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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我們的基因裡(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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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茜話中帶刺,米拉顧不上回應她的負面情緒,趕忙將社會學理論說了下去:「有各種情況:在成長中的某個階段,孩子會意識到自己不僅僅是人,而是男人或女人,這種區別從那時起支配了他們生活要做的大部分事情,它會控制你說話的方式,控制你怎麼坐,怎麼走,怎麼跑,玩什麼遊戲,做什麼樣的工作。如果所有這些與性別相關的行為都是生物編寫在我們的基因裡的,那麼我從一出生開始就會知道所有的這一切。因此社會學通常會傾向於認為,所有人都有成為男人或者女人的可能性。」

「你是說雌雄同體?」圖妮問道。安娜躺在角落的椅子裡被逗得笑個不停。

米拉說,研究已經證明了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有一個明顯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他或她會根據性別區分別人,並開始覺醒,意識到自己是個男孩或者女孩。這個階段所發生具體的時段會因文化和社會的不同而不同。接著,在青春期前後,通常會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儀式,象徵男孩成年,有時候女孩也是一樣。圖妮像是發現了這條社會學進路的薄弱之處,搶著反駁:「你說青春期,那不正好就是生物學發揮作用的時候?我看社會只是對荷爾蒙萌發的開始和從那一刻起它讓男女產生的一切差異大驚小怪。這是寫在他們基因裡的,從那一刻起,基因以不同的方式發揮作用罷了。」

米拉說,試圖將社會影響從生物性的自然天性中分離出來是困難的,或許也是毫無意義的。它們彼此相互塑造。

圖妮指出米拉一直在說女孩可能是這樣,男孩可能是那樣,米拉對此解釋道,不同文化對女孩和男孩的期望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些期待總是被人們用來暗指哪些行為適合男性或者女性,而且它們總是……你猜怎麼說……社會建構的。這種解釋往往過分誇大了文化之間的差異,從而忽略了一個基本要點:儘管角色和功能可能不同,大多數社會對男性和女性的標準和評價都有著各自的看法。很少有哪些複雜社會中的男女有著相同的生活方式。對此置若罔聞並非一個好的選擇。

米拉接著說,社會學普遍認為,男性和女性由兩個不同的方面共同構成:性(sex)與性別(gender)。性是指生物性與生理性的兩性區別。而性別則是用於描述男人或女人的後天習得特性的術語:即男性和女性沿用的社會定義和心理行為。遺傳學的一些新興研究證明兩者之間並不存在嚴格和穩定的區分,社會學的研究顯示我們的「性別」並不是一種人人都會採用並試圖融入的一成不變的身份認同。性別是流動的,且產生於我們的日常邂逅以及與他人的關係之中。

「成為一個男人或者女人有時候更像是一種表演。你不是就抱怨過我嗎,圖妮?你不是總說我做女人做得很失敗,表現得不像個女孩子,所以你才問我是不是女性主義者。」

圖妮打包票,在藝術和設計領域不是這樣的:

「在我今後想工作的那個領域,你希望人們怎麼對待你,人們就會怎麼對待你。自我感覺更加女性化的男生在外表上也不會違背自己內心的直覺。我相信人們會自己選擇外顯的某種樣子。男孩在成長的過程中,會強迫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即使他們不喜歡,還是會學著喝那些讓人難以下嚥的酒,或者忍受朋友帶來的痛苦。成為男人或者女人並非一種強制性的壓迫,而是我們自願的選擇。」

的確,米拉說道,性別控制和約束著你的行為,但同時你的行為也在重複確認著性別,重塑並重新生產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性別觀念。米拉認為很多社會學家忽略個體嚮往並努力實現女性化或男性化的能動性。「你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想成為一個男人或是女人。這或許是真的:在我們整個成長過程中,尤其是青春期,我們花了很多努力來培養習慣,規範自己的行為,證明自己是同齡人眼中的男人或者女人。因此說,成為一個男人或女人不只是我們想要做的事,也是我們不得不做的事。這樣看就不像基因指令的結果了,對吧?」

米拉真不想辯論。她只是小心翼翼地從論據出發,儘可能誠懇地得到最符合邏輯的結果。但她希望這是一場友好的交談,而非爭辯,所以她覺得自己有義務盡最大努力恢復到先前的那種談話基調上去:「我不是很擅長做社會學方面的解釋。圖妮,你剛剛說,女性主義者全都在討論這是一個由男人還是女人主宰的世界。然後瑟茜,你剛才說,女性主義者總是認為性別比什麼都重要。社會學中確實提到了與之相關的一些內容。」

「我就姑妄言之了。」米拉邊說邊拿出媽媽寄給她的包裹中的兩張照片。八歲時的她是個不折不扣的「假小子」,看起來活脫脫像個男孩子。她的頭髮亂蓬蓬的,穿著不顯身形的褲子和上衣,戴著比現在臉上的這一副更加不入時的眼鏡,看起來十分輕鬆和快樂。另一張照片是幾年後,大概是十三歲的時候拍的。她端莊地坐在鏡頭前,頭髮和衣服都乾淨利落,她沒有戴眼鏡,臉上掛著合適的微笑。

米拉的母親在寄給她這些照片時可能有意傳達一個資訊—看看你,小時候還是一團糟,再看看後來,女大十八變了吧。或許曾經,米拉也會有同樣的感受,可如今她再看這些照片,卻萌生出一種不同的感覺。她看到了一個快樂的孩子,和一個竭力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年輕女人但神情中透露著緊張的女孩。米拉想罷,說道:

「在人生的某個點上,你會意識到自己是個男人或者女人,也就是說如果你是個女孩,你會意識到自己不屬於任一類別。」

接著米拉試圖解釋「弗蘭肯斯坦」中提到的另一個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她認為性別實則是一種演繹。米拉想到一個關於有罪判決的暗喻,內心還是緊張了一下,為了掩飾這種畏縮,她用一種頗為挑釁的語氣說道:「我宣佈,圖妮和其他變裝皇后一樣,都只是在扮演著女性角色。」

男人和女人都由權力構成。本質主義(essentialism)認為,男人和女人的天性都根植於他們的身體,其發展是個一成不變的過程。巴特勒認為,正是這種先驗的本質主義才使男人和女人成為某種固定的存在。性別是被表演出來的—就像在即將開始比賽時說了「預備,開始!」一樣,又或者像是要將某人投入監獄時說的那句「有罪」。巴特勒意欲搞砸這種表演。她認為所謂的‘變裝’—男人裝扮成女人或者女人裝扮成男人—是一種用來摧毀性別秩序的方式。巴特勒認為,女性主義不應將女性視為一個單一的類別—更不應該以此將所有人混在一起。若將女性視為男性的「他者」—有權勢的人也用「他者」來定義被自己壓迫的無權者—她認為上述方式可以用於狠狠地戳破男性或者女性的偽裝。她希望我們去分割自己的身份。這樣的話,就不存在「男性」以及他們試圖區隔的「女性」了。她鼓勵我們擊碎自我的身份,從而擊碎這鏈條中的每一個點,製造「性別麻煩」。

圖妮還是很困惑:「你的意思是,不畫眼線就是恪守‘夫’道咯?」

「我覺得有點這個意思,」米拉回答道。對於米拉來說,這種說法頗具實驗性。許多社會學家在自己的作品裡都暢想著某種理想社會,在那裡,儘管男女仍在有些方面保持不同,但基本上是一樣的(面對同樣的工作、家務、照顧孩子)。好吧,這聽起來似乎有些無聊且不大可能。巴特勒就此似乎提出了一種改變現狀的方法,即打破性別秩序所依賴的二元論。

「還記得你方才說的,男女有時甚至講著不同的語言。我對此也有些異議。」圖妮說道。

「嗯,女性主義裡有一個分支,認為語言實際上是父權制的,是由男人建構的。女性必須將自己的思想轉換成這種父權語言,再翻譯過來,週而復始。正是因此,只有女性主義下的女人才能真正瞭解女人的經歷。」

「好吧,我看她們真的是瘋了,一群極端女權。告訴我她們叫什麼名字,這樣我以後就可以離她們遠一點了。」

然後,終於,安娜說話了。她的聲音太輕,連在一旁說笑的瑟茜和圖妮都沒有聽到。但是米拉聽清了安娜說的話,於是請她重複一遍。安娜淡然地說:

「你們剛才說的這些,都少了一樣東西:男人。」

米拉思考了片刻,搖了搖頭:「女性主義者總是說,在女性主義出現之前,涉及這些全部內容的就是社會學。但社會學中只有一小部分研究提及女性,而且都是赤裸裸的男性視角。剩下的那些社會學研究則全部是由男性社會和男性行為構成的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社會學家將男人一概視為那種有男人味、陽剛的男人……」安娜說道。

這下子米拉明白她的意思了。

「哦哦,這樣,我好像知道新近有一些社會學家做了這方面研究,但你說得對,安娜,我之前學社會學的時候確實沒怎麼聽說過這個領域。即便是女性主義者也總是將男性氣概或者說男性氣質看作是一種既定的東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成不變的,甚至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似乎對男人來說這並不構成什麼問題,只是為了讓他們去壓迫女人。但是時過境遷,女性主義也在進步。他們會考慮到女人和男人的生活都在發生著變化。做女人,意味著生活在某種矛盾之中。我們都希望在大學畢業後能找到符合我們能力的工作。至少我知道,你是不會為五斗米折腰的,圖妮。我們喜歡打扮和炫耀,也希望能擁有完美的戀愛、和睦的家庭,還有很多很多。」

「但就是有些人既不想做男人也不想做女人呀……」瑟茜插話,安娜沒有理會她。

「若是想要了解男人和女人的關係,難道社會學家不需要同時檢驗這個等式的兩端嗎?」安娜問,米拉認為安娜這回問到點子上了。研究者一直以一種理所應當的態度處理男性氣質著實令人驚訝,然而「弗蘭肯斯坦」中提到,這一點正在悄然改變。

米拉感覺話題的發展已經快要突破她的知識邊界了,但她還是試圖向朋友們解釋,男性氣質同女性氣質一樣,都是從男人和女人的行為表現之中創造出來的。認為只有男性才會影響男性氣質,或者男性氣質的產生和維持,是一種相當片面且狹隘的觀點。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與男女關係、男男關係和女女關係都是密切相關的。否定一個,就是在否定另一個,二者缺一不可:改變了一個,也就改變了另一個,「也就是說,這裡面很多內容都建立在男女彼此之間的關係上,比如男人如何定義自己是哪一型別的男性,而不是其他型別的男性,也不是女人」。

從二十世紀末開始,一些社會學家開始研究男性氣質,尤其是一些西方國家,這種情況的發生也許是因為男性開始逐漸被女性所取代,尤其是在一些領域裡,女性擁有了一些十分顯著的權利。比如說,男人不得不去適應失業所帶來的種種境況,而在此之前,他們意識到自己男性身份主要來源於家庭的工作者和負擔者角色。男性氣質、女性氣質,都不單單是一套無論怎樣都保持不變的行為和身份。不同的男性氣質是存在的。男人必須採納並適應其中一種或者幾種,慢慢地他們會發現自己的某些男性氣質已經過時了,就必須要採用新的氣質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

瑟茜聽得有些火大了:「到底什麼時候人們才能別總拿男女說事?大多數人都應該去了解一些比單純從男女視角出發來區別世界更好的方法。生而為人,一部分義務就是應該努力讓自己完成對性別期待和性別意識的超越。」

米拉徐徐點頭,她說在很多現代思想中有一種趨勢,不單單是社會學,都發現男性和女性作為某種群體時,其內部的異質性很小,故認為某些假設適用於每一個個體。塔爾科特·帕森斯這樣的功能主義者就會說,這是因為他們看到將情感性工作和工具性工作分離開來可以帶來共同的利益。而女性主義者就會說,這是因為男人發現剝削女性可能獲利。這次安娜的聲音裡夾雜著一絲慍怒:「那男女之間的感情呢?你對男女之間的快樂和浪漫關係可是一字未提。」

米拉說,她可以理解安娜的不悅,帕森斯和女性主義的追隨者們確實觀察到了情感,並隨即承認了這些情感,但他們只是將其視作維護社會秩序的某種工具。比如說,女性主義者認為,正是權利的不平等才使得男女之間諸如婚姻之類的關係變得對女性來說尤為重要。女性在事業和其他方面上都受到重重製約,所以婚姻對女性來說也像是某種事業:「女性主義者爭論道,男人在這些方面有著不可思議的巨大權利,因此他們可以為這些浪漫關係定規立法,其中甚至包括性行為的準則。在很多地方,與很多男人發生過性關係的女人,甚至僅僅因為不是處女,都要受到歧視甚至迫害,而與很多女人發生過性關係的男人則會被接受,甚至被讚美。」

大家此刻思維都變得很活躍,新朋友之間的那種拘謹和束縛已經被開啟了,米拉猶豫要不要接著說下去。瑟斯和圖妮問米拉,說了這麼多,她自己到底對這些有什麼想法。米拉說道,雖然似乎每個人都已經習慣將過火的和不受控制的情緒視為大敵,但她有時候會懷疑,情緒有沒有可能是社會的隱形之手,探入我們每個人的小宇宙中,(在大部分時間裡)讓我們平穩地運轉並阻止我們摧毀彼此。男人和女人都是集感性和理性於一身的動物。也許當兩性在一起工作時,男女關係會處於最佳狀態,而在分開時,其關係會變得更加神秘而讓人嚮往?

「我真搞不明白你,但是,請你繼續你的表演,」圖妮說著,看了看她的表,「派對都已經開始了。」

四人稍作打扮就出發了。她們沿著街慢慢地走著,米拉挽過圖妮的手臂。當她們等紅綠燈時,聽到路過的車上飄來一段音樂。那是一首老歌,歌詞寫了虛偽的男人離開女主人公去唱藍調的故事。她們跟著一起哼唱起來。在她倆身後,安娜跟瑟茜說像她們這樣在大街上唱歌惹人注意實在是太讓人難為情了。而且早些時候米拉和圖妮為女性主義而針鋒相對的時候,兩個人都手舞足蹈,連聲音都忍不住高了八度。安娜說她自己可做不到,然後她淘氣地笑著對瑟茜說,米拉和圖妮最後「表現得跟男孩子一樣」。

晚些時候,米拉躺在床上,突然意識到自己應該將這一晚視為對社會學思想的詮釋。直至今晚,她才意識到女性主義其實是一種社會學的思想。

社會性別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可以說明社會學如何能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絡,以及我們做任何決定看似自由而實則不然;或者,也許可以反過來說,我們看似有機會說「不」,卻感覺到自己被裹挾。今天的對談也反映出社會學是多麼容易陷入所有人都在以某種特定的模式行事的假定,或沉溺於每個人都只是服從於機器的平庸化陷阱。生活中的種種跡象都表明了作為個體的飲食男女,其表現往往並不同於傳統的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所要求的那樣。當他們這樣做時,小小的變化也會得到巨大的反響,從而得到一種全新的東西:一個讓男人和女人都因為自己是男人或女人而倍感自豪,且彼此之間和睦相處的社會。至少米拉是如此期盼的。

1.性別似乎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件事實了,人被區分為男人和女人,有著不同的任務、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生活期待。社會學的性別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其實是一種人為劃分的類別,這種類別影響著很多與其生理性別並無關聯的事情。一個常用的公式是,性(sex)是指生物學上的本性,而性別(gender)則是一種基於心理學和社會學上的身份和自我認知。性別的力量滲透在工作場所、家庭、公眾以及目力能及的各個領域。

2.那些認為性別並不重要或者不應該重要的人所面臨的困惑,恰巧解釋了為什麼在法律和形式上的機會平等之外,在性別之間還存在著實際上的不平等。一個女人能在全體女性都面臨著不平等的社會中受到公平的待遇嗎?

3.一個性別分割的社會有無數種不易被發覺的辦法將重擔置於女性的肩上,其中一種就是勞動分工。這個術語用於指代社會工作中的勞工分配和所得。勞動分配的其中一種方式就是有償勞動。女性主義社會學家讓我們瞭解到,無償的工作與有償的工作同等重要—這類工作總是由女性完成的。照顧孩子以及家務勞動正是女性「兩班倒」的工作內容—這項任務被藏匿起來,而且女人從未獲得薪酬。

4.這些有著重要影響的研究仍建立在一種性別在某種意義上是一件生活事實的假設之上,因為這是基於生物學上的區分。酷兒理論(queertheory)認為這是一條錯誤的進路,他們認為性別是一種表演,而不存在前面說到的那種基礎性的區別要素。性別角色和身份是社會化的、同樣也是被演繹的,因此我們永遠也不會清晰地知道如何變得更加陰柔或是陽剛,因為我們一直在不斷地重新創造著這些身份。每種身份都是一個本不存在原件的副本。性別角色在儀式中、習慣中、對話中以及許許多多的社會現實中被演繹,而這並不需要任何的生物學事實作為基礎。朱迪斯·巴特勒將變裝,即性別反串,作為製造性別麻煩的一個例子,以個體表達性別的方式突出說明了性別的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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