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個星期後的一個晚上，米拉和賈絲明坐在廚房裡，就像好幾個月前的第一個夜晚那樣。她們現在已經是親密無間的好朋友了，雖然靠笑話、八卦和閒聊來維持友誼並不容易。賈絲明不喜歡閒聊，相反，她願意和米拉討論一些嚴肅的問題，此外，當她開始更加用心和嚴肅地對待學業時，她能感覺到賈絲明對自己的尊重也上升了幾個等級。這也是為什麼米拉向賈絲明承認自己正掙扎於一道真正的智力難題時，賈絲明很樂意幫她的忙。
米拉跟賈絲明講解自己被卡住的地方，因為現在看來，除了正統的觀點之外，沒有其他選擇，而正統的觀點認為現有的制度及其生產的不平等是理性、合理的。即使你意識到從這種不平等中獲益的人正是那些認為這種不平等合情合理的人，你也難以提出另一種觀點來證明這一觀點是不理性且不合理的。而且，任何指出這種不平等造成系統效率低下或生產力不足的人都會遭到無情嘲笑。你只能說不平等是一個不幸的副作用，而永遠無法提出一個能夠徹底動搖這個體系的論點。作為回答，賈絲明運用了她最熟悉的科學知識：「在科學領域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一個理論最終沒有被證明是錯誤的，而是被超越了。沒人能證明牛頓的理論是錯的，但如果你還堅持著他的理論，現代物理學的某些分支對你來說就一點也解釋不通。在科學領域中，有時候你不需要通過證明別人是錯的來贏得爭論，你可能會同意他們在某些程度上是對的，但他們遺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
米拉想和她的導師達莉娜繼續討論一下這個問題。達莉娜說，這一切與二十世紀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有著莫大的關係。歷史總是由勝利的一方書寫的—無論是在戰爭還是其他的衝突中—而在社會學中其實也是相同的道理。韋伯對沖突和資源競爭的關注，讓人們不再試著將全球發展的結果描繪為一個會讓人人受益的世界。
達莉娜接著給米拉講了艾琳娜·馬克思和瑪麗安妮·韋伯的故事。卡爾·馬克思的小女兒艾琳娜天生聰慧且早熟，繼承了她父親的非凡才智。當然了，她是一個生活在十九世紀的女性，不能追求自己的事業，而是成了馬克思的秘書，幫助她父親把《資本論》的三卷鉅著整合在一起，並且在父母生命的最後時刻無微不至地照顧他們。她的一生中曾與兩個男人維持過長期的關係，後者是需要她做出非常大的自我犧牲的典型一例，而這種自我犧牲的性格正是艾琳娜在早年的生活經歷中塑造出來的。不過，在這之後她通過努力，成了一名著名的女性主義者、革命者、工會鼓動者、記者，並憑藉自己的卓越才能寫了幾本書。在43歲那年，她自殺了。馬克思在這個年紀的時候，離出版《資本論》第一卷還有六年—誰又能知道艾琳娜之後會取得怎樣的成就呢？
瑪麗安妮·韋伯是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民主以及德國早期婦女運動的領軍人物。她在童年時期便飽受著精神疾病的折磨，這種疾病困擾了她家上上下下好幾代人，最終也影響到了她。馬克斯·韋伯本是瑪麗安妮的表親，他們成婚之後，馬克斯也不幸罹患上了嚴重的精神疾病，這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悲劇。馬克斯一病就是七年，瑪麗安妮對他悉心照料。沒想到，他卻愛上了他們一個共同的朋友，並開始了一段戀情。最令人感到諷刺的是，瑪麗安妮最著名的一本書的名字叫作《婚姻、母性與法律》。
瑪麗安妮忍氣吞聲地維持這段婚姻，隨著馬克斯的名氣和地位都不斷增長，韋伯夫婦成為當時知識界和思想界的一箇中心，與他們來往的思想家包括著名的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和女性主義者瑪麗·鮑姆。瑪麗安妮本人則繼續出版女性主義的相關作品，後來她成了德國曆史上第一個入選州議會的女議員，還當選了德國婦女組織聯合會的主席。但好景不長，馬克斯的妹妹莉莉自殺了，馬克斯也突然逝世。瑪麗安妮經歷了長達四年的抑鬱期，後來終於又能夠活躍在公眾面前，並收養了莉莉的四個孩子。她繼續在地下刊物上發表文章，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因為希特勒的崛起而不得不中斷。瑪麗安妮很長壽，但納粹主義還是嚴重影響到了她的精神健康。
「這些故事實在是太讓人難過了，」米拉嘆息道，「你覺得她們都是女英雄嗎，瑪麗安妮和艾琳娜—你說她們究竟是高尚而又富有犧牲精神—還是真心瘋了才能容忍別人這樣對待她們？她們又有多少選擇呢？」米拉一邊搖頭一邊說，此時她心裡想的不是瑪麗安妮·韋伯或者艾琳娜·馬克思，而是自己的母親。她能感覺到媽媽的生活和達莉娜剛提到的這兩位女性的生活有著諸多相似之處，而且她認為媽媽的所作所為是高尚的自我犧牲。
自打她接受了林在母親的生活中非常重要這一事實，米拉感覺她與母親之間又重新變得親近了起來。她是作為一個成年人去欣賞母親堅強的性格才體會到了這份親密，而不是一個對父母的所作所為毫無見解、缺乏判斷力的孩子。米拉覺得自己已經不再是一個跑回家找媽媽主持公道的小女孩了，而是一個真正的女人，這個女人欣賞和強烈認同另一個女人，只不過這「另一個女人」恰好是媽媽。既然她欽佩她的母親，那她又怎麼會不欽佩瑪麗安妮和艾琳娜呢？如果自己處在她們的那個處境裡還能做到像她們一樣，她又怎麼會不為此感到自豪呢？於是她對達莉娜說，她無論如何也不會覺得她們是愚蠢的。「不，她們無比高尚，任何不這樣想的人都是在妥協，都是在用男人的眼光看待世界。」然後她又悻悻地加了一句，「像我父親這樣的男人。」
「嗯，這確實是看待這些事的一種方式，但你也有可能過分理解她們的自我犧牲了。為了她們自己也好，為了我們後人的利益也好，如果她們能給自己的思想以適當的空間和時間來發展，也許會更好。但當時的社會就是那樣，或者更確切地說，問題的關鍵是她們只能默默忍受。或許我不會再犯她們的錯誤，你也不會，但那個時候的她們別無選擇。不管這些男人對自己代表的叛逆而反傳統的波希米亞人身份有何看法，他們都屬於那個壓制女性聲音的世界的一部分。他們不是要求她們閉嘴，而是讓她們把自己寶貴的時間用在其他事情上。但現在，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至少在某些地方—或許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你所提出的那個問題的答案。社會學家們都聲稱自己在為所有人發聲，但現在看來並不是這樣的。他們從來就沒有替艾琳娜和瑪麗安妮發聲的權利，他們的繼任者也沒有。」
達莉娜告訴米拉，世界已經改變了，社會學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改變了。它不再是一個只具備單一視角的學科，社會學家都提出了他們自己的答案，本該適用於全世界，但他們遺漏了很大一部分人。因為他們接受的啟蒙思想，使他們認為歐洲白人男性身上的進步，就能代表全人類的進步。
米拉對達莉娜的這些話深有體會。米拉一直在尋找為那些遭受著最嚴重的不平等待遇的人們發聲的方式，而達莉娜則道明瞭她至今未能找到這個方法的原因：這些被剔除在外的聲音顯然是馬克思和韋伯的理論基本設計中的一部分缺陷。這恰恰證明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是正確的，米拉為此相當自豪，但她對達莉娜接下來說的話莫名困惑。
「你還記得我們之前那場關於科學知識的研討會嗎？我們當時討論了應該如何認識事物。在任何社會情境中，無論是社會學研究，還是一場普通的對話，你得到的答案往往只取決於你提出的問題，包括你的問題本身、你向誰發問以及如何發問。社會學家意識到這一點已經有一段時日了。這與自然科學家試圖過濾掉觀察者的偏見，確保將觀察者對整體實驗的影響降到最低並沒有什麼不同。但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不同的是，你永遠無法擺脫掉觀察者。」
在社會學中，觀察者，也就是社會學家，同樣也會受到被觀察者行為的影響。「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是，在社會學中，觀察者與被觀察者是一樣的—我們都是人。社會學家生產的知識會影響他人的行為、談話方式以及談論的內容，而下面這一點則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些由其他人生產的知識也會影響社會學家的思考、談話和行為方式。因此，就馬克思和韋伯而言，他們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同時代其他人行為的影響。」
「作為社會學家，同時作為一個人，我們要說彼此都能理解的語言，這樣我們才能讓別人聽到我們的聲音，才能去詢問和傾聽別人的答案。事情本該很簡單。但實際上，沒有什麼比這種美好的設想與現實更加背道而馳的了。社會學分類中有太多物件被遺漏的例子，或是認為一些人所做的事不如其他人做的事重要。比如說，婦女的家務勞動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被勞動研究所忽略，就像它從來不曾發生過一樣。社會科學僅僅在弄清楚人們是誰以及他們到底需要什麼的方面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難。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它們都很難定義自己所研究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幾乎每一篇論文發出來都會有人質疑說我們對種族或階級的定義是錯誤的，不僅如此，我們一直在追問的問題也是錯誤的—就算這些問題是正確的，我們也不屑去傾聽正確的答案。」
米拉覺得這種質疑有道理。這樣就能說明，你一開始對問題的構想以及對建構思想的基本要素的選擇就已經決定了有些人的聲音從一開始便被拒之門外。這就好比你在一部電梯裡，只顧專心地按下正確的樓層按鈕，卻沒有意識到電梯門會自動關上，很多要上電梯的人還留在門廊裡。「你的意思是不是社會學傾向於把門關上—抱歉，我的意思是說，遺漏掉—那些在某些方面有別於社會學家的人？就像很多社會學家是男性，他們便會排斥女性；或者很多社會學家是基督徒或猶太人，他們便會排斥穆斯林？」
米拉雖然能夠理解達莉娜所表達的每一個觀點，但是總是猜不到她接下來要論證的各個層次，因此米拉還是對達莉娜要將這場談話引向何處感到非常困惑。她相信馬克思和韋伯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他們的理論有可能會讓社會變得更好，但這些思想似乎又都有著缺陷，阻礙它們的潛力被完全地開發出來。但達莉娜的意思似乎是，馬克思和韋伯已經不值得被留存下去了。想到這，米拉有些沮喪。
達莉娜接著說，對舊有的社會學研究專案的反對聲音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說這些古典社會學家（包括涂爾幹、馬克思和韋伯等人）的觀點太過狹隘，他們的理論均忽視了很多人。他們都相信自己是在陳述某種永恆的、普遍的真理，認為自己所面對的就是現實，但其實只是在描述他們在鏡子裡看到的東西—即他們所認定的真相和現實。根據達莉娜的說法，提出這些反對意見的人並不是拒絕創造普遍真理的可能性，他們只是認為馬克思和其他同行者並沒有實現他們的目標。將更多的聲音和經驗囊括進來，特別是那些來自社會底層的聲音和經驗，可能幫助社會學得出更準確的普遍結論，從而反映出更加真實的現實。
這樣說還好，米拉想，就像電梯理論，還是有可能接著把門開啟的，說不定繼續走下去就能得到正確的答案。好吧，但是達莉娜說的第二種反對會更加尖銳。
「這些批評指出，那些死去的白人男性不僅沒有考慮到和傾聽某些人的聲音，而且他們永遠也不可能聽到這些聲音。他們，或者說我們所有人都無法傾聽和理解一個與自己不同的人。」
米拉拼命地在腦海中檢索能夠用來反對這個批評的證據。
「這麼說來，有些聲音永遠都不會被聽到—但如果是我們的提問方式阻止了某些答案或某些聲音作答，我們又如何得知到底有哪些聲音被忽略了呢？這些批評說到底有沒有道理呢？最開始學習社會學時，我瞭解到正是社會學家開創了那些對於社會邊緣群體—精神病患者、罪犯和少數族裔的研究工作。從這些研究工作中，他們不僅瞭解了這些群體的情況，更加深了我們對於整個社會的認知。」
達莉娜似乎忽略了米拉提到的第一點，直接回應她所說的第二點。
「米拉，我是不會跟你爭論這些問題的。在傾聽這些被遮蔽的聲音時，社會學確實做得很好，但它仍不願意承認它的實踐的的確確排斥了某些聲音並助長了另一些聲音。我能舉出很多例子來說明社會學總是如此忽略一部分人：最明顯的就是階級理論。階級是社會學研究和社會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它是觀察社會中所發生之事的唯一正統的方式。它的問題就在於，當我們試圖將階級理論應用到社會生活中時，難免會忽視很多與任一階級的定義都不匹配的人，或是將不同種類的人同與他們根本不像的人強行混在一起。就比如說，女性會被分配到她們丈夫所在的社會階層中，人們對女性的家務勞動完全置之不理。」
「我承認，這樣做是錯的，錯得很明顯。社會學有一種特殊的責任就是堅決不要這樣做。但是古典社會學家們就是這樣設計的，他們希望社會學能夠向社會指出其工作的某個方面的問題，儘管這些方面或許不是社會成員們希望聽到的，而且這樣做的部分目的正是為了讓那些無法直接表達自己想法的人發聲。」
「注意到不要忽視他人的同時不讓別人保持緘默，這一點很好，但若是認為自己能夠為他人發聲，是不是有些太狂妄自大了？我們能為那些與我們截然不同的人描述事物嗎？我們能夠領會他們的處境嗎？我們真的能夠理解那些與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生活經歷的人嗎？」
達莉娜接著說，對馬克思和韋伯持嚴厲批評態度的人們認為，以為自己可以用這種方式為別人發聲的想法是錯誤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們都活在這樣的一種觀念中，認為進步—人與人之間更好地相處，在社會、經濟、道德上都得發展—對於每個人來說都具有同樣意義。而社會學在其中的角色便是衡量相互競爭的各種進步思想（像是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等）的價值。
總結下來，第一類批評者決定堅持理論前提，只是補充說我們需要在解釋框架中納入更多的人，將更多的聲音融入社會研究的專案中來，這樣才能讓它成功地運作起來。但是，經歷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第二次女權運動浪潮、美國黑人民族主義的分離主義，以及二十一世紀的移民浪潮之後，很多人認為堅持所謂的理論前提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指出，那些所謂的自由主義的成就—普選權和禁止歧視的原則—並沒有為消除不平等、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讓世界變得更公平做出很大的貢獻。更糟糕的是，這些自由權利掩蓋了所有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階級歧視，實際上讓情況變得更糟糕了，因為它們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現在一切都已經好起來了。他們特別指出，社會學就在其中為虎作倀，因為就如同所有的社會科學一樣，它的運作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社會必須要讓每個人都參與進來，並確保所有人都受到了公平的對待。之後，所有人身上的問題就成了他們自己的過錯。
「是的，我瞭解到有些女性主義者認為權利普及、法律平等和反歧視法的力度還遠遠不夠。那有人對種族和民族也持同樣看法嗎？」米拉問道。
達莉娜回答說種族理論家同一些女性主義者一樣，認為不平等被自由、平等和正義的概念掩蓋了。他們指出，似乎每一種正義都包含不公正，而每一種「權利」都藏著錯誤。說著她問了米拉一個問題：「當你在讀馬克思和韋伯的時候，有沒有一種古典社會學家好像總是在談論別人的感覺？」
「我懂你的意思。今天距離他們寫作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很久了，而我，作為生活在另一個社會、另一個時代的女人，仍然能夠理解他們所說的話。在某種程度上，這對我來說是有意義的。他們的研究讓我覺得，自己好像能做點什麼。」
「也許吧，但那種感覺真實可靠嗎？或許你會這樣想，是因為你相信黑格爾關於普遍主體（universalsubject）的觀點。普遍主體既存在於社會內部，也存在於社會外部，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即將形成的社會。普遍主體就代表社會未來的狀態，它是‘歷史的發動機’。
對於馬克思來說，無產階級未來會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普遍主體，因為他們和他們的領導人，當然也包括馬克思本人，最終必將站在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角度說話。當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足夠成熟時，他們就會發動社會革命，推翻資本家。達莉娜說，很多人不相信所謂的普遍主體。在他們看來，這個概念不盡真實：它實在是太抽象了，彷彿只存在於馬克思主義者的頭腦中，而非現實社會里。
女性主義者批評馬克思主義，因為他們認為無產階級的普遍主體都被含蓄地假定為男性，黑人民族主義者批評馬克思主義則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它將無產階級假定為白人。工人階級女性與工人階級男性有著截然不同的地位，他們的利益也不盡相同，自然不會有相同的觀點。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只代表了一小部分工人階級。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一些女性主義者試圖將女性作為普遍主體，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套理論本身就有缺陷，直接放棄了這條路徑。整個知識分子的思想結構，無論是社會的還是歷史的，都反映了一種非常狹隘的傳統，但思想本身應該更廣泛、包羅永珍。
「這是一個視角的問題，包括從哪兒進行觀察，以及你是誰。」達莉娜補充說，「我們需要仔細思考這個‘在哪兒’和‘誰’的問題。當我們聯想到智力傳統時，常常將自己置身於歐洲，而看不起其他人—而且我們對自己的這種做法總是渾然不覺—即使不在歐洲也是如此！」
達莉娜說，由於殖民主義以及歐洲國家與其繼承者美國在經濟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功，人們總會覺得進步是從歐洲向外傳播的。亞洲人、南美洲人和非洲人則站在起跑線之後。像是馬克思和j.s.密爾這樣主張人類皆平等而備感自豪的思想家，同樣認為世界上的其他地區並沒有達到自治所需要的文明水平。
「若是這樣思考，我們就必然會忽略—或者壓根不會去了解—歐洲以外的知識傳統。比如，我們常說社會學起始於蘇格蘭的啟蒙運動或者奧古斯特·孔德的著作。但是早在14世紀，北非的博物學家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就曾寫過我們現在常常提到的從世界歷史出發的社會歷史分析。在寫作過程中，他提出了一門名為‘ilmal-umran’的科學，這門科學將會解釋社會是如何變成現在這樣的—它是一門‘有著獨特目標的科學—即以人類文明和社會組織為目標’。聽著是不是有點耳熟？他提出了關於衝突、整合、城市化、權力、歷史變革以及事物如何產生價值等一系列重要的社會學觀點—所有這些我們以為起源於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前後的歐洲的事件。馬克思主義者對歷史的分析常常給人留下這樣的一種印象，即歷史始於彼時彼地—而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家在開啟這樣的一段歷史前務必要先跟上時代的步伐。」
達莉娜解釋說，我們所認為的這個「誰」，這個普遍主體，所代表的看似是一個普遍的立場，實則不然。它其實是非常具體而特殊的—只不過是以一種我們所不知道的方式，因為這種方式總是被深深地隱藏了起來。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是其中一位開始探索這個領域的社會學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從牙買加來到英國工作，發現自己與身邊的環境格格不入—他是中產階級，受過良好的教育，算是滿足了做英國人的條件，但另一方面他是黑人，這又將他排除在英國的身份認同之外。他意識到，「英國人」這一看似包容一切、不論膚色的群體，但實際上還是會因為他的膚色而將他拒絕在外。
霍爾考察的是我們的身份和日常生活中的想法如何被創造並反映在流行文化中。他試圖瞭解意識形態—即一系列隱藏的價值—在文化中被創造和複製的方式。他所提到的「文化」指涉的是一系列生產意義的客體和體驗。他的研究內容包括電視、音樂、廣播、雜誌、電影、書籍、廣告和報紙。霍爾的貢獻之一就在於他認為學者研究流行文化是必要且可取的，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在生活中，都對流行文化有所體驗。
在此之前，可供社會科學家研究的內容只有高雅藝術、文學和音樂—那些為精英所鍾愛的文化。霍爾等人認為，人們會去關注其他人過去生產的並用來理解他們生活的文化客體和體驗—而他們在生活中所使用的媒體便為他們瞭解別人的生活提供了一個視窗。最開始是電視，網站、部落格和影片遊戲緊隨其後。「他應用了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gramsci）的理論，即存在這樣一種普遍存在的‘常識’，在貌似中立的媒體、話語、國家一類的結構裡，在諸如社會以及人際關係的基本假設中，甚至在那些看似離經叛道、不願意被人模仿的人的行動間，都存在著各種已經設定好的意義和偏見。媒體在努力勸服人們相信這些意見和偏見。」
達莉娜接著說，在媒體和社交媒體中，那些大家公認並深信不疑的故事起著主導作用。有些話題永遠不會出現在人們的討論中，或者乾脆以一種告訴你所有思維正常的人都會相信的真理的形式出現。所以比如你在考試中遇到題目「什麼樣的警務方式能夠有效地減少犯罪行為？」，它已經假定了人們會在什麼是犯罪行為、犯罪行為應該被減少和遏制，以及維持治安是減少犯罪的有效方式等問題上達成一致。
「那麼我們是如何參與到這裡面的呢？」米拉問道。
「霍爾認為，他們不僅要提出一種正確的存在方式—也必定要樹立一種錯誤的存在方式：即所謂的‘另一種’。身份總是根據它不是什麼來創造的—所以在那個時候成為英國人就意味著，其他群體和他們相比不是英國人。」
「成為男人就意味著不是女人，」米拉舉一反三，「但這難道不是對所有人來說都非常正常的思維方式嗎？對我來說，成為女人就意味著不能成為男人—這是顯而易見的！」
「霍爾的觀點是，這些配對使得其中的第二部分，即白人—黑人，男人—女人中的後者，成了多餘的、剩下的東西—而不是它本身。這些‘他者’是被標記出來的，而前者則是沒有記號的。霍米·巴巴（homibhaba）曾寫道，隱藏所有‘我們’和‘我’這些主張中核心的不確定性的遺忘過程已經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