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概念就是說，你不得不同時扮演兩種矛盾的角色。如果兩個角色能彼此互不干擾，那還算好。但如果不能，那你就要去決定自己到底要扮演哪種角色：你就要‘背叛’其中一個來證明，他們所瞭解的那個你並不是真正的你。」
聽到這裡，眼淚從安娜的臉頰上滑落，她也顧不上擦掉眼淚了，淚珠順著她的鼻子慢慢滑落到嘴角。米拉甚至能清晰地看到大顆的淚珠從她的兩頰垂下、打溼了枕頭。當淚痕滑落到脖子上時，安娜清了清嗓子，說：「我總是試著讓我的角色彼此分離。但在沒有形成穩定人格的情況下，這樣做簡直是瘋了，不是嗎？如果你逼著自己一分為二，那肯定會瘋掉的。」
「我不知道，也許你可以將自己看作一幢有著很多房間可供人參觀的房子，這樣就不會瘋掉了。你的父母看到一個房間，朋友們看到另一個房間。極少有人能看到房子裡的所有房間。」
這也是「弗蘭肯斯坦」裡的內容，這回安娜不介意多說兩句。
「你肯定不會想看我這幢房子裡的所有房間的，米拉。有些房間特別陰暗，堆滿了可怕的垃圾，連我都不想多看一眼。」
這難道不是可以繼續聊下去的訊號嗎？安娜不肯給她眼神交流，米拉的直覺判斷幾乎起不到作用，只能搏一搏了。米拉知道自己在冒巨大的風險，她也知道這是在要求安娜比她自己一直以來表現得更加誠實。米拉感覺自己像是在沒有系安全帶，也沒有安全網的情況下，踩在一根高得讓人心生畏懼的鋼絲上。她知道自己並沒有權利呼吸屋外的新鮮空氣，假裝自己是個睿智的成年人。「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不相信友誼，也就是說，安娜，你這樣想是因為你覺得如果我們看到了別的房間，就不願意和你做朋友了？」
「是的。」
「那你有沒有想過我們中的其他人可能也掩藏了什麼？你為什麼不冒個小風險，你可以繼續鎖住別的房間，但讓我參觀其中的一個，看看這樣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繼續做朋友呢？」
安娜毫無徵兆地說起話來，直勾勾地盯著對面一堵白牆，牆上只裝飾了一張宣傳醫院衛生的舊海報。
「我討厭學校。但大學不太一樣，因為別人不知道我家裡的情況。我之前在學校裡一直很孤單，我的父母和別人的不一樣。他們都是虔誠的教徒，是同一個教派的成員。我們這個教派沒有自己的獨立學校，所以所有的小孩必須和其他人一起上學，但是因為各種教派的教規，總是特別出挑。教規不僅在著裝方面有著嚴格的要求，甚至事無鉅細地安排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每個微小舉動。我在還很小的時候，這些都沒有什麼，但到了十來歲，每個人都會發現我和其他人不一樣，然後找我的麻煩。」
米拉相信她們之間的共同點，比安娜想象的更多。為了遏制住自己想把一切說出來的衝動，米拉將要說的內容轉向了社會學。她對安娜講述人們是如何被迫通過印象管理來應付日常生活的，又提到戈夫曼試圖以此將我們的注意力放在那些當人們不能實現印象管理時會發生的事情上。
「你父母是這樣的人，所以他們就強迫你也來適應這個角色。你得到的待遇和那些外貌或者種族背景與眾不同的小孩一樣。任何讓你看起來不一樣的標誌都會成為你在學校被霸凌的原因。」
安娜又澄清了一遍，以防米拉不理解她說的話。在學校裡，她看到有些孩子會因為長得太高、太矮、太瘦，或者戴眼鏡、太醜、太笨、太聰明、反應太慢等各種成長時要經歷的「意外」被人找麻煩。她甚至見過因為穿錯襪子而被欺負的孩子。她看到很多孩子被欺負、被羞辱、被推搡、被辱罵、被毆打，被趕來趕去、出盡洋相，但沒有什麼情況像她這樣糟糕，至少其他人還有一些喘息的機會。在別的情況下，總有些孩子能適應（強壯的孩子能打回去，「書呆子」總能講出有趣的笑話），但對安娜來說這一切都不可能，因為她的父母根本不給她任何迴旋的餘地。這讓她完全成了學校裡的「棄兒」。
米拉有點理解了。在成長過程中，安娜沒有像其他孩子一樣得到自己所期待的身份，而且「受損的身份」（spoiledidentity）使得她，正如戈夫曼所說的，「丟臉」（discredit）了。而且對於安娜來說，她沒有機會通過更加合群來管理受損的身份，因為她的父母不會給她這樣做的機會。所以這些孩子便不可能給她一個不同但至少可以接受的身份，因為在大家眼中她根本不像同學，而是一個十分怪異的存在。所以她一直丟臉，承受汙名。
雖然感覺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但那天早上米拉在「弗蘭肯斯坦」上讀到的關於汙名（stigma）的內容現在看來非常應景。她想到自己，因為父親的原因，也不得不承受汙名，她說服自己，這是抵禦這場道德審判的最佳方式。其他人對父親的譴責或多或少都無異於讓她蒙上汙名，戈夫曼在作品中則展示了這種行為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我覺得這是因為人們不理解汙名的含義，所以大家根本不會採取必要的措施來阻止這種事情的發生。戈夫曼說，由於不能實現管理別人對自己印象而深陷困境中的人們往往會受到汙名的侵擾。當學校出臺關於霸凌的相關政策時，他們總是將汙名當成一種既定事實來處理。所以他們考慮的要麼是讓那些已經被汙名化的人改變自己揹負汙名的生活，要麼對那些正在承受汙名的人下手。人們總是鼓勵受害者更寬容一點，或者讓受害者正視‘他們的問題’；而對於那些霸凌者，只是勸他們友善一些。無論是在哪種情形中，汙名都是作為一種實在、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存在的。你很胖，所以你就要承受一項汙名；你有某種缺陷，所以你也要承受一項汙名。但是戈夫曼教育我們，汙名化行為是一種選擇。如果人們發現需要自身付出代價，或許他們就不會這樣做了。」
安娜還是沒有看她。米拉拼命地想要說些什麼讓安娜好受一點，但她已經是四面楚歌。
「雖然我沒有過和你相同的經歷，但是我真的很努力地想要去了解你。我理解，當你知道自己的某些事情可能會被別人當作一種汙名時，想要拼命掩藏的感覺。戈夫曼說，這是一種很常見的處理方式，叫作‘冒充’（passing）。就像過去很多黑人剛到美國時做的那樣，他們把自己的皮膚弄得淺一些，假裝成白人。但是在他們把自己偽裝成白人時，他們已經成了種族隔離體制的一部分。」
她強迫自己重新像一個社會學家一樣思考。是的，米拉身體裡的社會學家說道，汙名來自社會本身，在一個遍地都是完美人類的社會中，仍然能找到一些東西來創造汙名。「弗蘭肯斯坦」中提到，戈夫曼同意涂爾幹的一個說法，即社會在某個層面上需要犯罪活動，如果社會不存在這種活動，社會便會自己創造出罪犯來。社會會將原本正常的邊界下調，重新定義所有行為，從而讓原本可以接受的行為變成犯罪行為。然後米拉又想到了自己的處境：她的父親、審判和報紙。安娜在說些什麼，但是米拉的腦袋已經累得「宕機」了。在米拉看來，如果犯罪是由重新劃定邊界所導致的，那應該是正常的，如此一來她最終可能會找到一條理想的途徑，重新審視父親的行為。若想在社會中定義何為正常，必然要定義何者為不正常，並對其施加汙名。也就是說，不僅她自己正在蒙受汙名，父親很可能也深受汙名之苦。
安娜對米拉講述過去：有些小孩坐在她的位子上，然後走到她面前，死死地盯著她。在一般情況下，他們不會來嘲笑她，只會一直盯著她看，彷彿她是一個什麼了不得的怪物。「你簡直不能想象，他們覺得我身上穿的宗教服裝看起來是多麼奇怪。這對他們來說新奇得不得了。」
米拉也知道自己很膚淺，但確實鬆了一口氣。因為安娜說的話恰恰證明了她對報紙以及報紙上對父親的案子翻來覆去的報道的看法是正確的。她覺得安娜說的話證明了在某種程度上汙名和犯罪是一樣的。人們震懾於犯罪的恐怖，想要遏制住它，便將其同社會上他們自認為正常或符合法律的部分隔離起來。然而，人們常常也對安娜描述的那種汙名和父親所犯下的那種罪行有一種病態的迷戀。報紙對父親的報道無異於馬戲團裡展示人類異常身體部位的「畸形秀」。在過去，我們將那些身體部位異常的人們稱為「變態」，而現在則為那些在其他方面被我們認為不正常的人們蒙上汙名。堅持「正常」的部分原因或許讓人著迷，但也包括對於「不正常」的事物所感到的恐懼，米拉想。
米拉後知後覺地發現，安娜此刻正盯著她等待回應，但她剛才太專注於自己的事，以至於現在不知所措。米拉想到剛才安娜似乎談到有些孩子因為肥胖而被欺負，她終於有話可說。米拉認為戈夫曼關於汙名的研究正好提醒了我們，所謂日常生活中的規範是如何構建的，也告訴了我們這種「規範」緣何與社會中個體的實際平均水平並不關聯。也就是說，在很多社會中，體重是一種衡量正常的工具，但是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實際上都比這個「正常」標準更重或者更輕。「弗蘭肯斯坦」寫道，隨著「瘦」成為標準，減肥產品的廣泛普及，肥胖症的發病率和體重超標的人數都在上升。或者可能恰好相反，米拉懷疑：正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超重，人們才開始迷戀瘦？米拉告訴安娜，就她的觀察，當社會學家在提到「規範」這個詞時，幾乎不是指那種在實際生活中適用於大多數人的東西。
「還記得我們前面說過，人們對於生活的感覺塑造了正常的表象嗎？戈夫曼認為這種感覺是現代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一種特徵，或許，對某些人施加汙名，將他們劃撥為不正常，終歸是幫助我們確認自己是正常的一種方式。你懂的，他們經常說霸凌者是一群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傢伙，沒準這是真的。」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潛在的霸凌者嗎？」安娜問道。
就在剛才安娜侃侃而談時，米拉的思緒已經游離了，所以她這番話又給自己惹上了麻煩。米拉現在累得不行，或許是因為她還不習慣真正付出努力去好好聆聽他人。米拉覺得安娜的意思應該不是想表明她剛說的那番話太過麻木不仁，但現在事態確實變得更糟了。她只好說，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願意為製造汙名負責，那麼我們就都可以決定去做點什麼。如果甄別正常的規則是在個體日常生活的互動中被強化的，那麼我們也就有能力在行動中改變它。學校不能總做甩手掌櫃，說一個巴掌拍不響。他們完全可以在霸凌發生之前就採取預防措施。戈夫曼認為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所有的權力與不平等關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我們可以做出不同的選擇，米拉堅定地說。
「我覺得學校的反霸凌政策根本沒有用，因為學校總是欺瞞和掩蓋孩子們的不當行為，以維持學校在行為規範方面的良好形象：所有人都彬彬有禮，每個人都懂得對共同體承擔責任，每個人都盡其所能地汲取學校教給他們的知識。應對校園霸凌，迫使學校改變了對於‘正常’的定義。」
米拉以為自己將社會學知識應用到了日常生活中，安娜卻不這麼認為，她覺得米拉只是在將自己所經歷的這一切進行意義最小化—明明是米拉哄騙她說出這一切，儘管這種痛苦無異於揭開自己的傷疤，但她還是這樣做了。但想到米拉方才說的，受害者也可能成為施暴者，而且發生在安娜身上的一切問題的解決方案一直就掌握在她自己手中。所以即便是現在，安娜還是設法遏制住了自己的脾氣和常識。
「但是或許學校根本承擔不起實施別的措施的後果。如果他們承認了事實，家長絕對不會讓他們好過，政府甚至可能會派人關停學校。」
「是的，但是學校確實控制住了一些行為，不是嗎？他們確實試圖保證了在一部分時間裡，學生的行為都是他們應該做的。霸凌行為總是在下課後悄悄發生，所以學生選擇視而不見。但一個連蒼蠅都不忍心傷害的孩子如果說了一些在別人看來可能挑戰老師權威的話，就肯定要受到羞辱。」
對於米拉來說，這是佐證戈夫曼所說的，在有些情況下我們無法建構自身形象、無法管理自己的另一個例子。這一般會突然發生在兩種情況下：當人們蒙受汙名或當他們處於一個機構中時。這兩者在學校中都有發生，但是還存在對個人有著更大權力的其他機構。戈夫曼在作品中說明了這些機構是如何通過阻止個體的自我呈現和印象管理來破壞個體的自我意識的。比如，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明個人在實踐自己的公共關係時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和那個讓她腦海裡警笛嗡鳴的例子一樣，戈夫曼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關於精神病院的，在那裡，病人所期望的親密空間、自我意識，以一種常規的、世俗的方式被侵犯和貶低。據戈夫曼的描述，醫院不允許病人自己決定穿什麼衣服、什麼時候吃飯、什麼時候去廁所、以什麼方式同管事的人說話，等等。米拉也讀到，這些機構通過控制個體的自我實踐以維護自身的力量，並確保個體的歸順與服從。
已經疲憊不堪的米拉再一次證明了自己的麻木。米拉知道，安娜可能以為自己是在貶低發生在她身上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但不管怎麼說，米拉並不認為她們現在所處的這個醫院與戈夫曼描述的醫院完全一樣。在這裡，醫院在控制個體上付出的努力相當隨意，而且總是出於對安娜生命安全的最佳考慮。這一切似乎更像是一種善意的忽視，而不是一種自發的退化。但「弗蘭肯斯坦」中提到戈夫曼列舉過諸多關於「全控機構」（totalinstitutions）的例子，在這些機構中，個體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控制—如軍事訓練營、海軍艦艇、寄宿學校和監獄—米拉對安娜介紹了戈夫曼對它們的描述。
她又提到其他很多機構都與全控機構有著部分相同的組成要素，比如全日制學校、一些工作場所還有一些政黨。但在真正的全控機構中，工作、娛樂和休息渾然一體。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別人的密切陪伴下進行，每個人都被一視同仁地對待，被要求一起做相同的事情，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處在同一個權威之下，每件事都要按照權威嚴格執行，無論做什麼都有著數不清的規則。這時，安娜打斷了她。
「我家裡就有很多規則。事實上就跟你說的那種全控機構差不多。我在家裡從來沒有過半點隱私。我沒有自己的空間，也沒有一件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因為信仰，爸媽總是非常嚴格地控制我，保證我每時每刻都思考著正確的事。如果我表現出一絲一毫忤逆的意思，他們就會把我所剩的最後一絲自由和私人空間也奪走。之前有一次……」
安娜此刻完全被挫敗感擊潰了，甚至痛苦得說不出話來。她深吸了口氣，最後一次試圖讓朋友瞭解自己所經歷的這一切。
「有一次他們發現了一本我正在讀的閒書。除了課本之外，我是不能帶任何書回家的，只要提到這些，他們就破口大罵，說這些書都是垃圾。反正就是有一天，他們在我的床下發現了這本書。那是我的第一本言情小說，我簡直愛慘了它，因為這本書太新鮮了，和我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都不一樣。他們發現了之後，逼我在他們面前撕掉這本書，接著又要我在教會上自我批評，所有人都歇斯底里地衝我大喊大叫。實在是太可怕了：他們都看著我—我父母，還有別的小孩—感覺在他們看來我根本不配活著。在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人跟我說話。」
安娜的聲音逐漸喑啞起來，當她說出「撕掉這本書」時，米拉才真的設身處地地明白了安娜的處境。至少在那一瞬間，她終於將自己從她的思緒中抽離了出來。米拉不知道該說點什麼好，但動作和表情都發生了變化。她把手搭在安娜的肩上，輕輕地安撫她，示意她接著說，儘管不發一言，安娜能感覺到米拉對她的情緒有了一絲共鳴，喉頭不能控制地溢位苦澀之聲。
她對米拉傾訴說自己是多麼想要逃離像監獄一樣的教會，逃離父母。米拉想起戈夫曼曾經說的「在那些沒有人違法的機構中，你會發現一種監獄」，但她只是按住安娜的肩膀，點點頭鼓勵她。然後安娜告訴米拉，長成了青少年後，父母仍然拒絕為她改變這些規則。她還是沒有任何隱私，在浴室裡也沒有，他們甚至不允許她在早上上學之前匆忙地在鏡子裡檢查一下自己的儀容儀表。安娜說到這裡，已經停不下來了。
「在學校，我總是挨欺負，但每天總會有那麼一分鐘，也許還不到一分鐘，我感覺自己變成了另一個安娜，不是這個謹守規則的安娜。但當我回到家裡，那種感覺就沒有棲身之所了。慢慢地，我感覺自己要瘋掉了。」
米拉想起了「弗蘭肯斯坦」裡提到戈夫曼認為精神病院也有同樣的影響力。病人會發現「自己突然之間獲得的‘病人’身份的符號意義與其先前的自我概念有著戲劇性的反差」。安娜似乎還有更多的話想說。
「我被他們的那種思維方式洗腦，甚至已經習慣了那種生活方式，以至於在離開他們之後我一時無法適應嶄新的生活。我不習慣用自己的梳子和鏡子，還是會在外出的時候借用商店櫥窗和車上的鏡子整理儀表。有時候會覺得無所適從，因為一下子沒有什麼規矩來束縛我了—一下子有太多選擇了—忽然之間我不知道安娜想要什麼，或者說不知道安娜是誰了。」
這聽起來很像「弗蘭肯斯坦」裡提到的「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事實上很多人都經歷過這種變化。他們在無法逃離也不能拒絕的情況下習得了規則。官方制定規則的理由是，它們的存在會讓機構執行得更加順暢，然而事實往往並非如此。規則是一個機構的核心和靈魂所在。瞭解規則並且學會遵守規則，是人們在任何機構中能朝著既定目標前進的重要一步。如果你將這一步做得太徹底了，就會被「機構化」，從而很難在機構以外的地方生存。米拉好奇這種情況有多普遍，以及她父親是不是也會受此影響。她必須再次確認，哪怕要冒著讓朋友沮喪的風險（但針對這個問題，誰又會比安娜更有發言權呢？）。於是她開口問道：
「我聽說有一些服刑很久的罪犯在被釋放後會故意再次犯罪，好讓自己重新回到監獄。他們發現自己已經離不開制度賦予他們的意義和結構了，而且每個人都知道，在沒有意義和結構的條件下生活下去是非常困難的。你覺得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嗎？人們要在一個機構裡待多久才會變成那樣呢？」
安娜瞪大眼睛，半晌過後，她堅定地說道：
「我永遠永遠都不會再回去了。我絕對不會再和我的父母見面，我再也不想見到他們。事實上，教會也不會允許他們聯絡我的。我本來應當嫁給教友會里的另一個成員，但是我拒絕了。一般情況下是不能拒絕的。我這個舉動在他們眼裡已經不配為人了，在我父母眼裡也是一樣。如果教友會發現他們偷偷聯絡我，那麼他們也會被趕出去。」
「你是怎麼成功拒絕的，安娜？我是說你受了這麼久的虐待，怎麼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
「有一段時間我的精神狀態出了問題。我不是有意的，但表現得有點異常，有個老師發現了之後馬上叫來管事的人幫我聯絡了醫生。他們把我送到醫院待了一段時間—不是綜合醫院，而是那種專門治療我這種毛病的醫院。我確實想在那裡逃避一些問題，但是那段時間裡我崩潰了。有一半的時間我一直跟他們說我想回家。當時我一定給醫生和護士們惹了不少麻煩，但是好在有藥物。我不願意跟別人說起這件事，因為，嗯……誰都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精神出過問題。不管怎麼說，去接受精神治療確實是我逃離這一切的方法。」
安娜說完，不可思議地笑了出來。笑聲很平常，沒有絲毫瘋狂的跡象。她只是很享受她剛剛給米拉講述的一切經歷中的諷刺之處。米拉沒有發現任何笑點，只是在想，她是否慫恿了安娜去冒她自己都不願冒的險。安娜向自己坦誠秘密，自己卻沒有給予恰當和合適的關注，實在太缺乏同理心和直覺，這樣辜負了安娜。
米拉還沒有準備好應付成年人的生活，發自內心地想要逃避這個真實的、令人悲傷的世界—在這裡，你的朋友們有著不幸的遭遇，你的父親很可能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人。安娜緊緊地挽著米拉的手臂說：「據我所知，我是唯一一個要發瘋才能上得了大學的人。其他人只要通過考試就行。」
這回米拉聽懂了她的笑話，她接道：「但是昨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安娜？」
「我估計我只是不小心遺失了幽默感。」米拉擔心地看著她。「不僅如此，我又一次遺失了我的‘安娜感’。」
「但是現在一切都回來了。」
「是呀，回來了。」
1.社會生活可以被理解為一系列由他人對我們產生的印象。歐文·戈夫曼對此進行了研究，將人們對此的維持方式稱為「印象管理」。他使用了劇場的類比，在劇場里人們在前臺表演自己的角色，並在後臺進行準備。人們在自己的前臺都下了不少功夫，在後臺精心準備自我呈現。然後人們便開始了表演—他們傳遞出各種訊號，做出各種行動，表現得彷彿這就是他們自己一樣。
2.在有些情況下，我們無法如願呈現自己，或者這種呈現被系統地打斷了。戈夫曼將其稱為「全控機構」，在這裡，囚徒們的性格完全根據機構的需要來定義。這裡的人們被完全地暴露在權力和機構的凝視之下—這也是為何他們往往會特別沉迷於保護他們所擁有的、那些微不足道的隱私和自由。
3.囚徒往往會受到機構揮之不去的影響。他們可能會採納機構的觀點和價值判斷，最終會更傾向於依賴準確性和可預測性，從而選擇在機構內部而非機構外生存下去。這個過程就叫作機構化。
4.汙名是另一種人們無法控制的貶損自我的情況。當某個人的部分特徵不足以讓他們成為一個完整的社會成員時，人們往往用汙名來標記這種情況。汙名常被用在那些有著身體殘疾、精神問題，以及具有一些種族特徵和其他「殘缺特徵」的人身上，他們在自己眼中的自我與從帶有敵意的人們眼中讀到的自我中間，體驗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