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米拉並不知道這些，如果她當時讀了完整章節，這些內容一定會將她對社會學的疑慮重新帶上水面。事實上，她還在糾結於社會到底是不是一個幻覺。如果社會只是一個幻覺，那麼試圖將社會變得更加美好這一期望本身就是虛妄，但米拉在看到那些流浪漢被塞進貨車的那一瞬間就知道了，她真心希望能讓這一切變得更好。
米拉的腦海中浮現出了一張照片，那大概是她很早以前看到的：一個女性抗議者把一朵鮮花插在士兵的槍管裡。抗議者被人群擠到了士兵隊伍旁，士兵的槍已經瞄準了這個女人的喉嚨。米拉認為，女人通過這個手勢，正試圖向世界說明，我們能夠意識到的由這名士兵的在場所暗示的現實（抗議者是國家的敵人？）的定義是多麼荒誕不經。鮮花則是另一種現實的象徵，但在這幅畫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士兵那張冷酷的臉。他死死地盯著女人額頭中間的某一個點，而不是她的眼睛，在他的眼中你不能捕捉到絲毫關於他所理解的現實分崩離析的訊號。他就是一個士兵，為了保家衛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隨後，米拉又想到了一些電視節目，在這些節目裡，一些類似的場面被當成娛樂節目。在某個節目中，人們將自己偽裝成蔬菜，將自己擺到市場上的某個攤位裡。這一舉動毫無疑問沒有什麼政治或者社會目的，只是為了製造某種惹人發笑的荒誕感，尤其是當人們在一排排水果和蔬菜之間發現了人的頭和四肢。不管這聽起來有多傻，這與女人往士兵的槍管裡插鮮花的照片闡述的道理相同：它昭示了人們為了保持他們對現實的定義願意付出多少努力。
米拉本需要閱讀「弗蘭肯斯坦」中剩下的章節，才會知道加芬克爾曾經讓他的學生進行一種破壞實驗，該實驗驗證了同樣的過程。他想讓他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為了維護那種表面的正常而保持合謀，那麼任何事物（或者任何我們能夠理解的事物）都將不復存在了。加芬克爾讓他的學生抽一個時間隨便選一個地方，讓自己不再參與到創造正常的任務之中去，然後觀察此舉使得周圍的每個人變得多惱火。
對於加芬克爾和學生來說，這個實驗就這樣收尾了，但米拉想知道，如果利用這種抵抗行為，讓人們從某種自滿情緒中掙脫出來，能否讓社會變得更好。米拉決定將這一思維實驗付諸實踐。畢竟，她從上車以來就一直為了那個認錯人的計程車司機保持著一種正常狀態。好吧，是時候讓他發覺事情不太正常了。「咱們這個城市裡之前有開過峰會嗎？」
「是的，開過很多次。」
「之前有人遊行嗎？」
「沒有，這裡可不像其他地方一樣。」
「這樣說來，為什麼需要這些防暴警察和其他準備呢？我覺得是因為我們的領導人需要抗議者。他們感覺自己被忽視了。防暴警察就像是一種挑釁：來呀示威者，可別落下了。你知道，就像旅遊指南說：‘來玩呀，你看這些高壓水槍多可愛；這些催淚瓦斯會讓你痛不欲生。’我們的領導人根本不想在其他國家領導人前露面，他們可以靠這些頭條新聞上暴力抗議的報道。他們巴不得人們明天來這裡遊行示威，最好鬧得頭破血流，這樣其他的人就可以不用露面了。」
米拉對自己說的每一句話都不確定，但她饒有興致地觀察著計程車司機的面部表情，他看起來就像是後排那個漂亮的電視節目主持人風輕雲淡地袒露自己是個有心靈感應的異能者，又或者是她已經掌握了爬行類外星人已經潛入政府並且正在接管世界的證據。米拉知道他會怎麼做，畢竟她自己也會這麼做：將這些話當作路障，變道避開就好了。
「您是要在哪兒下車來著？」
這就對了，米拉暗自點頭，只要能夠保持禮貌，人們會盡快轉移話題，以保證我們能夠以最快速度忽略那些威脅正常幻覺的因素。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真實」賴以維繫的因素—它取決於我們的創造。但米拉幾乎沒有時間去反思自己的斷裂實驗何以輕而易舉地取得成功。計程車司機再次詢問米拉的目的地，米拉知道他們現在肯定是在她住的城市裡，然而他們開車經過的街道她都不熟悉。到最後米拉也不確定自己說的地址對不對了。
米拉平時接收的郵件多是從大學裡直接寄來的，也就是說她沒有理由去檢視自己的地址。地址的大部分她都記得，但唯獨想不起街道的名字。她對司機說了她能想起來的部分，又編造了想不起來的部分，這樣聽起來更可信。如果她編錯了，他會猜到正確的地址嗎？他可能以為只是聽錯了，所以沒什麼問題。司機點了點頭示意聽到了，但是過了一會兒，他又讓她幫忙指方向。
米拉平時只在學校和住所之間兩點一線往返，要麼只和認路的人一起走。她完全不知道他們現在的位置，應該怎麼回家。又過了一個十字路口，他們看到一群清潔工。計程車司機搖下車窗向他們問路，米拉現在幾乎可以確定，她說的地址完全不對。他們怎麼能為一條完全不存在的路指方向呢？但結果他們做到了，其中一個人還糾正了另一個人，說自己知道一條捷徑。訊號燈放行後，司機謝過他們，又搖起了車窗。車子向右轉向，朝著清潔工還在指著的方向。
米拉一開始以為，街道清潔工真的將含混不清的街道名轉化成了真實的地址，但隨後她意識到，被指到一個並不存在的地方的可能性比她想象中要高很多。或許只有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人們才能胸有成竹地為一個不準確的地址指明方向。他們只是覺得自己有義務幫忙，感覺自己應該知道，所以他們哪怕不認路，也指出模稜兩可或者完全錯誤的方向。
那種為了使事情具有意義，讓它們成為真實的歇斯底里的時刻深切地影響著我們，顯然有時會產生一些十分荒唐的結果。每個人都覺得他們有必要讓事情真實地存在，但又無法始終保持理性。所以，哪怕你要去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地方，人們還是會給你充分卻完全無用的指示。他們想幫上忙，他們想做好人，卻把別人送向完全錯誤的方向。現如今米拉有種強烈的預感，他們已經在走向完全錯誤的路上了，但馬上她就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們正穿梭於校園。
計程車緩緩停在兩棟高聳的學校建築前的車道上。這條路光線充足，也很安全。米拉推開車門，笨拙地被絆了一跤，手在空中亂抓，一頭栽到了路邊。
司機彎下腰，幫忙撿起米拉的皮包。皮包的帶子已經斷了，他像人們經常會做的那樣，拿著斷掉的兩端—將它們拼在一起，以確定是否有掉落的部分。
「這是鱷魚皮的嗎？」
「是吧，不，我估計是。」
她不確定膝蓋是不是破了，但現在不方便檢視，等司機走了之後再看吧。至於包呢？應該是人造皮的吧，畢竟是圖妮的包包。米拉冷不丁嗚咽起來。圖妮是那種應對不同場合永遠有合適的包的一類人，所以米拉得知要去正式場合吃晚飯時，就向圖妮請教，圖妮二話沒說，很樂意地把這隻包借給米拉。這太尷尬了—她先是弄壞了圖妮的鞋子，現在又搞壞了圖妮的包。想到這兒，米拉快哭了。雪上加霜的是，計程車司機似乎對此喜聞樂見。
「是鱷魚皮的，」他重複道，然後戲劇性地停頓了一下，「看來那些爬行動物要來抓你了。」
呵呵，好的，非常好笑。米拉無奈，但轉念一想：確實是個滑稽的場面，所以她也笑了，「我覺得這不是真貨—所以只是個鱷魚臥底罷了。」
他們兩個都不禁大笑，他扶著她站了起來。她看起來一定一團糟，但還是恢復了鎮靜。結賬後，司機站在計程車門旁目送她一瘸一拐地穿馬路。米拉穿過馬路，回頭發現他還在看著她。她衝他大聲喊：「你剛才在車上聽的那首曲子叫什麼名字？」
「是伯納德·赫爾曼（bernardherrmann）寫的，但這首曲子沒有名字。」她揮了揮手，司機也轉過頭回到了車上。他剛關上門，米拉聽到清脆悠揚的銅管聲再次響起。
根據「弗蘭肯斯坦」上面所寫的，亞倫·剋剋勒（aaroncicourel）大抵是受常人方法論影響的思想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位。他指出我們體驗世界的方式是非常豐富的。我們同時接收著來自五感的資訊，感受器被各種方式刺激著（一陣輕風吹過面頰，都會讓你產生美妙或者痛苦不堪的情緒）。然而當我們要去談論這種豐富而多層次的體驗，包括它使我們產生的感受時，我們總是受制於語言而不知所措。
剋剋勒認為這種豐富僅憑語言無法被傳達出來。我們的「交流」只能描繪出體驗的冰山一角，這也是為什麼每當你談論某件事的時候，它都像是一種創造行為。我們就是在創造一種事實，因為實際上這只是我們的經歷的單薄、蒼白和簡化版本。為了能夠將經歷轉化成語言，為了能夠與他人交流，我們不得不去簡化。剋剋勒說在我們創造這些簡化版本的經歷時，其中會有種潛藏的（也許是與生俱來的）規則。正是這些深層規則讓我們能夠應付得了意義取決於語境的這一事實。
如果她之前曾讀到過這些內容，那麼剋剋勒的觀點也許會對米拉產生某種影響。回家半個小時左右，她愜意地窩在自己的床上，正醞釀睡意，思考到底是什麼讓生活中的事情變得有趣。難道說所有的幽默都與打破事實有關？她像今晚那樣連滾帶爬地穿過馬路，所有對尊嚴的粉飾（和那段義正詞嚴的政治演講）都被擊碎了。也許這種打破來得反差越大、越猛烈，營造的「笑果」就越好。如果瞭解剋剋勒的理論，米拉可能會去思考是不是這些環境讓我們掌握了那些幫助我們創造簡化版經歷的深層規則。不管什麼時候，人們發笑就說明有一條規則被打破了：可能是有些人沒能成功地運用這些規則，不管是出於偶然（像她摔的那一跤），還是出於刻意（比如笑話裡的段子）。
她又想起了計程車司機講的那個假鱷魚皮包包的笑話，儘管睡意已經向她襲來，但潛意識裡還在回味這件事。她真的把爬行動物要控制地球這個段子作為她實驗的一部分了嗎，還是她的靈機一動？那他怎麼知道她的想法，進而說出那個笑話呢？米拉意識到，司機想表達的是別的意思—他們一起笑得那麼開心，儘管是為完全不同的事情。接著，就像所有人常做的那樣，米拉默默掩蓋了這個現實的裂縫，安安穩穩地入睡了。
1.常人方法論告訴我們，我們在日常互動中所創造的不僅僅是意義，也包括所有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東西。制度、法律、社會本身，只有人們在各種情況下讓它們發揮作用時，它們才有意義。一條法律，除非人們同意並將其付諸執行—配合法官、陪審員、律師甚至還包括違法的人，它才能生效，否則法律只是紙上的塗鴉罷了。
2.不同於其他許多隻關注一些宏大的結構如何驅使人們行事的社會學家，常人方法論關注在每個日常生活情境下讓事情發生的機制。他們爭論，若不是這樣，那些機構組織就不會持續存在了，這也使得很多人錯誤地理解「政府是這樣做的」或者「法律上的這種改變使人們做了那樣的事」。常人方法學家認為那些東西絕非獨立的權力。相反，你可以將其理解為「陪審團基於法律的意義做了這一決定」。
3.常人方法學家致力於研究情境的「深層文法」（deepgrammar），也就是人們行動所指向的看似永恆、被理所當然接受的事實。舒茨將其稱之為「型別化」，即在意義被創造之前就已經被人們接受的最基本的意義和解釋。哈羅德·加芬克爾認為正是我們不願去質疑正常的傾向才使其得以延續。為了證明他的觀點，他組織學生們進行了打破這種互動中想當然規則的「破壞實驗」—比如破壞遊戲規則、在購物時沒完沒了地討價還價。然而這樣做並沒有使得情況發生惡化，每個人仍然努力地試圖將他們的行為視作理所當然。所以若想讓人們相信你一定是正確的，最佳方式就是表現出一副你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正確的樣子。美國電影配樂作曲家，代表作有《迷魂記》《公民凱恩》和《計程車司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