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明白，帕森斯在這裡意圖表達的不僅僅是病人和醫生試圖達致某種意欲得到的結果。在她和醫生之間有一種衝突和不確定性。病人的角色允許人們生病，讓他們抽身於工作的同時維護住了包括職業道德在內的社會核心價值觀。在扮演病人的角色時也有一絲社會控制的因素在起作用。當意識到圖妮有意讓自己生病或誇大病狀時，瑟斯拒絕幫助她。想讓你的疾病被承認，你必須是無辜的，你過去的所作所為對此沒有責任。在此意義上，圖妮是個越了軌的病人。
仔細地審視自己的行為後，米拉認為自己在另一個方面也偏離了病人的角色。她去看醫生純粹是出於功能方面的需要，並沒有期待自己會因此好轉。她自己給自己開方服藥，而這本是帕森斯留給醫生的職責所在。她沒有讓自己處於被動，而是質疑了醫生對她病狀的解釋。醫生對此不滿意可能是因為覺得自己醫生的角色被篡奪了，又或者是因為更喜歡那些願意聽從她的處方服藥的病人。或許自打帕森斯寫了這篇文章之後，病人的角色已經改變了，對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產階級來說，或許這種狀態只存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又或許情況從來都不是這樣。她只好繼續讀下去。
如今有證據表明，帕森斯曾經對病人角色改變做出的判斷是正確的。他預測，病人的角色將變得更加獨立—醫生會更像一個團隊成員，一位疾病管理人員，而不是曾經的那個床邊的專業人士。這正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在富庶的西方國家所發生的變化。病人開始表現得像消費者一樣，需要對資訊、特定治療方法以及新的疾病狀況進行甄別。
米拉仔仔細細地讀了兩遍才確定自己心領神會。她這回想的又是對的！應該不是僥倖了吧。說不定她甚至已經開始學會運用理論思維來思考了。然後她又想起作業的輔助思考問題，關於人們是否做了他們最擅長的事，她還是不明白所有這些關於醫生和病人的討論與這個問題有什麼關係。所以還得接著往下讀。
功能分化與職業
在帕森斯看來，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工業社會朝著結構分化更加精細的方向發展。這就意味著需要建立具有專門功能的系統。比如說，在中世紀，家庭是一個經濟單位。家庭會承擔生產產品、照顧成員、照顧病人和老人的功能。在現代社會中，這些功能大部分都被經濟制度、福利國家和專業護理人員等一一接管了。醫生只是一個小群體，存在於一個大群體—專業人士—中，他們的職業道德要求他們為社會服務，而不是為他們自己服務。
這不僅僅是一個對社會如何發展出複雜的勞動分工的觀察。帕森斯認為，這些系統中的一部分成了道德和價值觀發揮作用的地方。比如，職業發展出了自己的道德規範。在醫療行業中則需要平均主義—每個病人都得到平等的治療。醫生的行為並不是出於他們的個人利益，而是出於病人的利益。職業道德服務於公共利益。這是社會解決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意識形態衝突所採取的一種方式。然而，這一理論很快遭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攻訐，只有一些被定義為需要專業人士解決的社會問題才勉強倖免於難，然而這些問題的定義方式本身就反映了社會各個部分的權力與利益。
米拉一邊讀，一邊隨手為課堂展示作業寫下筆記：「功能分化理論沒有關注到醫療系統重新造成了社會不平等，它似乎更關注事情的社會影響而不是內容。」所以有可能，米拉暗暗地想，醫生就算是在進行什麼巫毒教儀式也沒什麼關係。而這就是她能做的「最擅長的事」了。「弗蘭肯斯坦」中談到，功能分化其實就像身體的器官分化，隨後她又回頭接著讀起了結構—行動的內容。
帕森斯試圖將結構和行動整合在一個普遍性的理論中。社會學需要一個統一理論，用以解釋社會秩序（或者說社會）何以可能。他從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radcliffe-brown）以及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所發展的各種人類行為文化研究的功能解釋中得到啟發。他們分析了組織完備的系統中的行動及其聯絡。各式各樣的活動—宗教儀式、親屬制度、性禁忌，甚至玩笑和咒罵，都可以用他們對社會制度所整合的理論貢獻加以解釋。它們亦可以用於解釋特定的實踐，比如巫術何以滿足特定需求。任何事都可以划進四個子系統（sub-system）或制度中去：親屬關係、宗教、經濟和政治。塔爾科特·帕森斯從現代社會的角度對此進行了發展。他認為，社會有四個基本的功能範例（imperative）或需求。它們分別是適應（adaption）、達鵠（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與維模（latency）。其中，適應是指社會成員實際的、生物學上的需要，每個人都需要食物和住所。社會必須適應環境，或者讓環境適應它，才能滿足這些需求。達鵠是指社會所宣稱的基本價值觀，如對繁榮、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整合是確保社會成員共享這些目標的過程，諸如宗教、教育系統的目的是使得個人社會化，形成共同的價值觀。維模是指所有的社會與組織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進行自我複製。經濟因素保證了適應，政治促進達鵠，宗教與其他信仰體系、文化組織服務於整合，親緣則確保了維模。許多組織具有多重功能，因此，家庭既是一個生育單位，又是一個社交單位，有時也兼具經濟意義。
然而，功能主義不止於此。它還試圖演示系統進行選擇並完成功能進化的過程。社會像有機體一樣不斷進化。衝突也可以是功能性的，因為它脫胎於社會對一個或多個系統或環境的變化所進行的適應。
米拉想知道學生生活是否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觀察。大量的社會化與過渡儀式的存在是為了傳遞成為一名學生的意義，而正式的部分，學習、寫論文等，其實只佔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她繼續補充筆記：
大學也是一個給人分配角色和地位的系統。就像醫療系統，大學的目的是向學生灌輸價值與能力。但他們可能會對非常不同的事物感興趣。學生們將大學看作或者是社交場所，或者是尋找伴侶的地方，或者是結識人脈—獲得晉升的途徑。
因此，大學可能參與了重塑不平等的過程。帕森斯管它叫什麼來著—維模？大學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社會再生產以及對下一代進行社會化的過程，但它同時維持了業已存在的差異。想罷，她接著讀起了「弗蘭肯斯坦」。
對功能主義的批判
對功能主義的批判有很多。有人說，功能主義者過於重視秩序和共識，它只允許那種服務於進化的衝突存在，然而有些衝突是非常根本的，比如我們就想要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這一問題而產生的衝突。事實上，功能主義更關注的是一種均衡。社會必須改變並適應力量的平衡，但同時也要始終保持自身的穩定，就像走路的時候會不斷失去又恢復平衡一樣。穩定和靜止是不同的，靜止不變的社會突然面臨對其生活方式的根本挑戰，往往會讓社會失去平衡。
法國革命就是制度無法適應社會的例子，革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且最終通向的不是自由而是恐怖。然而，宣稱自己反對功能主義實際上比不反對功能主義更容易。許多功能主義的批評者本身就是功能主義者—事實上，大部分社會學的解釋都依賴於常識或功能主義的詳細說明。任何對社會秩序的引用參考，或對某些行為有用性的考量，都暗示了一種功能主義的闡釋。
米拉能理解帕森斯的功能主義為何失寵，因為它讓那些自詡進步主義者的人們感到不安。它區分了原始社會與複雜社會，同時證明了專業人士的權力凌駕於普通人之上，從而承認特權以及地位的不平等。它帶有一種明顯的歷史進步論調，最糟糕的是，它聲稱，如果我們堅持做那些我們應該做的事，一切都會變得更好。
米拉終於找到了一些可以在課堂展示時展開的內容。帕森斯認為社會是由社會系統構成的，社會系統執行以下四種功能：適應、達鵠、整合與維模。這些系統保證了人們在每個功能方面都做到最好，不管這樣做對他們來說是否是最好的選擇。因此，根據這些觀點，社會無法保證人們能夠做他們最擅長的事，或者做他們想做抑或喜歡做的事，而只是確保了他們所做的事能讓社會保持最佳執行狀態。那麼，當人們沒有發揮「最好」的作用時，又會發生什麼呢？她不禁想起了她的父親：他毀掉了許多人的生活，甚至包括自己家人的生活，而這恰恰是因為他在做「他能做到的最好的事」。他一直堅守著制度要求努力地賺錢。她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人們過於嚴格地遵守價值觀行事，或制度的某個部分開始支配其他部分，制度可能會進行自我破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會成為經濟、政治或宗教的奴隸。
米拉整個報告的基本結構已經越來越清晰，是時候回顧一下她讀過的內容，進行查漏補缺了。但是，在這之前，她翻到了「弗蘭肯斯坦」對帕森斯的討論和結語，在她剛要翻過去時，眼睛不受控制地被那個人的一句話吸引住了：
在現代西方社會，尤其是在職業領域中，以技術能力等普遍評價標準對價值以及地位、能力和成就方面進行評價、認可與表達的現象，比其他大多數社會和領域都廣泛得多。沒有其他任何社會能夠做到如此接近普及「社會平等」的目標。這種通用模式在這兩個領域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極高的社會流動性，每個人都有潛力根據自己的能力「找到他自己的能力水平所在」，從而在選擇中聽憑自己的個人願望，而非強制性地依附於傳統地位。
然後米拉注意到這段文字首次發表的日期，是1947年。那是民權運動前的一代，在當時這場運動還未給美國社會帶來任何基礎性的變化。帕森斯又如何能對一個充斥著種族隔離，對一個種族恐嚇、各種暴力和謀殺行徑的實施者日常逍遙法外的社會如此自鳴得意呢？美國的民權運動恰恰是在這個時代和這個地方發展起來的：人們在拒絕系統對他們的要求時迎來他們的最佳狀態。米拉想到通過打破法律破除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屏障的人們。他們冒著生命危險這樣做，而在當時，許多人，不僅僅是那些心懷偏見的白人，都認為這些人是麻煩製造者，認為這些人不僅沒有對系統執行做出貢獻，反而對系統構成了阻礙。
人們已然以一種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之後，便很少能看到自己曾經的學習過程，以及旨趣和觀念的轉變。大多數時間裡，這種轉變十分緩慢，以至於當我們意識到它時，它已經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了。我們幾乎意識不到這種自我轉變，只有當我們學習的時候，才有可能在鏡子裡得以短暫一瞥，這是我們提高自我意識的特殊時刻。對米拉來說這種時刻尤其罕見。
米拉想到民權運動，腦海中立刻浮現出一幅九個小學生和肩上扛著步槍計程車兵一起上學的畫面。米拉突然意識到，和不久前第一次聽說美國民權運動時相比，自己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她以前雖然感興趣，但十分冷漠，現在，她關心那些人，想站在正確的一邊。她還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始終知道怎麼識別哪邊是正確的，但她確信自己不想做一個旁觀者。她不想成為那些在民權時代袖手旁觀的人之一。她渴望成長，渴望投身到建設這個世界的偉大事業中。
另一幅畫面出現在米拉的腦海中：一個女人將一朵花放在槍口上的照片。用圖片表達一些重要的想法，效果比文字更好，她這麼想著，並暗下決心：「我要自己來判斷什麼是重要的。我已經受夠了和別人一起檢驗和判斷。這樣蠢極了。或許，我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我總是尋找像我的姨媽們這樣的人來聽我講理論，他們只會出於同情，聽我喋喋不休。就像我一旦沒有從阿倫的蠢貨朋友、他的父親或者多尼那裡得到我所期待的反應時，我就會認為他們心胸狹隘或是有偏見。但在那之後，由我自己判斷某件事是否重要之後再同別人討論時，大家似乎都對此印象深刻，或者至少沒有嘲諷我。」
想到這兒，米拉不禁笑出了聲，覺得自己就像假裝相信拋硬幣能得出結果的人，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會一直拋下去。不管怎麼說，她至少知道自己的真實想法了，其實，一直是她在做所有的決定，是她決定堅持學社會學—為什麼呢？她相信社會學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同民權、正義與公平息息相關，這正是社會學誕生的目的：為了尋找改善事物、改變社會、讓社會更好地為每個人服務的方法。當然，很多人不喜歡它，不理解它，甚至覺得人們並不需要社會學，還有很多人對它抱有敵意，因為社會學會讓他們失去很多東西。但即使米拉身為一個被邊緣化的少數個體，有時被認為是不正常的抑或是一種威脅，她還是努力地想讓自己站在正確的一邊。
曾經那個通過向他人解釋重要概念，來測試其是否有效的辦法，如今在米拉看來既可笑又幼稚，更重要的是，這樣做實在是太不著邊際了。讀了帕森斯的書後，她相信這本書不會因為這些觀點而被塵封，因為它們試圖解釋的是變化中的物件，像是那些一直在變化中的社會問題。並且，社會學本身也是會犯錯誤的，可能是巨大的錯誤，也會沿著錯誤一路走向死衚衕。
即使她要沿著那些錯誤的道路上上下下，每次都要重新開始，米拉也打心底裡清楚這就是唯一的道路。早在和阿倫一起逛展覽的時候，就應該意識到這一點。正像他當時說的，上大學的意義在於成為一個懂得學習的人，然後不斷地發展自己，而不是為了得到通向知識王國密道的鑰匙。接著，米拉發現那些有效的想法實際上也有自己的問題。這種事發生過許多次，但和安娜交流的那次是最致命的。當時安娜已經很痛苦了，米拉卻為了證明自己在大學裡存在的合理性，一意孤行地向她解釋社會學。所謂的重要思想妨礙了我們成為一個正派的人和一個可靠的朋友。如果社會學對她來說真的這麼重要，她就必須要記住，最重要的是探索。她不應該覺得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記住，永遠不要停止傾聽。
米拉摘下了眼鏡，擤了擤鼻子，但她仍感受到了有那麼一刻，她對自己的轉變有了更多的思考。她曾經愚蠢地以為，必須要了解那些重要思想才能決定自己是留下還是離開。現在，重要思想的測試已經結束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已經認識了所有的重要理論—遠非如此。社會生活是如此的變幻莫測、光怪陸離，又是如此有趣。帕森斯曾經以為自己已經得出了最後的結論，但顯然還為時過早。像帕森斯一樣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通向知識王國的鑰匙的人註定失敗。我們需要數以百計的理論，並將它們融會貫通、去其糟粕，反覆地修改和嘗試。想到這兒，米拉不禁苦笑了起來。讓那些比我對自己的成長了解得還少的人決定我的去留，是多麼愚蠢的行為啊—她搖了搖頭，這簡直太幼稚了。她應該感激自己從來沒有認真對待這件事，但是，從現在開始，她充分意識到自己要對自己的命運負起責任來。
不知不覺中，鏡子裡的日光暗淡了下來，但對於米拉來說，她有充分的時間反思，而且那個下午在醫院陪伴安娜度過的那一段痛苦但寶貴的學習時間也向她表明，她所不斷尋求的認同在某種程度上可能與她的父親有關。只不過她試圖將自己的注意力從必須要面對的事情上轉移開罷了。她默默告訴自己，如果你想要對自己的命運負責，那麼你的首要任務就是勇敢地面對審判後如潮水般湧來的公眾裁斷。米拉趴著哭了一會兒，並不是因為這件事對她來說太難面對，而是發自內心的釋懷。在準備接著為下週的展示寫筆記前，米拉為自己寫下了要交給助教的病假條：
我很想解釋一下我上一節課為什麼缺席了。
我試圖按照要求從醫生那裡獲取診斷證明。
然而，我的診斷，同帕森斯的不同，
還不能確定。
1.西方社會強調個人成就是一種目標，所以西方社會的公民很難理解可能還存在其他激勵著社會的目標—比如奉獻、責任和義務。然而這些目標從始至終服務於諸多社會。從功能的角度思考自己，思考自己如何融入群體，是一種非常典型且乏味的想法。功能主義是社會學的一種，它研究人們所從事的所有不同活動和角色如何達到某種目的。塔爾科特·帕森斯將這些功能分為適應（adaption）、達鵠（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和維模（latency）。由此，帕森斯想表達的是，社會必須滿足其成員的基本需求，設立基本目標以滿足社會分配，並實現自身的續存。
2.帕森斯將他的理論引向了不可思議的方向。比如，他向大家展示了疾病與健康何以成為社會角色，它們都服務於社會功能，醫生被賦予了定義哪些人是病人的權利，也因此可以免除掉他們正常的社會義務。醫學是社會學很好的研究材料，因為醫學必須要和人類行為及人類問題最令人費解的散播打交道。通常情況下，醫學不得不與那些表現出平常且「自然發生」的疾病做鬥爭，結果卻發現病人患上的並不是這種病，這種情況尤其容易出現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
3.帕森斯認為，社會像有機體一樣，都在進化。在現代社會，這種進化有著一個倫理方向。功能分化涉及複雜的勞動分工，在這種分工下產生了新的階級，例如職業，人們認為這些職業蘊含著一種普遍的社會責任倫理。
4.功能主義者與其他流派，如符號互動主義者，有著巨大的理論分歧：前者關注系統，以及行為如何增益於系統；後者則關注個體互動對社會秩序賦予的意義與創造。功能主義常因將人塑造為只知道照本宣科、複製既有模式並遵從既定規則的被動「行動者」而備受批判。同時它對於穩定性的過分強調和對社會衝突解釋的無能為力也備受詬病。又稱伏都教，源於非洲西部，糅合祖先崇拜、萬物有靈論、通靈術的原始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