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莉娜問小組裡的其他成員，就閱讀的內容有沒有什麼想說的，另一名叫山姆的同學說：「我覺得……嗯，難道社會對理性主義和客觀性的普遍態度以及科學是如何適應這種態度上，沒有別的看法了嗎？」他掃了眼他的筆記，接著說，「有些女性主義者和環保主義者主張科學要對文化差異具有敏感性，要有環保意識，還要反對性別歧視。難道他們所做的不是在呼籲科學家們放棄堅持所謂的客觀性、放棄關於外部世界的物質事實是通過調查收集而來的觀點嗎？」
另一個學生，阿桑普塔忍不住插了一嘴。「是的，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她說，然後照著她的筆記讀道，「他們認為，科學和任何真理一樣，都是社會的建構。有一種說法認為，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界限並不比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之間的界限的社會建構痕跡更少。顯然，我們不應該全盤接受科學的權威性，就像我們不應該接受學校老師對文學的評價一樣。」
山姆補充道：「就我看到的一些摘錄，勁松對社會學的很多批評在其他研究領域也同樣存在，包括來自權威的爭論、根據期望對發現進行分類、拋棄不想要的結果，等等。」
「是的，但只是因為科學本身做得不好。」勁松回應道。
「這讓我感覺，」莉安補充道，「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也存在許多問題，尤其是那些與人類息息相關的學科，比如醫學。科學會問，我們知道什麼？認識論會問，我們如何知道？但是我們如何知道我們知道什麼呢？」
「這樣就巧妙地把知識本身塑造成了社會學研究的物件，」達莉娜咯咯地笑著，「我們可能都忘了，這才是今天研討會的重點！我花了好大工夫才講到這裡啊，怎麼就讓你們帶跑題了。不管怎麼說，我們現在已經說到這裡了。那下面誰來跟我們說說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兩個視角，弱綱領（weakprogramme）和強綱領（strongprogramme）？」
烏班納照著筆記開始解釋，在弱綱領中，社會在數量上塑造了科學知識。科學家也是人，他們對激勵的反應同其他人是一樣的。比如，某些科學分支比其他分支進步得更快，是因為它們更時髦、更划算，或者有著更高的回報，總之它們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吸引更多的資金和更好的科學家。因此，某些領域的研究工作會比其他領域的進展更快，此外，儘管孤獨的天才們可能會堅守在那些不時髦的領域進行研究，但貧乏的資源也會起到限制作用。在一些國家，政府會因為倫理問題、意識形態、道德教化或者宗教原因而限制某些研究的內容。比如，在醫學研究中，回報率最高的藥物大概就是調整情緒或治療陽痿的改善生活類藥物。這些產品擁有最具消費潛力的消費群體，市場優勢會讓其非常有利可圖。迄今為止，在這些藥物產品的研發上投入的精力，要遠遠超過那些消費者普遍收入低下的抗瘧疾類藥物。
達莉娜叫停了烏班納，以便阿桑普塔發言。
「勁松剛才說，當科學家們丟棄他們不想要的結果或者做了其他什麼事時，說明這是一門糟糕的科學，但其實這樣做還受一些其他因素影響，而絕不僅僅是做得不好這麼簡單。」說著，阿桑普塔低頭看看筆記。
「這些因素可以歸結為可識別的制度與文化的約束和壓力。其中，有一種被稱為‘抽屜效應’的現象，在其影響下，那些不能為某物提供證明的研究往往不會被髮表，因此，研究往往傾向於顯示積極的結果，而非那些什麼都不顯示的結果。沒有人願意花時間讀一篇枯燥而且什麼結論都沒有得出的學術論文。」
「順便提一句，這個解釋在社會學裡也是行得通的，」達莉娜說，「科學史會告訴我們，科學往往不止以一種科學的方式進行工作，但它有一條指導原則，即我們正在走向一種形式上更優的科學，所以像上述的這些問題會被視為次要問題或短暫的停滯。大衛·布洛（davidbloor）曾經說過，我們不應該只去解釋知識為什麼會出錯，而應該去解釋它是如何變得‘正確’的。」
達莉娜說這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強綱領的一部分，並請烏班納接著為大家解釋。她說道，強綱領也可以被稱為社會建構主義或建構主義，該觀點認為社會在內容上塑造了科學知識，這一觀點依賴於「認知相對主義」（epistemicrelativism）。
在弱綱領中，科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一個理性發現的內部過程，這一過程有時會被社會力量引導或扭曲，甚至被阻礙（就像過去的天文學家常常被綁在火刑柱上燒死一樣）。強綱領會認為這是一種錯誤，即目的論（teleology），因為它接受了所謂科學的發展路徑與其他形式的知識不同的說法。組裡的幾個成員都對「認知相對主義」這個概念不太理解，其中科妮具體詢問了這個概念的意思以及它與其他內容有何相關。
烏班納又翻了翻自己的筆記，給大家讀了這樣一段話：「相對於當地文化，並相對於它發展所依存的社會、亞文化或亞群體。與其認為科學十分緊密地反映了某些潛在的真理，不如將其視為一種具有特殊權威的真理遊戲。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所宣稱的那種作為啟蒙運動一部分的權威性，是通過科學家們建立知識統治而實現的。社會所建構的不僅僅是知識的限制和邊界，也包括知識的內容。」
這時勁松插話說，他能理解將科學家、不同科學學派或支援對立理論的人們之間的辯論看作一場真理遊戲的觀點。科學是一種人類活動，人們本不應該對它感到太過驚奇—儘管這裡的人們似乎也無時無刻不為其感到震驚—其實它同別的事情一樣，無非都只是築起高樓、互相誹謗、建立帝國、接收傳播、溜鬚拍馬，這些東西在所有最終要為事情蓋棺定論的領域中都能看到。
「宗教、政治、藝術，哪個領域都是這樣。但後現代主義將科學視為真理遊戲，將理性也視為眾多話語中的一種，這種觀點存在一個小問題。這個問題就是：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勁松說，你不能簡單地將科學當作一種文化話語，因為現實總會讓你失望。如果你同漢朝的皇帝一樣相信食玉粉便能長生不老，那麼早晚有一天你會發現你是錯的。「如果你認為不存在什麼最終真理，那我們還不如討論討論流行風尚和時尚技巧呢！」
「科學家怎麼看待這些理論呢？他們瞭解嗎？」米拉問道。
「在那些接受的人中，大多數科學家都部分或者全盤接受弱綱領，」達莉娜回答說，「畢竟，他們在工作中能接觸到這些東西。至少可以說，他們對強綱領並不買賬。」
「這也是合理的。如果他們認可強綱領，就該捲鋪蓋回家了，」山姆說道，「這其中又涉及組織利益—他們不接受強綱領，因為這不符合他們的利益。」
「但或許他們應該放棄然後轉行幹別的，」勁松緊隨其後，「如果你說科學思想是在社會力量的客觀作用下發展起來的，那他們確實可以收拾收拾走人，然後等著社會力量發揮作用。你說科學同神秘主義一樣沒有提供真理，那你為什麼不去做一個神秘主義者呢？這樣你只需要一盞薰香和一塊水晶，而不是實驗室和圖書館。或者，你甚至可以去做一名科學社會學家，這樣連薰香的錢都省了。」
米拉對勁松如此頻繁和迅速地將自己的觀點用語言表達出來（甚至都不怎麼參考他的筆記）感到有些惱火。她壓抑住不滿，說道：「顯然，科學的進步是需要一些人實打實地去做一些事的。」
勁松衝她搖了搖手指：「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就必須要承認思想是從某個地方介入其中的。剛才那個利益集團理論的論證是雙向的。而這也一定同樣適用於社會學家。」這樣你就能理解為什麼社會學家會認為這種觀點具有吸引力。這點是很難反駁的，特別是如果這種反駁就包含在我們開始說的那條最初論點中，即沒有人能夠對權威和真理下定論。但所有這些科學批評的根本原因是，社會學家對社會學的侷限性缺乏安全感。他們認為—不管他們在書中和文章中怎麼說—科學確實比社會科學更具真理和客觀性。這就是為什麼儘管他們明明從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產品中獲益了，還總想著將科學基本假設的遮羞布扯下來。這就有點說不過去了，難道社會建構主義者從來都不用電燈，也不看電視的嗎？
達莉娜誇讚這個角度很聰明。「倘若一個人正在電腦上敲入自己的大部頭新作，結果電腦宕機了，你覺得他是會給it專家打電話呢，還是給通靈師打電話？雷蒙德·塔利斯（raymondtallis）就說過，思想家總是言行不一，其行動方式和理論相差甚遠。」
米拉不得不承認，勁松關於社會學家缺乏安全感的觀點確實切中要害，準確地總結了每次她同賈絲明討論科學時的感受。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她聽到這，感到有些惱火。她魯莽地說：「在某種程度上，社會學家保持著一種自卑感是對的—畢竟他們不懂任何科學，或者至少不太懂。也許科學知識是一種更加重要的知識型別。我想這就是勁松道破的事實—這是社會學家自卑的根源。」
然後米拉略帶猶豫地說，這或許會對社會學家研究科學的方式有很大的影響，事實甚至可能與你想象的截然相反。既然社會學家對科學本身知之甚少，那麼他們就沒有資格對真理做出任何判斷。如果社會學要討論的是科學如何產生，首先它必須要避免這樣一種觀點，即一個理論被證明是正確的，才能被接受。
米拉認為，對於那些想要書寫科學是如何對其內容進行組合選擇或遺棄的社會學家來說，認定所有真理主張所依據的事物都不存在，並假裝自然地接受這一觀點是沒有問題的。如果他們不這樣做，就是在假裝自己比科學家懂得更多—不是懂更多的社會學，而是懂更多的科學。正是因為這樣，社會學家不得不表現出一副好像並不存在什麼需要被衡量的真實世界的樣子，也因此不得不成為相對主義者。他們應該關注—也有資格去關注—科學家如何根據他們所遵循的規則提供自己的同意或反對意見。
米拉簡直不敢相信自己所說的話。她就一個自己幾乎一無所知的問題洋洋灑灑地說了這麼多。她連勁松都不如，她的話乍聽之下很有道理，其實全是胡說八道。然而，達莉娜聽了之後似乎很高興。
「很好，從論點到結論之間還是有一些東西值得說的。拒絕將自然界當作等式的一部分來行事的觀點出現在哈里·科林斯（harrycollins）的著作中，他將方法論相對主義應用於科學研究。」
勁松對此不以為意：「但這是一種誤導。在某種程度上，自然界是這個等式的一部分。無論怎麼解釋它，或通過何種範式理解它，自然界都獨立於人類活動。比如，物理學中的理論說明，可以利用裂變反應來製造核彈。核彈被建造出來，通過測試，然後投入使用。但是如果這些理論一開始就是錯的，那麼不管當地的物理學文化怎麼宣揚它會生效，原子彈也不會成功。如果事實真的是這樣，二戰的歷史將完全被改寫。」
米拉覺得，他說的這些與社會學家怎麼研究原子彈製造史沒有任何關係。你可以去觀察科學如何與科學家對其實驗所做出的決定聯絡在一起，或他們如何評判實驗的好壞，但你不能說某個理論被否定是因為它是錯的。但米拉什麼也沒說。剛才說的那一大段話就足夠多了，她可不想再那麼魯莽，但達莉娜面帶微笑地看著她。
「時間快結束啦，」導師說道，「有沒有人想總結一下？你讀到了哪些權力與知識的內容？」
阿桑普塔將自己筆記裡高亮的地方讀了出來：「在我們的社會里，知識是被權力塑造的。科學既是這種權力的結果，也是這種權力的原因。」但是，大家閉著眼也能猜到，勁松可不打算將總結陳詞的機會拱手讓給別人。
他對大家說，為了權力而爭論則意味著你排除了思想的空間。那些執行強硬計劃的人似乎相信，除了他們之外，其他人都是未經思考就得出結論的。思想和精神事件是由「權力代理人派出的猴子燃放的煙花。若是說思想在科學理論中沒有發揮作用—即使認為權力發揮了作用—那也簡直是瘋了」。
讓米拉驚訝的是，科妮又參與了進去。「我不知道你說的什麼猴子。但科學話語留下的素材確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無論這種改變是好是壞—你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也就可以選擇放棄它。你可以放棄在城市你死我活的競爭，迴歸鄉村住在一個與羊為伴、一百英里內沒有汽車的小島上，但你不能否認內燃機的發明和它造成的汙染。」
當他們紛紛收拾起自己的書和筆記本時，米拉重新整理自己剛才因為害怕再發表一次冗長的演講而放棄的臺詞。首先，有些堅持強綱領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科學知識是一種文化建構，但它很特別，不僅僅是因為科學所擁有的權威，而且因為知識獨立於我們的方式，它既鐫刻在社會的結構上，也烙印在物質世界裡，其效果不是總能達到我們的預期。
社會學知識與科學知識的區別在於，一些科學知識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影響，這個時間跨度可能是幾百年或幾千年。它可以成為自然的一部分，其永續性與人類是否意識到這種知識無關。這可以說是科學知識的獨特性之一，也許會使你偶爾慶幸自己是個社會學家。
後來，在與科妮的交流中，米拉發現她們都從研討會中學到了一些別的東西。伯特蘭在研討會上總是打擊大家，讓大家失去了發言的信心，不願意發言。而達莉娜恰好相反，但團隊的活躍度仍然存在問題。回答問題的環境太過隨意，造成一兩個學生主導交流的情況。科妮和米拉知道，達莉娜試圖阻止這種傾向，但不怎麼有用。顯然，想要做好一個助教，單純靠好的人品是不夠的。科妮說，她可能會向勁松推薦伯特蘭的課，那裡非常有趣、刺激：也許他會去伯特蘭的研討小組試一試？聽著米拉打了個噴嚏。
「我覺得，光是聽聽那些有關安慰劑療法的說法就足以讓我感冒了。」
1.資訊或知識經濟主導社會時，知識很容易受到認可，人們都認同，要從不可靠的陳述中篩選出更好的知識。但在如何做到，甚至是否有可能做到這一點上，人們存在許多困惑和分歧。
2.安慰劑效應表明，一種藥物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它的預期，這種影響是真實存在的。但它究竟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與此相關的問題是，關於社會的知識與關於自然的知識是否具有相同的地位？關於社會的知識同樣可靠又富有活力嗎？它應該看起來像科學知識，並嘗試去做自然科學所做的—發展能夠預測發現的理論嗎？科學本身應該被視為一種社會建構嗎？
3.這些都是認識論的問題—你如何發現和評估知識，以及你是否應該用一個單一的描述對某個經歷或事件蓋棺定論。比如，喬姆斯基提出，人類共享構成語言習得習慣的深層語言結構。其中的一個就是「分類學假設」，我們正是通過這個假設將名詞同物體的類別聯絡在一起。這是關於共享認識論的一例。另一方面，相對主義者總是認為對於同一件事情存在多種解釋和說明，並認為在其間做選擇勢必會導致錯誤。
4.社會學家通過科學知識社會學中「弱」和「強」的進路，不同程度地考察了社會力量對於自然科學的影響。這種觀點有益之處在於，它解釋了為什麼某些研究領域比其他研究領域要發達許多—它們在政治上有捷徑可走，在社會上更加有利可圖。但這確實是從「什麼都不可能最終被確切地知道」到「什麼都不可能被知道」的一個飛躍。英國社會學家，愛丁堡大學科學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是科技研究領域發展的重要推動人物。
英國哲學家、詩人、小說家、文化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