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莉娜接著講起了民族國家所產生的特有的迷思—即單一文化的歷史，佔統治地位的社會階級和種族群體的迷思，在這一過程中通常隱藏著融合、混雜與衝突。「這理論也適用於那些突然重新發現某些古老、肅穆而又純潔的文化傳統是其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少數群體，以及那些深愛祖國的外籍人士。這可能是對異化或對種族主義的一種回應；當然，也有可能是源於一種文化優越感。而且他們常常會為此編造一些他們必須要做的事情。現代性意味著會帶來世界範圍內高水平的移民和人口流動。因而就會產生大量的‘散居者’（diasporas），即那些實際居所與他們聲稱自己所屬的地方不相同的人。霍爾認為現如今散居感是一種很普遍的感覺，越來越多的人都必須要在自己在哪與自己是誰之間進行斡旋。」
米拉想到了自己和賈絲明—她們倆永遠也不可能表現出自己本來的樣子，總是要戴著那模糊而充滿疑問的身份。她們就是夾縫中的人。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美國、加拿大和西歐國家的文化日趨多元。而也有一些國家正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改變邊界線、時常伴隨著暴力的人口流動，以使自身變得更加‘純粹’。正像霍爾所預測的那樣，這些都涉及創造過去的種族及語言上的純潔性迷思。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為此改寫了兩國的歷史。阿富汗的塔利班則抹去了佛教在當地存在過的證據。」
根據達莉娜的觀點，霍爾認為啟蒙自由主義如果不以「野蠻主義」作為參照，就無法解釋上述這些事件。究其根本，「野蠻主義」本身只是另一個使得這些問題成為「他者」的例子。若是想以一種自由主義的方式處理種族及種族關係問題，就需要無知的大多數人接受教育，從而結束歧視。但霍爾認為情況並非如此—民族衝突與種族矛盾實際上是剝削、後殖民主義經濟及強權政治等更大問題的投射。普遍主體則掩蓋了這些過程，讓人們認為種族主義是個人的問題抑或是開明時代存在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但事實上，種族主義是非常現代的問題。
人們對普遍主體的批判越來越多，直到它在自身矛盾的重壓下逐漸崩潰。普遍主體的問題也許不在於概念上的缺陷，儘管情況可能就是如此。「當你得知自己是歷史的發動機，且代表著一種獨特的道德觀時，這必定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應該很少有人願意被告知自己擔負著社會的未來吧。馬克思主義者擔心無產階級永遠不會依照他們的理論所說的那樣行動，他們或許就會意識到問題出在普遍主體理論上，而不是無產階級身上。」
達莉娜現在又轉回了她先前問米拉是否感覺古典社會學家似乎總是在討論別人的那個問題。
「放棄普遍主體是否意味著你問出的問題和得到的答案—關於生活和你自己的那些—總會因為你是誰而變得不同？不同的人之間到底有沒有什麼相同之處呢？」米拉非常痛苦，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還不如趁早放棄這一切。
另一邊，達莉娜接著說，那些希望能聽到被藏匿的聲音的社會學家依然堅信，我們只要堅持正確的、價值中立的方法，仍有可能獲得普遍的真理。而那些反對普遍主體思想的人認為，強行區分事實和價值的努力是徒勞的。價值中立已經過時了，許多人都認為這樣是行不通的。他們說所有的研究都難免帶有這樣或那樣的偏見：「持女性主義立場的認識論者則更進一步，認為你所得到的答案完全取決於你是誰。他們說，婦女是真正受到壓迫的人，只有婦女從女性主義的角度開展研究，才能真正地說出真相。他們並非唯一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後現代主義者嘲諷古典社會學家試圖代表所有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更存在著諸多風險。」
米拉記得那些「持女性主義立場」的人，儘管總是記不住他們的名字，而且她也記得自己為什麼不信服他們的觀點。
「他們是不是說過，既然無論如何你都會持有某種偏見，你不如直接選擇接受那種偏見，並保持誠實？」
「讓我們再仔細探討一下其中的內容。」達莉娜說，「社會地位和權力改變了所謂的‘真實’。社會心理學家在實驗中注意到了從眾效應。人們對一些基本問題的判斷，比如兩條直線的長度，會隨著周圍人的判斷而發生改變。而那些位高權重的人對其他人產生的影響力度還要更大一些。」
「沒錯，我們做學生的都想取悅老師。」米拉評論說。
「哈哈哈，那我還真有點期待。」達莉娜調皮地揚了揚眉毛，「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應用到收集關於世界的知識的所有活動中去。如果我們這些無意識的偏見並非簡單的誤差，而是由我們周圍的特權和不平等的制度所創造的關於這個世界的系統事實呢？」
她深吸了一口氣。
「所以如果你發現人們在‘什麼為真’的問題上意見不一致，或者他們在本該意見不一致的地方卻表現出一致，那麼你就是在處理一個最基本的知識問題。這就是本體論（ontology）：它是什麼，它的本性又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難討論的話題，所以我一般喜歡用發問來思考這個問題。你認為從所有地方，在不同的觀察者眼中得到的事實都是一樣的嗎？量子物理學會告訴我們，一些非常基本的事實只有在觀察中才能確定其存在。把這一點帶入社會學層面中，你就會得到一些基本的定義上的錯誤。比如當兩個事物是相同的或具有潛在的相似性時，它們被定義為不同的事物。反之同理。」
「聽上去都是我們會經常做的事。」米拉說道，「比如我們認為男人和女人的大腦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他們表現出的不同只是人類本質上的一個基本事實。或者反過來，只詢問男性對某個話題的看法，或者只詢問男性的經歷，並用其代表人類整體的經歷。」
「這種事經常發生，」達莉娜說，「社會階層就是以男性的職業來定義的。老齡化的階段也是根據對男性生命週期的預期來定義的，在此預期基礎上，男性便可以很自然地進入退休狀態，然後休養。但許多女性晚年還要承擔照顧老人的任務，所以即使到了退休年齡，她們還是要繼續工作。事實上，不把護理當成一種工作是另一個認識論上的錯誤。
「這種情況並不是因為每個人都對這些感到困惑或懷有偏見，又或是價值觀有問題，而是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實踐造成了這些問題，是我們創造知識的過程產生了這些問題。我們對此脫不了干係。
「每當不確定性變成確定性時，你都能觀察到這種情況—就像在很多診斷中會發生的那樣。比如說，那些長期以來存在的有關疾病的社會學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功於帕森斯。他將病患的角色定義為不能履行社會責任的人，而醫生手上有一種特殊的權利，可以讓人們合法地放棄他們的義務，將他們劃歸為病人。這個界定就依賴於一種建立在刻板印象之上的疾病與義務的觀念，即我們的大多數社會義務都要在公共場所履行—基本上都發生在公共場所和社交場合。如果你的許多義務都要在家中履行，或涉及照顧你身邊的人，就像許多女性所面臨的情況一樣，你就不可能在生病時輕描淡寫地卸下這些義務，因為你的義務並不止於家門口。」
上述理論是否也可以用在有關那些聲音被壓抑和被邊緣化的人的觀點上呢？如果人們能很好地聽到這些聲音，社會學家會對他們發聲的內容感到舒心嗎？達莉娜認為這是個好問題，左翼社會學家總是願意忽視或解釋那些令人不安的事實—要麼是關於那些受欺壓群體中的種族歧視或同性戀恐懼症，要麼就是關於女性對傳統女性角色的接受。
「那麼說到底，」米拉不想掩飾惱怒和失望，「我們兜了一大圈，您到底想表達什麼？
「您是想說，情境的立場主體同普遍主體一樣，是有侷限的嗎？
「您是這個意思，對嗎？那些隱匿的聲音所說的‘壞事’總會被忽略或解釋掉。這樣又怎麼會幫到任何人呢？那些立場論的理論家和後現代主義者都在說，一群人所說的話只有對那些與他們相似的人說才有意義。如果我希望被理解，我就得去期待別人能夠遵守一些共同的標準。如果我希望他們這樣做，那麼我也應該這樣做，否則一切就毫無意義，是這個意思嗎？」
「社會學就處於這兩種觀點的夾縫中，一種認為社會學研究者應該敞開心扉，另一種認為研究只有在公正的態度下開展才有說服力。如果人們意識到你對這些研究主題有自己的安排，他們要麼會對你說你想聽到的話，要麼會直接忽視你。」
「嗯……如果我對您所講的這些內容理解正確的話，那麼針對古典社會學家的‘隱藏的聲音’的批評主要分為兩類。」米拉疲憊地展開論述，「第一種是，他們的進路很狹隘。鑑於他們的文化背景，他們註定無法看到他們期待的普遍真理，只能得到關於某些人的非常具體的真理。如果能夠摘掉自己的有色眼鏡，我們就可以成為更好的社會學家，也可以成為更好的人，聆聽所有的聲音。他們的角度和目標沒有錯，只是在研究的路上被絆倒了。雖然他們的社會學研究做得不好，但是他們的核心還算勉強擺在了一個正確的位置上。第二種觀點是，他們連核心都不正確。這不僅僅是填補空缺的問題，而是隻有真正同他們思維模式一致的人才能傾聽這些聲音。只有那些在啟蒙運動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人才能看到真相，並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只有他們自己才能為自己發聲。如果第二種批判是對的，那麼又怎麼會存在什麼普遍的真理呢？如果人們只能代表同類人發聲，那最終又怎麼會有人能夠傾聽和理解別人呢？
「但批評者們確實提出了很好的問題：由誰決定研究內容，又是誰在為誰發聲？我們的本質是由差異還是相似之處來定義？用這些術語來建構自己的論點本身就意味著我們已經輸了。只有婦女才會被要求為國家生育，只有男人才被要求為國家捐軀。男人可以為國家而死意味著他們可以成為真正的公民。而婦女生育了這些為國捐軀的男人，卻是從屬的公民。兩者是互相依存的。但現在，這套公民理論已經支離破碎，因為在美國，婦女也可以從軍了，也可以和她們的丈夫、兄弟並肩作戰，共同犧牲。
「我們常會繞回到母性這個根本區別上來。只有女人才能生育新的公民，這一事實將她們與家庭和產床繫結起來。這兩者常常被錯當成同一件事。關於母性，一直以來存在著諸多不同的觀點和體驗方式。如果將女人懷胎九月後都會痛得尖叫作為一種母性的共同點，顯然不是什麼好的出發點，特別是在如今有些人甚至能夠租得起其他女人的子宮、購買她們卵子的情況下。
「社會學家與哲學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對此有一種特殊的責任。他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別人在做什麼，卻從未進行親身體驗，也從未思考影響他們做這件事的諸多條件，這就是女性主義認識論和後殖民主義理論家的切入點。那些所謂的其他人沒有回嘴的機會，即便回嘴，他們所說的話也往往不會被當真。因此就存在這樣一種危險，即社會學的理論聽起來很有說服力，它用一個預先設定好的框架來解釋它試圖解釋的目標。除非你跳脫這個框架，不然就沒法推翻它們。」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你說的這些究竟只適用於社會學，還是所有人？我們真的不可能理解別人的經歷嗎？難道只能由黑人中產女性去理解別的黑人中產女性嗎？社會學家以外的人也會這麼說。你懂的，‘你永遠不會明白的—這是黑人的事，這是天主教的事’。我覺得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別管我的事，你永遠也不會明白我的意思’。但在過去，社會學家認為，他們能夠幫助人們理解彼此，讓大家欣賞彼此不同的經歷，從而讓一切變得越來越好。如果人們能夠意識到還有比自己處境更糟糕的人，或許他們就會採取行動。但你說這一切或許根本就不可能。我一定是反應過度了，但這讓我感到十分絕望。」
「實在對不起，米拉，我只是想幫你！咱們不能就這樣輕易放棄。有人曾經問過維特根斯坦，我們怎樣才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他表示，不確定這種要求是否可行。根據他的哲學體系，這是不可能的，但現實往往是另一回事。如果你看到別人受傷了—你和那個人並不相識—你還是會有一種本能的反應，感受到一陣劇烈的疼痛。你能體會到他們的傷痛。也有些男人能夠感受到妻子懷孕和分娩的陣痛。至少，有些體驗是可以分享的，而且不僅僅是與關係親近的人分享。」
達莉娜說，人與人之間是有可能存在某種理解、某種實實在在的感情的。我們確實可以這樣說，溝通—並對溝通的意義和形式達成一致—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沒有這種溝通，社會就不可能存在；沒有這種溝通，身為個體的我們最終便會迷失自我。社會確實是存在的，你看，你可以將中國哲學的文本翻譯成英語並保留其中的大部分含義，單憑這一事實，就說明你可以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交談，還可以對其進行理解，甚至可能會被它們改變。「我們至少擁有跨越那些明顯難以逾越的障礙去感受事物的潛力。所謂的跨越可能只意味著我們說一些話、表一些態，但我們表明的態度同樣會跨越重重阻礙，對身處德里的男人和紐約的女人都產生自己獨一無二的效用。」
達莉娜這場小小的即興課堂好像已經成功畫上令人滿意的句號了。米拉很感激達莉娜願意花時間諄諄教誨。為了讓場面不那麼尷尬，米拉甚至誇讚達莉娜的自我犧牲精神堪比艾琳娜·馬克思，還說整場談話簡直讓她醍醐灌頂。然而事實上，米拉的真實感受比她所說出口的要消極很多。
如果她真的被達莉娜提出的觀點說服，那到底該怎麼做呢？她或許能理解為什麼有些人說馬克思和韋伯的理論是不完整的，但是那些缺失的碎片又該從哪裡獲取呢？米拉仍在尋找更多的靈感，變得更悲觀了，因為，如果認同批評者，那她就應該意識到，尋找靈感本身就是徒勞。米拉感到虛無，甚至感到一種意料之外的絕望。顯然，像她這樣的人是不能夠為受壓迫者發聲的。原本在米拉的腦海中已經慢慢形成的、有關她未來的粗略計劃的諸多可能，現在都已經漸漸崩壞了。在米拉看來，整個社會學的大廈也是如此。既然它也已經瀕臨崩塌，那接著學下去又有什麼意義呢？
達莉娜看出米拉的表情有點不對勁，趕緊詢問情況。米拉只好承認，自己對社會學感到失望。達莉娜問為什麼。米拉遲疑片刻，開口解釋：「把一切都推給藏匿的聲音，說到底就是權力和特權金蟬脫殼的方法，不是嗎？如果這些聲音繼續沉默，那我們又能做什麼呢？此外，就算他們不這樣做，勇敢地為自己發聲，也可能會被忽視，或者充其量被敷衍了事？我們難道不應該對產生不平等和壓迫的原因持有一些普遍的見解嗎？我需要一個社會學家，他能夠真正地質疑產生這一切的社會基礎，真真切切地幫助我們審視一直以來賴以生存的所有方式，質疑那些我們一直認為理所應當的事物，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看待一切。我希望能有人將這一切都拋到空中，讓我們在散落的過程中看清一切，並相信一切會變得更好。」
「你不妨去讀讀齊美爾的書吧—他是瑪麗安妮·韋伯經常在其沙龍里招待的聰明人之一。我很久都沒有讀過他的書了，但就我能回憶起來的，他應該能滿足你的所有要求。當然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把他寫的東西當回事：他是個業餘愛好者，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他沒有在大學任教，但是出於愛好寫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我記得他寫過幾篇關於打招呼、愛、氣味社會學、秘密以及椅子的社會意義的文章。」
米拉笑道：「很好，光是聽起來，他就已經開始讓我著迷了。」
1.社會學的想象力慣用的一個小伎倆就是觀察一個特定的現象和問題，將其與一個系統問題聯絡起來。這樣做就是在為說出的話與說話的人建立聯絡，即將知識與權力聯絡在一起。
2.啟蒙運動是發生於十八世紀的一場思想革命，主張用理性取代宗教。社會學、其他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許多研究進路都是以啟蒙運動為基礎的。啟蒙運動試圖削弱那些來自權威的聲音（來自傳統或天賦的權威之聲），並以新權威發出的聲音取代（那些由科學和客觀知識塑造的權威）。
3.立場認識論是構成對這些問題的討論的一個重要部分，它道破了「客觀的聲音」是如何通過使他人沉默來發聲的。更客觀的標準總是可望而不可即，因為我們必須認識到，中立冷靜的觀點實際上也可能是片面的。女性主義認識論學者指出，所謂的普遍人類主體的思想—其權利、慾望與需求—實際上都建立在男性的權利、慾望和需求之上。黑人女性主義者和其他一些女性主義者批評那些聲稱代表所有女性利益的女性主義者實則只代表了少數人的利益。
4.然而，一些代表他人的能力—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為他們發聲—似乎是公共辯論與民主的必要條件。否則，我們就回到「只能聽見最大的聲音」的那種情況了。英國經濟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
哈佛大學英美文學與語言講座教授，當代著名的後殖民理論家。
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主要研究領域是數學哲學、精神哲學和語言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