里遠的中學教書。每年夏天，mj都不受拘束，騎著腳踏車四處遊玩，吃著紙袋裝的午餐，喝著酷愛牌飲料。過去，家裡偶爾會吃一頓牛排，但為了省錢，母親改成買漢堡牛肉餅。
1981年，mj離開供職幾年的英特爾，前往斯坦福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mba）。她的一位教授傑克·麥克唐納經常邀請商界精英來給mba班的學生演講。mj有幸獲得機會邀請來了今天的演講者桑迪·科茲格——第一位成功帶領科技公司上市的女性。
34歲的科茲格一身鈷藍色裝扮，腳踩顏色相襯的高跟鞋。她曾用手頭的2000美元存款在閒置的臥室裡創辦了ask計算機系統公司。現在，她的個人身價已經達到6700萬美元。她留著精心修剪過的長指甲，拎著粉紅色的公文包，開著一輛嶄新的法拉利來到斯坦福大學。
「我之所以選擇學數學，是因為我讀書很慢，」科茲格告訴學生們，「我喜歡對錯分明的東西。我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更像個野丫頭。我媽媽給我買了一個女童子軍玩偶，但我沒有拿著玩偶玩，反而去玩它的包裝盒。」
mj感同身受地會心一笑。也正是因為數學，mj才上了普渡大學，而後去了英特爾。在英特爾，她參與了名為「粉碎行動」（operationcrush）的、在公司歷史上至關重要的一項大型市場營銷活動，該活動幫助公司奠定了在晶片行業的統治地位。雖然不是工程師，但由於有數學背景，mj還是能夠搞懂英特爾複雜的晶片技術。和科茲格一樣，mj也有點兒像個野丫頭。鄰居的男孩在她騎車經過時教她怎麼站著騎車，還教她說一些髒話。一天晚上，她父親在晚飯時給大家講了一件關於他的學校不幸的事情。「真他媽倒霉啊！」mj脫口而出，大家鬨堂大笑。
科茲格說，她知道她並不想讓自己的生活每天都圍著孩子轉。「我覺得，如果我自己都不開心，那麼我也很難讓孩子們過得開心。」
mj頓時想到了自己的母親。1950年，19歲的母親和父親成婚，她沒有選擇上大學，儘管當時大學能給母親提供四年的獎學金。mj一家住在伊利諾伊州阿科拉市，之後搬到印第安納州特雷霍特市，在那裡一家七口共用一個衛生間。一天花幾個小時給孩子們烘焙他們最喜歡的美食，依照樣板縫製衣服，是她母親的日常生活。mj心裡清楚，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如果有機會，她的母親多蘿西·漢納可能會成為像桑迪·科茲格那樣的成功女性。
而在阿科拉，能接觸到的新鮮玩意兒也就是自助洗衣店裡的那臺自動售貨機。mj給它投進一顆糖果的錢，它時常會多給幾顆糖果。夏天，在巨大的水泥排水管裡，涼快的內壁迴響著mj的叫喊聲和歌聲。mj無拘無束，可以在城裡隨心所欲地遊蕩，她期盼著將來能做對的事情。mj欽佩矽谷的發明精神，也尊崇它的革新精神。斯坦福商學院是又一扇讓她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大門，是一個讓鄰家女孩有無限可能性的地方。
mj事先研究了一番科茲格的公司，心中有一連串問號。在科技行業當女性ceo（執行長）是什麼樣的感覺呢？她是怎麼同時兼顧母親和ceo這兩個角色的呢？她在組建團隊時看重的是什麼？mj的同學鮮少像她一樣想涉足科技行業，他們大多數不是想成為管理顧問，就是想成為投資銀行家。那個時候的矽谷還不是一個盡人皆知的、人人都向往的地方。
科茲格談到她的公司ask及其軟體manman［manufacturingmanagement（製造管理）的簡稱］的發展歷程。她最初打算將該軟體定名為「mama」，直到她認識的一位ceo跟她說：「你能想象其他公司的高管當著董事會的面說，他想要獲批使用mama（媽媽）系統來執行公司的製造業務嗎？」
科茲格還是希望使用疊名，於是寫下幾個候選的名字。忽然，她靈光一閃：「一個媽媽的活兒，往往要兩個男人才幹得了！」因此她將軟體更名為「manman」，她的公司和產品隨即一炮而紅。
科茲格告訴全班學生，從未有女員工主動找她加薪。這讓mj感到非常驚訝。「男員工會找我直截了當地問他是否可以加薪。而女員工會覺得，她自己得具備各種技能和多年的工作經驗，並符合所有的條件，才有資格談加薪。升職方面，男性是看潛力，女性則是看實際績效。」科茲格說。
科茲格接著娓娓道來，給全班學生講述了其職業生涯中難以忘懷的一些故事。有一次，她出席一個商務會議遲到了，由於她是整個會議室裡唯一的女性，因此很難不引起注意。有一位潛在客戶以為科茲格是秘書，於是向她要一杯咖啡。「好！請問加奶油還是加糖？」科茲格毫不遲疑地答道。等她端著咖啡回來時，那個意識到自己犯錯的人支支吾吾地向她道歉。科茲格跟他說：「沒關係。只要你簽了合作合同，讓我給你烤餅乾都行！」
「如果你糾結於性別歧視問題，」科茲格在斯坦福的課堂上說，「那麼你就別想幹成任何事情。」對於客戶或者潛在客戶的追求，她學會了用幽默來巧妙迴避。「嘿，這個季度我很忙，也許下個財年才有時間。」她找到了一些竅門，既能打發追求者，又不會讓他們太難堪，乃至於不願意和她有生意往來。
聽到這裡，mj意識到她也是採取類似的方法來應對男性的輕視的。幽默回應——以及轉移話題——在制止別人的不當行為時的確很奏效。每當班上的男生拿校園女生聯誼會開玩笑時，mj都一笑置之。mj所在的斯坦福mba班上共有305人，女生僅佔約25%——75人。自1976年以來，每個mba班都會成立女生組織，旨在促進女生的交流來往，增進情誼。mj是1982屆斯坦福商學院研究生院班級的「隊長」。她們組建的社團名為「女性管理者」（womeninmanagement，簡稱「wim」），成員之間會定期聚會。在結束聚會回宿舍的路上，她們班上的男生總會朝她們大喊：「哎呀，wim（womenimpersonatingmen）——裝男人的女人——回來了！」
科茲格告訴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們，她有一條原則，那就是絕不在只有女性的組織團體面前發表講話——她對「我做不到」的態度零容忍。她以自己最喜歡的信條結束演講，一個專門說給班上的女生聽的信條：「若想做成事，就要先入局。」
mj點頭表示認同，她也有過四處碰壁的經歷。她選擇入讀備受尊崇的普渡大學，而不是自費上印第安納州立大學。讀完大學後，她發現招聘人員對數學專業的畢業生並不感興趣。企業在招聘廣告上列出他們心儀的專業，學生只有專業對口才能應聘。mj必須搞清楚誰來校園招聘，於是在面試室門口守著，等待招聘人員出來，或者跟著他們去洗手間以便找機會毛遂自薦。
在英特爾工作一年後，mj撞上另一堵牆。在該公司的第一年，她總是趕著給焦急的客戶交付儲存晶片，實在難受。於是，mj決定轉到產品開發部門，參與將新產品推向市場的工作。此時，她遇到了給她牽線搭橋的蘇珊·托馬斯。托馬斯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是一名電腦科學家兼電氣工程師。她於1976年加入英特爾，從事微處理器的市場營銷工作，經常與銷售人員一起出差，給潛在客戶講解微處理器的執行原理。托馬斯幫助mj轉到微處理器生產工具部門。
轉崗時機來得正好。幾個月後，25歲的mj成為英特爾「粉碎行動」的一分子，那是英特爾內部為了贏得與摩托羅拉之間的微處理器大戰而啟動的一項市場營銷活動，成敗在此一舉。英特爾需要新的16位微處理器晶片8086「粉碎」與其競爭的摩托羅拉16位晶片68000。mj與英特爾的一個「特種部隊」一起輾轉於全美各地，舉辦一場又一場的研討會和推介會，傾力向客戶推銷並講解英特爾的微處理器如何讓製造流程自動化，如何驅動加工裝配流水線和衛星的執行，如何改變商業運作方式，等等。
從創始人戈登·摩爾和鮑勃·諾伊斯，到營運長安迪·格魯夫，英特爾上上下下傾其所有展開「粉碎行動」。英特爾的媒體策略師裡吉斯·麥克納也曾負責蘋果公司的營銷工作，他藉助出自藝術家帕特里克·內格爾之手的照片，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耗資200萬美元的廣告營銷活動。英特爾還祭出獎勵表現最好的銷售人員到塔希提島旅遊的招數。一位名叫約翰·多爾的年輕人鬥志滿滿，全身心投入微處理器的銷售當中。為了刺激銷量，他還採用了包括影片在內的當時很新穎的一些營銷技術。員工們都穿著印有「粉碎行動」的t恤——直到英特爾的律師認為「粉碎競爭對手」這個口號可能會招來不必要的反壟斷擔憂。
在公司組織的野餐、排球比賽和聖誕晚會上，mj、蘇珊·托馬斯、約翰·多爾以及後來嫁給多爾的電氣工程師安·豪蘭都會聚在一起。出生於匈牙利的格魯夫性格直率，處事嚴苛，要求沒能在早上8點前到達公司的員工在一份遲到記錄表上簽字。只不過，有些遲到的員工並沒籤自己的真名，而是簽下「查克·烤肉」「盧克·沃姆」之類的假名。
mj感覺自己彷彿處在宇宙的中心。當時，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在開發5150個人計算機，其處理器供應商將從摩托羅拉和英特爾中選擇一個。為了讓自己的事業更上一層樓，mj決定離開英特爾去攻讀mba學位。她找格魯夫要一封推薦信。格魯夫告訴她，他並不確信mba的價值，但最後還是給她寫了推薦信。
現在，距離從斯坦福畢業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了，mj幫助科茲格回答完學生最後的提問，然後送她離開。mj非常欣賞科茲格的魄力，她堅強、自信，並且擁有屬於自己的成就。科茲格一邊坐進她的法拉利，一邊告誡mj要大膽想、大膽做：「既然有那個能力，為什麼不行動起來呢？」
幾周後，mj開始到一些初創公司和風投公司面試。這一次，有了在英特爾供職的背景，她具備了招聘人員看重的資質。英特爾贏得了與摩托羅拉的戰爭，「粉碎行動」也標誌著該公司從儲存產品邁入微處理器世界，那是英特爾的未來。mj親身見識過動力十足的小團隊有多大的威力。
mj告訴一些商學院的同學，她要接受機構風險合夥公司（institutionalventurepartners，簡稱ivp）的聯合創始人裡德·丹尼斯的面試。但有同學提醒她：「裡德·丹尼斯是不會錄用女性的。」
到了沙丘路3000號，mj把車停在露天停車場。她穿過寂靜的院子，眼前矗立著一棵枝葉婆娑的橡樹。56歲的丹尼斯一頭白髮，戴著一副厚厚的眼鏡，穿著打褶的褲子和帶扣子的襯衫，扎著一條有大鎖釦的皮帶。兩人在丹尼斯的大辦公室裡坐下來，mj試著平復緊張的情緒。丹尼斯的辦公室裡到處都是展示舊金山歷史的石版畫，還擺放著幾輛縮小版的銅製火車。他告訴mj，他小時候很喜歡看火車駛過唐納山口。
mj向丹尼斯講述了她在特雷霍特的成長經歷，以及她在普渡大學、英特爾和斯坦福大學的時光，還談到她堅強的母親、父親的教師生涯以及她的大家庭。
說著說著，她放鬆下來了，一隻手鬆松地握著另一隻，放在膝上。她姐姐常常跟她說，她有著面對混亂局面也能保持從容淡定的本事。
「我一直對解決問題很感興趣，」mj告訴丹尼斯，「數學給我帶來了一個觀察世界的視角。它教會了我如何尋找正確的答案，也教會了我如何避免錯誤的答案，如何避免踩進誤導性的機率和百分率資料的坑裡。」
兩人談到微處理器和日新月異的計算機領域，mj對技術的領悟之深，讓丹尼斯甚是欣賞。她更像是通才而非工程師，這一點他也很喜歡。他說，他本身是一位受過良好訓練的電氣工程師，手下也有不少工程師人才。
「我曾經在海軍負責更換電源管和無線電發射機，」丹尼斯說道，「不得不說，電子電路不可思議的微型化，真是令人驚歎。再小的導電材料，都能完成各種各樣的事情。」
「但是技術的好壞取決於它背後的人，」mj指出，「英特爾向我證明了這一點。摩托羅拉的微處理器不比我們的差，但我們擁有一群了不起的、鐵了心要戰勝對手的人。我想說，我對人、人際關係和解決問題非常感興趣。」她接著說：「我想要在有生之年做一件不朽的事情。」
丹尼斯告訴mj，ivp的一個規模達2200萬美元的新基金處於運營的第二年。「我們投資的是人和產品，」他說，「但我認同人比產品重要。即使產品沒做成，對的人也總能夠東山再起。」
丹尼斯提出帶mj參觀ivp的辦公室。他說，1973年他開始在沙丘路掛牌經營這家公司，當時每天來上班，公司都是一片死寂。電話半天都不響一聲。他笑稱，那時候總是門可羅雀。「我常常開車在帕洛阿託南部到處轉悠，觀察那些掛在門口的招牌，」他說，「只要看到寫著‘電子’的招牌，我就上門拜訪，看看對方是否需要投資。一筆筆的投資就是這麼來的。風險投資與其說是一個產業，不如說是一項活動。」
丹尼斯稱，早在20世紀50年代，他在消防員基金保險公司（fireman’sfund）供職，他和一些朋友，比如比爾·鮑斯、約翰·布賴恩、比爾·愛德華茲和小布魯克斯·沃克，時常會邀請企業家到舊金山的薩姆燒烤餐廳共進午餐。企業家先做推介，之後就到外面等5分鐘，好讓丹尼斯等人私下商量做出決定。
「我們能籌到10萬美元左右，」丹尼斯說，「在8~10年的時間裡——要知道，我們都有全職工作——我們可能幫助創辦了23家或24家公司。其中有18家非常成功。」
他接著說：「成功與否，要看你看人的眼光準不準。跟企業家會面，聽他們講故事，你得判斷他們的商業模式是否可信，是否合乎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