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過後，安娜回家了。生活以一種難以置信的速度恢復了平靜，但是米拉仍然對此心懷感激。她意識到，與其說是傾聽安娜講述她可怕的父母和被霸凌的經歷讓她心煩意亂，不如說整件事更使她在無形之中增添了一份責任感。她並不介意傾聽安娜的過往，她在意的是不知何時，自己被期待著像個成年人一樣表現了。她要儘可能理性地做出回應，並對自己的言行所產生的影響負責。
似乎成長有時也意味著要控制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當你哄騙別人說出他們本不會說出的話時，你不能假裝自己沒有能力負責並承擔結果。你既然控制了他們的一部分生活，就必須要對他們負責到底。不僅僅是和安娜在一起的那一天：在米拉的心靈深處，還有別的事情也觸碰到了她最敏感的那根神經。那天夜裡，看到街上的女人正在被襲擊，她為什麼不要求司機馬上停車？這是成年人應該有的反應嗎？還有她的父親：一個成年人會對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做何反應？
現在米拉發現了，她有權利或者說有責任做出那些實際上可能會影響他人，甚至可能給他人帶來麻煩的決定，她之前對此缺乏信念。她遲早會明白，她對於控制別人的部分人生責無旁貸。必須長大，必須參與其中，承擔起自己那份控制的責任，這一次，她在社會學的課堂上明白了這一點。
為了配合社會學理論課，米拉需要參加一個研討小組，學校要求學生利用這個小組進行討論，讓助教了解學生對課上的所學知識和對教材閱讀的理解程度。研討小組的指導助教大多數都是研究生，他們會耐心引導或者激發學生對知識的理解，這樣導師就可以對此進行評價了。有些導師會循循善誘而不是刺激學生，但米拉的導師顯然不是。
導師名字公開後，米拉發現她的導師是伯特蘭，他以極具煽動性和古怪的風格而出名。一半的學生都聽說他總是喜歡打扮得像個出挑的鬥牛士，雖然沒有鬥牛士的身材。其他人則覺得他有點可怕，一個同學甚至告訴她，先前他似乎因為某項罪名而接受了調查，估計是與性有關。拋開這些流言蜚語不談，米拉知道伯特蘭剛剛憑藉關於法國思想家福柯（foucault）的研究拿到博士學位，因此不管他們課上在討論什麼，最後都會繞回福柯身上。但在這周關於戈夫曼的研討會上，伯特蘭真的放飛自我了。
伯特蘭本應該從小組表現中瞭解大家對戈夫曼的印象管理思想的掌握程度。不出所料，大多數學生都沒有做什麼準備，或許是因為感覺伯特蘭很粗俗，所以只想在整個研討過程中保持沉默。只有一個非常嚴肅又積極的女孩科妮，像往常一樣攬下了回答導師提問的重任。
米拉有時覺得實在對不住她，也會參與進去，但是科妮這次則單槍匹馬地挑戰了伯特蘭：「當我採用所有這些不同的角色、不同的面具時，哪一個才是真的我？」
伯特蘭打了個哈欠。他就是控制不住這種表現欲，尤其是當他發現大家的想法都非常幼稚、無聊時，這種慾望尤其強烈，通常他對這類發言的回覆也是相當惡毒。
「這還用說嗎，你是你所思考的、所講的，以及最重要的，你所做的一切的結合體。戈夫曼的這些玩意就很瑣碎—只是那些缺少人生經歷的小年輕的文字遊戲罷了。實質內容一概沒有，只有滿口的我、我、我。」
伯特蘭居高臨下地向四下睥睨研討會眾人，米拉驚訝於同學們受到這種對待，卻沒有人願意站出來說點兒什麼。她認為戈夫曼在其研究中談論過一些嚴肅的議題，比如那些受到侮辱與傷害的人們。伯特蘭毒辣的評論讓她想起了自己與安娜共情失敗所觸發的困惑與羞愧。就這樣輕視戈夫曼的理論，只會讓事態變得更加糟糕，所以，就算料到伯特蘭會對她惡言相向，她還是要為自己發聲。
「戈夫曼的理論不只是印象管理吧。他將這個概念置於凌駕於個人之上的機構或者社會期待的權力語境中。他的《收容所》（citeasylums/cite）一書細緻地考察了當時精神病院利用種種規章制度一步步地將人塑造成一個囚犯。」
她還沒說完，伯特蘭就以一種掩飾不住的諷刺語氣截停了她。
「是啊，我們知道，‘見微知著’，真了不起啊你。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完全可以說戈夫曼強調的自我意識恰恰指向了福柯的全景敞視理論。我們表現出彷彿有人在監視著我們的樣子，但實際上沒有。我們想象外部存在一系列對我們的評價，有人觀察著我們併為我們的行動打分。但是福柯對這一切的解釋好多了。」
科妮也加入了米拉這一邊。「在《汙名》（citestigma/cite）裡，戈夫曼將個人身份同國家監控聯絡在了一起。在他那個時候，人們關於這類議題的討論還不流行，但他已經預見到了我們會受到越來越多的監控，不僅如此，我們的個人史、品位、需求及各種想法都會被記錄於各類資料庫中。」
其他同學聽了紛紛點頭，他們很欣賞科妮讓伯特蘭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做法。其中一個人說道：「一旦你在商店辦了張會員卡，這個店可能就比你自己還了解你的每週購物習慣。你在網上就再也不是匿名狀態了。我們的這些資訊都會被更新到他們的資料庫裡。」
這已經有點偏離米拉想表達的意思了。這些說法太過瑣碎了，而且遺失了她所認為的戈夫曼理論中的重點：他幫助我們去理解那些感覺自身價值被貶低和邊緣化的人。她希望小組以及伯特蘭，能明白她想表達的這一點。「科妮說得對。戈夫曼關於汙名的研究被忽略了，這不公平。這個研究同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以及實際生活中任何形式的社會排斥和歧視都聯絡在一起。尤其是對那些因為穿著、長相或身份而感到出格或失序的人來說，社會規範的發展和社會對這些達不到標準的人的歧視是分不開的。」
米拉沒有想到別人以為她是在別有用心地嘲諷伯特蘭的奇裝異服。即便你只是想說明有人因為自己的穿著而受到歧視這一點，伯特蘭無疑是這種出格穿搭的完美案例（他真的不該試圖將自己寬大的身軀擠進那件小夾克裡）。組裡的大多數人都覺得米拉話裡有話，他們只是努力不笑出聲。米拉其實完全沒有想要揶揄導師的意思，她只是想表達自己對於失調和失序的感覺和看法。陣陣窸窣的笑聲讓她納悶了一會兒（「難道我說了什麼蠢話嗎？」），然後，伴隨著一陣尷尬，她才意識到自己剛剛說的那番話是多麼容易被誤會。她只好接著說點補救的話，好讓這個話題顯得不那麼具有私人針對性，回到那個更加公共的議題上去。「關於印象管理，戈夫曼提到了有關個體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這一基本內容。因為每個人每天都要和許多陌生人互動，所以不得不重視第一印象。我們早已不再生活於那種彼此熟識、團結緊密的共同體中了。每個人都是陌生人，且必須要在會面的幾分鐘或者幾秒鐘之內就對別人得出一個初步的判斷。難道面試的過程不就是要雙方在僅僅半個多小時裡對即將共事多年的人相互評估嗎？你要是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其實真的很奇怪。」
科妮很快在裡面補充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戈夫曼的理論觀察適用於那種表象比實體更重要的世界。難道後現代主義者不是接受了他的觀點，並用知覺取代了實體嗎？」科妮對此解釋說，在這個觀點下，表象與現實之間不再存在對立與區分，也就是說除了表象之外，一切都不復存在，這種說法下所謂「在你投射的外表下還存在一個真實的你」這個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伯特蘭身體不自覺地向科妮的方向前傾，說：「所以你的意思是說，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賦予了我們極大的自由，讓我們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要做什麼樣的人。你也認為我們應該大言不慚地接納戈夫曼所認同的呈現論，因為你覺得這很有意思？」
這回換成米拉回應了：「戈夫曼的理論不僅僅說明社會讓我們通過為他人著想來收穫良好的自我感覺。」她說戈夫曼想警示我們的是，身份與自我和社會緊密相連並被社會建構，以及社會出於控制的目的如何侵犯這些自我。
伯特蘭嘲笑說：「戈夫曼並沒有提出任何社會控制的概念。我們或許認為自己擁有自由，但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我們每時每刻都被規訓著。福柯指出，不是收容所或者監獄在對我們進行規訓。而是我們—我們自己在對自己進行規訓。」
顯然伯特蘭覺得對戈夫曼討論得夠多了，於是他又滔滔不絕地開始談論米歇爾·福柯。他的態度從一種目空一切的厭倦轉變成了一種非常獨特而駭人的狂熱。他對大家說，現代世界看起來充滿了自由與選擇—性解放、自我治療以及極端的個人主義—但事實不是這樣。伯特蘭本人並不覺得現代社會足夠自由，他相信大多數同學一定也有相同的感受。「但是我們能只做我們想做的事嗎？為什麼處於這種顯而易見的自由之中，我們卻不能體會到自由？為什麼大量的選擇實際上讓人們感到越來越壓抑？會不會是當代生活中的個人自由正以某種方式被壓抑著？有沒有可能我們正在被迫以某種方式行事而渾然不知？」
伯特蘭在說這番話時試圖同每個人輪流進行眼神交流，他斜倚著桌子，身體前傾，語速非常快。他接著說了下去，讓人懷疑他需不需要換氣。「我們必須從拆分這個問題開始—‘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嗎？’：什麼是‘我’，以及什麼是‘想’？這些看起來都是非常簡單和精確的事實，實則不然。福柯關心的是權力（power）問題：為什麼人們會做某些事而不是另一些事，為什麼他們要服從於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以及為什麼他們在某些時刻表現出這種樣子，而在另一些時刻表現出另一種樣子？」
說到這，他突然跳了起來，在房間角落裡的白板上寫起了字，讓同學們把這句話記下來。米拉越過他的肩膀，只見他以非常潦草的字跡寫道：
性與身體
如何解釋許多社會對外表的痴迷？
幾個學生似乎被這個突如其來的「性」字嚇了一跳。米拉應該不是在場唯一一個聽說過伯特蘭接受調查的傳言的人。現場氣氛一度十分緊張，他到底要給大家講些什麼呢？起初伯特蘭表現得還頗為謹慎。他對大家說，所有人（尤其是女人）每天都在接受各種建議和指導資訊的狂轟濫炸，這些資訊意在指導他們成為某種人—如何變瘦、如何節食、如何看起來擁有良好的狀態、如何擁有無瑕的肌膚、如何找到男人、如何變漂亮。
「福柯則提醒我們，人是精神和軀體的統一體。在軀體的內部和周邊發生的事情同影響精神的事情一樣，都是社會學研究的主題。權力對兩者的改變都發揮著作用。好吧，這聽起來可能不是什麼新鮮的概念，但是福柯認為當代社會權力運作的核心方式就是將我們當作個體來管理我們的身體。沒人強迫你去遵循這些變美的建議，然而，這確乎已經成為數百萬人的困擾了。」
米拉覺得他說得平平無奇，根本不是什麼新鮮事。她在上大學之前的社會學課上就聽老師講過這些。接著，伯特蘭開始討論性了。
「性是權力運作如何讓個體自我管理他們身體的最好的一個例子。福柯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提出，在十九世紀，人們對性的態度顯然更加保守，卻談論了更多有關性的話題。事實上，當時的人們痴迷於此，出版了一系列有關性的醫學論文。還有一些專門寫給家長的小冊子，教他們如何控制孩子的性行為，包括抓到孩子自慰後的建議。」
然後他短暫停頓，觀察了一下大家的反應。事實上，全場只有米拉旁邊的那個同學在她耳邊悄悄地調侃了一句：「你覺不覺得他才是那個痴迷於性的人？」
伯特蘭繼續說了下去，彷彿大家的舉動為他注入了自信。在十九世紀的歐洲，事實就是這樣的，歐洲的性道德會控制性的某些方面，甚至會控制某些社會成員，尤其是女人和工人階層的性，但是，「它並不是要籠統的‘鎮壓’—而是利用性科學（scientiasexualis）對性進行培養和指導。只有‘過剩的’或者無用的慾望需要接受譴責—比如自慰。一系列關於性的話語和與性相關的技術被生產了出來。它們共同構成了福柯所說的生命權力（bio-power），通過將人們物質的、生物性的軀體作為‘身體’加以約束和管理」。
伯特蘭告訴大家，福柯認為歐洲人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性解放同他們的前輩在十九世紀所做的事情並無什麼差別。尤其是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許多社會都熱衷於談論性：數以千計的雜誌文章和電視節目紛紛討論什麼是好的性，什麼是壞的性，以及如何擁有前者並主動減少後者。福柯指出這並不是自由的標誌。我們對性談論得越多，實際上就越是在努力地重新生產一種主流的圖式，這個圖式會告訴我們，我們看起來應該是什麼樣子，談起話來應該是什麼樣子，行動起來應該是什麼樣子，思考起來應該是什麼樣子。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人們認為在十九世紀甚至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性都處於一種被壓抑和被過分規矩的狀態。而且我們對性的選擇也同樣受著限制。福柯將約束我們的權力稱為「權力—知識的話語」（discourseofpower-knowledge），也就是說，我們談論和歸類事物的方式會最終形成我們行動的框架。
根據福柯的觀點，性慾並非一口井，它既沒有被開啟也沒有被阻塞，一切都取決於你如何進行平衡或壓抑。性在生命權力之內，並由其構建。性要被測量、檢查、研究、討論和剖析。生命權力網路的產物之一就是懺悔室，在懺悔室中，個體得以將其最內在的慾望傾訴給一個客觀、有距離感的專業人士。社會為這類情緒官僚創立了一個階層（包括醫生、治療師、牧師和教師，他們都可以勝任這個角色）。伯特蘭在這裡則補充了他自己的觀點：「二十世紀末期的一個重要發展，就是公共懺悔室於美國起源，並逐漸傳播到全世界。你們知道的，一些倒霉鬼會在電視節目裡向全世界講述他們的經歷。福柯將這種過度曝光的色情視為極權主義‘生命權力話語’的一部分，在這種話語中，個體生活的任何一個方面都可以被公開和曝光，並接受一個自封為公民陪審團的群體審判。這也是我正在寫的一篇論文的主題。」
伯特蘭停了一下，似乎是在等著大家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又或者只是想停下來欣賞一下觀眾們的竊竊私語，但由於沒得到任何回應，他不得不改變策略，轉而對大家談起福柯對性的研究起始於古希臘的性規範，這導致同性戀在後來的社會中不但被接受，甚至還被當作一種理想之愛的形式推廣於特權階層的男性群體中。希臘人沒有壓抑這部分的性慾，但福柯從中挖掘出了一個更為有趣的故事。男男之愛是青年男子成長的一部分：通常年長的導師會收養一位年輕男子，並向他傳播自己的智慧，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會涉及性。儘管可以得到寬恕，但當這種愛讓一方變得柔弱時，希臘人則毫不猶豫地譴責這種愛。也就是說，希臘人只允許這種愛作為男性氣質發展的一部分。
「現如今一些純男性團體仍將同性戀作為入會或團結儀式的一部分。但重點在於，這裡不存在區分‘不正常’個體的嚴格界線。事實上，這種區分直到十九世紀才出現在歐洲。在古希臘，自由公民有自己的選擇避免過度或者過於被動的情況。但無論如何，人們必須要‘正確地愛’。」
組裡的一個男同學，帕洛，出人意料地發言了。他語速很慢，似乎在向一個小孩子或者智力低於常人水平的人解釋一件很簡單的事。「但如果男性公民都互相發生了性關係，那麼他們就不正常，他們是同性戀。字面意思就是這樣。」
伯特蘭寬和地笑道：「福柯強調，性（sex）和性存在（sexuality）是非常不同的概念。與同性發生性關係不會使一個人成為同性戀。就像‘瘋癲’一樣，這是一個直到維多利亞時代才出現的類別。」
帕洛回應：「福柯這個人對我來說就挺瘋狂了。」但是伯特蘭沒有理會他。他說福柯認為關於性的科學的發展與關於瘋癲的科學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於是他又起了一行，在白板上寫下了另一個標題和問題：
瘋癲
古代人是否對瘋癲更加寬容？
顯然，不止戈夫曼一個人研究過精神病院。福柯通過研究社會如何區分瘋子和正常人來開啟他的瘋癲研究。就拿一些現在被認為是精神錯亂的歷史例子來說—第歐根尼在公共場合手淫，耶穌從人們身上驅除「惡魔」—這些行為在後世會讓人得到某種形式的照顧或監護，而在過去則受到了非常不同的對待。難道這只是因為過去的人們更加包容瘋狂舉動嗎？福柯說不是這樣的—真實的情況是，現代社會中的機構創造了一門規制行為的科學。在這門科學中，個體被要求成為熟練的專家。伯特蘭又飛速地寫下了一個題目和兩個問題：
權力
誰對誰做了什麼，又是誰告訴別人要去做什麼？
為什麼有些人總是被要求做一些事情，
儘管他們沒有必要去做？
他補充道：「我是一個成年人，沒有人拿槍抵著我的頭。為什麼我還是會做那些別人讓我做的事呢？」場面一度安靜得十分尷尬，直到另一個學生，之前已經發過言的科妮，打破了這片沉寂。
「有些社會學家不是也認為規則分很多種嗎？」她接著說，人們遵守某些特定的規則—如禁止行竊—是擔心會被抓起來。我們遵循其他規則—如依交通燈指示過馬路—是為了安全，因為亂穿馬路可能會被車撞死。還有其他型別的規則—像是按時按要求納稅—我們之所以遵守它，是因為我們相信，社會和公共服務需要大家來買單。
這一次，伯特蘭的臉上泛起了一絲讚賞的神色。
「說得很好，福柯認為在權力研究中有一個巨大的溝壑有待填平。在過往的，比如馬克思、韋伯等人的權力研究中，他們都認為權力總是用來強迫人們去做他們不想做或者不應該做的事情。對於女性主義者來說，權力強迫女人扮演著屈從的角色。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權力強迫工人階級為資本家政客遞上選票。而在福柯之前的大多數權力理論，以及之後的許多理論，都認為權力是某種存在於個人之外的東西，是一層籠罩在我們頭上的有形實體，它就像一個惡霸或者一位獨裁專制的父親，指引我們去做那些我們本不會做的事情。總的來說就是，福柯認為權力並不是讓人們做他們不想做的事，相反，它總是通過讓人們去做他們確實想做的事來發揮作用。或者換句話來說，他們的需求、他們對權力的反抗、他們的慾望都是權力的一部分。權力的結構更像是一張鋪開的網，而不是金字塔。」
米拉在腦海裡反覆咀嚼伯特蘭剛說的話，思考她父親是否也讓她做過那種以為是順應自己的想法去做的事。資訊量實在太大了，米拉腦子裡一片混亂，環顧周圍，其他人應該也有差不多的感受。儘管伯特蘭非常樂意大談特談福柯的理論，但他注意到，一下子說太多了，同學們根本沒法吸收，於是他停下來講了一個例子。他讓同學們回憶回憶他們在剛開始討論這個話題時，談到的那些雜誌和電視節目，它們會告訴人們如何成就自己的理想，併為他們提供建議來獲取這些為大家渴望的東西—擁有完美的身材、事業等。這個產業會問：你想要什麼，以及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福柯會說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我們的慾望，性慾—都是由權力的話語—知識，所建構的。權力並不是一群人佔有而另一群人所沒有的資源。這也意味著「它不可能被奪取、粉碎、推翻、衝擊或者擊潰，因為權力不存在於某個上鎖的保險櫃裡」。
科妮說：「我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沒有權力。我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做出自己的決定。」沒毛病，米拉想，我可以為自己做出決定，我又不想代表別人做出任何決定。但是伯特蘭告訴科妮，她做出的這些決定都是在「權力—知識的話語」和「自我技術」的約束下完成的，這些約束會促使人們在管理自己和自己的身體時發揮積極的作用。
「感覺上好像是我們自己在掌控這一切，但實際上我們都被束縛在一條特定的道路上。福柯想讓我們明白，權力是實踐的、區域性的、網狀的、點對點的。它不是一群同質的人—男人、中產階級、資本家、白人—將權力行使在另一群同質的人—女人、工人階級和其他人身上。福柯的權力比女性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所設想的權力要更強大、更脆弱，女性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權力是一種脆弱的東西，它聳立在社會的支配群體上，等待著被粉碎和推翻。」
「那怎麼才能做出改變呢？」科妮問道。
「女性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福柯對社會的構想太過悲觀，因為在福柯的理論中，個人與權力統治的過程聯絡得非常緊密，以至於人們做什麼都沒有用，或者做了更糟，他們所有的努力最終都只會起到鞏固現狀的效果。但福柯強烈認為自己的權力理論不應當讓人們變得悲觀，尤其不應當成為他們拒絕支援政治進步的理由。事實上，他的觀點與女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截然相反。」
從伯特蘭開始這場福柯的即興演講到現在，米拉才總算醒悟。可能是他剛剛說的那番話觸動了她的某條神經，她心裡則產生了一個問題：「你是說，人們沒有奪取權力，而是別人拱手讓給他們？」
「是的，社會學家總是喜歡遵循馬克思等人對權力‘自上而下’的解讀，因為這種說法讓我們相信，當掌權者—政客、官僚或者其他人—讓我們做我們不喜歡的事情時，這不是我們的錯。而福柯說，這不是事實運作的方式，我們對此感到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