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不是我們為這些人和機構賦予權力，它們就不會擁有權力？他是這個意思嗎？」米拉好奇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確。
帕洛，就是剛剛那個用像對白痴說話的語氣對伯特蘭說話的學生，也參與了進來，仍然用的是那種居高臨下的語氣：「聽著，如果我說：‘我的老闆比我更有權力，所以我必須按照他說的去做。’這就是一個簡單的現實。有人比我強大，那我就必須要服從他。」
伯特蘭異常耐心地對此進行了回答：「福柯會通過這句話告訴你，你剛說的這句話成了權力結構的一部分。你說‘老闆很有權力’，但他之所以有權力，是因為我們都同意這句話。」
「那照你這麼說，那些不想受到老闆控制的人為什麼不直接否認老闆擁有權力呢？」伯特蘭再一次耐心解答，似乎給帕洛提供了別人都沒有的特權。
「事實上，福柯關於權力的視角告訴我們，想要擺脫這種境況要比馬克思主義者想象得更加困難。按照後者的觀點，想要退出某種權力非常簡單—如果有人拿槍指著你的頭，你可以拎出一杆更大的槍。但如果我們本身就是權力最積極的參與者，這種退出的選擇就尤其艱難。權力不是一種外在於我們，籠罩在我們頭上的東西。我們沒法去攻擊它、摧毀它，也無法將其據為己有，就像我們無法攻佔巴士底獄，因為這本身就是我們的據點；我們沒法控制它，就像螞蟻沒法控制自己的螞蟻窩。」
帕洛無奈地搖了搖頭，好像在向大家說明，每個人應該都看清，伯特蘭和福柯之中一定有一個人是白痴，或者兩個人都是。伯特蘭則對帕洛笑了笑，像是沒注意到他的動作一樣。他只是又寫下了另一個標題和一系列問題：
規訓
為什麼會有規則？
為什麼人們要遵守規則？
為什麼人們要做別人要求他們的事？
是什麼使得人們在沒有其他人要求他們的情況下，
依然按照別人的指示去做事？
「讓我試著把這些東西簡化一點。你們能理解吧，如果被別人監視，那麼人們就會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因為會有一些社會規則約束著我們，這些我們已經在前面討論過了。最重要的是，人們會盡量避免讓自己難堪。但這不能解釋為什麼人們在私下裡也會做出同樣的行為。為什麼人們在獨處的時候不放鬆放鬆，或者徹底放飛自我呢？」
這次伯特蘭直接自問自答。根據韋伯（和馬克思）開創的傳統來看，權力是一種讓人們去做他們本不會去做的事情的能力。老師讓學生留堂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即使沒有人站在他們前面告訴他們該怎麼做，他們也會遵守這些規則。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遵守規則，儘管違背規則被發現的風險微乎其微。
「還有一些社會學家，比如塔爾科特·帕森斯，他會告訴我們，我們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習得了這一點。所謂的社會化就是一種獎懲機制、一套社會制裁系統，我們將其內化並逐漸強化，彷彿這些規則早早就被制定好了一樣。而福柯認為，是監控術使得我們表現得好像有人一直在監視著我們一樣，但現實中根本就沒有這種技術。」
米拉對他所說的一切仍保持著警惕。她在大學之前就已經學到社會化的相關內容了，一直認為這個概念是說得通的。所以她又忍不住插話了：「當然了，隨著年齡增長，你必須要學會控制自己，包括控制自己的需求和慾望。嬰兒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只知道大哭大叫，即使到了青少年時期偶爾也會這樣。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大家都要學會控制自己。」其他人聽完之後紛紛笑了出來。那個之前低聲對米拉說伯特蘭沉迷於性的女人尖聲尖氣地說，有些人就是沒法控制自己。伯特蘭似乎對這一切渾然不覺，而是板著臉繼續說了下去。
「這並不是隨著年齡增長會自然而然發生的事。孤兒院裡的小孩子很快就會安靜下來，青少年被無視也不會亂髮脾氣。看護者需要對這種行為給予關注，賦予孩子權力，孩子才會接著鬧騰。如果他們的需求和慾望不能被系統地滿足，這些慾望就會迅速縮減—他們得不到關注，又不希望被打敗—就會學著控制自己。或者，更確切地說，根本不是他們學會了控制：而是他們所處的環境使控制脫離了他們的掌控。這些被慣壞的西方小孩最終只能接受控制，而且被控制得死死的。」
米拉可不想錯過這個讓大家開懷大笑的機會。她建議說，也許所謂的「中庸之道」就介於被溺愛的兒童和孤兒院兒童之間。伯特蘭卻將她說的話當成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來對待。
「但我想表達的重點在於福柯的理論：我們並不是天生就學會控制自己的。這種控制是一個雙向的過程，重點在於，其他人會怎麼做。福柯關注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在現代社會中規訓是如何運作的；二是，什麼樣的社會會產生這種規訓。」伯特蘭解釋說，這就是福柯研究監獄時的問題意識。他通過他最偏愛的「考古學」方法來研究一個組織發展的問題。
他的《規訓與懲罰》（citedisciplineandpunish/cite）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犯罪學研究，就如他的《性史》（citehistoryofsexuality/cite）不是研究性一樣。這本書講的是社會如何生產監獄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規則與紀律，也是關於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的結構如何與監獄共享一些特徵。在創造監獄的過程中，我們所生產的一系列技術幾乎在任何機構中都能被發現—像是學校、醫院和工作場所。
福柯在書中考察了「規訓權力」（disciplinarypower）的創造與應用，以及它在規訓社會中的地位，所謂規訓社會的特徵就是創造併產生了規訓身體的權力技術。罪犯是由監獄系統生產出來的某種主體，他不僅僅是一個被關在監獄裡的人，而是一個由系統創造的以某種方式行事的人。他無法想象其他的行為模式。這些「主體」就由權力—知識的話語生產。罪犯是在懲罰的話語中產生的主體，正如精神病患者是在精神病學話語中產生的主體。在這兩者中的主體都是在權力—知識網路定義下，以某種方式行事的人，時過境遷，懲罰的話語也發生了變化。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懲罰是一種壯觀的場面，公開絞刑和鞭刑都清晰地表明，懲罰的目的是懲罰身體。自十九世紀開始，懲罰的目的變成了自我的管理和控制。
帕洛又插話進來了：「你說的這個就像涂爾幹的壓制型法（retributivelaw）和恢復型法（restitutivelaw）一樣，我們已經都知道，這種區分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在很多前現代的法律案例中，法律的作用都是讓某人為自己的罪行贖罪，而不是對他們進行報復或懲罰。」伯特蘭對此自有一番解釋。
「涂爾幹和福柯都不是法律史學家。他們關心的重點是社會，而不是法律和刑法系統。福柯關於十九世紀懲罰最著名的例子直到很久之後才成為現實—在當時只建立了幾個例子—但它會向你揭示當時的社會是什麼樣的。」
接下來伯特蘭向大家介紹了英國的哲學家和改革家傑里米·邊沁（jeremybentham），他在十八世紀末期提出了「環形監獄」（panopticon）的概念。這是一項新型監獄建築的設計計劃，其核心內容是，囚犯永遠處在監視者的視野之內，這種持續不斷的監控是他們實現控制的關鍵。而十八世紀的監獄顯然同我們今天所認為的監獄大不相同。
比如說，罪犯受到的待遇就大相徑庭：當時的罪犯可以依據他的社會地位和財富，購買各種特權，像是單間、妓女，甚至自由。酷刑的作用僅有獲取資訊和表示懲罰。但隨著封建主義被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也經歷了劇烈的變化。大量的人被趕出自己的家園，脫離了傳統的責任與忠誠觀念，人們不再需要對別人唯命是從。城市中心逐漸擴大，但新無產階級對其僱主並沒有太多的忠誠，他們之間只存在金錢關係。社會精英們對這些不受控制的身體所代表的那種無政府狀態的可能性，以及控制他們的成本感到恐懼。
邊沁在有限的資源下提出了保證讓這些身體能夠受到控制的方法，讓他們乖乖遵守規則，不要招惹麻煩，尤其是不給統治者招惹麻煩。隨著時間推移，社會上出現了新的結構來應對這種情況，像是常備軍、公務員機構和國家警察部隊，根據福柯的說法，這些機構都吸收並運用了邊沁所提出的規訓與監督技術。這些靈感均來源於環形監獄建築，其基本設計就是一箇中心塔，圍著一圈環形的牢房。塔裡的人們可以看清任何一間牢房裡的情況，牢房裡的人卻看不到塔內，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監視。在邊沁的時代，實現這個效果需要很多巧妙的建築設計，但現在，用影片監控實現這個想法簡直易如反掌。
「這些小眼睛會在每一間超市、每一條街道和每一架電梯追蹤著你。會有人看這些閉路電視裡的內容嗎？我們無從得知。一個攝像頭和一個全景相機就可以用相對較少的資源對很多人進行控制，正是因為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監控，這種規訓才得以實現。福柯認為環形監獄能夠使權力自發地運作起來。如果人們認為他們一直受到監視，獄警就不必前去檢視。那麼到底是誰在行使權力呢？和社交媒體一樣，不是獄警，而是犯人自己！」
福柯認為十九世紀的監獄系統出現了諸多創新之處，囚犯都受到了公平的對待，享有同樣的服務和設施。後來，監獄裡蓋起了圖書館和小教堂—這些空間讓犯人可以逐漸浸染，成為社會上最溫順有用的存在。我們總是對自己說，隨著社會變得越來越人性化，監獄也進行了改革。但福柯不同意這一點。在過去，監獄在犯人的身體上實施懲罰，這個過程常常伴隨著劇烈的疼痛。如今取消了這些痛苦和展示的過程，不代表社會就不會受益於這些懲罰。
社會規訓的加強促使監獄也進行了改革。伯特蘭指出，環形監獄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對監獄設計的貢獻。重要的是它將一種關鍵性的規訓原則引入了社會，而規訓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個體必須要自己規訓自己。規訓是一種內在的東西。「環形監獄裡的犯人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正在被監視。他們不得不時刻表現得像是被監視著一樣去規範自己的行為。同樣地，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學著像被人監視著一樣去行事，儘管根本沒有人在監視我們。這個環形監獄就是全知之眼：它讓下面的人處於一種能夠被看到，但又什麼也發現不了的狀態。多數人被少數人監視著，由於他們無法察覺自己何時被監視、何時不被監視，所以他們必須時刻都表現得好像處於不斷被監視的狀態之下。他們的身體變得溫順，全景矯正制度讓他們成為文明的臣民。」
伯特蘭接著說，這些文明的臣民每一天都以同樣溫順和可預測的方式度過。就像那些在監獄裡的囚犯要在特定的地點遵循單調重複的日程安排一樣，我們在工作、學習的地方，甚至在業餘時間裡也重複著我們嚴格的日程計劃。在許多情況下，與其他人的互動機會也十分有限，這點也同囚犯一樣。但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我們，文明的臣民，執行了這些命令；且這一切都取決於我們的參與：
一種有意識的、永久可見的狀態
確保了權力的自主運作
當伯特蘭將這句話寫在板子上時，先前在研討會上提到監控的那名同學說話了：「這不就是我剛才在科妮提到戈夫曼時說的。我們所做的一切，尤其是在網上，都可以被組織和政府監控。他們就像環形監獄裡的獄警一樣，組織在看著你，但是你不能看它。」米拉則想到現在她父親住的那個地方。那裡會和環形監獄有什麼相似之處嗎？伯特蘭繼續即興演講。
「社會中的權力並不是由武力運作的。是我們在操控著權力，我們‘容忍’了權力。你在社會中的許多領域都能發現規訓系統裡所包含的原則。有趣的是，學校是利用肢體暴力進行懲戒性懲罰最後的堅固堡壘，許多國家在二十世紀末才徹底取消體罰。也許是認為其他地方無法應用懲戒系統來讓孩子們學會規訓自己。」
伯特蘭告訴他們，福柯認為，如果懲罰本身越來越不重要，而重點在於讓人們感到內疚時，自我管理就變得越來越普遍了。他說，壓制性的權力意欲對死亡進行控制，而生命權力則是對「活著」進行管理。他的意思是說，專制國家控制著活著的臣民的死亡權。當時的社會是由血主宰的—它包括貴族的血統，也包括絞刑架上死刑犯的血液—但現在，社會是由性，由生命權力主宰的。生命權力管理的是他們的生活，緊密地建構著他們的需求和慾望，並確保他們都能稱為系統中小小的管理者。
科妮打斷了他：「他是不是誤用了‘權力’這個術語呀？權力是行使你對別人的一種權威，你甚至可以用武力威脅他們。但福柯在這裡提到的是人們管理自己的生活，以及社會化。這不是一回事吧？」
「這就是他想說的，」伯特蘭的耐心已經快要耗盡了，「他想說，我們對於權力的看法是錯誤的。這種看法誤導了我們。權力很少是壓制性的、消極的，而總是生產性的、積極的。權力是在發展的，是有創造性的，當權力主動、活躍、捲入一切時，才是最有力量的。它並非端坐於社會或者個人之上，而是極其有效地融入我們的日常行為，無論這些行為看起來是多麼微不足道、多麼私密或者不重要。」
根據福柯的觀點，這些日常實踐形成了我們都參與其中的權力—知識節點。伯特蘭舉了一個例子，在西方社會，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的人越來越少，人們卻開始花越來越多的時間用各種方式懲罰自己的身體，而且這一切似乎都是出於自己的意志。對於福柯來說，這是一個絕佳的例子，正好可以用來說明在大多數社會理論中缺席的「身體」恰恰是權力關係的中心。這是「自我技術」運作的地方，這些技術構成了我們的日常行為。
那個剛剛一臉居高臨下地對伯特蘭說話的同學，帕洛，試圖再一次挖苦他：「權力無處不在，反抗也無意義。一切都這麼可悲。但現在的人們確實比從前享有更多的個人自由。我們又該如何走出‘網路’，或者你所謂的‘話語’或‘權力—知識’呢？」
伯特蘭停頓了一下，或許是為了某種戲劇效果，然後回應道：「福柯可能會說，通過另類的性行為可以顛覆這種話語。」研討組裡的大多數人都難以抑制狂笑的衝動。
帕洛笑得合不攏嘴，他說：「好吧好吧，他是這麼做的，是吧？但這可能與他的個人偏好有關，而不是為了維護理論的一貫性。」
伯特蘭打斷了他：「福柯認為，由於生命權力無處不在，重要的抵抗只能發生在轉瞬即逝並可移動的地點，因此，可以改變社會的行為更可能發生在世俗的、日常生活的選擇中，而非以一種大規模的運動方式。」米拉知道科妮喜歡以環保人士自居，所以她再次加入討論，米拉一點也不感到驚訝。
「對的，我覺得你說的對。我們對抗那些不可持續的發展時，就是通過這種區域性層面的抗爭來改變社會的。你不能指望一次性顛覆整個系統。你要小心翼翼地選擇戰略戰術，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獲勝的機會。」
伯特蘭看起來好像不確定自己是否需要科妮的聲援。「個人可以利用權力技術來反抗。由於權力的運作是區域性的，反抗也就可以是區域性的—事實上，可能唯一有效的反抗就是區域性的。」
帕洛又坐不住了。他認為福柯過於關注他自身理論的一貫性而太忽略事實上的證據了。最奇怪的是，證據似乎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他卻能如此肯定。「你也說過，我們幾乎沒有蓋過那種環形監獄。而且現代法律中是有壓制性的元素的，比如美國的死刑。也不是每個人都被監視著，至少不是一直被監視著。對於有些人，你只能聽之任之，直到他們自己覺得尷尬。其他的人，比如學我們這個專業的人，會最大限度地進行自我監督和自我管理。但這不是我們的選擇嗎？如果我們願意，完全可以生活在邊緣地帶，眼不見心也不煩。」
說到這兒，米拉又想起了她之前看到的那些在深更半夜的大街上被趕走的流浪漢。
伯特蘭回應道：「別忘記最基本的要點。社會控制並不是說我們是被那些比自身力量強得多的社會力量牽來扯去的木偶。那是戈夫曼等人的想法，福柯告訴我們，這一切不能怪任何人。權力並不是傾軋在人們身上的東西。從柏拉圖到馬克思，傳統的權力理論總是將社會分成了有權者和無權者。而福柯的權力概念的理論像一張網，一張將有權者和無權者一起籠罩束縛的網：有權者和無權者一樣被權力所束縛，被權力所定義。即便是最有權勢的人也同我們一樣不能離開這張權力之網。」
***
走出教室時，學生們還在三三兩兩地竊笑伯特蘭和他所說的另類性行為，米拉不知不覺走到了科妮的身邊。米拉問道：「剛才討論的那些你都明白了嗎？」
科妮說自己理解了，因為「這個將權力比作一張網的想法讓她聯想到了網際網路」。她說網際網路就是通過一個個的節點連在一起的，或許其中的一些節點比別的節點更穩定更強大。但沒有一個節點可以在網外進行控制，所有節點都必須遵循一套特定的規則。
那個剛才想在研討會上談論監控的同學在一旁，他說道：「你不能踏出權力—或者把它拋棄。這樣做就像節點斷網了一樣。」這個比喻讓米拉有點摸不著頭腦，但她現在明白了，你永遠無法避免擁有對別人的控制權。你大可以假裝沒有，但是現在看來這種做法不但很幼稚，而且誠懇地說，是懦弱的表現。
1.社會學中很大的一個部分是關於權力的研究—其中權力是指讓人們以原本不會採取的方式行動的能力。有些人認為這是一種品質或者資源；擁有讓別人做那些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能力；或者是去定義別人「需要」的能力。許多關於權力的理論都帶有一定的陰謀論或者獨裁論的說法。權力總是被描述為自上而下的，那些「知情者」會把事情安排得對自己有利，並迫使弱者以不符合他們利益的方式行事。
2.米歇爾·福柯認為這種說法在很多時間裡都無法描述權力的運作方式。權力並不位於某個確切的位置或某群人身上，而是在社會中無處不在。它通過為人們創造能夠融入、被定義和約束的身份起作用。他關於性和瘋癲的研究告訴我們，為了賦予人類活動以連貫的身份，專業人士製作出用於區分疾病類別的身份，他們用這些類別來規訓在其內部和外面的人。
3.福柯也指出了在社會中傳播權力的制度。他認為在現代社會中監控無處不在，環形監獄讓我們時刻要表現得像被監視和審判一樣。讓人們自發地以一種有序的、遵規蹈矩的方式行事，最終使得效率提高了許多。
4.所以人們抵抗這種「規訓律令」的方法就是打亂這些精心設定的類別。因此，在網上你或許會通過加密或者匿名的方式，或為自己創設多個身份、虛擬化身來躲避監控。古希臘哲學家，犬儒學派代表人物。
十八世紀英國法理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