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一個聲音打斷了米拉的思緒。說話的正是計程車司機。
「我認識你，」司機話音剛落，米拉嚇得心臟都漏跳了半拍。接下來，他的第二句話更可怕。「你上過電視，就是《早間新聞》裡，為失明兒童獻歌的女孩吧？」
米拉化險為夷，差點笑出聲來，但她馬上意識到不得不順著司機的意思說下去。她擔心如果不這麼說，一會兒司機就會發現她的真實身份。
米拉沒作聲，她還沒想好要說點什麼。她只是一聲不吭地盯著車窗外的夜色，這樣司機就不能從車內後視鏡裡看到她的眼睛了。他一刻不停地搭話：「你是不是總能被認出來呀？誒？我是嚇到你了嗎？」
「沒，幾乎沒被認出來過。」
「肯定是因為你戴著那副眼鏡吧？但這可糊弄不了我。你一上車我就認出你來了。我老婆看你的節目，我們家的小孩都特別喜歡你，我老婆還總說我看你的節目是因為你長得漂亮。」
米拉不知道他到底把自己跟誰弄混了。若不是她害怕司機得知自己弄錯了，進而認清她的真實身份，她的虛榮心一定會促使她打聽電視明星到底漂不漂亮。但事到如今，再跟他說其實他認錯人有點太冒險了。除了繼續假裝成那個素未謀面的電視明星之外，米拉別無選擇。
她不得不開始回答他提出的一些問題，並編造自己在節目中的經歷。她說節目裡的孩子們都特別可愛，又承認當那個小女孩在手術之後重見光明時她是真的哭了。米拉補充了不少額外的資訊，這似乎滿足了司機大哥的興趣。米拉甚至有點享受假扮電視明星這件事了。她猜測，這場對話或許對這個司機來說非同尋常。他似乎很樂意接受一個出現在電視節目裡的乘客侃侃而談自己的生活這一事實。米拉感到怪異的對話在司機看來很正常。但在接下來的對話裡，她又假裝讓他覺得這一切合乎情理。
過了一會兒，計程車司機的話漸漸變少了，他似乎失去了對米拉的興趣。「都是裝出來的。」她想。
米拉努力說服自己，決定著人們行動意義的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你所堅持的意義僅僅在於你所堅持的意義—其本身很可能只是一個隨機的選擇。有時這一切的起因是你在某時、向誰詢問某人是不是罪犯、是不是壞人這些問題。但在下一分鐘或者下一年，可能又會出現另一個不同的解釋。有時候人們只是假裝不願相信其他可能的存在，表現出好像一切都已經蓋棺定論的樣子。
這種思路在米拉看來不得不說是一種安慰，因為這能夠迅速消解公眾譴責的浪潮對她所造成的傷害。但隨之將她領向了一個奇怪的方向。她告訴自己，我們對別人做的、說的一切都沒有意義，無論如何，只是假裝有意義罷了。我們只是假裝理解，實際上誰也不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你假裝喜歡你的哥哥，假裝自己很蠢，假裝是個社會學家，但到頭來也沒有什麼用。
多尼不是一直說，爸爸做的事情很正常嗎？米拉質問自己，是不是對於我們做過的任何事，只要偽裝出一副正常的樣子就行？做了什麼並不重要，你只要說服自己、說服別人這是正常的，就可以了。雖然我們從不承認，但事實上我們只是聚在一起，假裝對某件事達成了一致意見，比如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某種程度上來說多尼是對的，現如今社會上對父親的譴責聲甚囂塵上，但實際上多是表演，這是正常生活中一部分必要的偽裝。公眾輿論的旋渦只是一種用於修補所謂正常表象的權宜之計：使得社會上彷彿真的存在什麼正常的行為模式，來對抗她父親所做的、應被審判的「惡行」。
「弗蘭肯斯坦」向米拉介紹了一類致力於發展上述思想的社會學家，他們的思想被稱為「常人方法論」。米拉沒有通讀這一章—和同學們一樣，只挑著讀了需要用來寫作業的部分—她並沒有打算好好讀完它。「弗蘭肯斯坦」會告訴她，常人方法論中講到，我們不得不盡力讓事情看起來真實且正常。那些事實的出現可不簡單。我們並非只是遇見並去識別事實。相反，事實要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實現。真實和正常就像我們必須齊心協力要去完成的某種任務。
阿爾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就是「弗蘭肯斯坦」中提到的社會學家之一。舒茨受到了符號互動論的影響。他在推論中指出，我們都必須堅守住意義，還要堅持不懈，否則意義就不復存在了。符號互動論說過，人們總是在不斷地為生活賦予意義，但現在舒茨說，我們應該去研究生活是如何發生的以及人們是如何做到的。他還說，社會生活中各種各樣的意義，不僅僅是社會學家到處宣揚的結果，而是因為每個人都這麼做。他們必須這樣做，不然根本就沒什麼生活可言。在舒茨看來，人們一直都承擔著社會學家的工作而渾然不知，只不過人們從不去討論它，且一直視之為理所當然。所以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事，應該同我們幾乎從未質疑過的平常事實一樣被研究。
計程車在幾處紅綠燈前停了下來。現在司機徹底沒有問題好問，米拉又可以隨心所欲地看窗外的風景了。一男一女正沿著十字路口朝著他們走過來。女人走在男人前面，走得很快，但還不至於跑，而是比其他行人走得更快一點。他們是一起的，顯然—因為男人一直在盯著女人。米拉起疑，這個女人是在躲他嗎？或者她是自己一個人獨行，而這個男人想騷擾她？但是她為什麼自己走呢？她是性工作者嗎？也許男人對女人說了些什麼，她放慢腳步，轉過身去，還向後退了兩步。她看起來在衝他喊叫。米拉聽不清她到底喊了些什麼，但是她的身體表現出怒不可遏的姿勢—米拉猜測她一定是處於害怕或者憤怒狀態。她似乎拿著什麼東西（是錢嗎？），馬上把手裡的東西丟向了男人。
這時燈變綠了，車子啟動緩緩駛過這一對男女，這下他們離米拉更近了。現在米拉可以順著車後窗看清他們。不—剛才那個女人手裡拿的不是錢，因為當那個男人轉身過去的時候，有什麼東西旋轉著從他身邊飄過。現在女人站在原地開始哭泣，用手一邊綰著自己的頭髮，一邊哭喊，只不過不再是對著那個男人，而是對著夜裡蕭瑟冷清的風。男人走到她面前，給了她一記耳光，至少米拉是這樣覺得的，但隨著計程車疾馳而去，兩個人的影子越來越小。她好像看到男人把兩隻手放在女人身上，他是想勒死她嗎？「你看到了嗎？那個男的好像在打那個女的？」米拉十分驚慌地問司機。她完全不知道現在該做什麼。
「是呀，我當然看到了。」
「我們能停下來幫幫她嗎？」
「怎麼幫？就是兩口子吵架，他們肯定會和好的。每天晚上都有這種事發生。」
米拉開始懷疑剛才所見。畢竟，夜色已經很深了，她又特別疲憊。也許根本沒有什麼暴力事件，也許男人只是把手放在女人臉上，撫著她的頭，讓她冷靜下來呢？不管怎麼說，如果司機不打算停車幫那個女人，她一個人又能怎麼辦呢？她什麼都做不了。
「晚上在這附近開車，糟糕的事多了去了，」他開口說道，「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上個月我看到倆年輕女人就在馬路中間掐架。旁邊一個人都沒有，好吧，準確地說是一個行人都沒有。然後她們倆一個人抓住另一個人的頭就往地上撞，不停地撞哇。被打的那個看上去毫無還手之力。可能已經沒有意識了，或者不想還手。看倆女人做這種事已經夠怪的了，更怪的是旁邊車來車往，都遠遠地避開了她倆那條路。就像施工封路了一樣。人們經過的時候連看都不看她們一眼。其實每個人都在看熱鬧，但路過的時候都假裝沒看見。」
「沒有人停車幫幫忙嗎？」
「沒人停啊。可能我們都覺得別的司機會幫忙吧，叫叫警察之類的。我跟我上面管事的人說了一聲，但我覺得他們應該什麼都沒做。我跟他們說有兩個女人在路上打架的時候，他們都覺得挺有意思的。這樣做可能不太好，但是我們所有人都這樣錯著開過去了。」
米拉很確定，計程車司機描述的這場鬥毆絕不可能發生在白天。那個打人的女人，就像她剛剛親眼看見的那對在吵架的夫婦一樣，絕不會在白天做出相同的事來。大概夜晚沒有規矩，或者規矩變少、變得不同。人們便自覺地將打鬥中的那兩個女人融入自己所理解的現實，將她們看作馬路上的障礙。沒人停車，甚至沒人多看她們一眼。人們像對待路障一樣對待她們！但如果人們不竭力為夜晚營造正常的表象，就更容易發現所謂的真實在白天是如何得到更徹底、更成功的粉飾。構造真實的漏洞在夜晚更容易被發現，因為人們不願再努力去修補漏洞了。
將暴力事件視為路障，這種做法讓米拉聯想起社會學試圖揭露人們用於理解他們經歷的那些常識。「弗蘭肯斯坦」告訴她，舒茨曾經說過，我們應該已經注意到了，人們甚至在開始整理自己的經歷之前就使用了「型別化」（typification）的手段。比如說，如果你主動將打架的女人視為路障，你就會變道，就是這樣。在舒茨看來，正是這些型別化的手段使得世界對我們產生了意義—用於所有實踐的目的，事實上，它們組成了我們的世界。
對於米拉，較她的想象而言，世界似乎變成了一個更加恐怖和不講道理的地方，而她剛剛在街上瞥見的那一幕絲毫不能減緩她焦慮的情緒。接著，她看到幾個流浪漢被一些手執警棍的人塞進了一輛普通貨車的後備廂。又過了幾個街區，似乎並非出於什麼重要的原因，有幾條路被封鎖了，在一條小巷子的盡頭，她目睹了一件她起先根本無法理解的事。防暴警察用十幾輛汽車組成了一個長隊，沒怎麼開燈，但車子顯然已經發動。幾個全副武裝的警察站在車旁。一眼望去，車上還有很多人在原地待命。「你看到了嗎？」米拉問。
「明天好像有個能源峰會要在這裡開，叫什麼‘水資源會議’。反正會來一堆大人物，提前戒嚴很正常。」
清除路上的閒雜人等，鋪天蓋地的警力戒嚴—所有的這一切都是正常的，這是為了保護來訪的重要人物免受遊行示威者和恐怖分子的影響必須做好的預防措施。有那麼一瞬間，米拉從容地接受了這一切，安心地進入了「型別化」的程式，甚至感覺自己最開始對防暴警察過於大驚小怪。但過了一會兒，經過一番努力，她成功地運用智力活動達到了「打臉」的警醒效果。像那樣把人塞進貨車裡有什麼正常的—他們會對那些人做什麼？我們又為什麼要把數以百計的警察在街上這件事當作正常的？如果你不去思考，一切看起來還算正常；但這就是癥結所在，米拉想。這些事不僅僅藏匿於黑夜中。如果人們願意去了解，他們明天就會了解到防暴警察所做的一切（不過，不會有人知道那些流浪漢是怎麼被轉移的），但他們不會去想這些，所以事情就顯得很正常。
「常人方法論」這一章也提到了哈羅德·加芬克爾（haroldgarfinkel），他告訴我們，我們所擁有的知識不像舒茨想象的那麼可靠。事實上，不管我們去不去主動思考，都不存在任何時候都完全合理的事物。使社會成為可能的，與其說是我們的共識，不如說是我們不願質疑事物的常態。大多數時間裡我們不必猜測別人在想什麼，甚至不必理解彼此。事實上，我們總是假設所有事情都是正常的，我們一貫堅持的那種普通的、平凡的理解事物發生的方式會如常運作。
米拉想到這裡，又聽司機閒扯了幾句有關峰會和那些大人物的無關痛癢的話，她決定加入讓世界看起來正常的普遍共謀之中。不知道為什麼，當他們遇到防暴警察時，這種質疑正常狀態的門檻倏地降低了，但米拉認為，在大多數時間裡，她和所有習慣了偽裝的人一樣快樂。每當你邂逅什麼人的時候，這種事情都在發生：你們彼此合謀，營造出一種具有可靠的共享知識庫存的假象。此刻，米拉只感覺到一陣暈眩。這是不是也意味著，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社會，只不過人們之間達成了一種默契，讓彼此相信社會是真實存在的？
「弗蘭肯斯坦」中的這一章講到，加芬克爾認為社會學家應該去研究人們為創造名為「社會」的幻覺所做的工作，即人們創造社會秩序的表象的方法。社會學家絕不應該將人們對自身行動和思想的言論當作資源，在這些資源中建立解釋，從而告訴人們關於社會的結論。當所有社會學家發現研究人們談論的只是「對話」本身而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對話內容時，都會意識到這一點。正是交談賦予了我們秩序感，且這應當是社會學取材的唯一途徑。
加芬克爾認為，沒有必要將這種交流一般化。生產對話的在地情境總是獨特的，意義總是別具爭議的。但人們總是會假裝意義不會被想當然的規則確定。對於這些實踐，人們既可以形容得十分模糊，也可以非常具體，且通常與一個特定的例子相關。似乎我們對於每天都在進行的「社會學的實踐推理」並無固定的準則，結果我們會發現自己很難講出什麼既普遍又有趣的推理方法。這些規則都與加芬克爾所謂的「在地生產」（localproduction）息息相關。
社會學能夠研究的唯一主題就是人們如何實踐他們自己的日常的「社會學」，也就是人們為了使得一切運轉，為做好各類事情創造意義的各種努力。所以，在「弗蘭肯斯坦」中就提出了這種問題：那麼，大學教授給你的這種社會學又有什麼區別呢？難道不是同一回事嗎：只是「談」更多的「話」？如此一來你就會明白，為什麼社會學家的圈子不斷縮小，而且週而復始地研究自己的談話，卻只有越來越少的人願意花時間瞭解他們到底研究出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