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在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所有恐懼中，沒有什麼比預知死期將至更加恐怖了。我可以選擇去醫院切開腦袋，也可以選擇待在家裡。這可真應了癌症患者圈子裡流傳的一句話：治，是找死；不治，是等死。
死到臨頭的感覺
當醫生宣佈在我的顱腦、肺葉和肝臟上都發現惡性腫瘤的時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覺到與死亡如此接近！
災難是突然降臨的，就像晴天霹靂，讓我和家人措手不及。我對自己的身體一向自信。這不僅因為每年一次的體檢指標都正常，還因為我沒有什麼不良嗜好，比如從不抽菸、酗酒。而且我還是個喜歡運動的人，每天至少有一小時的體育鍛煉。所以，當醫生宣佈在我的顱腦、肺葉和肝臟上都發現惡性腫瘤的時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覺到與死亡如此接近！
那一天是2007年2月12日。當時我站在北京醫院腦神經外科的醫生辦公室裡，看著我的顱腦和胸部膠片懸掛在一個巨大的燈箱上。熒光燈的光線從膠片背面透過來，蒼白淒厲，有點刺眼。確切地說，膠片上還顯示出腹部造影。
「這裡有，這裡有，啊——肝上也有。」醫生一邊在膠片上面指指點點，一邊說，「已經不能手術了，只能全身化療。」
「是嗎？」我下意識地追問一句。
停了一下，他又補充道：「不說百分之百吧，也差不多了。」
他轉過臉看我一眼，好像突然意識到什麼：「啊！你還不知道啊？那……那……請你在外面等一會兒，我要和家屬談一談。」
我走出房間，站在走廊上。四圍的牆壁好像是剛剛粉刷過的，一片慘淡的光向我擠壓過來。
馬曉先在我身後跟著，寸步不離。因為職業的敏感，她顯然已經明白了一切，所以特別緊張地看著我，嘴巴動一動，卻什麼也沒說，只是伸手碰碰我的胳膊。這個60多歲、瘦小精幹的女人，是這一代人中最富有人生經歷的人之一。她曾是北京醫院護士，因了一種意外機緣成為中南海高層領導人的貼身護士。她為人忠直，勤勉細膩，富有同情心。在剛剛過去的兩天裡，她一直陪著我，還與我的妻子趙曉東在醫院裡跑前跑後，尋找她認為最有經驗的醫生。
「他是什麼意思？」我問，期待她給我一個更確切的解釋，「情況不妙吧？」
「是不好。」她回答。顯然是因為了解我的個性，她不打算對我隱瞞任何實情，所以直截了當地確認了這個壞訊息，「他說……肝上也有。」
先是顱內，然後是左肺，現在又是肝……我知道這一切意味著什麼：腦癌、肺癌，再加上肝癌。這不就是惡性腫瘤、全身轉移嗎！
「你進去吧。」我對馬曉先說，「去看看曉東。」
我擔心曉東會受不了，轉過身，透過虛掩的門縫去搜尋屋內的情形。
我可以看到曉東的背影。她坐在窗前，獨自面對著那位醫生。還有一群醫生的目光在前後左右包圍著她。窗外灰濛濛的天空襯托著她僵直的身影，我極力想看到她的臉，可惜看不到。
我等在門外，過了幾分鐘，也許是十幾分鍾，終於看到醫生做出結束談話的表情，可曉東還是僵直地坐著，一動不動。我走進房間，站在曉東身後，輕輕拍拍她的肩膀。她站起來，猶豫了一下，然後像是鼓足了勇氣，轉過身來面對我。我看到了她的臉。
她的臉色大變，嘴角微微抖動，眼裡一片哀傷。在和她共同生活的25年裡，我從沒見過她的臉色如此暗淡陰沉。她後來告訴我：「我當時腦子裡一片空白，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在他們面前哭出來。」
她把我扶到醫院走廊的椅子上。兩人並肩而坐，沉默，還是沉默。有很長時間，我們之間一句話也沒有，全身心沉浸在絕望沉悶的空氣中，彼此想要回味眼前的事情到底意味著什麼，可是沒有辦法把思想集中起來。
周圍人來人往，行色匆匆。有一會兒，曉東似乎回到現實中來，驀然抬起頭來，把眼睛直對著我說：「如果是最壞的情況，你願意知道嗎？」
我倆早就有過一個約定：無論誰得了不治之症，都不該彼此隱瞞。現在，她既有此一問，一定是想起了這個約定。
「我已經知道了。」我對她說。
曉東被擊垮了。她躲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哭泣。馬曉先陪著她默默掉淚。我的眼睛無法睜開，但我能夠感受到她正在用一種悲慟欲絕的眼光看著我。
那天回家的路上，車裡氣氛低沉。曉東緊緊拉著我的手，似乎擔心我突然消失，卻又一言不發。她本來是個喋喋不休的人，可現在，所有生機靈動的聲音全都消失了，她整個人沉浸在巨大的驚駭中，剩下的只有沉默。
而我，第一次明白什麼叫「絕望」。
我想讓內心靜下來，恢復思考的能力，卻發現無法讓自己集中精力，於是索性讓思想信馬由韁，或者什麼也不想，只是細細體會身體內部那些被醫生指證的岌岌可危的部位。頭痛目眩，這一定是「腦瘤」的徵兆了！可是肺癌呢？肝癌呢？我怎麼一點感覺也沒有啊？如果肝上長了那麼大的一個異物——就像醫生所說，那應該是能夠感覺到的，比如說疼痛感甚至凸起來的硬塊。我下意識地伸手去摸索，漸漸地，還真的在腹部感覺到一種異樣。更準確地說，是健康人的「異樣」。
我餓了，而且激起了一種旺盛的食慾。
於是我和曉東來到金豐華飯館，揀了個靠窗的位置，相對而坐。曉東點了一份清蒸鱸魚、一碟蠶豆和一樣青菜。這些都是我們家飯桌上最常見的菜餚。我接著給自己要了一大盆疙瘩湯，這是我每次在這裡吃飯時必有的節目。它總能勾起一些有趣的回憶：不是和朋友們滑雪歸來開懷暢談，就是二人相對而坐娓娓敘說。
正是午飯時間，周圍食客漸多，人聲鼎沸。講究品位的人總喜歡說：「吃飯不是吃飯，是吃環境，吃心情。」剛剛經歷過的打擊讓我們兩人都還沒有回過神來，在這樣一種心情中吃飯真是平生第一遭。
我很快回過神來，決心好好表現一下，於是開始向桌上的食物發起進攻。也許是為了安慰曉東，也許是為了鼓舞自己，也許是想要證明醫生在危言聳聽，其實我什麼毛病也沒有，我儘量讓自己表現出如飢似渴和津津有味，同時也沒有忘記從塞滿食物的嘴裡擠出一句話來：「肝癌？真是肝癌，我還能這麼吃嗎？」我漸漸感到自己就像一個視生死如草芥的英雄，這種感覺一直持續到我喝完六碗疙瘩湯，又風捲殘雲般地橫掃了桌上所有的菜之後，才忽然消失。因為我意識到，在我埋頭吃喝時，曉東幾乎沒動筷子。她只是安安靜靜地看著我，面色蒼白，眼睛裡充滿了哀傷和憐惜。
隔著巨大的玻璃窗，我們沐浴在冬日正午的陽光中，儘管我最終也沒能製造出一點輕鬆快意，卻能夠感到周身都是暖融融的。我站起身，依然步履蹣跚，靠著曉東的攙扶走回家裡，倒在床上，感到心裡稍微平靜了一點。肚子裡面裝滿了剛吃下去的美食，全身一會兒湧起飽食之後的舒適懶散，一會兒又湧起死到臨頭的惶惑和恐懼。想到這個世界上有幾千萬癌症患者身處和我一樣的境地，不禁有點同病相憐，惺惺相惜。這總不至於真是人生最後的一頓午餐吧？
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回想醫生的話，帶著滿腹狐疑，沉沉睡去，根本不知道在隔壁房間裡曉東已是悲慟欲絕。她想到現在該做的事是向親友們通告，同時幫助我取消幾個重要約會，於是拿起電話，先是撥通美國，然後撥通歐洲，向遠在異國他鄉的兄妹報告這個壞訊息，還沒開口已經痛哭失聲。
危險的陷阱
有一會兒，我開始怨天尤人，還埋怨自己。我沉浸在一連串的「為什麼」中，情緒低沉。好幾個月後我才明白，原來這種怨天尤人自責自悔的情緒非常有害。它和恐懼、急躁並列，可以算作癌症患者最糟糕的三大心理特徵，也是我們康復之路上危險的陷阱。
醒來的時候天光已暗，足足睡了一覺，精神好了很多，想到醫生的診斷，好像只是一個噩夢。
事情是從五天前開始的。
那天深夜我完成了《中國的新革命》這本書，然後昏昏睡去。如果不出意外，應當至少有24小時在睡夢中度過，可是我很快就在一陣眩暈中醒來。我看到天花板在旋轉，四圍的牆壁也在旋轉，接著就感到了頭痛和噁心，胃裡有什麼東西在恣意翻滾，還有一種要嘔吐出來的感覺。我站起來，覺得腳下不穩，周圍的一切都在移動，同時有點奇怪地發現，牆上的畫框顯出雙重影像。
天剛破曉。淡淡的晨光從視窗擠進來，把房間染成一片灰白色。我覺得自己忽然變得虛弱萎靡，與一天前那個生機勃勃的我簡直判若兩人。我對自己說，有這樣的感覺再正常不過了。這些年裡每完成一本書，總是意味著從肉體到精神的極度疲勞。對我來說，這不是什麼可怕的事，而是一種充滿愉悅和滿足感的心靈體驗。我喜歡這種疲憊的感覺，喜歡全身心地享受那種隨之而來的放鬆與懈怠。因此，那個早上我想的只不過是要好好慰勞一下自己。畢竟這是我最艱苦、最熬人的一次寫作，我已經沒有休息日地工作了12個月。我一定是累壞了。該讓自己好好歇歇，把準備了多日的休閒計劃付諸實施。
我搖搖晃晃地登上飛機，回到北京的家中，身上還揹著全套攝影器材。因為長期在上海工作，所以我對每次的回家總是分外珍惜。這一回打算和朋友相約同去萬龍國際滑雪場小住幾日，享受一番暢快淋漓的高山滑雪，拍些北國風光照片，然後和家人一同過個輕鬆快樂的春節。我對這個計劃充滿期待，即使頭暈眼花、步履蹣跚，也沒有動搖。當時我以為，只要讓自己徹底地懶散幾天，身體就會恢復如常。
但是我在北京的老同學林榮強並不這麼樂觀。「別廢話，」他在電話裡對我說，「趕快去醫院檢查。」也許是擔心電話裡的警告被我扔到一邊，他索性把自己的汽車開到我家門口，不由分說催我出發。我深知這位老同學有著相當出色的判斷力，對於風險和機會的敏感程度遠在我之上，他的話也常被證明是先見之明，於是趕緊收起滑雪的念頭，坐上他的車直奔北京醫院。
醫生聽了我的敘述之後立刻滿臉凝重，在排除了頸椎或者其他方面可能發生的問題之後，立即把我送進核磁共振室去做顱內掃描。這時候我已知道，她是神經內科的主任醫師，名叫李金。她起身離開自己的診室，尾隨我走進掃描室，坐在顯示屏前。
「你的顱內有個東西。」她望著我說，「不能確定是不是腫瘤。也許是個囊腫。」
她的語氣從容慈愛，可曉東已是滿臉緊張，我也隱約感到情況不妙。不然，她為什麼那麼急切地跑到掃描室裡來，而不是按照通常的做法等待影像膠片和診斷報告？！
情況的確不妙。兩天後製作出來的膠片清晰地顯示出，我的後腦有個2.5釐米×2.3釐米的病灶，圓圓的像個乒乓球漂浮在那裡，緊挨著大腦中樞神經，清晰突兀，還有點神秘，就算我這個純粹的外行，也能很容易地分辨出來。
在北京醫院出具的檢查報告單上寫著：
左側橋臂異常訊號，佔位？
左側橋臂佔位及腦膜增厚和右額後部腦膜結節。
考慮轉移瘤可能。
以我淺薄的醫學常識，也能明白，在醫生用語裡，「佔位」就是「腫瘤」。更糟的是，增強掃描的膠片進一步顯示，不僅是「佔位」，而且是多處「佔位」。很顯然，我所表現出來的症狀，以及核磁共振膠片上顯示出來的影像，都是「腦瘤」不容置疑的證據。
「我一看見你，就覺得是腦子裡面出了問題。」李金主任緩慢地、輕輕地說。看來，這就是讓我頭暈目眩、噁心嘔吐的罪魁禍首！
眼見她如此迅速地找到了我的病灶，我不禁心生敬佩。但是她沒有為我採取任何治療措施，而是建議我去看神經外科。一個內科醫生給出這樣的建議，就意味著她把我的病排除在「內科」之外，歸由「外科」治療。
這讓我們感覺到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外科是幹什麼的呀？不就是把腦殼鋸開，還要把腦仁給切掉一塊嗎！
檢查報告結論中的「轉移瘤」三個字讓我們更加緊張：這意味著我腦子裡的腫物不是「獨有」，那麼它是從哪裡轉移過來的呢？那原發的腫瘤藏在我體內的什麼地方？還有，既然已經到了「轉移」的地步，那就更有可能是個「惡性腫瘤」，而且已是「晚期」？
整整一個晚上，我和曉東都深陷在這個恐懼的疑問中。
第二天我們再去醫院。按照醫生安排，在全身上下到處搜尋腫瘤的原發部位。根據通常經驗，他們認定肺部的嫌疑最大，因為肺癌有個常見的發展趨勢，就是往腦袋裡跑。可是，在一次x光透視顯示我的肺部沒有任何異常之後，醫生一下子沒了目標，不知從何下手。
我在電話裡把檢查結果告訴報社的醫生金曉虹。為了證明肺部「清白無辜」，我還再三強調，單位每年安排的例行體檢中，我的胸部x光透視都沒有任何問題。金醫生對這一切一清二楚，而且還知道我最近一次體檢不過是在兩個月前。儘管如此，她還是將信將疑。對她的看法，我是從來不敢忽略的。這位中年女性雖然不是名滿天下的醫學專家，在任何一門醫學專科上也涉獵不深，卻擁有異常豐富的臨床經驗，處事幹練又頭腦清晰。過去十幾年裡，我無數次地請她看病，無論身體有任何不適，她總能利用她的經驗讓我滿意而回。現在，她提醒我們，x光透視看不到問題，並不能說明我的肺真沒問題。「腫瘤有時候會非常聰明地躲藏在鎖骨後面。」她說，「這是一般x光透視看不到的死角。」
她還告訴我們，有一種新技術可以把周身上下掃描一遍，其英文的縮寫名稱叫pet（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她在遠隔千里的上海，在電話的那一頭，給我們詳細講解這種技術的功能和原理，耐心地把那些專業理論說得可以適應我們的理解能力。原來惡性腫瘤細胞的代謝水平和正常細胞有著明顯區別，pet正是利用這個規律來觀察你身上的異常細胞。這一技術在臨床上沒有任何副作用，其敏銳程度甚至不會遺漏小於一釐米的惡性腫瘤。不過，醫生很少主動要求病人做這種檢查，因為它的價格高昂，做一次全身掃描要上萬元。
曉東聽了這一番話，立刻催促我去做pet。我卻有一種本能的牴觸，想想自己活了50多歲，看病吃藥的錢加在一起也沒有這麼多啊！
不管怎樣，我們再次去了醫院，結果居然很不幸地讓金醫生說中了。全身pet掃描暴露出左肺上葉的病變。接著，ct（計算機層析成像）再次證實它確鑿無疑地存在，而且正是隱藏在我的鎖骨後面。更糟的是，胸部掃描不知怎麼竟弄到肚子上，掃出我的肝臟也有腫物。
現在，我躺在床上，一會兒昏沉一會兒清醒，想讓自己靜下來卻怎麼也做不到。我開始相信，這不是噩夢，是真的。我正面臨最壞的結果。
我禁不住在腦子裡搜尋關於癌症的知識，可惜當時我對這個領域的瞭解少得可憐，所有的知識其實只不過是一句話：癌症就是絕症，癌症確診報告就等於死亡判決書。我的親友中有好幾位身患癌症，他們臨終前的羸弱之軀和絕望目光給我留下了深刻記憶：人是如此渺小，癌的力量又是如此強大。此外，我還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印象：癌症的發病率在迅速增加，越來越逼近我們每一個人，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環境似乎也在助長這種勢頭。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它有一天竟會落在自己頭上。
有一會兒，我開始怨天尤人，還埋怨自己：為什麼是我呢？我上輩子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老天爺為何要下如此狠手？為什麼我就沒有好好養護身體？為什麼我就沒有好好享受人生？我沉浸在這一連串的「為什麼」中，情緒低沉。好幾個月後我才明白，原來這種怨天尤人自責自悔的情緒非常有害。它和恐懼、急躁並列，可以算作癌症患者最糟糕的三大心理特徵，也是我們康復之路上危險的陷阱。
接下來的兩天，我的影像膠片在北京醫院的好幾個科室裡會診。肝部腫瘤很快被排除了，看來還不到「全身轉移」的地步，不過，結論依然很壞。腦部病灶和肺部病灶是確定無疑的，醫生們也有充分理由把兩者聯絡在一起：腫瘤原發部位在左肺，腦袋裡的是轉移瘤。
「如果是這樣，就是肺癌四期。」胸內科的一位專家這樣說。
中國式的「專家門診」
醫生下班了，病人也散了，剛才擁擠不堪的醫院走廊現在空蕩蕩的。我倚著曉東，兩人並肩，蹣跚而行，感覺又冷又無助。在經過令人難以承受的路上顛簸、漫長等候和期待之後，我們沮喪地發現還是在原來的起點上踏步，不知道該怎麼辦。
周圍的朋友紛紛建議我們去北京天壇醫院，大家都說，對付我這種病，這家醫院是最好的。我們所能得到的全部資料——新聞、研究報告和網上資訊，也都顯示它的神經外科是「全國排名第一」。有位「主任」，擁有一大堆耀眼的頭銜。還有人告訴我們，他是我們國家最好的神經外科專家、手術檯上操刀開顱的高手，既迅速又可靠。
靠著曉東的攙扶，我搖搖晃晃走出家門，就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樣，開始了慕名投醫的漫漫路程。馬曉先早已聞風而動，千方百計去聯絡這位權威，可惜不能如願。她告訴我，「主任」不在北京。就算在，想要見到他也是難上加難。幸運的是，她找到天壇醫院神經外科的另外一位醫生，也是一位「主任」，也是大權威，也擁有很高的專業水準和豐富的臨床經驗。於是我們打定主意，無論如何要見到他，來一回最權威、最專業、最有臨床經驗的診斷。
忍耐了兩個小時的路上顛簸和頭暈目眩，又花了300元掛上專家號，我們終於獲得機會面見這位專家。儘管是個「特需門診」，卻沒有誰來給我們約定一個準確時間，所以還要經過一番漫長的等待。四周全是等候就診的病人，繞著專家診療室外面的門廊坐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張臉都帶著混沌不清的絕望和希望。這也顯示出此人的確享有盛名，肩負著如此眾多的期待。我好不容易找個座位坐下了。由於眩暈和畏光，幾天來我一直半閉著雙眼，還戴著一副墨鏡用來遮光，即使在屋裡也不敢摘下。
我們在昏暗之中耐心等了三個小時，終於在下班前的最後幾分鐘見到「主任」。我不知道這位「主任」和那位「主任」究竟哪個才是神經外科主任，反正聽到別人都叫他「主任」，我們進門也就忙著叫「主任」。他不動聲色，只微微點一下頭算是作答。
我的內心充滿敬畏，意識到這是一個關鍵時刻，趕忙摘下墨鏡，努力睜開雙眼，盡力傳遞我的尊敬，同時想要看清楚這位能夠救我性命的人。
於是我看到一個保養很好的中年男人。他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膠片上。我強打精神，試圖敘述我突然發作的症狀，可是很快發現他對我的話不感興趣。他的熱情似乎只在向他對面的年輕醫生侃侃而談，年輕醫生則是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但是可以感覺到，他認為我腦袋裡的病灶是惡性腫瘤，並且列舉膠片上呈現的種種特徵加以證明。
我努力提高聲音，希望他的注意力能轉移到我身上來。他看我一眼，因為我打擾了他而顯得很不高興。
「突然發作的？」這是他第一次對我問話，我還來不及回答，他就自己先得出了結論，「不會是突然的吧！」
我注意到「突發」這個細節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在轉瞬間就被他否定了。看來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機器，相信那張沒有色彩、沒有溫度、沒有生命的膠片。也許他認為我的腦子已受損害，必定思維混亂，所以根本不相信我還能講清楚事情經過。不久之後我就知道，頭部疼痛眩暈的症狀是「突發」還是「漸進」，對其病灶性質的臨床診斷是個關鍵依據。由於「惡性腫瘤」的生長是個漸變過程，所以伴隨而來的症狀通常也會由弱到強，而不會像「腦炎」或者「腦出血」那樣「突然暴發」。可當時我還完全不知道這中間的區別。我由衷地覺得自己是那麼無知、那麼渺小，而面前這位專家是那麼博學、那麼偉大。
「主任」延續著自己的思維，對我依然視而不見。他的目光還在他的學生身上。他從喉嚨深處緩慢地發出一種堅定不移的聲音，像講課，又像訓話。為了讓自己的話更有說服力，他伸出一根手指，用力地在我的膠片上指指點點。這樣的過程持續了幾分鐘，他一直在對他的學生高談闊論，就像在發表演講而不是在為病人治病。我忽然覺得自己並不是他的一個病人，而不過是一個病例，在適當的時候自己送上門來，做了他的教學標本。
這種感覺很快影響了我的心情，讓我疑惑。我能理解由於病人太多，所以醫生只能讓病人排很長時間的隊，看很短時間的病，但我不能理解他們怎麼會如此不在乎病人的心理感受；我能理解醫生因為見多不怪而產生的不耐煩和冷漠，但我實在不能理解，為什麼他們只知道那些儀器、膠片和檢查報告，而完全不顧及病人自己的身體症狀；德高望重的醫生門下理應高徒滿座，他們利用臨床病例來教導弟子也是必不可少，可是我很難想象，他們既然已經與病人「特約」自己的時間，並且為此收費，竟又不肯把時間專注在病人身上。這情景就如同你花了一大筆錢之後來到期待已久的埃及金字塔，經驗豐富的導遊把錢揣進口袋卻視你如無物，扭過臉去教導他自己的兒子如何謀生。
曉東和我一樣，急於把他的注意力拉回到我們身上。在經過兩小時的路途勞頓和三小時的等待之後，這種心情著實難免；更何況她還急切地想要弄清楚我腦子裡的東西和肺上的病灶是否有關，因為這關係著她丈夫是有救還是沒救。她終於忍不住打斷了專家的演講，把這問題再次提出來。
「你想讓它有聯絡？」他朝這邊斜了一眼，不肯回答問題卻刻薄地反問一句，嘴角帶著明顯的嘲弄和不屑，「是嗎？」
我們懾於「主任」的威嚴，不再作聲，只敢在心裡嘀咕。儘管我並不指望能在這裡得到明確結論，卻怎麼也沒想到，他會用如此盛氣凌人的方式來對待一個他說不清楚的問題。
然而讓我意外的還不只這一個「問號」。在向他的學生展示了淵博的醫學知識和豐富的臨床經驗之後，「主任」在我的診療本上寫下他的高見。他記錄了左腦的「佔位性病變」，還寫了右小腦和右腦頂部都有「異常訊號」，結論是：
膠質瘤？
多發轉移性病變待除外。
「左腦」「右腦」，還有「右頂」，這表明至少有三處病變！
「膠質瘤」「佔位」，還有「多發轉移」，這表明它們都屬於「惡性」！
此外還有一個「？」和一個「待除外」，表明這是一個既明確而又大有迴旋餘地的診斷結論！
告別「主任」時天已大黑。醫生下班了，病人也散了，剛才擁擠不堪的醫院走廊現在空蕩蕩的。我倚著曉東，兩人並肩，蹣跚而行，感覺又冷又無助。在經過令人難以承受的路上顛簸、漫長等候和期待之後，我們得到的僅僅是一張「專家門診掛號費發票」，以及一篇演講、一個「問號」和一個模稜兩可的「待除外」。我們沮喪地發現還是在原來的起點上踏步，既不能確定自己得了什麼病，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了這一番經歷，我才意識到原來病人的倒霉事還不只是疾病本身。
早就聽說過一句話：中國的老百姓在官員和醫生面前是最沒有尊嚴的。我瞭解平民百姓在官員面前的低三下四和逆來順受，但我始終不能想象，病人在醫生面前也會如此這般。現在方知，這話還真有幾分道理。病人們花費好幾個小時甚至好幾天的時間來到他們仰慕的醫院，可是在這裡總不免遭遇冷漠、不屑、訓斥、不耐煩和模稜兩可。除非他們是高官顯貴或者有什麼特別的因緣，否則就算是「特需門診」也不能好一些。他們在約定的時間到達醫院，卻發現約定的醫生總是忙著幹別的，好不容易輪到自己，醫生不是給自己的學生上課就是接聽手機。他們在醫生那裡感覺不到溫暖和同情心。他們對醫生，特別是對那些擁有專家頭銜和權威的醫生寄予了那麼多的希望，可是通常只能得到一個「待查」「待除外」「可能性大」，或者僅僅是一個問號。
用文字甚至標點符號來表達一種「模稜兩可」的診斷結論，對醫生來說是最簡單、最安全的選擇。醫生要給自己留有餘地，可退可進。即使鋸開你的腦殼，挖去一塊腦仁去做病理檢驗，他們還是會說，不會百分之百準確無誤。但是，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這種「模稜兩可」比一個最糟糕的診斷結論還要糟。在以後的15個月裡，類似的演講和診斷我又遇到許多次，而我除了越來越疑惑和沮喪之外，似乎別無收穫。一想到還要按照這位大牌專家的指點去完成新一輪檢查，然後把「專家門診」如此這般重來一遍，我的腦袋便越發疼痛眩暈起來。
恐懼的由來
在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所有恐懼中，沒有什麼比預知死期將至更加恐怖了。曉東打來的電話讓我不由自主地想象手術檯上的情形。我可以選擇去醫院切開腦袋，也可以選擇待在家裡。這可真應了癌症患者圈子裡流傳的一句話：治，是找死；不治，是等死。
舊曆新年很快就來了。我躺在朦朧的暮色中，想這想那，明知恐懼有害無益，還是忍不住想象死神降臨時的情形。鄰家大門貼了「恭賀新春」的年畫，隔著牆壁隱約傳來琴聲笑語，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年勞頓之後的一段休閒、享受和意趣盎然的時光，可是這一切已經與我們無緣。全家人完全脫離了正常的生活軌道，恐懼和絕望的氣氛在家裡瀰漫。這時，即便是看到自己的病危通知書，或者是看到死神破窗而入，我也不會驚訝。
曉東墜入服喪般的悲痛之中。她不住地自責自怨，後悔過去幾年沒有隨我到上海去，沒有好好照顧我，沒有阻止我沒日沒夜地工作，所以她現在再也不想讓我從她的視線裡消失。她不再去上班，不再去學習英語，不再去旅遊，也不再去看晚間的音樂會，她對所有的社交活動不再有熱情，甚至對她酷愛的滑雪和游泳也都興致全無。
「沒有你，」她對我說，「我再也不會做這些了。」
她現在的每一分鐘都和我在一起。晚上看著我睡著，自己睡不著。白天給我做飯，自己卻吃不下去。捱到我精神好些，便扶我在屋裡走幾步。飯後，她扶我躺到床上，給我讀小說。她說那是很不錯的小說，其實對我來說，讀什麼都一樣，我只是想在她的聲音中慢慢睡去。等我睡過去之後，她又匆匆出門，從這家醫院跑到那家醫院，強忍眼淚聽著醫生的令人絕望的話，到處打探癌症患者的治療資訊，然後心灰意冷地回到家裡，在屋子中間來回轉悠。夜深人靜，長跪不起，雙手合十向蒼天祈禱，她在醫學的殿堂裡感覺不到希望，只能從神靈的聲音中得到慰藉。有一會兒她心情稍平，可是很快便又不能自制，縮在沙發的角落裡痛哭失聲……
我們仍然瞞著母親。她已82歲，正在等我們回家過年。父親因患肝癌早逝，母親在痛失親人之後，堅強而健康地生活了20年，直到她自己也患了胃癌。在經歷了一次胃切除手術和兩次骨折修復手術之後，她明顯地老了，精力一年不如一年，眼睛看不清楚，耳朵也聾了，只能藉助於助步器行走。我們兄弟姐妹四人全都不在她身邊。只有在週末和節假日里，我才能回去看望。在母親看來，和兒女們一起吃頓飯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除夕那天我強撐身體，拄著一根柺杖去看母親。母親耳聾眼花，看我不清，可是一見我的身影就開心地笑，用我的小名不住地呼喚，湊到近處仔細看我，卻對我的病態渾然不覺。我過去總希望醫生能治好她的眼睛和耳朵，現在卻有點慶幸我在她眼裡只不過是個模糊不清的兒子。
全家人一起吃了年夜飯，然後在一起拍照合影。父親去世後的20多年，每個除夕夜我都是和母親在一起度過的，照片也留下無數。但是今夜不同，我滿腦子都是一個念頭：這是最後一個春節了！
我打起精神，努力睜大眼睛，希望不要在這最後一張照片上留下個病懨懨的樣子，卻模模糊糊地看見櫥櫃裡面父親的遺像。
時間伴隨著接踵而至的訊息迅速流逝——壞訊息，對壞訊息的否定，然後是更壞的訊息。萬家歡慶、爆竹聲聲的時候，我們更加絕望。我們不再談論滑雪或者旅遊的計劃，而是談論鋸開腦殼是個什麼感覺，以及把腦子切去一塊之後會成什麼樣子。
要不要接受手術成了家裡最緊迫的話題。像所有遭遇癌症襲擊的家庭一樣，我們心情急迫，度日如年。甚至不能等到春節結束，曉東便匆匆趕往上海，隨身帶著我在北京的全部會診記錄和膠片。一想到要切開腦袋，我們就傾向於到上海去。不僅因為那裡的華山醫院擁有一個非常好的神經外科，還因為我在那裡工作多年，知道上海人稟性精細做事嚴謹，不像北京人那樣大而化之，做朋友讓你暢快淋漓，做事情卻總讓你不能放心。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都抱著一點僥倖心理，希望上海的專家能夠否定北京的診斷。因為在這個國家，要論醫院的醫療水準，上海是唯一能和北京媲美的了。
就像幾天前北京的朋友刻不容緩地把我送進醫院一樣，我在上海的朋友們已經行動起來。其中有一位名叫曹煥榮，是人民日報華東分社社長，和我同齡，由官場序列來說，他是我的上級，但是我們之間保持著很深的朋友式的友誼和關切。他比我更執著地相信，上海才是能夠拯救我的地方，所以分秒必爭地為我尋找最好的醫生。接下來的24小時，對我的會診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安排妥當，就連春節長假也沒有耽擱它的節奏。
曉東到達上海那天是大年初四。走進華山醫院會診室的時候，屋裡已經有一群人，圍著大會議桌坐了滿滿一圈，都是上海腦癌和肺癌治療領域裡最好的專家。大家彼此拜年，互道珍重。可惜這種輕鬆氣氛很快就被我的膠片給打斷了。專家們的看法是一邊倒的，幾乎是在重複北京專家的診斷。肺葉上的病灶不算大，不能有定論，也還有時間繼續觀察，可是「腦瘤」這個結論看不到任何翻案的希望。
北京造就的絕望氣氛，在上海被進一步強化了。專家們甚至還有更大的擔憂：由於顱內腫瘤靠近腦幹——生命中樞，所以手術過程很容易傷及腦幹，危害生命。要想避免意外，就只能切除腫瘤三分之二的部分，因而剩餘部分仍會繼續生長。如果不手術，腦瘤的生長隨時可能壓迫腦幹，照樣危及生命，所以我的死期更加緊迫——可能「只有三個月」。
專家們的陳述大致上勾畫出我的未來之路：
1.儘快實施開顱手術。然後……
2.手術後的繼續治療，也就是化療和放療。然後……
3.密切觀察肺部病灶的變化。準備實施第二次手術，開啟胸腔，切除肺葉。然後……
4.繼續化療，繼續放療。
……
有一段時間，曉東顯然被專家們的熱情和誠意打動了，開始盤算我的開顱手術。那個晚上她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做好到上海的準備，還說華山醫院副院長已經帶她看了為我準備好的病房。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所有人——曉東、我，還有醫生們——都已不作他念。一切具備，就差把我推進手術室裡了。
但是曉東仍然懷著最後一絲僥倖心理：就算是腦瘤，也別是從肺上跑過來的轉移瘤。她在金醫生的陪伴下，又去了上海肺科醫院尋訪一位專家，只想弄清楚一個問題：「有沒有可能……腦子裡的東西和肺沒關係？」
「我不敢說100%是有關係的，」具有高度專業敏感又從來不肯把話說絕的醫生儘量委婉地回答，「能說有98%吧。」
「我們只有2%的機會？2%？」
「作為醫生，我想建議你到上海來做手術。」他接著說，「但是作為朋友，我勸你一句，還是別到上海來吧。」
「為什麼？」
「因為……因為……家人都在北京。」
「他是在擔心，」曉東後來對我說，「你能活著去上海，卻有可能不能活著回北京。」
在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所有恐懼中，沒有什麼比預知死期將至更加恐怖了。曉東打來的電話讓我不由自主地想象手術檯上的情形。我可以選擇去醫院切開腦袋，也可以選擇待在家裡。這可真應了癌症患者圈子裡流傳的一句話：治，是找死；不治，是等死。
我躺在床上，仰面朝天，意識在睡夢和清醒之間游移，靈魂彷彿在人世和天堂之間漂浮。有一陣子，我覺得非去醫院不可了。有一陣子，又想到不管怎樣我已來日無多，於是強睜眼睛環顧這個家，扶著牆壁走了一圈，不免惆悵。12年來，我在這個家裡住的時間很短，現在一旦離去，也許就真的回不來了。我開始默默地和它告別，又在腦子裡想象自己的後事，接著想到遺囑：
1.不要單純依靠藥物維持我的生命。如果成了植物人，請立即為我實施安樂死。
2.不開追悼會。不要遺體告別。不留骨灰。不開任何形式的追思會。不讓媒體以任何方式提及此事。
……
忽然我又想起一件事來，要在曉東從上海回來之前辦好。我摸索著，把家裡的賬單、存摺、信用卡全都找了出來，半睜半閉著眼睛把密碼一一寫在紙上，收拾停當。我這老婆一向不問家裡錢財，也不知道我究竟掙了多少錢，又放在什麼地方，所以我想，如果我一去不返，得讓她能夠找到。
做完這些以後心裡稍微輕鬆，感覺自己今生已經了無牽掛。如果說還有什麼遺憾，那就是在過去的歲月裡沒有用更多時間和他們母子二人待在一起。結婚25年來，我們一直聚少離多，可我竟從未把這當一回事。人總是不在乎自己擁有的東西，要等到失去的時候才知道珍惜。
疾病擊中了我身體內最脆弱的環節，讓我變得多愁善感。妻子不在身邊讓我感到孤獨和無助，好在有兒子守在身邊。他一放假就回家來陪我，朝夕不離，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耐心和體貼。幾天前，他從媽媽口中知道了我的病情，母子二人抱頭痛哭一場。從那一刻，他已長大成人。
他為我買來一大堆光碟，包括所有相聲大師的全集。他正在想方設法讓我開心，就像他幼年時代我總是千方百計哄他笑一樣。
我試了試，儘管頭痛不已，眼睛不能睜開，但是耳朵的聽覺依然健在。我開始重聽那些耳熟能詳的老相聲，還第一次聽了郭德綱的新段子。笑聲重新回到這個家。它讓我的注意力從疼痛不已的腦袋上離開。
我開始聆聽更多的聲音。有古典音樂，有輕音樂，尤其是鋼琴、長笛、古箏和琵琶的音韻讓我覺得舒服。有一張光碟是多年以前在杭州靈隱寺買的，名叫《佛頌》，一直塵封在案，現在開啟了。一曲響起，緩緩盪漾，餘音繞樑，由身外到心內，漸漸寧靜、純潔和虛空，不禁悠然神往，有一會兒甚至忘了疾病。
大約在第六天，我試著自己下床，手扶牆壁在屋裡行走。還好，頭暈眼花的程度並沒有加重，我也還能支撐自己。於是我得寸進尺，走到院子裡。兒子在一旁攙著我，極力找些輕鬆話題對我述說。父子二人沿著花園裡的小徑走了一圈，再走一圈。
「他小時候，我牽著他。現在他大了，我老了，他牽著我。」我這樣想，「人生有此，還有什麼不知足呢！」
曉東初五那天回來了，心裡懷著一個強烈的矛盾，一直糾結：想要把我送到上海去接受治療，又怕應了那個醫生的話，一去不回。她一路上不住流淚，從上海流到北京，推開家門，卻見我和兒子正坐在餐桌前聊天，笑聲不斷。柔和的燈光包圍著我們，充滿溫馨。她後來告訴我，就是在這一刻，她做了個決定：不把我送到上海去！即便只有「三個月」，也要讓丈夫和家人在一起，快樂地度過每一天！
中外醫生之對比
輕率、傲慢和自以為是，是導致一個成功者犯錯誤最重要的原因。越是絕頂聰明、功成名就之人，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這樣的醫生手裡，我不覺得是個明智的選擇。
我和曉東多年前就有個約定：我們中間無論是誰，也不管得了什麼病，彼此應當如實相告，不必隱瞞。她是性情中人，易喜易怒，容易在事實中間加進強烈的個人情感和傾向，卻是個最好的資訊收集者，也是個最好的敘述者。她有本事在最短的時間裡見到我希望尋找的醫生，還能在我做出每一個選擇時給予莫大的幫助和鼓勵。她從不吝惜自己的建議，但是，當我猶豫不決的時候，她就會說：「不論你做出什麼決定，我都會支援你。」
現在，她沒有保留地對我敘述了她的上海之行，告訴我專家的診斷，也說了她的想法。我仔細傾聽她說的每個細節，搜尋其中哪怕最細微的對我有利的證據，就像一個行將淹死的溺水者，拼命想要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
結果我們還真的找到一點希望。那是周良輔教授的一個建議，他要我們對腦部重新做一次核磁共振掃描，但是必須加上「波譜」。他解釋說，這是國外的一項新技術，有助於確認顱內腫物的性質，甚至還能更準確判斷它與肺部病灶是否有關。周良輔教授是上海華山醫院神經外科主任，也是國內這個領域裡最權威的專家之一，所以在我們看來，他的建議實在比泰山還重。
我毫不猶豫地去了醫院，再次接受腦部掃描，期待著周良輔教授所推崇的新技術帶來佳音。明知希望渺茫，還是望眼欲穿。
「波譜掃描」的檢查報告至少還要等上三天，我們意外地收到來自歐洲的訊息。妹妹告訴我，對於我的病，國外專家的看法和國內專家並不完全相同，至少沒有那麼悲觀。對我們來說，這是幾天來唯一的好訊息了。妹妹本來就是醫學領域裡的一個專家，她的專業是糖尿病的研究和治療。她在比利時供職的研究室，是全世界這個領域最好的研究機構之一。儘管如此，她並不認為自己有資格來評判神經科和胸科的疾病。所以在接到我們寄去的膠片後，她立即請相關領域的醫學專家會診，包括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主席jacquesbrotchi先生、比利時荷語布魯塞爾自由大學（vrijeuniversiteitbrussel,vub）醫院的johandemey先生、法語布魯塞爾自由大學（universitélibredebruxelles,ulb）醫院的daniellebalériaux女士。
她後來對我詳細敘述了會診的經過。
在一間擁有一個碩大讀片器的房間裡，這些醫生把我的全部腦部膠片——總計九張——依次排開，整整齊齊懸掛了半面牆壁。他們拿著放大鏡，仔細查閱每一張，又認真傾聽妹妹轉述我的發病經過，對他們認為很重要的細節不厭其詳地反覆詢問，然後回到那些膠片旁，重新依次查閱。
整個過程持續了大約60分鐘，然而還沒有完，他們又把膠片的數碼文本複製到電腦上，經過放大處理後再來比照，這才形成自己的意見。
這樣的會診先後有過兩次，結論大致相同：
1.單從膠片所顯示出的病灶來看，良性的可能性只有2%；
2.但是從病人腦部症狀是「突發」而不是「漸進」這一點來看，這一病灶不像腫瘤，更像一種罕見的炎症；
3.所以，腦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腫瘤，或者只是良性腫瘤；
4.腦部病變和肺部病變沒有關係的可能性更大。
這四條中，第一條，他們和中國醫生的意見基本一樣；第二條，所有中國醫生都忽視了，外國醫生卻將其作為診斷的重要依據；第三條和第四條，中外醫生的意見有很大不同。
鑑於此，國外的專家們認為，仍有進一步確診的必要。當然他們並不認為自己一定正確。由於沒有見到病人，他們甚至不認為這是一個正式診斷。他們極力建議我們在中國重新來一次會診，要請最好的醫生。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主席jacquesbrotchi先生還當場向我們推薦了一位，說他是中國這個領域裡很有名的醫生。一問，原來正是我們試圖尋找卻未能如願的北京的那位神經外科專家。
妹妹當即決定從布魯塞爾趕回北京。她把自己對jacquesbrotchi先生的信任毫無保留地轉移到這位從未謀面的中國專家身上。
妹妹乘坐的航班凌晨5點到達北京。在連續10個小時的空中勞頓之後，她坐上一輛出租汽車，從機場直奔那家大醫院。我本想讓她先回家休息一下，可是她不同意。她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見到這位中國專家。
曉東在同一時間去醫院與她會合。兩人花了300元錢匆匆掛號，然後和一大群病人一起坐在走廊裡排隊等候。雖然還要好幾個小時才能見到那個期待已久的人，可是她們已經激動起來。作為一個醫學專家，妹妹的腦子裡面沒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她只不過是期待這位中國專家做出一個認真嚴謹的診斷，就像幾位國外醫生一天前做過的一樣。
不過，她馬上就要失望了。
「很有名的中國專家」在他應當出現的時間真的出現了。她們開始敘述我的病情，儘量使自己的語言簡短和精確，可是對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當她們說話時，他根本就不正眼看她們，也很少發問。他甚至在這次會診剛剛開始時，便已經急於結束。
僅僅在一天前，妹妹親眼看著幾位外國專家把這九張膠片反反覆覆地看了一個小時。現在她卻驚訝地看到，這位中國專家只不過在九張膠片之中挑出三張匆匆看了幾眼，就開始下結論了。
他接連說了好幾次「轉移瘤」，還說了一些「必須立即手術」之類的話。
「如果不馬上手術會怎麼樣？」曉東問。
「不手術？那就等著唄！」專家說，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她們。
兩人都聽明白了：「等著」的意思就是「等死」。
妹妹心裡有很多問題想要提出，還想把國外專家的看法說給他聽，可是還沒開口就被他打斷了。轉瞬之間，她們聽到他在招呼下一個病人了。
她們就這樣匆匆趕來，又匆匆離去。
看看錶，這次「特需專家門診」總計不過三分鐘！
醫生對病人的影響是迅速和壓倒性的，特別是那些擁有專家頭銜、每次收取高額門診掛號費的醫生。病人本能地想從他們那裡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他們的話總是讓病人感到絕望，好像經歷了一次粗魯的精神鞭撻。更值得回味的是，在遭受了這一切之後，病人和他們的家人依然把自己的信任、希望和金錢傾注在這些專家身上。
妹妹是醫生，對腫瘤這種疾病有足夠的理解和心理準備。但也正因為她是醫生，才會對一個醫生如此潦草、輕率和自以為是的診斷過程感到震驚和難以置信。
「中國醫生怎麼會這樣啊？中國醫生怎麼會這樣啊？」她一見到我就不住地感嘆。
我聽著她們的敘述，很快明白了問題的焦點。原來國外的專家很認真地對待膠片影像，同時更認真地對待病人的症狀；中國的這位專家很草率地對待膠片，同時更草率地對待病人。他只相信自己。我對中國醫生的職業德行多少有些瞭解，早已見怪不怪。可是妹妹久居國外，多年耳濡目染，腦子裡全是西方醫療機構的形象和那些外國醫生的行醫風範。她在國內做醫生還是20多年前的事，腦子裡面也只有那個時代的記憶。「我記得，那時候國內的醫生不是這樣啊。」她滿臉迷惑不解地說。她的確不知道如今中國醫生的職業精神已是另一番景象，更無從設想普通中國人的求醫會是怎樣一番艱難歷程。不久前我的那一番遭遇——也是這家醫院，也是神經外科，也是一位掛著「主任」頭銜的專家，也是幾百元掛號費的「特需門診」——實在是異曲同工。
從理智上說，我知道只憑一兩個醫生，就來抱怨「中國醫生」，是有以偏概全之嫌的。但是從我求醫問診的經歷來看，一個沒有任何權力、金錢或者特殊因緣的病人，在大多數情形下都會有類似遭遇。如果真像醫生們說的，樂觀積極的精神是戰勝癌症的重要力量，那麼我可以肯定，很多醫生的表現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讓病人絕望。
當我寫下這段文字時，曉東特別緊張。有好幾天，她不斷地表現出任何一個妻子都會有的憂慮。她提醒我：
「你不打算再去這家醫院看病啦？」
「有朝一日真要做開顱手術，你不打算請這位大專家操刀啦？」
「是的！」我每一次都回答，「是的！」
我聲若遊絲，氣力不足，但態度堅決。自從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輕率和如此自以為是地面對病人的那一刻，我就不再信任他。由於職業的關係，我接觸過不少成功者和失敗者，也和相當多由成功走向失敗的人打過交道。在我的經驗中，輕率、傲慢和自以為是，是導致一個成功者犯錯誤最重要的原因。越是絕頂聰明、功成名就之人，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這樣的醫生手裡，我不覺得是個明智的選擇。
醫生怎樣對待不懂的東西
沒有人可以無所不知，就算最權威、最有學識的專家也是如此。讓我意外的是，大多數醫生竟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來對待自己不懂的東西。他們也許覺得，對病人承認自己不懂，是一件丟臉的事！
有了如此一番經歷之後，妹妹忽然銷聲匿跡。那天下午她沒來看我，晚上也沒有來。到了午夜，她忽然打來電話，口氣異常興奮。她說，我腦子裡的病灶和肺部病變很可能沒有關聯。
「就算它是腫瘤，也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她在電話那頭信心十足地說。
她的依據正是我的最新一次「波譜掃描」。
我們是在兩天前拿到這個檢查報告的。那上面寫著：「左側橋臂病灶mrs示代謝略高，naa/cho值小於2.0，乳酸峰導置。」
報告上要是像先前那樣寫個「佔位」「結節」或者「增厚」，我還能明白其中含義，可現在這一串字元太深奧，我怎麼也搞不懂。當初上海華山醫院的周良輔教授建議我做這項檢查時，曾很認真地解釋了這項檢查的必要，所以兩天來曉東拿著這堆膠片踏上新一輪求醫之路，希望真能有所收穫，不料北京的醫生們對它並不在意。他們中的多數人甚至連看也不看。
我們又驚訝又奇怪，不明白醫生們為什麼對這個新的檢查結果如此冷淡。直到北京醫院的李金大夫對我承認了一個事實：「真對不起，我還看不懂它。這是個新技術，引入中國的時間不長。」
她的語氣充滿真誠和歉疚，讓我感動之餘又恍然大悟，終於明白原來專家們也有不懂的東西。我忽然意識到，那些醫生的冷漠，也許不是因為這一檢查結果無足輕重，而是因為他們不懂。
我對發現這一點並不感到意外，因為沒有人可以無所不知，就算最權威、最有學識的專家也是如此。我看到了善於學習新事物的醫生，比如周良輔大夫；也看到了勇於承認自己有所不知的醫生，比如李金大夫。可惜這樣的醫生並不多。讓我意外的是，大多數醫生竟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來對待自己不懂的東西。他們不能持續地學習新知識，以彌補自己的不足，甚至不願承認自己也有不懂的東西。他們也許覺得，對病人承認自己不懂，是一件丟臉的事！
後來的事情證明，這恰恰是我的疾病診斷過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
妹妹來到北京後拿到這些腦片。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京城最大的新華書店，買來一本專門論述「波譜掃描」技術的書。一個上午的求醫經歷讓她失望，現在她決定依靠自己。整個下午和晚上，她都在閱讀這本書。書比磚頭還厚，很難讀，但她很快弄懂了其中要害。她把我的腦片一一展開，攤在床上，仔細比照，結果發現，這項檢查還真的有助於判斷顱內病灶的性質，就像周良輔教授說的一樣。
那天午夜，在經過八個小時的研究之後，她得出了自己的結論。
「所有的徵兆都在顯示，良性的可能性大。」她在電話裡對我說，「對，所有的。」
這結論和國內醫學專家們的診斷是如此不同，指著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
「你相信誰呢？」曉東問我。
「當然相信我妹妹。」我回答。
「你不會是隻想聽好話吧？」曉東再問。她在過去的兩週裡被那些專家給嚇壞了，對這突如其來的樂觀訊息一下子還無法適應。
「不！」我說。
我接著述說我的理由：我不懂醫，但我瞭解妹妹。就像我在前面說過的，她在腦神經醫學領域裡不是行家，但她是個糖尿病方面的專家。最重要的，她是一個肯接受新事物和善於學習的人。過去20多年，她以治學嚴謹和卓有成效在全世界的同行中獲得了尊重。她可能會因為無力解決一個問題而茫然無奈，但她絕不會因為自以為是而導致一個錯誤結論。還有更重要的，她是我妹妹。她在這件事上投入的不僅是智慧和專業學識，還有感情和責任心。那些專家行醫只不過投入了他們的時間——短暫的、以金錢來計算的時間，而妹妹投入的是全部心血。她也有可能犯錯誤，但她犯錯誤的機率一定要比那些專家小得多。
次日清晨，這姑嫂二人再次走出家門尋訪名醫。妹妹揣著她的研究結果，滿懷虔誠和信心。開始的時候，她態度謙恭，用一種求教的口吻說出自己的看法。但在看到專家們的不屑一顧時，她強硬起來，依仗著剛剛學來的新知識一個接一個地提出質疑。
然而專家們照樣態度消極。悲觀的看法仍然佔據壓倒性的優勢。他們堅持自己的結論：良性的可能性很小。對於妹妹的質疑，他們不是根本不聽，就是搪塞了事。這也難怪，職業習慣始終在暗示他們，在自己的圈子裡，只有他們自己才擁有不可動搖的權威，病人和病人家屬都沒有發表意見的資格，只有俯首帖耳的份兒。他們知道面前這個人也是醫學專家，但當他們聽說她的專業是「糖尿病」時，就居高臨下地一笑了之。很顯然，她根本不具有挑戰他們的資格，所以她的意見無須考慮。
終於有一天，北京醫院的一位醫生覺察到一點什麼。此人是個神經外科的專家，經驗豐富，面相和善，機智豁達，頗有幾分「老北京」的範兒，也是我們見到的唯一能夠用一種幽默方式表達悲觀看法的醫生。聽他的會診就像是在聽一位老朋友的神聊。
「第一考慮是膠質瘤。」他這樣說。
「第二呢？」妹妹問。
「第二？」他眯起眼睛，又傾身向前，把目光轉到膠片上重新掃視一遍，「第二？我還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知道，膠質瘤就是惡性腫瘤的一種，所以他其實是在表達一個最悲觀的結論。妹妹顯然不能接受這個結論。她用手指著膠片上黑白相間的曲線，話裡帶著明顯的挑戰：
「看這裡！這說明什麼？」
「看這裡！這是怎麼回事？」
醫生張張嘴沒說話。他看看面前這個人，滿臉驚訝，驚訝於這個人如此執著，而且竟能提出一連串他沒有辦法解釋的問題。
「你是不是在考我啊？」他的臉上再一次湧現善意的幽默，「這樣吧，日後病人的情況如果真的證明我錯了，你一定要告訴我。」
希望在我們自己手裡
大多數癌症病人，還有他們的親人們，從一開始就放棄了自己的判斷力和選擇權。他們盲目地跟隨著醫生的指揮棒，醫生說什麼就信什麼，結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條錯誤道路。
給自己一個選擇的機會。在接下來的一週裡，我忽然意識到，這一點是我成功獲救最重要的環節。
我這樣說，有個原因：大多數癌症病人，還有他們的親人們，從一開始就放棄了自己的判斷力和選擇權。他們盲目地跟隨著醫生的指揮棒，醫生說什麼就信什麼，結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條錯誤道路。
醫生們一定不會同意這種說法。他們會說，醫生的每個治療方案都是經過病人同意的，沒有誰強迫你吃下任何一味藥。如果醫生認為你需要手術，他們就會對你詳細描述手術檯上的種種危險，還要徵得你的簽名。醫生們也許相信，這就是讓病人行使自己的選擇權。可實際情況不是這麼簡單。由於對癌症的無知，更由於對癌症的恐懼，病人通常已經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病人家屬則更加情緒化。由於對親人的愛，也由於「不惜一切代價」「竭盡全力」之類的信念，他們急切地選擇所謂最好的治療。絕大多數人都相信，最昂貴的藥一定是最好的藥，醫生提出的治療辦法一定是最必要也最恰當的辦法。即使有人心存疑慮，面對醫生的權威和死亡的威脅，又能如何？
妹妹和專家們又有過幾次論辯，可惜沒人認真理睬她。我們依然被一個接一個的壞訊息籠罩著，而所有壞訊息中最壞的一個來自醫生對手術的預期：為了避免手術傷及腦幹神經而使我當場死在手術檯上，只能切除顱內腫塊大約三分之二的部分。要對付剩餘的腫瘤，就只能靠化療和放療了。
現在到了我生病以來最難熬的時刻，也是最難過的關口：我們必須決定，要不要走醫生給我們指明的路。
哥哥也從美國趕回來了，和妹妹前後腳來到我的床前。為了不讓我過分緊張，他告訴我，他是出差回國，順便才來看我。可我心裡明白，他是專程趕來的。我們兄弟姐妹從小到大心心相印，後來妹妹定居歐洲，哥哥定居美國，我做了記者終年周遊世界。彼此天各一方，聚少離多，也很少通訊，但是隻要知道彼此「好好的在那裡」，就會心中坦然。如今，兄妹三人竟是在這樣一種局面中重逢。
「其實不用回來，還沒到非回來不可的時候呢。」我嘴上這樣說，心裡還是特別高興。被親情包圍的感覺真的很好。它讓人在危難和絕望之中感覺到踏實，感覺到溫暖。
北京的早春依然寒冷。哥哥提議陪我到樓下走一走。我知道，他是希望我此時能有一種更加積極的心態。家裡氣氛過於消沉陰鬱，出去透透氣也許能夠感覺好些。於是我被他攙扶著下了樓。
走出大門，北風迎面撲來，打在臉上有如鞭笞。我哆嗦一下，有點畏縮。
「沒事兒的。」他鼓勵我繼續前行，「讓人感冒的不是冷風，是病毒。」