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在咖啡館等餐，聽到遠處有人在叫她。兩個高年級的男生邀請她一同就餐。
米拉之前跟他們打過照面。壯的那個叫加里森，經濟學碩士在讀，很是聒噪，是個「槓精」。帥的那個叫阿倫。似乎加里森邀請米拉就是為了和她秀自己的經濟學專業能讓他在能源業找到一份多棒的工作（他的原話是「在能源業名聲大噪」）。他根本不關心米拉畢業之後會找什麼樣的工作—事實上她不喜歡他說的每一句話。
「你在這兒學習還不就是為了釣個金龜婿？」他看上去就是想激怒她。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也不只有你是這樣，」他補充道，「每個人都在待價而沽。你們女人知道，上了大學，遇到‘潛力股’的機率更高。這就是個成本和收益的問題：學生時代不能去賺錢雖然會損失一點，但長期來看，以後多賺點就回本了。你都不太需要賣力學習和工作—我沒記錯的話，你是學社會學的吧？那樣的話，你在遇見你未來老公的路上甚至不太需要學習。」
米拉翻了個白眼，反問：「你是不是在挑戰我的耐性？」
「所以社會學到底是學什麼？社會學家總是說人們‘被剝削’‘被壓迫’，生活得水深火熱？說得好像我們應該可憐那些又懶又笨的失敗者一樣。」
米拉並不是很想在此展開學術討論。她還沒有什麼成形的理論來解釋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她還沒傻到會接受加里森這種人的論斷。阿倫則揶揄他的朋友，試圖打圓場。加里森身上有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格特質—好鬥、自戀—這些特質總是給他惹事。阿倫說：「這小子應該是小時候吃錯藥，長歪了！心理學和社會學都會認同這一點。」米拉開始隱約感覺到一種不安。凡是讓她聯想起父母的事都會讓她感到焦慮，而這個話題聽起來尤其危險。
阿倫補充道：「這種心理學觀點已經過時了—嬰兒期的心理劇（psychodrama）會影響一個人的性格。前沿心理學則認為，教養方式對人們思維方式的影響甚微，還是那些大腦自帶的構造和大腦的化學訊號處理方式決定了人和人的不同。如果社會學研究的都是後天與先天的對抗，那麼這門學科很可能也快要過時了。」
米拉問：「那心理學家是怎麼知道人的大腦是如何以一種特定的方式運作的？」阿倫回答，心理學家會掃描大腦活動，得到結果，觀察大腦的不同區域在不同情況下的活躍度。
「事實上，找到各種行為所對應的大腦區域，只是時間問題。所以說將大腦功能的變化當作養育活動的結果是不合理的。大多數人的生命尺度都太短了。你如果想了解人類行為的變化過程，應該在更長的時間尺度裡觀察人類大腦形狀的變化。進化對我們的思維模式的塑造因此是心理學最有意思的地方。進化研究的時間尺度是正確的—幾萬年，幾十萬年；而不是一個人從幼稚到成熟的十幾二十年。」
米拉明白他的意思，儘管心理學的尺度肯定不像賈絲明描述恆星誕生和死亡時所用的宇宙尺度那麼長，但和社會學的操作尺度也迥然不同。
「那麼心理學是如何解釋代際之間，甚至一個人生命歷程中的行為變化的呢？」她問道。阿倫回答：「隨著大腦逐漸成熟，神經網路會按照基因藍圖的指示發展，這也就解釋了人一生中的變化。代際之間嘛，沒有什麼變化，至少沒有什麼重要的變化。」
米拉提出：「那麼我們實際上在什麼是‘重要的’這個問題上就有分歧。你的意思是，明天和今天沒有什麼不同，因為太陽還是會東昇西落，但我想知道天氣的變化，會下雨還是會刮颱風。我認為，對每個人來說，天氣情況都是重要的。社會學家在更小的時間尺度上，關注的就是這種‘天氣’，因為它確實是重要的。
「況且社會學也不止於所謂的養育決定論。如果只是如此，一個人一輩子也不會發生什麼太大的變化。教養模式很重要，但社會學更關注的是所謂正確養育孩子的方法是如何變化的。心理學可以告訴你一套養育方法培養出一種人，而另一種方法培養出另一種人。社會學可以幫助你理解這些方法最開始是如何形成的。」
這些都是米拉在專業課上和教科書上學到的，她已經將這些內容熟稔於心。但在此之前，她還沒有如此深刻的體會。箇中因果其實顯而易見，但不知怎麼，她直到剛剛才開竅。
加里森一直饒有興味地聽她努力為社會學辯護，洋洋得意地笑著。米拉心裡一陣不安，感覺自己還沒說出口的話已經被猜到了，然而他接下來說的話讓她緊張得近乎胃絞痛。
「那你怎麼解釋那些罪犯和‘寄生蟲’？既然不是他們父母的養育方式出了問題，也不是腦子裡的化學訊號素有問題。那我知道了，都是社會的鍋！這就是社會學家的陳詞濫調：個體永遠沒有錯—無論是個體的養育方式還是某個壞蛋的經歷—都是其他人的錯。是社會將這些錯誤的觀念強加於個體的腦中，他們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米拉差點就亂了陣腳。他說的話簡直像是直接引用了報刊專欄作家譴責她父親時說的話，特別是一些在判決剛下達不久時刊登的文章，他們將所有可能用於辯護和減輕罪行的論點一一駁倒，只為揭露她父親是個貪婪、唯利是圖的人。她整理好情緒，決定反駁。
「是的，你說得對，」她說道，「承認社會在影響人類行為的方面有著巨大作用，確實是社會學裡最基本的理論。至少我在這周要交的論文裡是這麼寫的。」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理性人的行為和邏輯就是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為什麼還要提出其他理論呢？知道人們的計算都是基於經濟利益就已經足夠了，你所謂的社會不過是一種錯覺。」
加里森提到的「利益最大化」「計算經濟利益」一直在刺激米拉想到自己的父親。但是仔細想想，他應該只是在就事論事，而不是在含沙射影，米拉自我安慰。她決定，如果自己的真實身份被曝光，就矢口否認。
阿倫請米拉給他們講講她的論文—畢竟他們倆都是研究生，可以給她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議，幫她完善一下。米拉班上的很多助教也是研究生，所以他們應該能幫到她。這是她在大學裡要交的第一篇論文，她可能對一些要求不知情。學校特意叮囑助教不要給予學生任何特別的論文指導，這樣才能展示學生的真實水平，但是他們倆又不是她的助教，所以阿倫告訴米拉大可放心，這麼做沒有違背任何校規。
幾周前，米拉在課上學到，「社會」這個概念在現代性出現之前並不存在。在十九世紀，人們用這個詞指代他們周圍看到的、受變化影響的事物：不單單是政治觀念（民主），或生產商品（如機器），或聚居方式（如城市），而是所有這些加在一起以及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服飾文化、宗教和性等）。這些都在發生變化，但是如果你不能把它們總結成一個詞，又怎麼能去研究它呢？
就像天文學中需要黑洞和白矮星，社會學裡也需要用於研究的主體，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社會。但是同現代性一樣，這個研究物件也被包裹在一套理論裡。社會是一種理論標籤，這種標籤有可能解釋性很強，也有可能相反。簡單地說，這個理論正像這個經濟學專業學生概括的：社會塑造了我們的思維和行動。
米拉開始講解自己的論文：「我們每個個體都在被某種超出自身的力量所塑造，這種力量就是社會，而社會學也正是建立在這個理論之上的。兩百年前，一個叫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的法國人開創了‘社會學’這個術語，從此，這個理論就落地生根了。」
米拉娓娓道來，介紹孔德所說的這些話如何逐漸成為社會學家們的信條：社會學家務必將人看作社會的產物，而不是相反。在孔德的時代，很多人不相信有社會這種實體存在。在英國，後者一直佔據著主導地位，因此社會學在之後的一百餘年中沒有流行起來。相反，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spencer）和實用主義者認為，個體是依據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進行決策的。
情況在法國頗有不同，在孔德之後，另外一個法國人，埃米爾·涂爾幹（Émiledurkheim）延續了孔德的思想。他並未一味消解英國人的思想，只是認為社會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如果你瞭解十九世紀英國法國這些工業國家的國情有多複雜，那麼你就能明白為什麼僅僅用一句「人是自私、理性的」根本無法解釋這種複雜性。對此，加里森似乎也心領神會（此刻話題的重點更多關於經濟學和社會學而不是她的父親，所以也許談談論文能讓對話往正常的方向發展）。
「怎麼就說不通呢？人們慢慢就發現了，謀生手段專門化（你做這個，我做那個，大家各司其職）是很有用的，大家彼此之間互相合作可以讓所有人賺得更多、過得更好。如果每個人都對所有事親力親為，就像那些貧困村鎮現在仍保持的那樣，那麼每個人都富不起來。你看看這家咖啡館：如果他們只賣自己種的咖啡豆或者自己生產的杯子，那我們也沒什麼可選了。他們從專事生產的人那裡購買商品，這樣我們才能喝得更好。」
「也不是每個人都贊同這些觀點吧。」阿倫打斷加里森，眯眼笑著，觀察還一口都沒吃的米拉。加里森直接無視阿倫的問題，接著說了下去。
「有些人就發現，他們可以幫別人做衣服賺錢，另一些人也發現自己不用再費心自己做衣服了。他們可以好好種地，生產足夠用的食物，剩下的拿去賣掉，賣來的錢用來買衣服和他們需要的其他任何東西。大家都很清楚，這種專門化和市場化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買賣商品。」
「但這不是也需要合作嗎？」米拉反問。她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開始解釋新型工業國家的內涵不止於個體在製衣或其他方面的專門化。裁縫也不是近幾百年才出現的，其歷史要更長一些。工業化的意義在於，工廠裡有各種從事不同分工的人聚在一起，生產紡織品一類的商品。市場需要合作。有時你必須相信其他人會為你未來的生活提供所需物品，有時候人們交貨的時候，不能即時收到貨款。他們必須相信和他們打交道的人。涂爾幹認為，對於那些精於計算成本和收益的人來說，專門化的出現是一個巨大的風險和挑戰。這意味著他們要將自己的未來交到其他人手中，而不再滿足於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要相信專門化、相信其他人會選擇合作（這種合作是通過考量自身利益而實現的），這一切能行得通嗎？米拉解釋道，涂爾幹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他認為這恰恰證明了不存在按照自己利益行動的孤立個體。專門化的分工並不是孤立個體的產物，而是由那些已經習慣一種無私的思維方式的人們所創造的。變幻莫測的工業社會中的信任與合作之所以能夠出現，是因為人們在此前已經感受到了與他人的一種連結。換言之，用涂爾幹的話來說，他們生成了社會。他指涉的是，人們相信自己屬於某個思維模式相似的群體，在這個群體裡大家共享某些感受和信仰。自私的個人行為—比如表現得似乎不與其他任何人產生關係，凡事都順著「自己」的想法來之類的—會破壞社會，因為這會打破人與人彼此連結的紐帶。
「那照你這麼說，在勞動分工出現之前，自私自利的個體是不存在的咯？」阿倫問。
「是的，我覺得是這樣的吧，大概，」米拉有點兒猶豫，「但是不管怎麼說，這是一個重要理論的開端，社會學認為，社會是解釋變化發生的一個重要部分。如果你仔細想想勞動分工，就會意識到，社會對於信任與合作來說是必要的，沒有它就不會有現代工業化社會！」
社會學解釋了當下這種人情淡薄的生活方式的來源。傳統的鄉村中，環境十分閉塞，人們對彼此瞭如指掌。我們現在習慣了在生活中與人保持一臂之遠的舒適距離，但這正是因為在某種層面上，我們仍然是一個共同體，屬於某種我們承認比自身更為重要的東西。
「那麼除了專門化和合作之外，社會還做了什麼呢？」阿倫追問。
米拉熟練地回答：「社會影響著我們的感覺。」她邊說邊想：「至少我現在感覺有點壓抑」。此刻她確實不再因為怕被嘲笑而感到焦慮了，但是話說出口的一瞬間，還是怕被懟回來。
加里森笑了：「你看你又來了。感覺這個東西真的只是腦中的化學反應啊。」
她說，涂爾幹同時代的人們認為，感覺是一種本能反應，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條件反射。如果試圖補充其他東西，那麼也得說我們的感覺受到周圍發生的好事或者壞事影響。但是涂爾幹認為事實不止於此：人不僅僅是一種服從於本能的動物。將人區別於動物的正是人的社會性。隨著社會的發展，本能扮演的角色愈來愈少，感覺也愈來愈受到信仰和我們被灌輸的思想的影響。
米拉解釋道，若想證明這一點很簡單。涂爾幹讓我們想一想在不同地方長大的人。米拉絲毫沒有意識到接下來的這番話會給自己「挖坑」。剛走進咖啡館的那個米拉看到此情此景一定會衝她大吼：你幹嗎要像以前那個還戴這副眼鏡的小女孩一樣炫耀個不停呢？但是，現在米拉根本停不下來，全然不顧即將步入泥淖。她講到涂爾幹的論證，在某些社會群體中，孩子們在小小年紀就被帶離雙親身邊，這種孩子和父母之間就沒有特別的情感紐帶。而在其他地方，家長愛護自己的孩子則是天經地義。這種區別並不是根植於本能—或者大腦的化學反應—而是人們恰巧在這種社會中生活。
「你可能會告訴我，是腦中的神經遞質讓人們產生了感覺，但是社會學家認為這不是真正的起源。這些責任與義務最初來源於社會，被我們的頭腦所接受，促使我們最終付諸行動。這也再次加深了社會烙在我們身上的印記。比如說，在這個咖啡館裡，我們知道我們應當把用過的髒盤子放到後面的那個架子上。我們感覺到我們應該這樣做，然後按照感覺去執行。那麼別人進來用餐的時候，他們看到我們把髒盤子放回去了，也就知道了每個人都應該這麼做。這樣下來，它就變成了一個人人喜愛的乾淨漂亮的咖啡館。」
「我看你可不是，」加里森鄙夷道，「你還吃嗎？你要是一直說，我就幫你吃了，而且還不幫你把餐盤送回去。反正我是從來不自己送餐盤。那些服務員拿了薪水就要做事，好嗎？」
米拉把自己的餐盤向他那邊推了推，繼續說：「如果涂爾幹在這兒，他會說你還沒有學會如何成為社會的一員，而且沒有什麼道德感。」
「哈哈，我看這是真的，」阿倫在一旁幸災樂禍，「他這人根本沒什麼公德心。」
「涂爾幹指的不是你說的那種公德心，至少不完全是。對他來說，這種道德感意味著我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可能是該戴哪頂帽子，或者是不該殺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就是所有你覺得應該或不應該做的事，哪怕是我們穿哪件衣服、鋪哪張床單。」
他倆同時會心一笑，看她拼命從危險的話題中掙扎出來。
「好吧，我知道你們男孩子可能不太在意這類事情。我的姨媽說男生根本沒有嗅覺，這當然不是真的。只是男生覺得他們的標準不同於女生—衛生標準不必像女生一樣嚴格。但在有些方面，對待男生的標準也比女生要高得多。」
「比如呢？」
「就比如人們覺得自己被羞辱的時候，」米拉回答道，「男人的感受通常比女人的感受更強烈。這也是同一個道理—在這個情境中，道德感的意義更為寬泛：你應該有的感覺，你應該如何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